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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一开，二门就容易进了。四月十六日（5月26日），英、法联军不费一枪一弹，入据天津。四月二十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派出全权大臣，来天津谈判。若不响应，则进击北京。

敌人打到家院，咸丰帝这才放下大皇帝的架子，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1日）火速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这议和，还生出一段插曲。在派出桂良的第二天，咸丰帝又召见前文渊阁大学士、现已革职为工部员外郎的耆英，立授侍郎衔，派赴天津参与议和。业务分工为：谭廷襄主“剿办”，耆英主“议抚”，恩威兼施，驾驭外夷。岂知英国人早已了解了耆英的底细，年轻的英国翻译李泰国，即霍雷肖·纳尔逊·莱（Horatio Nelson Lay）一顿羞辱，将他骂出会场。不得已，耆英提前返京。待这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之约草签后，大臣论劾，咸丰帝一怒，竟以“擅自回京”为罪，赐耆英自尽。·輦·輵·訛 死者已矣，但耆英之罪岂在今日！杀一朽臣，咸丰帝亦无以谢天下。

天津议和，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弱国无外交，败势无平等。桂良、花沙纳二人纵有天大本领，他们也扭转不了强梁世界对一个弱国的欺凌。议和前，清政府是霸气十足地拒绝接触；议和时，他们则是奴颜婢膝地一律应允。

四个列强国家，英、法唱白脸，美、俄唱红脸，一唱一和，给清政府上了一堂外交启蒙课。这堂课的酬金太重、太黑。尤其是俄国人，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借着英、法的船炮在中国北疆攫取了最大化的领土利益。事过百年，当英、法、美的条约利益消解为零的时候，俄国人的条约利益堆积成中国人永远的疆土丧失、永远的痛！

咸丰八年（1858）五月五日（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日（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八日（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九日（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签约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桂良、花沙纳才将条约文本进奏咸丰皇帝。无奈中，咸丰帝在每一件条约文本上朱笔御书“依议”二字。

一一扫视，《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中英天津条约》56款，附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42款，补遗6款。四约合计，共147条款。择其大端，主要为：

一、各国公使常驻京师（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府（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十处为新的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游历、通商；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及各通商口岸。

四、扩大领事裁判权。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中国不得过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争讼，须在领事官监督下由中外双方官员“会审”。

五、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六、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赔偿法国白银200万两。

七、鸦片允许进口，征税销售。

俄国除享有与英法美同样的利益外，还在《中俄天津条约》里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俄国已经掠夺、将要掠夺的中国领土的主权变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笔。

中国吃了大亏。在列强的联合威逼下，向世界强权集团作出让步。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不枉吃一堑，长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堑，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们的外交错误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本节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旗（属内蒙古）蒙族人。其父毕启，为四等台吉（旗长助理）。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嘉庆帝女，无出，故选僧格林沁入嗣。因为这层关系，他在道光五年（1825）袭封科尔沁札萨克（旗主）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出入禁中，最被恩宠。咸丰初，率蒙古骑兵拱卫京师，与太平军、捻军多有大战，因而“威名震于海内”。咸丰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并擢其子为二等侍卫。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专使齐集大沽口海面时，咸丰帝似乎就有了一丝危机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军进驻通州，督办京师防务。前一日，大沽口已经失陷。鉴于时局激变，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此同时，桂良、花沙纳开始了与四国使节的天津谈判。在这个敏感的和谈时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担负着国防预备队的作用。条约续签，列强撤退，僧格林沁始于当年七月由通州移师海口（双港），通盘部署以大沽口为中心的国门防务。

有几个底线性的认识，应当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爱国；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设水师、增强津门防务的辛苦作为。

“作为”就比“不作为”强，这是僧格林沁与叶名琛的巨大差别。以建炮台为例，僧氏上任后不但修复了被毁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数十门，轻炮上百门，而且从天津到山海关海防一线，也都一一加筑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等地，经人督修，一年间便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半月形海防壁垒。因而从传统海防的意义上评估，僧格林沁还算尽心尽力。

问题出在他的战争观或外交观上。他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中西方的冲突，于是以“主战派”的硬汉子形象打响了大沽口守卫战。守卫战胜利，僧氏赢得了举国英名以及朝廷的“御用珍服”之赐。但他不明白，选择战争就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当一次“小胜利”引发“大报复”的时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军事家的战略应对、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纵横开阖，终于在被动挨打中将国家拖入灾难。

且看咸丰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势。依据上年夏天的续约，英、法、美三国使节都应在咸丰九年五月到北京“换约”。按“国际惯例”，这是极正常的事。问题出在进京路线上。因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层层设障，将大沽口变成了军事禁区，一般商船都无法通行，护送外国使节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过。军事禁区不准通行，这不但是“国家权力”，而且也是“国际惯例”。两个“国际惯例”撞车，照理可以坐下来协商。

英法联军司令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此人为上年天津签约时的主要谈判代表，向以横霸闻名。当美国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线，即绕行北塘进京换约时，卜鲁斯与法国公使仍然无视中国主权，坚持从大沽口入京。为此，卜鲁斯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强行拆除大沽口内的木筏、铁柱。

这是一个外交难题。

英、法联军虽有“数千人”，但他们的主要使命的确是护送其公使入京。至今为止，公私档案都没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国”的“蓄谋”。

但他们又确实不顾禁令借助炮舰，硬闯了中国的军事禁区。

僧格林沁受命戍边，他有权力作出自认合理的军事部署。

但在传统的通商口岸大设军障，阻绝一切交通，这又只能视作短暂性或戒严性行为。

面对难题，聪明人用智慧，愚蠢者凭意气。

历史证明：卜鲁斯是愚蠢的，僧格林沁也是愚蠢的。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海风徐徐，乘着退潮水浅，何伯将军命令大约600多名英国士兵和工程师赶赴海河入海口清除清军设置的水中障碍物。

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则默默注视着洋人的活动。

半天过去了，双方相安无事。

过午，正当参与清障的英军士兵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奋力移动时，大炮响了，炮弹落在英军人群中。另一批炮弹则飞向了海面不远处的英国旗舰。

这一次，是中国人先下手，英国人仓促应战。炮战到黄昏，英法美兵船退败，他们的损失是：沉炮艇三，伤炮艇三，死亡484人，何伯亦受了重伤。中方的损失是：直隶提督（从一品）史荣椿、大沽协副将（从二品）龙汝元以下36名将士阵亡。史家说战，谓“英将卜鲁士率兵舰再入大沽口，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英人不得已求如沪约。”·輦·輷·訛 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战斗骑兵与步兵基本未动，是大沽口炮台的炮兵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偷袭或突袭成功。王闿运《独行谣》一诗，涉及大沽口之战。“帝患群议淆，和战互从臾。赐酒祝战胜，圣心得窥觎。赫赫名王将，托之乡练夫。全胜不能武，公侯空守株。”王氏批评僧王胜之不武，原因即在僧王用了骗术。该诗注谓：“夷舟入，见陈兵，问之，曰：‘团练也。’‘欲战乎？’曰：‘本备他盗。’‘闻女僧王安在？’曰：‘不知也。’于是拔桩直入，伏炮起，击沉其二舶，损其二舶，其余十舶出口去，停东海岸半载，买马习陆战。”兵不厌诈，僧格林沁初守大沽口，即以诈术突袭得手。

不论如何定性，大沽口胜利都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列强最大的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欢庆。消息传到伦敦，朝野震动。而当咸丰帝与满朝文武沉醉于对中国军力的乐观估计中时，英国出于报复，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远征备战。

僧格林沁陶醉在大沽口的胜利中。他一生也不会认的账是：

大沽口的突袭战，至多是一次战术胜利；除了暴露中方的军事实力、显示中方的信义缺失外，这种战术胜利还导致了中国的战略颓势。

关于“信义”的话题，过去一直是受侵略一方最有权利对侵略一方施以严厉谴责的单方面话语。历史文献披露，事实并非如此。

叶名琛不守“信义”，已获证明。

耆英不守“信义”，以两面手法办夷务亦有铁证。

基于与清朝夷务大臣的来往经验，英国人不信任清政府的诸多承诺，这也是见于文案的。

就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君臣的言行为例，人们并不难发现愚弱者的狡猾善变，要“天”许半个，翻脸不认账。

例如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载垣至天津双港军营视察，当谈到上海修订关税谈判已经结束，今年洋人还要入京换约时，载垣吩咐：“假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仍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所为。”“悄悄击之”，就是突然袭击；“乡勇所为”，则是死不认账。两个多月后僧氏对英军实施突袭，原来是按朝廷秘密指示办的。

而那位主持签订了“天津条约”，又主持了上海关税修订的钦差大臣桂良，对“条约”的约束力也视同儿戏。天津签约时，桂良对咸丰皇帝说过如下“名言”：

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真凭实样，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尚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外交条约，当做戏言，这样的全权大使，有何“信义”可言？

如果再细究一番，桂良的主子咸丰皇帝也是缺失外交“信义”的。反反复复的言行太多了，所以这让英、法等国的洋人不敢信任。到了咸丰十年春天，英法联军大举报复的消息传到上海，为了上海一带的安宁，苏松太道吴煦私自与英国商人商谈，拟订停战条件。而一再与太平军交战，丢了常州又丢了苏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此时亦退保上海，出于借洋兵以抵抗太平军的功利目的，他也与英法方面接触。英法使臣照会何氏，若清廷事事遵行八年原约，当即罢兵。何桂清上奏朝廷，咸丰帝严加拒绝，不但不准谈判，而且将咸丰八年的天津订约全部赖帐。咸丰帝曰：

卜鲁士首先背约，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前此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如彼自知悔司，可于前议条约中，择道光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

这是咸丰皇帝的心里话。既惑于敌情，又昧于信义，自以为是，张大其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昏话。

咸丰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联军从广东北上，开始了复仇之旅。联军首领仍然是额尔金勋爵，同行者为法国全权代表格罗。他们带领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军舰119艘（其中法舰40艘），补给运输船126艘，一路攻占定海、大连、烟台，并以大连、烟台为前进基地，封锁渤海湾，对大沽口形成钳形包围态势。

经过临时增调，大沽、天津一线清军守卫部队已近30000人。攻守兵力对比，基本上为一比一。英法有坚船利炮，清方有炮台之固，虽在火力上英法联军占有优势，如果清方坚守还击，即不取胜，也可以较大地惩创来犯者，阻滞其进攻速度，赢得时间，或可扭转颓局。

不明敌情的咸丰皇帝梦想出现外交奇迹，所以他敕旨僧格林沁不得首先开战。这是一条愚蠢的命令。因为英法联军的战略设计就是进攻大沽口，以便直捣北京。他们没掖没藏，是向中国公开宣了战的。对于宣战之敌，言何宽宏？

僧格林沁接旨，果然坚持不放第一枪。对于一位将军、一位前敌统帅而言，刻板地执行君王旨意，忘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相宜大计，这又是愚蠢的。

结果，两个人的愚蠢，造成国家失败。

上一年的大沽口之胜与满朝赞誉，至今让僧格林沁陶然自得。他曾表白：“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 “何足惧”的豪言，又基于他一贯的成见：英人只善水（海）战，不善陆战。陆战乃我军之长，倚长击短，以逸待劳，诱敌登陆，一鼓而歼，岂不痛快！从战术的运用看，僧氏认为北塘虽为蓟运河河口，但南北皆系盐滩洼地，不易展开；越过盐滩，便是清军马队防地，壁垒森严，固若金汤，敌人断无可能由此绕击大沽口炮台后路。

北塘的炮台，始设于明代。近年，又有扩建，形成南北三台鼎足之势，费金百万巨。撤防消息传出，士民震动。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向僧格林沁密疏进言，极论撤防非计。僧氏不听。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郭嵩焘时在天津僧幕帮办军务，虽然他一直主张对夷人主抚不主剿，但战氛既起，骤撤防务，仍引起郭氏的关注。他曾向僧格林沁表示了不同看法，“为书数策，终不能用”。

北塘撤防的消息，首先被俄国人侦知。俄国专使伊格纳季耶夫不但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无防的情报，而且亲予引路，直抵北塘。

六月二日（7月18日），英法舰船驶入北塘河口侦察虚实。

六月十六日（8月1日），俄人引路，英法军舰三十多艘占据北塘。并以舰炮为动力，拔除清军在北塘河口设置的铁桩数百枚。此后十天之内，英法联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陆续在北塘以及至北塘南五公里的范围内，平静登陆。

六月二十七日（8月12日），登陆英法联军避开西面的盐滩和盐滩后的马队营，以北塘为依托，直击西南方向的新河清军。新河在大沽口西北、海河北岸，为大沽口后援阵地。这一招的老辣，旨在切断大沽口防军与京津大后方的联系，并实现英法联军海陆（东西）夹击大沽口的战术目标。新河之战，对僧格林沁、对清军而言，只能用惨烈二字形容之。与清军对阵的英法联军仅七百人，清军则铁骑三千。僧格林沁瞰其寡，意颇轻之，遂尽驱蒙古劲骑掩杀过去。七百人伪退，复转身，排成一字横阵，持枪静待，伺清骑兵进入射程，则举枪齐放。进攻者应声落马，几冲几退，三千精骑生还者仅仅七人！

这就是僧格林沁对不善陆战的夷人的陆战之绩。当日，新河失陷。英法联军沿河东下，于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攻克塘沽，彻底切断了大沽口守军与后方的联系。

七月七日（8月21日），联军对大沽口北岸炮台实行东西两面的水陆夹击。守台将佐为直隶提督（从一品）乐善。上一年，乐善突袭英船获胜。此次，腹背受敌，他沉着指挥兵士开炮还击。战一日，弹尽援绝，乐善与全台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隔着一条河，大沽口南炮台的僧格林沁爱莫能助。因为事先接到了咸丰皇帝敦促撤兵保命的密旨，又知势不可挽，这位原准备一死尽忠的王爷亦于当晚弃台遁走。南炮台遂告陷落。咸丰帝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活命第一，留得青山在，还怕日后无柴烧？

七月九日（8月23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

七月十日（8月24日），联军不战而据天津。

国门洞开，北京已无险可守。此后的通州保卫战，八里桥保卫战，安定门保卫战，虽然同仇敌忾，喊杀震天，但胜负已判，再无悬念。僧格林沁的表演，却不因大沽口失陷而逊色。插曲之一，便是僧格林沁与载垣胁持英使巴夏礼。

大沽口陷落后，咸丰帝惊惧万分，急派人与联军和谈。联军不予理会，复据天津，攻通州，直到可以眺望北京城堞时，才同意谈判。

清方的和谈代表是怡亲王载垣、理藩院尚书穆荫等，谈判地在通州城内天岳庙。

我们还须进行事后“设定”。设若载垣们真的有一丝常识判断，有一毫家国关注，坐下来，与对方谈判，至多是签订一个不主动、不对等、不气势、不让天朝大国引以为荣的条约而已。这样的条约，1842年、1858年不是都签过了吗？虱子多了不觉痒，大清国的君臣早已不以为意了。当时当地，谁都该明白：阻止联军闯入北京是外交斡旋的至大至重目标。这不是脸面问题，这是防止非常之变、防止大灾难的唯一可选。

事大责重，又是小人、蠢人们支错了招。

七月二十四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启动，向北京进军。八月二日（9月16日），联军抵通州。八月三日（9月17日），载垣等与英法代表和谈，并基本同意了对方的开价。八月四日（9月18日），英方代表巴夏礼一方面提出要向皇帝递交国书，且换约时要皇帝亲予接见，另一方面又抗议中国数万军队屯于通州与北京之间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因而不待条约签字，巴夏礼等即退出会场，返回军营。

谈判受挫，并不是谈判失败。

载垣与穆荫慌了，立即通知驻扎通州东南张家湾的僧格林沁，僧氏则立即作出快速反应，率部出动，在中途将英法使团拦住，且扣押巴夏礼以下39人，火速送北京拘押。

闻谈判代表被拘，额尔金大怒，当日即率联军先头部队四千多人强攻张家湾。僧氏挥军抵敌，不支，溃退，联军遂占通州。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军进逼北京最后一道防线八里桥。僧格林沁部与胜保部合兵过万，共同御敌。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但敌不住联军的快枪火炮。胜保负伤，僧氏败走，一千多蒙古骑兵血染沙场，联军则直薄北京城下。

战争已没有悬念了，剩下的是放人，和谈，签约，烧园。惹祸的皇帝在八月八日（9月22日）逃离北京，奔向热河；惹祸的载垣、穆荫等人也都加入了护驾的队列；同样惹祸的僧格林沁则在夺了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的光彩头衔后，戴罪统兵，防卫京师。和谈，这枚最烫手的热山芋传到了恭亲王奕訢手中。

圆明园烧了，《北京条约》签了，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新的条约给英、法列强带去更大的经济利益。

你可以批判“帝国主义”贪得无厌，但首先你也要承认是“封建主义”不断地引火烧身才加剧了中国的国家灾难。哪一步棋都可以言“和”，但天朝上国不屑言和、不容言和、不会言和，终于让列强赢得了所有的棋子，这才认输。

僧格林沁的宿命或许就叫“利器自伤”。他是清王朝的股肱大臣，正是这位一字并肩王一误再误国家大事；他是常胜将军，因胜而骄，故败于洋兵而死于土寇。回到将军与战争的本题，僧格林沁所有的丰功伟绩都是以牺牲将校士卒的生命为基本前提的。据美国人斯特林·西雷格夫统计，从北塘登陆至八里桥争夺，英法联军与清军凡五战，死亡仅二十人。僧格林沁的部众，至少死五千人！明明是一场屠杀，驱伍饮血，岂为仁者！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法军绕城而北，进入圆明园。次日，英军亦闯入园区。皇帝没抓到，却意外进入他的宝库。大抢十余日后，英军于九月五日（10月18日）在其专使额尔金授意下点起了第一把大火。火烧三日不熄，圆明园玉石皆焚。有人说是英法入侵者在向咸丰皇帝发泄仇恨，有人说是抢劫者在掩饰罪证。圆明园为康熙帝始建（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增益，因而它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兴修帑银两亿两。

园毁了，条约还要续签。条件更苛，赔款更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本书的关注焦点，虽为“尚武精神”的消长，但在追索这一目标时，作者总是惊异于每每在“尚武精神”垮塌之前，“国家智慧”早已解体。这也提醒世人，中国的强国梦不但要以焕发百姓的雄杰之气为前提，也应以培育治国者的上乘才智为根本——愚弱的首领，担负不了大国崛起的重任。

［注释］

① 吴相湘《明清宫廷实纪》。

② 《清史稿·叶名琛传》。

③⑧ 《清史稿·徐广缙传》。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31。

⑤ 总税务司编《中外条约协定汇编》第一卷P160。

⑥·輦·輵·訛 《清史稿·耆英传》。

⑦ 《清朝野史大观》之“粤人严禁洋人入城”条。

⑨⑩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56、P36。

第四篇：不能承受之“胜”

不能承受之“胜”

兵凶战危，胜负难料。既然面对战争，便要有胜负两手准备。雅话雅说，此之谓“胜不骄，败不馁”；俗话俗说，即是“赢得起，输得起”。

相反的心态是，只准备胜，不预防败；或只言胜谋，不言败状；或干脆连失败也当成胜利加以吹嘘。中国历史上，并不乏这样颠倒胜负的旧闻。由此引发的江湖慨叹是：一个虚弱的民族或政权无力承受失败，尽管失败是它必然的宿命。

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爆发的“中法战争”，意外地披露出另一种精神现象：即不相信胜局，进而拒绝胜利，胜利者竟至以失败者的姿态签订了屈辱的丧权条约。

怪事无奇不有，但这种怪法、奇法让人匪夷所思。“败”惯了，久“败”成自然，这让中国人“胜”不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就注录了失败的一页，四十年屡战屡败，以致战场之外，中国人完全消融了求胜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可能连这次中外较量造成的东南亚政治格局，也久已在重新洗牌中阵势大变，但是“历史教训”的老账，一直未曾被认真理清。这就潜伏着一种重犯历史错误的可能。

试问，还有比“不败求败”更愚蠢的吗？

还有比“可胜不胜”更孱弱的吗？

本篇意旨，并不固恋于镇南关、谅山的胜利。作者的关注点，似乎仍然脱离不了一个民族、一代生民所潜具的自强自救、求胜致胜的人性元素是否还存在着。

一、张佩纶与“不抵抗主义”

“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乃中方大败局。众口一词，咸曰张佩纶为战败责任人，故张氏已负百年之谴。

也有为张佩纶辩护者，如王闿运、林纾辈。他们认为在马尾之役中，张佩纶“见敌不走，气象伟异”，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战败夺职谪戍，可谓冤枉。①由于战争胜负易判，而战争当事人功过难判，所以即便在中法甲申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清朝士大夫已经慨叹“真是非”难明了。

其实，就“大是非”而论，张佩纶在马尾之战中的错误或罪责还是易于说清的。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又字绳庵、绳叔、绳斋，号蒉斋，直隶丰润人，故清人笔记中多称其为“张丰润”。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曾做过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之乱中卒于职。佩纶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以大考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其时，外侮亟累，国步维艰，佩纶屡上疏，言经国大政。如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于戒备，以杜日、俄之窥伺，如请建南北海防、设水师四镇以防法人图我等，皆不乏忧国之忧、洞事之明。而对于庸官俗吏，佩纶亦敢指斥纠弹，不避权要。故在以李鸿藻为精神领袖的“清流”一派中，张佩纶可谓佼佼者。或许因为他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合舆情，所以与陈宝琛、宝廷、邓承修，也有说与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等的，被时人誉为“翰林四谏”。②

光绪八年（1882），张佩纶被擢为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晋侍讲学士。光绪九年（1883），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十年（1884），中法间战争将起，“清流”诸君子为慈禧太后重用，分遣于抗敌前线，陈宝琛以侍讲学士为南洋会办，吴大澂以通政使为北洋会办，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这“会办”，即军事钦差大臣。

文人统军，谈何容易？老佛爷的“信任”，大有“试活”之意。空言易托，实事难为，尔等既然严以论政，苛以责人，娭家这次倒要看看尔等的本领！张佩纶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并未预料到极度的风光之后，往往会有极度的失落。三位“会办”，惟吴大澂无恙。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后降五级使用；张佩纶则因马尾战败而褫职充军。事后，谑者撰联曰：“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洋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充军。”③盖上联嘲张之洞，下联嘲陈宝琛、张佩纶。惟陈氏非“侯官”人，乃“闽县”人也。此为闲话，无庸细述。

张佩纶等人在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领“会办”之职。在京准备四十多天后，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三人即联袂出京，行至天津，拜会李鸿章。应李氏邀，视察北洋海军的海上打靶。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舰队护送三“会办”至海防要塞旅顺口，巡察炮台与船坞。翌日，乘舰转赴烟台，检阅北洋六“镇”舰艇；又于威海观看鱼雷施放。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张佩纶与张之洞登上福建方面前来迎接的“扬威”号军舰，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别了张之洞，张佩纶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达福建闽江口，并于当日，逆闽江八十公里水路直至马尾港。次日，进福州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共商闽省防务。畏于“会办”的钦差使命，福建的这几位军政大员均异口同声推张佩纶主持闽省防务大局。

这不是圈套，胜似圈套。张佩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竟欣然当起了龙头老大。合议分工，穆图善驻闽江口，何、张二督巡驻省城，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驻马尾港及船厂。如果从“分工”这一天（闰五月十二日、即7月4日）算起，至七月初三（8月23日）船厂被毁、舰队被灭为止，张佩纶坚守海防第一线的时间一共51天。在这51天里，张佩纶都干了些什么呢？

尽管妙笔生花，巧于言辩，张佩纶在他马尾战败自我表白的“奏报”中仍然列举不出具体有效的战略谋划与战术安排。

当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帝、后到军机大臣们，都还在迷信中法和谈，迷信美国调停，而且有正式军令诫勿生衅：“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④ 但这种命令的前提是对方“按兵不动”，敌人既已强兵压境，“动”到了闽江内港，“动”到了中方的海军禁地，若再坐以待毙，那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

战争爆发前，张佩纶满肚子委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忧敌而忧政”的慨叹。⑤ 但他忘了，这伙敌人，是他放入闽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设的。敌在咫尺，不思钳制，总想让千里万里之外的朝廷下发一条锦囊妙计，岂不大蠢大愚！作为前敌总指挥，张佩纶应该有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大目标，及化解边疆危机的能力，否则卷铺盖回家可也！遗憾的是张佩纶忘了他是“会办”，他是“钦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朝廷行使具体军权的人，哪儿还有理由临事不决，诿过他人？

马江战败后，张氏饰词不奏。朝臣闻之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为上奏曰：

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带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尔，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入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之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并非轮船起椗，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叠陈连舰之非，张佩纶又斥之。事急而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⑥

上述奏文，言之确确，将整个“会办”过程中张佩纶的所作所为一一揭露。我们只能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戴在这位御史大夫、翰林大人头上。

书生谈兵，麻木不通，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误一个王朝、丢一个附属国的连锁业绩。这是个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错误。我们说“不抵抗”，是就战争双方的对抗状态而言的。张佩纶则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说“自杀”，当然不准确。因为中国将士还是被法国人击杀的，但前提是张佩纶作为前敌统帅置自己的将士于“死地”，这与“自杀”何异？

就大环节说，上述批评基本未曾冤枉张佩纶，如果注意了一些“细节”的扫描，我们又会对这位张少帅给以有限度的理解或同情。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风光了好几日，但抵达马尾时，中法之间的外交形势大变，战氛突起，张佩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欲战不准、欲和无望、欲退无路、欲胜无策的两难之境。

不妨看一下历史事变的时刻表。

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张佩纶等人领受海疆“会办”之职。

前一日，即四月十三日（5月7日），法国谈判代表福禄诺（海军中校，法国“中国”海域分舰队旗舰“窝尔达”号舰长）抵达天津，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又称《天津条约》）。条约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退出越南，退回边界一方，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疆，且不向中国索偿兵费。而此时，张佩纶等人尚滞留京师，或许是“和平”的气氛让朝廷与这班大臣悠哉游哉。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张佩纶等人抵达旅顺口。同一日，越南观音桥事件爆发，中国驻军与提前催促中方撤军的法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打伤法国军人50多名。

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次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向法国中国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下令，务必拿下福州与基隆这两个港口作为战争赔款抵押。孤拔闻风而动，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口，进抵马尾附近搁浅。

张佩纶不可能知道“阿米林”号引来的战争是毁灭性的。虽然在法舰闯入闽江口当日，他便向军机处电告军情，但仍建议清政府“宜在津与约定，各船不入口，以免两疑”。⑦ 这一天，张佩纶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即放法舰进入闽江口。连带责任人为福州将军穆图善，因为十天前的防务分工，是由他把守闽江口的。

马尾港是中国的内港与军港。此港距闽江海口八十公里，两岸山峰陡立，层峦叠嶂，河道迂回，水流湍急；加之闽江口外岛屿与暗礁密布，更使马尾港险要天成，易守难攻。

在不违背“圣旨”，不影响中法谈判的前提下，张佩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法国军舰深入中国的军事禁区，他也有能力动用海军舰船或两岸炮台火力将已入闽江口的那一艘法国军舰驱逐出港。但他一无作为。既未对入侵之舰提出外交抗议，也未作驱逐安排，反而承认了法舰“游历”的合理合法性，并给以“最友好的款待”。⑧

在愚蠢的朝廷之外，又出了一个愚蠢的海防大臣。海防要“防”，张佩纶却是开门揖盗。法国人不用“木马”包装，就成功部署了“木马计”。所以当法国军舰成群结队游弋于马尾港内时，张佩纶向中央的一次次急电，一次次先发的筹划，只显现了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而已。因为“大被动”、“大劣势”都是由他的姑息主义造成的。

潘炳年指责张佩纶初到马尾便享受起了“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的官老爷清福，“竟未筹及防务”，这是一针见血、一箭中的的批评。历史留给张佩纶十天的“防务”准备，谁料他竟演起了空城计？

闰五月十三日（7月15日），孤拔率舰队（有军舰8艘，总排水量14000余吨）抵闽江口外，向张佩纶、何如璋提出须进入闽江马尾港区停泊。张佩纶只有外交忧虑而绝无防务意识，竟然允许了法方的要求，这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反常的、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据国际公法，兵船进入别国港口，不能超过两艘，停留也不准超过两个星期。而今，闽江口的海关大门，彻底敞开。放法国一个舰队进入，张佩纶又经过中央批准了吗？

你不能简单地谴责狼要吃人，谁让“人”先引狼入室的呢？

此后的二十多天，法舰时出时进，但集结的态势与日俱增。到了六月二十日（8月10日）前后，法舰集结于马尾港区及在闽江口外担负警戒任务的共有十二三艘。

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尾海战前的双方力量多有总结性披露。

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称：

到开战前，陆续驶入马尾港的法国舰只共有十艘：巡洋舰窝士达号、凯旋号、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士丹号；炮艇益士弼号、野猫号、蝮蛇号；此外，还有45、46号两艘水雷艇。福建海军停泊在港内的军舰有巡洋舰“扬威”号，炮舰“伏波”号、“艺新”号、“福星”号、“飞云”号、“济安”号、“振威”号，蚊子船“福胜”号、“建胜”号，运输舰“永保”号和“琛航”号，共11艘……法国舰队无论在舰船吨位、马力总数、舰炮火力以及装甲防护方面都超过福建海军。除两艘鱼雷艇缺乏统计资料，其余八艘军舰总吨位约14500吨，最大吨位4100多吨；总马力至少约12500匹左右（野猫号、蝮蛇号、益士弼号3艘炮艇在外）；火炮72门。福建海军舰船总吨位仅9800余吨，最大吨位也只有1560吨；总马力2000匹稍多；舰炮42门。不仅如此，福建海军装备的11艘军舰有9艘是福州船政局70年代初的产品，早已陈旧过时……装备各舰的火炮多是前膛炮，也没有防护铁板，不仅火力小，射速慢，而且也很容易被击毁。法国舰队装备的则都是后膛炮并有重甲防护。此外，法国舰队还装备了当时先进的鱼雷装置和机关炮，而福建海军没有机关炮也没有机关枪。⑨

据张佩纶奏报，法舰初入马尾港时，马尾港内的福建海军仅有三艘船（一巡洋舰、二蚊子船）。当他千方百计集中到了11艘舰船时，其实是在给法国人创造了一个一举歼灭我有生力量的“人赐”良机！

开门揖盗错了。

匆匆集结兵力于一港又错了！

集结兵力而又不敢先发，则错上加错。

历史事实证明：张佩纶是典型的军事外行。

问题是，在与敌方零距离接触中，弱小的一方能否靠突袭获胜呢？

仍然是当代学者给以希望性分析。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指出：

一个多月中，福州船政局从省内及浙江调集了10艘军舰，加上张之洞派来增援的“飞云”，闽江上共泊有11舰。在罗星塔以西与孤拔的“窝尔达”等6舰对峙的，是“福星”、“扬威”、“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8舰大致以单横队展开。另有3舰在闽江南岸，即“济安”、“飞云”、“振威”，监视着“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和“德斯丹”……就双方实力而论，悬殊并不大。尤其是在罗星塔以西水域，法舰吨位仅2694吨（不含雷艇），而中国军舰总吨位达6800余吨。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帆船、7艘载有鱼雷发射机的汽艇和若干装有杆雷的桨船，附近岸上还有7座新式炮台，为中国军队提供火力支援。孤拔舰队深入危地进行挑衅，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他把希望寄托在突然袭击上。⑩

姜氏这一分析更具体、更深刻，因而更易于引发后来人的责任性反思。如果防备了敌方的“突然袭击”，胜负之势，正未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