奔袭罗田，歼灭守敌一部，缴获银元六七千元，另有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转移途中，我们通讯排赶着几十匹骡子，浩浩荡荡地前进。
郝集擒敌
敌人妄图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制订了所谓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调遣了七十多个团的兵力，划区“驻剿”。
八月间，我军在鄂东地区活动，不断遭到敌人的合围和追击。考虑不利于在这一带继续活动，决定再次转向皖西。这天，部队经西界岭，越过毛坦厂，到达六安苏家埠西南的郝集。
郝集一带，是我的家乡，过去是苏区。敌人四次“围剿”后，把它糟踏得不象样子。我们见到那荒芜、凄凉的景象，心中都不是滋味，恨不能将敌人杀个落花流水，以解心头之恨。
这天下午五时光景，敌刘镇华的十一路军警备旅出动，寻找红军和零散的游击队作战，在郝集附近，跟我二二五团前哨部队遭遇了。据侦察，敌人共有两个团兵力，武器装备齐全，正向郝集方向运动。于是，军首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立刻命令二二三团占领有利地形，二二五团向后撤退，牵着敌人的鼻子，进入我军伏击圈。凶残而愚蠢的敌人，妄图消灭红军部队，大队人马猛扑过来，一下陷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在一片震耳的枪声中，二二三团、手枪团一阵冲杀，敌人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是由遭遇转为诱伏的。红军战士在武器装备远比敌人低劣的情况下，以一当十，勇敢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击败了敌人。俘敌四百余人，击毙击伤敌人百余人，缴获枪三百多校以及大批军需品。被打散的敌人，象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向北逃跑了。
当时我在军部交通队当通讯员，战斗打响后，正从二二三团送信回来，路上抓到了一个俘虏，还得到一张指挥地图。回到军部，我先把俘虏押往交通队，然后把地图交给军政委。
军政委高兴地说：“这比缴获敌人一门大炮都好，我们正缺这个东西哩。”接着又问，“你抓的那个俘虏呢？是不是个当官的？”
“押在交通队，是个白面书生，不象当兵的。”我答道。
“快去把他押来！”
我把俘虏押来了。一进门，那个家伙浑身打颤颤，是个胆小鬼。
在军政委盘问下，他先是说在连里当文书，后来才供出是旅部参谋，副旅长的随从。
“那你们副旅长呢？”军政委问。
“在突围的半路上，就被你们红军打死了。我一个跑到路边树丛里躲藏，不想你们那位小同志见了，就……”这个副旅长的随从，说着低下了头。看着他那脓包的样子，我心里直发笑。
“把你知道的情况谈一谈吧。”政委一边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一边示意我到伙房弄点吃的，款待这个“高级”俘虏。
后来我们知道，军政委从这个俘虏身上获得了敌人方面的许多情况，知道敌人要进一步加强封锁，实行有计划搜山，向苏区军民发动新的攻势。
黄昏时分，部队下山做饭，晚上就地宿营。军政委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家不就在苏家埠吗？想不想去家看看？”
我很想回家看一看。敌人四次“围剿”后，家乡已被占领，地主、民团象虎狼般地欺压人民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我家中有父亲和一个弟弟，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心中常常惦记，可是现在怕不是时候。
军政委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总有一天，咱们胜利了，就能在人民的土地上，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咱们就得好好干！”
“是啊，我一定要好好干，非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全国不可！非要革命到底不可！”我在心里宣誓。这一夜，怀念、感慨、兴奋一齐在我的心中翻腾着，久久不能入睡。
奔袭太湖
那是在郝集战斗不久的一天，部队刚刚在一个地方住下，我从外面回来，经过首长的屋子，就听到吴焕先政委的声音：“英山是不能打了，咱们另想办法。”
“我们到太湖去！”这是徐海东军长的声音。接着屋里一片沉默，然后是一阵细语，首长们象是研究着什么事情。不一会，听到徐军长喊传令兵，我赶紧走进屋子。首长说：“通知各团，立刻做饭，吃罢饭就行动。”
当天晚上，部队行军九十里，隐蔽地进到太湖面北的回龙湾。第二天部队又来了一个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拂晓前赶到了太湖县的郊区。后来，我们才知道，部队进至英山城下，发现城内驻有重兵，设防严密，强攻城池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这才有放弃攻打英山、奔袭太湖之举。太湖是敌人后方，防守比较薄弱，而且那一带物资比较丰富，可以解决部队的供需。
在离太湖七、八里的山边上，我们看到河东有三盏大气灯，通光明亮，远远望去，人影摇动，这是敌人在赶修防御工事。我们加快脚步，悄悄前进，队伍中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就是从后边传来的口令：“跟上队伍，不要掉队！”一会儿就把汽灯甩在后边了。部队翻过了一座山，看见山岗下边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有大大小小的亮光在闪烁着。我们知道，攻击的目标已经摆在眼前了。
“传令兵！”一听吴焕先政委的叫喊，我们交通队的几个战士立刻齐声答应。军政委说：“快告诉徐军长，占领东门以后，烧一堆火作讯号。”
这时候，二二三团快步前进，从县城的西南方分两路奔向西关和南关。一会儿攻城的号音响了。战士们象离弦的箭，向城墙冲上去，搭人梯，套绳索，有的还立起大圆木作爬杆。守城的敌人，约有一干多人，见红军爬上城墙，慌忙向城里逃窜。
东城门上的火堆燃烧起来了！一阵呐喊，战士们向街中心冲去。这次大家有了经验，一面冲一面搜索，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十字街头。太湖城内，一片欢腾。
红军的远程奔袭，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敌人还闹不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就作了俘虏。伪县长和秘书长被红军从柴禾堆里掏出来，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我们几个通讯员，随军政委从南门进城。一进城，军政委就要找县政府，走不多远听到一座小楼里有电话铃声，用手电筒一照，是县电话局，里边还亮着灯。考虑到里面有敌人顽抗，我们先用枪打灭灯光，然后搭人梯翻过高墙入屋，打开大门。军政委走上楼拿起电话筒，和周围的县城通起话来了。
“喂！我要罗田！罗田吗？我是太湖，我是太湖！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你们快来援助。”政委故意发出惊慌的语调。对方的回答是，他们那里也很紧张，已经自顾不暇了。政委又向黄梅、宿松、潜山等县打了电话，回答都是大同小异，不是说长官不在，就是推托无人。政委打了好一阵电话后，露出笑容，风趣地说：“他们都不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天再说吧！”
战斗结束后，部队打开敌人的全部仓库，缴获了大批棉布，使每个指战员得到一套夹衣料子。经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我们都穿上了新装，黑的、蓝的，卡叽的、斜纹的，形形色色，一派簇新，显得格外精神。我们还在太湖城内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对周围的几个县影响很大，一些群众都自动开展抗捐、抗税和分粮的斗争。到十月间，我军在英山、太湖交界地方，建立了一块纵横三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 徐文伯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不锈钢壳的怀表。这块表，看上去平平常常，谁知道它却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情厚谊，并铭记着我父亲徐海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还得从瞿秋白同志谈起。
那是一九二○年冬天，瞿秋白同志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坐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很大的困难。为了响应苏联政府收集金物的号召，瞿秋白同志主动把自己的一块金亮怀表交给苏联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就回赠他这块钢质怀表，作为纪念。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将这块怀表转赠给共同反对过立三左倾错误的老战友沈泽民同志。
一九三一年，沈泽民同志带着这块表到鄂豫皖边区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我父亲任军长。沈泽民同志留下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我父亲和沈泽民同志同心协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三年，沈泽民同志将此表又转赠给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就带着这块表，指挥红二十五军，同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沈泽民同志在鄂东不幸病逝。从此这块表便又成为我父亲纪念沈泽民同志的珍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同吴焕先等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我父亲又带着这块表，和刘志丹同志共同指挥劳山战役，全歼了东北军一一○师；接着又指挥红十五军团打下了榆林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率领红十五军团参加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就将这块珍贵的怀表奉赠给由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合编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此后，彭伯伯又带着它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一九四六年，杨之华妈妈（瞿秋白同志的夫人）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彭伯伯为了安慰杨妈妈，就将这块饱经风雨烽烟、辗转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送还给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妈妈为了纪念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同志们，为了让后代学习党的好传统、好作风，遂将这块怀表捐献了出来。
跟海东同志在一起 詹广华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按照师部布置，我们营开到双河二区，保卫秋收。一边帮助农民秋收，一边整训部队，准备打仗。七八天后，北边有不少农民“跑反”过来，说戴民权的队伍又来了。我们原来也曾有所估计，上次，戴民权刚一露头，就被我们打了回去，肯定是不死心的。这一次进犯，可能是更加疯狂，我们便作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在构杞岭的九曲湾一带，和敌人交了火后，我们就撤到冯家祠堂，待机歼敌。
这时，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派人前来跟我们联系。朱营长让我去迎接徐海东同志。在这以前我听过他几次讲话，知道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人称“徐老虎”。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喊他“海东哥”。就在孙家大湾，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
一见面，徐海东同志就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你不是姓詹吗？”
“是呀，我叫詹广华。”
“你怎么在这里呢？”
“从部队下来了，现在游击师战斗营。”
徐师长叫我坐下，并倒了一杯热茶，递到我手上。他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向徐海东同志汇报了敌情，并说明来犯之敌是戴民权。
徐海东同志笑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是戴民权？”
我说：“戴民权靠手枪队装璜门面，他只要一打仗，就先打盒子枪。”
徐海东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你们对敌人的特点摸得很准哩！”
我接着又汇报了以前我们打过戴民权一次，昨天又和他交了一火的情况。
徐海东说：“你们长时间游击在这里，地理环境熟悉，群众关系很好，这是克敌制胜的好条件呀！”
我笑着说：“我们战斗经验少，请首长多多指教！”
他接着说：“别客气，互相配合，战胜敌人！”徐海东同志叫我们配合二二○团一营作战，并让张营长和我们见了面。接受战斗任务后，我们便同时出发了。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到敌人后方，截击敌人的退路。
徐海东同志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双河庙东北方的孙家祠，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一进入徐海东同志布下的罗网时，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戴民权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正东张西望，我们的一位战士枪法真好，“叭”的一枪，打掉了戴民权的一只耳朵。戴狗子吓得“嗷嗷”直叫，两个马夫慌忙架着他，狼狈地逃跑了。
戴民权一逃跑，兵败如山倒。这时，我们担负截击的两个营，立刻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冲锋号吹得越发响亮，战士们的斗志更旺，个个勇猛地射杀逃敌。敌人垂死挣扎，格外疯狂。激战中，朱营长负伤了，被救下来；我带领部队冲上去，也负伤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胜利地结束。俘虏敌人六百多名，缴获步枪一百八十多枝，盒子枪二十多架，轻机枪两挺，手提式两架。这些战利品，徐海东同志都亲自交给我们战斗营，作为对地方部队的支持。
我第二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时，向他汇报了另一个情况。在全军庙附近，有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山下是通往河南的一条要道。敌人发现我们有往北进展的动向，就在这里据守山头，卡住道口，在小山包的三面架设了机枪，布置成一个三角形的火力网，妄图阻止我们的行动。徐海东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果断的决定拔掉敌人这个据点，并作了战斗布置：下午五时开始进攻，天黑之前拿掉它！他自己带领二二三团的一个营钳制敌人的左翼。由我带领一个营，攻击敌人的右翼。我们彼此呼应，互相掩护，共同歼灭敌人。
一切部署停当，只等下午五时的到来。我的眼睛紧盯着手中的老怀表，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每个战士也都充满了紧张和兴奋。突然，徐海东那边的冲锋号响了，我们这边也同时发起了冲锋。敌人发现了我们，便用机枪疯狂地扫射，阻止我们靠近小山包。这时，徐海东同志亲自上阵，带领一个连，用二十多枝步枪，摆成一个“出”字形，上下两排同时射击，集中火力，打哑了敌人的四挺机枪。当敌人的机枪一停，我带领的这一营，一声呐喊冲了上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接应我们。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以两个营的兵力，打垮了多于我们几倍的敌人，拔掉了据点，取得了胜利。黄昏时分，夕阳的金辉洒满了群山。我和徐海东同志跃马扬鞭，一路谈笑着，回到了宿营地。
在这两次激战中，我亲眼看到，徐海东同志既是出色的指挥员，又是勇猛的战斗员，真不愧是我军一位优秀的将领！
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转移了。此后，我们又南下到金家寨东南的燕子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分粮斗争。接着又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葛藤山反击战的胜利。在这同时，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活跃，到处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势力，破坏敌军交通，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根据斗争需要，不久，我们离开了二路游击师，编入了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秋，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北上抗日。
杰出将领 模范一兵 ——悼海东同志 家维栻
敬爱的海东同志！你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十年了。抚今追昔，崇敬、激奋、感慨、悲愤，齐集心头。
你是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危急关头，你力挽狂澜；激战时刻，你身先士卒；艰难岁月，你茹辛含苦；展望胜利，你以做“有用公民”为荣；重病在榻，你以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不安。你的业绩，你的品德，融和着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
一九三二年秋，我有幸认识你，并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候，斗争极其复杂，环境极其险恶，生活极其艰苦。但是，你为党为人民总是抱着必胜信心，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信仰坚定、万死不辞、万难不却的高风亮节。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兵力向我大举进犯，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只剩下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的狭小区域。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你毫无畏惧，率领部队同强大的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郭家河战斗，你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准确地判断了敌我态势，抓住战机，坚决果断，一举歼敌三千人，赢得了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
一九三四年三月，你率领两千兵力，对付十个师近十万敌人，葛藤山一仗，歼敌一千多，活捉敌代理师长柳树春。就这样，你挥戈驰骋，以弱对强，奋战两年，扭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局。七月，我军转移到白鸭山一带，敌人五个师分四路向我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你奋勇当先，机动灵活，在长岭岗指挥部队，出敌不意，歼灭了敌东北军一一五师，从而击破合围，给“围剿”的敌人当头一棒。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时，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天上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处境十分险恶。你却临危自若，料敌挥兵，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接着，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你和子华、焕先同志毅然率领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根据地，进行长征。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这是关系到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你作为军首长，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亲自带领部队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部队因而越战越勇，终于打垮了敌人，从绝境中转危为安。尔后，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接着，攻坚克险，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部队。然后继续长征，西进甘肃，北越西兰公路，再转甘肃东部，经过一系列激烈战斗，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立即投入反“围剿”战斗，连战皆捷，特别是劳山和榆林桥两仗，给进犯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你率领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一举歼敌，为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在抗日战争中，你指挥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你率部深入华北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又奉命奔赴华中前线，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重创日军，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取得了我军在皖东反“扫荡”的首次重大胜利。
胜利，是用血换来的。你，作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的高级将领，身先士卒，九次负伤：两条腿、两只胳膊，胸口、肩膀、臀部，伤痕累累，有一颗子弹甚至从你的眼下穿过脑袋从耳后穿出。你的血，和战士的血流在一起，和人民的血流在一起，染红了“八一”军旗，染红了五星国旗，你是英雄，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胜利，也是用艰苦卓绝换来的。在那饥无粮、住无房的艰难岁月，深山荒野里露营有你；寒风冷雨中憩息有你；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有你；行军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有你；宿营烧洗脚水、打草鞋也有你。在独树镇战斗突出敌人重围时，你还忍受极度的饥饿疲劳，顶着寒风冷雨，亲自抬担架、运伤员。你真不愧是“杰出将领、模范一兵！”
身先士卒，你为革命立下大功；茹辛含苦，你为人民立下大劳。可是，当有人夸奖你的功劳时，你总是说：“打胜仗，不是靠某一个指挥员个人，主要靠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你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窑工。”一九三六年，你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自己的身世，讲自己的作为，朗朗地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一个气吞山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胜利后却想的是要做一个“有用的公民”，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怎样的道德品质？可是，伤病交加，夺去了你那可贵的革命活力，不等胜利，你就卧床不起。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就为你手书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领袖的关怀，你当作前进的力量，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果然，你在重病中还时刻关心战场，关心胜利，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多次抱病指挥部队打仗。全国解放后，你该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了吧，可我多次去看你，总是看到你的病床上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学习不停，工作不息；见了我，也总是问情况、谈工作。你是个靠输氧气生存的人啊！一九六○年，你身体稍好，就亲自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召集我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到一九六二年军史编写出来时，你已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可是想不到，你这样一个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呕心沥血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林彪、“四人帮”竟以莫须有罪名，置之于死地。但是，你坚信党、坚信毛主席，坚持真理，坚持斗争。我每当想到你这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心情总是痛切而悲愤！崇敬而奋发！
寒冬过后春光好。海东同志，你若在天有灵，就会看到：那血染的军旗，那血染的国旗，如今是更鲜艳了；红旗指引，举国军民开始了新的长征。我，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定以你为榜样，在新的征途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永平会师 霍春华
一九三五年九月的一天早上，雾特别大，相隔十来步远就看不见人。但是，永平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水平镇的河道上。因为今天，经过长途跋涉，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无数艰险困难，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就要和我们陕北红军会师了。
一会儿，太阳渐渐升起来，浓雾消散。我站在高坡上一望，十多里长的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欢迎的人群。人群中，有红军部队，有“红大”学员、赤卫队员，也有妇女会员、少共团员、政府的干部、学校的学生和当地的老乡。三、四道大彩门，矗立在道路中间。山沟和大路两旁的岩石上、树干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边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消灭晋军！消灭高桂滋！”“配合老大哥扩大苏区！”“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河沟草地上，许多孩子们，在吹着小笛儿，用尖溜溜的小嗓子唱着：
打倒豪绅地主哟，打倒反动派，
男女都平等哟，人人闹革命，
大人娃娃一条心，革命早成功……
歌声、笛声，合着人们的笑声，荡漾在晴朗的天空。
一会，一位指挥员，骑着一匹枣红马，来到部队前面。他勒住马向大家问道：“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道：“准备好了！”他又继续说道：“红二十五军爬山涉水，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咱们陕北，马上就要和我们会师了！招待客人，本来应当拿出很多礼物，可咱们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又受着敌人的封锁，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都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一定要热情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正说着，后沟里跑来两匹战马，队伍里马上吵吵嚷嚷地议论起来：“交通员回来了！”“一定是红二十五军来到了！”……果然两个交通员在马上气喘吁吁地大声向指挥员报告说：“红二十五军到了！正在前边庄上整理队伍。”指挥员听了，两腿紧夹马肚，调回马头，打了一个响鞭，喊了声“老大哥来了！准备欢迎！”带着两个交通员便奔向前庄去了。
队伍里顿时热闹起来，“立正！”“立正！”“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口令声此起彼伏。
庄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边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立刻，河道里也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鼓响，也扛着锄头跑来了。
徐海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的军帽上，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笑着挥手向我们问候。紧跟在首长们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边是手枪团。手枪团大多数同志都穿着黑军装，腰里缠着“九龙袋”，每人背着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身后还斜插着一把大刀。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整齐地走了过来。我们一个劲地喊口号、唱歌，他们一个个精神奕奕，笑容满面，也唱着歌来回答我们。手枪团的后面是八十来个人组成的司号连，洋号洋鼓吹打得哇哇响。再后面是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宣传员，没有化妆就又唱又舞地走了过去。
在一些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去以后，战斗部队过来了。先是二二三团。嗬！一个连就有五挺轻机枪，每个营还有六挺重机枪。步兵分成三路纵队行进，都扛着清一色的马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挑夫，竹扁担颤悠悠地闪动着。他们照样唱歌、喊口号，有时趁着换肩的机会，还连连朝我们招手。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称赞着。特别是对他们的武器装备，更感兴趣。凑巧这时二二三团刚刚走完，后边部队还没有来到，一个戴红臂章的通讯员走了过来。我们一下把他包围起来。有人问：“你们那一色的马步枪，都是咱红军工厂自己造的吧？”通讯员指着我们一些赤卫军背的红缨枪回答说：“不是的，我们原来扛的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大家一听，便纷纷谈论起应该学习老大哥的艰苦、勇敢精神。谈着谈着，后面的部队又上来了。我们这才放走了通信员，又欢迎起后面的部队。
一直把红二十五军的同志送到了“红大”休息，欢迎的人们才各自回家去。路上，我激动地想：高桂滋、阎锡山还梦想三个月消灭我们，哼！等着瞧吧！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大了，还不知道谁消灭谁呢？回到驻地，同志们也都顾不得吃饭，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这个说：“嘿，咱们老大哥的武器比‘大红鞋姑娘队’①[敌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士兵很怕冷，都用红布做棉鞋，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是“大红鞋姑娘队”。]的武器还要强好几倍。”那个说：“比间老西（阎锡山）的武器也强呵！”说得大家都高兴地哄笑起来。
过了两天，我们跟红二十五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也把老大娘、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问他们。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柴、打水，妇女就枪着洗衣服、补袜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丝线回赠给老乡。
参观回来的路上，一个老大娘不断地数说着：“姑娘们！小伙们！这回你们好好生产吧！‘红鞋队’、晋军，保险再不敢来苏区了。”
第四天，是正式的联欢大会。陕北的红军部队、赤卫军都赶到永乎来了。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当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红军。满场都飘荡着红旗，旗杆上的黄铜帽在太阳底下闪烁着金光，从高处望去，简直是一片旗海。两边的部队都有啦啦队，歌声和着哄笑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极了。
大会开始了，徐海东同志讲了话。他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后，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又说红二十五军不过是南方红军的一小部分，以后还要有大批红军到陕北来。另外也讲了一些沿途的战斗情况。接着是各部队和妇女会、赤卫军等团体的代表讲话。最后刘志丹同志讲话。他穿着一身灰蓝色军装，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支手枪，瘦瘦的个子，往台上一站说道：“我们陕北苏区还很年轻，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消灭我们，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金松山（敌师长）被我们消灭了，又来了个高桂滋。高桂滋吹牛三个月要征服我们，三个月早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完蛋了。现在晋军、东北军又跟上来了，可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们，而是轮到我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只要不断地壮大红军，苏区就能巩固。大家都看到了，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很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这一问台底下的老乡们轰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小伙子们，他们大声地嚷道：“我愿背！”“我愿背！”当场就有许多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
会后，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热潮，红军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久，我们便在劳山消灭了敌人的一一○师，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陕北苏区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难忘的教诲 朱治民
一九三八年，徐海东同志由于积劳成疾，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延安养病。当时我正在抗大三大队六小队当指导员。一次，我抽空去看望海东同志。我和海东同志已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一见面，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异常激动地说：“好！好！我们又见面了。”说着说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了出来。看到这情景，不是久经沙场的人，是体会不出徐海东同志这真挚的感情的！我连忙向前敬了个礼，并且劝他说：“首长有病，不能太激动，以后我经常来看你。你有事，可随时叫我。”
“不啦！不啦！”他一边打断我的话，一边认真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一定要把革命理论学到手。你知道，党中央办抗大，不容易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各地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延安来，你们可得把他们带好，办好抗大！”稍停了一下，他深情地说：“我这次有病，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我，让我静心休养，但想到许多战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我怎能躺得下呀！我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养好病，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这次见面，海东同志从全国抗战形势到个人学习，谈了许多。只是因为他身患重病，怕影响他的健康，我就急忙告辞了。但他“重返前线”，一刻不忘党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海东同志身体稍有好转，就向党中央建议，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当我听到他重返前线的消息后，就急忙赶到他那里，向他提出回前线的要求。他说：“党中央已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里十分需要干部。中央决定让我去，我考虑你们原是红二十五军的，熟悉情况，曾向总政建议派一些同志去。至于你去不去，由总政组织部决定。”
不久，总政组织部通知我和一些同志重返鄂豫皖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心里非常高兴。
八月初，我带领二十多名化装成伤愈归队的抗大学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秘密来到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九月，刘少奇同志在徐海东、曹获秋、刘瑞龙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了竹沟。一到竹沟，刘少奇同志就召集新四军留守处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他说，抗战以来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加紧反共，制造摩擦，破坏全国的抗日斗争。为了巩固和发展华中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少奇同志指示留守处人员不要留得太多，把多余的干部分到新四军五师、四支队和六支队去开辟新的工作。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徐海东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到四支队工作。当我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和海东同志决定我跟他一起工作后，心里格外高兴。在少奇同志离开竹沟之后，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于十月上旬踏上征途，直奔豫皖苏边区。
行军途中，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和几位负责同志边走边谈，调查豫皖苏风俗民情，商议今后如何开展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打算，是那样的融洽，彼此尊重，互相配合，使我深受感动。在路上，刘瑞龙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要多接近少奇同志，他平易近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提出。由于少奇同志一路上紧张地工作，运筹华中的大事，我们没有过多地打扰他。
一路上海东同志非常高兴给我们谈了好多。“哈哈，我们又回老家了！”他那爽朗的笑声饱含了他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深情厚意！他又说：“我还能干几年，跟顽固分子再打几仗！要告诉反动派，过去他们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这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共产党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他还谆谆地教导我们：“你们很年轻，正是大干的时候，不要辜负老区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的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
我们一路走着，他耐心地引导我们，教育我们。这就使我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十一月初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少奇同志和我们大家。
在新兴集，刘少奇等同志听取了彭雪枫等同志关于豫皖苏边区工作情况汇报。当彭雪枫同志谈到近一年来部队发展很快，向少奇同志要干部时，刘少奇同志指着身边的徐海东，对彭雪枫同志说：“找你们的副总指挥，请他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会后，徐海东同志对于第六支队的情况，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他考虑，六支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部队，骨干力量少，急需要干部。因此，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果断地把从留守处带来的部分干部，分配给第六支队。
在谈到我的工作时，海东同志对我说：“宋应敔同志（我原来的名子），本来我想把你带到四支队（海东同志兼四支队司令员），但情况有了变化，六支队发展快，现在有些困难，我们应该支援他们。”他还向我解释：“干部是党的，不是哪一家的，哪里需要，就应该到哪里工作！再说，彭雪枫同志是个文武双全的同志，文化水平高，打仗很勇敢，有经验，爱护干部，对干部要求严。只要你主动积极地工作，关系是能很快搞好的！”
当我谈到怕带不好队伍，打不好仗，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大声地对我说：“打仗这玩意，看起来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个大老粗，窑工出身，开始打仗我也不会。不会，学麻！多打几仗，不就会了。一个部队的作风也是如此，是打出来的。部队的作风好不好，关键时刻能不能冲得上去，主要看干部。所以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是干部带出来的。因此，我希望你，把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光荣传统，带到新的部队中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宋应敔同志，你已是一个老同志啦，我相信你一定能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做好党的工作。”在徐海东同志耐心帮助下，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不久，海东同志就与我们分手了。
事隔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徐海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应以徐海东同志为榜样，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努力工作，不断前进！海东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凛然正气 铮铮铁骨 王首道
——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同志
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敬重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共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涌现出当年在战骑嘶鸣、杀声遍野的沙场上，他挥戈跃马、英姿勃勃，如青松挺拔、巍然傲立的情景。徐海东同志含冤去世现在已经十年了，今年又正是他诞辰八十周年，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怀有强烈的愿望，要写下一点回忆来纪念他，以鞭挞林彪、江青、康生，这一伙丑类，寄托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突破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历尽种种艰难险阻，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了。
徐海东同志当时正在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听到这个莫大的喜讯，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讯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徐海东同志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清瘦的身体和战士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亟需在物质上进行补充。他马上嘱托陕北地方党和十五军团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毛泽东同志详细询问陕甘边区情况，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地方党的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一个严重的事件：
陕甘边区是当时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也和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一样，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毒害。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明路线的代表者及其在陕北的执行者戴季英等，竟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肃反扩大化的恐怖压抑边区，加上蒋介石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的乘机破坏，眼看这块革命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