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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说来，孤拔亦并未“突然袭击”。他们是发了战书的。狡猾的是，他将战书发给福建总督何璟。何璟竟然误解了战书，致使他推迟一个时辰才向马尾方面传达备战命令，所以当法军升火发炮时，中方舰船一无所备。敌强我弱，束手挨打，岂有不败之理？

责任回到张佩纶，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和前敌总指挥，他其实也是在战书到来之前就接获了英国领事及法国侨民透露的战争消息，但他囿于外交照会未到而犹豫不决。各舰将士，在与敌方对峙四十多天后，身心均已疲惫。畏于张佩纶“不准无令自行起锚”·輥·輯·訛 及“不准先行开炮，违者或胜亦斩”訛的军令，也大都处在委靡状态。尤其不能让人谅解的是，张佩纶自始至终都向福建海军官兵隐瞒了敌人业已宣战、战火随时都将燃起的消息。

以吾愚见，福建海军的力量是被中国学者缩了水的。因为败了，要找原因；因为要批判封建皇权，要找例证；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了将失败者说得不堪一击。这儿仅说一舰——“扬武”号，让今人感知一下失败的可惜。

“扬武”号巡洋舰，250马力，排水量1393吨，员额200人，装备十一尊惠物沃斯炮（150磅一尊，70磅两尊，安于斯可兹铁架上；另八尊为70磅齐射弦炮），另外船头还装有两尊黄铜制造、且有来复线的荷威泽24磅炮。这艘军舰被外国海军将领称为“同一等级威力非常强大的船舰”。

假设这一艘巡洋舰先发制人，孤拔的旗舰“窝尔达”大抵逃不脱或沉没、或重伤的结局。但是，“扬武”不武，法军46号鱼雷艇的第一发鱼雷就击中了它。在搁浅的状态下，“扬武”号的尾炮依然重伤46号鱼雷艇。后来，是大火烽起，战舰沉没，沉没之前，“扬武”号向敌人发出最后一发炮弹，并升起龙旗……

中国海军不是不能战，是“圣旨”与“军令”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关于马尾海战的损失，张佩纶在奏报中有意作了压低：“七兵轮、两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烬。”其实，是全军覆没。张氏所奏“少受伤损”的“伏波”、“艺新”二舰，也先后沉于江底。对法方的损失，他又作了夸大：“焚一轮，坏一轮，沉一鱼雷。”战斗结束，法人仅沉一鱼雷艇！至于张佩纶托言“传闻异词”而宣扬的“孤拔受伤已死”、“鸟波管驾已死”、“法焚溺三百人”，那更是虚捏乌有，颠倒功罪的自饰之言。何谓文过饰非？张佩纶即为一例。惟一表示良知尚存的，是张佩纶没有埋没将士们的忠勇：“各船军士，用命致死，犹能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当然，这一惨烈的结局也还是张佩纶一手造成的。

马尾之战的经济损失或可估出（如150马力的“伏波”舰造价163000两白银，80马力的“福星”舰造价106000两白银，250马力的“扬武”舰造价为254000两白银，马尾船厂的造价及历史累计投入更是高达千万两白银），但它对中国人自力更生办海军的负面影响、对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破坏，则又不是数字能够表现的。

马尾之战留下的另一假定性悬念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抵抗主义”导致全军覆没，倘实行“抵抗主义”，胜算又有几何？

有一个终极性的结论是肯定的：决不至于“全军覆没”！回到光绪十年的历史时空，法国侵华军决然不是不可战胜的。在马尾，中国除舰小炮弱之外，主要的“缺项”是一位爱国的、尽职的、有勇有谋的“前敌统帅”。张佩纶乃夸口书生，何足道哉！

追溯到战场之外的政治博弈，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层层效忠（即欺骗）为安定系数的专制权力，其运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杰、吸纳奴才的。黄粱偃武，残喘苟安，一旦有事，征召无人，在每一次军事失利后，都掩藏着一种政治绝症。西太后的临危授命，错点钦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无人或肉食者鄙的严酷颓势。

张佩纶流放黑龙江，五年后刑满释放。因祸得福，被李鸿章选为东床快婿，且招为幕僚。张氏心里，有一份苍凉，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诗才、议政才、监察才，周流于江湖庙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误了清名。考究起来，他的性格残缺——得势膨胀，掌权混帐，则是他马尾覆舟的内因。

李鸿章在张佩纶处于人生低谷时，纳亲敬贤，表示了公开的肯定。考其前因，亦与马尾海战有关。海战前，即光绪十年四月，张、李之间曾有电稿往返，主要是张氏申请兵营月饷、军火费用及行馆经费，李氏公事公答。闰五月二十四日，张氏电告法军已有一轮闯港受损，以此为端，估计将有纷然杂至，据险索赔的可能。电文中，张氏希望李氏在天津与法人相约，禁止其船入口。李氏当日回电判断形势发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当不剧动手。能否派员以此义喻之闻？” 语义虽缓，但和平解决中法矛盾的意向则十分明白。这不能不影响张佩纶的前线决策。

闰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国人最后通牒期限将到的前一天，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道：“二十八日三点钟限期已满，法船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操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队。”

李氏的这通电报，等于借“领事”的口，下达了“不阻”法舰入港的命令。“公屯马尾非计”，超出个人关心，似已预见了马尾必有一战、必有一败、必有一险。

张佩纶虽身近士卒，驻节马尾，但面对失势被动之局——一不能封锁闽江口，二不能先发制敌，也只有空言“备战”，实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张氏在估计了抵抗无胜算的前景后，曾有放弃船厂，任敌暂据的撤退打算。这办法本来得了李氏允诺，不知为何竟未实行。

在被动的相持中拖了一个多月，张佩纶也冒出了想阻河击敌的念头。闻讯，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九日急电张佩纶道：“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

“不以决战为是”，为李鸿章最后表态。张佩纶遂于“祸在眉睫”时放弃了一切努力。待法人进攻的炮声响起，既炸毁了马尾港内的中国船舰及马尾船厂，又炸飞了李鸿章的和谈梦。张佩纶的罪责里，早已埋下了李鸿章的诱因。

张佩纶作为清流大吏，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炮声一响，将士殉身，张佩纶则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张逃到距马尾三十里的鼓山彭田乡，何逃至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帅逃将奔，一乱百乱，马尾的失败由水面扩大到陆地。战败有罪，逃逸有罪，张佩纶自知罪大难逃，所以在马尾海战次日电告军机大臣，表了一个颇为硬气的态度：“纶罪无可逭，请即奏闻逮治。”

或许是良知复萌，李鸿章向张佩纶伸出援手……但是他改变不了张佩纶的历史定位。惜哉！

张佩纶逝世，有人戏联相挽曰：“三品功名丢马尾，一生艳福仗蛾眉。”·輥·輵·訛 家国不两全，有得有失，谁也算不清爽！

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

刘永福，黑旗军，被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宣传为爱国主义的抗法英雄。在本质属性上确乎如此，但他们的战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确乎是夸大了的。

离乡背井，流窜境外，刘永福和他的战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与现行政权对立着，游离着，即使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与帝王、与国家的敌意或疏离感，仍然是无法排遣的。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史书亦称其钦州人。因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说。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自幼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于二十岁参加天地会起义，率众隶吴亚忠部，任旗头。因以七星黑旗为大纛，且与“太平军”有联络，故其部被人称为“黑旗军”，或“黑旗长毛”。驻军归顺州（今广西靖西），抗击清政府军。后战况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内。其时，粤人何均昌占据越南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胜保，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輥·輶·訛

历史将刘永福推向前台，并成就了他“爱国者”的业绩，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国人开市越南西贡，并垂涎全越。为达目的，法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欲以黄氏数万“黄旗军”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将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越南国王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一战而斩安邺。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和谈。议和成，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但刘永福的根据地，仍然选在保胜。

中国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随之产生。刘永福的对立面是越南驸马黄佐炎，他以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内外。对于刘永福剿灭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劳，多匿而不报。有鉴于此，刘永福出师抗法时，亦负固自雄，六调不至，完全是一付独立王国、占山为寇的老脾气。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悬十万金取保胜州。在这种压力下，刘永福坐不稳山大王了，于是向越王请战。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唐氏在越南保胜州见刘永福，自陈三策，让刘永福选择。

三策分别为：越南为法国逼迫，危在旦夕，诚能据保胜而传檄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刘永福还算清醒，他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事闻，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入赀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用的仍是老战术，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輦·輳·訛 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

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

在一年又五个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可圈可点的胜利是由刘铭传（在台湾）、刘秉璋（在浙江）、冯子材（在中越边界）等人创造的。看看战争形势图，从东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面新月形盾牌，挡住了入侵者的矛头。

如果从“战略”、“战术”的关系上推求，除张佩纶防守的马尾这一个“点”上战术谬误而造成漏洞外，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千里海防、陆防基本维持稳定。这一“战略”稳定局面是由若干个“战术”点的稳定支撑起来的。所以，重温中法战争史，不能不唤起人们对“战术”问题的关注。

史册昭昭，毋庸细述，本节仅从故实中抽绎出几条“战术”线索，供后生军人临阵借鉴，活学活用，或可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也做一番刘铭传、冯子材样的功业。

先看台湾战场。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下旬（当7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完成了对福建马尾港的全面封锁。六月十三日（8月3日），该舰队分出三舰，由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起锚东进，次日抵达基隆港外，与早在两周前至此的另一舰军舰会合。当日下午，利士比向中国基隆守军发出劝降书，中方不予理睬。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因为中方炮火射程短，威力小，故在对射击中占不到丝毫主动。炮台被毁，守军后撤。上任仅二十天的台湾巡抚、军务督办刘铭传鉴于台湾无海军、不能与敌海战，遂命守军让出海滩，退到山后，拦截登陆之敌。这一招很有效。阻击战坚持到六月十六日（8月6日）下午，法军登陆部队在刘铭传部署的三面包围中丢弃枪支帐篷溃回军舰。

这是一次基隆保卫战。其“战术”要点是：避敌之锋，以退为攻，将“海战”转化为“陆战”。其“战术”目标是：弃炮台，保城市。基隆为台北门户，基隆不失，则台北安全。

对这次战役，王树枬《刘铭传传》有生动记述：

（铭传）行抵基隆，巡视炮台，仅存五炮，不能军。居七日，法来犯基隆，台立碎。基隆南距省治台北府六十里，而狮球岭横亘万山之中，法既毁台，乃更筑坚垒，置巨炮。铭传移军基隆山后，晓乘大雾，选骁将，率精卒百人，潜入垒旁空屋，出其不意，猝以炮击垒，近陴者半死伤；别以镇兵出儳道，超敌后，鼓噪薄之。敌惊溃，争赴舟，多堕水死。·輦·輶·訛

第二次基隆之战发生在近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此时，马尾之战早已结束，法国舰队在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胜态势下，大举进攻台湾。这次，法舰分为两个战斗编队。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孤拔率八舰进攻基隆。淡水在台北西北30公里，基隆在台北东北30公里，分别是台北的两个海上门户，哪个有失，都将危及台湾首府台北的安全。面对强敌，刘铭传不得不激扬起他的“战术”智慧。鉴于六月间敌人进攻的方向是基隆港，所以敌人第一次退却后，刘铭传即将台湾防军主力部队9个营部署于基隆一线，而在淡水，虽守军不如基隆多，但防守屏障与炮台工事均得对加强。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舰炮轰基隆防地狮球岭，并组织抢滩登陆。清军奋力抵抗，交战一日，敌不得进，我不敢退。此时，淡水方向告急。刘铭传权衡轻重，当机立断，除留300人坚守狮球岭外，全线撤出基隆，连夜转移于淡水防地。他的考虑是：淡水与台北，有淡水河相连，淡水有失，敌人极易水陆并进，侵占台北；而基隆与台北间，多山多阻，放弃基隆，诱敌深入，则易于组织狙击与侧击。

战斗进展果如刘铭传预料。进攻基隆法军在占领基隆后，一无所获（存煤被毁，挖煤机械已转移），又无力推进。进犯淡水的法军从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强攻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则以牺牲巨大、寸步难行而撤退。孤拔承认：“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战后法方统计，此次进攻淡水，法军死亡9人，失踪8人，负伤49人。刘铭传的奏折则称：“馘首级二十五颗，内有兵酋二名。枪毙约三百名。”总之，法方攻而不克，中方守而不失，胜负之势，固已判明。

基隆与淡水的守卫战，两个战场，一个战术思路，即：在易守处，诱敌上岸，使敌人强势变弱势；在难守处，合力固守，使己方弱兵变强兵。强弱逆势，孤拔氏的“双管齐下”被刘铭传的“一掌开山”遏制了。

归纳两次基隆保卫战、一次淡水保卫战的战术精髓，刘铭传善于将“海战”转化为“陆战”的临场发挥是制胜之窍。有计划后退，退到敌舰的炮火射程之外，迫使敌人弃长用短，进行轻武器较量与士气较量。加之刘铭传驭兵以德，人人效命，故能抗强敌，守疆土，建大功。

从个人魅力上看，刘铭传宝刀不老，猛志长存，身先士卒，不避凶险，也大大鼓舞了全军斗志。“铭传每当阵一呼，将士皆奋跃致死。法人既三犯沪尾不得志，月眉山之战，将士忍饥冒雨，誓死拒，营将跣足往来督战，无不一当百。法人亦惊慑，自此不敢轻。”·輦·輷·訛

再看浙江战场。

在台湾没讨到便宜，孤拔一方面对台湾岛进行舰队封锁，一方面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开始对浙江镇海加以骚扰。

说“骚扰”，近乎“宣传语”。实际的情况是：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出由五艘军舰组成的南洋分舰队于1885年1月中旬出吴淞口南下援闽，这等于在战略上威胁了封锁台湾的法国海军的侧背。为了战略主动，孤拔遂从台湾战场抽调军舰，亲自率领，来与中国海军决战。中国海军五舰遇敌而退，法舰乘势追北。后，中国海军二舰被击沉（一舰负伤自沉，一舰未伤自沉），另三舰躲入浙江镇海口外，这便造成了引狼入室的态势。三舰乘隙逃逸，孤拔开炮问罪，故有攻打镇海之举。

镇海为浙东海防重镇，宁波门户，有甬江上达宁波。镇海若失，则浙东不稳。鉴于上年马尾之败，浙巡刘秉璋亲临镇海部署，并檄令宁绍台道薛福成综理营务。刘秉璋的“战术”要点是：

其一，购买桩木，以机器排钉甬江江口，作阻兵之计。木桩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自南岸至北岸，横立二十二丛；自内及外，亦立十余丛。丛与丛间，为防止敌舰闯入，又购买海船三四十艘，装满石块，沉于其间。为了利于商船进出，于木桩中间特留一口门，宽二十丈。在口门内，预置大船五艘，以备敌舰闯攻时再沉船堵口。木桩之外，又沉放水雷六排，每排八枚。江口两侧滩头阵地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又设置长墙卡门，门外各埋地雷。这一系列的战备举措，均意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免遭兵临城下这厄。

其二，加强镇海口外炮台的兵防战备。镇海甬江口外，北为招宝山，南为金鸡山，皆建有永久炮台。战前，刘秉璋命浙江提督欧阳见利率三千五百人驻守金鸡山，并指挥此山的“天然”、“自然”炮台，命记名提督杨岐珍率二千五百人驻守招宝山；命守备吴杰专职指挥招宝山威远炮台、金鸡山靖远炮台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又命游击钱宝兴率三千五百人驻守梅墟，作为后应。因为中法双方已经公开宣战，所以炮台守军只要发现是法舰，即可开炮轰击，这便保证了战场的战术主动权时刻在我。

其三，主动拆除镇海口外七里屿虎蹲山等处的灯塔、标杆、浮筒，以迷敌舰之路。又以高价聘用洋人领港员，敛船入口，防止他们为法国军舰领港。甚至与长驻上海的外国领港员洽谈，许以重金，促其拒绝为法舰引水。

上述三项措施，都是吸取了马江之败的教训想出的，虽然有些笨，有些劳民伤财，却真的起到了御敌作用。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十五日（3月1日），孤拔率四舰逼临镇海。法舰炮轰招宝山，守将周茂训当即开炮还击，至使敌舰受伤而还。正月十七日（3月3日），法舰再犯招宝山，守备吴杰亲自开炮，弹中敌舰之尾。次日夜，法军趁风雨乘小船偷袭南岸炮台，副将贵金组命营勇屏息以待，及近突发，击沉二船，毙敌多人，敌退。正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3月13、14日），法舰遥对诸炮台开炮，炮台还击，敌不得进。

当时，法舰炮火远胜中国炮台，之所以没有对炮台守军造成在的伤害，刘秉璋的另一项部署起了作用。原来，中方炮台多用砖石砌筑，敌方的开花炮打来，弹片与石块横飞，伤害防不胜防。战前，巡臣命各炮台于砖石之外，加覆厚厚的“三合土”挡墙，敌方弹重虽二三百磅，插入“三合土”后，爆炸威力大减，故守兵伤亡极小。

小说家们，则哄传孤拔即受伤于镇海之役，不久死去。·輧·輯·訛 这或许仅是时间的巧合，孤拔镇海战后三个月死于疾病；或许是吴杰的一炮，或王立堂的奇袭，伤病交加，才断送了那位法国将军的卿卿性命。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将军孤拔确确死于他侵华的战斗岗位。

三看中越边界之役。

中国近代史典籍，述中越边界抗法胜利事最详。故本节文字并不准备详上加详地复述历史光荣。我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是“战术”总结。

在冯子材被委以佐广西边外军事一职前，中越边界上的战争形势是法胜中败，或法强中弱。这与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消极退避有关。法军连战皆胜，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九（2月23日），法军占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这是他们的胜利顶点。

当冯子材、苏元春、王孝祺、王德榜诸军云集镇南关附近准备反攻时，法国人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即弃险不据，匆匆退到镇南关南三十里的文渊城，重新设防据守。胜利而退兵，其实是“示人以弱”，在法国人心里，或许有一种因后续部队未至而不敢碰硬的恐惧。

冯子材率军重占镇南关后，复推进十里，在关前隘口小南关连接东西两岭筑一高墙，墙前掘深壕，两岭筑炮台，作凭险坚守之状。这是十分正确的战术选择。镇南关已经失守一次，且法军撤退前又加破坏，故雄关不雄，短时间已不能恢复金城汤池之险。如今，在关前险隘筑墙掘堑，以镇南关为依托，便有了后方纵深，既易于守，又易于退。

冯子材的战斗部署是：他率自己招募的“萃军”十营（一说十八营）驻守长墙及东、西两岭炮台，与“萃军”并肩守卫、成掎角之势的是右江镇总兵王孝祺率领的三千“勤军”；署广西提督苏元春率“毅军”屯隘口侧后幕府，以作呼应；命权广西提督王德榜率“定边军”屯镇南关东三十里之油隘，乘间出击，袭抄法军后路。这样的部署，可谓攻守兼备。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五（3月21日），冯子材先发制人，突袭文渊城法军，小胜后，迅即退回长墙一线以逸待劳，诱敌上钩。

二月初七（3月23日），法军从文渊出发，兵分三路，向隘口长墙及东、西二岭炮台发起强攻。从人数上看，中国四路守军约是法军的两倍；从武器装备上看，法炮法枪火力威猛，又远非中国军队可比。战斗打响，法军仗火力支援，抢占先机，竟然一举攻下东岭三座炮台，大有居高临下，以石击卵的架势。中国守军形势严峻。激战两天两夜，中国守军失而复得，于二月初九（3月25日）全线出击，将法军彻底击溃。此役中国军队歼灭法军千人以上。冯子材乘胜追击，战斗八日夜，追奔二百里，连续光复文渊、谅山、谷松、威坡、长庆、船头等地，又攻郎甲、袭北守，大有一举下北圻、复东京之势。就在一派大好形势下，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下令停战。

分析镇南关大捷的战术要素，有如下三点可供后人借鉴。

一为将士一心，斗志顽强。冯子材以七十高龄，“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輧·輰·訛可以视为卫国典型。整个战役，将军无却阵者，兵士无逃逸者，上下同欲，何战不胜？

二为互相支援，诸军协力。王孝祺反攻东岭，以少击众；苏元春及时驰援，扭转战局，这都是制胜因素。

三为断敌后路，击其援兵。王德榜军从油隘出发，夹击犯我长墙之法军，又回击法国援军，这是胜利的保障因素。

一万多人的法国军团全线溃败。“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

后世史家，从“战略”上分析，谓法军在越南北圻不久又集以重兵，中国军队若乘胜追击，在拉长战线后，恐难再胜。这无疑是有“战略”目光的。但镇南关、谅山的“战术”胜利，毕竟也会让法国入侵者三思而后动，改变他们原初的“战略”。

这一节文字，回顾了三个战场的战术展开，以史为证，表明只要将帅不懦、不傻，中国的士兵皆堪一战。

镇南关胜而求和，已被国人诟病百年。这是不易辨析的功过。就当时国力、军力而言，中国虽大，仍与法国不在同一水准线上。明乎此，做强人民，做强军队，做强国家，才是先于胜利的经国大业。

［注释］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八。

② 《清史稿·张佩纶传》。

③ 《凌霄一士随笔》原十二卷十期。

④ 《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P416。

⑤ 张佩纶《致安圃侄》，《涧于集·书牍》卷三P55。

⑥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清末实录》P25-P27。

⑦ 《会办闽防张学士来电》，《李鸿章全集》第九册P5116。

⑧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P26。

⑨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122-P123。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181。

第五篇：戳穿“纸糊的老虎”

戳穿“纸糊的老虎”

“纸老虎”一词，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流行颇广，大抵是源于毛泽东对斯特朗的谈话。在那次谈话里，毛称他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或许有一种“钦定”的意味，中国人在不开放的自闭中，真的相信了敌人都是虚弱的。

将自己个人、或自己的国家比做“纸老虎”，则是李鸿章的自我调侃。晚岁，总结一生历事心得，李氏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会。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①

凭着这坦率的自白，李鸿章便当得起“政治家”的赞誉。“纸糊的老虎”，可以指那位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可以指那个声言变革却仍沉迷祖宗旧制的大清帝国。品一品李氏的夫子自道，读者是否会引发一丝对家事、国事的反思呢？

本章还是旧事重提，说的是甲午战争。

一百一十多年的冷却，忧国的热忱早已凝固为冰。我辈超然，谁还为，故国伤怀？笔墨淡淡，不过是想描画一番“纸老虎”的真相而已。

一、“步枪”挑战“巡洋舰”的悲剧成因

2001年5月31日，中国当代传媒竞相报道了一则颇有爱国含金量的国际消息：《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②

有些消息无法证实。如说沉船载有8800万美元（约合1100亿韩元）的财宝等。

但基本的讯息是确切的：高升号沉船位于朝鲜西海岸距仁川市蔚岛南面2公里处20米深的海底。2001的5月初韩方开始打捞作业，当月底即寻到沉船遗物：六枚银币、七双金银筷子，还有七具中国军人的遗骨……

韩国人，无意中帮助中国人打捞起一段遗忘的历史。

沉睡百年，沉默百年。

因为无名，高升号上这八百多名中国军人为国捐躯的故事基本上不被中国百姓知情。

如今，经过百年销熔，竟然还有百分之一的烈士遗骨不甘毁弃。我猜想，是否那精诚之气，郁结难散，才护持着这七具白骨，重见天日，向故国后人显现一些超越生命的启迪呢？

信奉唯物主义的读者，或许要嗤笑在下为有神论者，其实，在下倒是希望有“神”，只是这“神”无须供奉在“神社”里作仪式性“参拜”而已；它应供在中国人心里，让国人残存一些本有的神性，或萌生一些应有的神性。

倘若你因为固持“信仰”而拒绝“神性”，面对高升号上的先烈遗骸，你的“人性”是否因重温历史而发生一丝震颤呢？

不麻木者，吾将引为同志。

应该感谢韩国人的水下打捞。虽然高升号断乎难以再“高升”，但高升号的故事分明浮出了水面——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正月十日（2月15日），朝鲜全罗道古埠县爆发东学党（道）联合农民而起的动乱，形势失控，王京汉城危殆。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求救，请求派兵支援。五月三日（6月6日），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受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陆军1500人东渡朝鲜，五月九日（6月12日）进驻汉城西南75公里的滨海小城牙山县。

从朝鲜西海岸的战略要地、汉城门户仁川登陆，中国援军为什么弃险不守，反而转驻地属偏区的牙山县呢？罗尔纲《淮军志》有一简明陈述曰：

牙山县在朝鲜王京（汉城）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出口。仁川澳为王京门户，群岛罗列，从澳左转入汉江口，即达王京。汉江口南迤东为仁川埠，各国商贾所萃。从仁川南行稍西，历南阳，循广德而至牙山县，值沔口津白石浦，乃仁川全澳的东南角，地本偏区。时朝鲜农民起义军在全罗，淮军以救援赴韩，故自仁川登岸，即趋驻牙山，以就南道为经公州（朝鲜忠清道首府），赴全州，军行稍便，不争汉江门户，没有防备到日本借此挑起战争的。③

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时，即据1885年《天津条约》第三款之规定，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说明此次出兵是应了朝鲜政府之求，依照的是“保护属邦旧例”，并保证“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④

日本政府久欲控制朝鲜，苦无借口。而今，朝鲜内乱，中国出兵，正好给他们侵朝提供机会。其实，在中国宣布出兵的前一天，即五月二日（6月5日），日本政府就召开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对中国宣战。当天，指挥这次战争的参谋本部“大本营”成立；经天皇批准，驻守广岛的第五师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赴朝鲜。就在中国援军抵达牙山时，日军先遣部队也在仁川登陆。

五月十三日（6月16日），仁川登陆日军已达七千人。到五月二十三日（6月26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发布“第一次绝交书”时，在朝日军已达一万多人，是中国援军数量的七倍，而且控制了汉城周边及汉城至仁川一线的战略要地。

中国援军困守牙山一隅。前，无须进——因为闻中国援军登陆，全罗造反者已如鸟兽散；后，无所退——仁川被日军扼守，再夺仁川力不能及。

中国政府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从朝鲜撤军，放弃宗主国的尊严与权利；要么救援孤军，增兵朝鲜，在境外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日本人则惟恐天下不乱。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第二次绝交书”。

六月十八日（7月2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岛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敦促朝方将中国军队赶出朝鲜，并限两日内答复。

更远大的战略目标似乎尚未确定，但清政府已将解救牙山守军视做当务之急。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爱仁”号载记名提督衔总兵江自康所率仁字营及北塘护军共1150人由大沽口启程，渡海赴牙山。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清晨，部队平安抵牙山。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另一艘受雇英国商船“飞鲸”号载北塘护军700人由大沽启程东渡，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午后船抵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第三艘受雇英国商船“高升”号载淮军仁字营帮办高继善、营官骆佩德及吴炳文所率两营1100多名官兵由大沽起航，驶往牙山。这一船中国官兵谁也料不到他们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之路。

陆军，在交战的背景下乘坐运输船跨海出征，本身就存在风险。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然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雇用英国商船运兵，就是想借助英国“中立国”的掩护。此外，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他又命北洋海军派军舰护航。受命参加此次护航的为巡洋舰“济远”号、小型巡洋舰“广乙”号和练习舰“威远”号。

客观形势或许是运兵船与护航舰并不在同一个港口（运兵船发于大沽，护航舰发于威海），主观理念却已呈现了三心二意，因而当“爱仁”、“飞鲸”、“高升”三船次第东渡时，六月二十日（7月22日）由威海起锚的护航舰队并未在海上与它们会齐，更未曾编队随护，而是先行驶抵牙山。“护航”一说，完全落空。所幸的是，“爱仁”号、“飞鲸”号一路平安，没有撞上日舰。而最后出发的“高升”号，恰恰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遭遇了“丰岛海战”的劫难。

在此，我们不准备详细复述“丰岛海战”的经过。但残存的历史记忆毕竟留下最简单的刺激：其一，日本人不宣而战，打响了第一炮；其二，日本舰队在吨位与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由于日方占绝对优势，再加突然袭击，中方败绩，势属必然。结果是：“济远”号负伤，撤出战斗；“广乙”号负伤搁浅，官兵焚舰登岸。两舰阵亡四五十人，伤八十余人。

就在“丰岛海战”炮声隆隆的时候，“高升”号商船与“操江”号炮舰驶入战区。虽然“济远”舰向两船发出了“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语，但“高升”号的英国船长高惠悌及临时搭乘此船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在事后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及“济远”号发信号的事。“操江”舰显然接到了信号，于是减速、调头，力图向回驶去。这时，赤日高悬，已到了上午九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