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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叙述的简约性，亦为了方便读者记忆，我们在下一段文字中将不再考辨口号，而只捡取典型事例；不再泛说拳团，而只突显义和团领袖人物。执此二端，或可较为近似地获取义和团的真切影像。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用了两天的时间，至五月二日（5月29日），他们发动群众，将涿州至长辛店百里之间的铁路、桥梁、车站、电线杆彻底拆毁。同时，北京至廊坊铁路、车站亦予破坏——后来，毁路拆桥竟然发展成一种“反帝斗争”的参照模式。 斗争者总是快意于这种大破坏，乐此不疲，视若优良传统。

——五月五日（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教士孙牧师，即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V·Nerman）二人。

——自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进京之后第一次火烧教堂、即东华门外教堂起，义和团将火烧教堂及教民住宅视为常事。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们火焚右安门内教民区，凡教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砍杀。此次屠杀的指挥者，为一僧人打扮的义和团首领。·輦·輳·訛 当日晚又焚毁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医院、椿村胡同、勾栏胡同二教堂等。·輦·輴·訛 次日，焚宣武门内南堂，又焚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并医院两处，民房三百间，死教民无数。复焚西城根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房数百间。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前门）外大栅栏之老德记洋药店。开始，拳民以药水瓶为洋酒，饮而知误，遂以煤油引火烧店。火起，各店家求救，义和团首领曰：“有人泼秽水，破吾法力，可恨可恨，吾无能为力矣。”首领逃逸，大火蔓延，“火延之地由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四千余家同归于烬”。次日，义和团复“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自明初都有燕迄今，数百年之精华尽矣”。

——自义和团进京，“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支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十数万人”或夸大了，但任意杀人，当为事实。

——义和团协助董福祥甘军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久不下。“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而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矣。”·輦·輷·訛 另有资料披露义和团还曾抓乡民百多人，充“教民”杀戮。其实，他们杀的“教民”，十有八九为“平民”。

——“京中教民，今日（五月二十七日）所杀者有百人之多，在庆邸外行刑。审问者为庄王、贻谷、芬车、桂春，甚为残忍，多有无辜枉杀者……六月初四日，……今晨庄邸门外杀死教民九百余人……即数岁之小孩亦不免……闻老佛斥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輧·輮·訛

——八国联军攻天津，直隶总督极言义和拳可用。及上阵，义和团首领并不上前，而是“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輧·輯·訛 驱赶少年送死，为一大发明。

——怀来县西北隅，有一古刹白衣庵，主持僧颇有戒行，一日，与人言及拳乱，“僧颦蹙曰：‘阿弥陀佛，此辈号称义民，而比来行径乃复如此，直与盗匪无异……’次日早晨，即闻拳匪数千人置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輧·輰·訛

——义和团拆毁黄村铁路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曾率武卫军驱赶，伤义和团数十人；后义和团攻聂军，聂士成多击杀之，于是义和团视聂部武卫军若寇仇。义和团两万人入天津，与聂士成相遇于路，持刀便砍，聂逃入总督署始免。义和团与聂部并肩抗击联军，见武卫军人少时，义和团总要“缚而戮之”。聂军攻租界十余战，义和团不予支持。某日，乘聂出阵，义和团拥至其家，“执其母妻女以去”。“灭洋”第一线，义和团亦善于磨擦、内讧。·輧·輱·訛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聂士成抗击联军战死八里台，此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向各国下宣战诏。次日，义和团即开始在京中大肆抢劫。抢百姓，自是随时随地，而朝中大吏府第亦难幸免。“孙尚书家鼐宅，被抢更烈，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裸，而匪犹未满，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黄白物（金银）。”“贝子溥伦，大学士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张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北京“打砸抢”开始时，天津义和团亦不落后，“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

——“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余万人，传太后旨，赀给之，来者日益多，颇不得赏，则公为寇盗，虏略杀人，胁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于道庶杀之，曰‘防奸细’，坐死者又十数万人”。·輧·輳·訛 这杀人十万的“纪录”，已与北京相同。

——屠杀百姓外，义和团还有诛杀朝廷命官的纪录，如翰林院编修刘万毅，都统庆恒，游击王燮，皆被义和团指为“教民”，当即杀掉。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载漪统领义和拳，尚不敢迎救。庆恒一家十三口，同时被杀。尚书陈学棻、提督姚某，一被义和团杀于内阁大堂，一被杀于大街通衢。罪名是“二鬼子”。另有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侍郎胡燏芬、通永道沈能虎、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等，皆因没有通过义和团“神判”而被捕入狱，所幸历险逃出。

上引各条，用“行动”与“事实”向读者揭示义和团的“性质”。与他们“口号”所宣传的“扶清”、“灭洋”相比，这些“行动”与“事实”应是更有说服力的判断依据。

下面，是义和团领袖们的剪影。认识或评判一个组织，最简捷的途径，是看它的领袖。我们相信，谁若偶然读到下段文字，定然可以改变对义和团的先入之见、进而确立一些较新的认识。

前期的朱红灯，属开拓者型，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却给义和团运动的歌德一派留下合理想象、虚于颂扬的空间。

后期活动于北京的义和团“大师兄”们，进宫入府，与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刚毅都能平起平坐。可惜因为端、刚之辈相继失势，这一大拨义和团风云人物亦未能留下大名。此为历史的一大缺憾。传说陕西土匪头子李来中，为驻京武卫军（原甘军）首领董福祥把兄弟，率众混入北京义和团，开始拳兵勾结，策划了不少烧杀抢掠。又有大盗王一觉，乱前乱中，都与端王、刚毅密商大局。复因此辈行动诡秘，当事人星散，李、王二人的一时功业也都处于失传状态。所好的是，由直隶总督裕禄奏保的天津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等，事迹昭彰，见于记录，传乎市街，可为轰动的义和团事业留一见证。今将二人事迹摘引如下，百年之后，凡我民众，皆可借此判定其黑白正邪。

关于张德成，罗惇曧这样介绍：

张德成，白沟河人，业操舟，往来玉河、西河间。时义和拳已传至静海县之浊流镇，有童数辈，方习拳，德成睨之而笑。众诘之，德成曰：“此为神拳也。”众叩其术，德成乃取一秫秸以黄纸掷地上，令众拾之，壮夫数人不能举。群大惊，罗拜曰：“真神师也！”拥之入巨宅，设坛焉。远近拳匪争来附，遥受节制。德成居浊流，声势甚雄。曹福田为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门榜曰：“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团”，曹盖以本任属德成也。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

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浊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吏，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三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人，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睡，呼之不应，俄欠身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曹。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复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

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谓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余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浊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谓张三神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余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余军乃四散焉。·輧·輵·訛

按：张德成对于义和团的贡献，一是赋之“神拳”、“神团”之号，二是亲历了“招安”风光。他的生灭，较为完整地表现了草寇的投靠与王朝的收买。至少在天津，义和团已被清政府收编了。因而，此后的义和团称“匪”不确，称“革命群众团体”尤不宜，他们是保留了无政府惯性的政府团练。

关于曹福田，罗惇曧这样介绍：

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也，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而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早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斋，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令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以报聂士成落垡一役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脉哉？”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另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在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按：曹福田还有一丝清醒，即不焚洋货，不罪商民。这比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生运动动辄“抵制日货”的“愤青”行为还算有些常识。一个群体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种普遍的、周而复始的奇观。上当总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华民族决无政治免疫力，这也注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轻易变成群众领袖。

铺排到这里，相信读者对义和团的历史面目会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还有一处“点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义和团于北京围攻各国驻华大使馆事。这是一件超国家级的大行动，是义和团由烧教堂、戮教民、杀教士而逐步升级的大功德。忽略了这一峰巅性事件，对义和团便难于作出盖棺之论。

前文已述，义和团入京，不是“闯”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请”，一放一请，义和团即以“和平进军”的姿态进入九重皇都。有人请，即避免了牺牲；请者又是王爷与太后，这则让义和团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荡。大烧、大杀、大抢的同时，这支“扶清”的民兵队伍也貌似恭顺地在王爷们协调下显示了几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驻京武卫军攻打西什库教堂（北堂），前后历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内仅有正规守兵四十人，加上临时武装的教民若干，而围攻者却有数千之众。教堂巍然不动，义和团与武卫军则伤亡无数（仅围攻第一天的第一次冲锋，义和团即有四十八人毙命）。

二是配合武卫军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围攻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开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结束，共五十六天。史料显示，义和团仅仅参加了围攻初期五六天的战斗。由于武器低劣，义和团团民的冲锋总是被使馆守军的排枪遏制，牺牲巨大。受挫后，义和团以火攻为主，即靠近使馆往里投掷火炬、火球。处在使馆区边缘的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使馆，遭火攻而焚毁。另外各使馆亦不同程度受损。围攻结束，各使馆死亡数为五十八人，负伤为一百三十人，伤亡总数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进攻一方，损失极大。武卫军“死者无虑四千人”， 义和团死伤无确数，但不会太少。因为围攻之初，义和团还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让他们刀枪不入，妄目冲锋，牺牲自然惨重。

但这牺牲与“灭洋”、与“爱国”都搭不上边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八国联军这支“洋军”的进犯过程中，义和团并未参加北京保卫战——在参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馆围攻战后，义和团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骚扰地方安宁；也未参加天津保卫战——除零星扰敌外，他们倒是认真扯了聂士成部武卫军的后腿。“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折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复”。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做大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扩散为全民族的狂热。

百姓的非理性与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应了，“无政府主义”骗过了“政府”，“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联手，终于将假戏演成了真戏。在大势所趋的机会主义思潮既俘获了“野人”、又俘获了“君子”的特定时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假相。这正如“红卫兵”起来了，“破四旧”开始了，“打砸抢”成风了，你不能说一个“不”字。此之谓众怒难犯。这一形势的危险在于：举世尚墨，不可言白。

许景澄与袁昶太不识时务。他们偏偏在不准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讲真话者“自伤”，是因为这“真话”戳破了“假相”，让“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毕露。为了维持赖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齐伙高喊：杀掉光明！灭掉太阳！

光明灭不掉。太阳亦灭不掉。中国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灵黑暗。

当拳乱初起时，铁帽子王爷蛊惑着慈禧太后借拳民惩洋人。举朝无一人敢于抗议，而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联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许景澄对袁昶说：“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闻言，并未直言相答，仅朗诵了李群玉的一联诗句：“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景澄与袁昶紧紧握手，久久不语。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许、袁这样表白：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至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

……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而斥为逆说……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焚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輨·輲·訛

前二疏与第三疏主题相同，惟侧重于揭露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的种种行状，并提出了“中国自剿，乃可免洋人助剿”的戡乱措施。

事过百年，流览疏文，若有良知，都会承认庚子拳乱、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灾难，早被这三位外交官不幸言中。

说真话者很自信。死亡，并没有吓住他们。

《拳变余闻》有一段珍贵记载，这样描述：

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著即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汝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輨·輴·訛

上引史料，不但留下了许、袁二人坦然就义的画面，而且提示了促成许、袁牺牲的朝廷内幕——这是一次假借帝王名义所策划的法外用刑。为首者，当然是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知情而参与者则有大学士徐桐、甘军首领提督董福祥、刑部尚书赵舒翘；具体操作者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等。尤其是后二人，一人拟圣旨，一人监斩，必置许景澄、袁昶于死地而后快。

也算是天道循环，一还一报，总之，被袁昶说准了。启秀与徐承煜二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双双被日本人捉拿，关押于顺天府署的日军屯驻地。辛丑（1901）正月，由大清皇帝诏命正法。

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者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衣冠至菜市口，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哉。·輨·輵·訛

启秀知悔，让人心生一丝怜悯。而徐承煜作为刑部的“二把手”，先后“监斩”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大臣，当时意殊自得。仅仅过了半年，在同一个刑场，他血染黄尘，至死不悟，也是一种类型。史家称端王载漪、刚毅、徐桐（徐承煜之父）等为“顽固派”。徐承煜的“死相”，颇能体现几分“顽固”的特色。

“顽固”者的思想焦点，即“仇洋排外”。

前文已经交代，慈禧仇洋，是因为洋人支持了戊戌变法并掩护了变法首领。端王载漪仇洋，是因为洋人的驻华公使没有给他儿子——大阿哥溥儁以外交承认。刚毅、徐桐、载勋、载澜、崇绮、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仇洋，则是立足于“后党”立场、坚持否定戊戌变法的思想延伸。就大趋势而言，这伙人的“仇洋”，与“爱国”、“反帝”、“反侵略”的意旨丝毫无关，若定性，也只能是“戊戌变法”的反动。由此互证义和团的“灭洋”因为是被这些人的“仇洋”所引爆，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狭隘、保守、泄愤的色彩。

“仇洋”者发现了“灭洋”者，这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落水者发现了救生筏、复仇者发现了职业杀手、点火者发现了燧石与干柴……

一拍即合，交易成了。

从毓贤在山东省的由“剿”转“抚”，到裕禄在直隶省由“抚”转“荐”，义和团在直隶大地迅速壮大，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中旬占领涞水后，即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攻占涿州。

涿州距北京仅仅五十公里，徒步而进，即一日行程。义和团很乖巧，他们在涿州城四门城楼上各插了一面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四字。

“灭洋”者求上门来了，认不认？收不收？

慈禧太后还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偕顺天知府何乃莹驰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 赵舒翘不说实话，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赵与何二人离京后，五月十日（6月6日）军机大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刚毅赶到时，赵舒翘正碰到一个难题，即义和团首领不愿就地解散，若让解散，除非答应一个条件：先撤了直隶提督、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的职。赵舒翘还算清醒，他正告义和团首领：“军门（聂士成）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莹亦以赵说为是。总之，二人都未答应义和团的要求。刚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复讨论，坚持己见”。最后则向义和团首领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先退聂军，再作计议。

聂士成部阻止义和团破坏铁路，是受了直隶总督裕禄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黄村、落垡两地与义和团的冲突。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哪儿是聂士成的对手。两者相遇，义和团一触即溃，死伤不少。刚毅允以聂军撤退，等于给义和团让开一条大道。因而，慈禧太后“解散”义和团的圣谕，被刚毅偷换了主题。回京怎么复命呢？刚毅有办法，他“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輩·輮·訛 赵舒翘靠刚毅援引才当上刑部尚书，又推测刚毅的看法出自内廷，辩也无益，故力翻前议，惟命是从，附和刚毅“拳民可恃”之说。何乃莹则在涿州时便已向刚毅靠拢了。汇报一边倒，皆言“义民无他心，可恃”。慈禧太后吃了一颗定心丸，她决计借用这些“义民”，与“洋人”较量一番。

其实，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在听取刚毅、赵舒翘禀报前即已形成。就在刚毅出京赴涿州考察的那一天，慈禧太后向内阁发下谕旨，宣称：

西人传教，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亦从无恃教滋事，故尔民教均克相安，各行其道。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迹其间，教士亦难遍查其优劣。而该匪徒借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里，谅亦非教士所愿。至义和拳会，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事生端，是以屡降谕旨，饬令各地方官，妥加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即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

这道谕旨，是一个政治表态。“教民”、“拳民”既然都是“国家赤子”，被朝廷“一视同仁”，那么“教民”能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练拳也。

义和团进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许可。

我倾向于将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烧北京赛马场，看作大批义和团进京的信号。

据《庚辛纪事》载：“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称已命义和团充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董入京，正好在火烧赛马场第二天。同书又载：“自刚（毅）回京未数日，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称”与载澜的“令箭”，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开门揖盗”是一句老话，这一回，九重天阙“开门”而揖“义民”，结局如何，谁也猜它不出。但载漪、刚毅等人还是十分乐观的。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八九”。这些义和团发烧友，因为义和团的进京而焕发了“灭洋”活力。或上表，或进言，火上浇油，耸人听闻，掀起了一股极端愚昧又极端虚妄的排外浊流。

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在光绪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动中捡了个便宜，当上了后补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师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风光，让他对慈禧太后忠心不二。太后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岂有不相信之理！闻拳民入京，“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见了义和团的大师兄，徐桐待如上宾，并提笔书写一联，拱手相赠。联曰：“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联语，是那个时代对义和团最高的评价。可惜，这么“忠孝节廉”的义和团，最终还是闯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梓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

“御史陈嘉言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

“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编修萧菪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

“郎中左绍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

“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

“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

“御史彭述谓义和团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

历史公正而缜密，记下了庙堂精英的谋国高论。我们无须嘲笑他们。时代使然，民族偏见使然。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这形势，恐怕义和团首领们也未料到。一觉醒来，北京城，人人变成了义和团。这正如二十世纪中期提倡造反的年代，人人都是“造反派”一样。

群众发动起来了，让我们干正事吧！

这西太后与端郡王们的“正事”就是“灭洋”。

义和团在外省的焚教堂、杀教士，只能算“剪除枝叶”；到京城里，朝廷与义和团联手，那才是“掘断老根”的大工程。“灭洋”的“灭”字，很彻底。为达此目标，斗争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对照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将顽固派的“灭洋”部署划为两个阶段：一是激化矛盾，二是挑起战争。

扫描第一阶段：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董福祥部武卫军（甘军）在永定门外马家埠杀日本大使馆书记杉山彬。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至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于右安门内、宣武门内、正阳门外连日焚教堂、杀教民，致使各教堂传教士、教民纷纷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此后焚劫势头不减，北京城山雨欲来……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端郡王载漪许以晋升并赏银（70两），命虎神营章京（队长）恩海于哈德门大街拦路击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五月二十四日晚，义和团与武卫军甘军部攻击位于使馆区边缘的奥地利大使馆，这标志着围攻各国使馆区的开始。当晚武卫军枪杀了正向使馆区逃奔的京师大学堂外籍教授秀耀春（Huberty James）。次日下午，甘军占领奥地利使馆，并大肆纵火。·輩·輳·訛

强调一句：围攻使馆，戕杀公使，这已经是“战争行为”。宣战与否，那只是政府的外交姿态。

扫描第二阶段：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约百余人于仪銮殿议守战，连议四日，决定对各国宣战。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慈禧命许景澄等将十一份最后通牒分送各国大使馆，限各国大使馆24小时内将全部人员撤出北京，清廷派兵护行。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发《宣战诏》，公开对十一个建交国宣战。而在前一天，已下令董福祥部武卫（甘）军及荣禄部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

——六月初一（6月27日），天津义和团与清军攻击英国使署。

——六月初四（6月30日），义和团与清军围攻天津各国租界。

走到这一步，义和团的群众“灭洋”，终于演变为大清国的国家“灭洋”；可以个案处理的民教矛盾，终于升级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冲突。一国对八国的战略弱势，一开始便注定了取胜概率微乎其微。但顽固派还在用一厢情愿的昏热，梦幻着义和团的神功显现，以便靠了“洪钧老祖”、“骊山老母”的下凡，让洋人枪炮不燃，让拳民刀枪不入，不费吹灰之力，将各国洋人扫荡净尽。

上文的叙述，仅为事变的大势，有一个必经的过程需要在下面补充交代。简言之，即统一思想的过程。

拳民虽众，与国家全民相比，还是少数；仇洋者众，与不仇洋者比，也是少数。如何将少数人的情绪扩展为全民族的意志，顽固派们是动了些权谋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庙堂，控制舆论，钳制正言，栽赃陷害，抢班夺权，经过一番综合治理之后，最终推出的是弥漫朝野的血色恐怖。钢刀高悬，血流遍地，问你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呢？

制造血色恐怖的，是以端郡王载漪为首领的“铁帽子王爷”集团，“王爷”们之外，是刚毅、徐桐、赵舒翘、启秀、董福祥、毓贤等人为中坚的朝廷文武大僚。他们的恐怖工具，一是义和团，一是武卫军，一是刑部大狱。

义和团进京，并非史家们宣传的“大进军”的胜利，而是“工具化”的起始。

进京后的义和团，首先有了“中央”的直接领导。“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而以英年、载澜为之副”。这等于给造反派队伍派去了司令员与副司令员。其次有了“铁饭碗”——“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米”。第三有了赏银，“予帑银十万两”。 第四，首领们有了功名，“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輩·輶·訛

名利双收，义和团成为铁帽子王爷们的利器，利器在手，操刀必割，想收拾谁，只要吆喝一声。这儿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得到慈禧太后与载漪的允许，义和团首领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将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试想，连光绪皇帝都成了他们威胁的对象，惶论他人。“一龙二虎”之号发明者还是载漪，据《崇陵传信录》披露，“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佐证，追坐荫桓罪赐死”。张荫桓参与戊戌变法，因此流放新疆。从杀张，可知载漪们的狠毒。

还有一次，载漪竟领着义和团头领闯入慈禧太后正在养息的颐和园，要检查太监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验看太监头顶有无“十”字，而这“十”字，又是别人看不见，只有义和团首领才可发现的。结果，义和团首领用此法指认两名太监是基督徒，要带出杀掉。慈禧太后大怒，高声说：没有我的许可，谁也无权把拳民带入宫中。而载漪则说，这首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后来，慈禧拗不过载漪，两太监被杀。

这个例子说明，义和团已在载漪掌握之中，成为他要挟太后与皇帝的工具。

武卫军五军虽属荣禄节制，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一部，因为是载漪举荐进京屯扎的，所以也成了载漪的工具。董军完成了杀害日、德二国使节的任务后，载漪又向慈禧太后建议“用兵攻使馆”，这才有四天的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会上，载漪扬言“请围攻使馆，杀使臣”。 而主攻任务，当然交给了董福祥。这时候，载漪已经羽翼丰满，不但他“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兵权并在掌握”，他的哥哥载濂、弟弟载澜也都“深被宠任，附和拳匪”。 一门三王公，手握生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越发变得简单起来：不听话，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