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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有理，永远有理，错也是对。

臣子无理，永远无理，功也是过。

其实，林则徐从北京领受的任务是“禁烟”，烟禁了，他就完成了任务，立了功。至于禁烟可能引发的“边衅”，林则徐曾当面向道光皇帝请示，道光束之高阁，不予理会。所以“边衅”之起，起于道光皇帝的“天威震怒”，“大张挞伐”。但皇帝是不会错的，只有拿臣下开刀。“阵前换将”，林则徐被撤职。

与林则徐的因功获罪相比，义律真是太幸运了。在林则徐的压力下，义律令英商上缴鸦片，前后共19187箱。·輧·輳·訛 若按1838年的每箱销价580元计，英商损失达3万元；若按1839年走私价每箱800元计，英商损失近1534万元。造成这么大的经济损失，英国女王却并未对义律就地免职，“严加议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些中国人自夸的政治信条，却被英国政府遵循不殆。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之后，于1839年5月24日从广州撤到澳门，开始了他与林则徐及清政府的又一轮较量。

在缴不缴鸦片的较量中，林则徐胜，义律败。而此后的较量，义律则由相持不下，到处处抢占上风。

刚上缴鸦片时，义律曾有一个天真的、西方人的判断，他以为林则徐开具收条，收缴了各国商人的鸦片后，或有政府专卖，进而使鸦片贸易由地下、半地下走向合法，烟款自然会予以偿还。但清方销烟（始于1839年6月3日，终于6月23日）及停止中英贸易的做法让义律清醒。

且看义律的具体行动：

撤到澳门，首先他拒收林则徐因缴烟而颁赏的茶叶1640箱。·輧·輴·訛蝇头小利没有迷住他。这为后来英方的索赔创造了条件。

1839年6月中旬，他公开表态，决不中止中英间的鸦片贸易。在此，他坚持了英国方面的一贯立场，并预示了英国未来的鸦片政策。

当月，义律高价雇用1060吨位、载炮36门的武装商船“甘米力治”号（即“剑桥”号）为退居九龙海面的英国商船、趸船提供保护。

8月13日，在拒不交出于尖沙嘴打死中国村民林维禧的英国水手后，他在英国武装商船“威廉要塞”号上自设法庭，自审英国人犯。这是各国列强后来在中国推行“治外法权”的先例。

8月24日，在清方压力下，澳门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商离境。26日，义律率英国商人撤出澳门，寄住尖沙嘴海外货船及潭子洋趸船上。他的坚守阵地与坚持原则，都表现了英国式的固执与忠诚。

8月29日，应义律之求、被印度总督奥克兰派遣的载炮28门的英国军舰“窝拉疑”号（Volage），在新任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该舰舰长士密（H·Smith）大佐率领下，进抵九洲洋面。9月1日，“窝拉疑”号与新来的四艘货船驶至尖沙嘴，与义律所率英船会合。

9月4日，义律与士密率领“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等数艘武装船只向九龙山炮台清军寻求食物，清军不允，义律下令开炮。英舰“窝拉疑”号、“威廉要塞”号赶至增援，双方各有伤亡。这是义律亲临侵华战场的尝试。

9月下旬，为了缓解水与食物的供应困难，义律与澳门同知蒋立昂重开谈判。这表明义律具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腕。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对中国的战争决定。10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发出第15号训令，正式把战争决定通知义律。随此决定，附有作战计划的“纲要”。而这份作战计划的原始构想，正是1839年4月3日由义律在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出的。·輧·輷·訛 因而英国内阁通过对华战争决定，本质上又是实践着义律的外交理念。

义律与林则徐的相持阶段结束了。有坚强的“国家”后盾，义律的每一个行动都更多地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意志；这与逐渐失去道光皇帝信任的林则徐正好相反。

11月2日，士密率“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驶入穿鼻洋面，炮轰关天培乘坐的师船。双方激战，互有伤亡。·輨·輮·訛 义律虽未参加，但他肯定策划了这次突袭。此时，他尚未接到伦敦方面的战争指令。自发的战术行为，表示了他的战略立场。

11月11日至13日，英国舰船与清军水师又有官涌之战。这次战斗，被林则徐视为“大获胜仗”，·輨·輯·訛 而从义律方面看，他只不过完成了一次对广东海关防务的火力侦察而已。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依道光皇帝旨意，下令封港，断绝与英国的贸易。义律针锋相对，于1月8日让士密宣布，自1月15日起，英舰封锁珠江口。

同年1月26日，林则徐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谕旨。2月3日（庚子年正月初一），林则徐接受邓廷桢送来的关防、印信，正式就任两广总督。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月的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Elliot）与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负责处理侵华战争及战后的一切事宜。就在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还向二人发来了第一号秘密训令，训令详列了侵华战争的三大步骤、战后谈判条件及条约草案。借用时下流行语，英国人于侵华战争实施之前，即已制订了详尽的“系统工程”规划。接到任命与训令后，义律对未来的战争已经心中有数。相比之下，林则徐此时还没有估计到会发生战争，他更不知如何应付这场战争。

山雨欲来，大海扬波。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1840年5月10日，英国上院亦通过了此案。英国的对华战争，进入到了实施阶段。4月底，英国侵华远征军的大小战舰从非洲好望角的开普敦等地起锚，直驶印度加尔各答，在那儿完成集结任务后，便向南中国海扑过来了。

义律的任务虽然更其重大，但却变得单纯起来。

1840年3月24日，载炮44门的英舰“德鲁伊德”号（Druid）抵澳门海面。

6月9日，载炮28门的英舰“鳄鱼”号（Alligator）驶抵金星门海面。

6月16日，东印度公司所属武装汽船“马达加斯加”号（Madagasor）抵达珠江口外。

6月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J·G·Brener）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韦尔斯利”号（Wellesley）抵于澳门湾外。次日，伯麦发出“公告”，说奉英王之命，将于当月28日封锁广州出海口。同一天，他即依据战争密令，率舰队北上舟山一带。

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驶抵澳门港外。同时抵达的还有军舰数艘。至此，英军共有16艘军舰（合计载炮540门）、4艘武装汽船、27艘运输船齐集南中国海域。随船而至者，有三个陆军团、共四千多兵力。海、陆军合计，约六七千人。

义律于6月28日登上“麦尔威厘”号与懿律相见。就在这一天，英军封锁珠江口的告示生效。

6月30日，懿律与义律亦乘舰北上，追赶伯麦的先遣队。珠江口外，他们只留下4艘军舰、1艘武装汽船执行封锁任务。自6月初英舰初集，林则徐便甚为警觉，并且专折上达天听，但是直到7月3日，他才判断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而此时，英军已经越过厦门，准备攻打定海了！从英军悄然北上起，林则徐的所有判断都比义律的行动慢了半拍。

让我们快节奏地扫描义律的活动：

——1840年7月6日，在海军司令伯麦与陆军司令布尔利（Colonel Burrell）率军攻下定海的当天，义律与懿律也乘舰赶到定海。义律参与了在定海扶植伪县政权的活动。

——7月28日，义律与懿律率舰离定海北上。8月11日抵达大沽口外，派员上岸投书，求购食物。

——8月15日，在舰上与懿律一起接见琦善所派使者，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8月30日，在大沽口南岸义律与琦善会谈。

——9月1日，照会琦善，坚持英国方面向清政府提出的各项勒索条款。

——9月15日，在获得清政府保证后，义律与懿律率英舰起航南下。作为“全权公使”和“海军上校”的义律，完成了他的政治任务与军事任务。就在这月月底，道光皇帝下达了对林则徐的罢免令。

如果作一次人与人的横向对比，义律与林则徐的人生轨迹正好一个坐标系上扬，一个坐标系下跌。背景使然，环境使然。由“人”的命运升沉而推及“国家”，英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又获得了一组人文的参数。

中国当时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在竞争中失利，更遑论二流、三流之才了！

在1840年8月、9月于大沽口举行的多次谈判中，直隶总督琦善未曾跳出义律的规范。义律在天子眼皮底下完成了对一个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军事讹诈。·輨·輲·訛

在1840年10月于镇海举行的索俘谈判中，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几乎应允了义律所有的重要条件。伊里布家奴张喜竟受主人之命带鸡、鸭、牛、羊等食品登上英舰“犒师”慰劳。

在1840年12月至1841年2月的广州对峙中，因懿律身体不适而去职，义律便成为惟一的全权代表。他对新一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琦善软硬兼施，寸步不让，炮制了“穿鼻草约”，实现了英国对香港的占领。

在1841年3月至5月的广州战局中，义律以武力推动谈判，先后让参赞大臣扬芳、靖逆将军奕山屈膝求和。《广州条约》的签订，让清方付出了600万元的“赎城费”，并迫使清军撤出广州60里。·輨·輵·訛义律在军事上、经济上实现双赢。

从1834年夏天来华，至此，义律在中国已有七个年头。其间，虽经大风大浪，并未退却过一步。乡关万里，他也没有回过英伦三岛。《广州和约》的签订，给他的“七年之劳”抹上一笔亮色。站在英国的立场，他不也算立功异域的英雄吗？

不过，英国政府，其实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对义律的工作效率并不满意。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作出召回义律的决议。义律的任务，由陆军少将、璞鼎查勋爵接替。召回义律的指令是1841年5月3日从伦敦发出的，直到8月8日才到达他的手中。8月10日，璞鼎查莅任，义律办完交接，不久即踏上归程。因为广州郊区三元里的“平英团”曾在这年夏天有过一场抗英的群众运动，义律作为英方驻华的第一责任人，自然免不了又被中国近代史谴责一番。

能够参与创造历史，是一种机缘。将生命融入历史的年轮，则生命永存。

林则徐与义律，曾经针锋相对，这正如中、英两国曾经相互对峙一样。碰撞产生火花，星火燎原，中国的近代史在烈火中经受炼狱之劫。当中国人用造神的虔诚重塑林则徐的历史金身时，出之戏剧化的角色分配，义律只能担当“反派”。

这是中国人的自由与权利，与高悬于民族讳饰之上的哲学清醒无涉。何必要“换位思考”呢？冲着义律撞开了我们的“国门”，还不应该唤起一丝亡羊补牢的警觉吗？狼在，羊也强壮！

笔者倾向于将义律奉召回国视为英国政府正常的人事调动。相比于被道光皇帝的权力之手托起来、摔下去的清朝封疆大吏，义律的去职，仍然是幸运的。

义律的观照面，是这么一群中国高官：

林则徐，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从任命到罢职，仅一年又九个月。追加的处罚是遣戍伊犁。

琦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上任仅六个月，即被罢职，抄家，入狱，判“监斩候”。

邓廷桢，闽浙总督，上任九个月罢免，追加处罚为遣戍伊犁。

颜伯焘，闽浙总督，上任一年又四个月罢职回籍。

乌尔恭额，浙江巡抚，以守土不力免职，任期未满。

伊里布，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赴浙江任所仅七个月，即被免去“钦差”一职，接下来“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又革“两江总督”职。

余步云，浙江提督，因临敌退却，被革职拿问，后“即行处斩”。

牛鉴，两江总督，任职一年后被革职，罪名为长江防务未能尽早部署。

1840年至1842年，在鸦片战争中受处分的清朝大吏接踵不断。无能者自无能，误国者自误国，但任用无能与误国者，又该怎讲？

木偶师但可处置他的木偶人，并不自责是自己的手指拉错了引线。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皇帝及一切权力顶峰的人，都永远正确。有一天，他要下“罪己诏”，那是需要，那是演戏，戏做完了，天下还是“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义律是英国人，英王与英政府鞭长莫及，让他有了自我发挥的空间。倘若义律是中国人，一个“海军上校”，军职军衔只相当于清朝绿营兵中的“千总”或“把总”、“从六品”或“正七品”而已，那还不是匍匐疆场，困顿终生！

四、八十万人齐解甲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总人数约为88万人（八旗兵22万人，绿营兵66万人）。

英国远征军总人数近2万人（陆军12000多人，海军不足8000人）。

中英军队在中国陆海空间的人数比为44:1。

但中国败了，英国胜了。

我们说“八十万人齐解甲”，没冤枉清军。

2万人打败了88万人，或88万人没有抵挡住2万人的进攻、没有完成保家卫国的职责，不论怎么表述，都是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都知道该花这个“养兵”钱。但“一时”到了，“千日”费了，人民便有权力对军队与国家的存在产生怀疑。因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分出自己的劳动创造养活了“军队”并维持着“国家”。

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均实行薪给制。月有“饷银”，年有“岁米”，依照职级，多寡不等。百姓种庄稼，还有水旱之灾、绝欠之虞，当兵则旱涝保收，故谓“种铁杆庄稼”。“种铁杆庄稼”的人多，兵饷即多。有清一代，在不发生战争的常规年份，兵饷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

如清初，全国每年财政支出凡银2739万两，兵饷银为1349万多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9％以上。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国财政收入4854万两，支出凡银3370万两，兵饷支出银约为1700万两，兵饷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0％以上。

拿出国家一半的钱养兵，这兵还不能保卫国家，这是个大讽刺、大笑话。

每逢战争，军队还要向国家伸手。

学者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额外支出军费2500万两白银，而英国远征军的累计军费仅900万两白银。花了大钱，仍吃败仗，这再一次印证了清朝军政的腐败。中国人谈鸦片战争，真应了一句俗话：“花钱买教训。”

教训还不在白白花费了金银，战争、流血、失败、赔款，这一切，都雪上加霜地摧残着一个国家的军心与民意。失败是噩梦，失败是瓦解力，失败是传染性病毒，在失败的打击下，最易于产生的共性情绪是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百年期间，中国人凡与外国对阵，几乎每战必败。面对这一连串的失败史，你在理性上几乎无所解释，余下的慨叹或许是：中国人被外国列强打怕了、打服了、打得灵魂出窍了！这时候，如果再阅读中国文人的“武侠小说”或“历史演义”，你会哑然失笑：

在一个尚武精神全民性失落的民族中，最廉价的自我安慰竟然是梦呓般地赞美武侠与歌颂英雄。

如果让思想降落到地面上，让议论针对着战争，我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军事弱势便会有一个常识性的把握：

第一，极端化的专制皇权与无人治军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又不可能转化为有效的军权，造成“皇权”与“军权”同时丧失。

第二，国虽有兵，兵虽有防，但清朝“国防”既无战略思维，又无战略准备，一旦临战，即无战略运作。这种“战略体系”的缺失，先是隐性的，后是显性的，但不论如何，都是致命性的——这正像一个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既无法保护自己，更无力回击别人。

第三，不知己，不知彼，凭想当然打仗。

第四，兵器极端落后，形不成战斗抗衡。

至于军内腐败，失于演练，将无谋略，兵无斗志，则又在其次之其次，姑且不论。

［注释］

①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卷P372。

② 《清史稿·仁宗本纪》，《清史稿·宣宗本纪》。

③ 《清代野史大观》卷一，《宣宗俭德》。

④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狐裘不出风》，《缀补套裤》。

⑤ 《道光实录》。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33。

⑦ 《清史稿·圣祖纪》。

⑧ 《乾隆实录》卷55。

⑨ 《清史稿·时宪志》，《清史稿·南怀仁传》。

⑩ 《清史稿·郭世勋传》。

第二篇：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公认的生存环境评估。

“天堂”的富庶，是百姓经营之功，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的大背景，还有晋室东渡、宋室南迁。中国的政治中心既然安在苏杭一带，天子脚下，皇恩浩荡，你想不居住在“天堂”也不行啊！

北方一乱，即行南迁。一条大江，阻隔了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江南的战祸确实少于北方。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江南便不再太平。

鸦片战争，是围着“江南”打的。最后，在“江南”的六朝繁华古都南京，签下了停战、赔款、割地、通商的伤心条约。

“帝国主义”的兴趣似乎固执在做买卖上，他们对“江南”的侵入，是边缘性、散点性的。鸦片战争后，“江南”还是江南，“天堂”还是天堂，“天堂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平的风，吹拂城乡……

洪秀全发难，太平天国兴起，“江南”首当其冲。“天京”建在“南京”，“天国”建在“天堂”，洪秀全们很有眼光，把“清妖”的“天下粮仓”占住了，即便不搞什么劳什子“北伐”，饿也能把大清朝的“八旗”男女老少饿死呀！

问题是，“天国”没建成，“天堂”却糟蹋了，“和平”没了，“战争”来了，“天国”的梦幻者，被埋在“天京”的废墟里，“天堂”的百姓，遭逢史无前例的浩劫。

先辈们为躲避中原战乱，一拨又一拨来到江南。没料想，他们的后代，却因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而命断沟壑。有的学者在统计后发现，1851年至1864年的14年中，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死亡人数一亿六千万人！而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至少在一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七千万。给战争中心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所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则达五千四百万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五千万人的死亡纪录。①

呜呼！伟大的太平天国的“太平”与“革命”！

洪秀全们给锦绣江南进行了一次血色的战争补课，也让中国进行了一次人口“减肥”。

江山毁弃，百姓蒙难，可是在“意识形态史学”的逻辑判断里，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却成了他们的研究珍存。

其实，铺陈此篇的目的，倒不是进行太平天国批判或洪秀全批判，近二十年来，渐渐走出意识强加的历史研究者已经借助未加淘洗的历史事实，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天国主流话语，表明了有力的驳诘。

本书想要提醒的是，关注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摧残——较之异族入侵，本民族制造的战争灾难似乎更为惨绝人寰！太平天国，仅为一例。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

跳出神话的虚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天兵”、“天将”是在“太平天国”的背景下显现威力的。

回过头来再说太平天国的“天兵”、“天将”，那也是一帮了不起的时势英雄。单是他们创造的战争神话，便在险些颠覆了大清皇朝的二百多年江山社稷后，又长期地迷惑着中国人的历史情感。

骤然而兴，暴然而起，嚣然而胜，太平军兵锋所向，无坚不摧，无防不溃，八旗军、绿营兵，纷纷败北。于是，当历史学家从纯军事的角度评价太平军所以胜、清朝政府军所以败的战争角逐时，他们基本的定性词语是：“八旗绿营，腐败不堪。”②

面对一支“腐败不堪”的军队，虽胜何荣？

否定了敌人，其实等于否定了胜利的价值。

历史的真实状态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还是十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未“腐败不堪”。虽然在与太平天国的较量中，“八旗”、“绿营”的战略主力任务逐步让位于初有“团练”之名，尔后具有“超团练”性质的“湘军”与“淮军”，但作为国家常备军、政府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的战斗力并不是后代历史学者所贬抑的那样不堪一击。“卫国”固力不胜任，“残民”则凶狠有加。

正确地评估“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是为了较为恰当地评估太平军的军事实力。借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追溯“天兵”战斗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又可以接近本书的“元命题”之一：“国家军队”何以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人民”武装起来，又何以不能真正地拯救“人民”？

闭上双眼，我们即刻回到太平天国时代。

睁开双眼，我们则在“天兵”的队列里看到“神性”的张扬。

“神性”，是“神”的属性。“人性”，是“人”的属性。二者本有人、神之别，这正如人与禽、兽、虫、鱼的区别一样不可逾越。但“人”很聪明。聪明到能够打破“神”与“人”的隔阂。

洪秀全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一场神经错乱的大病之后，他居然成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要巩固这个精神发现的成果，于是一个充满“神性”的组织便在广东花县的山村里建立起来。这组织，即“拜上帝会”。史籍又载：“拜上帝会”是由“上帝会”、即“三点会”（或“三合会”）发展而来的，而“上帝会”、“三点会”的创始人原是洪秀全的同乡与老师朱九涛。③ 朱九涛死，洪秀全遂成会首。无论如何，总是洪秀全将“拜上帝会”做成了规模，做出了气候。这与晁盖创业，却是宋江将梁山泊事业做大做强相仿。

先是秘密地扎根串连。但“根”扎不下去，“连”也串不起来。本乡本土，知根知梢，爹生娘养，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谁信？大抵只发展了冯云山（表弟）、洪仁玕（族弟）等数人，洪秀全便被乡人侧目而视了。这应了一句俗话：能哄天下，不能哄一保一甲。

接着，洪秀全远走他乡，赴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时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与洪秀全同行者，为冯云山。经半年游说，信上帝者亦仅百人左右。洪秀全再一次灰心丧气，打道回府，又到广东老家当起了教书匠。但冯云山“神性”坚刚，转移于广西桂平县北的紫荆山区，佣工、教馆、传教不怠。三年功夫，居然发展“拜上帝会”信徒三千多人。

冯云山创造了一个宗教奇迹，他让天主教、基督教所尊奉的“上帝”，在中国安了一个家，有了中国香火。扩大到政治的、历史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冯云山完成了对洪秀全的“神化”过程，并为未来的“太平天国”打下了“神性”的桩基。

三年时间，三千信徒，这都是为洪秀全准备的。时来运转，洪秀全就是不想当“神”，也由他不得了。听了冯云山的工作汇报，洪秀全大为神气，自然乐于再去广西当他“天命所归”的“天兄”首领。

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些以后太平天国的诸王领袖，也大都是在冯云山传教时期先后加入到“拜上帝会”行列中来的。

需要“神”，就能“造神”。

你造了“神”，你就变成“神”。

这是宗教魔术，这也是政治魔术。

本来，“神”就不是天生的呀！同样的道理，“天兵”、“天将”、“天兄”乃至“天王”，也都不是天生的。只要主观上“想”了，客观上“扮”了，一切一切的神圣角色还不是人演的吗？

在拜上帝会的旗帜下，万姓奔集。

整整八年的宗教酝酿。“神性”在自我暗示与相互哄抬中取代了“人性”。“宗教”膨胀之后，鼓起了洪秀全们的“政治”幻想，“太平天国”呼之欲出。

三十刀兵动八方，

天号地呼没处藏。

安排白马接红羊，

十二英雄势莫当。

这首江南儿歌所藏玄机，除强调了“红羊之劫”（道光二十七年，即公元1847年，为农历丁未羊年）的必然，还暗示了聚众起兵的最佳时机（三十，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英雄”，则泛指“拜上帝会”诸头领。④

应了“三十”的天时，一进道光三十年拜上帝会便加快了力量集结。正巧，入了正月道光皇帝旻宁便大病不起，并于正月十四日丁未驾崩。消息传到广西，洪秀全等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因为一过年（正月初四），胡以晃就变卖田产，全力支持“天父天兄”的事业。这一优秀“典型”，被萧朝贵以“天兄”托命代言的方式加以表彰曰：“胡以晃算得尔真草（心）忠草（心）。”⑤ 受了胡以晃毁家相从的启示，这才有道光三十年八月初拜上帝会七人小组（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开会，正式号召信徒卖田毁房，舍家弃产，集结于金田的最高通令。这便是“团营”会师的命令：“将遣大灾降世，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前来，都将得救。”⑥ 会师日期定为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初一（11月4日）。

“拜上帝会”的大多数信徒闻令而动，从各县各乡，赶往桂平县金田村。

受“拜上帝会”的影响，不少被清军打败的天地会成员或在土客械斗中失利的客家人，也纷纷投奔金田。

洪秀全深知叛逆之罪将株连亲族，所以他在下达“团营令”之前，便专门派人远赴广东搬取亲属。空口无凭，洪秀全还以“上帝”的口吻向亲属们训诫道：

道光三十年，我将降灾劫于世，世人凡坚守信仰者将得救，凡不信者将遭瘟疫。在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因此，特召你的家人及亲属至此。⑦

拜上帝会选在道光三十年起事，还有一个“大环境”影响。“造反”，成为时尚。以广西为例，天地会活动激烈。他们打着“反清复明”、“替天行道”的旗帜，分股游击于七府之间。广西共十三府，有匪情而动乱者过其半。到了这年下半年，各地天地会武装多加紧了攻州掠县的步伐。八月十二日（9月17日），张钊率天地会众攻克浔州府戎墟；八月十五日、十六日（9月20日、21日）一支天地会武装攻克太平府的明江厅与宁明州；八月二十八日（10月3日），陈亚贵率天地会军攻克修仁、荔浦二县；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一支天地会武装攻克龙州厅；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陈亚贵又率军逼近桂林府；九月十五日（10月19日），张亚珍率贵县天地会众攻克迁江县。

叛军四起，广西不宁，清廷火速于当年九月中旬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军赴桂林，镇压天地会造反。十月，革广西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二人职，任命卸职家居的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广西巡抚，任命固原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迅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事。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5日），林则徐赴任途中病故广东潮州普宁县。徐广缙闻讯驰奏清廷，咸丰皇帝又于十一月任命卸任病归的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任命休致回籍的河南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向荣职不变。可以这么推定，林则徐受命之际，甚至李星沅受命之初，他们知道广西有“天地会”之乱。也就在两任钦差、两任巡抚即将莅任之际，洪秀全们正式扯旗放炮，割据金田。

李星沅与周天爵抵达柳州时，已是这年腊月。而就在这月月底，洪秀全的“团营”武装打了两次胜仗。一是花洲山突围战，一是金田保卫战。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这两次规模不大的胜仗具有“奠基礼”性质。

花洲山突围战，又被太平天国中人称为“迎主之战”。还在“拜上帝会”决定组建“团营”之初，其领导层便作了“一线”与“二线”的分工。“一线”指挥是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广西籍首领，他们住桂平县金田村，负责接纳会众，组建“团营”。“二线”为洪秀全、冯云山，住平南县城以北百里之遥的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遥控金田局面。

“团营”声势浩大，逆谋为清军觉察。绿营浔州协副将李殿元又侦知拜上帝会首领有潜居花洲山一带者，所以为了抢得“围剿”中的头功，他率本协人马由浔州府所在地的桂平县城移师平南县，又进驻平南县城北四十里的重镇思旺，这不但切断了金田与花洲的联系，也堵住了团营“东入广东”、“北走永安”的要道。金田方面闻警，派精锐八百驰援。“团营”兵里应外合，打破绿营与团练的包围，洪秀全与冯云山实现了胜利大逃亡，重回金田。于是，“拜上帝会”会众称这次战斗为“迎主之战”。这次战斗，清营、勇兵死伤数百，驻思旺巡检（从九品）张镛战死。

“迎主之战”前后打了两夜一天，洪秀全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50年12月27日）夜回到金田大本营。

“金田保卫战”紧接“迎主之战”。广西提督向荣得知“团营”兵聚于金田，便调集原驻于思旺镇、大黎镇及平南县等地营兵，围剿金田。金田“团营”阵地背靠紫金山，又有两翼阵地相互支援，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双方相持中，“团营”兵于十一月二十九日（1851年1月1日）斩绿营清江协副将（从二品）伊克坦布。清兵败，死伤三百多人。

“团营”兵小试牛刀，旗开得胜。这对一支怀抱宗教狂热、相信虚幻神性的军队而言，有不可低估的暗示作用。对清军而言，连战皆北，损兵折将，使他们知道了对手的分量。面对一方义无反顾地“造反”，另一方只能毫不留情地“镇压”。

“金田保卫战”胜利后，“团营”武装有一个绝好的突围转移的机会。向荣兵败，已知遇到了比“天地会”更强的对手，于是上奏朝廷。接奏，咸丰皇帝始知有洪秀全、韦昌辉等人的存在。在李星沅、向荣调遣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各地兵马时，洪秀全沉浸在1851年新年的胜利里，他一定要给未来的政权打上自己的洪姓烙印，故而坐等十天，直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他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才正式宣告“太平天国”的建立。金田村西，犀牛岭下，“拜上帝会”筑坛祭旗，发号施令，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太平天国”建立后，“团营”之军即更名“太平军”。“太平军”兵制，仿《周礼》而定，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军”，即是独立作战单位。其时，“太平军”约有一万五千多人，不足两个“军”。⑧

金田“建国”、“建军”一次性完成了。这比前代一切造反者都高明。但形势依然严峻。简言之，“太平天国”要生存与发展，不能不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反围剿”，二是“长征”。

对这两大战略目标，洪秀全与他的战友还算清醒。但战术实施却拙招连连，一误再误。虽然“太平军”终于实现了由“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的战略转移，即完成了“反围剿”任务，但牺牲却巨大。“天国”太近。你幻想进入“天国”，“天兄”即刻就命令你了结尘世苦难。

“天国”尚未到达，“天弟”业已献身。这正如二十世纪初期的国民革命者的命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

我们不是“革命虚无主义者”。但有一个“革命的事实”昭然于史册：革命运动，总在“革”他人“命”的同步，也“革”了自己的“命”。“革命”的过程，是一个牺牲的过程。洪秀全式的革命家，大抵只要做好一件事，即鼓动更多的人信仰“革命”，便会有源源不断的人铺垫起革命领袖的成功之路。

“太平天国”的兴衰史也显现了“天国建，天兵消”的冷峻。

史家公认，1850年11月1日“团营”初聚时，人数刚过万人。至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正式建立，“太平军”兵力当不低于一万五千人。因为许多人是举家归附，故太平天国金田时期的军民总数亦必在三万多人。在金田根据地转游了八个月，到1851年9月15日平南县官村大战时，太平军仅有二三千精锐突围成功，北走永安。突围的胜利，怎么也掩不住90％的牺牲代价。

八个月，死了90％的“革命者”，历史学者有权谴责清军杀戮过甚。但这中间，还掩盖着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军事失误。择其显者，略为：

一误于东进平南。太平天国金田立国第二天，即1851年1月12日，洪秀全便挥师东进，将太平军由金田村一线前移二十里，在大黄（湟）江口和牛排岭一线暂住，以便进攻平南县城。他的打算是东入广东，以便与自己的亲戚朋友早日会合。而平南、桂平一带，正是向荣的防堵重点。二军战于大黄江口。太平军分兵诱敌，向荣则率总兵李能臣、周凤歧各个击破。相持两个月，大黄江口与牛排岭尽入清军之手。东进受挫，太平军退守金田。向荣又率部急攻新墟（金田东）、紫金山（金田北）太平军阵地，迫使太平军撤出金田，西入武宣县境。大黄江口之战，太平军死伤一千数百人。洪秀全的失策是与强敌打阵地战和消耗战。

二误于滞留中坪。撤出金田后，洪秀全率太平军西入武宣县，并据武宣县城东面的东乡一带。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忙中偷闲，在东乡举行“登极”大典，成为“天王”。太平军与清军在东岭一线相持月余后，于4月中旬北入象州境。数日间，攻占了古城、寺村、百丈、中坪、新寨、大乐圩一批乡镇。北攻马鞍山受阻，太平军以中坪为大本营屯扎不动，一驻便是二十多天，又被从后面追上的向荣、周天爵部团团围住。马鞍山守军，仅贵州威宁镇总兵重纶一部三千余人，太平军人数至少是清军的四倍。一战不胜，即不再重新部署进攻，这让太平军失去了打破围剿、北攻柳州或东出修仁、直扑桂林的战机。

三误于南渡浔江。中坪突围后，太平军又有不少伤亡，他们却意外地重回金田村。清军主力则被甩在西北数十里外。东下的机会出现了。可洪秀全鉴于大黄江口之败，不敢东突，却命韦昌辉率部渡过浔江，南攻浔州府所在地的桂平城。桂平知县、署南宁同知的李孟群早有防备，他率团练拼命抵抗，太平军损兵折将，寸步难行。向荣、周天爵率军追至，又将太平军包围在金田一带。这一围，又是两个月的消耗战。太平军战略要地猪仔峡、双髻山、风门坳、古调村先后失守，太平军死伤数千人。最后，洪秀全只能率残部据守无险可凭的金田、新圩、莫村一线。咸丰元年八月十六日（1851年9月11日），太平军从新圩经水枧头突围，沿山道越上瑶，进入平南鹏化山区。八月二十日（9月15日），太平军与向荣军战于平南县北的官村。向荣部因胜生骄，太平军则困兽犹斗，结果，向荣军败，太平军溃围而出，完成了“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的转变。

杀出“浔州府”的范围，我们如果定为太平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那么杀出“永安州”则可视为太平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同理，其克“全州”，东入湖南，应视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出广西境，反“围剿”结束，“长征”开始，太平军始获得战略与战术的全面主动。

官村大战后，北上攻克永安州，是太平军第一次“进城”。城里的日子远比钻山沟舒坦，所以洪秀全们在永安州一住又是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清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太平军阵地由纵横各二十里，收缩到纵横仅五六里，州城之外东西南北各有些孤立据点而已。但洪秀全没有忘记“政治大事”与“生活美事”。

“大事”是永安封王。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发布《封五王诏》。这“五王”，即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这“五王”，原被封为五军主将。“五军”皆归洪秀全节制，所以“永安封王”前的“军权”是由洪秀全独揽的。军事上拙招连连，一误再误，大都与洪秀全的瞎指挥有关。“永安封王”后，明确由东王杨秀清节制另外四王，从此军权落入杨秀清之手。洪秀全泡在后宫“二线”享起了艳福。

这“美事”，即洪秀全的扩大“后宫”，广封“娘娘”。就在大敌围城的八个月里，洪秀全册封的“娘娘”由“东乡”登极时的三十六个，增加到五六十人之多！而在金田起义时，他的“娘娘”即已有十五人了。⑨

进驻永安州之初，太平军出于生存目的，又大肆招兵买马。在这一时段加入太平军者约有三类人：一是永安百姓，胁迫加入；二是广西各地“拜上帝会”会众，因故未能去金田“团营”会师者；三是广西、湖南“天地会”会众，在李沅发失败后成散兵游勇，赶来归附。新老相加，太平军兵力最保守的估计也当在一万四千人左右。在守城之战中，太平军损失四千人。

由于清军将领的战术分歧及人事矛盾，咸丰二年二月十五日（1852年4月5日）深夜，太平军在永安州东北面突围成功。乌兰泰主张合围严困，向荣主张缺其一隅，而太平军正好从缺口突走。⑩ 此役清军阵亡八千人（此为赛尚阿上奏朝廷数，实际远大于此数），其中有五位正二品的总兵官（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寿春镇总兵艾齐虎）战死，且有二百多个正七品以上的武官丧命。在突围之战中，太平军伤亡人数约四千人（赛尚阿上报为三万人，李秀成“自述”为三千人）。守城与突围相加，永安时期共损失八千人。占其兵力的60％左右。奇迹是：太平军只死“兵”，不死“将”，他们的军官（永安封王的同时，共有八百多“老兄弟”晋升各级军官）只有少数人负伤，却没有人捐躯战场。半个多月后，清兵又有广州都统（正二品）乌兰泰在追击太平军中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