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外，数百面红旗飘舞，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都在为第一次召开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而欢呼、歌唱，..
来自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湘鄂西区、琼崖区、赣东北区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的代表共计六百一十人齐集到这里。
嘹亮的军号声响起，毛泽东、朱德身穿灰布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健步走上检阅台。
红军指战员们穿着灰布军装，威武雄壮，精神抖擞。
一会儿，叶剑英总参谋长骑着马来了，他绕场视察了一下，又飞马回去。
忽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随着“立正”的号令，受阅的红军刷地一声站起来，大家都把目光一齐转向检阅台。这时，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骑着马走来，他们笑容满面，策马徐行，绕场一周，频频挥手，向红军战士致意。
霎时间，会场上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看到这震天动地、激昂人心的场面，罗瑞卿热血沸腾起来了。
大会开幕了。不一会儿，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会场里响起：“..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会议期间，每晚都有数万军民来到叶坪村参加庆祝大会。屋坪、晒坪、操场都成了大家欢庆的地方，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歌声和悠扬的乐曲。
一天，不甘寂寞的罗瑞卿和警卫员吃完晚饭就来到街上。他们来到木板搭成的检阅台前，台前围满了红军战士和群众。台上，红军宣传员们正在演出根据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事迹编写的《活捉张辉瓒》、《打倒蒋介石》等活报剧。看到精彩处，罗瑞卿笑得前仰后合，他一边和警卫员评论着剧目的内容，一边说笑着走到台子对面，这边山歌手们正在合唱着新编的山歌《感谢毛委员》：
哎！
中华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今朝开。
一轮红日当空照，
工农群众踊跃来。
感谢恩人毛委员，
定出法令喜心怀。
..
与此同时，那边正在开提灯会。马灯、龙灯、茶灯、船灯、五星灯等等，挂在树上的光彩照人；提在手上的，随着人们的舞步，上下翻滚。“咚咚”，“堂堂”，那边一群拿着枪杆的人伴着锣鼓声在舞花枪。他们边跳边唱：
打起锣鼓响咚咚，
梭镖大刀好威风，
斗得地主连扣头，
权力归咱贫雇衣。
..
另一边的晒坪上，唢呐吹得呜呜响，一伙踩高跷的青年在表演：土豪劣绅头戴高帽，赤卫队员们手持梭镖，..这时，不知又从哪里传来一阵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
红军处处爱人民，
免除工农受压迫，
解放世间受苦人。
一二三——四！
..
徜徉在这热闹非凡的场面间，罗瑞卿感慨万千。他高兴，看到那些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翻身作主后的喜悦劲，他怎能不高兴呢？他看着那欢快的群众时，又不知不觉地跟着手舞足蹈起来，只逗得警卫员在一旁哈哈大笑。
高兴之余，他又陷入深思：人民群众起来，力量无穷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红军的一次次胜仗，就更谈不上今天红军的存在。会议仍在进行..
1932 年4 月24 日。闽南漳洲石码镇公园。
公园里万头攒动。石码镇群众手持红红绿绿的小旗子，早早地聚集在这里，路上行人相呼传唤：
“走啊，欢迎红军去！”
“快点啊，今天还有红军大首长讲话呢！”街上人们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涌入石码公园里。昨日冷冷清清的气氛一扫而光。
这来的红军队伍是哪一路呢？是王良、罗瑞卿带领的红四军。他们怎么来到这里的呢？说来话长。
1932 年1 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重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老调，要求红军“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根据中央的要求，一方面军围攻三面环水、层层设防的“铜赣州”。打了一个多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仍然没有攻下来。3 月初，毛泽东来到前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赣州撤兵。与此同时，组建一军团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和朱德不再兼任军团职务，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王良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3 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了东路军，决定乘两次“围剿”之间的间隙，打到闽南外线去，开辟新的地区，扩大政治影响，筹集物资、经费。4 月10 日，东路军红一军团攻占尤岩城后，便同红五军团会合， 按计划攻打漳州。红四军担任主攻任务。4 月19 日突破敌人十二岭、风霜岭主阵地后，于20 日占领漳州。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量枪支弹药，残敌向云霄方向逃窜。23 日，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王良、罗瑞卿带领的红四军占领石码。当日，由十师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锋部队开进石码镇时，当地的保安队长李玉泉误认为是孙连仲的部队十九路军，竟在街上摆下茶水、糕点，恭迎老总们大驾光临。当地群众对红军了解甚少，加之又见平日作威作福的保安队对他们那么热乎，于是对红军产生了误解，连地下党组织也有些疑惑了。罗瑞卿和王良来到石码后，了解到群众冷淡的情况，并且分析了群众这种反应的原因，立即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恰好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同志也克服困难来到石码，经过她向地方党组织解释原委，地下党才同红军取得联系。当他们了解到红军此次的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后，当夜就研究决定第二大组织群众召开欢迎红军大会，以便于下一步群众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群众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奔走相告。今天就热热闹闹地聚在石码公园里来了。
王良、罗瑞卿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见群众来得差不多了，就抓紧时间召开大会。王良军长是了解罗瑞卿的演讲才能的，他略略讲了红军此次来的目的后，就带头鼓掌欢迎罗政委讲演。由于当地群众听不懂地方话，由当地干部林曼青当翻译。
罗瑞卿健步走上主席台，先向会场行了一个军礼，人群的嘈杂声顿时静了下来。接着，他双手叉腰，一开口就先作检讨：
“老乡们，红军初到此地，因为有些情况不了解，至使反动分子来欢迎我们，而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敢和我们接近。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当林曼青把这句话用当地方言讲了一遍，尤其讲到最后一句时，人群中爆发出欢悦的笑声，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接着他又转身向着整队肃立的红军战士说：
“这次红军来到漳州、石码，和过去在山区环境不同、大家不但要注意军容风纪，还要遵守城市政策。不要看见住红砖瓦洋房的、穿西装的就认为是土豪而乱打。打土豪之前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不要搞错，同志们记清楚了吗？”
“坚决执行命令！”
红军战士齐声回答，声如铜钟齐鸣，与会群众都投以欢喜的目光。
罗瑞卿又转身向着与会群众说：
“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
讲到这里，他又把刚刚掌握到的材料用上了：
“此地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叫做张毅换张贞（二人都是当地军阀），捐税加二升。昨天我问过一个老阿婆，她说她的一只小猪娃到养大卖出去，共缴了六次税！老乡们，红军来了，就是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老百姓直起腰来..”
会场上的群众纷纷交口称赞，认为罗政委的话讲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大家欢呼起来：
“红军万岁！”
“欢迎红军到来！”
“共产党万岁！”
会后，红四军深入周围城镇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帝大同盟，并由革命委员会出面，经过调查，没收了敌产。根据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的“乐捐”措施，对工商业者进行筹款，并在周围农村打土豪、将所得财物部分给群众，部分运回苏区。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帮助当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吸收了数百人参加红军，其中有海外归来的华侨，有学生、工人。有二十多位司机向中央苏区运输物资，随后也参加了红军。红四军在石码地区活动四十余天，顺利完成了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并且以严整的军纪和模范地执行政策，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1932 年6 月中旬。武定县大禾镇。
1932 年5 月，蒋介石加紧准备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东路军一举攻克漳州威胁厦门、泉州，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在一片混乱中，南京国民党当局责成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组成“临时剿赤总指挥部”，策划反扑。此时，在东征战略目的已完全达到的情况下，6 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东路军胜利返回了赣南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6 月13 日， 红四军奉命从漳州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的地方武装凭借土围子向红军打冷枪，部队前进受阻。
罗瑞卿、王良和参谋长粟裕立即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大家认为，土围子内的地方武装负隅顽抗，不但严重影响军队的前进，而且不消灭他们，也会影响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于是，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参谋长粟裕安排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后，就由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连连长带路，来到大禾镇外一间颓垣断壁的房子里观察地形。
三人正用望远镜观察，突然镇内“砰砰”打来两枪，只见王良身子一震，就伏在墙头上了。罗瑞卿和粟裕赶紧扔下望远镜去扶他，扶起一看，头部一枪，胸口一弹，殷红的血正咕咕地冒出来，罗瑞卿把王良抱下墙来，轻声而急切地呼唤着：
“王良同志！王良同志！”
可是，王良军长已经不能再回答亲密战友的呼唤了。
罗瑞卿悲愤万分，他拔出驳壳枪，与参谋长粟裕迅速交换了意见，向严阵以待的红军战士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乘胜回师的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向罗瑞卿指示的敌人的薄弱处，扑进大禾镇土围子，迅速解决了这支不识时务的地主武装。
战斗结束后，罗瑞卿仍然不愿承认朝夕相处的战友已经牺牲，他让战士们用担架抬起王良的遗体，火速回师，直到进入苏区会昌。
在会昌，罗瑞卿亲自主持了全军为王良军长召开的追悼会。在安葬战友时，罗瑞卿把王良使用过的一块怀表用红绸包好留在了身边，以志怀念。每逢战斗胜利，就打开红绸，上紧表弦，同时低声告慰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们又胜利了！”
直到全国解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之初，罗瑞卿把这块表盘已经斑黄的怀表捐献出来，陈列于馆内。在他的心目中，王良同志同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捐躯的英雄一样，永远活在战友的心中，永远活在后继者的心中。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回师中央苏区后，罗瑞卿率领红四军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8 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10 月参加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1 月参加了金溪、资溪战役。此时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由于朱德、周恩来仍然按照红军中已经牢牢扎根的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所以，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为反击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1933 年1 月，蒋介石在其实现“围剿”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第一阶段的军事计划后，便跑到南昌组建行营，召开军事会议，精心策划第二阶段的军事“围剿”计划——进攻中央苏区。接着，他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自己兼任江西省“剿共”总司令，调动九十个师约四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以合围之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中路总指挥是陈诚，中路人马为“围剿”军主力，多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十分精良。当时，陈诚的军事部署是：三个纵队共十一个师，采取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建（宁）、泰（宁）、黎（川）
红色区域实行包围截击，企图一举消灭中央主力红军。其中第一纵队对红军威胁最大。这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下辖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从宜黄、东安出宁都、广昌，袭击主力红军和苏区的后方及归路。中央红军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挥，收效甚微，损失极大。
此时罗瑞卿已被任命力红一军团保卫局长。1933 年1 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罗瑞卿随第一军团参加了这两次重大战役。
2 月初，周恩来、朱德毅然改变外线作战，先发制人，强攻硬打的错误方针，采取退却步骤。先以小股红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方面吸引，大部分红军则掩旗息鼓地秘密向抚河西南方向的广昌转移，集中于广昌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等机会伏击敌人。
敌人果然不知是计，敌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猛追，而敌第一纵队各师远离其二、三纵队，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部队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部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入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各军出敌不意，于2 月27 日拂晓发起攻击。这天，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领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十师和十一师）至登仙桥一带待机伏击敌人。
据耿飚同志回忆说：
黄陂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在磨罗嶂一带，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地带，为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山头。尤其是一早一晚，十几步外就难辨人影。这给我们的隐蔽行军带来了方便。但道路泥泞，山石光滑，又给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向伏击圈展开时，已是大军云集，道路却不够用了。我便向师长李聚奎同志建议：干脆按地图上的方向，在现地平推，趟出一条路来。他便让我带尖刀连导向。我们披荆斩棘，连开带趟，在荒山上走出一条路来，按时进入伏击地大龙圩周围。
27 日拂晓，第十师、第十一师埋伏于登仙桥大路东北方向的山上，七师在蚊湖附近， 改编中新任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和保卫局罗瑞卿同志，便到各处查看部署情况，之后，就到我们指挥所来坐镇。
下午一时，七师首先打响，接火的是敌五十二师。该欲显然尚未察觉我军意图，但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好，当时已经有了从国外引进的轻机枪，又长期在湘赣一带活动，山地作战能力也比其他敌军强些。打响后，敌人一边抵抗，一边向蚊湖、大龙圩收缩。凑巧的是，七师一开始就抓到一名俘虏，是个连长。他供称：大龙圩有敌师部和一个旅。
徐彦刚和罗瑞卿同志即向我们面授任务，要我们直插大龙圩，袭击敌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
..我率二十五团向大龙圩猛插。主力从正面进攻。我们仍然“衔枚疾走”，隐蔽接敌。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渐浙沥沥的毛毛雨又下起来了。二十五团团长突然跃到我面前，紧张说：“参谋长，快看！”
透过雨幕，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指挥所，只见小桥上有个穿雨衣的胖子，正拿看望远镜“高瞻远瞩”呢，从旁边的马匹、护兵、提包拿图的随从来看，这胖子来头不小。二十五团团长说：
“不知是不是敌人的师长？”
我说：“不管是师长还是旅长，一定抓活的。你先组织火力压住他再说。”
团长便安排机枪连负责人力压制。我对机枪连连长说：“你们三挺机枪封住他，之后就一边打一边冲，火力不要中断，直到抓住为止。注意，不要打死他。”
之后，我们便展开攻击。师长带领的主力也一线展开，向大龙圩猛攻。战士们已经知道那里有敌人的军官，尽管不知是不是敌人师长，还是大喊：“冲啊！抓师长啊！”敌人见势不好，保护着那个军官便撒。可是我们的机抢不分点地猛扫，打了个“梅花瓣”，敌人只好伏在地下，拼命还击。这时，从村子里冲出一股援兵，来抢这个军官。我便带部队兜过去，向村里猛压。
混战中，二十五团机抢连连长追上来报告：“参谋长，那个军官抓住了，好胖噢！”
他做了个大肚子手势。
“什么官？”
“他说是书记。”
战斗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就派侦察参谋彭明治押送后方。聂政委听说抓到了敌人师长，十分高兴，连说：“好！好！这叫‘擒贼先擒王’呀！”
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在黄陂地区的蛟湖、霍源、登仙桥等战场上次第将敌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大部歼灭，活捉了该两师师长李明、陈明骥，取得了黄陂大捷。
3 月21 日，罗瑞卿又随林彪、聂荣臻率领第一军团，参加了歼敌十一师的草台岗战斗。那日凌晨，乘着大雾向来犯的敌之十一师、九师发起攻击，红军指战员个个奋起杀敌，白刃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经过一天激战，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肖乾重伤毙命。敌第九师小部被歼，敌五十九师残部则消灭殆尽。其余敌人连夜溃退黄陂，敌之先头部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大本营抚州方向撤退。红军又取得东陂战役的全面胜利。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并缴获三百挺最新式机关枪，四十门大炮。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发出了惨痛的哀鸣：
“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罗瑞卿经过了战斗的洗礼，更加成熟了。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一军团发生了一次吗啡当奎宁的事件。
罗瑞卿负责的保卫局，主要担负四个方面的的任务：一是训练警卫员，保护军团首长的安全。二是巩固部队，防止反革命分子混人部队进行破坏，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行军时，组织拦阻队（后称收容队），防止开小差。三是清查俘虏。四是在边沿区或在白区驻扎、行动时，进行社会侦察，尤其是对敌情、敌特的侦察，破获敌探，防止外部敌人的破坏，对付小股土匪。
这天，罗瑞卿刚把对一个进入苏区的小贩审问告一段落，突然接到了军团部通知，说卫生处发生了给干部吃毒药的案子，叫他快去办理。
他迅速赶到军团政委聂荣臻住处。
聂荣臻政委正在窗前来回踱步，显得十分焦急。他看到罗瑞卿急匆匆地走来了，立即把他拉进屋里。
“政委，到底怎么回事？”
“瑞卿，事情的详细原委还有待调查研究，目前的情况是。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都得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卫生处发下来的药后，出现了异常反应，有的同志已经怀疑是特务投毒的恶性事件。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军团领导和我军干部战士的安全，也涉及到卫生处工作同志本身清白，责任医生游胜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要慎之又慎，实事求是地把这件事查清楚，越快越好。”
罗瑞卿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心弦紧绷起来。
“政委，这件事可能很复杂，我尽快摸清情况再向您汇报。”
罗瑞卿从聂政委处出来，找到被关押的游胜华，请他谈谈具体经过。
游胜华一见到罗瑞卿，眼泪就扑落落地掉下来了，他对罗瑞卿说：
“罗局长，我现在有口难辩啊..”
“不要着急，胜华同志，好好想想，把具体经过谈谈。”
在罗瑞卿的安抚下，游胜华情绪渐趋平静，向罗瑞卿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这几天正患着恶性疟疾，非常痛苦，他去① 见《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65—168 页。
给他们诊治时，就把药箱中留给军团长用的一点奎宁给他们吃了几片，谁知，这两人吃了药后不久，即出现了异常反应，一边抓打自己的心窝，一边又蹦又跳，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大家按也按不住，谁按他他就跟谁撕打..
讲到这里，游胜华脸上现出又痛苦又委屈的神情。
罗瑞卿又问道：
“这药给别人用过吗？”
“从医务处领来，还没用过。”
“你能肯定是奎宁吗？”
“我从戴主任那里领的，那上面标着是奎宁。”
“好吧，你先别着急，我再去请教戴胡子。”
罗瑞卿立即找到卫生处主任人称戴胡子的戴济民。戴主任也早已听到这件事了，很紧张，很不安。一见罗瑞卿走进来，他就急忙迎上前来。
“罗主任，那批药是我发的。可标签上明明写的是奎宁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老戴，不要慌，你能让我看看药吗？”
“行，行。”
戴济民领罗瑞卿走进药房，拿出了一个标有“奎宁”字样的药瓶子。罗瑞卿把药倒出几片，放在手掌上看了看，他虽然没有吃过奎宁，但见过别人吃，好像不是这样的白色小片。
他又问戴济民：
“你们平时怎么断定是哪种药呢？”
“如果瓶子上有原标签，就基本上按标签来断定。如果是散药，就凭口感和印象。..这批奎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当时已经没有了标签，大家用第二种方法确定的。”
“你能十分肯定是奎宁吗？”
“这，这..”
戴济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
罗瑞卿从戴济民处出来，回到住所时已经很晚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
“对，得赶快去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对药品进行签定。”
他前脚刚跨出门槛，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一听，是聂荣臻政委。
“瑞卿同志，调查得怎么样啊？”
“报告政委，正在调查中，我已经问过游胜华、戴胡子了，关键问题在于搞不清是不是奎宁。游胜华给病人服的是不是奎宁。
“噢，现在我向你通报一个情况，今天下午已经有许多人把这件事上升为政治案件了。他们向我反映说，这肯定是‘AB 团’干的。认为游胜华、戴胡子、姜齐贤都是‘AB 团’。这件事情现在复杂化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政委，您常说，我们不能像其他单位一样，大搞抓‘AB 团’，整人杀人，弄得几乎人人自危。我考虑，这件事不能这么貌似复杂地简单化处理。
游胜华同志出身贫穷，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是陈毅同志送他去卫生学校学习的，工作一向勤勤恳恳，似乎不会有问题。戴胡子是罗炳辉同志从吉安起义时带过来的，他虽然在吉安开过诊所，但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医生，来到部队后作风很严谨。姜齐贤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有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出了事故，应该先查清楚，不能先定框框，不应当随便怀疑人。”
“我同意你的看法。目前敌我双方正在交战，形势很复杂，许多问题应当想得深一些，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冤枉自己的同志。”
“政委，我这就去找姜齐贤部长，要尽快把事情的症结查清楚。”
“好吧！瑞卿同志，有情况及时汇报！”
“是，政委。”
罗瑞卿挂上电话，带上警卫员，连夜找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姜齐贤此时很苦恼，他明白自己的历史。但他自从来到一军团，一直尽心竭力地工作，军团领导也十分信任他，他自觉问心无愧。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又忐忑不安。
当罗瑞卿问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说：
“罗局长，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我，我觉得您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至于那批药，我也在怀疑是不是奎宁。因为我们的药大多来自战利品，有些药有标签，有些药却是散的，大家只能凭经验判断哪种药。从病人的反应未看，不象是吃了奎宁的反应，倒象是吃了兴奋剂的反应。我已经从戴济民同志那里取来了药，大家正在化验，也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姜齐贤同志，我相信你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对革命是忠心不二的，你们认真地工作吧。”
罗瑞卿见姜齐贤已经在进行鉴别工作了，就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他正在听一个保卫局干部汇报捉到一个特务的情况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一听，是姜齐贤。要他快去卫生部一趟，事情搞清楚了。
罗瑞鲫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卫生部。姜齐贤、戴济民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告诉他，问题确实出在药品上。游胜华当奎宁用的药，是吗啡，它的颜色、大小和极苦的味道，和奎宁相似。红军此时又极缺奎宁，对吗啡极少接触。
姜齐贤带头做开了检讨：
“罗局长，这是一次发错药的事故，这责任我首先有份。”“不，姜部长，是我的错，药是从我手里发出的。”戴济民打断了姜齐贤的话，挤到罗瑞卿面前说。
“同志们，查清原因就好了，责任大家都有。你们能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认真工作，这就很不错了。下次打敌人时，我们一定注意搞到更好的设备。”
大家都笑了。
戴济民摸摸自己的脖颈说：
“罗局长，多亏您工作细心，要不，我的这颗脑袋怕是早掉了”
“不，应该首先感谢聂政委，是他直接抓这件事的。我现在就去向他汇报情况，你们去接游胜华同志吧。”
于是，各人分头行动。这次事故终于没有发展成政治斗争。
在后来的一次给保卫局干部讲课时，罗瑞卿以这件事教育保卫局干部，要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还把新闻学中的六要素概括为“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他要求大家把这“六何”运用到保卫、侦察工作中，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由于罗瑞卿的出色工作， 1933 年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聂荣臻后来谈及一军团保卫工作时，总结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联系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历史实际，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
1933 年春。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役的间隙。
罗瑞卿受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委托在全面抓保卫局工作的同时，抓起了文化娱乐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的工作。按照罗荣桓主任的原意，这个文化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的中心任务排练文明戏，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这个训练班由擅长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便成为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它仍然是业余性质的。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红火。到第四、五次反“围剿”时达到高潮。
罗瑞卿既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演员。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编导了他的第一出戏《谁给我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看完剧后交口称赞：“红军真神了，才来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情编进戏文了。”
罗瑞卿先后导演过聂荣臻政委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以及李伯钊、李克农编的《杀上庐山》。最为轰动的则是他导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写的大型话剧《庐山雪》。剧中描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
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即自告奋勇演蒋介石，童小鹏男扮女装演宋美龄。
演出那天，剧场设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从树上垂下两条布来算是边幕。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经打下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军团长林彪正在接电话。他听到电话铃响，拿起电话：
“么事？”
“报告军首长，现在已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
“船装不下呀！”
“用汽车装。”
“汽车也装不下呀！”
“那，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研究！”
林彪放下电话，喊道：
“通信员，通知罗主任来开会。”
这时候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此时正患疟疾，烧得满脸通红，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没有听到林彪的呼喊。林彪在台上火了，连喊几声：
“罗主任呢！”
仍然没有回音。他便下命令道：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出来开会！”
罗瑞卿一看急了，如果林彪摔下话筒，那戏可就演砸了，于是命令几个小伙子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戏演到结尾，“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接受林彪的审问。
林彪：“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你怎么长得这么瘦？”
“蒋介石”：“我成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
林彪这一次胡问一通，过足了审判蒋介石的瘾，而罗瑞卿现编的台辞也够精彩的了。
如此多的军团首长上台演文明戏，一时在红军中传为佳话。一军团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1933 年夏，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区。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一军团转战在赣江和抚河之间。部队连日跋涉征战，生活相当清苦。一天，部队打土豪，给军团保卫局分来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几个月未闻过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围着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兴高采烈地说：
“管理员同志，这下子瞧你的喽！”
潘振武也十分兴奋，于是在午饭时，亲自掌勺炒了一盆热气腾腾的辣椒回锅肉。在把肉端上桌子的同时，他盛了满满一盘，吩咐给罗局长送去。而他则在饭堂里踱来踱去，踌躇满
志。
饭堂里好似过年一般，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当他踱到靠墙边的一桌旁边时，只见桌上的人却紧锁眉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菜一筷子也没动。潘振武这才想起，这一桌是福建籍的战士，而福建人是不吃辣椒的。但事已至此，又正在兴头上，他就沉下脸对这些人说：
“将就点吃吧，这比野菜南瓜汤强多了！”
这句话正好给这几个人提供了一个发火口。其中一个大个子霍地站起来说：
“你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辣椒，却炒了这么多，这不是整人吗？”
潘振武一听，也火了：
“你别这么说，当红军是为受苦人打天下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这下对方火气更大，双方谁也不示弱，吵了起来。
午饭后，罗瑞卿知道了此事，就派通讯员去叫潘振武。通讯员一会就把正躺在床上生闷气的管理员找来了。
罗瑞卿一看潘振武满脸委屈的样子，就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问他：
“今天打牙祭了吧？”
“是啊，罗局长，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吃着当然要得喽，我是四川人嘛！”
罗瑞卿稍顿了顿接着说：
“可你先别高兴，福建同志不吃辣椒你知道吗？”
“知道，可..”
潘振武心里难过，说不下去了。
“说说看，可什么？”
“我是想给大伙加点味道，照顾..大多数嘛。”
“加点味道，这是好心啊，大家这几个月来口淡得不得了喽。但是，”
罗瑞卿的脸色严肃起来：
“人家提出意见来，不作解释，口角起来，就是你的不对喽。”
这一句触到了潘振武的心思，他低下了头，红着脸说：
“罗局长，我错了。”
罗瑞卿见潘振武认错了，就坐在他的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语调深沉起来：
“同志哥哎，你可别小瞧了你手中的那把勺子啊。你是为大家服务的。
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同志们的健康，影响着同志们的情绪啊。福建那几个同志参加部队不久，还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炼，我们更应当关心他们，体贴他们，这样才能使大家更加心情舒畅地生活在这个集体里，吃不吃辣椒不是小事，与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密切相关，这里面可是有政治学问哩。你是个老同志，要做团结的模范嘛！”
潘振武豁然开朗，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他激动地站起来说：
“罗局长，我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好。”
“这就好嘛，来，”
罗瑞卿拉潘振武坐下，眨眨眼睛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
第二天的午饭桌上，又是一盆盆香喷喷的回锅肉，每盆肉旁，另外摆了一盘炒辣椒。行动是最好的说明。当潘振武又走到那几个福建籍的战士桌旁时，大家都站了起来，几双大手伸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潘振武的双手，一迭声地感谢管理员。潘振武心情十分激动，他不好意思地对他们说：
“不，不要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1933 年9 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自任总司令。罗瑞卿随一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1934 年1 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春夏之间的反“围剿”战斗间，罗瑞卿随红一军团参加了北线的乌江镇战斗和南线的温坊战斗等。10 月16 月，红一军团保卫局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巩固部队，为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