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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窍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各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⑩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誓师讨袁。同日，江苏宣布独立。此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重庆等地亦纷纷宣告“独立”，形成了七省对中央的局面。袁世凯面对“武力反袁”，给以“武力剿灭”。双方交战两个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讨袁军失败，“二次革命”宣告破产。孙中山、黄兴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脱离“二次革命”的指挥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仅仅坚持了两个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了一次武装较量，袁胜孙败。

胜与败，都是暂时的。

而有意无意间，二人共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模式：——最高权势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体系获得权力后，迅即挣脱这一体系，将最高权力个人化、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置于不容任何人挑战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战，立予血腥镇压；作为“共和”制度设计者的革命势力，在这一制度受到威胁时，亦弃“共和”于不顾，将“革命”神圣化，将党派利益国家化，将“政治对话”升格为“军事对决”。

演化的曲线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变而为手握军刀的专制独裁者；缔造“共和”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则渐变为热衷武装斗争的党派军阀。

袁世凯的逻辑是：“一日在职，一日决不放弃责任……不能违法弃职，付土地人民于一掷。”

孙中山的认识是：“东南不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輥·輰·訛

独裁者、革命者都以“人民”说事，真是妙不可言！

独裁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理由，镇压一切反叛，因而专制独裁有理。

革命者以实现“主义”、救国救民为号召，策划“独立”，因而割据、分裂亦有理。

双方都自陈有理。无人下“罪己诏”。中华民国有幸，遭逢了如此难得的朝野对立，看来，还是英国驻清大使朱尔典说得对：“关于解决国体问题，外国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为象征性的存在，而实施宪政改革。我个人也认为，建共和形态的政府，是一种冒险的实验，不适合中国国情。”·輥·輱·訛

本节标题之“民国综合症”，即是针对“共和制”的“共和缺失”以及“国民革命”的“国民缺失”而言的。

“二次革命”作为民国时代革命的典范例证，还有一个外交背景需加补议，此即孙中山为了战胜袁世凯而主动联络日本为助的秘录。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重伤，22日晨死亡。案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主谋，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策划，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为承办，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夔丞）为第一线指挥，杀手则是武士英。“宋案”真相大白天下，彻底警醒了国民党人：袁世凯是他们推行议会党政的大敌。

孙中山匆匆结束访日，赶回上海，动员同志，发起反袁之战。基于“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判断，孙中山力主联合日本，打击袁世凯。阻力很大，发动很慢，拖了近四个月，“二次革命”才缓缓地、漫无联络地发动起来，并迅速寂灭。但孙中山的“联日抗袁”却是毫不含糊提出的。就在“宋案”发生前夕，孙中山访日期间每见日本政要，几乎都会要重申中日提携。如：

——2月15日晚，在东亚同文会上讲：“中国现在则久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全，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

——同日晚宴后，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中国东北的中日联合开发问题，桂太郎表示赞同。

——2月20日，桂太郎内阁全体辞职。此前，孙中山曾与桂太郎有过密谈，其中还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问题。对孙中山的许诺，本人尚未查清，但从桂太郎的反响看，孙中山许诺定当积极。桂太郎说：“予始闻先生劝告，日本与中国提携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日本得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

引证的目的在于指出，孙中山亲日、联日是一贯的、公开的。如果据此而作“卖国”、“爱国”的政治判定，显然是忽略了孙中山、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的国际背景。当一种开放的、国际性的思维在某一特定时代氛围中形成的时候，历史的主人公不可能只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孙中山何以能免？

两年之后的1915年1月，日本人胁迫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史传孙中山在袁世凯正与日本人百般周旋、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是在2月5日与满铁株式会社二头目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中日盟约》，出让中国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务省，以出让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孙中山曾有长函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让特权为条件，请求日本政府给他领导的革命以援助。出让特权之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二十一条”对中国的索取。

历史学者已有辩伪文章指出孙中山给大隈函、给日本外务省函均为伪造。·輥·輵·訛 公案可以到此了结。留下的教训，几乎无人细细掂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给境外势力冠以“国际主义”、“亲善友邦”的美称，即便从他们那儿可以获取阶段性的支持，如果视其为解决国内矛盾的后援团或同盟军，关键时刻，必有人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及个人清望加以补偿。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凡有国际背景的中国政治人物，无一人未曾对他们的外国朋友付出学费。

孙中山为此是受了影响的。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孙中山单独联络日本人的消息传开，在国民党内即有人说“不”！

——1915年2月11日，参加“欧事研究会”的国民党人李根源、林虎、程潜等人联名通电曰：“吾人第一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纽永建、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假借外力”与袁世凯较量，电曰：“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极力鼓动“二次革命”，还与他刚刚在日本发表的政党意见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孙中山在神户作《党争乃代流血之争》的演讲曰：“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今各党之争，皆维持民国，以民国为前提，以民国为基础，故曰党争。”一回国，他又策划了一场有流血、无胜算的“二次革命”。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样的“革命”还是少一点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盘马弯弓之恋。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于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及民国首脑人物们的时代自蔽。说“咸与民国”了，但“民主”是虚幻的；说“专制反弹”了，但“国权”一直旁落。要么民主，“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要么专制，出一秦始皇威压百僚万民。可惜在中华民国时代这两个极端状态都未出现。新生的老大帝国内，顶着现代名号的各党各派，由纷争而内战，由内战而割据，有如一条船上的几伙强人，拆船为兵，据仓为堡，并不管这船漂向何处、沉在何方。

日本人面对这样的中华民国，想不侵略，上天都认为他们坐失良机。

回转本书的叙事轨道，我们将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刚刚被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11月10日停止国会活动。11月26日，袁组织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

中华民国进入无国会时代。

此时袁世凯的个人军事独裁宣告完成，他对共和制的销解亦彻底实现。但袁世凯错了，当他把国民党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举，杀人如麻的时候，一个对立的有可能进行议会较量的政党消失了，一个从事流血斗争的军事实体却在中国南方暗暗组结。因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开始自毁神器，自酿动乱。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开始筹建新党——中华革命党。一贯宣传“民主”的孙中山开始向袁世凯学习。他要做“党魁”，他要入党者签名画押，宣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

党有“党魁”，是现代政党向封建帮会的倒退，又是民主政党向法西斯政党的蜕变。

孙中山想象不到，他为了加强党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众多骨干国民党员如黄兴、蔡元培、李烈钧、程潜等离他而去。在他死后，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走向专制与独裁，其实是双双继承了后期袁世凯与后期孙中山的衣钵。

有权者，倾向专制。无权者，倾向造反。中华民国，被这两种人撕裂着。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己黄袍加身，做起了洪宪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顽的帝王眷恋之外，也还有一丝加强中央权力，巩固国祚的打算。哪儿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丑，本欲固本，反而强末，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筹划，顷刻间变成了四面楚歌的绝唱。十万政府军没有挡住“护国军”的讨伐，七省“独立”，南方建立了“军务院”，实际是有了第二政府。众叛亲离，百计无施，袁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氏忧病而卒。

反袁的胜利，被史家誉为“第三次革命”，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斗争并不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就其结局而言，也没有引动任何“革命性”的转机。

若从总体形势上评估，“护国”运动仍然免不了有借“国家”筹码，博取“党派”清誉的嫌疑，而一个更大的秘密在于，不论是袁世凯们恢复帝制与蔡锷们讨伐帝制，都是日本人导演的“以华制华”的“木偶戏”。大闹一番之后，中国人心更散了，党争更甚了，军阀更横了，国力更弱了。倘若不信，请看事实：

前文已述，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既支持清政府，又支持革命军，以求促成中国南北分治。民国建立，袁世凯当政，日本政府既支持袁世凯政府，又支持孙、黄革命党人，目的还是分而治之。当发现袁世凯有复辟倾向时，日本人则竭力鼓动之。如黑龙会在给日本政府的谋划中就公然申明：“确实执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变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的政策，实际乃是改造中国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

袁世凯果然上钩。中国朝野人心浮动。日本政府突然变卦，由“挺袁”改而“反袁”：

确立帝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并使中国人自觉承认这一地位，以建立日中亲善的基础。为此，必须反袁。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使中国自己形成反袁的形势，然后帝国可乘机行事。在（日本）有志者帮助反袁的中国人，给予金钱和物资的援助时，政府虽不公开鼓励，但可采取默许的态度。5. 由外务省统一掌握对中国的方针政策。

为促成上一方针，日本内阁通过久原房之助送给岑春煊100万元，送给孙中山50万元，又分别给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各10万元。

谜底揭开后，中国人面对袁世凯下台还笑得起来吗？

屡屡设计瓜分中国的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是孙中山十分要好的朋友。朋友害你，你躲得了吗？

袁世凯们、蔡锷们及孙中山们，都做了一次木偶人。

还有一个“护国后遗症”，又糟害中国十多年。“护国后遗症”与“辛亥革命后遗症”有类似处。即一种“超级权威”消失后的无权威状态，或“超级压力”释放后的无政府状态。换一表述，又可以说是“打倒阎王，小鬼当家”。

袁世凯倒于蔡锷、唐继尧等“护国运动”人物之手，但护国成功后，护国者并未拥有国家掌控权，中国的国家权力依然掌握在袁世凯培植的骄兵悍将之手。借了“中央”权柄，他们高屋建瓴；借了军权在握，他们吊民伐罪；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婆婆死了，几个媳妇轮流掌勺……

这种类比性表述虽然缺乏学院派论析的精深，但作者相信得其仿佛。如果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亡为一起点，十三年党争、内战，中国历史的前进仅仅体现为北洋系民国政府，换记为国民党系国民政府。国家“统一”，纯为形式，地方分裂，一日未息。其严重程度，远逾清朝末年。这一分裂的危险性还在于，几乎每一个地方性、区域性分裂团伙都有境外帝国主义势力给以支持；因而中国人的内争内战，又必然加骤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肢解的危险性。

下列事实尽管是跳跃点击而出的，我还是惊异于中国人民及中国国家对灾难的承受，竟然如此的超限与无极。

事实之一：从南方割据，到北伐战争，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对中华民国权力的夺取。

——1916年7月14日，护国军“军务院”撤销。7月25日，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党务，停止一切军事活动。黎元洪为总统的中华民国出现了统一的曙光。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仅十二天即寿终正寝。针对北方的倒退，7月，孙中山由上海南下广州“护法”。8月，召开“非常国会”。9月，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10月，出师北伐。中国境内，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同时亦爆发了中国的“南北战争”。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明确了党领导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任务，其实是正式确立了武装割据的夺权方略。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23日直胜皖败。在南方，国民党部队乘势攻占广州，据有广东，重新恢复军政府，与北京民国政府分庭抗礼。是年国民党派系军人在湘、黔、川各省均有军事进展。同期，苏联共产国际派人与北方吴佩孚、南方孙中山积极联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10月15日孙中山民国政府北伐军出征。此前的3月21日，外蒙成立“独立政府”。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1922年6月16日，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议。2月，在苏联军事援助下，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9月18日，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因为冯玉祥北京政变成功，电请孙中山北上议政。中国又出现了和平统一的曙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北京。南北和谈无望，7月1日，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立民国政府，汪精卫出任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八委员之一，并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6年5月，北伐先遣部队攻入湖南。7月，北伐军全线出击。这是一次百万军队的相互厮杀。国民党人的“武装北伐”与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证明中华民国成立十五年之后，它所宣示的“共和”仍然是一种政治幻景。

“南北战争”让一个地方政府（在广州）颠覆了一个中央政府（在北京），你说这是成功的“革命经验”？还是引以为诫的历史教训？

事实之二：两线作战，多角纷争，北京的中央政权因为内耗而无力于自我维持。

——1917年7月1日，张勋策划清室复辟。事前，段祺瑞曾表示反对，但因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参加过徐州会议，这给张勋造成了幻想。7月3日，段祺瑞于天津西南马厂兵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复辟。讨逆之战是北洋系统最正义、最智慧的“内战”。段祺瑞一石二鸟，驱除张勋，再造共和，迫逐黎元洪，独揽大权，北洋军阀间的争斗进入新阶段。

——1920年7月14日至7月18日，直、皖双方在京、津一带激战五日，段祺瑞之皖系主力被直系吴佩孚所歼。北京政权转移于曹锟、吴佩孚之手。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皖系失败，日本侵华图谋出现断档。

——1922年4月27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之因，一为两派后台不同——直系后有美国，奉系后有日本；二为对梁士诒内阁态度不同。十二万五千直军对十二万奉军，相搏于京、津之间。拼杀七天，直军获胜，张作霖率奉军退出山海关。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此前，皖系将领、浙江督军卢永祥因曹锟贿选总统，已与孙中山、张作霖建立了联系，故招致直系军阀孙传芳从福建、齐燮元从江苏的夹攻。卢奋起抵抗，但作战不力，退至上海，孙传芳占领杭州。

——1924年9月4日，受了江浙之战的引燃，张作霖通电讨伐曹锟、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与直军各二十五万人，皆有海军、空军配合，在冀东、热河一线展开阵地战。前线失利，后方倒戈，直军大败，有二十万被歼、被俘。直系将军冯玉祥阵前政变，占领北京。因为战争中段祺瑞对瓦解直军作过贡献，故直、奉大战后北京政权形成了张、冯、段铁三角联盟。他们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议事，因为孙中山大病中难于认真商谈以及突然病故，南北和平的大门，开而又闭。

——1925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东南驱奉之战从上海打到徐州。浙闽赣苏皖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率军向驻于上海、江苏、安徽的奉军发起扫荡式突袭，奉军死伤严重，全线溃败。这次战争，成全了孙传芳，使他成为北洋后期拥兵二十万的“江南之王”。

粗略地计算一下，北洋系统的将领们因为相互厮杀而造成的伤亡，远远高过他们与南方国民党军作战的牺牲。人心散，军心乱，十年内争耗尽了地域性军事集团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而在南方，超地域的党派军事集团乘乱崛起，“北伐”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追述的路太漫长，我想就此打住。但历史的惯性太过巨大，国民党人的“北伐”胜利，及占据“中央”，仍然不能堵塞乱源，实现一统。党外有党，国中有国，五根指头，握不成一个拳头，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面对一个精诚团结的日本，危机重重，胜算微微，终于拖到了亡国灭种的绝境。

有一条权力金经，被中华民国的风流人物衣钵相授。这“金经”有两种表述，即：党魁在党上，党在国家上；军阀在军上，军在国家上。因而，误国有理，卖国有道，只要保住党魁与军阀的个人权威，一切皆可牺牲。

知道有这么一条“金经”，你还会对下列历史故事不予理解吗？

——北伐胜利，“民国”再造，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奖慰蒋中正同志案》，第一次树立了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3月29日，蒋介石亲赴九江指挥对桂系军队的作战，“蒋桂战争”爆发。内战两个多月，6月2日，桂系失败。

——1929年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革除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冯氏宣布“下野”。10月10日，“蒋冯大战”爆发，蒋介石亲赴河南指挥。11月22日，西北军败退潼关以西。

——1930年5月11日至9月6日，“蒋冯阎战争”在中原地区展开，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万，死伤三十万。蒋军胜，冯玉祥、阎锡山宣布下野。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的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召开。11月18日，汪精卫、胡汉民的粤方“国民党四大”在广州召开。12月3日，汪精卫的沪方“国民党四大”在上海召开。国难当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竟能分裂成三个“中央”！

——外敌入侵，形势危殆，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自1930年11月至1934年9月，先后五次围剿共产党江西中央根据地。最后一次，出兵达百万。

不要认为这是笑话。这是中国人的德行。

“9·18”事变是一把尺子，丈量着中国政党群体和军阀团伙的天地良心。

如果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进北京这所有的耻辱都是清政府的，那么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二至四十年代对中国的侵略升级，则都是民国政府的耻辱。北洋民国政府与国民党民国政府相比，他们耻辱的比重又小了许多。所以这一节文字，我们用“民国综合症”标识，其实更准确的表述该是“辛亥革命后遗症”才好。

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一路演化，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可以轻易变幻名称，但谁也不能改变这支队伍的人员素禀，尤其不能改变最高权力（君子之器）对幸运人生（小人之负）的扭曲与误导。

呼应本节开头对《易》的借用，我仍想以《易》的超验判语，解析日人侵华及华人抗日。

《易·解》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时，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我用“解”卦分析对日战争，相信傍一点边。其中奥秘，无须多言。关于“诲盗”的卦象，在“六三”爻上。卦曰：“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这是一幅十分形象而滑稽的画面：一个蠢人，骑着骏马，或乘坐轩车，却把一包自视珍贵、其实是他抢占君子的东西顶在头上。路旁一贼，久走江湖，识多见广，一看便知那个蠢人也是窃贼，于是大步追上，抢了包袱便扬长而去……

中华民国时代，正有一帮小人，抢了大清皇朝的江山，顶在头上，招摇过市，既不知珍藏，又不知收敛，东洋海盗才“竞欲夺之”。“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老祖宗问得好啊！“负且乘，亦可丑也！”老祖宗骂得好啊！

三、站在哪里，死在哪里

一百年心路，我在失败中穿行而过。

失败是一串苦果，越嚼越辛辣，直到嗓子起火，将话语燃烧。最大的遗憾还不是失败，而是对“失败”的误读与误传。当“失败”一再被无意忘却、有意推卸、刻意曲解时，“失败史”难免变成一部伪书。当历史也被作伪，我们又到哪儿寻找真正的英雄？哪儿去洒一把凭吊的热泪？

我不能不重复叹息：没有真相，即没有真理。一个讳言失误、失败的民族，在失落了历史之后，会不会失落眼前？在容忍了懦夫之后，会不会抹杀英雄？

这或是过激之词。盛世万年，英雄无人抹杀。英雄是被掩埋的，黄土下，青山上，血沃劲草。田野的风，透着清新，那该是英雄的呼吸。

可是在抗日胜利六十多年后，千里原野，你却又难见几处抗日英雄的陵园。

忘就忘吧，哪堆黄土下没有冤屈的鬼魂！

因为本书的先期判定是“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所以滑头的作者也有绕过英雄的借口。但是他不准备绕行。倒不是要给这本小书加一个光明的尾巴，实在是想给这个充满乐感的伟大民族捣一回乱：你所有休闲的今天和明天，都可能要别人用鲜血和生命加以保护！

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学者桑原隲藏说：

以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一国国民、一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特有的气质和性情，可以称之为国民性和民族性……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性，其最显著的民族性是文弱和保守……说起中国人文弱的原因，要而言之，中国人作为个体很少以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国体，也不喜欢诉之于战争。所谓中国人的争斗，是指口头的争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爱争斗的民族之一……所谓“黄祸论”——即黄种人渐渐会压倒白种人的论调（这一论调在甲午战争前开始到日俄战争后进一步流行，至今是世界的一大问题），其实是颇没有根据的。

桑原的认识，近乎事实。感谢他反驳了“黄祸论”。“文弱”的国民性，是从“本质”上判定的。本书叹“尚武失落”，则是对“趋势”的判定。“本质”文弱，无可改变，“趋势”变弱，还可恢复。所以当本书叹惋“中华尚武精神失落”的时候，依然对“尚武精神”的世纪复苏抱了一份期许。

下面的简述，不是描画英雄谱。因为，抗日之战胜利六十年之后，中国还没有一部以国家立场编汇的抗日英烈名录——英雄，只属于他们时代，且最终消失于他们的时代。

跨时代的，不是生发于个人良知的英雄缅怀，便是依附于功利宣传的英雄张扬。

“前世”之于“今生”，永远是一个片断的残梦。我能做的，或者只有个人视角的忆念吧：

——在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香炉峰下，有一座“南岳忠烈祠”，那是中国大陆上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国军将士的大型陵园。1997年，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苍天有眼，厚土有知，日月有光，英烈有灵，前人与后人，总能在这座清刷了污染的雁回之峰，悄悄进行一次灵魂对话了。

忠烈祠石阶9层，共276级，据说暗合了第六、第九战区为国牺牲的中高级军官之数。

37通将校碑，铭记着35位将军、2位上校。在这35名将军中，有22名少将、13名中将（追认上将暂不记）。年过50岁的仅2人，40岁以下者有18名之多。最年轻的为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将军，牺牲时年仅27岁（一说31岁）。在这一批牺牲的将军中，黄埔军校出身者7人，保定军校出身者6人，这证明：在抗日的最前线，人人效命，并未分嫡系与杂牌！1949年后，这37名将校英烈，仅有15人被承认为“烈士”，另22人一无追认。为国而死，不算“烈士”；国若有难，谁复从戎？英魂无语，百姓叹息。

周围的山头上，分布着13座陵墓，其中有三座是以军、师为聚的集体公墓。最大的一座公墓，埋藏着在湘北保卫战中牺牲的37军第10师2728名将士的遗骸。生不同地，死而同穴，天命所归，山河再造，又何其壮哉！

“南岳忠烈祠”在岁月中沉默为一种象征。战争可以绞杀生命，宣传可以制造热闹，遗忘可以埋没功业，而良知则必定会将是非、正邪、美丑、功过等一一辩清。

也许英烈们最喜欢静谧，“南岳忠烈祠”在共和国五十多年间一直没有“公祭”的喧哗，不要说“国家级”、“省级”公祭活动，连“县、乡级”的公祭活动都没有一次。这样倒好，也免除了许多应景式走过场式的仪式，江山一片净土，百姓一寸哀思，只要南岳雄立，谁又能抹去三湘血痕？

如果从“南岳忠烈祠”进入时间隧道，按军阶高低为序，我的第一柱香应该献给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和36集团军司令兼47军军长李家钰将军。牺牲前，他们的军阶皆为中将，牺牲后，追认上将。全面抗日八年，他们是牺牲于战场上的军阶最高的将领。

依照常规，这么高的军阶，是无须亲临战斗第一线的。敢于到第一线，表明勇气，表明忘我，表明视死如归，身处高位，尤为难得。

李家钰将军四川蒲江人。1937年9月，当他率军出川、奔赴前敌时，曾经赋诗一首：

男儿持剑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谁也想不到，一诗成谶，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他竟喋血豫西，埋骨青山，誓不还乡。

1944年春天，“豫中会战”打响。由于战区长官指挥失当，且未采纳李家钰先发制敌、以空军轰炸日军黄河桥头堡的建议，至使中国八个集团军、40万军队的河南长城崩溃。37天中，竟然丢失38座城市。

李家钰部共3个军（14军、17军、47军）7个师的兵力，驻扎河南孟津西、新安北一线，已与日寇对抗四年。会战不利，也只好率兵后撤。当1944年5月17日撤至渑池南的小镇翟涯时，三个集团军（第36、第39、第64）的总部及四个军（14军、47军、新8军、暂4军）的军部全部拥挤一处。为了有绪后撤，64集团军总司令刘戡、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一致推举李家钰担任统一指挥。李家钰临危受命，先人后己，率部担当起大军的后卫。5月21日，集团军总部在没有任何警卫的形势下行至陕县秦家坡旗杆岭，遭遇日军数千步骑伏击，李家钰当场阵亡，年53岁。同时殉国者有李将军的蒲江老乡、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47军104师部队赶上，派勇士抢回将军遗体，护送回川。

李家钰是抗战时期牺牲于前线的年龄最长的将军。最高统帅部对他的评价是“忠勇奋发”、“迭著功勋”、“为国家民族尽职”、“求仁得仁”。说白了，李将军的伟大即在于先人后己，以身许国。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将领。1933年参加长城保卫战，战功卓著，战后曾任北平市代市长，因为华北和谈的背景，曾被人误会为“汉奸”。张自忠隐忍不辩，以天下为忧。1938年春，“徐州会战”，他的宿敌庞炳勋部守临沂，伤亡惨重，张将军不计前嫌，率部一夜行军180里驰援。刘家湖争夺战，阵地易手三、四次，拼死杀敌四千余人，名震淮海。他在重庆接见《大公报》记者时曾表示：“我张自忠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战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打响，日军集中15万兵力强攻第五战区襄河以东阵地。作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张自忠统辖七军（26军、28军、29军、55军、59军、77军、江防军）之众，仍然身入险境，诚为难得。在59军各师、团军官会上，张将军说：“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愿与诸弟共勉。”河东战况凶险，张自忠决定亲临一线，行前，他又留函于副职道：“到河东后……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牺牲），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

这其实是“绝命书”。

过河了，战斗了，牺牲了。在敌军将要合围前，送走了俄国顾问，送走了文艺兵，送走了伤病员，张将军仅率装备了轻武器的600人的特务营与敌周旋，战斗到几乎全军覆没，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牺牲于宜城十里长山。

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插曲，录此存照。张自忠牺牲后，一日本兵从将军的衣袋里发现了身份证件，慌忙报告其司令官。日军司令官命人用担架将张将军遗体抬到他们的驻地陈家集，用酒精净身后，找耒一棺，成殓浅葬，坟前立一短石碑，刻曰：“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次日，38师便衣队抢回将军棺椁，由水路经荆门、当阳，运至宜昌。宜昌十万人为将军送葬。是日，日机飞临宜昌上空，见状，未放一枪、未投一弹，绕几圈即回。

据张自忠唯一幸存的卫士谷瑞雪回忆，敌人未合围时，参议李致远曾劝将军撤向东南。张大怒，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就可以逃跑？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的命是土坷垃？今天，一定要血战到底！”

作为高级将领，张自忠怀抱浓重的人道精神和人文理想，这是比勇于献身更为可贵的品德。

世传张自忠有《抗日三字经》，其文曰：

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祖国，务当先。昔岳母，训武穆，背刺字，精忠谱。岳家军，奋威武，打金兵，复故土。唐张巡，守睢阳，奋战死，称忠良。文天祥，骂元兵，伸正气，留英名。郑成功，守台湾，抗清兵，美名传。刘永福，黑旗军，打法兵，英名存。七月七，卢沟桥，日本鬼，开了炮。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把兵举，守南苑，攻丰台，身虽死，有荣哀。姚子青，守宝山，一营兵，只余三。段云青，一等兵，身体健，国术精。遇敌舟，跃身上，一挡三，是猛将，左一拳，右扫腿，两倭寇，齐落水，余一寇，逃船尾，刺刀下，立见鬼。阎海文，是空军，打敌机，八架焚。掷炸弹，炸敌轮，轰一声，三舰沉。身受伤，落敌方，从容中，举手枪，先杀敌，后自戕，不屈辱，真叫棒。此数将，军人魂，青史上，美名存。

《抗日三字经》是否出自张将军之手已不重要，但它的精神的确与张将军的爱国主义同出一脉。

一炷香远远不够。对每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我都想上一炷香，奠一杯酒，磕一个响头，献一份迟到的感激，进而用国家民族的立场，衡量他们的大仁、大德、大智、大勇。

一个无尽期的历史补课或者刚刚开始。

一种常识思维的复苏或者刚刚起步。

一项民族道义体系的重建工程或者刚刚奠基。

这一切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人不再重蹈狭隘的党派偏执及怯懦的功利冷酷。

我们知道，张自忠将军牺牲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题词，朱德、彭德怀挽联，董必武题诗，都给以极高评价。但迟至1982年，张自忠将军才被民政部追认“抗日革命烈士”。而李家钰将军更是迟至1984年才被追认为“抗日革命烈士”。

被迟到追认的抗日烈士，著名的还有佟麟阁将军。他比较幸运，早在1979年8月16日，经邓小平关照，民政部追认他为“抗日革命烈士”。

佟麟阁将军河北高阳人，满族，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1937年7月28日，率部抵抗侵入北京南苑的日军而壮烈牺牲。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佟麟阁作为冯玉祥的部将，担任过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参加过1933年的长城抗战。因为1933年8月抗日同盟军解散，冯玉祥下野，佟麟阁亦解甲归田，在北京香山东麓的兰涧沟买地筑室，过起了种菜读书的生活。后来，日军侵华之势日益严重，宋哲元长29军，该军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联名相请，佟麟阁始再披战袍，出任29军副军长。

“7·7”事变，37师吉星文打响抗日第一枪，就是佟麟阁的命令。此后北平战氛日浓，宋哲元劝佟麟阁将军退入城中指挥战斗，佟将军不应，坚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固守南苑一带。师团长们聚会南苑，佟麟阁慷慨陈言：“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唯以死报国。”

7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南苑，佟麟阁与赵登禹并肩指挥。守大红门，伤腿，不退，再战，牺牲。战士抢出将军遗体，送入北平东四十条四十号佟宅。高堂有双亲，膝下有二子四女，佟夫人怕老人受不起伤子之痛，故背着二老，匆匆给将军净身入殓，寄厝于雍和宫近旁之柏林寺，托名“胡先生之灵”（其外祖父胡姓）。寺中方丈，素敬将军，抗战八年，秘而不宣，直到抗日结束，将军灵柩才移葬香山兰涧沟。将军双亲逝世于1952年，生前，他们一直认为儿子还活着。·輧·輮·訛 此时，他们终于可以相见于九泉了。

赵登禹将军，山东菏泽人。1933年春长城抗战时，他任29军37师109旅旅长，参加喜峰口保卫战。日军装备优良，气势嚣张，为了长我志气，灭敌威风，赵登禹第一个组织了大刀队，从3月9日夜起，连续深入敌后，突袭敌营。入夜，他带伤奔行60里，率大刀队袭击日军炮兵阵地，杀敌60多人，缴获大炮18门。一连多日，死于我军大刀队及突袭包抄战斗的日军达五千多人。迫于压力，日军一度退却数十里。日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荣誉尽丧喜峰口外。”·輧·輯·訛因功，赵登禹升任132师师长。赵登禹的名言是：“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与佟麟阁并肩守南苑。日军出动30架飞机狂轰中方阵地，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临危不惧，率30名卫兵，持刀与敌人肉搏。伤重，不退，对卫士说：“不要管我，你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国家，请她老人家放心吧！”从赵将军的临终嘱托，我们知道他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牺牲后，赵登禹将军被追认为上将。

一炷香接一炷香，焚燃起上接云霞的烟霭，透过香烟，我们依稀辨认当年。英雄的业绩，是一个无尽的话题，打住无尽的话题，心中只留住无尽的相思——给予那些有名、无名的英烈。

张自忠，佟麟阁将军等，并不是“特殊的”牺牲者。对生命而言，牺牲一样沉重；对亲人而言，牺牲一样伤情；所不同的，仅仅是因为地位悬殊而造成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强弱有别。我赞成从“生命的等价”来评价“牺牲的等价”。

所以，后人对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将士，有名或无名，职高或位卑，应给予同样的崇敬与感恩。如果有所差别，那也是应对大量的无名英雄给予更为深切的痛惜与同情。在这一理解的基线上，我们才有资格站在南岳忠烈祠前，站在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前，站在七七卢沟桥抗战纪念碑前，站在台儿庄大战纪念碑前，站在中国将士为了抗击日本人侵略而洒下热血的一切地方，深鞠一躬，道一声迟到的告慰。

铺展这一节文字时，我的重点已经不是叹息“尚武精神”的失落，因为惊异于抗日战争的惨烈，惊异于中国军人赴死的无畏，绝处逢生，我分明看到了“尚武精神”正以失败的、流血的代价，显示它扼杀不了的生机。

抗日战争的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军人为国而做的牺牲，亦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因为失败连连，失地连连，抗日之战的初期与中期，曾被中国人当作“失败”接受与承认。加上东北出了个溥仪的“满洲国”，绥远出了个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北平出了个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南京出了个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最后王、德、梁、汪合流又出了个冒牌的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汉奸与汉奸现象，让人怀疑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否还能经受住内忧外患的双重侵蚀。此时，严重的形势已经不是“尚武精神”的失落了，在一个巨大的国土扇面上，因为承受不了异族入侵者的威胁利诱，一大批风云人物早已放弃了最基本的民族信念，数典忘祖，认敌作父，将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卖国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这便是死不要脸面，明明“卖国”，还要宣传为“曲线救国”。有这种惊人的上层背叛、上层卖国相比照，我对胆小一些、怯懦一些、甚至当了逃兵的人生发了宽容；这些人总是与媚颜事敌、为虎作伥者不在一个“质”的层面上。基于这一对比，本节既然不将“卖国主义”作为一个批判重点，当然也应该减缓对“尚武精神失落”的批评，转而从积极的方面，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军人与中国平民给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