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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日本军舰——“浪速”号，已经插入到“高升”号与“操江”号之间。“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坚信自己的船是英国船，又高挂英国国旗，故足以让它免受一切敌对行动的威胁。他命令“高升”号按原航线向牙山方向前进。

日旗舰“吉野”号向“浪速”舰发出信号，命令它“将商船（高升）带赴本队”。“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便指挥该舰向“高升”号冲过去，并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号缓缓停下。船上的中国士兵虽然不懂旗语，但从“浪速”号的阵阵空炮声中已经感受到威胁迫近。军人临危，奋然而起，几乎不用通知，各层各仓的士兵纷纷拿起武器。这时，时针指在九时十五分上。

“浪速”号驶至“高升”号一侧，并将大炮对准了“高升”号。

“高升”号停下了。一艘小艇载着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一行人登船检查。“高升”号船长高惠悌提醒日本人注意，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且毫无作战能力。但日本人不予理睬，强行提出“高升”号要跟随“浪速”号。高惠悌表示：“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⑥

人见一行返回“浪速”号。“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出起锚命令。

就在高惠悌将要发出起锚令时，船上的中国官兵知道了交涉的结果。“高升”号跟随“浪速”号，也就是甘当战俘，坐以待毙啊！中国军人恢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战斗意志，“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⑦ 这几乎成了所有官兵的心愿。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这支部队的首长高善继、骆佩德、与吴炳文等人的态度。

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人。本来，他是个文官，由附生，举孝廉方正，朝考罢，署任教职，先后任弋阳县训导、赣州府学教授，又调南安府教授。光绪十四年（1888）受荐参加会试，不第，便愤而弃文习武，投奔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做起了军官。这次出兵援朝，他的正式职务为“帮办”。这个“帮办”具有统领并协调两营淮军的职权。所以，危机当前，营官骆佩德与吴炳文齐来咨询他的意见。高善继初见日本人以旗语招降，便已表示了坚不为诱的立场；后从二人口中知道了英国船长的态度，更加忿恨。随即传令全船士兵，紧急行动，备战日舰。

在高善继的指挥下，“高升”号上高高地升起了备战的红旗。以商船挡军舰，以步枪对舰炮，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对抗，但大敌当前，国格为重，大清国的淮勇练卒终于张扬了不屈的魂魄。

迫于中国官兵的压力，高惠悌再次向“浪速”号发出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速派人再行商谈。第二次乘坐小艇登上“高升”号的，仍然是人见善五郎。但会见日本人的，除高惠悌，还有担任翻译的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倒也公正而雄辩，他首先对人见说：“船主已失去了自由，不能服从你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时期。”高惠悌又重申：“高升”号出发前，中日并未发生战争。按照国际法规定，是不能拘捕的，应当允许“高升”号返回大沽而不能视为俘虏。⑧

人见大尉返回“浪速”号回报给舰长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此时还是一位校级军官，或是升官心切，或是残忍成性，得悉情况后即断言：“清兵有意与我为敌，炮击破坏该船！”即刻，“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请求日方派船迎接，但“浪速”号不予理睬，并快速迫近“高升”号船体。当驶至距“高升”号150米时，“浪速”号桅顶升起了红色号旗，这是施放鱼雷的信号。第一发鱼雷窜入水中，所幸没有击中。东乡见鱼雷放空，一怒之下，遂命令右舷的五门大炮、排炮一齐向“高升”号猛轰。就在日本人的排炮响起的同时，“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也向敌舰发起了步枪齐射。

炮与枪，威力悬殊百倍。持枪者，前仆后继，浴血而战。在日舰右舷炮的两次轰击后，“高升”号开始倾斜。即在此刻，“高升”号上的反击仍未停息。船舱进水了！水势喷涌。兵士们争劝高善继先登救生艇。高善继奋然大呼：“吾辈自请杀敌，而临难即避，纵归，何面目见人？且吾世受国恩，今日之事，一死而已。”骆佩德闻言，亦大呼：“君不畏死，吾岂忍独生？”⑨

枪炮对战半小时后，“高升”号沉没，时间为下午一时三十分。

高善继、骆佩德、吴炳文等皆溺水牺牲。

而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士却驾着小艇，纵横海上，射杀毫无抵抗能力的落水者。

战后，日舰驶离。法国军舰“利安门”号从“高升”号的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出2人；英国军舰“播布斯”号救出87人；德国军舰“伊利达斯”号从附近海岛救回112人。救出总数为244人。⑩ 其余八百多人全部牺牲。·輥·輯·訛

丰岛海战，日本海军胜了。除前文披露的是强舰对弱舰的胜利外，又是战舰对商船的胜利、大炮对步枪的胜利。这就是日本式的光荣！

丰岛海面，归于平静。此后的岁月，谁也不能从这平静里嗅出血腥与残忍，谁也未曾重新感受壮烈与悲情。平静的水面下卧着“高升”号的残骸，也葬着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的报国愿、杀敌情。

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牺牲了，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影响很小很小。至多有八百多对父母怀有丧子之痛，八百多个妻子怀有丧夫之悲，局外的亿万庶众，何改损人利己？何改醉生梦死？

“高升”号的沉没除增加了中国近代史一页失败的记录外，毕竟还清晰地显示着中国军人的“军魂”未泯。高善继弃文从武、牺牲疆场如果为一个案，那么一千一百多名官兵的持枪反击与八百多名英烈的为国捐躯、则毫不含糊地表现了军队的群体斗志仍然雄杰。缩成一句俗话：这兵，还能打仗。

回叙到这儿，歌颂爱国主义的使命在下已经完成。图穷而匕首见！本节的“匕首”除了向“外”要指向残杀我中华同胞的东乡平八郎这一伙日本军人，向“内”，主要想解剖一下是谁将中国陆军官兵送入死海。

有人估计本书要在这里批判方伯谦。错了！前文已经隐约瞄到这位“济远”舰长的护航之责，考虑下文还要给他算“小账”，所以暂且放过。

“高升”号八百英烈的悲剧，是大清国最高当局战略失误所致。简单表述：错在“守”牙山，错在“援”牙山。

先说“守”之错。中国军队驻守牙山，是“高升”号沉没前四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訛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輥·輱·訛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复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 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奇”字营、唐仁廉之“仁”字营、李昭庆之“忠朴”营、戴宗骞之“绥巩”军等等。

从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淮军都是中国重镇、雄关、边隘、海防的主要力量。

朝鲜有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可用军队便是淮军。这即是上一节提到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淮军。在国内，叶志超、聂士成都是常胜将军。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小同乡。入淮军，从小卒子干起，在刘铭传部一级级往上爬，靠的仅是轻伤拼命，重伤不下火线。捻乱平，积功升任总兵。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做了“从一品”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叶志超革命意志不衰退，似乎还是很能打硬仗的。如光绪十八年（1892）热河教匪李国珍倡乱，叶志超率军征剿，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下长皋围，攻乌丹城，一路连捷，仍然保持着平捻的气势。·輥·輵·訛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副将。东捻平，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在中法战争中曾渡海援台。还师后，统“庆”军驻旅顺，又调统芦台诸军，晋头品秩，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輥·輶·訛

叶、聂二人，均为淮军中的佼佼者。派他们联手东渡援朝，李鸿章应该说胜券在握了。但日本人在兵力上占着优势。这两位长胜将军能否利用他们的战争韬略、战争勇气，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另一次战争荣耀呢？

答案让人失望。

先说牙山之战争。加上两船的增援部队，叶、聂麾下的牙山守军已有三千三百多人。总体上虽弱于日本侵朝军，但在局部上，三千劲旅，仍是虎狼之师。

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道：“海道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聂士成所说的公州，在牙山东南。而在公州北面、牙山东北五十里，尚有一险要之处，名成欢驿，为公州门户。二人商定，由聂士成率五营兵力驻守成欢，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公州。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聂部在成欢布防完成，次日，日军即分两路大举进犯。一路从下面大道，一路从东面迂回，侧击聂军右路。聂部先设伏击敌，杀伤不少。后因日军占领成欢东北山头，炮击淮军各垒，故聂部不支，向公州退却。成欢虽失，聂部却也表现了顽强斗志。尤其是武备学堂学生军的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诸人，英勇杀敌，誓不后退，全部力尽而牺牲于异国他乡。作为统帅，聂士成虽处险境，倒也从容镇定。撤退途中遇日本伏兵，又加迷路，众军惊恐，面无人色。聂士成见两鹤立于山头，遂对众人说：“彼处无伏兵，可以突围。”

待聂士成率军退到公州时，叶志超听到前方不利，早已弃城遁走。聂士成无奈，知牙山不可去，故绕走朝鲜东部山区，北上平壤，追赶叶志超军。

叶志超不战而弃公州，做了一次逃跑将军。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叶部至平壤。二日后，聂部亦至平壤。

从牙山至平壤，绕行一千五百多里，历时近一个月，叶志超、聂士成经历了一次境外“小长征”。公正地说，敌强我弱，战略转移或战略撤退都是可行的。况且，他们选择的战略目的地是朝鲜旧京平壤，放弃新京，占据旧京，这在精神上也算与日本人打成“平手”。问题是，叶志超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将狼狈的逃遁铺张成“抗日”胜利，吹嘘“成欢一役，杀伤相当”。事闻于朝，李鸿章大喜，嘉奖叶氏，并赏银两万两犒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上谕下，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四路驻军的“总统”。加官晋爵的“圣旨”是这么表述的：

总署来电，奉旨现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钦此。

出于礼数，或者出于自知，叶志超接到任命后确曾复电力辞曰：“惟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但朝廷还是根据他牙山突围报告，认为他“孤军御敌，冒险突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

叶志超铺张军功，惟一可以称说的善念便是他并没有埋没聂士成部的战功。这则勉强告慰成欢保卫战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官弁勇丁了。

朝廷说平壤驻军“较多”，是确实的。这支联军包括叶志超部六营二千人左右，卫汝贵部十三营六千余人，上十九营为淮军；另有左宝贵部奉军六营三千五百人，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六营一千五百人，马玉昆部毅军四营二千人，这十六营皆非淮军体系。淮军与杂牌军相比，理所当然是这支部队的主力。统帅这三十五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支大军，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一决雌雄。更何况平壤城依山带河，城垣绵亘，固若金汤呢？

据罗尔纲《淮军志》勾勒，平壤实为大同江边的铁城雄关。大同江自东北流向西南，正好流过平壤的东门长庆门和东南门大同门，以江为池，天然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城墙南北绵延十余里，另四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西为七星门，西南为静海门）分别与大道相接。尤其是玄武门，跨城北牡丹台山而筑，由于该山与城墙相连，便自然成为居高临下的防御要塞。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平壤城，外屏平壤通义州大道。背靠岗岭，面向大河，对日军来说，不要说攻城不易，抢渡大同江都是困难的。·輦·輮·訛 史书说叶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致命的是他根本就拿不出合乎军事科学的、知己知彼的守战之策。他的拙招是：除远征途中留驻平壤后方交通线上的六营部队外，二十九营兵力全部用以婴城自守。这等于龟缩一团，被动挨打。其具体部署为：

叶志超居城中，调度全局；

左宝贵部奉军、丰升阿部盛军、江自康部“仁”字两营，防守城北玄武门一带；

叶志超部芦榆防军防守城西七星门一带；

卫汝贵部盛军防守城南迤西南隅朱雀门至七星门一带；

马玉昆部毅军防守城东大同江岸一带；

另以左宝贵部之聂桂林，率队策应城东与城南两面。

虽然四面设防，其重点则放于东南。

但狡猾的日本人并不盲目强攻平壤。他们在侦知了中国军队的防务状况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分四路向平壤逼近，其中的元山支队从上游偷渡大同江，进占平壤北面四十里之顺安，切断中国军队退往义州的归路后，复以顺安为依托，南窥平壤。其朔宁支队亦从大同江上游横渡，与元山支队联络后，于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合兵攻平壤城北玄武门、牡丹台山一带阵地。另两路，一为日军混成第九旅团，攻平壤东南大同江防地；一为日军第五师团，攻平壤西南阵地。

日军的四路总攻，开始于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拂晓之前。因为前一天的北门之战，日军已占城北山顶数垒，取得了居高临下、炮轰平壤城的优势，所以吓得“总统”叶志超坐立不安，随即召集诸将，提出当天（八月十五日）便应弃城突围。闻其言，左宝贵大怒，斥其误军误国，并派亲兵监视之，防其弃师先遁。所以到了十六日清晨大战打响时，左宝贵这位回族将军依回礼，早已沐浴净身，服黄马褂，著二品顶戴，披挂整齐，亲临玄武门指挥退敌。部下劝他，这副装束易于被敌人发现，遭受袭击，而左宝贵则答道：“吾服朝服，欲士兵知我先，庶竞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士兵见左宝贵朝服临阵，士气大振，奋力迎击，日军死伤涂地。自清晨战至上午九时，日军破外围东垒。此后，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强攻，左军援绝不支，相继失外围中垒、外围西垒、内围西一垒，日军遂全力围攻牡丹台。上午十一时，左宝贵先是身中两弹，不下火线，大呼杀敌，后中炮牺牲，日军占牡丹台，进逼玄武门。

就在这时，平壤城头飘起了白旗。

这是叶志超的命令。

白旗是停战旗，白旗是投降旗。

同一时刻，马玉昆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大同江东岸击退了日军混成第九旅团的三路进攻。肉搏近战，日军死伤满地。

同一时刻，卫汝贵部激战半日，已经在平壤西南方向击退了日军第五师团的进攻，日军寸步难进，伤亡严重。

就在马、卫二部将要组织反击时，叶志超下令撤兵。二将率军回城后，才知叶“总统”已树白旗乞降。马玉昆不解，卫汝贵却表示了支持。

事后有人评说：如果马、卫二部向北反击牡丹台，亦大有可能夺回城北高地。

四面守城，一面不利，即丧失斗志，俯首乞降，这在当时解释不通，百年之后，吾辈亦理解不了。

依据国际公约，日军见城上竖起白旗，也便停止了进攻。下午，有日本军官入城，协议停战、降顺事宜。叶志超又来了精神。他向日军谈判代表提出：放开包围，令我率兵回撤。

日本人当然不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放下武器，束手投降。

谈判无果而散。

叶志超的如意算盘是：白天不走，天黑可行。日本人的常识判断是：逃与不逃，只在今夕。

果然，天一黑，叶志超便下达了弃城令。清军五路人马拥出平壤西门，跌跌撞撞，急急慌慌，向北逃遁。有两股兵力，给清军造成次等杀伤。一是朝鲜兵，他们痛恨清军驻防期间的奸淫掳掠，飞扬跋扈，故乘其退兵，背后开火。二是日本兵，他们伏于隘口要道，排炮轰击，清军大队人马无可回旋，死伤累累。天明，清军虽逃出日军包围圈，但一夜功夫即死二千余人，伤三千余人，兵力损失十分之四！又因为是弃城而逃，所以平壤城中的一切军储物资，如大小火炮四十尊，快枪并毛瑟枪万余支，并所有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行委弃于敌。·輦·輰·訛

入朝三个月，叶志超当了两次“逃跑将军”，其恶果，一次比一次严重。

在此，我们要插叙两个人的情况。一是支持、追随叶志超逃跑的卫汝贵，一个是成欢的抗日名将聂士成。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积功累迁为副将，晋总兵。李鸿章很赏识他的“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虽先后授河州、大同、宁夏诸镇总兵，一直未之任，统防军如故。朝鲜事起，率马步六千多人赴平壤。一过鸦绿江，卫汝贵早把李鸿章临行诫语“屏私见，严军纪”丢于脑后，放任兵丁，胡作非为。在义州，卫部兵士强奸韩女，激朝民众忿，不得已，枪毙一人；至定州，又有人强奸韩女，复枪毙六人；至平壤，其部下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与别的部队相比，更甚一筹。事闻于朝，李鸿章专电切责曰：“务速认真究办严惩，以服民心。闻奉、毅两军纪律较严，汝当自愧。”·輦·輲·訛 除约束部下不严外，卫汝贵的可恶处是乘出国远征，贪污军粮八万，私运于家。就是这么个治军无方而又贪婪成性的淮军将领，却十分惧内畏死。其妻在家书中告诫他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輦·輳·訛 遵妻命，卫汝贵在平壤保卫战中，总是蹲司令部，不上第一线。当叶志超提出逃跑时，他第一个予以支持。也有史家认为，第一个弃城而逃的是卫汝贵。 日本人占领平壤后，从缴获中寻得卫汝贵家书，后引入教科书中，以戒国人。一不小心，卫汝贵当了日本人的反面教员。

平壤大战之前，朝中已接到参劾卫汝贵的奏章多件。李鸿章接上谕，一方面电斥卫汝贵，一方面电令叶志超，给予上方宝剑，对卫氏可以“定即请旨，在军前正法。”·輦·輵·訛 电令到时，大战已起，卫汝贵逃过一难。以叶氏优柔，即便抓到把柄，他也不一定敢于操起上方宝剑。简略地追述到这儿，笔者不能不思考岁月、功勋、和平生活对“英雄”的消磨。

叶志超、卫汝贵都是从士兵做起的。

刀刀见血，枪枪飞魂，积数年、数十年之战功，他们才爬到“提督”的高位军职。年老了（卫汝贵援朝时年六十），位尊了，银多了，肉厚了，胆小了，志灰了，还是那位将军，还是那支部队，却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英雄”向“逃兵”的蜕化，在和平生活里悄然完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和平演变”。甲午战争中的陆军将领，以他们时代的“和平演变”，警策后人。

再说聂士成。他在平壤保卫战中因故未曾上场。在下设想，倘若聂士成在平壤，在叶志超身边，或协助左宝贵防守玄武门一带，清军保卫平壤之战定当有另外的结局。

当叶志超率先由公州北逃时，聂士成亦率部撤出成欢战斗转移北上。叶氏抵达平壤，聂部则追至平壤东南七十多里之祥原。叶氏奏功，聂士成升任提督。与诸军会师后，聂士成仍感到总兵力不足，于是请示叶志超后，回天津募兵。行至途中，李鸿章电令他折回。此时，日军已占顺安，切断了平壤与后方的联系。聂士成行到安州，与淮军盛字营分统吕本元相遇，吕部马队两营，亦为援平壤而来。安州南距平壤一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易守难攻，实为平壤北部第一重镇。设若日军北犯，必须钻过安州这一孔道。安州北一百六十里为定州，亦是险要关隘。聂士成暂留安州时，便思考着据此地利，阻遏日军。

恰在此时，叶志超率诸军由平壤退至安州。一见叶“总统”，聂士成便自觉请命，要率部在安州抗日。叶统各军，损伤后仍有万人可以战斗。而且日军占领平壤后，并未急速北上，这给安州清军提供了足够的休整时间。倘能死守一战，日本人何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何以能轻而易举便渡过鸦绿江、抢占我东三省大片国土？

但“逃跑将军”叶志超只信一个“逃”字，哪儿还顾及聂士成的建议。听了只当没听，把手一挥：撤！“总统”下令，谁敢不遵？以淮军为中坚的援朝大军就这样狂奔五百里，弃安州，弃定州，弃义州，八月底，渡过鸦绿江，抵达九连城，这才惊魂始定地收兵一处。

陆军“援朝”，以彻底失败告终。

叶志超、卫汝贵临阵脱逃、弃械丧师的行径，引起朝野一片谴责。旨下，叶志超、卫汝贵著先行撤去统领，听候查办。二人所部各军，暂由聂士成统带。后来，二人均被逮问。叶志超斩监候，旋遇赦，死于狱；卫汝贵斩立决——这也许是甲午战争中自干重咎、处分最厉的陆军将领。

从“过五关斩六将”，到“走麦城”，这是小说化的关羽的人生轨迹。在下借“走麦城”一语，批评叶志超与卫汝贵，却并不想落井下石，将一切责任推给他们。叶志超固然畏敌如虎，卫汝贵固然“无用无能”，我们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实：

其一，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援朝的军队对峙的日本军队，的确在人数（三万多对一万七）、装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其二，不会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临敌而怯，望风惊溃是当时淮军官兵的战场流行病。即便气贯长虹的左宝贵，他的部下（如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备扬建胜等）也有开城逃脱者。由此，则暴露了淮军在和平年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蜕化。理性评价，这叫“军队腐败”。

数量上、装备上、斗志上项项皆弱于敌，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的“逃跑主义”也自有他们的不得已。

唯心地说，这也许就是军队、将领的运数到了物极必反的尽头。“生于末世运便消”，英雄变成懦夫，光荣变成耻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谢净，百枝凋零，个人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一齐拉开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为“淮军”常胜历史、不败神话的终结者。而“淮军”威信与荣誉的终结，又在中日关系史上标明了国运沉浮的宿命——在败于“西洋”列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又开始了败于“东洋”近邻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开始的“外战”，终于将战火引入国内。叶、卫处分后，新任陆军将帅们也大都担当不起御敌卫国守土之责。在自己的领土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势，仍然一败再败，一逃再逃，旬日之间，辽东半岛，沦入敌手。自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集兵九连城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辽西军资重地田庄台失陷，以“淮军”为中坚的中国陆军在本土作战中，连创败绩，可以说仗仗失利，处处“麦城”——九连城失守、安东失守、长甸失守、宽甸失守、凤凰失守、岫岩失守、金州失守、旅顺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庄失守、盖平失守、复州失守、营口失守……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

说一个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国陆军战力。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辽南重镇海城被日军占领，鉴于海城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驻辽各军联手作战，“夹攻海城，冀获一胜”。 宋庆领命，统毅军，会同聂士成、吕本元、依克唐阿、长顺、吴大澂等所部，围攻海城日军。驻海城日军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万人，增加到四万人，再增加到五万六千人，最后增至六万人，凡五战，皆不克。以十倍之众，五攻而不下一城，对比平壤之战日军以二倍之兵破垒夺城，中日陆军，孰强孰弱，固已一目了然！

三、黄海悲歌的弦外遗音

上一节，我们讲到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被砍了脑袋的将军卫汝贵。阵前斩将，朝廷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卫汝贵便成了永远洗不净的“淮军”之耻。

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一个因为逃跑而被斩首的军官，他叫方伯谦，是北洋水师“济远”号巡洋舰的“管带”（舰长）。

“死亡”对“生命”的意义，一律归结为无可逃遁的“否定”。这么看，怎样死都是无所谓的。

但“死亡”对历史的意义，对政治的意义，对伦理道德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司马迁所谓“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盖源于此也。

杀卫汝贵，不足以儆“淮军”；杀方伯谦，不足以儆“水师”。二人死后，中国“淮军”不振，北洋“水师”覆灭，印证了“杀一儆百”这一招对于通体腐败的趋势毫无效应。

同样被处死，二人身后影响不一。

卫汝贵十分寂寥，几乎无人提及。他的同胞兄弟卫汝成，官至总兵，在辽东保卫战中效法乃兄，以逃为上。降旨逮治，闻讯潜逃，不知所终，可谓难兄难弟。

方伯谦则不乏研究者、翻案者。所以，这儿有必要补说几句方伯谦事件的原委。

方伯谦（1852—1894），字展堂，一说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1877年作为首届毕业生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三年学成回国，曾任“威远”号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起，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威远炮台，因造价低廉，颇获好评。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号巡洋舰。1892年，实授海军副将（从二品）。甲午战氛初起，方伯谦受命率“济远”号由威海港起锚，为发于大沽口、驶向朝鲜牙山的兵轮护航。上节文字已经披露，方伯谦的“护航”其实是你航你的，我航我的，“航”而不“护”。幸庆的是，“爱仁”号、“飞鲸”号未曾遭遇日舰，平安抵达牙山外海。方伯谦的“济远”号与“广乙”号，各派随带汽船，帮助二轮完成了士兵、马匹和军需品的转载登陆，二轮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上午与下午，分别驶回中国。

就在这天下午5时30分，“威远”舰从仁川驶回牙山，带回日军昨天已攻占朝鲜王宫、并劫持国王的消息。另有停泊仁川的英国军舰传来日舰将于明天开来的消息。闻讯，方伯谦作了这样的部署：夜11时，先令速度稍慢的“威远”号先行，并在大同江口等待；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二舰驶出牙山口，追赶“威远”，以便结队回国。至于那艘将到未到而又特别需要军舰护航的“高升”轮，方伯谦考虑不多，只打算在航道上相遇时顺便告知：前方开战，速速返回。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7时，“济远”、“广乙”看清了日本舰队。

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战斗。

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

7时43分30秒，日舰“吉野”放一空炮，以示警告。

7时45分，“吉野”号向中国军舰开炮。

7时52分，“济远”号开炮还击。

7时55分，日舰“秋津洲”号开炮。

7时56分，日舰“浪速”号开炮。

不宣而战，日本人挑起了丰岛海战。

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

在这种形势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走”未尝不是一种合理选择，而且，决不能说是“逃”。

问题是，“逃”也逃不掉（舰速太慢）怎么办？

剩下的选择，大抵只有两个：或拼死一战，或不战而降。

方伯谦先是选择了“走”。在敌强我弱、连遭炮击、且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方伯谦指挥“济远”撤出战斗，向西行驶。日舰紧追不舍。

8时53分，“济远”号升起一面白旗。这是停战与乞降的信号。

不一会，“济远”号上白旗之外又升起了一面日本海军旗。

日舰见状，停止了炮击。“济远”号也停止了发射。正在这时，运兵船“高升”号驶入战区。日舰注意力稍稍分散，“济远”号又乘机加足马力西撤。

此时追击者已由“浪速”号变为“吉野”号。

12时38分，“吉野”向“济远”连发六炮，皆在“济远”附近爆炸。

12时40分左右，“济远”号水手王国成、李士茂等在同伴协助下，主动还击“吉野”，连发四炮，竟有三发命中“吉野”要害。“吉野”舰首低俯，开始减速，并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趁机疾驶，脱离战区。主力舰撤离后，“广乙”号负伤搁浅，“高升”号沉没，“操江”号被俘，丰岛海战以中方的巨大损失结束。

上段简述，其实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者的公认事实。这个事件的主人公方伯谦在战后向丁汝昌的汇报中，“陈明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敌，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可惜，丁汝昌不理这个茬，反而质问方氏曰：“令尔保护载兵之船，竟被击沉，全军覆没，五艘同出，一艘独归，保护之谓何，不力可知矣。且悬挂白旗辱国甚，孰尔有何面目归来见我，独哓哓不休道功绩哉？”从这则资料推定，方氏回港后，的确曾经自表其功。

在下于海战无知，因而不以挂白旗判定辱国投降，但方氏所谓“反败为胜”，却“胜”得毫无根据。而对于这一次的“逃”，我们姑且少加谴责。

到了五十多天后的黄海大海战时，方伯谦的“逃”，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无须复述这次海战的激烈与壮烈，单看方伯谦的表现。

战役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间拉开序幕。

12时50分，“定远”号右主炮塔305毫米口径巨炮首先向日舰发出第一炮。其余各舰亦相继发炮。日舰冒着炮火迫近。

12时52分，日舰“松岛”号向中国军舰开炮。

中国舰船的V形编队楔入日本舰队之间，将日军第一游击队与本队一截为二，双方展开混战……战斗极为惨烈。

13时30分，中方“超勇”号沉没。

14时40分，中方“扬威”号搁浅。

15时30分，中方“致远”号沉没。

见“致远”号沉没，“济远”号上的方伯谦大惊，慌忙给自己的军舰下达了转舵令。“济远”逃离战场，向旅顺方向急驶。“广甲”号管带吴敬荣见状仿效，也撤出战斗。而此时，中国北洋舰队劣势更为明显，而旗舰“定远”号铁甲舰与另一铁甲舰“镇远”号，则处于多艘日舰蜂拥围攻之中。“济远”与“广甲”临战逃逸，在本质上是弃战友于不顾，弃主帅于不顾；其目无军纪，违令擅行似乎已不重要。可笑的是，“济远”逃跑心切，急不择路，竟将已经搁浅的“扬威”号撞沉，可谓错上加错。

“济远”号退逃后，敌势又增。

17时30分，中方“经远”号沉没。

17时45分，日舰攻击“定远”、“镇远”不克，主动退出战斗。北洋诸舰返回旅顺港。除当日沉没四舰外，第二天因逃跑搁浅的“广甲”号亦被日舰击沉。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以沉没五舰告终。日本联合舰队则一舰未沉。

时下，对黄海海战全局性的分析已经很多，本节不再复述。中国学者对这次战役的败因探究也很全面而深刻，本人亦不想摘引。一个挥之不去的谜团是：

中华民族不乏英雄（如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等），当然也不乏懦夫（如甲午战争中的叶志超、卫汝贵、方伯谦等），何以在举察阶段不能厚此薄彼、而非要等到英雄死、懦夫逃才复苏一丝正气，此后又亦然是良莠不分、甚至颠倒正邪呢？

邓世昌、林永升已经英名永垂了。问题是，作为历史的个案，在英雄之后，谁愿意将虚幻的英雄礼赞化为英雄实践？

卫汝贵、方伯谦固已身败名裂了，他们留下的耻辱警诫，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活命哲学与软骨头行径呢？

提醒我思考的往往是负面“新闻”。1991年9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与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在福州市召开“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问题讨究会”，会后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为方伯谦翻案，说“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且宣布“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大新闻”。

背景是：方氏后人，一直在努力为其先人翻案。其中，方伯谦旅居美国的侄孙女方俪祥又出资赞助了上述研讨会及论文集的出版，所以现实的“人文关怀”终于撼动了历史的冰冷结论。

事后，不少有良知的近代史学者撰文批评这种无证据翻案，但这仍然阻止不了福州市朱紫坊“方伯谦故居”、“海军世家”揭匾仪式的举行。

历史是不乏冤案的。

“翻案”，常常表现了历史的、民族精神的进步。因而，历史纪录总在经历“翻案”后走向明晰与公正。

有了足够的证据，方伯谦自然也可以翻案。

但现在的问题，谁也未能从方伯谦两战两逃的个人档案里寻出英雄人格或英雄业绩来。

死者已矣，方伯谦以死谢天下，也是悲哀的极点，故后人再也无须鞭尸。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加以谥美，又难掩急功近利、画虎类犬的窘态。这是后来人的虚荣与浅薄。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用赞颂英雄与谴责叛徒来编织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了；我们太习惯借用偶然性例证来抒发功亏一篑的憾意了；我们太留恋琐屑的人文细节而忽略或隐秘或张扬的时代情绪及国民精神了。结果，“经验”验之无效，“教训”训而不诫，抓不住新的“偶然”机遇，纠缠于旧的“细节”辨析，大失败、大灾难过后，大中华总是不能建构起面对新一轮威胁的预警机制和应对体系。屡战屡败后，舆论传媒与教育读本倒是增加了铺天盖地的英雄礼赞或罄竹难书的侵略者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