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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开始所述许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杀，即肇祸于四天的御前议政会议。载漪的专横，也达到极点。

如五月二十日议论第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奏：“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这乱民，即指义和团。话仅说了一句，端郡王载漪便抢过话头，伸出大拇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当仓场侍郎长萃夸赞义和团为“义民”时，载漪与其弟载澜均言长萃所言极当，“人心不可失”。此时，光绪帝按捺不住，便问：“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善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倖全。”载漪不识趣，复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又说：“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从这针锋相对的对话，一见光绪帝之清醒，二见载漪之嚣张，人臣之礼，无复存在。所以当他听到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拳民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背公法”时， 在他心里，早已腾起杀机。而到会议第三天，载漪亲自提出了“攻使馆、杀使臣”的方案，遭到内阁学士联元的反对。联元力言此计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鸡犬皆尽矣”。听了联元的反驳，载漪恼羞成怒，竟然诬蔑联元因刚从使馆回来，里通外国，其罪当诛。慈禧受了他的蛊惑，亦大怒，立命斩联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个多月以后，袁昶、联元等五大臣还是被载漪集团送上刑场，御前会议，已见杀机。

朝中的大臣，违者皆杀。黑名单列好了，有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因为联军入京太快，当权者未及下杀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对较为安全，因而也敢于上书进言，反对恃拳民、攻使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丁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大吏联名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鞭长莫及，慈禧与载漪们不高兴，也只有听之任之。

宣战诏书发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个低级的、无可挽回的、自毁神器的错误。

袁昶的话，简单而明了：“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双双都错，谁能救他？

清政府的决策层群体，都疯了。

一个疯狂的政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称为“袒拳中坚”及“祸首”的载漪为例，在其大权掌握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中国近代史的庚子之变一章，没有认真剖析载漪的决策作用，当为一大失误。所谓“伪造历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颠倒了轻重，隐瞒了关节，模糊了是非，回避了责任等，都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段。读史上当，不可不防。一个人，因为私利，因为愚昧，又因为权倾一时，误了一个国家，载漪为一显例。大清朝的庚子灾难，人多归于慈禧，于今思之，载漪之罪尤大。

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贤赴山西巡抚任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这年春天，正是义和团由直隶城乡奔聚京津的时候，朝廷谕各省督抚，拳民与教民应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但毓贤承载漪、刚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纵拳仇教为务。

他与载漪、刚毅相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輪·輷·訛 他的“无愧”，即是除洋教，杀洋人。

刚到太原时，他便听到了李莲英对他的一句赞语：“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闻言，毓贤喜不自胜，“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

如果说山东的义和团是毓贤收编的，那么山西的义和团完全是毓贤缔造的。

山西义和团因为官办、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

死难的“数千人”，都是中国人。

毓贤是用“挑动群众（拳民）斗群众（教民）”的手法，无中生有地掀起仇杀。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矛盾的制造者、激化者，是山西屠杀教民的元凶。

事情至此并未刹车。毓贤的最终目标是杀尽山西洋人。当年五月，北京拳乱趋于白炽，载漪、刚毅密函至晋，饬毓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六月，毓贤命义和团焚烧太原大教堂，驱戮教士。毓贤登高观火，叹曰：“天意也！”营官欲施救，毓贤不许，斥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有吾命，胡仆仆为？”

毓贤屠杀山西教士，还耍了一个阴谋。他先是将朝廷“保教”谕旨，行下各县，做个样子，换得教士的信任。后又发下通告，说因各县兵力单薄，防范疏漏，传谕各县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以利保护。教士闻讯，心怀感激，先后至者七十余人。教士被骗入彀，毓贤开始实施他的“灭洋”阴谋。《清史稿》本传所载较简单，略谓：“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至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剧出，坐堂皇，呼七十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七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的生命，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带过，毓贤的“为国尽忠”倒留下了一个哭天抹泪的巨影。

且看公私史家的补叙。

《凌霄一士随笔》载：

庚子六月十三日，毓贤大杀外人及教民，计中外男女老幼共七十余人。令下后，藩司李廷箫谒毓，劝勿孟浪。毓曰：“吾已熟计之矣，吾以一颗头颅换数十颗异样之头颅，亦大值得。”迨行刑毕，复谓李曰：“吾头当稳被洋人砍之。”将来大祸盖亦已虑及，其志固拼一死以报国矣。

《拳变余闻》载：

六月，焚毁教堂，毓贤登高楼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饥，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

《十叶野闻》载：

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团守，绐言将送之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历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士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輫·輴·訛

《龙夫人：慈禧故事》引用一个目击者的描述，略谓：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法辛先生。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不放，他轻轻地推开了妻子，走到士兵的面前，一声不响地跪下，刽子手的大刀一挥，他的头就被砍下了。很快，接下来的就是霍德勒先生、贝农先生、罗维特先生和威尔逊先生，他们都在刽子手的挥刀之下而身首异处。巡抚大人毓贤显得有些不耐烦，吩咐他的卫兵，让他们全都拿来长柄大刀，帮忙砍杀其余的人……男人杀完之后，女人被带来了。法辛夫人被她的孩子们紧紧抱住，士兵分开了他们，一刀将他们的母亲斩了首。刽子手砍下了所有孩子的头，技法娴熟，只需要一刀……罗维特夫人戴着眼镜，紧紧拉着她小孩的手，即使被杀的时候也是样……当新教徒被杀了之后，罗马天主教教徒被带了上来。主教……质问巡抚为何滥杀无辜。我没有听到巡抚大人给予他任何回答，只见他抽出自己的佩刀，照着主教的脸重重一击，鲜血顺着他花白的胡须倾注而下，他就这样被斩首了。

很惭愧用文抄公的伎俩摘引了一串资料，私心很怕遗漏了毓贤的“爱国”事迹。

毓贤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者一旦“丧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国人无须一百年后站在“现代”的视角审视他的凶残，即便站在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五行、旁门左道……任何一种人的、理性的立足点上，都不能理喻毓贤式的“灭洋”。

记录下毓贤的事迹，是为了给中国留一份极端化的耻辱符号。

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因为被侵略的屈辱，中国人经常记错帐，讨错债：洋兵杀人，找洋教士赏命；洋政府签约，找洋教会挑衅；人有罪衍，向上帝兴师。那杀人的刽子手，就是中国的“兵”。在同样拿武器的人（不论洋人、非洋人）面前，他们是孬种；在手无寸铁的人面前，他们是屠夫。一百年后，我们已不必再分辨他们在太原城杀的是洋教士、洋女、洋娃或中国教民、中国修女了。他们杀的是平民百姓！仅此一点，足可证明这支军队决然担负不起任何崇高的使命。

面对1900年的太原屠杀，我们有权叹息：中国的官德丧尽了！中国的军魂死亡了！这样的官与兵，只有等着惩罚。

上帝睁着眼睛。

政治恶贯满盈。载漪们推着慈禧，拖着国家，向黑暗走去。“五大臣”的死，是黑暗的序幕。

本来，战争离中国很远，可是铁帽子王爷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硬要将国家拖入战争。义和团这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其“点火”的任务，而退到边缘。直面八国联军的，是中国的百姓，中国的山河，中国的无价珍宝……

载漪们留下的教训只有一条：一个国家，为了转移国内斗争方向，而激化对外矛盾，或试图将内部破坏力，转化成对外抗拒力，那是极端危险的游戏。相关的清醒理念是：正视国家内部的所有难题，并一一解决之，对外，我们才无比强大。

三、天网恢恢“罪”与“罚”

四十年间，清朝皇帝两次被外国入侵者打出京城，这是一项国耻纪录。慈禧太后的幸运，是两次逃亡都赶上了，虽然一次的身份是“懿贵妃”，一次是“皇太后”，扯平说是“皇后”跑反，亦不为谬。两次出逃的不同之处颇多，最大的一点，即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9月22日）的逃离圆明园奔向热河（承德），慈禧个人无过错；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的逃出皇宫奔向西安，慈禧则是国家灾难的第一责任人。

与四十年前在大队御林军和三千太监簇拥下，彩旗招展，香车满道的出行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这次出逃简易而狼狈。不妨看一下当时见证人的记载。

《景善日记》载：

（七月）二十日下午五钟，通州陷，洋兵将至京……今日召见军机五次于宁寿宫。老佛将避往张家口……夜半，复召见军机，唯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们到哪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无论有什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谓王文韶曰：“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又谓刚毅、赵舒翘曰：“你们二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答曰：“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忽若惊醒，谓王曰：“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罢。”两宫究于何时离宫，则予不甚清悉……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匆匆装饰，穿一蓝布衣服，如乡间农妇，盖太后先预备者；梳一汉头，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用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亦无官帽……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太后曰：“上你的车，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老佛又传谕溥伦曰：“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教溥儁挂沿。”谓李莲英曰：“我知道你不太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当此危急之时，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谓车夫曰：“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遂启程，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万寿。仅有军机大臣三人乘马随行，其余百官皆奉谕往颐和园会集。予邻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见圣驾至德胜门……满洲之骄子，今落此可怜之结局……老佛一生，此为第二次避敌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难，蒙尘于外。

景善（1820—1900），满洲正白旗人，由翰林院学士，累官内务府正大臣，于光绪二十年（1894）退职家居。因居高官，又与慈禧家有戚谊，故知朝中事最详。慈禧出逃前事，景善闻于文年，文年为朝臣，知事颇确。上述事件记下的当日晚上，景善为其子恩珠所杀，日记至此辍笔。最后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作为最后应召三军机之一的王文韶，也有对慈禧出逃的记载：

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皆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赵、刚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

王文韶于二十一日入城，因后门、东华门关闭，不能回宅，故借宿一夜，于二十二日寅时步行出西直门，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城，赶上了慈禧的大队人马。追叙王文韶的行程，目的在于重现历史真实。王文韶毕竟是慈禧出逃前参与议事的三大臣之一。另二人刚毅与赵舒翘，一病死于西狩途中的侯马镇，一被赐死于西安，因而没有留下关于慈禧西狩的任何记录。王文韶的记录，变得弥足珍贵。

嘲笑慈禧是没有意义的。但老太太怕人嘲笑，或风闻某些传闻于她皇太后的面子有损，也曾特于辟谣：

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了这些故事。

与上面所引资料相比，慈禧向德龄揭示的流言，固然有“编”的成份，但老太太分明在遮掩当日出逃的狼狈。既然承认了“逃”，忙忙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都是常态与常规，讳亦无用。

女人，自以为是的女人，权欲膨胀的女人，原来也都跳不出虚荣。国都误了，家都破了，不作丝毫检点，反而在一件老妈子的衣服上絮叨自辩，足见人无出息，国无出路。

当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出北京时，数月前、数日前还高喊“扶清”的义和团，在糟害大清之后，小胆的散了，逃了，大胆的正在城中、宫中大肆抢掠。我们仍然引用德龄的回忆：“她（指慈禧太后）所不能带走的大批东西，后来都统统被掠空了，先抢的是拳民，其次就是洋兵。” 德龄的回忆之所以可信，主要是因为她的资料大多来于庚子之变的目击证人。

在慈禧一行出逃的前一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早晨，八国联军已经从东直门（俄军）、朝阳门（日军）、东便门（美军）、广渠门（英军）多路突破，打入北京城。入侵者的首要使命是解救使馆区，所以各路军队入城后，即迅速向东交民巷集结。最先是英国军队于当天上午抵达使馆区，接着在下午四时半、五时半美国、俄国、法国的将领也带兵进入使馆区。就在联军大部队相继进入北京外城、内城的时候，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在紫禁城内召开最后的御前军机会议。

我们不妨提出一种假想：入侵者如果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完全可以不先向使馆区挺进——使馆区的馆毁人亡正好给他们毁灭中国增加口实；改而包围紫禁城，则慈禧、光绪皆为臣虏。因为，经过联军的围城炮轰，不论野战军性质的武卫军，还是武警性质的御林军，都已经溃不成军，如鸟兽散。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皇太后、皇帝连私人保镖都跑光了！

不是敌人慈悲，要放老佛一马，实在是联军预设的战略目标里没有劫主灭国的任务。

能跑的，跑了。不能跑的，任人杀戮。

惹祸的，溜了。北京城的无辜百姓身被奇祸。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实施着两大战术计划，一是杀人，二是劫财。

北京不设防！完全失去了军队保护的北京平民，面对全副武装的八国联军，自始至终，都只能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任人宰割。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家终于又捡到了最典型的爱国主义教材。翻展这些充满爱国激情、充满反帝义愤的教材，真的让人慨叹：

记住仇恨容易，吸取教训困难，牢记仇恨并牢记教训尤难。汗牛充栋的文字，记录着八国联军的罪愆，为什么不用一小节文字分析一下是谁引发了矛盾，是谁激化了冲突，是谁造成了灾难，一步步，将一个弱国拖入一场与八个强敌的较量。较量而不胜，你被打倒了，在你身上再踏一只脚，那可是胜利者词典里大写的权利！

让我们静下心来，用不太琐碎的文字，铺排一下八国联军由酝酿到入侵的大事月表，从中爬梳出一些历史的蛛丝，让生活于和平之境的国人感受何谓牵一发动全身？何谓儿戏国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1900年1月27日，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照会清廷，提出应对烧教堂、杀教民的义和团取缔镇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二十六日（2月25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已有旨命直隶督剿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七日（4月6日），鉴于义和团在直隶各地烧教堂、杀教民日甚一日，并有进逼京津的动乱态势，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敦促其镇压义和团，且以出兵帮助“平乱”相许。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义和团在涞水焚教堂，灭教民三十家。消息传来，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各国公使照会清廷，速速平定义和团，并提出派兵保护使馆。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各国公使再次敦促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同时，各国军舰集结大沽口外待命。

五月初一（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名，照会清政府，允许他们派兵进入北京。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是不准，后经讨价还价，始允许每国派兵三十名，驻华十一国公使，可派三百三十人进入北京。自五月初四（5月31日）至五月初七（6月3日）大沽口外各国舰船共有四百五十多名海军陆战队兵士，乘坐由中方提供的火车，陆续抵达北京，进入使馆区值勤。

五月十三日（6月9日），鉴于义和团在京郊的烧杀及大批涌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联合决定，应向驻京使馆区再增派保护力量。此前，各国政府电令各大使馆相机行事，并指示大沽口外舰队听从大使馆调遣。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国西摩尔将军率领一支近四百人的部队，从大沽口附近登上火车，经天津驶向北京。西摩尔的行动，并非英国一国的行动。此前的6月6日，他曾在自己的旗舰“百夫长”号上召集法、德、意、俄、奥、美、日等国军官会议，为协调登陆作了详尽安排。依据各国军官协议，在西摩尔率四百人先行后，将另有一千五百多人接踵登陆入京。6月7日和8日，英国海军部已致电西摩尔，授予他自主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力。而就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即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紧急电告西摩尔，请求军队火速赶往北京保护使馆。因而，西摩尔率部西进是贯彻八国政府、八国公使意志的多国军事行动。这支部队过天津，又过扬庄，在白河大桥附近与聂士成武卫军互相挥手致意，顺利通过。由此可以证明的是：清廷并未下令拦阻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的入京任务仍然锁定在加强各国使馆防务方面。行至“落垡”站，因铁路被义和团破坏，这支部队被迫下车，步行向廊坊趋进。由于没有陆战经验，加上义和团骚扰及后勤不继，西摩尔进京受阻，6月26日重回天津。

鉴于6月1日永清二教士被杀，6月2日北京麦加利银行被烧，天津苏家桥教堂被焚，6月8日京津铁路被毁断，6月11日日本外交官被杀，6月13日北京教民三百人被杀，所以各国使馆加紧了调兵保护的步伐。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二千四百多名联军士兵登陆，进入天津租界区，对各国侨民实施保护。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大沽口外联军谋划抢夺大沽口炮台。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英、德、日三国军队悄悄在大沽口附近登陆。当晚，俄国巴赫米季耶夫中尉代表联军向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递交最后通牒，以“暂借”为名，要清军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二时前交出大沽口炮台。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大沽口炮台守军向逼近阵地的联军战舰开炮。联军十几艘战舰在俄国基利特勃兰特中将指挥下强攻大沽口炮台。激战六小时，炮台失守。六十七岁的老将军罗荣光战死。

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俄、英军队进攻天津外围清军防地军粮城及东局子军工厂。至六月初一（6月27日）东局子被攻破。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攻占天津城南八里台，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

六月十六日（7月12日），联军一万四千人直薄天津城下。俄、德军攻东门，日、英、美军攻南门。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陷落。

七月八日（8月2日），八国联军司令部在天津成立，尚在路途中的德国将军瓦德西被推举为总司令。联军总数约四万人。

七月九日（8月3日），联军决定进军北京。

七月十日（8月4日），联军约一万八千人沿运河北上，进击北京。

七月十一日（8月5日），联军突破清军防线，攻占北仓。

七月十二日（8月6日），清军放弃防务，全线溃散，直隶总督裕禄阵前自杀。联军占杨村。

七月十五日（8月9日），联军占西河务。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联军占通州，进抵北京城郊。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联军一部于当日凌晨攻破北京东便门。激战一天，北京外城各门皆破。

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联军攻破北京外城各门后，开始攻皇城各门，并与残留清军展开巷战。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晚，巷战结束，联军占领北京城。·輬·輰·訛

一场战争的大戏，八国联军已经演过了高潮。下面，已无悬念。到当年八月下旬（9月中旬），相继抵达北京的联军已有十万之众。瓦德西作为统帅，姗姗来迟，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始至北京，不过，他背后跟随着两万德军。以北京为临时大本营，联军又开始四方出击：东进山海关，北击张家口，西攻娘子关，南陷保定城，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纵横驰骋。俄国人别有妄图，利用与中国接壤之便，出兵黑龙江、吉林、辽宁，乘势占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

在八国联军打击下，清廷开始作政策调整。

当年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

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光绪帝下罪己诏，承认“近日衅起”，“负罪实甚”。这表示慈禧开始反思。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光绪帝又下求“直言”诏。这则表示朝廷政策将要调整。

七月三十日（8月24日），清廷发出求和上谕。由“宣战”而“求和”，政策回归理性。

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明谕通令，剿灭义和团匪。“义民”走向反面，其实是还原本来面目。

闰八月初二（9月25日），清廷发旨，革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辅国公载澜等人爵职，或交宗人府，或交刑部议处。

闰八月初三（9月26日），罢山西巡抚毓贤职。

闰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李鸿章至京。此前过天津，谒德帅瓦德西，谢不见。次日，诏下又以奕劻为全权议和大臣，与李鸿章同主议和事宜，并许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其事。

和谈的路，漫长而艰难。

十一月初三（12月24日），西、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公使草拟了一份和约大纲，交李鸿章、奕劻签署。二人不能作主，乃上奏驻跸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份大纲，即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底本。

作为一个“战例”，不论从八国联军的“侵略”，还是从中国军队的“反侵略”上加以剖析，都没有多少战略、战术或战法、战技的经验教训垂示后人。该胜的胜了，该败的败了，有仇的复仇了，造罪的受惩了，即兴而攻，无备而御，攻也草草，守也庸庸，如此而已。

这么表述，有将一场血腥战争“儿戏化”的倾向。对此，毋庸辩白。因为，在庚子年的那个历史关口，中国的最高权力者和最下层的权力觊觎者，都在相互欺骗，愚弄对方。从某个偏狭的角度回望历史，八国联军对中国国家的战争惩戒，是由于中国人拿外国人当赌注、炫耀赌技，而最后输了自己。这么说史，不厚道，但也不算刻薄。你看八国联军一方，临时凑合，匆忙上阵，你先我后，你争我抢，那一根战争的链条本来便十分脆弱。抖动一下这根七纽八结的链条，中国人便俯首就缚了，这哪儿还是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哪儿还有人民群众既爱国又反帝的豪情？

在八国联军的进军北京的路线上，只有两个中国将领以及他们统率的部队，进行了具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战斗。一是擢任了喀什噶尔提督、尚未赴任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一是直隶提督聂士成。

罗荣光的困难，是自己想先发制人打击入侵者，但直隶总督裕禄不让打，朝廷也不让打。最后通牒生效前一小时的先于敌人开炮，也还是违反军纪国法的。罗荣光争了一小时的开炮权、而敌方早已取得了提前数日的侦察、备战、登陆包抄优势。可怜而又可悲的是，罗荣光部的抗敌战绩竟被裕禄记到义和团头上；丢失大沽口，竟被上报为守土获胜。·輬·輱·訛 非常时期，朝廷却被它的封疆大吏蒙了一次，以至误了御敌大事。

聂士成的困难在于腹背受敌。前有八国联军，后有义和团。聂士成抗战，义和团捣蛋，矛盾尖锐时发展到义和团与信奉义和团的练勇不但向聂士成部打黑枪，而且劫聂士成家人为人质相报复。聂士成复荣禄书诉苦道：“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

罗荣光“拔刀杀眷属”，“勿令辱外人手”，最后自己拼死于大沽口炮台下。·輬·輳·訛

聂士成在母妻被义和团掠为人质，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手刃退卒”，战死于津郊八里台阵地桥头。

但中国近代史写手们，总有意无意将这两位爱国将军边缘化，事迹缩水，声名隐匿，而腾出大量篇幅歌颂张德成、曹福田辈的义和团。这立场，与直隶总督裕禄为张、曹请功赐赏不谋而合。后世荒唐的“历史学家”原来是裕禄知己！

在中国东北，还出了一位坚持抗击俄军侵略的寿山将军。地失军败时，他选择了“饮金卧柩”而自裁。对这样一位死于边事的将军，清廷竟“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輬·輴·訛 在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寿山多被隐名埋功。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上，还有两个无奈殉国的朝廷大吏，一是直隶总督裕禄，见溃兵难卸，强敌难敌，用一只小手枪自杀于杨村军中。一是巡阅长江水师的李秉衡，募师入卫勤王，督四路大军抗敌，但一触即溃，退至通州，不能再退，于是饮金而死。这两个人，都有纵拳酿乱的责任，但心里还有个国，临危还敢于死，也是值得后世为官者敬佩的。

八国联军踏上中国的领土、并占领天津、北京之后，相互间便开始了杀戮与抢劫的竞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情况。数万名带枪的强盗，连抢三日，甚至更长时间，一座城市，还有什么珍藏可以幸免于劫？“抢”的伴生物是“杀”。“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三十八年。早有了“北京大屠杀”，史书并无专章记载，可见历史也善于打盹。“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得墟墓间矣”。 民人死伤，仍无确数。

细数国家民族的灾难，沉淀到最后，都是老百姓的灾难。皇家、官家，谁伤了，谁死了，谁的密室里起走了金银财宝，都有细心而尽职的史家在发黄的旧帐簿上大书一笔，惟庶民之灾，语焉不详。这便使本节“罪”与“罚”的题目，略有错位之嫌。

有几个罪魁祸首，在八国联军的惩处名单上是被指名道姓的，但他们幸运地早死了几天，故免于“斩立决”。如徐桐，没来得逃出北京，是被儿子徐承煜逼着悬梁自尽的。如刚毅，随驾逃到山西，得知京城已破，洋人索命，忧惧而病，呜呼而亡，落了个全尸。

大多数的罪魁，等到了最后的惩罚。如徐承煜，如启秀，被日军捕获囚禁，又被清廷处斩。如赵舒翘，因为附和了刚毅“拳民忠义可用”的假汇报，这才酿成拳民大聚京师。关于他的死状，有如下记载：

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判处毓贤死刑，颇有周折。原判为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由于各国申讨，改为就地正法。此时，毓贤遣发新疆，已到兰州。其过程如下：

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巨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赐断其项，收葬焉。

死状也惨，发人一叹，但对照上节太原杀传教士冷酷无情之状，可谓一还一报，上苍有眼。赵、毓二人，妻妾皆殉，赵妻自尽，毓妾逼殉，毓贤残无人性，可见死不足惜。

在受惩诸大臣中，赵舒翘上贼船源于投机软弱。倘在涿州视察后实话实说，不附端、刚之翼，或可贷一命。处死赵舒翘后，慈禧亦有怜悔之意。载勋、英年与赵舒翘同一个月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同一方式（赐自尽）死。

有两个最该杀头而逃脱死罪的，是端郡王载漪与甘军首领董福祥。载漪与其弟载澜，永戍新疆，后走蒙古，实为慈禧太后私纵。董福祥兵权在握，西安又是他的势力范围，故仅夺其官，命归甘肃，做起了塞上富翁。

慈禧太后，也是受了历史惩罚的。生活的苦难，西狩途中已备尝之。出京三日，仅食三枚鸡子，由此见乎一斑。最可惜，她藏在宫中的连城之珍丢了，她身边的肱股大臣散了，她灭洋的美梦破了，她扶植的“大阿哥”垮了。倒行逆施，百事不顺，一贯自以为是、令行禁止的皇太后，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开始服软认命了。一次，与吴永闲聊义和团入京后猖獗情形，竟也自认为是“纸老虎”。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了戊戌政变，庚子拳变，慈禧重又确认了变法图强、新政治国的中枢路线。吃一堑，长一智，晚年慈禧，较其前半生，已稍稍进步也！

“罪”与“罚”的话题，从封疆大吏追到中枢大臣，又追到最高决策者，似乎理清了线索、分清了责任，再也无话可说了。不妨听听慈禧太后的检讨：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一段话，说来漫不经意，因而没有引起史家注意。其实，这是对庚子之变（拳民之乱、联军之祸）的最真实总结。冲着这份自我认识或自我检讨，慈禧太后就不再是一个讨嫌的老夫人，起码在她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中国所有的领袖级政治家又有几人有这一份诚实与明白？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性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炮炮轰大使馆。·輭·輱·訛 如果用了这种大炮，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性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接。本不相容的两种势力握手言和后，原有的相互压力亦随之消散，这有如无数的压簧，一瞬间解除了压力，自然的反弹，必会引发全局性震颤。一层层煽惑，一层层谣传神异，义和团精神竟然变成了国家精神。在那一刻，举世皆醉，无人敢醒，连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政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