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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国，必有兵。

有大国，必有强兵。

养兵，兵不能战，是谓“无兵”。

任将，将不能胜，是谓“无将”。

弱兵，则国危；无兵，则国亡。验之于古，证之于今，无一国可以例外。

一部中国近代史，屈辱百年，让中国人饱尝“大国无兵”之痛。痛定思痛，每一个有国家忧虑感或责任感的朋友都应该醒悟：中华欲大国崛起，必然要有与大国相匹配的强兵强将。

本书作者不是军人、又不是军事发烧友，因而他不具备议论军国大事的基础性条件。

本书作者不是学院派学者，因而他也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法定学科流行课题的责任承包。

他所拥有的，大抵只是一个平民百姓面对尘封历史的独立思考权及个人话语权。

资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散放的，随意拣拾，让他触类联想，追怀起童年在野外割草放牧的自主或不自主。

不是理论，也就没有结论。维系资料而略呈连贯的，除了历史的自然顺序，便是作者的自由思绪。

“大国无兵”的命题，在“显性”上对照中国历史是难以成立的。而在“隐性”上，中国时不时总会出现“无兵”的虚脱。这与人体免疫力消退仿佛：今日无病，并不证明你真的健康；今日和平，并不证明你已经安全。

造成隐性“大国无兵”的原因很多，作者没有能力全方位地思考与探究。本书仅仅抓住一点，即“尚武精神”的失落加以铺排，或者已经触及皮毛。

“尚武精神”曾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梁启超氏有《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列中国武士七十数人，赫然第一名竟是孔夫子。梁氏用心良苦，他是想用两千年前的列国游侠，激活两千年后的东亚病夫，其实，他天真了。他既不能终结“不武之历史”，又不能改变“不武之民族”。所以，梁氏之后的后来人也还是有继续陈述“尚武”的话语空间。

不能“尚武”，不再“尚武”，积患也久，积难也深。对“民”而言，这是道德、信仰的崩圮，这是理想、追求的转移；对“兵”而言，这是军纪、军威的消解，这是军心、军魂的销熔。

歧路亡羊，你不能坐哭穷途。惟一的积极选择是：寻觅。

面对“尚武精神”的失落，似乎也只有在理性精神被击碎、被肢解、被抛弃的旧路上一一寻觅，一一复苏。

谁丢了，谁找回。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一无可例外者。失魂落魄，断无生理。

屈原写过《招魂》，那是十分无奈的呐喊。面对自私自利、损国损民的行尸走肉，屈原肯定是绝望了。

我麻木，所以我未曾绝望。

没有灵魂的铁头功不是“尚武”，没有信仰的金钟罩不是“尚武”。

当“尚武”不再被新武侠派们虚说神异，当“尚武”不再被武林莽夫们醉后自诩，一种深深扎根于理性潜层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才会萌芽绽蕾，这才是我们渴望恢复的“尚武”精神。

这是清政府、民国政府的百年镜鉴。擦拭一番这枚镜鉴，不知能否照见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曾经失魂落魄的历史。

田秉锷

2007年12月20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书屋

序篇

险情回放——“天理教”闯入紫禁城

清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依例，应为闰八月十五日，因星象异常而有意改动）申时（下午三至五时），在宫内太监引领下，近二百名手持利刃的天理教徒从西华门、东华门分两路攻入北京紫禁城。

闯入者白巾裹首，鼓噪而进，逢人便杀，势不可挡。原本安安静静、神神秘秘的清宫大内，一时如火烧蜂房，乱作一团……

事起突然，让拱卫紫禁城的八旗禁卫军也猝不及防。这一招，叫“黑虎掏心”。

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者高出一筹的是，起事者并没有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起步。在酝酿阶段，他们便将奇袭皇城、直接坐上金銮宝殿的九龙御椅设定为首要目标。省去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北伐长征、兵临城下、南北和谈、或禅让退位、或吊死煤山等过渡性环节，毕其功于一役，何其轻松乃耳！何其童话乃耳！

一、林清的“革命”之梦

那支攻入紫禁城的队伍，是林清统领的“天理教”（或称八卦教、荣华教、红阳教、白易教等）教众。当他的夺权先遣队攻入清宫时，林清还在城南黄村宋家庄坐等消息。一是等宫内的消息，二是等河南李文成进京增援的消息。

说起这次“闰中秋风暴”，他们的筹划至少在两年前即已开始。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奏：星象主兵，不利朝廷，应予防备。嘉庆皇帝问：星象应于何时？钦天监经细细查核，答曰：应在十八年癸酉闰八月中。并奏：若将十八年的“八月”之“闰”改为十九年的“二月”之“闰”，则“闰八月”仍为正常的九月，便可消弭星变。嘉庆帝允奏，又诏百官诫惧修省，以杜天怒人怨。①

朝廷的举动，被天理教的首领们侦知。防有防策，攻有攻略，天理教两大首领林清与李文成遂相聚而谋。

林清（1770—1813）原籍浙江，久居京邸，住城南宋家庄。幼年曾作药店学徒，后为提督王柄家僮，随王氏征战苗疆，耳濡目染，颇知战阵兵法。加之身高力大，面黑如铁，虬髯如猬，有几分张飞、李逵的派头，遂被直隶教众拥为“法祖”。女夸女美，人抬人大，这林清越发自我感觉良好。掌教日久，金银日积，权大气粗，他便油然做起了取而代之，黄袍加身的美梦。

李文成（？—1813）河南滑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随一木匠作学徒，故人称“李四木匠”。因为读过几日私塾，又研习数学、星象，自然比一般百姓多了一些野心与抱负。后为天理教教主，传教河南、山东，有教众数万人。北林南李，天理教两大派遥成呼应之势。

辛未（1811）秋，林清与李文成在滑县相会，共商非常之举。壬申（1812）春，应林清之邀，李文成又两次赴京，与林氏会商举事方略。他们商定：癸酉（1813）年九月十五日、即原闰八月十五日为举事日；届时，南北两支天理教人马合攻紫禁城，一举推翻清王朝。事成，如何排座次，待定。②

上文已述，这种筹划是前无古人的。浪漫、大胆、简单、明了，省略了一切“革命”的曲折程序，直入本题，诚可作千秋万世造反者之明鉴也。为了给“革命”一个光彩的号召，二人在天理教原有的“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口诀外，又拟定了一句谶语式的经文：“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对教众的宣传提纲则是：“清朝最怕闰八月，劫数在此，天命难违，移改闰月也是无益！”③

二人分手后，遂各自秘密串连，发动群众。教众是最易欺哄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经语一转眼就传遍了黄河两岸、京畿内外。

林清的聪明，是他确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击方针。内应者，就是大内太监。太监多直隶籍，以亲情联络之，以金银酬谢之，以开国再造激励之，谁不潜生出“第二忠诚”？事发前后，投入林清统一战线的大内太监已有十余名，他们依次是：刘金、刘得才、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张泰等人。

林清的聪明，还在于他看破了一种“悖论”：即防守愈严密，便愈有漏洞；愈固若金汤，便愈可能一触即溃。日后的事实证明，重门高城，严兵守卫的帝王之居真的并不绝对安全。

以用兵之道衡量林清的军事才干，可将他列入“诡道”之才。他相信突然袭击的功效，他又全部依赖突袭的侥幸胜利，这也便将自己置于“赌徒”的位置上。

“赌一把”是有两种结局的。因而，赌“革命”，亦万难跳出“梦魇”的结局。教首在“梦”中，是做他的好梦；教众在“梦”中，那则是教首的暗示与引导。“革命”，总要有一个光彩的口号，口号是头头儿的发明；庸众，只要信，只要跟，只要激起提着脑袋打天下的斗志，“群众运动”自然如火如荼。林清告诉教众道：诵“八月中秋，黄花落地”八字真言，可以刀枪不入！教众信了，太监们也信了，于是有了二百男儿硬闯紫禁城的故事。

二、李文成快了半拍

如果李文成如约赶到北京，历史或许还有新的表述。但是，李文成辈谋事不秘，且又让滑县知县强克捷占了先手，所以在闰中秋之前被官府缉拿归案。

在北京，林清望眼欲穿。

在滑县，李文成锒铛入狱。

援军不到，林清只好孤注一掷。这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有一个人，“清史”留名，那就是强克捷。是他探闻到天理教起事的消息，火速上报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请求发兵镇压。高、郎二氏皆疑他轻事重报，不予理睬。再申三申，仍无回复。强克捷终不敢轻轻放下。作为知县，他深知李文成为滑县人氏，逆案一出，自己即难逃督察不力之责。纵容反叛，罪在不赦，与其失职而死，毋如为国而亡。死我一个强克捷，能保国家社稷，能安黎民百姓，何憾之有？想到这儿，他不待批复回文，即密传衙役人众，往捕李文成及其死党二十四名，且连夜突审。李文成不招。强克捷则命夹棍侍候。连夹带敲，李文成腿骨碎断。强克捷认为主犯断足，已不能逃逸，遂收狱拘押，再作审理。④

惊闻首领被捕，九月七日（9月30日）滑县天理教徒聚众三千，围攻滑县。城中仅有快班皂役，并无精兵良将，如何守得？城破，强克捷与家属十数人被害。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教众围攻，强氏缒城走封邱，搬取救兵。嘉庆帝闻其死难，发了“恤典”，强不得已自杀。

李文成被救出狱，遂扯旗放炮在滑县聚众反叛。“地下斗争”变成了“武装起义”，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林清紫禁城奇袭的。

没文化，即少计划。

小人物不足成大事。

历史失忆的部分是，李文成被救后为何不迅速派人与林清联系，告以先发之变？林清又为何未在起事前派人与李氏作最后之沟通？

呼应了本书的主题，在这儿我们要以后来人的清醒指出，由于李文成的被捕，林、李二人失去了“会师”的机会。孤军为战者险！何况胜利？其次，因为高杞、郎锦麒二人的玩忽职守，河南官军失去了“围剿”的良机。瓮中捉鳖与放虎归山，这是多么不同的战术啊！强克捷的忠君报国成了个案。

在江河日下、总体崩圮的时代，少数忠臣廉吏化为旗帜。旗帜举得再高，也无法扭转理性崩溃与信仰缺失的颓势。一支钓竿，何以擎得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沦？

三、夜雨潇潇火不燃

再说“闰中秋风暴”的进展。

事发前，曾有人（曹福昌）建议将起事日期改在九月十七日（10月10日）。因为那一天嘉庆帝回銮京师、将驻跸京北白涧，京中诸王大臣届时都要离京迎驾；乘其空虚，击之最利。而林清以为“劫数”在十五日，故不肯推后。事先，他们已聚众数百人，准备全力以赴，灭此朝食。临入宫，太监们认为宫内地狭，难容多人，且恃林清辈皆有蹿房越脊、刀枪不入的本领，便主张减少入宫人数；林清也认为太监们路径谙熟，由其引导定可事半功倍，所以也同意削减“敢死队”的人数。最后确定，东西两路共二百余人。⑤

九月十四日（10月7日），东队以祝现、屈五为首领，从董屯出发，约由东华门闯宫，至，则由太监刘得才引入。西队以李五、宋进财为首领，从黄村出发，至菜市口集合，约由西华门闯宫，届时由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入。进城，歇息一夜，十五日上午两队都悄悄抵达指定地点。下午，内应太监出宫迎接；两队人马遂分头行动。

西路极顺利，全部闯进西华门。先入尚衣监，将监中太监、宫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这是领路太监杨进忠的主意。因为杨进忠是茶房太监，曾去尚衣监乞求补衣被拒；今日有了官报私仇的机会，何不先杀一个痛快！尚衣监只有一老妇因匍匐荆棘中幸免于难。

东路则颇不顺。因入东华门时教众与送煤者争道，露出兵器，为官兵发觉；官兵急掩大门，仅陈爽等十几人得以闯入。入宫后，这十几人各亮兵器，夺路向西杀去。⑥

待东、西两路人马合兵一处时，紫禁城警声四起，清宫轮值侍卫早已各就各位，内廷、外廷各大门也均紧紧关闭。这就迫使闯入者在高墙夹道间左冲右突，浪费了精力，却难以进击皇宫的核心机构。

但战斗并不稍缓：

——协和门外，教众与官军厮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

——文颖馆内，供事文官起而争斗，被教众一一砍杀。

——慈宁宫伙房，教众纵火，被卫兵擒拿。

——熙和门外，教众杀侍卫那仑。在太监高广福带领下由马道登城墙，并在城上招展白旗。白旗上或写“大明天顺”，或写“顺天保民”。摇旗间，高广福中弹坠城。

——武英殿复道中，双方遭遇，官军以鸟枪击杀教众数十人。

——养心门外，教众以人梯登墙，皇次子绵宁开枪，击杀二人。贝勒绵志击杀一人。⑦

月上东天，紫禁城因为没了往日的灯火，显得格外清冷。拼杀了半天的教众，死伤之外，所剩者已不知几许。他们在黑暗中，三三两两，打着游击。有几个人闯入五凤楼，拿出火石、火绳，准备纵一把火，以便乘乱突围。岂知，火还没引着，一声惊雷，大雨瓢泼……

晴转阴，阴转晴，此乃天候之变。谁能料到，一场大雨，阻止了紫禁城的火灾呢！星星之火，未能燎原，大清皇朝的气运还有一百年的喘息呢！

战斗持续到十六日午后。除牺牲者外，林清党众被俘者二十四人。

林清被捉。嘉庆帝亲加审讯。帝问：“汝何故为逆谋？”清答：“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

审毕，造反者皆凌迟处死。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林清辈的突袭是用“有准备”的“无组织”冲锋，向清皇朝“无准备”的“有组织”系统挑战。“有组织”胜，“无组织”败，胜败异势，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悬殊。因为即便是仓促之间，十五日黄昏清皇朝在紫禁城聚集的兵力也在四五千人以上！

十多年前，当本书的作者刚接触那次紫禁城突袭战的资料时，曾误将该事件视为大清皇朝衰败的信号。其实，那是皮相之论。突袭是下层百姓自外的挑战，有其统治机器失调性的原因（下详）；但皇朝内部，还没有解体性或崩溃性趋势，所以事虽突发，而当政者尚能应之从容。

警讯传来，在没有皇命的情势下，清室的王公大臣基本上还能闻风而动：

——宫内，皇次子绵宁紧张而不慌张，是他自觉担负起指挥宫内侍卫的抵抗与搜捕。

——宫外，诸王大臣闻变，皆率众由紫禁城北大门入宫增援，第一时间赶到者计有：庄亲王绵课、礼亲王昭梿、成哲亲王永瑆、仪慎亲王永璇、镇国公奕灏、贝子奕绍、礼部侍郎英和等数十辈。

只要人心不散，队伍不散，有时局部性的危机反而激发起全局性的振作。仪慎亲王永璇，是嘉庆帝的哥哥。嘉庆十七年（1812）因刊刻乾隆圣训误书庙号，被罢王俸三年。虽然背着处分，他也毫无芥蒂之念地奋身捕敌。事后，嘉庆帝奖其忠诚，免除一切处分。成哲亲王永瑆，也是嘉庆帝的哥哥。闻宫中有变时，他正在饮酒。半醉半醒，飞身上马赶往神武门。入门，即奋身高呼：“何等草寇敢如此猖獗，看老夫手击之！”这真是一派英雄气度。⑧

四、绵宁崭露头角

绵宁，后改旻宁，嘉庆帝次子，即后来的道光皇帝。这一年，他三十一岁。虽然皇长子二岁是便已夭亡，绵宁成为嘉庆帝诸子中的老大哥，但能否被立为“皇太子”，能否顺利登上皇位谁也说不清。

嘉庆十八年（1813）秋天的木兰狩猎，绵宁随驾扈从。因为奉旨先还京师，所以让他碰上了教众闯宫。那天下午，绵宁在养心殿与从弟贝勒绵志（仪慎亲王永璇子）说事，忽闻太监奏报有乱民闯宫。这还了得！快取撒袋（箭袋）、腰刀！吩咐一声，他即急步走向殿外，而远处正传来阵阵杀声。内侍送上武器，绵宁先系好腰刀，再背上撒袋，而手中早早握住了一把鸟铳。养心门已经紧紧关闭，他顺着木梯，联步而上，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哪知刚登一半，墙上就露出一个攀墙者的脑袋。绵宁手起枪响，那人即应声倒毙。刚下梯装好药，墙头又爬上一人。绵宁举枪，那人亦中弹毙命。⑨

第三枪是绵志打的。见院内防卫严密，围攻者在搭上三条命之后撤去。绵宁估计乱民不会太多，遂命内监出门传令，让内宫各门（如景运门、隆宗门）关闭，严防乱民闯入内廷；接着又派人去神武门迎接健锐营、火器营援军。事实证明这一部署十分合理。待宫内守军与宫外援军可以联手作战时，天理教的敢死队已被分割包围于狭小的空间。

乱平，嘉庆帝封皇次子绵宁为智亲王，封贝勒绵志为郡王衔。“智亲王”的“智”，是经历了变乱考验的。对他那支连毙二敌的鸟铳，嘉庆帝也特予命名，曰：“威烈”。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嘉庆帝赞扬绵宁“忠孝兼备，岂容少靳恩施”。意谓封赠再多也不会吝啬。⑩

面对嘉奖与封赠，绵宁还算清醒。他在谢恩时言道：“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功、不伐善如此，更让嘉庆帝对这个儿子增加了好感。

绵宁在平乱中经受考验，崭露头角，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幸运。若与他儿时的另一件小事对照，则又可知绵宁的智勇其来也久。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乾隆帝行猎威格逊尔，年仅十岁的绵宁随猎。马上开弓，一箭中的，野鹿倒地。乾隆帝大喜过望，特赐黄马褂与花翎。并赋诗志贺，有句云：“老我策总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早二龄”是与自己相比的，盖乾隆帝十二岁时木兰从狩，初射获熊。诗中又云：“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考其义，甚至连绵宁将来继承皇位都估计到了。绵宁随猎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连中两箭后，乾隆帝说，若第三箭也中，则赐黄马褂。第三箭果中，乾隆大喜，赐黄马褂。因为个头小，黄马褂拖在地上很长……

《清朝野史大观》中《阿哥杀贼》一节记绵宁毙敌事又加虚张，谓：“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宣宗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射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积此二因，遂缄名金匮。”银扣能否作枪弹，待考。

绵宁少年射鹿，青年射敌，都属武事。长于武事，证明到他这一代，清皇族尚未丢掉弓马打天下的优良传统。而他两枪击毙两敌的经历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即入关以后，满族皇帝唯一亲手杀敌者。雄武如康熙、乾隆，何曾在两军对垒中亲手杀过敌人？

历史，似乎期待这位皇子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现武德武功。

五、嘉庆指责“因循怠玩”

九月十九日（10月12日）辰时，嘉庆帝乘马入都，兵民夹道迎拜。缓辔入宫后，随即下《罪己诏》。太监宣读，诸王大臣集乾清门跪听之。其《诏》曰：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輥·輯·訛

诏中“因循怠玩”四字，找到了病症。

仅以天理教闯宫为例，即足证清朝官吏“因循怠玩”已成流行病。

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可合为一例。将基层报告，置若罔闻，一再请命，均不理睬，这是造成权力体系半身不遂、乃至全身瘫痪的人为因由。高、郎二人倘稍有责任感，强克捷一家可以不死，滑县可以不失，嘉庆十八年深秋持续九十天的平叛大围剿可以不举，直隶、河南、山东数省则可以太平矣。

步军统领吉伦，负责禁御之外的京师护卫。营员屡次申报逆情，他皆以“非吾所辖”为借口，不加追究。乘着秋高气爽，吉伦邀客携酒游西山香界寺，吟咏忘归。直到九月十五日，他仍然游兴未足，对部下说，某将迎驾白涧，又率一干扈从飞马出都。左营参将某攀舆相告：“都中情形，大有叵测，尚书请留。”吉伦厉声喝道：“近日太平如此，何有叵测？尔乃作疯语乎！”挥舆驱骑竟去。吉伦逸游离职，造成京中部队群龙无首。

豫亲王裕丰，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后代。说起多铎，那可是大清皇朝定都北京后的特级功臣。而传到裕丰一代，已经无复祖上豪情。林清党众中那个领队闯宫的祝现，就是豫王府包衣人，居京郊桑岱屯，充豫府庄头，家资富饶，遂生非分之想，成为林清天理教骨干分子。其弟祝富庆，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知其反期已决，遂奔告豫亲王裕丰。裕丰闻言大惊；谋逆为乱，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呀！身为皇族亲王，理应检举揭发之。但转念一想，他又怕了。去年皇上阅兵南海子，自己随行，食宿不便，就曾寓居宋家庄林清大院。与乱党教匪有染，这又是辨不明的关系！越想越乱，越乱越怕，裕丰索性做起了缩头乌龟。倘若裕丰以亲王的身份入朝相报，防患于未然，平乱岂不易如反掌！·輥·輰·訛

顺天府尹某公，于九月十四日接到卢沟桥巡检司报告，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已集合天理教教众，暗携兵器入京，定于次日闯宫举事。林清乱党，已经过卢沟桥进城。该府尹闻报，摇头不信。朗朗乾坤，皓皓日月，京师金城汤池之固，谁人敢为蚍蜉撼树之举？荒唐！荒唐！莫信！莫信！敢冒昧声张者，滚！由于这位京城地方官的玩忽职守，第二天果然发生了禁宫惊变。

上几例，皆发生于事变前夕。而此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春，台湾淡水同知兵备赵崇华一上任，即访获妖言惑众的高妈达。捕而讯之，具供其党刘林（即林清）、祝现等，将于明年秋在京师举事。赵崇华笔录供词后，亟通详请奏，并建议直隶顺天府协查乱党。·輥·輱·訛奏上，大吏们认为此消息荒诞不经，耸人听闻，故匿压不报；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判决了高妈达。设若“大吏”们有一丝警觉、一丝责任，早早谋之，岂有日后之乱？

问题很明显：个体的怠玩，造成整体的垮塌；个体的脱钩，造成整体的短路；大清皇朝的国家机器因为“人”的锈蚀而出现全局性失调、失控、失效。物质性的变异，起于精神性的病灶；家国危难，源于情性迷误；政治家（如果有的话，多数顶着“政治家”冠冕的人实为“权力者”）戳了纰漏，需要哲学家把脉问疾。这真是忙人忙于事、闲人闲于话的风景。

嘉庆皇帝指出了“因循怠玩”的政治病症，还算他清醒。诊病重要，开方更重要，可惜嘉庆皇帝只是说嘴郎中。

大清皇朝的病，日重一日。当那位颇有些尚武精神及武略风采的皇子绵宁，在他继承大统，乾纲独断的时候，还能阻滞颓败，实现中兴吗？

男性权力一“代”又一“代”（专制权力是用“代”计数运命的，而民主政治则用“届”。）的血缘传承，因为女性的介入，它的雄性遗传因子以几何级数逆减或稀释。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家族，到底在何时、何地遗失了努尔哈赤的雄杰、皇太极的神勇、玄烨的刚毅、胤祯的严明了呢？

让我们回到大清朝的道光时代，在世界格局的国际较量中看尚武精神的失落，看男儿气概的消解，看有疆无防的疏漏，看大国无兵的败局。当然，“鸦片战争”只是本书历史反思的起点。即便延续到国名革新，国体变更的“中华民国”时代，作为“大国”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兵弱将懦，被动挨打的屈辱。拈出紫禁城兵变，仅仅是为了指证：国家防务的虚设，已经将战乱引入天安门之内。乱入内廷，能不警乎！

有强权而无强兵。

有残民术而无御辱策。

“富国强兵”流行为自大的粉饰性宣传、或自慰性民族欺骗。

这诸多的隐疾，正是本书的焦虑所在。庶民的焦虑自古便被讥为杞人忧天。或许因为还模糊地记得天下兴亡与匹夫之责的连带关系，或许因为由“画饼”不能充饥联想到“纸上谈兵”的误人误国，本书作者只冷静地将本书的文化使命框定在“照照镜子提个醒”的有限度量之内。国事，肉食者谋之；庶民百姓，蔬食动物，偶有啼鸣，大抵只显现着黑夜将尽，黎明渐至，又一个日出而作就要开始。

［注释］

① 《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嘉庆癸酉之变》，永璇《啸亭杂录》，兰簃外史《靖逆记》互见。

③ 《罗瘿公笔记选·教匪林清变纪》。

④ 《清朝野史大观·强忠烈破李文成之功》。

⑤ 兰簃外史《靖逆记》、并《清史演义》四十六回。

⑥ 永璇《啸亭杂录》。

⑦⑩ 《清史稿·宣宗纪》。

⑧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

⑨ 《南亭笔记·道光神弹》。

《清史稿·仁宗纪》。

兰簃外史《靖逆记》。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林清之变》。

第一篇：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国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英国战舰林立，簇拥着那艘舰身高大的旗舰“皋华丽号”。水兵持枪列队，欢迎花翎锦袍的清国谈判代表登舰。

弯腰曲背、鱼贯而入者为清朝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四品卿衔乍浦副都统尹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还有暂戴五品顶戴的尹里布家仆张喜等人。

英方出席者有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谈判代表麻恭少校、马儒翰翻译等人。

讨价还价的谈判从七月初开始，先在舰上谈，后因天热改在岸上（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谈，直到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璞鼎查等人应邀进入南京城，在上江县考棚双方交换和约文本，“和谈”才告一段落。而今天的登舰相会，则是为了双方正式加盖关防印鉴，签字画押。红印一盖，大名一签，中英《江宁条约》即被后人习惯称呼的《南京条约》遂告生效。

签字仪式结束，送走了中国官员，那几个不苟言笑的英国贵族军人心里早已乐不可支。一个参与谈判的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中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写道：CHINA HAS BEEN CONQUER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①

这“女子”，当然是指英国女王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女士。此时，她二十三岁。中国人想不到，一个窈窕淑女领导下的政府，这个政府派出的一支规模不太大的远征军，竟然战胜了四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队，迫使大清皇朝那位万民仰视的帝王低下他一贯高昂的冠冕。

一、“皇帝”选择了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发动的侵华战争。

本节标题却用了“皇帝选择”，可能有冒大不韪之嫌。

在下无意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关系。

谁如果对近代的中外关系（自然包括中英关系）做一些粗线条的梳理，谁如果跳出单项的历史谴责或历史表彰、而具备了一点汲取历史教训的理性，他都会对中国人（自然包括“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战争责任”予以正视。承认了昨天的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会让今天的中国人更有理性、更有智慧；而这，并不妨碍对“鸦片战争”进行诸如侵略、被侵略或正义、非正义的界定。

道光皇帝撞上了“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这账，当然要记在道光皇帝名下，于是在后人的成见中，他成了个“光腚惹马蜂，能惹不能撑”的角儿。

这多少有些误解或强加。

“序篇”中写到的那位“绵宁”，即位后改“旻宁”，就是道光皇帝。林清之变，考验了他的临事不惧。嘉庆帝夸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倒是实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秋狝热河，驻跸避暑山庄，因偶感暑气，高烧不止，竟尔大渐。临终前，回光返照，召诸大臣御榻前托以后事。帝言：嘉庆四年已遵祖宗家法，密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朕今不起，国不可一日无君，着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于行宫即皇帝位。②

绵宁这次亦随驾秋狝，大悲大哀中受命大任，依然孝思婉约，忠情怆恻，坚持要奉梓宫还京后再即帝位。八月庚戌，绵宁于太和殿即皇帝位，尊嘉庆帝为“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简称“仁宗睿皇帝”。这一年，道光皇帝三十九岁。是清朝入关后十个皇帝中即位年龄第二大者（雍正帝即位时年四十五）。年近不惑，道光帝登基后即以成熟、稳健称著。

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例证之一便是即位后一个月，就果断罢免了嘉庆皇帝十分宠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以及班列第二的军机大臣戴均元；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虽留任，但降四级使用。同时，起用汉族官员如大学士曹振镛、户部尚书黄铖入直军机。曹振镛，即是林则徐会试时“座师”。后来林则徐屡获大用，多是曹振镛举荐。“优礼词臣，回翔禁近”，是嘉、道年间较为开明的用人气象；而道光皇帝一掌权，就表现了变更朝政的意向——道光朝出人才，与皇帝有关。

道光帝的节俭与爱民，在清朝诸帝中亦无出其右者。

道光即位后，内务府循旧例为其备御砚四十方，砚背皆镌“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所备太多，闲置可惜，便命分赐诸王大臣。③

御用之笔，皆选紫毫之最硬者奏进，笔管上特镌“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认为这种笔又费金，又不合用，废而勿进；另选外间文人习用的纯羊毫、兼毫二种，令加仿制。管上镌字，亦嫌虚饰，命仅镌“羊毫”、“兼毫”字样，以示区别而已。

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端罩（礼服），皮下衬缎稍阔，他命内侍拿出，让在四周添皮。内务府一算帐，需银千两。道光帝知道了，谕令勿改。皇帝的裘服不改，京官效之，衬缎再长、再阔，也不添皮，因而终道光之世的十几年间，京官们裘皮礼服都皮短袖长，隐不露锋（毛），无法显示皮毛之珍、身份之尊。④

最有戏剧性的是，道光帝的套裤在膝盖处破了一个洞，便命所司补缀一圆绸，俗所谓“云打掌”。见皇帝如此，大臣亦争效之，亦于膝盖处缀一圆绸。某日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见其膝上也有“云打掌”，便问：“汝套裤亦打掌？”曹答：“换新的太贵，故补缀。”道光复问：“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曰：“须银三钱。”道光惊叹道：“汝外间物太便宜了，我在内府打掌须银五两。”其实，外间打个补丁，亦无须三钱，曹振镛随口说说而已。但道光帝的节俭之德，毕竟在中国帝王中绝无仅有。后人不可因官吏们迎合伪俭而否定道光帝的惜恤民瘼。

南巡靡费，道光帝罢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计。

木兰秋狝靡费，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罢省之，此后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围，每年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庆，道光帝也诏命从简。如其第五女寿臧和硕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时，道光帝给她规定的一切费用（包括嫁妆）累计不超过白银二千两！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御膳，最多只准四个菜。有时，仅是一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时代，整个宫廷都尚节俭。如皇后生日千秋节，虽为国家盛典，但赴御宴者每人只是一碗打卤面。宫中妃嫔待女，非节日庆典，皆不得食肉。

而对于民间的疾苦，道光帝则念念于心。水旱为大灾，每有州县遇灾，免税之外，常例是开仓济民，发“一月口粮”、“两月口粮”、或给予“籽种粮石”，类似的恤民之举，书载不尽。⑤

从个人品质上讲，道光皇帝是一个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会是一个守成贤君。可惜的是，他继承了一个“关门”的祖制，又恰恰遭逢了“破门”的强盗。

清朝的闭关政策，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基于郑氏父子据守台湾，时挑海衅。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军攻入台湾，郑克塽率众投降，海禁即已失去军事意义。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开。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东南沿海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苏）海关，分掌海外贸易。⑥于是广州、厦门、宁波、松江自然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这一态势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当不至于推迟到鸦片战争之后、且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起步。遗憾的是，“开门”并不是国策。稍有风波，朝廷便想到“关门”。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担心“海盗”与“洋人”纠结为乱，康熙帝不但严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严申海禁，既严禁中国人留住国外，严禁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卖船、卖米，又对抵岸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视若寇仇。⑦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贸易、中外交往复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关税后，乾隆帝又下令关闭闽、浙、江（苏）三海关，独留广州之“粤海关”与外国通商。⑧

一关一口通商的局面，历嘉庆、道光两朝而不变。着眼于短期安全考虑的闭关，引发了中国的长期不安全。闭关的结果，是窒息了中国，戕害了中国。

有一句话，流行了几十年，叫“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口号似是而非。“落后”不挨打的实例极多。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大抵是：“错误就要挨打”、“违规就要受罚”。“错误”有相对性，“违规”甚至有强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则国家意志、帝王意志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决。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许多导火线因素。如果从近代工业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资本扩张的世界大势分析，清皇朝的闭关锁国恰恰是逆流而动的。不再是商业纠纷，不再是军事碰撞，不再是历史上惯有的边界、领土诉求，不再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双边矛盾，始发于珠江口外的那场中英之战，其实是“世界”与“一国”的较量，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对“一国”的惩诫性打击。

这“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或“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国”，则是自认为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中国。

阵线已明，胜负已判，不再有任何悬念。

或曰：英国不能代表世界。

我们承认，英国只是英国。但它的目标，它的方向，它的响应，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合伙，再后则有“八国联军”的群狼搏龙，这都显示了“世界潮”的涌动与奔劲。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祸从天上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关门有罪。因为强盗已在门外，门外公行的原则是：谁家也不准装门。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势而言。

体认大势，顺乎潮流，不论从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衡量，最后这都归属于治国者、当权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国家悲剧。中国历史上，每每弄到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四分五裂、国破身亡，多数情况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聪明，要看大势。

从为国家、为子孙、为百姓深长谋划来看，清朝的皇帝从乾隆帝起，即开始发“昏”。

在西方耶稣会教士的启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怀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历算及地圆之说，⑨ 这就等于承认了世界地理观念及世界观念。但到了乾隆时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四库全书》等）仍然宣扬“中国即天下”的天朝上国意识，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观和世界观。最缺乏常识、最没有预见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绝建立送上门来的中英外交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英王乔治三世任命爱尔兰人马嘎尔尼伯爵为特使，率英国使团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起航，直驶中国天津。而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爵士已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写信，通知英使访华事。⑩ 郭世勋得信，即火速上奏朝廷，乾隆帝应允，且命于天津上岸。

英国使团除特使、副手、翻译、秘书、医生之外，还有一批天文学、力学、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科学家，于外交使命外，尚有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意图。特使乘坐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军舰，这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战舰。使团成员约百人，加上“印度斯坦”号运输舰及另外八艘海船的水手、后勤人员，共八百多人。从使团规模之大，可以推知英国国王的重视。⑾

如果这次来访仅仅是一次特例，乾隆帝不予回应，或许情有可原。实情恰非如此。

在中国的皇帝一再关门自闭的二百多年间，英国国王却在矢志不移地寻找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总是以“侵略”与“被侵略”来简化英中关系，是当代史学家不忍割舍的爱国主义情结。

在此，不妨插叙英国国王的中国梦：

——1497年和1498年，受都铎王朝之命，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两次西航，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未果而返。⑿

——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均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