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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的装备也是“现代化”的。他们有“洋枪队”，“开花炮队”。这主要是“太平军”靠近上海，易于从洋人那儿买来，且聘用了“洋教习”参与指挥。为了与“太平军”抗衡且在武器上占有优势，“湘军”后期放弃从广东进口洋枪洋炮，改而从上海购入枪炮、千里铳之类。

曾国藩在湘军后期没有聘用“洋教习”，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即“洋教习”工资太高之故也。但“洋船”他却敢于租用。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国藩租用七艘英国轮船将新组建的“淮军”从安庆运抵上海，开辟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东线”战场。“东线”战场不但与左宗棠指挥的“南线”（浙、赣）战场、及曾国荃指挥的“北线”（天京）战场相呼应，完成了对“太平军”主力的战略包围，而且切断了“天国”政权与可能的外国支援的联系。这是大有意味的。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增加了对西洋兵器、西洋兵法的信任。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八日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就表白：“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輧·輵·訛 可贵的是，曾氏的思想并未停留在单纯的“买”上，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匪，可以勤远略。”

当曾国藩将购买外国船炮视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的时候，中国的“洋务运动”即完成了它先觉者及先行者的思想发动。甚至，曾国藩对办“洋务”的细节构想都是正确的：“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輧·輷·訛委任责成，奏其实效。

曾国藩为中国创办“洋务”第一人。他创建了“上海机器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号”，选派了中国远赴泰西第一批留学生……在新旧递交之际，是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由于其时东西方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所以最初的“洋务”制造——船、枪、炮各物，其性能已与“购自外洋者无异”。这是同治四、五年间“上海机器局”的动作情况。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左宗棠辈的“洋务”思想则有了更充分的实践化机缘。左宗棠的“洋务”开始于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巡抚任上，他曾招募巧匠仿造一艘小火轮，放入西湖试航。后因太平军进攻而将“洋务”计划搁置。·輨·輮·訛同治五年，左氏上奏，倡言组建中国海军，建设中国造船厂。计划获准、同年“福州船政局”揭牌成立，“马尾船厂”动工兴建。同治八年（1669）五月初一，该厂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该船排水量为1450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动力船只。船厂开始五年，共造船十五艘，总排水量达16170吨。在洋员遣归后的三十年间，该厂又造船二十五艘，总排水量达30604吨。一座船厂，三十五年间共造船四十艘，装备了福建水师的全部、北洋水师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三分之一。后人盛赞左宗棠为“中国海军之父”，不为过誉。

以上为“物质”的。左宗棠倡办船政，还有“人才”的培养，“精神”的启蒙。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的航海、造船、蒸汽机制造、驾驶、维护等诸方面的人才，不但充实了中国的现代海军，而且在各个领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李鸿章继曾、左后大办“洋务”，除坚持“军事优先”的原则而购洋船，买洋炮，造轮船，制枪械，筑炮台，缮船坞之外，他复将“洋务”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修铁路，开煤矿，开金矿，招商务，通邮电，办学堂，兴纺织……几乎在每一个“技术”的层面，李鸿章都开始了“西化”的尝试。李氏从政为大僚几四十年，其“洋务”目标始终不移。

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论者咸以此为证，论定“洋务运动”的失败。此乃皮相之论。“军事”上的一次或数次失利，并不标志“国家”范畴的“洋务运动”也同步失利。以“洋务”为号召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虽有曲折、挫折，却从未止息。百年回首，岂可虚无前人业绩？

“洋务”要领军人物，曾、左、李是也。

“洋务”要有急迫之需，镇压“太平天国”是也。

反过来考究，则是太平天国的动乱，锻炼了“战争”干部或“洋务”干部，并由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

历史的逻辑，以“牺牲”为前提，以“寻觅”为推导，以“创造”为结论，这又是不以宣传家的宣传提纲为转移的。

还有一个蛊惑性的命题，本书不想再加引申，即太平天国的动乱催促清王朝的权力中枢告别扬满抑汉的干部路线，开始了惟才是举的用人改革。信任汉人，重用汉人，清王朝的权力体系在建国二百多年后第一次较少偏见地向汉族知识分子开放了。我们不准备以歌颂的基调礼赞它为“民族平等”，或“民族团结”，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时代进步，这是政治开化，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体现。后来，民国政治家倡言“五族共和”，并非无根无据，清末的政治，已经思考重新建立民族和谐了！“现代化”是立体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文明！

［注释］

① 转引自周武等人《太平天国史迹真相》P218-P219。

② 李侃《中国近代史》语，但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罗氏早已认为，“八旗武力入关后还没有占领全中国，就开始腐化”。“乾隆末年以后，绿营这个工具逐渐腐朽了”。此论当为否定八旗、绿营之代表。

③ 《清史稿》洪秀全本传，并《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

④ 黄小配《洪秀全演义》。

⑤ 《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正月初四日记事。

⑥⑦ （瑞士）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⑧ 官兵合计，一军当有13155人。不论初建军，还是定都金陵，太平军“军”的编制大都限于2500人这内。金田初起，五军累计再加女营当不超此数。

⑨ 第一个披露洪氏娘娘数目的，是“洪大全”（焦亮），在《洪大全供词》中，他说“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洪大全被俘于永安突围后，故此数当针对永安封王时期。另在1863年2月2日英文《北华捷报》上，刊文指证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即已有十五位娘娘。见王庆成《太平天国文献和历史》P227。

⑩ 战术分歧见《清史稿·乌兰泰传》及《清史稿·向荣传》。但太平军突围成功还有天候之利。

第三篇：圆明园“火警”

圆明园“火警”

日月逆行，历史亦无法改写。1861年初秋，北京城西北郊四十里之圆明园被焚。英人一炬，可怜焦土。

吴相湘《明清宫廷实纪》一书有“英人焚劫圆明园”一节，略谓：

庚申之役，英人竟将满清五世经营百余年之积蓄付诸无情之火，致使世界最大园庭顿成瓦砾场，不仅中国朝野引为奇耻大辱，即全球人士亦为之叹息焉。（按：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抵京郊，法人首入圆明园大劫，次日英军继至，土匪乘势附和。二十五日联军他撤，诸园仍由清兵接收。嗣因英人欲泄愤，初议撤毁诸园，虽经法人反对，卒于九月初五日以骑兵赴园，据正大光明殿为临时发令所，派兵四出纵火，初六日下午三时，正大光明殿与大宫门最后亦会焚如。同时，清漪、静明、静宜三园亦俱罹浩劫，是英人所焚非一圆明园也。）①

大火之后，又经百年风雨，圆明园真的沦为一片废墟了。前代繁华名存实亡，断壁残垣，任人凭吊。人们不知这是出之对历史的信任，亦或对后来人的信任。乱石无语，古木空绿，几片水光，万难映出咸丰时代的蓝天白云了……

二十年前，曾与友人两游圆明园废墟，两个人，两种感受。朋友说，他感受了弱国病民任人蹂躏之痛。我说，自己总有“亡国者”“自亡国”的后怕。

时过境迁，圆明园遗址据说已被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主题公园”，而我心头那一丝“亡国”的零余久久挥之不去。并不是要将自己打扮成前朝“遗民”或当代“志士”，朴素的理念只是发端于如下的逻辑设定：

英法联军，仅是万人团队（约二万五千），就轻而易举地撞开了中国的国门、都门、宫门、园门，而能在天子禁苑逞其兵火，究其实，这等于将中国“灭”了一次。

如果他们挥兵热河，穷寇而迫，咸丰皇帝还能往哪儿逃呢？

如果他们扶一傀儡，建一伪朝，大清国将何以残喘？

如果他们赖在北京，长此驻扎，中国会不会成为又一印度？

好在，历史否定了这些“如果”。条约续签了，赔款到手了，联军撤兵了。冰冷残酷却又真切的历史事变告诉世界：

英国与法国，并无“灭”掉中国的战略设计。即便在胜券已握的大好形势下，入侵者也未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将战争进行到底”。中国“死”了一次，“生”了一次，而这都是由“敌人”决定的。“死”固然为敌强加，“生”未尝不是敌人要留有余地。

现在想来，“帝国主义”并非只有一个德性。同一个“帝国主义”，不同的历史季节它也有不同的胃口。遭其凌辱，铭记于心，“义愤”固所难免，但“认识”帝国主义并学会与它们打交道的课题也是不该被忽略的吧！

聚焦圆明园，借着那场玉石皆焚的大火，让我们看一看那些隐匿了的中国与外国的鬼影魅形。

一、叶名琛“惹火烧国”

数十年来，一茬又一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洗耳恭听历史教员的爱国倾诉：一条“亚罗号”船，一个“马赖”神父，作为导火线，引燃了英、法两国对中国的入侵，烧我圆明园，割地又赔款……

当“历史”仅仅被界定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此消彼长的相互较量时，这么说言之成理；何况，历史陈述是有“立场”的，将历史当做“爱国主义教材”亦天经地义。

问题就出在“立场”与“爱国主义”上。

因为，一个“立场”只有一个“视点”，固执一点，敌对那方的情况最易成为“盲点”；“爱国”既然至上，“国家错误”又自然易成“忌讳”。中国人写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绕不过上述“盲点”与“忌讳”的误区。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称呼并不准确，但中国人已经从众认可——为例，入侵者的战争借口就远远不是一条船、一个神父。

英国人、法国人原来并不想跟中国干一仗。终极目的，他们是要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大发生意财；而贸易是要有相互约束的，签约自然成为当务之急。英法要签新约，清政府原来许诺要签的，反悔了，不愿意了。你不签，我就打；挨了揍，赔了款，“约”还是签了，这就是当年历史的梗概。

后时性的历史评判，谴责英法诸列强为“蛮横”、为“侵略”、为“流氓寻衅”，这都是有凭有据的。但所有的谴责者都无暇于自我反思，不，其实不是“自我”，而是为“清政府”，为当时的“中国”做一点反思。

谁如果“反思”了，谁就会发现清政府确确犯了一个“国家错误”，正是这个“国家错误”授人以柄，诱发了侵略，鼓舞了侵略，甚至成全了侵略。重申本书前文的结论，即“错误就要挨打”。

让我们从当时清王朝最优秀的官吏叶名琛说起。说“优秀”，叶名琛真的“优秀”。惟其“优秀”，他才仕途坦荡，职务飙升，终于爬到了全权处理清王朝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重要岗位。其时，清王朝尚无“外交部”（准外交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叶名琛被俘三年之后的1861年１月才宣告成立），一切外交事宜俱委“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署理，而这位“钦差”，例由“两广总督”兼任。

且看叶名琛的升迁史。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嘉庆十四年（1809）生，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八年（1838）散馆，出为陕西兴安知府；道光十九年（1839）擢山西雁平道；道光二十年（1840）调江西盐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云南按察使，是年底晋湖南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6）丁母忧去职。道光二十六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8）擢广东巡抚。这一年叶名琛四十岁。从翰林院编修的“正七品”闲职，到一省封疆大吏的巡抚（从二品），叶名琛用十年时间（还包括丁忧守制的27个月）连升九级台阶，不为不速，不为不顺。②

历史在后台做了充分的准备，帮助将要登场的演员涂脂抹粉，冠带一新，就是为了让他演好自己的角色。“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此言信矣！

当上巡抚的第二年，即1849年4月，叶名琛就有了一次显示他天朝大吏气度的机会，这便是与总督徐广缙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督抚同心，绅民一意，又有“民团”十万人闻讯集结，英国人权衡利弊，放弃了4月入城的计划。事定，广缙以疏闻。道光皇帝龙颜大悦，他认为徐、叶二人“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③ 于是一高兴赐封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胜利”，不但被“夸大”了，而且“定性”错误。

所谓“不战而胜”，“不战”是真的，“胜”则未必。因为英国人（非军事人员的商人）只是想“践约”入城，“约”是《南京条约》或对该“约”的官方解释，“城”是“五口”通商之“口”的广州。既开了“五口”通商，允许通商者进入“五口”，原本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存在歧义，签约后英国人能否进入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广州这一“口”，双方理解不一。

关于英国人入“城”的规定，《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这样表述：“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④ 对此中方作了如下理解：商人住“港口”，外交官方可入“城邑”。该条约的英文本直译则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人，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干扰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镇。”⑤

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很快便让英国人入城居住。厦门城外，英国人集中居住在一座直径一华里的圆形要塞里，并未主动提出进入厦门老城。福州于1845年允许英国外交官入城，1850始允英国商人入城。广州则一直关门大吉，拒绝英国任何人进入城中。对照条约二文本，不论怎么死解、活解，这都是对“爱国主义”或“反侵略”的误导。

鸦片战争后，耆英任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英人入城事，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惧于广州绅民排外情绪正炽，他对英人的入城之求故作推诿。道光二十六年（1846）4月。耆英与英国公使德庇时签订了《退还舟山条约》，该约规定英人有权入城，但对允入时间，耆英又含混应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4月英舰闯入珠江，直逼广州，耆英才“谩许两年后践约”。⑥他的许诺是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因而，我们有据断定：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既是两国使臣的正式约定，又是中国外交负责人的承诺。耆英入觐留京了，继任者是徐广缙，照理他该遵约践诺，以维护政策的连续性和承诺的可信性；可他与叶名琛却要表示与洋人势不两立，以显现“强硬派”风采。于是，广州城就有了官民呼应、“十万”人（实际大大低于此数）抵制英国人入城的群众运动。

我们说“定性”的错误，就是指历史评判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拿着不是当理说，肯定了错误的事，礼赞了惹祸的人。

仍以“入城”为例，“五口”开放后，宁波、上海、厦门三“口”的外国领事馆虽然不在城中，但领事们“常得与道府以下官相见”；福州呢，洋人在“城中乌石山顶建洋楼，大府弗能禁，且与行相见礼”。⑦ 由此可证，“五口”中仅广州“一口”实行“闭城制”。“四口”准入，“一口”禁入，这也叫“一国两制”。广州的“闭城制”一是证明广州人仇洋排外，一是证明徐、叶二人做了落后绅民的“尾巴”，没有担当起封疆大吏对民众应尽的引导之责。或者说，广州人的仇洋排外就是徐、叶之辈鼓励或导演的好戏。

最权威的证据还是道光皇帝的密诏：“许暂入城一次，以践前言，不得习以为常。”⑧连皇帝都让“践言”，可见确实有“约”在前，有“言”在先，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是落实承诺的“国家政策”。接到该密诏，徐氏上疏抗辩：“入城万万不可行。”叶名琛，当时与徐广缙同声同气，自然力主关闭城门，停止贸易，以制英人。事实是：他们过头了！

因为英人准备不足，暂时放弃了入城之请，徐广缙、叶名琛大大地牛气了一回。这一次，叶氏积累了一条错误的外交经验。多年后，这经验害了他本人，误了大清国。而在当时，他还满心窃喜，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

名扬南疆，叶名琛走向辉煌的明天。

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叶氏被优叙。

咸丰元年（1851），歼罗镜会匪吴三，叶氏加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1852）徐广缙督师广西，叶氏接办罗镜剿捕事宜，是年秋，斩魁首凌十八，叶氏加总督衔，署两广总督。

咸丰三年（1853）初春，徐广缙革职，叶名琛实授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正式地担起了清王朝的外交大任。

说“内治”，叶名琛不笨，还算“内行”，因为太平天国背景下的广东匪患，都是由叶氏主持剿灭的。说“外交”，他是一窍不通。虽然因为治乱之绩他在咸丰五年（1855）于两广总督外又拜“协办大学士”，在咸丰六年（1856）再拜“体仁阁大学士”，但“木强”之性，有增无减，“自负”之态，凌压百僚。这样的人负责外交，必然因“愚”误事，因“愎”侵人，因小失大，败乱全局。

咸丰四年（1854）考验来了。春天，包令（J·Bowring）接替文翰（S·G·Bonham）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受本国政府训令，于4月25日照会叶名琛，指出到当年8月29日，《南京条约》期满十二年，英国有“修约”之权。所谓“修约”，即修订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1843年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相关附件。英国人认为，他们提“修约”有其外交的、约法惯例的合理性。

援例有二：

一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约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变更；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⑨

二是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款，约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设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⑩

陈述道理时，应从第二例说起。既然大皇帝恩施各国，一律平允，那么美国人十二年后修约的权力，英国也该享有。《中英南京条约》签于1842年，到1854年适值十二年，故聪明的英国佬倒比美国人捷足先登了。

清王朝对此毫无准备。英国人1842年签约退兵以后，清政府天真地认为一切麻烦都结束了，所以他们把《中英南京条约》叫做“万年和约”。如今刚过十年，洋人又找上门，这让年轻的咸丰皇帝不胜其烦，至于原来的条约上有什么变更性的义务，他想也不愿想。皇帝如此，大臣更如此。叶名琛有闭门不纳、坐享胜利的成功经验，所以与包令玩起了泡蘑菇游戏。

对“修约”一节，叶名琛缄默不语，但针对包令欲入总督衙署会谈事，他则在复函中提出反建议，改在城外仁信栈。改城外，还是拒其“入城”。叶氏认为，只要不让英人“入城”，就是赢了。

再次照会，仍无结果，包令决定海道北上，绕过叶名琛，寻找新的谈判对象。1854年6月，包令抵上海，与美国公使一起向江苏官员照会“修约”事。江苏官员将问题上奏朝廷，而咸丰帝在接到叶名琛大包大揽的奏折后，相信他能“驾驭得当”，所以下旨江苏，让英、美公使南下，在广州与叶名琛商谈一切。

是年8月，英、美、法三国公使会晤香港，他们凭着与叶名琛打交道的经验，知道他一难见，二难谈，谈也白谈，故再一次商定联合北上。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向江苏当局提出“修约”，江苏巡抚吉尔抗阿恐洋人沿江赴镇江、南京，再与太平天国勾连，遂向咸丰帝提出另派钦差大臣赴粤会同两广总督查办夷务。言外之意，是罢免叶名琛的外事权。咸丰帝对叶氏圣眷正隆，当然对这个换马建议严加斥责。

江苏无谈判权，三国公使于10月抵达天津海口，联合提出“修约”请求。英人提出修约事项十八款，美人提出修约事项十一款。·輥·輰·訛 咸丰帝闻奏，仅仅答应将公平审断民夷相争、减免上海欠税、酌减广东茶税这三条予以考虑，余皆斥为“荒谬已极”。但他没忘，即便这三条，也要三国公使重回广东与叶名琛商定。从零点出发，绕了一个圈，三国公使仍回到零点。第一次谋求“修约”，三国落败；叶名琛以推诿、不作为“拖”垮了对手。

但叶名琛也担心三国公使北上会惹出麻烦，造成对自己的不利（于国不利，则非所虑），因而在是年11月18日的上奏中他又大吹牛皮曰：

该夷夷酋（三国公使）如果径抵天津，无论要求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

聪明的叶名琛忘了，正是他的羁縻无术、尸位素餐才促使“夷酋”一再北上，去找“圣上”的麻烦。

叶名琛的机会主义或色厉内荏从一份照会上透露了本相。就在上述奏折发出的下个月，天地会“红兵”围攻广州，叶名琛向刚刚从北方归来的英国公使包令发一照会，结语谓：“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 这用意很清楚，即畏于“红兵”破城，又畏“红兵”与夷人联手，所以他才主动邀请英军“通力剿匪”。极端排外，与求助洋人，处于两极，叶名琛竟能如此有机结合，可叹！可叹！

一因包令又要“入城”，二因“红兵”之乱渐息，“通力剿匪”的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到了咸丰五年（1855），英方“修约”之请暂缓，叶名琛竟在一份奏折中强化了仇洋情结，连咸丰帝同意的三条约款也一并否定。这一强硬派声腔，更博得了咸丰帝的分外倚重。

咸丰六年（1856），长江下游太平军与清军战斗正酣。美国驻华代表鉴于《中美望厦条约》签约已届12年，又有北上“修约”之请。咸丰帝通览全局，权衡利弊，在对外事务上紧弦稍弛。嘱咐叶名琛在“修约”会商中“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但叶名琛比皇帝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凡“修约”之请，他是一概免谈、一步不让。

我们无法让叶名琛明白，“约”能“订”，便能“修”；“修约”你有条件，我也有条件，只有坐下来商谈，各自的目标才能达到，相互的隔阂才会消除；更重要的是，和平的谈，才有平等，战败背景下的谈，只有屈辱……

叶名琛在自己与国家都握有主动权时，装蒜做大，麻木不仁；而在他不谙世界的幻梦中，华夷之限，永远是一道忠臣孝子跨不过的阴阳界。

冥冥之中，中国的帝王将相们都在等待着全局的失败和彻底的羞辱。尊重他，他以肿为胖；打倒他，他甘钻狗洞——所谓“不平等条约”，哪一个不是打而败，败而签的？

这一天终于被叶名琛“拖”到了。

咸丰六年（1856）公历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广州江面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条名为“亚罗号”的船有非法行径，于是扣船抓人，准备继续审问。船上原有十三人，船长为爱尔兰人，其余十二名皆中国人，抓人时船长适不在。这船真正的主人是香港人方亚明，船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了执照登记，船长与船员都是他的雇员。

英国临时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得知“亚罗号”被扣事，一方面要求水师放人，一方面以水师官兵曾扯下船上的英国国旗、有辱英国尊严为借口，致函叶名琛要求赔礼道歉。

10月10日，叶名琛下令放人，但因不愿正式道歉，巴夏礼拒绝接人。

10月21日，巴夏礼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道歉、放人，否则刀兵相见。叶名琛鉴于水师官兵并未扯落英国国旗，仍然坚持只放人，不道歉。

10月23日，最后通牒时限到，包令下令驻香港英军进攻广州。当天，英国海军上将迈克尔·西摩（Michael Seymour）指挥英舰三艘闯过虎门炮台，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及中流炮台。

10月24日，英军攻占广州南郊凤凰岗等处炮台。

10月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城郊十三行商馆区。广州全城，皆在英军炮火射程之内。

10月27日，英军司令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被拒后，英人对广州城实行间隔性炮击。

10月28日，英军炮击广州南城墙，至晚，城塌一缺口。

10月29日，英军百人从缺口处冲入广州，占领两广总督衙署。因为叶名琛已避居巡抚衙署，得免被捉。

让我们看这一星期的战斗中叶名琛在干些什么。23日猎德炮台失守时，叶名琛正在武乡试考场阅视诸考生马技箭术，闻报，他不以为意，只说了一句话：“乌有是，日昃彼自走耳！”当属下再问如何应对时，他下了这样的命令：粤河水师后撤，勿与英夷接战。叶名琛的“不抵抗主义”造成了广州不设防。此后几天，英军长驱直入，终于武力“入城”。在敌炮的猛轰下，他坚执不摇的两大原则，即一不商谈、二不抵抗此时也稍有松动。在英军入城又撤出之后，叶名琛主动派广州知府出城赴英军大营，询问英人何以兴兵。巴夏礼答道：“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和好，请入城面议。” 一听“入城”，叶名琛立加回绝。英人又提出在城外商谈，叶氏仍拒之。而同时，他却宣示广州百姓：杀英夷一人，赏银三十两！令军队后撤，却奖诱百姓杀敌，这逻辑真是匪夷所思。

由于兵力不足，退守城外的英军只能间断性地炮击广州。炮击下，叶名琛倒也镇静如常，毕竟，敌人退了，这证明自己果然料事如神。

说到“神”，还真有二位“神”保佑着叶总督，此神即吕洞宾与李太白。叶氏父，喜扶乩，叶氏为其建“长春仙馆”以居之，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每遇军机进止，叶氏咸决于乩语。“敌必退”，亦为神示，这让叶氏更趋于“不信苍生信鬼神”。

当年十一月辛未（12月1日），广州百姓纵火烧西关外十三行洋楼，美、法、英商行及英国使馆尽成焦土，毁丧资财无算。

如果排除了叶名琛的鼓励，将火烧外国商行视为广州人自发的“群众运动”，这大抵是连月炮轰引发了报复。而在英国人看来，这又是求之不得的事变——烧了我的财产，不但寻衅更有理由，又烧了美、法两国的财产，还让我扩大了同盟军。作为报复的报复，英军又纵火焚烧了广州城外缘濠数千家商店、民居。一周后，英军退泊大黄窖炮台，又遁向香港。

还在英国人退兵之前，叶名琛就上奏咸丰帝，隐瞒败情，虚报战功，说自己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先后击伤击毙敌人百多人，甚至连英军总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也被当场打死。就是这一派谎言又哄得咸丰帝喜不自胜，在给叶氏的谕旨中吩咐道：“倘该酋因连败之后，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事端。”以败为胜，历史又演绎了一段笑话。

商行被烧，促成了英国政府对华战争议案的通过。负责对华战争的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在咸丰七年（1857）六月到达香港，因为侵华远征军未至，战期延误到当年冬天。

十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2月1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一、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及马赖神父事件一切损失；三、请政府派“平议大臣”与英、法举行“修约”谈判。并照会叶名琛十日内应允前二款，届时不应，即行开战。

没等到十天，仅过了两天，叶名琛便复照英法二使，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叶名琛的“经验主义”在这时主宰了他，因为他有闭门不纳的经验，也有死不认账的经验。

叶名琛的拒绝，使战争再也不能避免。

此后的事态发展了无悬念——因为一年之前一千多英国兵都能闯入广州城闲庭信步，如今英法两国集结战舰五十多艘，兵力一万多人，占领广州，直如探囊取物耳。

十一月九日，即公历12月24日，叶名琛接英、法双方照会，说事务已交军方处置。

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发出照会，限两天内清军撤出广州九十里之外。叶氏对此，复照拒绝。

两天过去，英、法联军并未进攻。叶名琛在吕洞宾、李太白两位神仙面前扶乩而卜，卦语无不大吉大利。僚属见寇势日迫，请调兵设防，叶氏不许；请召集团练，又不许。众固请，叶名琛胸有成竹地答曰：“汝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 过十五日无事，即扶乩之谶言也。

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历12月26日，英、法联军张榜城外，限24小时破城，劝商民暂避烽火。次日，联军群炮齐射，两广总督衙署炮痕累累。闻炮声，官兵皆逃匿一空。叶名琛独坐官斋，翻阅文案，口中喃喃而语：“只此一阵，便可无事。”督衙被毁，实在难以清坐摆谱，当日，叶氏微服奔粤华书院。十一月十四日，即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到了这个时候，叶名琛才传令，悬万金，调潮勇反攻，战良久，皆无功。

广东巡抚柏贵传檄粤绅伍崇曜等人与联军议和，叶名琛仍以“断不许进城”五字为嘱。此时，广州城已在联军之手！

和议不成，联军搜捕叶名琛又急。狼狈中，叶氏逃入左副都统衙署。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858年1月5日，叶氏被英军搜出，押上军舰。

叶名琛的扶乩之语总算应验了。“过十五日必无事”，印证无误。因为“十四日”广州失陷，“十五”确乎再也没有叶名琛的“事”了。

没有“政事”，但有“后事”。叶名琛被捕后，英军备一大轿，请叶入坐。叶氏冠带翎顶如平时，故市民见之亦不惊不诈。这顶官轿飞快地踏过飞桥，穿城而出；黄昏，有小舢板接应，请上火轮船。从者仅余数人，有人以手指河，以目传语，暗示他赴水自尽，以成大节；叶名琛瞠目不悟，或者他还在梦中，自以为是个人物。

船至香港，居于一室，每日亲作书画，以应洋人之请。从者力劝不可署姓名，乃自署“海上苏武”。·輦·輮·訛 叶名琛忽略了，苏武是奉使被扣，无亏大节小节，他自己却是贻误国事，城破被俘，事不尽职，义不尽忠，与苏武有云壤之异也。

咸丰八年春二月，英人挟叶名琛至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上，实行软禁。咸丰九年三月丁丑，叶氏卒于禁所。英国人敛以铁棺松椁，浸以水银，连同他的幽禁诗作，一并送归广州。

就在叶名琛被英人虏去第三天，以八旗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等一批军政大员联名上奏，向咸丰皇帝报告战败城破的实情，并弹劾叶名琛失职误国。咸丰帝接奏大惊，因为十日前他才收到叶名琛的奏捷之折呢。皇帝绝望了，下旨，以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

叶名琛以他的“不作为”儿戏国事，复以他的精神胜利招至国家耻辱。

叶名琛终于让通过谈判、可以和平解决的国际争端诉诸战争。于是，他创造了一项奇迹，即：一个人，将国家民族拖入战争，拖入灾难，拖入无穷无尽的麻烦……

当我们通过上文简要勾勒了叶名琛的外交作为时，读者便有可能获得一点历史的清醒，从爱国主义的主流历史话语中得到一息解脱。因为说千道万，单纯地谴责历史的敌人，并不能阻滞现实的迷惘。

广州失陷，是圆明园大火的序曲。英、法联军箭在弦上，大清军队“血肉”篱笆，炮声未响，胜负已判，咸丰皇帝逃难的日子就在眼前！

我们的声音依然微弱。但是我们怀疑那一串连续的历史说教皆因“宣传使命”而维持高调。出之嘤鸣之意，我们想引用另一个人的微弱之音，作为呼应。他是蔡东藩，因为不属新派，看人看事故能中肯。在《清史演义》第六十六回故事终结，蔡氏评曰：

若叶名琛之种种颟顸；种种迁延，误粤东，并误中国，不特清室受累，即相延至今，亦为彼贻误不少。列强环伺，连鸡并栖，皆自名琛启之。误中国者名琛，名琛之所以自误者，一愚字而已……一愚者在上，则众愚亦俱至，穆、柏诸人之为叶辅是也。

立此存照，照昔照今，愚人理政，蠢人当国，误己误矣，若其误国而误民，岂能永远默默容他！

其实，当代人评当代事虽不尽冷静但亦有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处。粤人评叶名琛误国语，即颇为冷隽：“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肝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此民间闲话，可为叶氏盖棺之论。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历史学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认识：“在1857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就在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法国、俄国和美国对中国经济开发的潜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公使常驻北京的持续拒绝意味着中英关系将受偶发事件支配。‘亚罗’号船事件只是一件小事，本可以由一名能干的北京外交官迅速而友善地处理好。”可惜，在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能干”的外交官。但是大清国并不乏“败事”之徒。

二、僧格林沁北塘纵敌

从“误国”的罪案上审视，将僧格林沁与叶名琛并列，原非本书作者的发明。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见证人郭嵩焘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即将此二人与琦善、耆英斥为办理夷务的“四凶”。·輦·輱·訛 依了郭氏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理解，甚至连林则徐都属于贻误事机的人，鉴于林氏心术正大，才不被目为“凶”类。

历史评判，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见仁见智的体系，有众口铄金，亦有一言定谳。

上节，我们说到叶名琛被捕，广州被占。如果在这个历史关节处有明白人站出来，开始中英会谈，战争可能就在广州打住了。但“昧于外情，朝野一也”，粤民愤惧，朝廷糊涂，天下昏昏，岂有醒者！

广东的局面，在不战不和中相持着，英国人无所得，中国人也无所得。

本来，在罢黜了叶名琛后，咸丰帝即任命原四川总督黄宗汉为两广总督；考虑到黄氏莅任颇费时日，咸丰帝便让广东巡抚柏贵署理总督事。不久，北京方面知道柏贵已成“英法总局”的傀儡，广州实际早在英法占领之下，所以咸丰帝的补救措施是组织团练，驱逐洋人。为此，他密诏因丁父忧家居的广东籍户部侍郎罗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三人为“广东团练大臣”。黄宗汉赴任后，进不了广州，便在离广州二百里外的惠州开府办公，并与三位团练大臣纸上谈兵。中央不拨军费，地方难筹饷银，广东团练的“数万”雄兵，仅仅是舞刀弄棍、散居各地的乡民乌合，哪儿有收复广州的实力？黄宗汉以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的身份，坚持不与英法方面直接接触，“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輦·輲·訛 中外和谈的门，再一次被这位新任通商大臣关闭。

英国人和他们的法国伙伴，又要辛苦地在中国海作一次千里的“谈判”之旅了。本文回避“战争”二字，是因为英、法等国的确是来修约谈判的，尽管他们有随时待命的军事后援。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抵于天津大沽口海面。三月十三日（4月24日），以英国专使额尔舍勋爵为首的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日内派员谈判，否则动粗。

闻讯，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会同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等与英法等国办理交涉。·輦·輳·訛 一是因为这伙人不懂夷务，二是因为不作实质对话，故谈判毫无进展。英、法使节遂以谭氏无“钦差大臣”之衔为由拒与再谈。

英、法“动粗”之所以推迟了几天，原因有二：一是后续部队未至，二是大沽河口淤沙沉积，海船难以驶入，军舰上的官兵须改乘炮艇方能循河而进。

清朝一方充满幻想地等待，英、法一方则稳扎稳打地备战。

农历四月八日（5月18日），英、法专使与其海陆军司令决定攻占大沽，直进天津，用进一步的军事压力促成早开谈判。四月十日（5月2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内清军交出大沽口。清方拒绝。英、法联军遂出动炮艇十二艘、登陆部队一千二百多人分别攻击大沽口南北四炮台。对战两小时，清军不支溃败，英、法联军轻取大沽口。

此时的大沽口海防，南北共有四座炮台，架炮百门，守兵九千，如何反被英、法联军的一支轻装小部队吃掉了呢？在进攻一方，是突袭战奏效；在防守一方，是太麻痹失利。由于咸丰皇帝不让“先启兵端”，所以谭廷襄虽有决一雌雄的念头，也只能压下火气，在谈判桌上与洋人周旋。“我不犯人”做到了，“人若犯我”呢，准备不足。加之多日以来，洋人的炮艇始终都在海河河口游弋，炮台上的清兵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还生出几分轻蔑之意。突然间炮弹从这些小艇上飞来，守台的清兵真的被打懵了。清军炮台，炮位固定，甚至连发射仰角都是铆死的。英军侦知此情，炮艇直进炮台之下，清炮的最小射程也都打不着英军。清军放空炮，英军则炮不虚发，双方一接战，守军即手忙脚乱，落花流水。

事后，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到，追究大沽口失守的责任，谭廷襄便落了个“不为备”的罪名，撤职罢官，远戍军台。

入侵者额尔金这样评价中国的军事状况：“只需二十四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话虽夸张，亦见中国之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