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给他检查身体，首先见到他下颌前边的牙齿全是假的。我们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会意到我们的问题，笑着用手指示左耳后面的伤疤说：“一次战役中敌人的自这里打进，从口中穿出，下牙就被打掉了！”哦，这是多么危险啊！如果子弹再偏里一点，不就打入脑子吗？我们再检查下去，就见身上、腿上、臂上弹痕伤疤竟达十七处之多。我们心中不禁惊讶地想：他是一个多么骁勇，又是怎样从战火中活过来的人呢？但这些弹痕，已成了革命者与敌人生死博斗的见证，都已记人革命史册！而现今折磨着他的身体的病痛却是另一种严重的情况：他患着严重而广泛的肺结核所造成的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和慢性支气管炎，肺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平卧在床上，气吁着，唇、指因缺氧而发组，两肺布满湿性锣音，象水泡样随着吸气而鸣响。由于长期卧床不能活动，四肢肌肉都萎缩了。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个严重的肺病病人。唯一不相称的就是他那饱满的精神和特有的爽朗的笑声！
从此，我们就要负责这位受人敬仰的首长的健康了。一方面他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另一方面他的精神面貌又是那样的乐观豁达。我们应当理解这种不相称的表现呢？
以后，从日常谈话中，徐海东同志的夫人周东屏同志给了我们答覆。徐海东同志祖上六代窑工，出身贫寒，但自幼性格倔强，胆大骁勇。由于父母年迈不能扶养，自己不愿寄人篱下，十三岁就离开家乡。为了糊口，到处流浪，做过各种苦累活，真是无依无靠！直至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精神上才有了寄托，看到前途光明！于是在党的指引下，进入部队，努力学习军事，并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参加了革命军北伐。从这时开始，直至一九四○年病倒为止，整整过了十四年极其艰苦的戎马生活。这期间与敌人作战从未间断。在战斗中，徐海东同志虽然身为指挥员，但是常常奋勇当先，率领战士冲锋陷阵，因此身受枪伤比比皆是，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正是这种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长期战争生活，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徐海东同志对疾病始终抱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原因。
徐海东同志患肺结核是一九三二年发现的。那年八月间，在转战鄂豫皖途中，连续行军作战二十三天未能休息，待休息后第一次咯血。一九三八年在胜利地打下平型关战役之后不久，又投入抵抗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这时发生了第二次咯血。但战争在继续，没有休息和治疗的条件，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不断地摧残着徐海东同志的身体。一九三九年九月，徐海东同志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工作，在途经河南竹沟时，发生了大咯血。是少奇同志命令把他抬到江北指挥部的。一九四○年一月，在周家岗战役之后又发生大咯血，从此病倒了。虽然海东同志病情如此严重，但他时刻不愿脱离为之献身的革命队伍，急切想恢复工作。鉴于海东同志病情过重，华东局党委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海东的健康极为关怀，复电海东同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这样，徐海东同志才不得不休息下来。抗日战争的后五年他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工作，仍旧参与指挥作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他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央指示他离山东赴大连休息（当时大连已解放）。到此海东同志才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肺结核得到治疗，却遗留下严重的肺功能损害，以致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
周东屏同志的介绍使我们对这样一位病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革命的事业造就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位老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就在我们面前。从此我们对他更加热爱，更觉亲切！
八年间我们在徐海东同志处工作，深感到不仅要学习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还要学习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和对群众关心爱护的优良作风！
徐海东同志的重病迫使他大部分时间卧床，每天只能分两次坐两、三小时。由于肺功能严重受损，几乎离不开氧气，生活全靠别人照顾。病情本来是不允许他工作的，但是他每天坚持听读文件和报纸，重大问题还要请秘书或有关同志向他详细讲述。出于他的健康情况，我们加以劝阻时，他总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不参加中央的会议怎么成？”一九六九年召开党的“九大”时，正值林彪对徐海东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的时候。当他接到被选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时，心情十分激动，不顾病躯，坚持要参加大会。他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出席大会本身就是对敌人阴谋的揭露和打击，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大会。徐海东同志曾讲过：“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他是身体力行这句话的。一九六○年他不顾重病，主动担任了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每天他要用数小时的时间口述或审阅战史文稿，并且经常请编辑人员来开会讨论。这样繁重的工作是他的健康情况所不能承担的。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二年夏，又突然大咯血。大量的咯血，致使血压下降，心脑供血不足，意识朦胧，病情极为严重。医院组织了抢救组，日夜护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还安慰大家说，他感觉很好，让大家不要紧张，注意休息。一旦病情稳定，他脸上又露出那特有的笑容！!
徐海东同志极为平易近人，关心群众。闲时，他喜欢和警卫员谈天，讲革命历史，讲战斗故事，谈时事，谈思想，关心同志们政治上的进步。他经常用党的历史和自己的革命经历教育大家，勉励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去时就更高兴了！他谈笑风生，我们也毫无拘束，谈起来真是畅所欲言。大家和首长在一起，总是处在欢乐的气氛中！徐海东同志还很关心群众生活，见面总是问长间短，从家庭到个人，无不关心。有的警卫员家庭困难，他就让周东屏同志设法补助。一九六○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送来了一些黄羊肉，他马上分给大家。我们在那里工作时间晚了，一定要留下吃饭，并总是嘱咐周东屏同志给我们做些好菜吃，然后再用自已的汽车送我们回去。凡此种种，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革命的温暖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只留得一付病残身躯的革命家，也未能逃脱林彪的魔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从政治上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围攻他，批斗他，妄图把他打倒；之后又从肉体上摧残他，停止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取消我们对他的治疗。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为革命立了大功，百战疆场未被敌人杀死，久患重病未能丧生的钢铁战士，竟被林彪、江青一伙残害致死了！
一年后，我们得知徐海东同志逝世的消息，照顾过他的同志无不悲愤填膺！知道他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暂时不要把他逝世的消息通知我们，以免在敌人还猖撅时使我们受到连累，同志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沉痛地掉念我们曾多年照顾过的老首长！他那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老干部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徐伯怕家做客 张明鸣
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刮起后，湖北省委“瘫痪”了。我看见爸爸张体学被戴高帽、“架飞机”……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我那时才十五岁，在家想离开家，离开家又想家。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回到武汉。舅婆见我回来了，满面笑容，拉着我的手直往里屋走，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心想：“老舅婆笑得这么好，准是好事！”到了里屋，舅婆悄悄地对我说：“可出头啦！你老子（二月）十六日到北京去了……。”听舅婆说完我才明白过来，是周总理把爸爸从“造反派”手里要出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
第二天，我上街看大字报。刚出家门，就碰上韩东山伯伯（当时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她是特意来找我的。她叫住我，对我说：“爸爸叫我来告诉你，徐海东伯伯来电话，说你爸爸叫你去北京，而且越快越好！”
我半信半疑：“真的？”
“真的！谁骗你不成。”
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不象是开玩笑。我相信了她的话，高兴得连声“谢谢”也没说，转身跑回家，向舅婆讨了三十元钱，连夜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
二月下旬的北京，正是严冬时节。天空灰蒙蒙的，干冷的北风，吹得人直打寒颤。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下了火车，便直奔爸爸一位老战友家，请季阿姨帮我打听徐伯伯家的住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徐伯伯家的电话。要通了电话，徐伯伯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即派车来接我。
我坐上徐伯伯的汽车，想起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徐伯伯从外地返回北京时，路过武汉住了几天。我那时还小，听爸爸说要带我们去看望“徐大将”，心里还有点儿害伯哩！那次徐伯伯穿一身深色的旧呢制服，坐在圈椅上，一说话脸上就露出笑容，和蔼可亲，丝毫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将”。回家后我问爸爸：“徐大将为啥老坐在椅子上不动，叫别人抬着他走路哇？”爸爸说：“唉，徐大将战争年代得了严重肺病，连呼吸都困难，怎么能走路呵……”从爸爸讲过以后，我才知道，徐伯伯一直与疾病进行顽强地斗争，甚至躺在担架上还在指挥战斗，是位坚强的、了不起的人民将军！
我正想着，忽然汽车鸣了两声嗽叭，驶进徐伯伯家的院子。周东屏妈妈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呵呵笑着，迎了出来。她象我舅婆那样牵着我的手，领我去见徐伯伯，一边走一边说：“你徐伯伯听说你这么快就来了，简直高兴坏了。他叫人赶紧去接你，叫我给你收拾床铺。你看，床铺好了。这间是你徐伯伯的外屋，这间屋子安静，徐伯伯怕你在家睡不好觉，说要让你在这里好好睡一觉。”
我跟在周妈妈身后，看着那柔软的枕头和洁净的床单，偷偷地抹去滚落在脸上的两滴泪珠，走进了徐伯伯的卧室。卧室里简单朴素，没有一件奢华的摆设。就是一张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和一摞文件；床的另一边立着一只氧气瓶，整个屋子空空荡荡。徐伯伯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脸上没有笑容，似乎心事沉重，在思考什么问题。见我来了，徐伯伯伸出手握了握我的小手，叫我坐在床前，问我说：“妈妈呢，她不能来呀？”
“妈妈还好。她，她在机关，来不了。”我不由得撒了个谎，隐瞒了妈妈被关押、批斗、扫厕所的境遇。
徐伯伯“嗯”了一声，又问我家里其他人和武汉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打倒你父亲，你想不想得通？”
我看着徐伯伯，摇了摇头，意思是“想不通”。
“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在下面勤勤恳恳干工作的同志，都成了‘走资派’，都打倒了！那些不干工作的人，现在却一步升天，红得发紫。我看红得发紫，是要紫得发黑的！湖北的工作，中央和毛主席过去是肯定的。造反派‘炮轰湖北省委’，江青说什么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CC特务’，要打倒；张体学工农出身，参加红军时还是个小鬼，没有历史问题，也要打倒，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倒霉！”徐伯伯眉头紧锁，脸涨得通红，越说越气：“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看好人都要被他们打光了！”
周妈妈见徐伯伯喘着气，激动了，忙说：“海东，孩子刚来，说这些干什么？”
“好吧，不说了。东屏，你去给体学打个电话，就说孩子到了，今天太晚，孩子先住在这里，叫他放心。”
不一会，周妈妈打完电话回来，说爸爸一定要让我到他那儿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说：“也好，不去体学是睡不着觉的。”我点点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徐伯伯。
当天晚上，我见到爸爸。父子俩谈得很晚很晚。听爸爸说，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听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里，炖了两只肥油油的老母鸡，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在饭桌上，徐伯伯给大儿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让文伯每个星期六告诉厨师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还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让爸爸用“两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运动中的各种意见，要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徐伯伯对爸爸说：“说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们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跟党走了几十年，现在怎么会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红的说不白，白的也说不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徐伯伯的话，对爸爸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爸爸还告诉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于对爸爸的关心而决定的。当时，爸爸虽想找个孩子来和他作伴，但考虑到长时间没有回家，不清楚里的情况，因此有些顾虑，害怕连累我们，不敢和我们联系。徐伯伯对爸爸说：“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想办法联系……”临睡之前，我问爸爸：“和我们来往，徐伯伯不怕‘沾边’？”爸爸说：“徐海东可不是那种人！”
严冬过去了，春天来了，爸爸和我成了徐伯伯家的常客。每逢星期六，周妈妈和文伯哥早早就打来电话提醒我们：“今天是星期六，没忘记吧……”。“明鸣，今天星期六啦，你们下午一起床就来，一定要来，不然，你徐伯伯又要发脾气啦！”爸爸和我每次到徐伯伯家，都象回到自己的家，无拘无束，温暖舒适。徐伯伯不是和爸爸谈谈话，就是让爸爸阅读一些文件，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每次吃饭，徐伯伯是一定要穿好衣服，让人把他抬到饭厅，陪爸爸一起吃饭。看到我们吃得香，吃得多，他就满意了。饭桌上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具有大别山风味的瓦罐鸡汤、红间猪蹄、夹干扣肉……却都是徐伯伯特意叫周妈妈准备的。
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无辜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当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离去的。记得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刚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开什么会的王效禹打电话来，说他的老婆要来“看望”徐伯伯。爸爸听说这位“革命领导干部”的“夫人”要来，便想告辞回去。徐伯伯坚决不让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对爸爸说：“饭准备好了，你走什么？你不会拿几份文件，到东屏房里去看！”爸爸“藏”好后，王效禹的老婆来了，但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晚饭时，徐伯伯说：“我最恨那些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家伙，对这些人千万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来，你晓得他安的什么心？”我心里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来去匆匆，原来是徐伯伯懒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当时中央文革成员、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冲击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尔后又抄了徐伯伯的家，并对徐伯伯进行野蛮的围攻和恶毒的诽谤，妄图把徐伯伯打成“勾结党内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我听说徐伯伯家被抄，以为这是因为爸爸受到的牵连，心里难受极了。当时见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着眼泪给周妈妈打了个电话告别，返回了武汉。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可亲可敬的徐伯伯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早已把徐伯伯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他们对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采取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法，罗织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以“战备”为名，强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郑州，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当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东受迫害的经过 周东屏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药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海东同志就是被迫害中的一员。
自从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揪海东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及“军内一小撮”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年含冤而死，受到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身上被打了十七个洞没有被打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出高价悬赏，没有抓到他，而是叫一伙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害死了，这不能不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无比的愤恨！
一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海东同志写信“叫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事情是这样的：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关心，按党的组织原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和提出自己的看法。海东同志在信中提的三点建议是：（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党忠于主席的人，真正地达到主席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人；（二）现趁主席、刘主席及其他首长都在，一定把那些危险的“定时炸弹”给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三）在党和主席直接培养教育下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要他们将革命的光荣传统传给接班人。这三条是叫“毛主席下台吗？”是“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同志吗？”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陈伯达、戚本禹的教唆下，抄了海东同志住地，把这封信的底稿抄去了。奇怪的是抄到了这样重大的“罪证”，却默不作声，对外还否认抄了徐海东的家！
林彪、“四人帮”又捏造说海东同志与贺龙同志密谋“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当时海东同志的秘书未经请示私自给贺办打电话，将贺帅的国产红旗大轿车要来给海东同志坐。车来时海东同志还在休息，秘书把他叫醒后，才把他将贺帅的车要来的情况报告海东同志。海东同志听了十分生气，严厉批评秘书说：“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做，贺老总工作这么忙还要打搅他。今后做什么事必须要先报告。”贺帅的红旗车已来了，海东同志决定同我和家里人一起去看望贺帅。海东同志很高兴的在贺帅家玩了近一个小时，就返回来了。林彪、“四人帮”就说海东同志这次去与贺帅密谋“二月兵变”。后来又造谣说，徐海东“支持刘震、成钧、张廷发、何廷一夺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权。”当时，海东同志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他说：“张廷发、何廷一同志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当了他们的黑后台呢？”海东同志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从天而降，说海东同志“手伸到全国全军”、“在大连召开黑会”、“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说海东同志是“张国焘的黑干将”、“彭罗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说海东同志“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讲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党中央已把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海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
林彪、“四人帮”迫害海东同志的手段是非常凶狠毒辣的。因海东同志九次负伤，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他们就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对外就造谣说海东同志是病死的，该死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停发给海东同志文件，拆除电话，禁止与外界来往。由于海东同志不能自己活动，身边总有警卫员照顾，直接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对于林彪、“四人帮”整海东不服，就办他们的“学习班”。当这些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时，他们就将海东身边工作的乐广田、马贵锁、秦明范、吴世界四位同志及炊事员、管理员等全部调走或复员。为了在精神上折磨海东。他们进行“床前批斗”，用拳头顶着躺在床上的海东同志的额头，逼着他承认一贯反党；逼着他向毛主席请罪。在生活上，他们撤走所有直接照顾海东同志的工作人员后，海东的一切全靠我和孩子们照应。冬天每天只给烧四个小时的暖气，开始烧得烫手热得受不了，突然又抽进凉水，使温度猛然下降。因海东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肺结核、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疾病，百分之八十的肺失去了功能，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们只好买了七个火炉子，来保证海东屋内的温度。海东自一九六二年大吐血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命令解放军总医院不再供给海东同志一切药品和氧气。我和孩子们向当时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紧急情况。可是几天过去了，犹如石沉大海。不得已我们买了几个氧气袋，乘出租汽车到北京郊区九龙山氧气厂去充氧气，用来维持海东的生命。海东是个久轻风霜的老战士，当他知道了这个严重的情况后，仍然很冷静，为了争取时间，他要我们把氧气放到最低限度。有时因氧气不足，他呼吸很急促，大颗的汗珠从额面上滴下来，嘴唇和手指甲都变成青紫色。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都碎了。海东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但他对这种情况实在想不通，曾伤心地对我说：“东屏，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在这种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的情况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早就想去找敬爱的周总理，但我得知周总理的处境也是非常困难，而且每天全国有多少事要他操心。海东也一再说，不要去麻烦总理。海东开始发烧了，我们没有治疗的药品，可是也不能眼睁睁的让海东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要文伯冒着被抓的危险，找到了王震同志，把海东同志被断药、断氧的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他。王震同志不避风险，火速地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四月十二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对海东同志药品和氧气的供应（周总理的指示现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办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中陈列着），这样海东同志才算得救了。
林彪、“四人帮”为了进一步迫害海东，一九六九年一月，将大儿子文伯进行“隔离审查”；又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我的大儿媳黄浦西也被“特殊照顾”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我实在无法，只好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安徽合肥和农村去。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家庭，被拆得四分五散。家里还有一个病残的儿子。我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海东同志被强迫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我们到郑州后，什么东西也买不到，连油、米都不供应。我只好叫文伯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运到郑州。就在送东西到郑州的途中，林彪死党刘丰派人去火车上抓文伯。幸亏文伯在车上及时发现了情况，才免遭逮捕，终于把急需的东西送到了郑州。随同海东到郑州的秘书，实为监视海东的人，他警告我说，如果文伯来郑州就要抓起来。因为这种原因文伯未能见到他日夜想念的父亲。在郑州他们不给药品，就连常服的酵母片也不给。我叫文伯给在江西的王震同志写信报告这一情况，王震同志极为关心海东，马上寄来急用药品，结果被在江西的林彪死党扣了。韩先楚同志得知海东没有药用，以警卫员的名字，寄来了一些药品。文伯未能见到父亲，他到武汉去找张体学、韩东山同志，请他们帮助给海东买药。文伯到武汉后，得知刘丰造谣说，徐海东在郑州要吃进口药、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鸡等。在郑州，王新不准干休所的老同志与海东来往，并要这些老同志与海东划清界线，说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占云同志和刘彩霞大姐帮助我们买了点菜，就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
一九七三年，张体学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主持解决河南问题时，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待说，林彪给了他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将徐海东置于死地。事实正是这样的。在郑州海东住的房子是多年没有人住过的，一烧暖气灌了满地水，使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了肺炎。经一五三医院的李士峰大夫积极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们又把李大夫调回，把护士撤走。这样，海东的病就由肺炎发展成肺脓肿。我们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他们拒绝了。我们又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他们采取“拖”的办法，推脱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直到海东临终前才找几个人来会诊，郑州铁路医院一位姓宋的女医生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意见，可他们马上把她“轰”走了。海东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了，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去世了。海东逝世后，他们还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
三
在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时期，海东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海东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豁出去的准备，他想在天安门上见到毛主席时，把他对林彪一伙的看法当面揭出来。但是，林彪一伙扣了海东上天安门的请柬，剥夺了海东见毛主席的机会。海东遭受打击迫害时，反复教育全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们会暴露出来，肯定长不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遇到的困难比现在大都战胜了，要相信我们党会战胜他们的。党和人民了解我，毛主席、周总理了解我，知道我徐海东是个什么人。我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我不怕半夜鬼叫门。但是，我身体不好，这一天恐怕看不到了，你们是能看到的。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东讲的现在已实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彻底为海东平反昭雪，并作了公正的评价；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海东，你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浅谈徐海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徐占权
徐海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坚持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破了敌军的大规模“清剿”、“围剿”等，体现出了他机智灵活、多谋善断、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
“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是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25军和摧毁鄂豫陕苏区。面对敌军的大举进攻，徐海东根据程子华所介绍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坚决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充分利用苏区内的人民、地理等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敌军，分散敌军，疲惫和沮丧敌军，造成和发现其过失，乘机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粉碎其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采纳了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6月初，徐海东等率领红25军由湖北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直插敌东北军第67军侧后雒南庾家河(今属丹凤)一带，迫敌改向北进。6月中旬，徐海东等为了进一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车，率领红25军包围了商县县城，攻占了富水关，占领了青山街，并乘胜于16日袭占荆紫关，夺取了敌第44师的后方补给站，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并使“围剿”之敌疲劳、沮丧，士气低落、逃亡、疾病严重，减员很大，特别是敌第44师多数连队都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紧接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西进，6月25日进到鄂豫陕苏区边缘的黑山街，7月1日进入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待机歼敌。7月2日，当尾追之敌警备第1旅进入红25军的设伏地域后，徐海东指挥红25军突然向其发起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徐海东在率部参加的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的作战，都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实行先疲后打，连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二
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徐海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对此，徐海东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忽视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实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他们为了实现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他们错误地认为：敌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运动战打成一片”，“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又错误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要求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并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鄂东北通讯》，号召苏区广大军民“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徐海东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脱离鄂豫皖苏区实际的决定，坚决反对冒险进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敌总兵力这时仍有15个师零4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超过红25军近20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苏区的全部城镇和交通要道及广大农村仍被敌军控制着，敌军仍在加紧构筑堡垒，不断进行“追剿”、“进剿”、“清剿”，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七里坪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敌军于1932年12月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加紧构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对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红军没有重武器，难以攻克。他坚决主张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不断调动敌军，并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趋利避害，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省委拒绝采纳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贸然命令红25军于1933年5月2日向七里坪发起围攻，至6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失败，红25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部队却折损过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随后，又在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党、政权、红军、群众丁作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坚决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东按照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会同吴焕先等率领红25军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实行运动战，纵横驰骋于鄂豫皖3省广大地区，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打破了敌军3个月“围剿“汁划，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据地，显示了运动战的强大威力和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中，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在七里坪战役之前，他在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土平章的领导下，乘敌第35师孤军冒进、装备较差、情况不熟、立足未稳之机，指挥所部会同友邻部队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属新县)，全歼其第103旅第205团及其第104旅第207团2个团，取得红25车重建以来的首次大捷，给大规模划区“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苏区军民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另外，当着敌人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时，徐海东即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调动敌于运动之中予以歼灭。劳山战斗的胜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9月15日，他同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比苏区后，于18口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他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月26日，蒋介石发现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并获悉中共中央正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兼程北上，惊恐万状。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同红15军团会师，并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刊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与此同时，他先后调集13个帅零5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加紧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苏区。据此，敌东北军第67军由中部(今黄陵)向北进犯，军部率第107师、117师进驻富县、洛川等地，第129师一部进驻甘泉，第129师主力和第110师进至延安。为了打退东北军第67车的进攻，徐海东等鉴于其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围城扪·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主力利用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形隐蔽集结，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10月1日，敌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率2个团从延安沿公路南下，回援甘泉，途中留1个团以便策应。是日14时，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设伏地域，徐海东当即命令第81师1个团向该敌发起突然攻击，并切断其前进道路；红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又切断其退路；红75师和红78师主力从公路两侧向敌发起进攻，经5个小时激战，将敌今歼。是役，红军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电台1部。接着，红15军团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第107师第619团和第620团4个营，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时，首先妥善地处理了“打”与“止”的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实行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时；当面之敌的兵力过大，或占领巩固的阵地，或各路敌军靠得很紧，刁；好打时：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为避免陷入被动，他都主动地率领部队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进行运动战，必须忍耐待机。徐海东指出：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善于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忍耐待机。并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适时发起攻击。在袁家沟口战斗中，为了分散敌军，徐海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毅然率领红25军西进至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终于达成了战斗的目的，全歼警备第2旅，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徐海东在进行运动战中，坚持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从而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显示出他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三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是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挫强敌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尘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只有给敌以歼灭性的扪‘击，才能有效地减杀敌人的锐气，才能获得较大的缴获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始终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很大的盖然性。无论是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始终保持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主力使用于一个方面，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和保持战场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诸如在榆林桥战斗中，他鉴于敌东北车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带，伺机歼灭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外，红25车和红28军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长岭岗、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和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强击弱，出敌不意，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紧紧把握的重要关键。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他认为弱小的红军对于强大的敌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拣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战斗中，徐海东会同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认真地考察了敌第35师刚到郭家河地区接防，它对情况不明，且立足未稳，孤立、突出，装备比较落后，战斗力比较弱，周围敌军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一举歼其2个团，取得了红25军重建以来首战的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为尔后的反“围剿”胜利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