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罗瑞卿一如既往的忙，而他的处境却越来越微妙。1 月6 日至9 日主持召开完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2 月至3 月，赴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勘察地形，并视察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空军部队；4 月5 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此前并在驻京部队大尉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做好工作准备打仗》的讲话；6 月11 日至7 月3 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党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大力协同，多谋善断；7 月23 日，和参加民兵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9 月3 日，参加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 并作了《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11 月，赴广东、广西等地勘察地形，并到广州军区、海军、空军部队检查工作； 12 月11 日，在云南勘察地形期间接到中央通知，由昆明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担任总参谋长，加上到军队领导岗位以来的几年中，罗瑞卿就是这么风尘仆仆，来往奔忙的。他身兼多职，在党内，他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内，他任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他是常务委员。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北疆戈壁，到南方热带雨林，从“世界屋脊”到东海前哨；许多文件，要带到飞机上批阅，一路飞，一路勾划思索；从群众性练兵活动到国防工业一项项成就..可是，今年，自从年初林彪发出否定1964 年练兵成绩的“指示”以来，林彪对他的关系变得变幻莫测，他的匆匆奔忙的脚步，越来越沉重。透过历史的风烟我们可以看到，罗瑞卿忙，忙在工作，忙在任务的繁杂，更忙在“应付”，因为林彪也没有闲着..
1965 年2 月。上海华东医院。
罗瑞卿匆匆走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病房。
此前，他给林彪的秘书打过电话，要求接见。他是专程来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林彪的秘书回电话给他，要他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再约时间。
不久，林彪处又来电话，告诉他先去医院跟刘亚楼谈谈，再去见林彪。
罗瑞卿已经得知刘亚楼患肝癌住进医院治疗。罗瑞卿与刘亚楼是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长征后期，毛泽东率红军一、三军团出草地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刘亚楼任二纵队副司令，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成立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是一科学员。红大改为抗大后，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建国后，尤其是罗瑞卿回到军队后，两个人交往有加，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1961 年林彪冲罗瑞卿发脾气的事，罗瑞卿也同刘亚楼谈过。而刘亚楼与林彪的交往也很长了。在红军时代，刘亚楼赴苏学习和林彪赴苏养病期间，就有交往。解放战争期间，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刘亚楼任参谋长，两人更是朝夕相处。罗瑞卿是记着这些历史的。他匆匆赶来，一方面记挂着老战友的健康，一方面也有对林彪如此安排的疑惑和奇怪。
卧在病床上的刘亚楼看起来情绪不怎么好，显得有点烦躁。他见护士引罗瑞卿进来了，便要坐起来。罗瑞卿快步赶到床边，将他轻轻按住，轻声说：
“躺着吧，亚楼同志。我早想来看你，一直脱不开身。这次正好来向林总汇报工作，他也要我先来看看你。”
“坐吧，总长。”
刘亚楼无奈地笑笑，躺下了。
“亚楼，我看你气色不大好，不要心急，好好养病，要想得开些。”
“没有什么..”
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刘亚楼开始说道：
“瑞卿，你跟林总..不过，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林总对我说，1961 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①不满而‘迁怒’于你。
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我对林总说了：‘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脸上是困惑的神情。
刘亚楼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说完，刘亚楼叹口气，显出凄然的神情。
罗瑞卿默默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刘亚楼的双手。
“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萧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罗瑞卿对刘亚楼的前半句话未置可否，当听到刘亚楼的后半句话时，惊讶地说：
“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大家不都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吧..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刘亚楼的手，说：
“亚楼，你在病中，不要考虑大多的问题，身体要紧，养病要紧。”
说完，两人道别。
从刘亚楼那里出来，罗瑞卿感到更加疑惑了。他哪里知道，就在2 月份刘亚楼因病情加重住进医院时，当时也在上海养病的林彪和叶群也频频地光顾这儿。叶群在这间高干病房里一谈就是半天，谈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在场，包括一直伴着丈夫的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的身边坐定，叶群就又返回来了。
翟云英只好又再次离开病房。她与刘亚楼的谈话内容，谁也不知道。后来，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他从来不探视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规，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
第二大，罗瑞卿怀着这样的疑惑心情向林彪汇报了工作。林彪问罗瑞卿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照实回答了一般性的话。接着汇报工作。
林彪听完了汇报，问道：
“完了吗？”
“完了。”
罗瑞卿的情绪有点沉闷。
林彪眯了眯眼睛，把话题一转，对罗瑞卿说：
“去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不作声地做着记录。
后来，当罗瑞卿回忆起这件事时，曾经说过：“我当时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1965 年4 月12 日至5 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
4 月28 日，罗瑞卿、杨成武陪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给于了肯定，并且批准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即一度风行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样式。这是林彪的“创造”。作战会议开了几天后，由上海迁居苏州的林彪电召杨成武去，提出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的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个鲜红的平行四边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罗瑞卿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后，罗瑞卿即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彪报告，已向主席汇报，并请示林彪，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在电话中立即一迭声地说：
“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 月2 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两位总长的夫人同行。
到上海后，即与林彪取得联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立即去见林彪。进屋后，看到桌子上醒目地摆着毛泽东著作和党章。
罗瑞卿刚落座，林彪就没头没脑地对罗瑞卿说：
“要加强通气！嗯，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这是组织原则。”
说完，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几段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又打开党章，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段落。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林彪念完后，把书放到桌上，摆整齐，窝在沙发里，用柔和中透着森严的语气说：
“要加强通气。现在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接着，林彪半闭着眼睛，捻着手指说：
“第一条，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第二条，我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三条，我不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四条，重大问题，立即通气；第五条，来我这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默默地仔细地笔记着，合上笔记本后，坐正身子说：
“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你能做到，就好。”
林彪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罗瑞卿将林彪的话全部告诉了杨成武，并且对杨成武说：
“今后要加强对林总的通气。请你要随时提醒我，以免疏勿”
5 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汇报工作，忠实地履行林彪“加强通气”的要求。
会议临近结束时，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 月25 日深夜，罗瑞卿带着连日主持会议的疲倦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
“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二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作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捏着这一纸“命令”，眉头渐渐锁紧。他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不是他罗瑞卿个人提出的，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向林彪请示过，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何况，作为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也是常有的..
“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罗瑞卿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中唤醒，他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叶群的不阴不阳的声音：
“喂，罗总长吗？..噢，今天我只离开了一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一○一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叶群包打天下的口气表明，她对这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
罗瑞卿不敢稍停，立即驱车来到林彪住处。
叶群在门口截住罗瑞卿，引他穿过一个卫生间，来到一间小屋子里，里面放了几张临时搬来的木椅。
使罗瑞卿吃惊的是，他看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也在场。
叶群让座后，一本正经地指着儿女对罗瑞卿说：
“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和老虎也叫来。”
罗瑞卿心里一阵不舒坦，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儿，他凝神听着这位林彪办公室主任的下文。
“总长啊，一○一下午可是大发脾气了呀。他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大家提这个建议时我也在场嘛。一○一是憋了一股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4 月份你没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做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这里插几句话，所谓4 月份的事，是这样的：4 月上旬，罗瑞卿在广州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在北京召开作战会议的事。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罗瑞卿说，他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到上海向林彪请示。
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罗瑞卿就回了北京。
罗瑞卿无话可说，一言不发地听着叶主任的“解释”。
叶群见罗瑞卿不吭声，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这事连杨成武、李静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那，我该怎么去做呢？”罗瑞卿淡淡地问道。
“由我来转弯，啊，由我来转弯，说服一○一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嘛。”
罗瑞卿无言地点点头，便起身告辞。
回到家时，夫人郝治平正焦急地等他。他一进门，郝治平立即迎上来，关切地问：
“瑞卿，怎么样啊？”
“哼，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一回事！”
罗瑞卿气愤地说着，把军帽脱下来，递给了夫人。
第二天，林彪夫妇又把罗瑞卿夫妇请到家中，叶群与郝治平、林彪与罗瑞卿分别谈了话，叶群以强制性的热情，又是劝慰，又是送花，并提出要罗家夫妇将孩子们的照片送给他们一些。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心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以后有些重要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还要通过一下军委常委，最近有些未通过的，我负责。”
随后，郝治平找了几张小儿子的像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一○一满意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关于这一阶段罗林两家的关系和罗林之间的“通气”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道：
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那是一些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一些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是曾经很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今天还记得那么清楚。
叶群也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里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拘束、孤僻。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得像个女孩子。
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和林彪一家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我们这一群孩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沉重的心情呢。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门口都是事前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蛮不讲理。如果说点点的回忆带着浓厚的为父亲鸣不平的味儿，那么，罗瑞卿在这方面的一些讲话也可佐证他在与林彪关系上的谨小慎微与良苦用心。
6 月3 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提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去通气，使他们了解情况，便于他们考虑问题，并及时取得他们的指示。但也不要什么问题都到他们那里通气，要保护他们的健康。”
6 月10 日，罗瑞卿告诉肖向荣②，请他和叶群商量，为了一○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
6 月中旬，罗瑞卿又对他的秘书交待，让他们向各单位传达，以后不准用总长批示、指示，对主席、副主席可用（这些字样），对总长可用意见、提议、建议。写报告也不要用“请总长指示、决定”，可写“你的意见如何，请你下决心”。
1965 年6 月29 日。罗瑞卿家中。
这天，罗瑞卿接到了林彪布置的一项任务：组织人讨论、修改他为总政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当讨论到前言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时，罗瑞卿皱了皱眉头，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提法怎么样？”
大家都说没把握，罗瑞卿说：
“我也没把握。”
他示意大家停一会，到另一个屋里去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高的田家英的电话。电话通了后，罗瑞卿把他们正遇到的问题向田家英讲了一遍，田家英也认为这种提法不确切，还在电话中给罗瑞卿讲了一件事：
“我和陈伯达、王任重、陶铸几个人在长沙协助润色毛主席的几篇文章时，大家曾考虑不用‘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此类对仗性的词语，恐怕‘最高最活’的话也不宜用。”
罗瑞卿挂上电话，重新走进屋里，对在坐的几个人说：
“经过考虑，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
再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参加会议的几个人都点头称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词语删掉了。
此时，林彪、叶群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提法的话，林彪、叶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给他记了一笔帐。但表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对罗瑞卿的亲热。有7 月7 日叶群与罗瑞卿办公室通话记录为证： 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93—194 页。
② 肖向荣时任总参办公室主任。
7 月9 日，叶群来电话：我们前天到大连，林总的身体比较好，吃饭比较好一些，因为怕水，没有住海边，住大连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里可以施工，我的喉咙全好了，是点甘油点好的，和总长说的一致。谢谢总长和郝治平同志的关心，问候他们。
7 月22 日，叶群来电话：总长去看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们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位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8 月27 日，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身体还好，还出虚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秘书三人患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生有传染。已把李科长留下，另由刘震副司令从空五军疗养院调来两个人帮忙。豆豆已回空军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林彪却从6 月间开始加紧了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的工作， 以后由海政的×××、作战部的×××等随时报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时，为了表示对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罗瑞卿汇报工作时，还让那人藏在另一间屋子里窃听罗瑞卿说些什么。
特别是在9 月份、 10 月份，林彪的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圆孰了。
9 月份，林彪要转移到苏州休养，经过北京时住了几天。在未回北京时， 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能见，要罗瑞卿不要去看他。罗瑞卿为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做好通气工作，便采用写信或送文件的办法去“通气”。他让秘书将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写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给林彪送去。叶群几次打电话对这种办法作出表扬：
“总长，林总说这个办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
9 月13 日，林彪从大连转移到上海后，便派李作鹏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统统搜罗，其中10 月25 日由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这样写的：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来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
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 年5 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 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 年5 月到今年7 月，从一些主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作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8 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 月3 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
..
总参谋长罗瑞卿是怎样“反对”突出政治的呢？不妨摘一段10 月11 日罗瑞卿在军报送审的社论《突出政治必须抓好活的思想》清样上的批示：
请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好的政治统帅业务、带动业务的社论。把业务槁精，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的主要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的前提下，搞好业务，同单纯业务观点在原则上区别开来。
总参谋长罗瑞卿又是怎样“骄横懒散”的呢？不妨看看9 月份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总参作战部的一位领导干部向罗瑞卿汇报工作。在谈话中，罗瑞卿专门谈了整理文风问题。针对送审的文件、电报稿，有的经过改划，字迹不清，有的表达不准确、不精炼，甚至词不达意，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的现象，罗瑞卿指出：
“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也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把文风搞好，草拟文电，字要写清楚，写工整，文字要通顺、确切。..这些本事，参谋人员要经常操练。办事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首先要作到对重要的事情不马虎，当然次要的事也不应马虎。作战文书多写一个字和少写一个字大不相同，写错一个字影响很大。”
接着他举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件是1963 年处理跃进号事件时， 海军某舰队下发的电报把北纬31°32＇，误为31°52＇，致使前往的舰只向北多航行二十海里。另一件也是在同一时期，某岛屿守备部队的一位参谋把上级通报的我机经过北纬30°40＇进行飞行的预报，误为32°40＇。结果，当我机经过该岛上空时，守备产队即误为敌机下令射击。
“这些都是一字之差的结果。如果办事不认真，就会误事。”罗瑞卿总结说。
而就在别人告状的时候，罗瑞卿于10 月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听说陶铸要去上海，考虑到此时林彪规定的两月不见的期限已过，也想同去，向林彪“通气”。在打电话请示，被林彪处告知身体不好，不要来后，又径直去广东看地形了
1965 年11 月。上海。
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已点燃了。
这篇文章是这年2 月，由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点名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 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 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进行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了1961 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眨奕鹎渑阃芏骼蠢吹缴虾！Ｉ虾Ｊ懈涸鹑顺仑愿嫠呗奕鹎洌?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且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罗瑞卿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 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在朗诺到来前，罗瑞卿对主席说：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来得及看。”
毛泽东只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对他说：
“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罗瑞卿即给彭真打电话：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在此同时，周总理也给彭真打了招呼，所以， 11 月29 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 月28 日，罗瑞卿准备离开上海，向主席汇报时提出，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含笑点头说：
“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父亲。听说父亲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父亲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父亲身体怎样。父亲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父亲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母亲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父亲：“谈得怎样？”父亲说：“谈得很好。”母亲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父亲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仅仅九天。
父亲离开苏州，就去西南看地形去了。①
在这期间，林彪做了些什么呢？
11 月18 日，林彪在苏州发出了《1966 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即是：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抓基层，提拔干部，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林彪着重指出：“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并且说：“什么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同时，他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了一封短信。
11 月30 日，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向你报告，好几个主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11 月30 日
同日，叶群携带着这一封信和十一份长达五十一页三万余字的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飞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汇报完毕，毛泽东收下了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
12 月2 日，毛泽东对林彪11 月18 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的批复， 大意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部、各兵种大同小异。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等人的不信任。此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1965 年12 月8 日至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 史称上海会议。
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除毛泽东、林彪外，会前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在会议前半段，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发言，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
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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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严重的指责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身上，又没有原始的材料可凭，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立即说了句：
“难以置信。”
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已去世，是“死无对证”。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朱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会议，当康克清怕他是不舒服问他时，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而此时的罗瑞卿正在昆明考察地形。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回忆当时情形时写道：
1965 年12 月9 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 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神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
我和瑞卿是12 月11 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 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