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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之战清军的兵将损失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总和。清高级将领的大批牺牲，至少证明他们身先士卒，处在战斗的第一线。以乌兰泰为例，智勇兼备，精忠为国，稍有“活命”私念，他哪儿又会亲率兵勇争夺将军桥呢？将军死于“将军桥”，真是劫数在此！

我们关注“将”的牺牲，是一贯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将”一个个甘于赴死，表明了军队“中枢”的坚刚。太平天国乱起，清军中的满汉将领又一个个视死如归，仍然表明了“长城”不倒。

“永安突围”，是太平军的“硬仗”。“硬仗”不死“将”，又正常，又不正常。“正常”在太平军的每一次战术实施都是“天兵”（士兵）打头阵，“天将”压阵；“不正常”在这种驱民为兵、驱兵赴死的做法，违背了洪秀全们“天兄”、“天弟”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兵”、“将”关系。诀窍在于如何让“兵”们自觉为“将”而死，却又感到是在为自己的“义务”或“信仰”而战。这中间，就有一种“理想”或“理性”的教育与灌输程序。

洪秀全们的“理想”灌输分为两步。在“拜上帝会”阶段，他们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輥·輯·訛 这让穷极、愚极的百姓看到了做“人”成“神”的希望，故一呼百应，趋之若鹜。“拜上帝”，形式耳；“拜自己”，才是真。在“太平天国”阶段，洪氏则宣扬“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开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活着的）“大则封丞相、检点、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享福无疆”。·輥·輰·訛 简言之，即“刀头上出官”，打江山，坐江山之谓也，“种铁杆庄稼”比种五谷杂粮省事，所以一夕之间，“民”变成“兵”，“兵”着了“魔”，一心一意只想用自己的鲜血浇灌那株梦想中的荣华富贵。

当“兵”的不知道，自己用牺牲仅仅换回一张空头支票，高高在上的“将”或“王”却在即刻兑换到了现世享受。洪天王和他的一大群“娘娘”固然要“天兵”用生命保护，另外的五个“王”也都按革命座次每人分配六至十一个妻妾指标；其余高官可娶三妻，中官可娶二妻，小官允娶一妻。而士兵们即便有妻也要被拆散在“男营”与“女营”里天各一方！宣扬“兄弟平等”的“太平天国”，一开张便是高度不平等的。最大的不平等，即“天兵”有牺牲权，“天将”有享受权。

有的研究者可能会用南王冯云山的牺牲、西王萧朝贵的牺牲来驳诘我们的上述论析。他们俩的牺牲是事实，但都有偶然因素，因而并不能代表太平天国上层领导者的无畏无私。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优秀的人才，“其忠勇才德与智谋气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輥·輱·訛 他牺牲于1852年6月上旬。此前，太平军兵围桂林三十一天，不克，舍桂林北上，趋全州。远望坚城壁立，似乎也没有攻坚战的愿望。大队人马沿全州西北郊柳山脚下绕行而进，照例是士兵在前，将官在后，南王冯云山作为压阵者，更是走在后队。士兵步行，将军骑马，王爷坐轿，是那顶金黄色的大轿引起了守城清军的注意。朝着大轿，连发数炮，冯云山身负重伤。南王受伤，激怒太平军，于是回师攻城。城破，太平军屠城三日，全州老少无孑遗。待三日后太平军离全州北上时，行至距城十五里之蓑衣渡，遭遇江忠源“楚勇”。太平军兵败，二千多人阵亡，冯云山即于此时伤重牺牲。考冯云山之死，与“将”或“王”的一线战斗无涉。要说祸源，还是因为太平天国“王”的特殊化与讲排场招致射杀。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第一位“高干”烈士。他没看到胜利，没充分享受权力，因而还没有机会腐败变质。生命的匆迫，获得后人的怜悯，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他还不是一个讨嫌的角色。因他而起的全州屠城，却暴露了“天兵”的残忍。

萧朝贵牺牲于1852年9月。作为太平军的先遣部队，萧朝贵率部离湖南郴州后连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进抵长沙城南。与清军对阵，毙西安镇总兵福诚、副将尹培文。为了不失战机，萧朝贵督军攻长沙南城门。骑着马，挥着刀，衣着光鲜亮丽，在军后督战，这又成了守城清军的“活靶子”。枪弹也认人！飞弹射来，萧朝贵应声落马。伤重不治，当夜死去。与冯云山相比，萧朝贵的牺牲多了一些壮烈。

纵观“南王”、“西王”之死，不能排除偶然性。而在“必然性”的范畴内，太平天国的“王”与“将”，其安全系数不但比一般“天兵”为大，也比清军将领为高。最有代表性的是“东王”杨秀清与“天王”洪秀全的“超前”享受帝王生活。

金田突围，才离开家门口，洪秀全即在御林军护卫下处在了极端安全的“中军”位置。罗大纲率众强攻永安州，城破，洪秀全于城破六天后才坐着黄绫大轿姗姗入城。入城，即一头扎进了杨秀清为他准备的“行宫”安乐窝，不理军政、行政。永安封王后，一切皆委东王处置，洪秀全更是“专职”享受。每战，洪秀全都处在“后方”、“大后方”，所以送死的自然是“南王”与“西王”。太平军打到武昌，洪秀全直入湖北巡抚衙门，在大堂上一坐，便找到了当“天王”的感觉。他命人在巡抚衙门外贴上“天朝门”的红纸，又在大堂上悬上“天朝殿”的匾额，后将大小衙门分配给诸王、丞相、军师居住，开始了“小天堂”的安乐日子。

没收一切官家、商家的财物后，东王杨秀清又对武昌全城百姓进行了统编。青壮年编入太平军，老人、儿童、女性编入后勤队。

顺江东下时，洪秀全乘龙舟，列巨炮，树黄旗，上张三十六灯，舳舻相接，数十里不绝。及攻下金陵，洪秀全在十万人簇拥下、坐十六抬大轿入城。全城实行“圣库制”（公有制），天下之财，尽为我有，何其尊荣？不久，“天王府”建成，周遭十多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固若金汤，金殿饰以黄金，后宫绘以五彩，堆金积玉，美女如云，其奢靡工巧，远逾北京的紫禁城。据《江南春梦庵随笔》载，洪秀全的王后娘娘下有爱娘、嬉娘、妙娘、姣女等十六个名位级别，共二百零八人；在二十四位王妃下，有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级别，共有九百六十人。这有夫妻名分者，达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外加王宫内女宫一千二百人，专供洪秀全享受的女性已有二千三百多人！·輥·輲·訛 天王之乐，何减桀纣？有人指上书为“伪书”，但在这方面，夸大不多。金陵破，洪秀全子洪天贵福外逃被俘，交代其父有八十八个“母后”，当不谬也。这个小太子在九岁时已娶妻四人。“东王”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享受上处处向“天王”靠拢。“天王”出宫，乘六十四抬大轿，他则要乘四十八抬大轿；“天王”的“娘娘”多，他也要选美纳妃，累计册封六十名以上；“天王”出行仪仗宏大，他的出行仪仗，一字长蛇阵，多达数千人。“天王”后宫厮役过千人，他要一千七百人！

面对洪、杨之流的超级堕落，谁还能再用“小节无害”为其辩护？

比之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的巨大创痛，洪秀全与杨秀清们的享乐，是一种背叛。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领袖的背叛”，被他们发展到了极致。背叛了追随者，背叛了他们的革命；当他们彻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时，他们个人的“革命”随即宣布成功。还有比这再大的讽刺吗？还有比这再大的真实吗？套用《红楼梦》“好了歌”形式，我们可以对洪秀全们的革命作如下咏叹：“世人都说‘天国’好，只有‘享受’忘不了。千人万人搭天梯，谁见一人上凌霄？”

或许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国”，洪秀全们才抓紧安排自己尘世的享受。

领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领袖的庸众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两训这批神学教材的熏陶下，太平军战士意志里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军”比“八旗兵”、“绿营兵”更具战斗狂热。

“神性”也罢，“狂热”也罢，都属于意识形态，看不见，抓不着，洪秀全们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识形态的灌输外，太平天国领袖的治军之道还强调“置之死地”这一招。至于能否“后生”，那要看兵士们的福分造化。

毁家相从，断绝后路，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时的“团营”成员，都是先放火烧了自家房舍，卖了田产，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会”的。无恒产，无恒业，哪里还会有恒心？有的，只是奴才心、流氓心、侥幸心。

留满发，变“长毛”，以示区别，这是第二招。独特的体貌特征，让“太平军”战士与清朝的百姓势如冰火，即使士兵开了小差，也逃无可逃。

严军纪，滥诛杀，以苛治兵，这是第三招。太平军军纪极严，“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 兵士如奴隶，人人自危，只有服从与卖命。再如排单行行军，有出行者即杀。

关键时刻，施以小惠，这是第四招。极端放纵的例子是允许屠城，允许强掠，允许逼良为妻。全州屠城，见于前文；武昌陷，太平军亦屠城三日，杀军民逾十万人。 天国中期，“天京”被围，杨秀清为了激励斗志，便强令“天京”15至50岁的女性嫁给太平军战士为妻，有不从者即杀。单是为抗拒这种变相奸淫而自杀的“天京”妇女即在万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结果是纵杀纵淫，这“革命”如何赞美？

总之，太平天国的领袖仿效田单驱火牛入阵的战法，仿效项羽破釜沉舟的战术，将太平军战士视若会说话的战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军战士真的为他们创造了势如破竹的战争神话，神话只哄骗幼稚者。本节，仅就太平军战士的前期牺牲作些提示，而在后期，“神话”破灭，“权威”消失，太平军土崩瓦解。西进，北伐，全部送死，守卫天京，一律丧命，这又与洪天王的“太平”许诺背道而驰。

太平军“造反”，清军“镇压”，各自立场不同，所以对战争的定性亦不相同。“正义度”的评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兴亡”为基本参照，相信还有商讨的余地。历史事变既不能保证每一个“造反者”都将“造反”兑换成个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证每一个“镇压者”都靠“镇压”实现权力及权力体系的永久安定。这正像矛与盾，不能两立，不能两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经过“造反”与“镇压”的一轮较量，灭者自灭，衰者自衰，何止是两败俱伤呢！这呼应了那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的诱惑，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矛盾、构建社会平等上的简单化与非理性。一场内乱，绞杀了强梁，成全了英杰，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则被割草机碾压一遍。如果进入时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当一名天国战士或天京臣民，腥风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重蹈迷误。

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疆场立功，本是武将的事，济难救国，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们推崇“书生”与“民兵”，且提高到为国立功的极限，确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实的。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为洪秀全们遗憾。他们设想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全力北伐，便极有可能一扫淮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将满族统治者赶出长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国”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这六朝香粉之地便扑倒身子开始享受，坐失战机，导致失败。

“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谁能想到，是“造反者”成全了“忠君者”呢？

非常之时，出非常之才；非常之难，发非常之策；一个老大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用人制度的大调整，这则证明了清政权“活力”还在，“气运”不衰！

曾国藩，在改朝换代的变迁中，百年间经历了“打倒扶起来”的翻覆，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近年，读书界有“曾国藩热”，曾氏大名又响彻天地间。他的“书生”本色，是很显著的。因为考虑到他的“京官”背景，暂置勿论。

第一个“立功”的“书生”，应推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谥忠烈，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后赴京会试，却屡试不售。好在他仪表堂堂，气冠群伦，终被考官以“大挑二等”选任县级教谕之职。倘若江忠源的家乡不在湖南新宁，倘若不是生逢乱世，江忠源或者要文章终老，寂寂一生了。

机遇出现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宁黄背峒青莲教首雷再浩聚众起事，骚扰一方。江忠源正好回乡。出于保民护乡的目的，也出于靖乱报国的信仰，江忠源组织乡民，结成团练，得数百之众。侦知敌情后，他率众突袭之，一战而胜，生擒雷再浩。“文职”而立“武功”，江忠源做出一种尝试，或树立一个榜样。这次办团练，也成了湘军建军的先声。这次立功，江忠源被授七品知县衔，奉派去浙江秀水赈灾济民，代理县政。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氏在秀水任上以治盗缉匪为能事，曾擒巨盗十数伙，一县大治。由此为浙江巡抚吴文镕重视，待以国士之礼，并补丽水知县。如果他一直在浙江混下去，至多是当个小“循吏”，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新机遇出现在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崩，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荐贤，他想到了江忠源。曾、江相识，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氏赴京应试“大挑”中选时，介绍人是郭嵩焘。江忠源虽然科考多舛，未能进士及第，仅以“大挑二等”入围，然任侠自喜，不事绳墨，咄咄有英杰之气。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曾国藩向郭嵩焘评价他道：“吾生平未见如此人物也！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輥·輷·訛此后，曾、江多次晤面，纵论天下大势。承平日久，朝野委靡，但江忠源总以天下将乱相诫。这反让曾国藩引为同道。因而，他应诏荐贤第一个便推荐了江忠源。江忠源尚未履新职，即丁父忧回籍守制。就在这一年年底，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结“团营”而反。

第二年、即咸丰元年（1851）春，李星沅病故军中，朝廷派赛尚阿为新的钦差大臣，督师广西。江忠源奉调赴营，听候差遣，手下是他从新宁招募训练的五百“楚勇”。当江忠源赶到广西时，太平军正固守永安。赛尚阿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永安城北，他手下的两员干将一是防堵永安北路的广西提督向荣，一是防堵永安南路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江忠源又暂隶乌兰泰麾下。乌兰泰对江忠源分外客气，在战略谋划上几乎言听计从。这是江忠源的幸运。如果说四年前镇压雷再浩是主动请缨，此次出征则是皇命有托。

清军合围，太平军困守孤城。乌、向不协，江忠源倾力协调之。向荣主张围而留路，乌兰泰主张围之无隙。江忠源则代乌氏致书向氏，请“合围而尽歼之”。向荣不听，江忠源引疾告归。后来，太平军果然从缺隅处溃围而出，北犯桂林。闻警，江忠源又率自己的“楚勇”千人，倍道驰援。可惜援兵不至而乌兰泰阵殁。历史的大关节、大劫难初时皆发端于微末。永安之围时倘听江忠源一言，哪儿还会有太平天国此后十几年的折腾？影响历史的因素很多，万勿小视了小人物的大智警策啊！

而历史的偏爱，又总让小人物大显身手。蓑衣渡一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丧命，这是江忠源“江家军”的功劳。·輦·輮·訛长沙保卫战，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丧命，其中也有江忠源的捍城之功。长沙守兵原不足，江忠源率援入城后“力争南门天心阁，筑坚垒，据要害”，·輦·輯·訛萧朝贵鲜衣攻城，成为炮毙目标。太平天国于“天王”外，初期仅封五“王”，直接被江忠源部除掉的便有二“王”！百年相望，遥寄叹惋，既生冯萧，何生一江？从宿命的定律来看，这或许就叫：九斤的狸猫千斤的鼠，一物降一物。

江忠源一介书生，本非捕鼠之“猫”，可他天生与国运民命保持了一致性，火线立功，破例升官，真的成为皇家“御猫”。苏东坡早就将官吏比喻为“猫”与“狗”了。东坡云：“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江忠源的幸与不幸、成与不成，都不能从“个人”的立场评判，国有难，时有厄，书生奋起，固其宜也！

据守长沙时，江忠源已经升任知府。其时，他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提出，应以重兵扼守回龙塘，控住湘江，严防太平军绕城西湘江由水路北上。亮基不用其谋。太平军在久攻长沙不陷后，果然由回龙塘沿江北进，连陷岳州、武昌。谋不见用，强敌逃遁，江忠源一时也失去了追奔逐北的激情。

张亮基由长沙一役认识了江忠源的军事才华，上疏奏留之。江忠源在咸丰二年（1852）的军功主要是湖南剿匪。积功，擢任道员。咸丰三年（1853）正月，又擢升湖北按察使。此时，张亮基已任湖广总督，两湖守战之事，悉委江忠源。江忠源不辱使命，接连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各地匪患，擒其渠魁刘立简、陈北斗、熊开宇等人。咸丰帝知江忠源忠勇可恃，即命他率所部“楚勇”赴向荣军，不久又命他帮办江南军务。临行前，江忠源上疏论军事，提出“严军纪，撤提镇，汰冗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的八项治军主张，皆有的放矢之言。江忠源对此是充满自信的，故疏文以这样的话语表明心迹：“如此而盗贼不灭，盛世不兴，愿斩臣首以谢天下！”

疏上，咸丰帝嘉纳之。而此时，江忠源正率军顺江东下。

江忠源对太平军的第一个硬仗是开始于当年五月的南昌保卫战。一千三百人驰援南昌，章江门当敌之冲，江忠源自守之。九十余日，战无宁时，江忠源岿然不动，且屡屡反击围敌。八月敌溃，江忠源因功加二品顶戴。十余日后，因田家镇失陷，江忠源上疏自劾。咸丰帝诏原之，虽降四级留用，不久即擢授安徽巡抚。

咸丰三年十一月中旬，太平军强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江忠源抱病布防御敌。激战三十六日，因庐州知府胡元炜叛变通敌，作敌内应，城破，江忠源投水自尽。这一天，是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54年1月14日）。江忠源守城时，曾上疏奏言志，说要“誓与此城共存亡”。咸丰帝阅后，惜才心切，特在疏奏上朱笔批道：“不必与城共存亡！”城破二日后，廷寄圣旨至，江忠源业已践言完志。

江忠源死后，曾国藩挽之曰：“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輦·輲·訛 三城，指长沙、南昌、庐州；八座，则指教谕、知县、同知直隶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帮办江南军务、巡抚等由“从七品”到“正二品”的多级职务。

我们仍想用前文曾用的语式描述江忠源的一时显达：非常人才，非常时期，非常经历，非常功业，非常擢升，非常影响。

战场，识拔“书生”；战争，成全“书生”；江忠源仅为一例。

江忠源有三个同胞弟弟和两个叔兄弟，皆为“书生”，皆投笔从戎，皆立功疆场。

第二个“书生”代表是罗泽南。

罗泽南（1808或1807—1856），字仲岳，号南山，湖南湘乡人。从年龄上看，虽然他仅比曾国藩大四岁，比江忠源大五岁，但因家贫多难，终老“诸生”，故书生意气，更其卓然不群。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突酿大难，罗泽南定然在湘乡安心当他的教书先生。乱起仓猝，潇湘间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罗泽南也只好将“吃饭”问题暂且放下，思谋“生存”大计。太平军于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八日兵临长沙城下，攻城八十一日，不克；转而北走宁乡、益阳，过洞庭而克岳州，进犯湖北。就在长沙被围之日，罗泽南与他的学生王鑫已经在湘乡组织了千余人的团练队伍。当然，这是一种请示批准之后的半官方行为。湘乡知县朱孙诒是一位热心团练的人，接到王鑫的请示，他大开绿灯。湘乡的团练“湘勇”应运而生。咸丰二年十一月，咸丰帝下发谕旨，命丁忧乡居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十二月十三日，曾氏接到谕旨后，复旨上奏，提出了在省城办团练的设想。获准，罗泽南、王鑫所部一千多人的“湘勇”适在长沙担任防务，遂被收编，成为“湘军”的第一支部队；曾氏之后，罗、王二氏自然成为“湘军”的缔造者之一。

这一千人的部队，分为三营，罗泽南、王鑫、邹寿璋各带一营。按新法操练，战斗力大增。

罗泽南换了一个人。由“塾师”而“将军”，由“课经”而征战，从战争学习战争，人生的质变朝夕间完成。这一年，罗泽南四十有六。在人生的困顿之境，他从未料到自己会有如此的峰回路转。昔日十年间，他曾死了十一个亲人！有一次应试回籍，徒步夜归，家中竟因岁饥不能举食，其妻亦因连哭三子而丧明。人不堪其忧，而罗泽南则浩然自励。他的名言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輦·輴·訛 倘若一白面书生如此表白，人们会怀疑他大言欺世，但罗泽南的一“忧”、一“耻”，则发于至诚。书生本色，烈士情怀，道义所在，锋镝不避，国史千秋，如此几人？

湘军建，是罗泽南第一个率军出省远征。那是咸丰三年（1853）六月。此前，湘人江忠源以帮办江南军务的身份率“楚勇”驰援南昌。五月初，太平军强攻南昌，江忠源拼力御之。危急中飞函乞援，这才有罗泽南、郭嵩焘、夏廷樾等统湘军一千四百多人千里驰援的壮举。至南昌，湘军屯永和门外，与江忠源守军左右呼应。七月二十四日（公历8月28日），双方接战，太平军诈败而退，罗泽南挥军追击，中伏，军败，死伤累籍。不少罗泽南的学生殉命沙场。吃一堑，长一智，此后罗泽南指挥军阵则屡战屡胜，成为与塔齐布名的常胜将军。他的政治地位亦渐次提升。办团练初，以劳绩叙训导；后以剿湘中匪擢知县；南昌保卫战后擢同知直隶州；再后擢知府，以道员记名，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又加布政使衔。累加的虽是行政职务，罗泽南却一天也未莅任，戎马倥偬，在年逾四十之后，他日夜拼杀于战阵。

——咸丰三年秋，南昌解围后，罗泽南以三百人破江西安福土匪数千人。

——咸丰三年底，率军回湖南，屯衡州，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

——咸丰四年六月，率部攻岳州，扼守高桥、新墙一线，断太平军退路。与突围的太平军大战三次，歼敌过千。闰七月，率部攻破高桥，击太平军于岳州北城陵矶，并与塔齐布乘胜追击，连毁太平军营盘十三座，终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境。

——同年八月，受曾国藩令，与塔齐布合攻武昌。罗泽南攻花园，塔齐布攻洪山。武昌、汉阳一并克复，太平军东遁。罗部克湖北兴国。

——同年十月，与塔齐布水陆并进东征太平军，战于湖北田家镇。罗泽南部屯马岭坳，攻半壁山，以二千人胜太平军万人，夺半壁山，克田家镇。

——同年十一月，湘军继续夹江东征。罗泽南部与塔齐布军相继收复广济、黄梅。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约诸军进攻孔陇驿与小池口太平军。伤臂流血，仍指挥冲锋。终以五千人胜太平军二万人。

——同年十二月，罗泽南率军合攻九江城，破太平军于梅家洲。当月，曾国藩水师被围于鄱阳湖，兵败，曾国藩逃入罗泽南军，欲自杀，被罗劝止。

——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犯江西饶州府、广信府，罗泽南率部由南昌出鄱阳湖东迎击之。

——同年三月，罗部破太平军于陈家山、大松林，收复弋阳县，攻克广信府。

——同年四月，罗部与太平军战于景德镇。太平军退入徽州，罗泽南移师饶州，欲图湖口。

——同年六月，罗泽南军入义宁州，连破太平军于梁口、乾坑、鏊岭、鸡鸣山等地，斩敌六千，并攻克义宁州。当月，塔齐布卒于军。

——同年八月，罗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曾国藩备陈大事。其主要倾向是：占据武昌，再图九江；解武昌之围为当务之机。曾国藩从其议，派罗泽南率部并“宝勇”一千五百人西行入鄂。

——同年九月，罗泽南率部克湖北通城县、崇阳县。又在崇阳西羊楼洞重创太平军。

——同年十月，罗冲破太平军于羊楼洞，并克蒲圻县，击退太平军二万多人的进攻。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部攻克咸宁，并北据武昌南的战略要地金口。此后与胡林翼部会攻武昌，大破太平军城东南诸坚垒，进抵洪山，将太平军围于武昌孤城。

——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围攻武昌之太平军，罗泽南率部由西路洪山突进。激战中，他临阵指挥，不幸中炮身亡。虚龄仅五十岁！·輦·輵·訛

还是他太热诚、太忘我了。两军厮杀，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他那么无畏地立于刀剑的锋镝之上，炮火纷飞，驰马而进，血流被面，仍不退避。后又带伤指挥移师，回到大本营犹危坐指划。亲兵相劝，不为所动。次日，卒于军中。一介书生，牺牲于疆场，完成了社会道义，也完成了人生飞跃。

如果说江忠源作为“兄”，带动了诸“弟”的奋起；那么罗泽南作为“师”，则引发了诸“生”的立功。四十五岁之前，罗泽南穷年汲汲，假馆四方，教育了一大批学生，其中由“练勇”而入“湘军”立功者，便有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曾国华，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王錱、王开仍兄弟，蒋益礼、刘腾鸿、钟近衡、易干良诸人。传统的诗礼之教，让这些人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世界观，所以危难之际，一呼百应，奋然而起，共同成就了大丈夫事业。

上面，我们简介了两个“书生”的经世之路。他们只是代表人物。考察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书生”占了很高的比例，因而湘军之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最密集的“儒将群体”。据罗尔纲先生《湘军兵志》对182名有出身可考之湘军将领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者，占到58％。

治世之“书生”，乱世之“儒将”，文武逆势，荣辱翻覆，确实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旧话。在镇压太平天国数年血战之后，湘军的“书生”们通过非科举途径一跃而变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据粗略统计，湘军系列推出的总督竟有十四人，巡抚竟有十三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省级政权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这，又是一种政治奇观！

本节标题中，还有“民兵”二字。“民兵”古已有之，今仍存在，但以“湘军”时代的“民兵”为最能战斗、最有功绩、最为风光。

“民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宽”处说，“湘军”是“民兵”。因为当时的国家军队是“绿营”与“八旗”，“湘军”既非“绿营”，又非“八旗”，所以只能划入“民兵”范畴。而从“窄”处说，“湘军”又不是“民兵”。因为它虽然独立于国家正规军之外，又是限定地区、限定数额、临时招募的，但它却纳入了国家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体系，由国家最高权力任命其将佐，且由国家财政（尽管有地方募捐予以助饷）予以后勤支撑，所以尽管“名”不正，却也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正规军。

我们在本节文章中揭橥“民兵”的“救国”作用，其实是基于国运变数、民命变数的思考。“兵”与“民”，名不同而实同。“民”向“兵”的身份转变倘若呼应了国家安危的吁求，则亦民亦兵，皆无不可。

基于这种大而化之的体认，在下强调在太平天国背景下“民兵救国”的作用，当然并不掩饰对“天兵乱国”的否定。

这一否定，并非针对着“起义”，我们关注的是“起义”或“革命”后能给中国的“民”一个什么样的“法度性”或“制度性”环境。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权的制度建设没有历史进步的大势。因而，是“民”的不满，重新聚集了对“造反者”的再遏制。有“造反”的“民”，又有“反造反”的“民”，淡化了“兵”的身份外加，在客观上这一切又都是由“民”的分裂引起的。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作了政策调整，他们利用“民”的分裂，推行了“以民制民”策略。湘军的组建，是清政府重新组合“民心”、“民力”的最好例证。

说到近代史上的“农民起义”，史家每以“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形容之。在“量”的评估上，取夸大之势。比如湖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洪秀全金田起事的十年期间，会党变乱与各种反抗斗争累计50多次。这确实给人一种“湖南大乱”的印象。但考其规模，如1842年武冈曾如炷率人杀死知州，1844年耒阳阳大鹏聚众抗粮，1846年宁远胡有禄围攻县城，1847年乾州厅石观保率众抗租，新宁雷再浩割据全州，1849年新宁李沅发转战湘桂黔边，等等，每一拨皆百千人，无过“万人”者。从量的比值上看，“乱民”占极少数；大多数的“民”，是朝廷“顺民”。这就为“团练”的招兵买马、为政府系统“民兵”的扩充保留了兵源空间。

“民”，只有在抽象的、哲学的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整体。而在社会的群落里，“民”永远分散着、且分裂着。处于“弱势”，却永远结不成“群体”。这与经济状态有关，与政治处境有关，亦与国家统治者的政策倾斜有关。

让人始料未及者，“民心”的、“民力”的聚合往往又不是依赖“民”的策划与发动。在经过了暗示、引导之后，滴沥成流，百流成川，分散而分裂的“民”因广泛汇聚而获得动能。沉默者变成了发言者，不论用“选票”发言，还是用“刀剑”发言，就在他们“发言”的那个历史时刻，一方面完成了乾坤再造的任务，一方面尽了一次“工具”的责任。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时下传媒之广为流布的“弱势群体”一词，却是个虚假概念。一旦结为“群体”，又焉能以“弱势”目之？

老百姓结成了“湘军”，在短期受挫后，“湘军”无往不胜。而曾经无往不胜的“太平军”，则节节败退。“胜”与“败”，是两个极富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回复到历史的鲜活状态，一刀一枪的拼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老百姓——历史画卷的底色，永远是百姓血泪的涂抹。但胜利者毕竟不同于失败者，参加了湘军，经历了战斗，立了军功，又有幸活下来的“民”，被保举，被提拔，脱却布衣，着以官服，平步青云，有了另一种扬眉吐气的人生。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战士被保举而任三品以上武职者，有数万之众！三品以下，人数更多。

人，改变了战争；战争，改变了人。

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

现代推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大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始点。这一分界暗示国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为第一推动力。

大势仿佛，也有道理。

但这个“暗示”极易引发思维偏执。若将“暗示”视为“通识”（与“共识”有别），或许就要相信是飞来的“外因”，撞击出老大帝国的“内因”觉醒。

翻翻史册，人们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并未启动任何事关全局的“近代化”程序。化外之“夷”，远在万里，几筐黄金白银打发了事；天朝上国。羁縻有道，祖宗之制，变它作甚？

由“不变”而“变”，不是老外们挤压的，而是洪秀全们闹腾出来的。太平天国的超级动乱，原是一个“破坏因素”，但对苟且因循的清王朝来讲，却生发了“激励作用”。

在“太平军”冲击下，绿营兵、八旗兵纷纷败绩。败势下，“湘军”应运而生。“湘军”，与它之后出现的“淮军”，是不同于营、旗军的另一种国家军队。“湘军”、“淮军”出，即标志着清王朝旧的军队体制开始解体。国家的“现代化”，从军队的“现代化”开始，“旧军”寂灭，“新军”诞生；后来人所定性的“洋务运动”，其实是以当时的“军队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现代化”工程！发起这一运动的，是湘、淮军首领；推进这一运动的，仍是湘、淮军首领。从“反面”论析，不可以是说洪秀全们的“造反”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的“建功立业”创造了绝佳的机遇吗？必然的逻辑结论当是：内乱，催生了大清王朝的军队现代化或国家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即我们习讲的“近代化”。

其一，创“新军”，是清王朝军队现代化的第一步。

“湘军”、“淮军”之“新”，不是单指名称。它的兵制、将制、薪饷、战器、战略、战术等，都与绿营军、八旗军明显不同。如兵制，绿营是终身兵籍，或世代兵籍。不但绿营兵战士一旦入伍，终身为兵；他的子、孙亦可自少年起充任“余丁”，待年满十六岁，再由“余丁”身份考补“守兵”。因而，绿营内既养老又养小。 兵源不愁，兵额不缺，但战斗力因老弱过量而不能保证。“湘军”、“淮军”则以招募为组军手段，多用多招，少用少招，战斗结束，即行遣散。“终身军籍”的打破，既利于减饷、省耗，又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湘军”的“营制”，即营、哨、什的三级统御制；“湘军”的“长夫制”、“统领制”、“营务制”与“粮台制”，都带有创制色彩，影响了“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訛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北洋军”，犹如师授徒；由“北洋军”而陆军部统御下之三十六镇陆军，犹如树开花、花成果，中国的新式陆军终于在清朝末年正式建成。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十多年，“湘军”在咸丰二年、即1852年的组建，无疑是中国新式陆军创制之始。

其二，创“新军”，则必用新兵器、新操练、新战术，这也是始于“湘军”的；到了“淮军”时代，出洋操，持洋枪，延用洋教习，学习洋战术，则已成定式。·輧·輯·訛“湘军”初建，尚未全脱土法土器，但火枪、火炮的配备，已经远胜营、旗旧军。装备的更新“洋化”，不是先验的，是“太平军”这个对手逼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湘、淮军首领正是在与强大对手（清朝入关建国后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军事挑战！）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开启军队现代化思维的。

从战争学习战争，向敌人学习战争，从失败领悟教训，从胜利归纳经验，曾国藩等人由军事“门外汉”成长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事战术家、军事战略家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洪秀全们先做了“砺石”，曾国藩们才逐步做了“利器”。

让我们扫描一下曾国藩军事才干的成长。

咸丰二年，当让曾国藩帮办团练的时候，他的自我评价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这是真实的。·輧·輰·訛一步踏入实战，可以说曾国藩是与最初的“湘军”战士（练勇）同时接触战争。此时，具体攻防，却敌制胜是他思维的焦点，因而他对如何挖壕（多深多宽）、如何筑墙（多厚多高）、如何将农村喜事用的“三眼铳”、“单眼铳”改为装铜扣、小石子的战斗用枪均颇为用心。为改铳事，咸丰四年四月廿四日他特地给四个弟弟去信，委托制造可用于实战的“单眼铳”数十竿或上百竿。对“火器”的渴望，基于杀敌，基于制胜。

这是曾国藩治军初期为加强步兵战斗力所作的尝试之一。主要的办法当然还是买洋枪、仿造洋枪。有了“火枪”，他又聘请猎户二十人，教战士瞄准放枪。·輧·輱·訛 对于水师，曾国藩用心更著，先是在衡阳、湘潭二地造船（三板艇、快蟹船、钓钩船等），每船装备从广东买来的“广炮”（即“洋炮”）、或湖南省自制的熟铁炮。·輧·輲·訛 为了安全自卫，曾国藩吩咐连辎重船上都必须装上炮械。经过实战考验，曾国藩对“夷炮”、“百胜炮”、“荡平炮”评价很高，并指出“惟铁炮不甚中用”。由于“湘军”水师船大炮猛，所以长江里的“制水权”掌握在“湘军”之手。两军相较，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于水战之事极为无能”。究其原因，“湘军”水师有“战船洋炮”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