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陕甘边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盼望党中央、毛主席拯救刘志丹等革命同志，挽救陕甘边区。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了忠实的陕北干部和徐海东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请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同志们放心，中央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被戴手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以免进一步恶化。
当我和刘向三等同志离开下寺湾赶赴瓦窑堡时，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代表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戴季英他们罗织的所谓“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到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们的看法，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和其他同志平了反，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了他的职。
二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向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东北军大为震惊，但蒋介石仍驱使他们加紧向边区进攻。毛泽东同志决定给予来犯之敌一个迎头痛击，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一军团迅疾隐蔽地经保安、安塞，来到（鹿卩）县西南的直罗镇，与早就集结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部队会合，布置一次歼灭战。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周思来、彭德怀周志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一次与一军团并肩作战，极为兴奋。红十五军团战士们见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一军团战友，欢欣鼓舞地高呼：“向中央红军学习！”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鹿卩）县道路上的一个较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三面环山，南北有连绵的山岭对峙，两山之间为一狭长的河谷，仅有一条可供步兵和驮马蜿蜒行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示徐海东等同志带领团以上指挥员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地形，大家众口交赞这真是一个天设的口袋阵地。于是决定把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收缩口袋，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兴高采烈进到直罗镇，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牛元峰盲目自大，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部下构筑工事，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劳累了一天，分头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出一些米、面、鸡、鸭、小猪等，高兴地吃得心满意足，便倒头呼呼大睡。
入夜后，毛泽东同志按照预定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同时急行军从隐蔽集结地连夜赶到预定阵地，将直罗镇严密包围起来。毛泽东同志向徐海东等高级指挥员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分两路杀声震天，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东北军从梦中惊醒，仓惶组织战斗，抵抗的多死于枪弹之下，不少都集体缴枪。牛部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另一团长郑维潘亦伤重而死。一○九师被压缩在两山之中的重围里，狼突豕奔，各逃生命，都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不是被俘获，即是纷纷缴枪投降。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
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官兵，逃到镇南山一高地的土围子里喘息，企图顽抗，困守待援，他万没料到援军还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当晚，牛元峰眼见援兵无望，下令向（鹿卩）县突围，自己率残部盲目向西南方逃窜。我七十五师战士紧紧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牵回来！”约摸追了四、五里。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一个参谋处长和一个随从副宫，追踪的红军已经逼近，牛元峰走投无路只好自杀。直罗镇战役即以一○九师全部被歼而告结束。
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巩固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徐海东同志在直罗镇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大功。我听他多次谈过直罗镇战役的经过，和从这次战斗中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战争战略战术的心得体会，却从不提及自己。
三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毛泽东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夜之间，我军就突破了阎锡山军的天险河防，腐败的阎锡山军望风披靡。我参加了这一行动，先在红一军团，后到红十五军团，和徐海东同志朝夕相处，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他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进逼太原，直趋晋西北；红一军团沿同蒲路东侧南下，挺进晋南地区，“各撒一网”。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下，一直打到太原近郊的晋词。
我军东征，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阎锡山进攻陕甘边区的阴谋毒计。我军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建立人民抗日救亡组织，扩大人民武装。我军的抗日行动引起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巨大恐慌，他们派遣了重兵阻止我军东进，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向我陕甘边区进攻。为了保存抗日实力，避免和优势敌人决战，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后，我军于五月回师河西。
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区，于五月中旬奉命西征。与左路军相配合，首先给予西北马鸿逵以重创，解放甘肃、宁夏广大地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当时张国焘始终不放弃他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仍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徐海东同志去迎接他，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错误立场和中央团结。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亲日派分子张牙舞爪，调动军队威胁西安，企图发动“讨伐”战争。党中央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由于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时声誉好，请求派来协助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我们从甘肃海原急行军向陕西进发。徐海东同志过去在我印象中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的上过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只是粗识文墨，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部队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与方法。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倚恃，他们极为兴奋。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地送给我们一批弹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三、四十个师分五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我们迅速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控制了商州城，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命我们立即撤退，并限定在三天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了渭水，经（分卩）州、长武，开回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冀这一军事行动，这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一九三八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派他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五
徐海东同志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贫苦家庭中，他自已也当过十一年窑工，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徐海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一生中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是我军有名的虎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徐海东同志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二十五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他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红十五军团要向红一军团学习，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加强工作，他对调来的干部都极为尊敬和团结。我在红十五军团工作时，他和我团结合作，相处亲密无间，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士兵工作、对敌军工作都做得和红一军团一个样。徐海东同志对部队各级情况都非常熟悉，他自己就是从当士兵逐级升上来的，作战时身先士卒，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深知伤病员想的什么，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协助解决各种困难，体现了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深得指战员们的信任与爱戴。
徐海东同志一心为公，严于律已，为人正派，秉性耿直，生活艰苦朴素，待人满腔热忱。一九三九年他由华北前线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正生孩子，边区物质困难，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徐海东同志自己咬紧牙关从不向组织伸手。当我得知后，代表中央照顾了他们一点急需的物品，帮他们度过了困难，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他却认为是不应享有的待遇，深感不安，他经常感叹说：“党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照顾太多了。”
徐海东同志重病三十余年，但仍然始终关心国内外大事，顽强地坚持看文件、看报纸、学习马列主义。不顾病躯，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忘我地为党工作。他从不谋取个人特权，不争个人名利得失，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争正副职，争高低，是耻辱。”一九六○年，徐海东同志在广州养病，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见他房中桌上、床上放着书籍、报纸，谈话中听他对各种问题有深辟的见解，董老欣喜地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这么多年，一点也没有落后形势。”
× ×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公然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从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徐海东同志残酷加以迫害和打击。面对这一伙反革命丑类的横行肆虐，徐海东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更加紧了对徐海东同志的残酷迫害，他们欺上瞒下，强令久病卧床的徐海东同志限期离开北京，迁往郑州，并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在食宿、医疗上采取卑鄙、毒辣的手段，必欲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徐海东同志病情迅速恶化，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终致含恨去世。这样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几十年挥戈跃马，驰骋疆场没有死；几十年与严重疾病顽强搏斗没有死，却被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迫害死了。他在生命垂危时，沉痛地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徐海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他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悍然封锁消息，妄图在人民的心目中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但是，历史总是由人民写成的，人民终于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党中央为徐海东同志革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蔑不实之祠都被推翻了。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的老军长 八一○四三部队
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红十五军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这两支红军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转战于鄂、豫、皖、陕、甘、宁、晋等省，坚持和创建了鄂豫皖、鄂豫陕、陕甘三个革命根据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进行长征，长途跋涉六千里，冲破敌人重兵的前堵后追，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接着，参加了作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在抗日战争中，我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首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歼灭日寇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平型关大战，尔后开赴晋东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转战冀鲁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我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开辟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解放了陈家港、阜宁城和淮阴、淮安等重要城镇。八年抗战，我军纵横驰骋，辗转血战，足迹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七省。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先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军，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夏、秋、冬季攻势，和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湘南、广西等战役。在零下四十度的东北奇寒中，我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炎热如火的江南平原上，我军昼夜兼程追歼逃敌，从松花江一直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南大门友谊关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打响了出国第一仗--首战云山，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号称王牌的美军骑一师第八联队，突破临津江，打过三八线，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最先解放了平壤，直取汉城。在阵地守备战中，我军攻打老秃山，创造了坑道作战的范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一九五三年我军从朝鲜回国后，一直驻守在祖国的辽东半岛，担负着保卫祖国、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任务。
回顾我军成长壮大的战斗经历，我们更加怀念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因此，我们总是习惯而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军长。
虽然，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在我们部队里，还在传诵着许许多多关于老军长徐海东同志的故事。那一件件、一桩桩生动感人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材，成为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
老军长带出过硬的战斗作风
在我们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带有神密色彩的传说：
在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时期，常常和国民党军队遭遇。敌我双方，各自占领了山头。敌人问道：
“喂！你们是哪部分的？”
“老子是红二十五军。”
“你们莫他妈的吹牛！”
这时，骑在一匹高大枣红马上的徐海东同志，叫出一个班的战士说：
“打一个排子枪给他娘的听听！”
“叭！……”十多条枪同一时间开了火，听起来是一个声响，这枪声震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枪声使红军战士斗志倍增。清脆的枪声，在静静的山谷里震荡着。敌人吓得不声不响地撤走了。
敌人如此害伯红二十五军，莫非因为这支红军的兵力超过敌人？不是。他们长征时只有三千人。难道由于这支红军的装备胜过敌人？也不是。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而红军战士手里只有大刀、梭标、手榴弹和长短枪。那么，为什么敌人闻风丧胆呢？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带出了红二十五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过得硬的战斗作风。
早在一九三三年重建红二十五军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国民党汤恩伯亲自率领他的八十九师，向红二十五军阵地猛烈进攻。徐海东同志骑着战马，冒着敌人天上飞机的扫射和地下炮火的封锁，一阵风似地飞奔到前沿阵地，大声说道：“同志们！八十九师是国民党的主力，我们一定要打胜这一仗！”说完，他跳下马来，从警卫员身上拔出一把大刀。雪亮的大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只听他粗壮的嗓门高喊：
“共产党员站出来！”
站出来的岂止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出来了，普通战士也站了出来。红军战士有的端起上好刺刀的长枪，有的紧握大刀片，一双双愤怒的眼睛里，放射着复仇的光芒。
“同志们！跟我来！”
徐海东同志带着勇士们一鼓作气地冲向敌人阵地，和敌人短兵相接地进行了殊死搏斗。顿时，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混在一起，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国民党八十九师第一线的部队被打垮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发展革命形势，进行了由皖西到鄂东的四百里战略转移。部队渡过河流，踏着山路，向西行进。这时，敌人五个“追剿”支队紧紧跟在后面追，五个师又在前面构成重重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军长徐海东同志指挥全军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部分，出敌不意地突破重重封锁线。十一月七日，部队以急袭战术将驻守在商城以南汤池的敌一○九师工兵营（四个连）歼灭，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麻城的封锁线。接着，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遇敌一○七师两个团堵击，经过激烈战斗，将敌击溃。继而，又打垮了来增援的敌一○八师先头部队，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之后，部队连夜行军，边走边打，先后穿过了敌人从双柳树至新集和潢麻公路两道封锁线，到达河南省光山县城以南的斛山寨休息。
这就是红二十五军有名的一天一夜跑了二百余里路打了三个胜仗的一段经历，后来传为佳话。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提起这段经历，都引似自豪。
部队是在八日拂晓前到达斛山寨休息的。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大家正熟睡在草堆里，不知是谁大喊：
“敌人包围上来了！”
当时，由于警戒分队过度疲劳，疏于戒备，没有及时发现敌人。紧紧尾追的敌人四个师十个团兵力，从东、南两面发动了突然袭击。
在军部住的院子里，各级指挥员都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紧张、严肃的神色。徐海东军长站在一个台阶上对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严重，处境十分危急。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两个师是国民党的东北军，武器装备比我们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已经相当疲劳。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垮敌人，突破重围。”
站在徐海东同志身旁的吴焕先政委接着对大家说：“不管怎样，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打胜这一仗。红二十五军几年来在鄂豫皖苏区建立的荣誉能不能保持，就看这一仗了。”
很快，他俩向大家部署了这次战斗的打法。
天已大亮，战斗首先在斛山寨南面的一角打响了。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来势很凶，气焰嚣张。国民党“追剿队”的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天上亲自督战。敌人凭着天上四架飞机的轰炸、扫射，和他们人多武器好的优势，一时显得非常骄横。可是，这对于经过千百次战斗锻炼的红二十五军来说，早就领教过了。在徐海东军长、吴焕先政委的指挥下，大家准备好了手榴弹，上好了刺刀，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早已由指挥员们选择好了的冲击方向，单等着军部总反击的号令了。
徐海东同志站在一座山峰上，举起望远镜，居高临下，望着我军一面面映着阳光迎风招展的军旗，终于发出了总反击药号令。立刻，红二十五军的各个阵地上吹起了响亮的冲锋号，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阵地。由于徐海东同志采用了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有利地形，从正面牵制敌军主力，集中我军主力从侧后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这样便将进攻和防御巧妙地结合起来，由被动转为主动。全军将士发扬了守得稳、攻得猛的战斗作风，终于将敌人四个师全部击溃，生俘敌四千余人。
战斗打到黄昏时分才结束。徐海东同志走到俘虏集合的地方，操着一口湖北孝感口音在讲话。俘虏们在下面悄悄地议论起来：
“喂！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呀！”
“嘿！真威风啊！”
徐海东同志向俘虏们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红军北上抗日的义举和红军的俘虏政策，并宣布全部释放他们。俘虏们说：“红军长官放了我们，回家种田去，再不替国民党卖命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当月二十六日，全军进至河南省许（昌）南（阳）公路附近的方城县独树镇。自从部队过了平汉路，由于敌人前堵后追，几乎每天前后左右都有敌人，好几天没进房子了。这一天，适逢寒潮，气温骤降，全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十分疲劳。一路之上，冷雨扑面，北风刺骨，雨伞全毁，湿衣贴身，步步艰难。很多同志的军鞋被烂泥粘掉，以致赤脚行军。这时，部队距许南公路只有五十里，过公路就可以进入伏牛山区。为了防止敌人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的余地，争取顺利通过公路，吴焕先政委和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军长率领前梯队走在前面，徐海东副军长率领后梯队拉开距离走在后面。
下午一时，前梯队到达独树镇准备通过公路的时候，不料，敌人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占领了有利地形，并做好工事。当时，天气异常寒冷，红军战士手冻僵了，拉不开枪栓。凡是铁器，手不能摸，一模就粘掉一层皮。敌人趁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包围上来，先头部队被迫后撤。形势十分危急。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对于这支刚踏上征途的红二十五军来说，不仅是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而且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在这时，政委吴焕先同志拿过警卫员手里的大刀，高呼：“同志们！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他和军长程子华同志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冲上去了，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突然，风雨中，三个骑兵通信员快马加鞭向后梯队跑去。
不一会儿，徐海东同志骑着高头大马，向前梯队飞奔而来。二二三团跑步赶了上来。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战斗。老军长高举大刀，带领战士们杀声震天地扑向敌群，拚杀起来。敌人被我军的神勇威势惊呆了，死的死，伤的伤，抵挡不住，败退下去。
部队突出重围，当天晚上，趁风雨暗夜，穿过敌人空隙，不顾饥寒劳累，绕道急行，通过了许南公路。
翌日拂晓，全军进抵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同志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奋勇当先，总是站在最前线指挥战斗，在红军队伍里是出了名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红二十五军进人陕西省的雒南县。在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第九次负了伤。那天中午，鄂豫皖省委正在开会讨论创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敌人六十师由鸡关头方问突然袭来。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面的排哨，由于过度疲累，发现敌情晚了。战斗一打响，省委立即中断了会议，军首长们跑步上了阵地。这时，敌人一个团夺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向我发起了猛攻。徐海东同志当即带领全军最能打的二二三团，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配合二二三团将敌人的进攻打退。但是，敌人又组织了疯狂的反扑。子是，全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忽然，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徐海东同志，这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大家看见他头上缠着绷带，仍然指挥战斗，受到很大的鼓舞，决心和敌人殊死决战。一个团长在和敌人拚刺中，一条腿打断了，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军部司号长下颚挂了花，不能吹号，就利用一个小土地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颗手榴弹，打退敌人几次冲击。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最后壮烈牺牲。一挺机枪在和敌人对射中，第一名射手倒下去，第二名射手接着打，第二名射手倒下去，第三名射手又接着打起来，终于把敌人火力压倒了。就是这样，经过二十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一直打到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把敌人打垮了。
这一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战。至此，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率领下，以不足三千人的力量，粉碎了二十余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长驱千余里，胜利地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移。
徐海东同志在指挥红二十五军无数次的英勇战斗中，培养了这样的战斗作风：进攻时，迅速、突然、勇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并且勇于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因而解决战斗干脆；防御时，不畏强敌，顽强抗击，能够打退敌人的连续冲击，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并适时地以守为攻，大量歼灭敌人；转移中，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且走且战，神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总之，进攻有强大的突击力，防御有坚韧的抗击力。指战员积极求战，团营连排班以至个人都能各自为战，在任何险恶和危急的情况下，拖不垮，打不烂。
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带出的这种过硬的战斗作风，在我们部队依然保持着。
老军长关心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无论条件怎样困难，环境如何恶劣，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总是非常关心下级，十分爱护部属。他和干部战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徐海东同志打起仗来，非常严厉，可是平时，却十分和蔼可亲。他虽然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指挥千军万马行军作战，但他非常接近群众，只要有空，他就坐下来和战士们下棋，讲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干部战士都很愿意接近他，有什么话愿意向他说。
那时候，不管是在鄂豫皖苏区，还是长征北上入陕，部队经常筹不到粮食，常常以野菜充饥。士兵吃野菜，徐海东同志也吃野菜。有时他亲自带着警卫员和炊事员上山采集野菜，一边采一边亲口尝一尝，把野菜采回来，他又和炊事人员一起研究，怎样做才好吃。
有时候，徐海东同志的警卫员和供给部的同志们想：首长光吃野菜怎么行，他要指挥几千人行军打仗呀！他们便悄悄地弄点好吃的东西送来，但他总是叫警卫员送到医院去给伤病员吃，或者叫供给部来人拿回去，并且严厉地说：“下次再送可不行啊！”部队偶尔筹到一些黄豆，撒在枯草之上烧，火灭了黄豆也烧熟了。徐海东同志就和大家一起，把烧糊的黄豆从草灰中一粒一粒捡起来，在手心里搓一搓，吃得大家满嘴乌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在战斗频繁、天天行军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常常爱讲这样两句话：“战斗再激烈，决不丢掉一个伤员；行军再紧张，决不丢掉一个病号。”行军路上，他发现那个病号走不动了，就跳下马来，叫病号骑上他的马往前赶路。有些同志掉了队，看见首长的马让给病号骑，非常感动。徐海东同志和他们一边走一边说些鼓励的话，很快这些同志就赶上了部队。
独树镇战斗刚刚结束，徐海东同志发现路旁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没有抬走，徐海东同志立即从马上跳下来，叫人找来一副担架，亲自把这个伤员抬到军部医院。这个伤员躺在担架上望着军首长亲自抬着自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徐海东同志第一件事总是先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那时，军部医院往往是安置在山林里，住在天然的岩洞里，伤病员就躺在铺草上。医疗条件很差，他来到这里，挨个看望每一个伤病员，问寒问暖，然后他把院长和政委找来，一起研究怎样更好地照顾好伤病员。每次战斗缴获了吃的、用的东西，他都要专门向供给部门交代：多分给连队和医院的伤病员。他说：“打仗是他们，流血牺牲也是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多分给他们一些东西，完全是应该的。”
一九三三年春天，在保卫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省委错误的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战斗开始前，徐海东同志认为兵力不足，给养困难，不能打！战斗开始十天后，全军就断粮了。起初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忍饥送些稀饭，后来因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又值青黄不接，群众自己也没有吃的了。部队只得一面调人外出筹粮，一面以野菜、树叶充饥。徐海东同志建议撤围，省委没有采纳。从五月下旬起，全军不得不经常以相当一部分兵力离开阵地，空着肚子去截敌给养。但是，粮食问题仍然末能得到解决。到六月中旬，全军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起来。
当时，徐海东同志在后方的亲人，从很远的地方给他送来了二十多个用小麦磨碎加上咸菜做的饼子，只有小碗口大，由警卫员詹大南背在身上。徐海东同志舍不得吃，一顿饭只吃一个，还常常掰一半给别的同志吃。一天，他看见两个战士饿得面黄肌瘦，躺在地上，就对跟在身边的詹大南说：
“把我的干粮给他们一人一个。”
“首长，剩下不几个了，你自己……”
“叫你给，你就给嘛！”
两个战士接过徐海东同志送给自己的饼子，捧在手里，捧了好久好久。他俩望着军首长消瘦的面孔，眼睛里涌出了泪花。
红二十五军长期在深山荒野露宿，有时搭些草棚住；有时只能在寒风冷雨中就地休息一阵，又继续行军作战；有时连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吃，忍饥作战，赤脚行军。安置在深山密林中的伤病员，处境更为艰难。没有药品治疗，用野草、树皮和南瓜瓤子敷伤口。斗争生活虽然如此艰辛，但是，由于徐海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干部关心爱护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加上生动有力的政治工作，全军上下，亲密无间，团结一致，斗志高昂。当时，部队中广泛流传着一首歌谣：
山沟野坳是我房，
野菜山果是我粮。
三天不吃饭，
照样打胜仗。
正是因为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对待自己的部下亲如手足，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关键时刻，同志们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英勇杀敌，保护首长的安全。
行军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常来轰炸、扫射，飞的很低。马伕张金山每当听见飞机的声音，就赶紧招呼：“首长，快下马，敌机来了！”等徐海东同志跳下马，张金山纵身上马，朝马屁股打一鞭子，飞一样跑出去一、二百米。等敌机走了，马（亻夫）骑马回来，徐海东同志再上马继续行军。
在一次遭遇战中，红二十五军军部被敌人包围了。眼看，敌人骑兵追上来就要抓住徐海东同志。他的马（亻夫），飞快地把马牵到他跟前，让他上了马，用马鞭子朝马屁股狠狠地抽了一下，那匹高大的枣红马，象箭似的飞了出去。徐海东同志伏在马背上，手握双枪，朝追上来的敌人骑兵左右开弓，一眨眼功夫，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那个机智勇敢的马快再也看不见了。从战争年代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徐海东同志深深地怀念着这个可敬可爱的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他和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到处托人打听那个马快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他。
老军长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在红军的历史上，红二十五军不仅英勇善战出了名，而已秋毫无犯也出了名。这是与徐海东同志对部队的长期教育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相传很早以前，红二十五军进入新区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山寨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不晓得红军究竟如何？红二十五军每走进一个山寨，人都躲了起来。有的人家为了试试红军拿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在屋子的四个墙角里放上明晃晃的银洋。部队住进了这样的人家，马上报告了徐海东同志。他亲自跑去看了看说道：“只要是红二十五军的人，谁也不许动一动！”停了一会，他又说：“这不仅是纪律，而且是一次教育。”这句话象一道命令，传遍了全军。结果，不管是机关还是连队住在这样的人家，也无论住了好久，屋子里四个墙角放的钱，没有人移动一下。部队撤离山寨后，房子的主人回来了，看到钱还是原样放着；再一看，屋子里铺过的稻草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挑满了水，院子里收拾得利利索索，于是，一家人从老到小都发出了惊喜的感叹声：
“红军！真正的红军！”
有一次，徐海东同志的马（亻夫）张金山借了老乡的一个旧瓦盆喂马。不留心，让马把瓦盆碰碎了，张金山心想：反正是个破旧的东西，碰碎了就算了。哪知道，徐海东同志却说：
“张金山，你去找事务长要钱赠老乡。”
“军长，我不知道多少钱？”
“叫事务长带你一道去赔。”
张金山和事务长一起去找到旧瓦盆的主人。老大爷不让赔，“莫说是个旧瓦盆，就是新的也用不着赔。”张金山和事务长解释说：“我们军长徐海东叫赔的。红军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就要出发了，张金山正在备马鞍子，徐海东同志走过来问：
“张金山，赔了没有？”
“赔了钱，完事了！”
“我问的不光是赔钱，还要向老乡赔不是才对哩！”
部队行军路过湖北省枣阳县一带，正是枣子、柿子成熟的季节。队伍经过枣树林和柿树林的时候，徐海东同志组织部队一边行军一边轮流在树林里站岗放哨。树林里，熟透了的枣子、柿子落在地上，干部战士没有捡的。为了不踩坏这些落地的枣子、柿子，队伍绕道而行。听说红军路过此地，群众跑出来看热闹。人们望着这情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都出来了。人们心里不好受，鼻子酸溜溜的，赞叹着红军的纪律严、作风好。队伍走出很远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目送着，直到看不见了，才默默地走回村子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