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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驻于京师，只有聂士成一军游击于京津防线。加强京师驻军，一为对付义和团，一是围攻大使馆，于理尚通。宣战诏发出后，大沽、天津一线，首当前敌，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线，也还是重津轻沽，致使八国联军轻取大沽后，又轻取天津。这是裕禄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误。

说无备而战，大抵还受了“弱国轻强敌”思潮的自我欺骗。相信了义和团，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咒御敌（如《闭火门神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夸大了义和团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将正规军备战视若儿戏。下面有一份武器清单，是天津城西西沽军械库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馆区的西摩尔，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惫，溃不成伍，这一天，抵达了西沽。瞎猫碰上死老鼠，竟发现了一座清军军械库。一枪未发，守库的几个清兵就逃了，西摩尔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编制这份武器清单的是一位意大利军官，所以这清单自然落到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手中，意公使将这清单复交英国驻华公使，英公使再呈给英国政府，于是一份中国的兵器清单变成了英国人胜利军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2.24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1.85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多能胜之。以聂士成部弹压拳民为例，基本上每战必胜，如黄村之战，落垡之役，皆兵到乱平。但面对洋人，始则相抗，终则不支。这还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董福祥甘军，众逾万人，攻东交民巷使馆。使馆守军仅四百人，攻之月余，不下，董部死者千人（一说二千人）。清军之不堪，可见一斑。

下面，有一个对比性事例，颇有意味。插说数语，留待三思。即在八国联军入侵行列里，有一支“中国军团”，又称“华勇营”，隶属英军。为英国殖民者1899年组合于山东威海。“华勇营”共四百人，占三千英军的百分之十三。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这支华人勇营由威海乘船赴天津前线，加入“英军第一军团”。六月初一（6月27日），该营参加了进攻北洋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三日（7月9日），参加了进攻海关署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七、十八日（7月13日、14日）参加了总攻天津城之战。这支全由中国人组成，攻击中国城，攻杀中国人的部队“战功赫赫”。1902年，其中十二人被挑选出来，远赴英国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庚子之战，“华勇营”阵亡二十三人，英国威海殖民当局在庚子战后，特在威海竖了一座中英双语纪念碑，表彰“华勇营”的功勋。 “华勇营”存在八年，1906年解散。

有人骂他们是伪军、汉奸。

骂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比百年前“华勇营”的善战与“清军”的不善战，后来人似乎应该想到国体、政体、军制、军法对人的重新塑造。

当中国人空喊“以夷制夷”的时候，西方人早已悄悄地“以华制华”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发明。由此反证的是：中国人，并不固持家国观念，殖民化，总是从精神奴役起步。

［注释］

① 宋玉卿《戊壬录》，罗惇曧《拳变余闻》互见。

② 宋玉卿《戊壬录·立储始末》。

③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④《清史稿·毓贤传》。

⑤ 《清史稿·德宗纪》。

⑥许指严《十叶野闻·毓屠户》。

《袁世凯奏议》上册。

第七篇：忍把血肉筑长城

忍把血肉筑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为《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山河沦陷，壮士奋起，自保家园，故有“义勇军”之称。“义勇军”志在抗倭，因而又名“抗日义勇军”。

考“义勇军”之名，始见于北宋仁宗朝。《宋史·兵志四、五》“乡兵”目下，有详尽记述。原以为是民间自发结队，但看“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及被选入军还要“涅手背”为记的官方规定，始知“义勇军”亦非纯粹之“民兵”。

“抗日义勇军”起，田汉为之诗，聂耳为之曲，《义勇军进行曲》遂响彻中华大地。

战争结束，和平实现，大抵是出之居安思危的警诫，这支歌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每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瞬间仍能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秦长城，多用土石。

明长城，多用砖石。

民国长城，则用血肉。

这是一种既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的伟大。

和平无权嘲笑战争。苟活者无权嘲笑牺牲者。

逃避牺牲，这是弱国、弱民的无奈。

甘愿牺牲，这是强民、强国的选择。

虽然我极不情愿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再用自己的血肉、去垒筑那道卫国的长城，但我不敢虚无，不敢遗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的确是抗日志士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最后挽救了这个国家。

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据说，日本的的学校教育中曾有一个蚕吃桑叶的“花絮”。教师指着长长的日本地图，说这是一条蚕；又指着大大的中国地图，说这是一片桑叶。蚕吃桑叶，才能长大；而桑叶，就是供蚕一口一口蚕食的。

日本的孩子，能是这样被暗示着、提醒着认知世界的吗？

中国的孩子，也从历史与地理教科书中，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启蒙知识：遣唐使学习了中国，倭寇武士骚扰了中国，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

教育是有功利的，正如宣传之有偏见。

经过教育与宣传的轮番轰炸，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不带偏见地看待邻国。当然这是就今天的民意状态而言的。如果倒退一百年、九十年、八十年，则情形又当别论。

本节小标题，并不含调侃的幽默。袒腹而卧，敞牖而寐，竟不知东邻为贼，这是上世纪之初中国人的厚道与愚蠢。

甲午战争，日本人尝到了侵略中国的甜头。庚子之乱，日本人与另七国人结伙，享受了趁火打劫的乐趣。“二十一条”签约，日本人酝酿着独吞中国的美梦。《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人勾画起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的法西斯蓝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则是日本人所有前期密谋的侵略启动。

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从日本人那一方面看，他们的侵略机器，早已发动上路。因而，同一段历史，中日两国，各有表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说法，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概念。但我以为“八年抗战”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非科学、非历史的。因为，自从日本人开始图谋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尽管很少）即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待日本人武力相加时，中国的将士又奋起抵抗之。日人“侵华”，华人“抗日”，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何止“八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伙“贼”，他们“惦记”中国，处心积虑，由来已久。当时的中国人或因为种种局限不识世情，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已成之局、对现实未成之势，就不应该再闭目塞听了。

回首前尘，洞若观火，贼人伎俩，昭然若揭，就让本文从《田中奏折》扯开话头吧。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自从该奏折披露于世，中日间便存在分歧。中方说有，日方说无。《不列颠百科全书》2005年版的阐释结论是：“‘田中奏折’一份据说是田中给天皇建议侵略中国的奏折，现在看来是伪造的。”

这结论并不权威。立此存照，意在提醒世人，历史真相往往被掩盖着，仅从地表的标识很难断定进出的门径或埋伏的机关。但这又不能阻挡中国人用中国视点扫描世界潮流——飓风起于西印度群岛，离中国四、五千公里，但中国人却不能不加关注，因为它有可能登陆中国。

1929年1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以《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折》为题，披露了日本方面的一份绝密文件《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函》。因为以首相田中义一名义上奏日本天皇，故又被人习称为《田中奏折》。

上折者给这份文件起的名字为《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满蒙均为中国领土，日本人何以“积极”？何来“政策”？

让我们看看《田中奏折》所体现的日本人的理念：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74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牧等业，达4·4亿余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剧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可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无自由发展矣。矧满、蒙之利源，悉集于北满地方，我国如无自由进出机会，则满、蒙富源，无由取为我有，自无待论……

——且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更进而言之，以臣义一在上海船埠受支那人爆炸之时，转伤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无事，则东亚之将来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国运必无发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满、蒙非支那领土，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以满、蒙非支那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支那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①

摘引虽不足十分之一，但日本田中内阁的侵华意向已十分明确。奏折中的许多设想，后来一一验证，因而中国人有证据指认：《田中奏折》是日本人此后二十年间的扩张、侵略蓝图。

说起《田中奏折》的披露，其间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事关国运，故不可不叙。

故事还应从日本说起：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摄政王裕仁继任天皇。改元“昭和”，取自中国《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1927年昭和元年，3月，日本爆发金融危机。4月20日，若槻礼次郎下台后，田中义一继任首相。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也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田中内阁积极策划侵华方略。从中国方面讲，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4·12”政变，让参与北伐战争的两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与南方政权对立的北京政权，时在亲日的奉军首领张作霖把持之下，但为了抵抗南方政权，直、奉、皖各派军阀又达成了临时联合。总之，田中义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既四分五裂、又疲弱不堪的国家。兄弟阋墙，偷儿上房，这对日本人是个千载良机。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集军部各省及驻华公使，领事一百多人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密谋对华政策。参加会议者除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还有外务次相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陆军次长官田俊方、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等人。会议期间，发了十余份文件，最后一天即7月7日，田中义一作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会后，田中义一依据这个“纲领”，并将“纲领”不宜载入、因而更不宜对外张扬的重要决议写成专折，上报裕仁天皇。

《对华政策纲领》是一份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文件，虽用了一些外交词令掩饰侵略意图，但图谋中国之心，昭然若揭。先看这“纲领”的导语：

——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它的实施办法，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现在，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指示当前的政策纲领如下。

按：“纲领”是把“中国本土”与“满蒙”割裂开的，这是为日本侵吞“满蒙”（即中国东北全境）制造舆论。

再看“纲领”的重要条款：

——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之维持和平及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居，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七、（不公布）我认为，如东三省人自己努力，达到稳定东三省政权，此乃最善之计。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②

按：第六条的“特殊考虑”即侵占。第七条的“最善之计”为扶持汉奸政权。第八条的“予以保护”即在引发中国反抗或国际干预时，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条那样的内容是“不公布”的，可见“不公布”的尚不止这一条。秘密会议，商定秘事，这引起各国注意。会议期间，各国情报人员及新闻记者进入日本，云集东京，一探究竟。由于日方防范甚严，探密者一无所获，但外界都哄传着这次会议包藏大计划、大阴谋。

1928年6月4日，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行至皇姑屯时，一声巨响，车毁人伤。待侍卫将张大帅抢救回沈阳帅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灯灭。张作霖曾经“亲日”。但当日本人依照他们的“纲领”意欲鲸吞中国东北时，张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关东军首领对张作霖绝望了，他们要除掉张作霖，造成东三省群龙无首的局面，以便乘势夺取东北。

张学良从天津赶回沈阳，侦知了是日本人炸车行凶。国恨家仇，积于胸中，在沉痛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亦坚定了与日本人斗争的决心。为了破悉一年之前“东方会议”的谜团，张学良综合国内、国际方面的信息，已经在数月前启动了一个侦察计划。他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他的秘书王家桢，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日本“东方会议”的密件。

1928年5月，东京“蔡丰源商行”的老板、《日华杂志》的创办人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一盒糕点。剥开糕点，发现一封密信，略谓：“日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即王家桢字。

王家桢将如此机密大事托付给蔡智堪，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于台湾苗栗县，十一岁随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青少年时，倾向进步，190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曾与陈少白一起到横滨码头欢迎，后加入同盟会。大学毕业后，自开商行，自办杂志，自备货船进行中日间的贸易，成为联络广泛的富商。1927年，他认识了王家桢。1928年春，被王家桢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的“驻日办事员”。这“办事员”，即是“情报员”。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三郎，这是一位长期接受蔡智堪经济支助的政客，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几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军部乃一群莽汉，若由其实施《田中奏折》，必导致中日开战，弄不好将会危及天皇制国体哟。”床次本对军部不满，一听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动方案：由蔡智堪出资，宴请诸元老，共议对策；由床次做外围说服工作；得到奏折，由蔡智堪转出发表，让天下共知田中内阁及军部阴谋。

后由床次说通内大臣牧野申显等元老大臣，他们同意让蔡智堪抄出奏折密件，公布于世，以阻止军部胡作非为。鉴于奏折藏于皇宫，牧野推荐他的妻弟山下勇（时任皇家书库管理员）取得入宫通行证并带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时50分，蔡智堪以一个补册工的身份携带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证”进入皇家书库，随身还带着黄色册表大小型三、四张、绿色绣线数团、钢锥三支、大小针一包等这些标明身份的道具。证件真实，道具齐全，蔡智堪顺利通过了直达书库红叶山下门的长桥，等在门前的山下勇带着他进入书库。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折》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胜！蔡智堪静下心来，将透明碳酸纸蒙在奏折原件上，一笔笔用铅笔描出。

就这样描了两夜，《田中奏折》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数日后，蔡智堪将奏折抄件放在皮箱夹层里，前往沈阳。下车，即直奔沈阳小西关外的王公馆。③ 王家桢见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桢派人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中文，并立即呈送张学良。张学良命交“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二百册，分发东北军高级将领阅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桢携带四册《田中奏折》赶到南京，将其交给中国最高当局，这必然对中国当局的外交防务决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刊出《田中奏折》时，这无疑又给全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

蔡智堪，作为旅日华侨，其爱国之举，功同日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政府矢口否认。但他们追查这次泄密事件却雷厉风行：以山下勇为首的二十八个人被解雇，蔡智堪被捕。因为山下勇失业，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2.5万元的生活费。好心无好报，这个山下勇后来竟在蔡智堪入狱后强占了他的房子，最终亦拒不归还。蔡智堪入狱后，他的200万美金的资产全部被日本当局没收。由此也反证了由蔡智堪描出的这份奏折是真实的。因为真实，让日本政府难堪而被动。

二十多年后，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折〉》的回忆。1960年11月，另一个知情人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④ 虽然细节陈述不同，但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了《田中奏折》是由张学良策划，由王家桢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转王氏，此后才大白天下的。因为在1929年12月公开发表田中奏折时，世人并不详知奏折披露内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贼心虚，故缄口不言，惟以报复蔡智堪为能事。后来，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财而不免灾。数年后回台湾，又不事张扬，所以国人多不清楚他的爱国义举。

蔡智堪清贫以终。生前留有《明志诗》，数十年后由其子蔡咸源公诸于世。诗曰：

多年苦难事，忠贞到盖棺。

不将双行泪，轻向子孙弹。⑤

中国台湾网于2000年7月1日，发表“台声”文章，题为《为保全国家而倾家荡产的“情报员”》，纪念蔡智堪。

阎延文长篇历史小说《青史青山》中，亦详述蔡智堪生平业绩。虽然迟了半个世纪，而历史的公正性，仍然让国人心头一暖。追述这段“情报史”，意在展示在国难将作之际，中国并不乏机智、勇敢、无畏、献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还在于揭示少数人的警醒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国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对人民灾难、国家灾难的冷漠、自私、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一无所为。

蔡智堪的事迹成为一个特例、一段传奇，时过境迁，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爱国壮举是“007”式的谍影童话。而历代本身是改变不了的。

呼应了本节的标题，《田中奏折》的披露只是让一个盗窃计划曝了光。盗贼还是盗贼，他们也许会修改其计划，但决不愿意放弃其盗窃本职。作为“盗工作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尝到不少“盗”的甜头，且积累了许多“盗亦无道”的经验。

让我们作一次快速扫描：

——1880年，作为刚刚成立两年的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了由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桂大郎草拟的《邻邦军备论》，提出先从侵略朝鲜入手，继而侵略中国。

按：这计划顺利实施。1882年朝鲜爆发反日的“壬午事变”，日军出兵朝鲜，通过不平等的《仁川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京城（汉城）的驻兵权。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让日本与中国在朝鲜拥有同等地位。中国人退了一步，日本人打上家门。

——1887年，山县有朋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提出备战五年，大举入侵中国。

按：这个五年计划稍稍推迟了一点，由1894年甲午战争画上句号。《马关条约》让日本人大捞一把。攫取中国台湾，打通南下通道，为二战占领东南亚埋一伏笔；获赔白银二亿两，是日本甲午战费的二十五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六倍，用这笔抢来的钱，日本人大肆扩军备战，又为新一轮的侵华积聚实力。

——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让日本独占朝鲜利益合法化。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则实现了日本对朝鲜的并吞。

按：中国东方失去了附庸国的屏蔽，东三省裸露在日本炮舰前冲。而早在朝鲜被鲸吞前，日本人填补俄国人的空缺，通过“满铁”经营权，已经将一根吸血管插入中国东三省。

——1912年，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乘着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内部动荡，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

按：这两次分裂中国疆土的行径虽被张作霖挫败，但证明日本人将满蒙（中国东三省）分裂出中国版图的既定方针，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德国人无暇东顾的形势下，日本不顾英国人的劝阻，对德宣战。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日本军队9月2日从山东龙口登陆，以进攻山东德国驻军为名、先后占领胶州车站、潍县车站、济南车站，进而控制了胶济全线，又总攻青岛，迫德军投降。

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恐香港、威海二地的军事、商业设施受德国巡洋舰攻击，一度照会日本出动海军予以协助。后考虑在华利益可能将受日本威胁，故取消对日请求。但日本人发现这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便执意向德国宣战，惟一目的是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从本质上分析，日本人山东登陆是正式开辟了侵略中国的中线战场。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所谓《中日条约》。

按：“一战”尚未结束，日本人便急于想将他们从德国人手中抢来的山东特权合法化；不惟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将大连、旅顺、满铁、安奉线的租借期延长为九十九年，并让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部满洲、东部蒙古的一切权益。为了进一步独吞中国，“二十一条”的后七条还专项规定中国政府必须聘任日本人做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甚至合办警察。

这应了一句老话：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老大中华，与贼为邻。这贼惦记着大中华，大中华人却木然于窝里斗、窝外受，以至亡国灭族在即都还眷恋于得混且混，醉生梦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出现一个弃家保国的蔡智堪，诚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田中奏折》出笼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基本上沿着“奏折”的构想，加紧侵华：

——1927年6月1日，“东方会议”召开前数日，日本军队二千多人以保护日侨为名在青岛登陆。就在“东方会议”进行时，这支日军以十分诡秘的方式（或着中国军装，或着便装）分批进入济南。

——1928年4月17日，五千日军于青岛再次增兵登陆。5月1日，这支日军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突然向中国北伐军及平民开火，造成死亡万人的“五三济南惨案”。一周后，日军占领济南，控制了整个胶济铁路。

——1928年6月4日晨，日本间谍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首领、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企图乘乱占领东北。只是因为他们对张作霖是否当场死亡不能断定，加之张学良及时赶回沈阳主持军务，皇姑屯事件才变成了“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1931年9月18日夜，驻沈阳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一周时间，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四个月全部占领东三省。中国128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日本本土三倍多）沦入敌手，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与武装的日本侨民突袭驻上海闸北中国守军。中国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度收复被日军所占地区。双方激战月余，因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口登陆，意欲包围中国守军，故中国军队于3月3日撤出上海。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议》。

——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操纵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不但将黑、吉、辽这东三省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而且宣称“热河省与东北三省有不可分裂之关系”，这便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占热河、进攻华北制造了战争舆论。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人一手策划、完全控制的“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中国东三省成为与朝鲜性质相同的日本“独立殖民地”。

——1932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加紧入侵热河省的备战。1933年1月1日，日军炮击临榆县城（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抗击。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3月上旬，占领热河全境。至此，日本军队已强占了中国四个省的领土。

——1933年3月上旬，日军向长城一线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军队人数占优，武器低劣，坚持抗敌八十多天，长城东线各隘口尽失。日军入侵冀东、察东、绥东，并于5月31日迫使中国签订《塘沽协定》。该协定不但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而且将冀东十九县划为“非武装区”，这便为日本人下一步侵略华北清除了障碍。

——1935年6月10日及6月27日，日本迫使中国分别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的实质是以“华北自治”而实现“华北割离”，造成中国领土的进一步丧失。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京郊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开火，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损失惨重。7月30日，日军侵占北平与天津，随后组建“华北派遣军”，分兵略地，扩大战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一线向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中国军队坚决回击。双主投入百万兵力，血火鏖战八十九天，上海沦陷。

回溯到此打住，相信每一个具备常识思维的朋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都会有一个感性认识。再看本节标题，那一个“贼”字的定性就显得过于轻飘，过于世俗了。

“贼”的德行，大抵局限于“偷”与“抢”。不论如何猖狂，总免不了心虚胆怯的。

这个“贼”的不同寻常在于除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密谋策划外，他还惯于手持凶器，破门而入，大肆抢掠之后，还要将这房、这院的一切物权，以及这家、这户的一切人权，统统“过户”给自己。所以中国人称他为“寇”，倒是比“贼”准确。

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国人领教了何谓帝国主义侵略。延续百年，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大群，其中，日本帝国主义最为凶恶而贪婪，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为深重而惨烈。

可以作一个印象性比较。如英、法、美、德诸国，也欺负过中国，也剥削过中国，但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彻底地毁灭中国。日本是个例外，它以肢解中国、吞噬中国、灭亡中国为战略目标。

如从时间上考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季节性、阵发性、间隔性的；在矛盾缓和期，中国还可以在国际法（尽管这个国际法更多地体现着强梁的意志）的框架内与他们和平共处。日本人又是个例外。自中日甲午战争酝酿阶段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五六十年期间，日本军、政首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图谋与侵害，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大和”民族的疯狂化、妖魔化是一个自为的过程。

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似乎都还不能代其受过。

这让我们事后猜测：一个局限于狭隘生存空间的民族，难道就必然诱发邪恶的膨胀欲、无度的占有欲、阴暗的毁灭欲吗？

二、民国综合症：党争、内战与割据

在结撰上一节文字时，我的内心一直唤不起清算侵略的自豪与自尊。结论大部分都有写在各种版本的教科书里，作者只是稍稍梳理一下顺序，自认并无发明和创造。复述的期待，或许仅仅是想从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民族麻木中寻找一点被侵略的“疼”，以及“疼”后的自知或自悟。

我们受过侵略，因而我们有权谴责侵略。谴责侵略，让人义愤填膺，理直气壮，好不痛快！

当“被侵略”也异化为一种“荣耀”时，谴责侵略的哲学反讽很自然就是一场用今天的铅粉、涂抹昨日面庞的化妆舞会。

上节追记，我曾努力恢复日本帝国主义“贼”的面目，这一节文字，我则尽力恢复中国人“慢藏诲盗”的“诱惑者”面目。

“诲盗”的判定，写在中国最古老的智慧书《易》中：

子曰：作《易》者知其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伐淫。《易》曰：“负且乘，致盗至。”盗之招也。⑥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谁“负且乘”？是谁“上慢下暴”？是谁“慢藏诲盗”？这才招致了日本人的侵略呢？

与中国人的不识盗，不防盗，甚至认盗为友，串通自盗相反，日本人则以他们极端的聪明，选准时机，测准路径，或瞒天过海，或翻云覆雨，在中国“小人”的配合下，手眼神通，探囊取物，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洗劫式的抢掠。

如果你认为这种表述太玄虚，那就让我们一同看看历史的实在。

大清国是很虚弱的，于是人们总以为经过了“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华民国”是新政体（共和制）、新领袖（总统或总理）、新军队（陆海空齐备）、新国民（剪了辫子、放了“三寸金莲”），那一定会又团结、又强大；因而在与西方列强、东洋近邻的相处中是不会重蹈前朝耻辱的。

这判断落空了。

辛亥革命是“半截子革命”。它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顺带扫荡了与帝制相关的各种旧制度，基本上完成了“除旧”的任务。但在“布新”方面，它缺课太多。这就造成了“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从某种比喻意义上看，“中华民国”是一件未按设计图纸制造、又未经检验的半成品；虽然贴上了“辛亥革命”的商标，但“中华民国”并未完成“辛亥革命”总设计师孙中山的政治设定——如“民主共和制”（合众国制）、如“三民主义”、如“平均地权”等。这是个大题目，留给民国史专家去做。

本节文案，将仅限于中华民国的“自卫”机制作一些例举，恰巧也就呼应了“诲盗”的判断。

让我们重温一段过时的“情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日，起义者攻入湖广总督府，进而占领武昌城，总督瑞澂逃上军舰。惊魂初定，瑞澂就以“义和团复起”为说词，派人去汉口各国领事馆，乞求各国军舰炮轰起义军。10月11日，各国领事开会议决。最积极响应的是德国领事，日本领事亦赞同开炮。因为法国领事是孙中山的朋友，极言革命党不同于义和团，所以各国领事才草签了一份严守中立的布告：

为布告严守中立事，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慝两方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任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自应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等遵守公法、敦结友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剀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则本领事幸甚，中国幸甚。谨此布告。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⑦

布告发出了，日本政府却违背“严守中立”的承诺，于当年12月23日授意日商泰平组合的北京大仓洋行与清廷秘密签订供应军火的契约，总计达273万日元。

这不是孤立的行动。背后掩藏着的是日本政府分裂中国的一个外交陷井。

就在各国领事签署中立布告十天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便向外相内田康哉发一电报，在分析中国形势时，赤裸裸暴露了日本人的不良图谋：

以武昌为根据地的革命军军政基础，看来业已稍稍稳定，并非言之过早。……正好用此一形势，可使在中清和南清至少兴起两个独立国家，而且应使在北清方面的朝廷，继续统治下去……本使认为，要北清一角保全清朝，使永远与汉人对峙，就我帝国而言，实为得策。谨当本此认识，与其庙堂（清廷）内部声息相通，密切联系，加强指导诱掖……⑧

至12月2日，该公使又向内田康哉发了第二封电报：

对革命党，自中清武昌，到南清广东给予援助，以防其气势挫折，借使不致产生与北清中央政府融和妥协之念，务必谋求使之永久对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内阁成立后之清政府究竟会持何种态度对待我国，仍是不得不存疑的问题。为谋于我有利，基于资以牵制袁内阁之策略，亦有对革命军援助武器之必要。⑨

相信这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最真实、最准确的表述。节录于此，作一镜鉴，看一看民国时段的政党与领袖，到底谁能跳出日本人的诱导与掌控，真的为国请缨、为民请命！

第一轮较量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打了个平手。中华民国建立，共和制确立，孙中山当了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统。而袁世凯促成清室逊位，承认民国，于是接任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中国以统一的形态结束了大改制。日本人分裂中国的筹划落空。

但好景不长。接下来的专制反弹与纷繁党争，即将民国元年（1912）春天构建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之局打破。例证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宣传表述。后被沿袭为一种流行的历史表述，至今神圣不可动摇。

静而思之，“二次革命”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场内战，也是第一次由党派纷争而引发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

要不要发动这次“革命”，孙中山与黄兴意见不统一。孙中山力主速战，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以言战，如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民国二年（1913）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湖口，宣布江西独立讨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其讨伐袁世凯的檄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