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军民关系一直很好，人民群众虽然在生活极其困难又处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拿出仅有的粮食、军鞋、袜底慰劳红军，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当响导，照料和掩护红军伤病员。红军一到，群众纷纷送茶送水，要求部队住下。部队一住下，老人就来问打仗的情况，妇女们自动帮助战士洗缝衣被。许多群众把伤病员安置在自己家里，自己唱稀粥，给伤病员吃干饭。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敌人一到，群众坚壁清野。上山入林，与敌周旋。敌人烧山毁林，群众坚持同敌人斗争。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标语口号：
树也砍不完，
根也挖不尽，
留得大山在，
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至甘肃省静宁县的兴隆镇--这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徐海东同志十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到达兴隆镇之前，全军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规定了对回民的政策：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教经典，不在回民家里吃大荤，打水要回民经手，不打回族土豪，等等。部队到达兴隆镇以后，徐海东同志督促、检查部队执行政策的情况。那天，天气晴朗，热闹非凡。部队和回民群众排着队，吹洋号，打洋鼓。徐海东等军首长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了匾额和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也捧着礼物到军部作了回拜。全军在兴隆镇住了三天，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和感动了当地人民群众。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部队离开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给红军送行。
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供给部长刘炳华是河南人，他见这一带的“狗尾巴草”长得旺盛，很高兴地叫马佚们放马，结果损坏了回民的庄稼。原来这一带的谷苗未出穗之前长得和河南的狗尾草差不多。事情传到徐海东同志那里，他立刻把刘炳华同志叫去说：
“刘炳华，你破坏了纪律！”
“首长，我叫马（亻夫）放马吃的是草呀！”
“同志，那不是你们家乡的狗尾巴草，那是回族人民的粮食嘛！”
刘炳华听了吓了一大跳。徐海东同志决定给他严重的处分。消息传出去，回族群众选派几位老人前来求情。老人们对徐海东同志说：“这位长官不晓得是庄稼，不能怪他。千万不要给他处分呀！”求了半天情，徐海东同志才说：“那就这么办，我们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还叫刘炳华带着马夫拿着粮食赔了礼，道了歉。
“红军纪律真严！”
“红军作风真好！”
这是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赞语，很快地传遍陇东。此后，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常常遇到群众成群结队相迎相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我军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我们敬爱的老前辈、老首长，我们要学习他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智勇双全、有胆有识的军事才干，学习他热爱人民、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
可是，林彪、江青、康生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然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对他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致使我们敬爱的老军长合恨去世。
如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已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法律制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他的历史功勋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永远鼓舞和鞭策我们胜利前进！
徐海东将军 周立波
在河北某县，会见了徐海东将军。这时候，他率领的部队正打退了从平山、并陉出来攻击他们的两千多敌人，他应该欢喜。可是他并不。在他欢迎宾客的象南方三月的春风一样温和的微笑里，隐约的有一抹忧愁的痕迹。我们是初见，虽然他是一个显得那么易于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开口，就问他的心事。
几年以前，他的家被毁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杀。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难受吗？这显然不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虽然是悲惨，却已经被时间和民族解放事业冲谈了他的悲伤。他有心思在这种军书旁午的紧张的时刻，突然想起了家，为它忧戚吗？这显然不是。
他曾经八次负伤，右腿上中了四弹，右臂上中了两弹，左臂上中了一弹。脱下衣裤时，浑身布满了枪弹的进口和出口的伤痕。最危险的一次是一粒子弹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打进，从左耳朵后面打出；左耳的听觉神经毁掉了。如果子弹向脑子这边稍微偏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他很幸运，逃脱了八次死的危险。但毕竟因为负伤过多，流血过多，--一个人能流多少血呢？--身体衰弱了。最近，因为在剧烈的战斗中，过度的操心和过度的奔走，他已经吐了两个礼拜的血。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感到忧伤吗？也显然不是。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是并不多加考虑的。有许多人的脑子，是生来只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许多人的脑子，却正相反，好象专为思考大家的事情而生的一样。徐是属于后一种人。徐爱延安，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友，那里的风习他很喜欢，而且在那里，有他唯一的两个家属，他的妻和小孩。这次吐血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去电请假，以他的这种情况，要得到珍爱部属的朱总司令和任强时主任的准假，是容易的。回电立即来了，同意他到延安休养，但这时他的病稍微好了一点，而军务又那么繁忙，他脱不得身，留在那里，抱着病来指挥战事。显然，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愁，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不相称的。
那末，他今天这隐约的忧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上午到夜晚，一直到由于我们的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信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流露了优愁。
这次洪子店的战事，他的部队给了敌人巨大的伤损，敌人死亡四五百。但他们花的代价也不轻，死伤近两百，而且死了一个年轻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几年历史的干部。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
用家属来形容徐的部队，是恰当的。他们上下的关心，正和兄弟的关心一样。在偶然讲到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天天有战争，他们的豫鄂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一次战斗，全军都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他自己也是用“家”这个字眼来叙述他的部队的。
在这种不只是有工作关联，也有浓厚的战友之谊的部队里，牺牲了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得力的同志的时候，那是久久不能消散的一种忧伤，一种悲痛啊！
虽然在这种情况中，徐海东同志也给了他的宾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别致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里难得的桔子，而是他的亲切的微笑和朴实的谈话。
坐在一个正月寒夜的炉火之旁的，就是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传说中，他是那末勇敢；想象里，他是应该有些粗鲁吧，事实却相反，他倒象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有浑圆的脸孔和灵活的眼睛，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象是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和一切实行家一样，他不大多说话，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的问话，他都让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回答。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们以前在五台见过，这回是第二次相见了。
让我们终止这种旁涉罢。徐海东同志是那样的寡言，也许，那一天是特别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讲多了话，头要昏的。黄克诚这样告诉了我，而这个，也是他代他回答许多问话的原因罢。
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战士的疾苦。他是这么叫个一刻不忘他的同志们的痛苦的将领。他使人感到：虽然他的家人全受了难，自己负了八次伤，最近又吐了两个礼拜的血，但这一切的不幸似乎都比不上目前他的同志们的痛苦。“在这样冷的天气，”他说，河北正月的天气常常在冰点以下二十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棉衣，还穿着单衫。我们一个连，只有两件棉大衣，是给放夜哨的哨兵交换来穿的。”
我听说，正太路南面给他们预备了一千多件大衣，但是运送的时候，需要过多的牲口，很难过铁路。他们原可以买到布，自已来做，但是没有钱。
“我们三个月没有发饷了，”徐继续说，“我们的战士，要吸一点土烟，都没有零钱。我们总是用‘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来克服一切困苦和艰难。战士们在这个口号下面，情绪都很高。洪子店的战事，我们站在有雪的山头上的同志，手冻得扳不得枪机，但还是站着，没有退一步。”
徐的部队是忍受了极大的艰苦的部队，同时也是极强韧极勇敢的部队。抗战以来，他们从雁北，从繁峙、代县，打到崞县、原平，再打到孟县，再打到河北，转战几千里，象游龙一样。在平型关，在魁关岭，在洪子店，几次打败了敌人，而他们的战士却没有零钱买一点土烟；在雪山之上截击敌人的时候，因为衣服太单薄，手竟冻得扳不得枪机。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打击敌人。“抗日高于一切”，高于一切生活的问题，高于一切个人的痛苦。
在我们来到徐的旅部的途中，遇见他的一团人，开往前线去。战士们胸前佩着一个或两个手榴弹，背着步枪和军毯，还背着一个白布口袋，装的小米，是他们四天的粮食。去吧，祖国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胜利！你们的武装不完全，口粮不丰富，但以你们的勇敢，你们是可以缴到敌人的枪械、子弹、罐头和饼干的。“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我们的粮站也是在东京。”
到夜深，徐去了。我就残烛的余光，在我的日记本子上写了下面几句话：
“二十六日晨到徐海东同志的驻地。与徐谈甚洽。他是湖北孝感的窑工，有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非常的勇敢。他的部属都信赖他，而且爱他。是稀有的工人出身的将领。有满含智慧的大眼睛和以前很结实、现在因为负伤过多而变得虚弱了的身体。他爱骑马。为了驰马，曾跌掉两颗门牙，现在补上了。
“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滹沦河畔的梨子好吃，水汪汪的，而且清甜。小花生却不行。”
有一件事我没有记在日记里，心里却还没有忘记。卡尔逊替徐拍好小照后，我们在充满阳光的田间散步。河北的西部多荒山，大概还是太行山的余脉罢。在冬天，北方的山野，只有黄色的尘沙和黄色的山地。麦子还没有长起来，点缀于田野间的唯一的青色的东西，是扁柏树。
“这地方，这一种树多。”徐说，他忽然注意了自然景色，而且由于这一注意，奇妙地联想到了人的年纪。田守尧同志的年纪他知道，他又问了我的年纪。
“你多大了？”我问他。
“三十八岁，老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奇异。
“不是事业已经开始了吗？”我老实地反问了这么一句，这无异于同意他是“老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象他这样的年纪，在我国还不算老，在别国，更有人生四十才开始的成语。使他感到老的，显然是长久的中国的苦难。多少年来，特别是现在，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他和象他一样的人们不绝地埋头在困苦艰难的斗争里，不知道昼夜，不知道休息，一旦有间歇，偶然地抬起头来，才惊讶着消逝于困难的环境之中的生命，是这样的多了，由于这个引起的超越了实际年龄的一时间的苍老的感觉，也是自然之理罢。
第二天，他要转移了，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紧紧地一度握手后，我们分路了。在他的部队的中段，他和田守尧同志并排地在马前走着。这时候，他又是一个英武的将军了，和昨天完全两样。
当我回到南边时，已经是春天了。平汉车过孝感时，我看见车窗之外，在我们的窑工的故乡，梅花已经开放了。而在他现在所在的北方，还是雪吧？凭着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还在雪中的北方的战士，祝福我们的英勇的窑工。
忆父亲徐海东在淮南 徐文伯
1956年8月底，父亲从大连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抽出开会前的空隙时间会见了我父亲。他们已有17年没见面了。父亲多么想立刻见到多年未见的毛主席呀。
当父亲见到毛主席时，即整装立正，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并向主席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毛主席满脸笑容，伸出双手同父亲紧紧相握，说：“海东同志，你好呀!”父亲激动地说：“主席，您好呀!”接着，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说：“主席，在延安您交给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感到十分惭愧。”主席笑着说：“海东同志，不是你没有完成任务，是你病了嘛!”父亲参加革命后，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他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团结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出色地完成的。为什么这次见到毛主席时，讲没有完成任务呢?事后，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回忆了这段情况：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到华中任中原局书记，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当时，毛主席找我父亲谈话，征求意见，问他是回华北工作呢还是到华中工作叹亲认为共产党员应服从党的需要，一切听从党安排。他向主席表示说：“我到哪里：正作由党决定，不管到哪里工作，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党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我父亲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
出发前，毛主席找我父亲单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指示我父亲，要他到华中的长期任务是打进大别山，把原来的鄂豫皖根据地恢复起来并要扩大，要大大地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父亲就是指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
一
1939年9月15日，父亲抱病和曹荻秋、刘瑞龙、刘彬叔叔等40多位营以上干部，随同刘少奇伯伯告别了延安，奔向华中。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加紧推行《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人员。少奇伯伯只好化名胡服，以我父亲“秘书”的身份秘密前往中原局。父亲有公开身份，穿着佩戴少将军衔的制服，以党中央派出检查新四军工作的名义前往华中。当时国民党政府给的期限是3个月。父亲深感自己任务重大，他要龙潜和许震叔叔专门负责少奇伯伯的安全，自己也左右不离少奇伯伯。在公开场合少奇伯伯是我父亲的“秘书”。像演戏一样去表演，比指挥千军万马要难得多。但在少奇伯伯的指点和同行叔叔的协助下，总算胜利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的竹沟。
父亲因一路劳累、带病行军，到了竹沟后又陪同少奇伯伯夜以继日地工作，突然发生大吐血。休息10多天仍没有好转。少奇伯伯把留守司令部军医处长钟华叔叔找来，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后，说：“你看海东同志还可以走吗？’钟华叔叔说：“从目前徐海东同志的健康状况看是可以随军行动的，但为慎重起见，我建议让他睡担架。”少奇伯伯表示同意，并说尸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海东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你们军医处一定要多照顾他。我命令同志们准备两副担架，轮流把海东同志抬着走。”少奇伯伯来到我父亲床前，父亲听说要抬着他走，急忙从床上翻身坐起，说：“我能走，可以慢慢走。”
少奇伯伯以往遇事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同我父亲交谈，这次却用命令的口气说广你病情较重，一定要睡担架。”父亲只好听从少奇伯伯的命令，被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的几十位叔叔轮流抬着，向江北指挥部迸发。在途中，父亲的病情好转时就同叔叔们一起行军，又说又笑。父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充满深情厚意。他说：“我还能干几年，跟日本鬼子和顽固派打几仗，要告诉他们，过去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他又告戒自己和叔叔们，说：“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叔叔们对我父亲讲的这些话深表赞同。
在第一次召开的新四军第4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分别了五年，现在又要在一·起战斗了。我相信在中原局和少奇同志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二
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建立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日伪军对此感到严重的不安，于1939年12月下旬，由安徽全椒、滁县等地出动2000余人，向津浦路西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之桂顽李本一部队闻讯逃跑。当时，父亲吐血不久，身体仍不好。得知这一情况，亲率第4支队在周家岗与日伪军激战，歼敌160余人，俘日军1名、伪军4名。战斗巾，国民党广西军李本一部的参谋长碰到了我父亲。他当时正为广西军不配合而逃跑在生气，因此痛斥这个参谋长贪生怕死，不抵抗，不抗日。这个参谋长不认识我父亲，态度骄横地说：“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徐海东。”这个参谋长马上一个立正，满脸陪笑地说：“报告副指挥，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不知副指挥亲临前线，实在抱歉。”父亲看到他那副奴才相，瞪了一眼、没有理他，继续率领部队冲到前面去了。周家岗一战，迫使日伪军退回原防，我第4支队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这一仗歼灭日伪军虽不算多，但它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胜利，对进一步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造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也大大鼓舞了皖东地区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
父亲还讲到一件事：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在少奇伯伯主持下开会，讨论建立新根据地问题。有一位叔叔提出从3个团各抽1个营组建一支队伍，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父亲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认为3个团各抽1个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这个意见不妥，是不懂军事的表现。因为要从3个团各抽一个营，他们互不了解，建立一支新的部队就会有很多困难，应该抽一个完整建制的部队去创造新的根据地。”讲过后，父亲意识到又失口了，不应该讲那位同志不懂军事。会后，父亲主动找少奇伯伯谈心，检查了自己在会上讲话的不合适。少奇伯伯语重心长地说广海东同志，你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直这是好的。但在工作中，多注意方式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要对方认识你的意见是对的，就要以理服人，尽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尽管你的意见是对的，但由于方式方法不好，使人接受不了，那就不容易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一种艺术，你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父亲深有感慨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你，使你心服口服，同时又使你高高兴兴地去接受。我要不是生病，在他帮助下，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水平都会得到很大提高。”
1944年，日本鬼子曾对津浦路西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当时，父亲住在离藕塘不远的窝子里养病。有的叔叔劝我父亲将我和妹妹送到农民家里“打埋伏”。父亲没有同意，说：“敌情越严重，孩子放在群众家里打埋伏就更危险，也会使群众遭殃。”罗炳辉伯伯、谭震林叔叔派了1个团来保卫父亲，由文胜生叔叔带领。当夜从窝子里转移到大贾家时，文叔叔想叫我父亲进屋休息一下。父亲睡在担架上，问了敌情和周围的环境后，命令文叔叔：“你赶快派人到后山和村口两处去侦察，然后再决定进屋不进屋休息。”侦察班的叔叔们刚出村口就同日本鬼子遭遇了，他们机警地扔出了一枚手榴弹，发出战斗警报。文叔叔指挥部队，掩护我父亲迅速离开了大贾家。父亲命令部队经珠龙桥。张八岭插入敌后，因日本鬼子到根据地“扫荡”去了，只剩卜伪军看守据点。父亲命令文副团长用话筒向伪军喊话，告诉他们两条：一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方驻地离伪军岗楼仅有几百米远，伪军摸不清我们的意图，完全遵守了这两条原则。我们在敌人后方住了10多天，父亲估计日本鬼子“扫荡”后该返回据点了，就命令部队迅速从敌后又经张八岭、珠龙桥到石灰窑宿营。第二天，文叔叔上山观察敌情，警卫员叔叔带着我一起上了山。我看到山下的村庄一片浓烟，这是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石灰窑住了3天。第三天晚上下起大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命令部队马上转移，根据敌情判断，敌人今夜可能到石灰窑来。叔叔们对我父亲的判断将信将疑，又感到这样的天气行军很不方便，便建议是否等天明再走。父亲态度很严肃地说：“部队必须马上出发，不能有半点犹豫。”我们冒着大雨离开了石灰窑。刚出村，日本鬼子就进了村。因为天黑，日本鬼子没有发现我们。父亲接着指挥部队从嘉山县附近越过津浦路，从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根据地。“扫荡”结束后，父亲又从路东回到路西的太平集。父亲指挥作战、转危为安的情况，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神话般的故事，说父亲能掐会算、声东击西、百战百胜等。
三
周家岗战斗后，父亲的病情发展了。1940年1月，在总结周家岗战斗的经验教训会议上，父亲又大吐血。在病休的日子里，他从未真正休息，只要病情好一点，就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每天看电报看文件。父亲肺部出血是老毛病了：1930年在鄂豫皖苏区时肺部受过重伤：1932年10月“东路游击”时连续23天没有休息，累得吐了血；1937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又投入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战斗，累得又吐血。这次大吐血，父亲以为和过去一样，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谁知病情一天天加重。父亲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停止呼吸就不给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他身患重病仍然忘我地工作。组织上和叔叔们要我母亲周东屏去劝父亲放下工作，安心养病。母亲话还未说两句，父亲就发了脾气，说：“东屏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他是说到做到的，也就不敢再劝父亲休息了。
l941年春，父亲肺部又在出血，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一天吐几百毫升的血，胸部肿得不能盖单被。母亲和医生叔叔用一个铁丝架置在父亲的床上，再把被盖在铁丝架上。父亲病危，后事都准备好了。由于医生叔叔们尽力抢救和父亲顽强的毅力，终于战胜了死神。华中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将父亲的病危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一封电报，由彭雪枫叔叔那里转来。电文长达数百字，充满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亲切关怀。毛主席在电报上亲笔写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父亲听了电报后激动得流出泪来。父亲党性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坚决服从、坚决照办。他坚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天是塌不下来的。父亲下决心一定要养好身体，报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父亲在淮南地区休养，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怀他的安全，曾指示新四军第2师领导人张云逸、罗炳辉伯伯，郑位三、谭震林叔叔等，要确保父亲的安全。谭震林叔叔亲自组建保卫父亲的“特2连”，抽调班排长当战士，连营干部当班排长，调团长程启文任大队长。我记得先后担任“特2连”连长和指导员的有朱文彬，刘学江、黄锦思许世和工钦、程绍平叔叔等。谭叔叔亲自向“特2连”交待任务，说尸保卫海东同志，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又对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叔叔说：“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
1941年5月，父亲住在路东根据地芦店子休养。陈毅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似久别的挚友亲热无比。父亲早就知道陈毅叔叔。1936年东征途中，在山西省大麦郊父亲陪同毛主席散步时，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大干部，很有能力，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中央苏区坐了‘冷板凳’。”所以，父亲对陈毅叔叔十分尊敬。陈毅叔叔刑‘我父亲也非常尊重和关怀。我虽然当时只有4岁多，但记得陈毅叔叔来看父亲那天刮大风，戴了一副风镜。我是一个小“土包子”，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伏在陈叔叔腿上看出了神。他就把风镜取下套在我的颈上，哈哈大笑说尸小家伙，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向陈毅叔叔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说声：“谢谢陈叔叔。”就像得了宝贝似的，连蹦带跳地跑出去了。
四
父亲为人正派，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他没有架子，一直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叔叔们在一起摸爬滚打，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所以，来自五湖四海的叔叔们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来找父亲。父亲病后，叔叔和阿姨们都非常关心他，经常来看望，给父亲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使他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在1945年津浦路西的黄瞳庙反顽战斗中，我军兵力大大超过桂顽军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打成歼灭战，只打了一个击溃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父亲非常关心战斗的进展，又从“特2连”参战返回的叔叔们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战斗结束不久，有七八位团以上的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都为此战没有打好感到难过，同时又埋怨仗没打好，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父亲非常严肃地问道：“今天来的几位同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父亲这么一问，大家全都愣了，心里都在想，首长今天怎么了她们都笑了，回答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接着说：“都是共产党员员，就好说话。”说到这里时，父亲激动起来了，他说：“你们说仗没打好，怪领导指挥不力。我认为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是轻敌，认为我们力量超过敌人几倍，可以闭着眼睛把他们消灭掉；二是互相不配合，你攻我不动，我攻你不动，结果给敌人钻了空子。这不是什么领导指挥上的问题，相反是你们不听从指挥，是失职。要处分，首先处分你们。”这些叔叔听了这番话后，都感到父亲批评得对，句句都在理。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回去后认真地检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父亲这才高兴地笑了。后来在总结这次战斗教训时，正是父亲指出的这两点主要教训。
五
父亲是窑工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尊重和重视知识分子。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老师们。我记得，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当他见到王伯伯时，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老师，您好!”1939年随少奇伯伯到江北指挥部时，父亲曾提议张劲大叔叔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有一次，宋亮叔叔来看望父亲，当时我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宋叔叔走后，父亲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在淮南，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两天学一个字也好。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去执行任务呢严他不但抓干部的学习，也同样抓战士的文化学习。他说，一个部队的战士没有文化不行，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够，必须提高文化水平，才能更好地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父亲对“特2连”叔叔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配有文化教员讲课，经常进行测验并督促学习。同时还想了很多办法，抓紧时间学习，如在行军时，每个叔叔背包后都写上一个大字，让后面叔叔认。我记得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生长在部队里，战争年代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着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
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的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半书，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海东同志，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陈星、黄苏、龙镇、李陵、方曼奇等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了两遍《红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我读这本书。《红楼梦》这本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六
父亲总是况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忠实的儿子。我记得每当春节时，无论是驻在津浦路东还是驻在津浦路西，当地群众用撑旱船、跳花鼓灯舞、踩高跷、耍龙灯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来给父亲拜年。父亲虽然病重不能起床，仍叫警卫员把他抬起来看一下，并向群众祝贺春节。1944年春节是在路西太平集过的，这时父亲病有好转，已能坐起来了。新四军第2帅第4旅连以上的干部集体向我父亲祝贺春节。年初一上午，鞭炮齐鸣、军号嘹亮，100多位叔叔走过父亲床边，向父亲行军礼。父亲满面笑容地向这些叔叔祝贺春节。这个热闹非常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1～1942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父亲对“特2连”要求很严，处处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检查，要求“特2连”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他对“特2连”的领导同志说：“要克服面临的困难，要靠我们双手开荒种地，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接着又说：“你们要开什么地方的荒地，先和群众商议一下，千万不要白占群众的耕地。”同时又说：“部队光吃菜不行，还要想办法多吃点肉和其他副食。你们可以养点猪，养点鸡和鹅，养点鱼，争取做到半月改善一次生活。”父亲特别嘱咐：‘上山打柴要注意，只能砍树枝和杂树，不能砍大树。‘接着提醒说：“一定不要同群众吵架，让群众砍近处，你们砍远处，处处要为群众着想，我们决不能砸了群众的饭碗。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特2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不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我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我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来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在淮南地区6年的经历，我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出来。父亲生前经常讲起他在淮南地区战斗和生活的情况。他一直十分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十分怀念淮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他曾打算一定要回淮南地区看看。不幸的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下，他于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郑州含恨逝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一颗赤诚的心，将永远与淮南人民连在一起。
徐海东三次“让官”记 王江涛 刘卫东
说起徐海东大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骁勇善战。十年内战中，他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的嫡系亲随，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屡屡败在他的手下。抗日战争中，他转战于江南江北，运筹于病榻之下，同样是战功卓著。但他不仅仅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位胸襟宽广、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的家乡湖北黄陂至今流传着他三次“让官”的故事。
“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1931年的春季，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并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妄图在五月底以前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在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跟随着连队一起冲杀，负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他的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随后他又被送入了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照顾他一个多月的军属陈妈妈(就是陈锡联的母亲)家，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一下子他这个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师政委说：“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那我去当副团长。”“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回到了三十八团，一板一眼地当起副团长来。与团长、政委通力配合，胜仗照样是一个接一个地打，徐海东的威名在大别山区传得更响了。
“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
1933年10月以后，由于“肃反”和王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指导，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了几个小块，敌我兵力极端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战斗生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还在出征前，部队在罗山段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时，徐海东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当。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而且他还参加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从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来说，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在学”毕业的军长强，这样二十五军就能少受些挫折、少走些弯路，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大家却不一定都能理解。一时间言论也多了起来：“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还不是被‘老三’(指肃反中被抓的所谓“‘第三党’的人)咬了的。”“不!听说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后却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性子急，又要强，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给他解释。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想一想以前我还是个窑花子呢!”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他深深意识到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徐海东变得更加成熟了!
“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心中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1940年以后，几乎就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自己并没有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
恰好，周总理来大连，又到他住的文化街75号看他。徐海东一见到总理就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窑工出身的虎将，爱他的军事才华，更欣赏他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性格，不由得紧紧握住这位老兵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给你授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同志几次“让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和共产党的襟怀。
在徐海东同志身边的日日夜夜 周尚珏 胡英波
我们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他刚从大连迁来北京，党组织分配我们负责他的健康。去前，我们得知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已有十九年卧床不起了。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见面时，出乎意料，他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十分饱满。他一见到我们，满面笑容，热情招呼，问长问短，谈笑风生，有时竟大声地笑起来！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心情顿时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