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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甲午中日之战的历史总结，我们认为日本人的“胜”，与中国人的“败”，印证了同一个“历史合理”——并不是因为双方“胜”、“败”已成为历史事实我们才这样说的。

所谓“历史合理”，即指符合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走势、且又被无可扭转的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合理”排斥哲学褒贬，甚至也排除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认同。

看到这儿，也许有的朋友会批评在下：你的“历史合理”论，还不就是“历史宿命”吗？照这么说，甲午战争日本人就该胜、中国人就该败喽？

面对可能的批评，我愿意作出的解释仅仅是：

“历史合理”论决不是先验的宿命论，它其实只是对历史参与各方潜在能力与实际作为的结局性判定。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国人在经历百年失败、百年耻辱后，大抵只要算清两笔帐，就可以增加一点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西方列强。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东洋岛国。

第一笔帐，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军事帐，武器帐，结果引发出了一场“洋务运动”。

第二笔帐，几乎没算。小小岛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帐，不认帐，不正视邻强我弱的事实，结果是，在十九世纪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湾）后，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国半壁江山）。五十年间，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比西方列强百年期间带来的灾难总和还要大！无须再强化“仇日”的情绪，无须再咀嚼曾经的苦难，中国的新生一代都该重视日本国这个中国历史灾难的制造者。

本书前数章，当然也是回顾中国的历史失败的。失败了，分析败因，多是自向性的。因为对手远在天边，中国与他们，几乎没有可比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失败的中国树立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标，这就是它的邻居、它的敌人日本国。

同为东方国家，同为封建帝制，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都被迫签订过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又都转而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何以日本强大了，强大到比西方列强还残暴？何以中国依然衰弱，衰弱到败于昔日的弱国之手呢？

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强大，更看不到这个强大所诱发的扩张野心。由于将“强大”的日本看“弱”了，将“邪恶”的日本看“善”了，这才造成既暗于知己，又暗于知敌，麻木不仁，应对无方，以至满盘皆输。

在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暗于知敌者误国。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朝廷中，分“主战”、“主和”两派。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日本，故主战、主和，都难免误国。

让我们罗列一些盲目于敌情的言论：

给事中褚成博说：“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輧·輱·訛

御史张仲炘说：“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说：“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说：“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请注意，上引诸大臣语，都是对皇帝说的。对皇帝上折，本应实话实说，不事虚饰，但历史证明，这些话都不准确，不真实，不但表现了一厢情愿的麻木，而且还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从这一批人的话语，我们可以判定，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决策层对敌方的认识毫无正确性可言。

与不知“敌强”相对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强大，却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也有“软肋”。因而，在中日对峙中放弃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我逸势，攻敌劳师的战术冷静与战术努力。这一派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鲜纠纷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谈后，李鸿章便凭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触，断言伊藤有治国之才，断言日本将要走向富强。也许出之忧国的责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折上奏道：

日使伊藤议定专条初四日会同画押……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亮起一盏红灯：仅限于军备建设的单项改革是没有保障的，回避政治改革，怎么绕，也上不了富民强国之路。

其二，历史上的中华大国习惯与弱邻相处，于是有藩邦依附、万国来仪的尊贵。日本强大，中国多了一个强邻、多了一个心存觊觎、难于相处的强邻。家可择邻，国不可择邻。如何与强邻相处呢？如何将和平外交与加强军备协调统一呢？

甲午战前的中国朝廷，从未思考过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败局已定，又在朝野诱发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顾历史，甲午前的中国，沉睡于“昨天”的战备，蒙昧于“明天”的战争；有大国心态，但无大国攻防；即便洋务运动催发了海军建设，却并未改变中国的“陆防”与“陆战”惯性思维，纵览从华南虎门炮台到辽东旅顺要塞的万里海防线，全是作“陆防”经营的。有北洋海军，仍然不争黄海制海权。结果，敌人从海上来，一场近在中国陆防线的海战，便在中国人理念中的“境外”决定了胜负；恐惧扩大开来，连中国军队久练久熟的陆战，也打一仗败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战最鲜明地印证本书“大国无兵”的主题。

当代有一句流行语：与狼共舞。

中国与日本为邻、与坚持“军国主义”的日本为邻，肯定是“与狼共舞”。

知道怎么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枪，有壕堑，有篱笆，有专职牧羊人值勤，并有待时而动的长效斗狼机制。

羊有羊的草场，狼有狼的山林，尽管羊与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给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间。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选择邻居、且又不能改变邻居的前提下，中国人最保守、最保险的选择是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与境外威胁总量相持平的战略威慑能力及战术抗衡能力。让再疯狂的敌人都清醒：进攻中国，无便宜可占。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同时，当然还应配置最准确、最及时的战术预警体系，并具有组织最快反应、最有效打击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即可无虞。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朝野基本上是以“无知”、“无备”的状态，被动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以及战争耻辱。

百年反思，于谴责“侵略”之外，我们还应对清政府与清军队的“不作为”予以谴责。

养兵千日，养官百年，除坐糜廪粟外，一无所用，这或是王朝气数将尽的信号。

［注释］

① 吴永《庚子西狞丛谈》P107。

② 《扬子晚报》2001年5月31日《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

③ 罗尔纲《淮军志》。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⑤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213。

⑥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2。

⑦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3。

⑧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1、P24。

⑨ 《清史稿·高继善传》。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355。又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为252人。

“高升”号载兵1100多人，除获救者外，余皆牺牲。诸书皆说牺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为八百多人。

第六篇：“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庙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戏。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圣旨自皇宫大内飞传天下。

有人说：“大清国要换皇帝了！”

这说法不确。不是“换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这“皇子”不是为现任皇帝光绪立的，却是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显：“皇子”（又称“大阿哥”）这位“准皇帝”是专为“抢班夺权”而立。

圣旨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的，谁又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呢？

高兴的人不少。慈禧太后高兴。端郡王载漪更高兴，因为这位“皇子”溥儁正是他的宝贝儿子。想到自己不久即成“太上皇”，载漪的麻脸上绽出笑容，原本细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年初一浸晨，他便命令仆人：“各国公使必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坐等一日，外国公使无一人至。初二日，载漪仍命仆人备办茶点，至夜又寂然无客。初三日，复命备茶点，空等一日，门前冷落如故。载漪不再瞎欢喜了，由喜生恨，他开始捶胸顿足：洋鬼子，该杀该杀！

外国公使不贺“大阿哥”为皇储，自有他们的道理。当时李鸿章曾询问各国公使：“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众公使皆言：未悉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①

自从受了各国公使的漠视，载漪便生出了对洋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凡有满汉官员谒见他，载漪都会问：“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复问之：“汝欲剑仙、侠客何用？”载漪答：“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可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斩尽杀绝？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②

志其事者，每因谒者之建议，慨叹“一言丧邦”。谁能断定，这“谒者”不是在“戏言”戏说？

“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可用，国家之福。”③ 义和团们何曾料到，他们的革命性是被端王爷发现的呢？

借助“群众运动”，打击私敌，谋取私利，这是端王爷们的发明。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等于大河的口门打开了，或森林大火点着了。只不知，这水将淹谁，这火将烧谁。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直处在潜伏状态的“义和拳”（又称“梅花拳”、“金钟罩”、“大刀会”、“义和会”等）突然以十分张扬的姿态，活跃于山东各地。

“地下组织”啸聚于光天化日之下，这要归功于一个人、一句口号。

这个人，即山东泗水县人朱红灯。这句口号即“扶清灭洋”。

“义和拳”的前身，即嘉庆年间出现的民间组织“八卦教”、“白莲教”以及同、光年间出现的“大刀会”。这些团体并非真正的宗教教派，而是以“反清”即推翻清朝统治为最高目标的准政治团体。“反清”即大逆不道，罪在不赦。屡经镇压后，这些组织的散兵游勇便纷纷加入到太平天国、捻军及各种名号的反抗团队。虽然“反清”任务艰巨，“复明”前途渺茫，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渐传渐弱中仍然表现了一些汉民族主义者的韧性。

一百年，几代人，“八卦教”、“白莲教”、“大刀会”只有既改名称又改口号，才能适应新的生存。

“义和拳”，不再是一个“拳种”的名称。“反清复明”的遥远梦想，及现实重压下的绝望与渴望，促使着这些练拳人走到一起，筑一个“坛”，拜一名“老师”，推一名“大师兄”，又一名“二师兄”，几十上百人的贫弱者因结伙而强大、而膨胀、而有了为所欲为的可能。

简单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山东省在“门户开放”后外国宗教落地生根，教堂林立，教民蜂拥，故教会势力与地方百姓的矛盾亦日渐尖锐（自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后一年半时间内，山东涉外教案达一千余起）。这本来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每一个被迫开放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政府有为，不难解决；政府无为，矛盾加骤，最终还要让政府出面解决。但中国的事不是这样处置的，教会中既然有“不知自爱”的传教士、有“仗势欺人”的教民，那么不信教的百姓自然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了。你不仁，我不义，于是具有外交背景、宗教背景的经济纠纷、文化冲突、道德较量都转而由老百姓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复仇及屠杀方式加以解决。

问题简单了，权力下放了，政府轻松了，却由此招惹了外国教会、外国使团的抗议。于是，清政府又操起“护教抑民”的法宝。政府一旦偏袒教会、教民，教外百姓便放弃最后希望。义和拳则敞开大门，将一切弱者、屈辱者纳入组织，结为兄弟，“拳”与“教”的矛盾遂被清政府与外国势力合谋或不合谋地加骤起来。

清政府为渊驱鱼，义和拳渔翁得利，一种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弥漫齐鲁城乡。

不过有一个坎儿，义和拳得过去，即如何又要坚持“反清复明”的历史信仰、如何又能在新形势下取得近乎合法的生存权利呢？西方教会、中国教民以及他们背后外国势力的存在，给义和拳一个机会。“灭洋”的口号，应运而生。“反清复明”突变为“反清灭洋”。有革命领袖朱红灯出，“反清灭洋”又改为“扶清灭洋”。

让我等分析一下这三个口号的玄机。

“反清复明”——斗争，重建旧王朝，回到昨天，即便不是倒退，“遗民”气也显得太浓重了。这口号，注定要在历史进程中趋于陈旧、落伍。

“反清灭洋”——两个拳头出击，两面树敌，斗争性强了，却必然陷于两面夹击之中而无法生存。

“扶清灭洋”——拉一个，打一个，保一个，反一个，放弃一贯的国内斗争目标，专力于排外；如此则有利宣传，有利生存，且有受招安、修成正果的机会。

朱红灯是个聪明人。为了“反清复明”的需要，开始他以明朝朱氏皇族自吹，得分不少；如今，再打出“扶清”的旗号，又可得到清朝皇族的赏识。翻云覆雨，左右逢源，有政治头脑，是个人物。

后人无须对朱红灯放弃“反清”大目标予以责难，由“反清”到“扶清”，即便并不表现一个老百姓的国家认同或信仰回归，最少表示了一种话语统一。可惜，朱红灯没留下关于两个口号变换的理论文章，这也使后世的政治理论家难于爬梳出义和拳的“代表”精神及理论创新。

“扶清”的口号一喊出，乐坏了山东巡抚毓贤。

毓贤（？—1901），字佐巨，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出身，以同知捐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1888）署山东曹州知府，任内“治盗不惮斩戮”——以缉“盗”之名，杀“大刀会”成员二千多人，由此获“屠伯”之号。刘鹗《老残游记》中写的那位发明“站笼”的“玉大尊”玉贤，即影射此公。因为心肠硬，下手狠，毓贤官运亨通，在先后出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江宁将军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继李秉衡、张汝梅后，为山东巡抚。④

仇视民众，也仇视洋人，这是李秉衡与毓贤的共同点。基于这一信念，当他们发现义和拳（大刀会）斗争目标转移为“扶清灭洋”的时候，便随之调整了“以剿为主”的策略，改为“剿抚并用”或“以抚为主”。毓贤的这一招，是对义和拳的利用，也是对朝廷政策的利用。就在毓贤出任山东巡抚的前一个月、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皇帝下诏，申谕各省督办“团练保甲”。⑤ 中央既然有了政策，毓贤自然可以充分消化、落实这一政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毓贤开始了对义和拳的改造。

“毓贤闻其仇教也，即不问其拒捕之罪，反奖为义民，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⑥ 你朱红灯不是高喊“扶清灭洋”吗，我“毓小辫”就承认你“爱国”，爱国不分先后、不分朝野嘛，只要你将义和拳的“拳”字改成“团”字，“义和团”就成了本抚院统一领导下的“团练”，就是合法的群团组织，登记在册，正常活动，官民一体，上下相安，何乐而不为？不要忘了，在打起“义和团”大旗的时候，还要高扬一面“毓”字旗，山东一家，别无分店，切记切记！

义和拳其实是一个既充满年轻人狂躁、又充满年轻人幻想的组织，“反朝廷”从来与“敬朝廷”一皮两面，能吃皇粮，谁掘草根？于是山东境内的“义和拳”纷纷打起“义和团”大旗和“毓”字号大旗。“义和拳”向“义和团”的转变，“拳匪”向“义民”的转变，朝夕完成。

官办“义和团”成了山东省的新生事物。

招安，原来是最有市场的政治交易。

不论义和团们认帐不认帐，朱红灯的领袖地位已经被毓贤取代了。离开山东之后，毓贤转任山西巡抚，他曾经不无自夸地表白：“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⑦ 这位“鉴帅”，即原山东巡抚、后巡阅长江水师的李秉衡。李秉衡，字鉴堂，故称。但话说回来，毓贤虽自称“义和团统领”，也只能虚统虚领；义和团既然人多势众，枪刀在手，如虎归山，如蛟潜水，又怎甘受官府约束？在毓贤担任山东巡抚的十个月内，义和团并未履行其“扶清”与“灭洋”的任务，倒是给山东的治安制造了不少麻烦。

姑以朱红灯一支义和团为例，扫描一二。

朱红灯（1850—1899），原名守财，改占鳌、逢明，终改红灯，号天龙。山东泗水县柘沟镇宋家河人。因为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为避水灾去了山东长清县大李庄（此庄今属齐河县）舅父刘亭水处行医谋生，且又在此拉起了义和拳，故有人又误认他为长清人。

因为朱红灯自幼练过几日拳脚，又懂些医术医道，所以在行医过程中与使枪弄棒、难免跌打损伤的义和拳们有了亲密接触。传说，朱红灯年轻时曾参加过邹县宋继明的白莲教起义，这给他参加义和拳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大李庄一扎根，朱红灯就在这里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义和拳坛口。焚香拜神，叩头起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朱红灯的义和拳队伍飞快壮大。加之朱红灯又以明朝朱姓皇族后裔标榜，自然被推举为长清县的义和拳首领。当年六月，朱红灯率人攻打长清县徐家楼等地教堂，并抢掠了柴家沟、前庄、后燕等村的富户，这便引发了长清财主民团的围攻。⑧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朱红灯率队从长清转到茌平县开辟第二战场。先在五里庄，后在三十里铺，设坛建团，并扩展到姚庄、八里庄、马沙窝、王莫庄、琉璃寺、大柳庄、南关、西关、双营、林庄等地。四月，即相继焚烧梁庄、王相庄、马沙窝、八里庄、业官屯、姚家庄等地教堂，同时喊出“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口号。至茌平仅三个月，朱红灯在茌平的八百六十多个村庄建立了八百多个坛口，义和拳众达到数万人。⑨

就在这个时候，他以长清、茌平义和拳龙头老大的身份又结识了茌平、高唐、禹城、平原各县的义和拳首领，如心诚（本明）和尚、徐福和、王立言、刘太清、于清水等。同年夏天，朱红灯将辖下“义和拳”改名“义和团”。⑩

当年八月中旬，平原县杠子李庄发生教民与拳民冲突。先是教民被拳民拘押，求救于县令，县令蒋楷于八月十八日（9月22日）派二快总役陈德和率马队、捕快前往处置，捕拳民六人。该村拳民李长水抗拒失利，遂向朱红灯求援。九月五日（10月9日），朱红灯调高唐、茌平、长清三县义和团精壮及曹州大刀会会员共五、六百人，赴平原杠子李村救援。接朱红灯令，平原、恩县义和团亦集二千人同至。九月七日（10月11日），平原令蒋楷率众去杠子李村弹压。朱红灯打出“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大旗，分四人一小队，以“轮起轮伏”、“轮进轮退”战术与官兵对抗。官兵伤数人，败走。这是朱红灯对官军的第一次胜利。·輥·輯·訛

蒋楷以朱红灯聚众事上闻。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诒会同后补道台营官袁世敦、平原知县蒋楷，率官兵进剿。此时，朱红灯率义和团众二千多人驻扎在距平原县城西十多里、且与恩县交界处的森罗殿，他的下一步设想是攻打恩县的刘王庄、庞庄教堂。

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朱红灯义和团与袁世敦官军马队战于森罗殿前。官军杀义和团二三十人，捕十六人，官兵死十余人。这是朱红灯部义和团与官军最大的一次较量。很显然，义和团败了。战后，朱红灯与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人率部转移于禹城县丁家寺，会商了下一步战斗意向。在十月初二（11月4日）大闹苗家村后，朱红灯与心诚兵分两路，朱红灯南下长清，心诚南下茌平北与博平。十月十三日（11月15日）朱红灯攻打茌平大张庄教堂。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二人复于博平县花园寺（华岩寺）会师。驻花园寺一带休整期间，十月十七日（11月19日）义和团内部于小张庄发生分金内讧，朱红灯被两个同伙砍伤。两天后（11月21日）的夜晚，济东道吉灿升、游击马金叙率兵突袭花园寺，捕获朱红灯。又二日（11月23日），心诚和尚被外甥出卖，于杨庄被捕。义和团的另一个首领于清水，为手下出卖，不久亦被捕。朱红灯、心诚等被捕后，囚于济南大狱。他的战友王立言、徐大香等人，在十月底至十一月份两次攻击禹城县天主教总堂韩庄教堂，不克，怒而火烧禹城十七处教堂。这次焚教堂，招致各国抗议。清廷决定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毓贤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6日）离任。提前两天，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处死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仇恨留给了他的继任者袁世凯。·輥·輰·訛

朱红灯这一盏“灯”熄灭了。尽管高喊“扶清”（又有“顺清”、“保清”之倡）的口号，还是死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这是朱红灯个人及千百万义和团团民的共同悲剧。从历史的变局来看，朱红灯又是幸运的。用他的一盏“灯”，点起燎原大火，玉石皆焚，人神同难，让国家民族在“罪”与“罚”的劫数中经受着“存”与“亡”的考验。

朱红灯与“朱红灯现象”，已经沉淀为中国历史的遗产。这份遗产，既非贱如粪土，亦非贵如金玉；而目下，两极性的评价也还在对立着。在下无意于调和毁誉，仅想借了朱红灯的兴灭，点击“群众运动”的“必然性质变”和“必然性灾难”。

注意点之一：朱红灯高喊“扶清”，并没有“扶清”。他走的，仍是历史上一切造反者的旧套路——聚众闹事。“众”，越聚越多；“事”，越闹越大；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又回复到“八卦教”、“白莲教”们的“反清”主题。由此，我们推定：剥离了口号的伪饰，朱红灯的义和团以及后朱红灯时段的义和团都是“反清”的、造反的组织。

注意点之二：朱红灯高喊“灭洋”，其实是在为他自己引燃拳教矛盾、激化拳教冲突、甚至明目张胆的毁教行径，作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包装。由此，我们又可以推定：

自外国教会势力进入中国，“教”与“民”的矛盾就存在着，但尚可维持在相克相生的平衡状态；是义和团的无度烧杀造成了中国特色的、仇外的“宗教迫害”或“宗教灭绝”。

让我们对上述两个“推定”做一点补充性说明。朱红灯之前，山东各地分散活动的义和拳基本上在“法”的范围内活动。以平原为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有天主教士高风仪控告张泽鸥、张安业毁坏教堂。平原知县蒋楷立案侦查，情况属实，便命当地地保负责修缮教堂。蒋氏还召来当地义和拳首领王治邦之子王甲三，告诫他勿挑教民冲突，王甲三亦予应允。事后，蒋楷不无自负地表白，处理这次拳教冲突“官不笞一人，民不费一钱”。·輥·輱·訛 蒋楷的立场也十分鲜明，在处理杠子李庄教民冲突时，他曾说过：“白昼抢劫，例有明条，聚至多人，情罪尤重。” 因为拳民打人抓人在先，所以他才带领捕快抓了拳民六人。

待到朱红灯将义和拳做大做强，超出了一村一坛，大到横行七八县（长清、平原、禹城、恩县、茌平、博平、齐河、高唐），领有八百六十村，设有八百坛，聚众数万人的时候，平原知县蒋楷已经奈他不得，只好上报山东巡抚。毓贤虽有亲信义和团之心，也只能派出省一级的兵、府一级的官前去弹压。森罗殿战斗，既印证毓贤“信拳”为假，又印证了朱红灯“反清”是真。

至于朱红灯辈在队伍壮大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焚烧所有教堂，残害一切教民，这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凝聚之力首先是将它的领袖人物雕塑成践越人道、践越法理的权力怪杰。

对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而言，朱红灯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说他缔造了义和团，略显勉强；说他“改造”了、“提高”了义和团，则言不为过。

是他，给义和团竖了一面“团”的旗帜。

是他，给义和团一个“扶清灭洋”的口号。

是他，让义和团跳出坛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动壮大。

也是他开创的烧杀抢劫的生存模式，最终让义和团运动完全失去控制，失去理性，走向败亡。

朱红灯为义和团运动流淌下第一滴血。作为报复，义和团让官方及教方的洋人与非洋人流淌了第二滴血。而第三滴血，则是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淌出来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六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每人承担一两白银）的赔款，本息相加，累计赔付白银九亿八千万两；拆除大沽口炮台、及从大沽到北京的所有炮台，中国人的首都从此将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在英、德各国扩大在华特权的同时，俄国人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仅在海兰泡一地便屠杀中国居民五千多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居民二千多人……

流血是一个“罪”与“罚”相互累加的过程。因为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时代背景，百年以来，中国的精英历史学者一直用讳言义和团的非人道烧杀，编织一幅“群众运动救国”的幻图。在下说朱红灯，无意于对整个义和团重建新时期的评价体系，只想抽取一段线索并提醒世人：这不是纯净的纤丝，它仅是一截血污的草绳。

朱红灯死，山东义和团垮。不是少了一位首领，而是来了一位克星。在毓贤离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就任山东巡抚职。碍于清廷“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 之谕，上任伊始，袁氏亦曾对山东各地拳众出示晓谕，疏导劝诱，但不久，他便以权力者的清醒，认识到义和团气不可纵、势不可长。在上有弹劾、下有骚扰的两难之中，袁世凯于上任不满一月的时候，即上折抗辩，极言义和团不可纵容：“该匪虽托名仇教……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等，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袁氏对义和团决意取缔，得力于一位高人的指点，此人即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人骏。

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剿抚难定，一日，晤张人骏，询以大计，张答曰：“公试揣此类妖妄之徒，古来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败，则亟须早决大计，毋为所牵率而获重咎也。”·輥·輵·訛 袁闻言，大悟，遂一改毓贤抚拳媚团之政，而专力于拒拳保侨（教）。这是徐一士的记述，想来不谬。徐一士认为：袁世凯“有术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张氏以利害之说动之，宜其折服”。 是非为虚，利害为实，袁世凯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实一省之利害，趋利避害，亦属大局；后生局外诸公，万不可以轻言否定。袁世凯在山东杀了一批义和团成员，有的为教案中杀人凶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吴方城；有的为朱红灯义和团后期重要首领，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等。杀了少数人，救了多数人，山东义和团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绝迹。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凯与山西巡抚毓贤比，与直隶总督裕禄比，袁氏便因与义和团划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贤流放、杀头及裕禄自杀后又褫职的惩罚。

这样比，太个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优容义和团造成的人的牺牲与物的毁弃（联军毁弃之前），后人自可想见失控的“群众运动”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几乎是毁灭性的——正因为起事者原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以创造“一无所有”的局面为最大满足。

袁世凯的驱赶政策，让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画上句号。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活动中心由山东转入直隶。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庚辛记事》，我们可知义和团由东省入直，其实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东省得安闲无事，则巡抚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没也。东省义和团，创始于嘉庆时，蔓延至于直隶，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巡，颇尊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由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萌滋长，至己亥秋间，其势大炽，然仍出没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

袁世凯的高压政策，让义和团演出了一出“凤还巢”而已。

重回直隶的义和团，经过了“山东洗礼”，在“质”上发生了突变——有了新口号、新旗帜、新的传播方式、新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撤出山东仅仅半年之内，便由“乡村拳坛”跃上“国家拳坛”，他们造成的影响及伤害，也是全局性、时代性的。

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后，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后便兵分两路，一缘大运河入津，一缘芦保铁路入京。这等于承认，义和团在直隶省内有一次“小长征”。这一说法的资料支撑存在明显的缺项，如义和团的上层领导结构及成员状况、决策过程、指挥协调系统、后勤保障实施等。考虑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有十万之众，进入天津的义和团有二三万之众，这么一支人马的千里流动必然有极为充分的维持条件。但看公私文档，义和团的北上“小长征”快若飘风，易若流云，似乎省略了一支庞大队伍赖以存续的所有繁杂。这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义和团直隶北上。或许：

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长征”，而是一次“大串连”；

不是一次集群性奔袭，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军，而是一次首领们北上布道。

结果是：进入京津的义和团，不再是山东义和团或冀南、冀中义和团，而是由义和团首领在北上终点地区快速吸纳的全新的徒众。

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支千里奔袭的有组织的队伍，因为所有的阵前鏖战都是临时啸聚者的即席表演，所以当义和团波及到北京、天津时，便有了最庞大的队伍、最狂热的心态，以及最失控的冲击力量——这也是义和团极度膨胀、骤然消亡的内因之一。

有一个外国人，即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一书中，不经意地点到：

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策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局外人的、非学院派的判断，近乎事实。

义和团的首领（师傅），是一批串连者、点火者、宣传者、布道者。为了“速成”团队，他们将传统拳术的演练由“童子功”、“终身功”，减少到“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最后再压缩为一星期，甚至一天完成，这便是“神拳”。中国无所不在的愚民最爱投机取巧，一天就能练到刀枪不入，谁不一试为快？

后期义和团，不再求“强”，而在求“大”。义和团一路发展，一路放火，火的蔓延与义和团的蔓延同一路数。

本文指出义和团的这一爆发特点，意在推出这样的结论：后期义和团已经脱离了原初的教民冲突、民族义愤，而将“灭洋”变成了集体暗示，将“神拳”变成了集体假想，因而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一场“群众运动”已经蜕变为义和团首领的“运动群众”、“愚弄群众”，并借“群众”的团伙之力哄抬起个人的权力满足。

一路向北蔓延，“扶清”的口号是为欺骗清政府的。偶遇政府阻碍，他们扔掉“扶清”的大旗，会立即投入“反清”之战。而“灭洋”，与反帝卫国不沾边，只留下焚烧教堂。

义和团的“放火政策”从占领保定时，即已确立。火烧保定城内所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火烧定兴县仓巨村天主教堂，火烧新城县天主教堂，火烧涞水县高洛村教堂。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四日（5月12日）是个血腥的日子，集结于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在焚烧教堂后，又集体屠杀教民三十多家。在任何一个法制确立的国家，这都是不人道的犯法与犯罪。闻警，知县祝芾率兵弹压，义和团人多势众，祝芾败走。上报直隶总督裕禄，裕禄本是一个极力袒护义和团的地方大吏，面对形同叛逆的烧杀，他也只好派兵镇压。记名总兵马福同率马队、步营赶到涞水，四月十八（5月16日）、十九日（5月17日）两战两胜，义和团首领梁修被擒。马福同太天真了，他不想多杀人，于是发布告示，劝其解散。在清军大部队撤走的形势下，义和团集合各路援军，以少胜多，突袭少量清军马队，马福同战死。·輦·輰·訛 涞水之战，是义和团自污“扶清”大旗。

涞水之战的胜利，仍然不能表明义和团的强大。但他们毕竟胜了，毕竟兵临北京、天津城下了。其间的奥妙，在于有人要“放”义和团北上、要“请”义和团入京。如若无人“放”、无人“请”，义和团大抵只能是一群乡下“红卫兵”而已。

“放”与“请”的话头，暂且放下，留待下节专论。因为本文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实绩考辨不足，而这又是被所有肯定义和团的学者忽略不载的，所以我们还要接上线索，或例举事实，或径引旧闻，以彰扬义和团的真相真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