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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
作者：傅国涌【完结】
前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近代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民间报刊生存的空间一直都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王韬生当易代之际，他中秀才那年虽已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完全有可能按千年不变的老路走下去，做个传统的读书人。因为化名向太平天国上书，他成了清廷的通缉犯，被迫出走香港，从此愈行愈远。1874年，他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撰文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呼吁变革求新，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未来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引起了李鸿章等权贵的重视。到1884年，他将办报十年的评论选编结集为《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时，他早已赢得各方尊敬，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开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的另一条新道路，树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生模式，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恰当的。他不依傍朝廷，独立创造自己的事业，报刊这个舶来品，正是在他手里完成了最初的中国化过程，他把古老的农业文明传统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借助报纸这一新型的载体，发出了独立的民间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影响深远，余音不绝。
在他之后，梁启超、于右任、邵飘萍、陈独秀、胡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相继登上这个言论的舞台，擎起一支支秃笔，屹立在大时代的风霜雨雪中。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创造了四个不可磨灭的时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信给高一涵、陶孟和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时务报》和《新民丛报》都和梁启超密不可分，实际上可以算做百年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从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问世，到1907年《新民丛报》在日本停刊，这十来年，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曾在梁启超的笔下得到最好的呈现。少年郭沫若更是忘不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梁启超独创的“新民文体”和《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莘莘学子。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沉沉暗夜里，正是他以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和振聋发聩的思想，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强有力地冲击着我们这个昏睡中的老大民族。包括胡适、鲁迅、邵飘萍、毛泽东、王芸生、邹韬奋等在内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
在袁世凯粉墨登台、黄袍加身的年头，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上海悄悄问世的《青年》杂志会开辟一个新天地，创造一个新时代。“《新青年》时代”将和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巨人的名字一同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星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文中首先标揭“科学与人权”，他认为如要摆脱蒙昧时代，国人就该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表一系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言论。他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移师北上，“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胡适、鲁迅、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易白沙等人的创作和评论。他们第一次向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向文言文、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国粹（从礼法、贞节到小脚以及包办婚姻等）发起了全方位的、无情的猛烈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尊、自主的独立人格，这一切不再是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要全面引进新的文化和价值，不少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胡适曾言“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呼唤了重塑历史的五四运动。
“《大公报》时代”是张季鸾、胡政之等一代报人联手开创的。1926年9月1日，正当邵飘萍、林白水以身殉报不久，血迹未干，他们在天津接办了有20余年历史的《大公报》，响亮地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力图把《大公报》办成“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没有几年，《大公报》声名鹊起，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1931年，胡适在祝贺《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在张季鸾、胡政之两位终生以报纸为业的知识分子手里，《大公报》迅速向最辉煌的顶峰攀升。特别是抗战时期，它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香港到桂林，从武汉到重庆，始终坚持其独立的品格，为民族抗战鼓与呼。1941年，张季鸾告别人世前不久，《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
后来长期加在《大公报》头上的“小骂大帮忙”帽子遮掩了它曾经的光环，不说张季鸾、王芸生那些直截了当批评国民党当局腐败、专制的社评，就是在国民党要求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称红军为“匪军”的压力面前，《大公报》也没有照办。毛泽东在延安见到《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曾动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不会是无的放矢。张季鸾和蒋介石有私交是事实，但《大公报》从未放弃过独立的民间立场，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四不”方针。王芸生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令蒋介石龙颜震怒，《大公报》被停刊三天。胡政之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兼容并蓄。”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他才会大胆起用青年萧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传票”，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甚至不惜“违检”得罪当道。这些都不是一句“小骂大帮忙”所能轻易加以定论的。
从1934年元旦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由报馆以外的知识分子执笔，前后共有200多位撰稿人，包括教授、学者、专家、作家，还有个别实业家和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以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言论影响也最大。这是一份日报和知识精英结合的一次尝试，“星期论文”的出现是《大公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论政平台的鲜明标志。无可争议，《大公报》代表了当时中国报纸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的身影覆盖了一个时代，以它为代表，包括《新民报》系、“世界”报系、《文汇报》等在内的民间报纸，共同构筑了一个国民党专制下脆弱的公共舆论空间，那是值得我们长久记忆的“《大公报》时代”。
百年言论史上的最后一环是由储安平来完成的。1946年，也是9月1日，他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名列《观察》的78位特约撰稿人几乎都是一时之选，既有李纯青、杨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赵超构等“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以及张东荪、费孝通、许德珩、傅雷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实秋等有真才实学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像冯至、宗白华、钱钟书那样学有专长、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汇合在《观察》的旗帜下并非历史的偶然，“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这是一种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道义理想在硝烟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夺目的光华。储安平本人那些金石般的政论也达到了旧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辞之激烈、论述之精辟，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1947年5月，当国民党政府封杀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时，储安平和《观察》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民盟被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时，1947年11月8日，《观察》竟在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等48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国民党政府磨刀霍霍，当月17日，储安平还在《观察》发表了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5个多月后，《观察》终于被封。储安平以他的执着、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为一个黑暗的时代画上了一个感叹号，也成为世纪绝响。
回顾百年史，我同样忘不了新闻界、知识界群体三次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浪潮。第一次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废除袁世凯制定的可以任意解释、入人以罪的《出版法》，新闻界、知识界前后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抗争和呼吁，“五四”之后逐渐形成高潮。从1921年到1926年，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北京72个民间团体、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北洋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北京先后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最后，1926年1月27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议。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主办人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之后，从镇江到南京，从上海到北平，乃至全国各地新闻界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呼吁保障新闻自由，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五项决议，239名记者联合发表宣言，《申报》、《生活》周刊等众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此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浪潮中，国民党当局被迫于8月和9月1日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9月1日”后来曾被新闻界自行定为“记者节”。
第三次浪潮就是抗战胜利之际的“拒检运动”。1945年8月17日，在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就出版的《延安归来》（黄炎培着）遭到搜禁后，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联名发表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他们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10天后，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一时间山鸣谷应，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等地新闻界、文化界纷纷响应。9月8日，成都16家报刊、通讯社联名发表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两天后，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9月15日，昆明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拒检运动”。到9月下旬，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三次民间的呼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出，而且最后都以胜利告终。尽管胜利并不可靠，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但这些胜利依然来之不易。1945年9月1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记者节”，也正是“拒检运动”在重庆揭开序幕之后不久，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共合法存在了9年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发表《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社论。在1949之前风雨如磐黯故园的岁月里，“笔的解放”，那曾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号啊！
第一部分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1907年生于江苏宜兴的报人徐铸成说：“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8。虽然报纸被俗称为“申报纸”，但其实，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并不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一张报纸。在它之前，1858年香港就有《中外新闻》（《孖剌报》
申报馆及其副业申昌书画室初创时外景，吴友如绘，见光绪十年（1884）《春江胜景图》卷下。附诗云：文人但知古，通人也知今。一事不知儒者耻，会须一一罗胸襟。心胸上下五千年，笔墨纵横九万里。见闻历历备于此，读之可惊复可喜。费去十文买一纸，博古通今从此始的中文版），1865年有《华字日报》（《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即使上海也早在1861年就有了《上海新报》。但在前面的这些中文报纸，基本上都是外文报的中文版，内容几乎都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的告白、船期消息等，读者面也很窄。只有到了《申报》问世，“才以一般群众为读者对象，开始冲破‘宫门抄’、‘辕门抄’及政治公报的藩篱，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和记载，也逐渐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徐铸成：《报海旧闻》，页9。
《申报》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处处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担任笔政也都是中国文人。内容大到国家政治、中外交涉要务，小至风俗变迁、商家贸易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49。《申报》以“金口木舌”（以木为舌的铜铃）为报徽，试图担当起民间舆论的角色，多年后《申报》发表的论说《论新闻纸之有益》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它在创刊当天的《本馆条例》中就提出，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申报》曾发表不少批评现实的“论说”，从而成功地打开了局面。正是从《申报》开始，报纸才真正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中。
手摇平台印刷机，上海申报馆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应用
虽然美查知道办报不能“利而忘义”，但这位英国商人同样深谙中国的国情，“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按照这一尺度，《申报》的言论向来是有节制的，以不得罪清廷为度。
即便如此，在清廷的眼中，《申报》仍然是大逆不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曾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引用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说：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渣（即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
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奕在照会中蛮横地要求威妥玛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饬令：“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转引自杨天石：《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可想而知，早已经历近代文明洗礼的英国一定不予理会。这一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伦敦档案馆里，活脱脱地画出了清王朝专制、愚昧、无知的嘴脸。这是那一时代中国言论环境的最好注脚，我们也由此可知《申报》只是租界时代的特殊产物。
［记事］
12月31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创刊十年之久的《上海新报》宣告停刊。
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
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无疑是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却是第一份中国人自办成功的中文报纸。在它之前，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发行量很少，而且没多久即停刊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与《循环日报》差不多同时，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因为怕以言罹祸，创刊之初即以英国人为主笔。
而《循环日报》一出世就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相标榜，真正迈出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第一步。特别是王韬每天发表的那些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对中国言论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他之前，中国文人固然就有清议的传统，但只有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文明转型之际，他才在这一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赋予其新的形式。借助报纸这一
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
新的载体，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表达自己对时事世局的看法，发出批评社会、干预社会的呼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在本质上有别于以往的清议传统，这是近代与古代的差距。正是从王韬开始，一种新型的不以做官为目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诞生了。这一年，王韬46岁，正当人生的盛年。
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
在自己办报之前，王韬与西方文明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弱冠之年就在英国传教士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任职，从1849年到1862年的13年间，他协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了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因为向太平天国上书，王韬成了清王朝的通缉犯，被迫流亡香港。从1862年到1874年又是漫长的12年，在英华书院翻译中国古籍的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间，他曾游历欧洲两年，还到过日本，眼界大开，尤其对报纸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香港，他参与编辑过《近事编录》，也为《中外新闻七日报》撰过稿。这一切都为他创办《循环日报》准备了条件。
王韬办《循环日报》处处以英国《泰晤士日报》为楷模，“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目的就是要形成公正的舆论，代表民心之所向。《循环日报》的一大特色即是评论多。在他执笔政的十年间，至少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申报》等同时代的报纸所转载。透过他温热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人远追三代、以古衡今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有类似欧洲近代报纸那样的批评时政的锋芒。他主张学习西方，关注国际时局的变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这些都对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王韬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也是千年未有的转型易代之际，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名，仅仅凭着一支笔、一个脑袋，以其言论和办报实践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记事］
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宗教杂志《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办，初名《中国教会新报》）从301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英文名为Chinese Globe Magazine，即“环球杂志”。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弢园文录外编》
5月，王韬的报刊评论集《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此时距《循环日报》创刊已近十年，他的言论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开启了一条读书人关怀社会、实现自我的新路径。正如《申报》的存在得力于上海租界，《循环日报》也只有在香港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一个痛苦而不得不正视的悖论。
其时，在清廷马鞭所及之处，依然是一团漆黑，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12月20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城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告示禁止：
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74。
假如不是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这一历史文献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
在言禁未开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27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仅仅因为揭露官府的陋规就被查禁。1868年5月7日、13日，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了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查禁的
王韬着作《普法战纪》
书目多达269种。1877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将他的日记《使西纪程》刊行于世，其中说西洋并不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夷狄”，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并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政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等等。书一问世就引来“谤毁遍天下”，最后清廷下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版”。
［记事］
7月28日，《万国公报》出至750期后暂时停刊，没想到一停就是五年半。
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
1月3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当《万国公报》这次以新的面目在上海再度出版时，中文名称虽然没变，但英文名改成了The Review of the Time（意即“时代评论”），并且由周刊改成了月刊。
新复刊的《万国公报》“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着眼于启迪心智，将重心完全转移到了论学论政上来，不再是一本宗教杂志。主编还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但变成了西方文明背景的广学会（集中了西方在华的外交、宗教、企业界的主要人物）在华的言论机关，不再是林乐知个人主办的同人刊物。《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真正产生影响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
广学会对他们创办《万国公报》的目的直言不讳，在1888年发表的年会报告中说：
我们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小心地但积极地为中国的知识阶层创办一个定期刊物。我们发现对这样一种期刊的需要，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从私人接触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中国人正在逐步意识到他们的力量；我们将不得不很快面对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的安全，我们在中国的进展，有赖于我们和中国人民搞好关系。因此，我们非常必要有一个喉舌来阐述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信仰，并且保卫它们。
《万国公报》另一位重要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雄心勃勃地要把这本杂志办成“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他这句话说得直截了当，就是要通过清廷的上层人物和有可能进入这个阶层的读书人在中国推行改革。
广学会督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万国公报》和中国的维新派一同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呼声。除了不断地呼吁改革政制（也就是“变新政”）、提倡教育、改良社会风气、鼓励与西方国家交往等，《万国公报》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此外，还翻译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西方学说。
那时，办报没有蔚然成风，中文报刊还是寥若晨星。提倡变法自强虽然并不自《万国公报》始，但正是在广学会接办这份杂志后，变法才逐渐形成一股舆论。它最初发行不足千份，到甲午战后迅速飙升，1896年每个月差不多都能发行4000份，1898年一年发行了3.9万份左右，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最高时年发行量近5万份，从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它当时的影响。
1896年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册发表《新政策》一文，提出“新民”、“化民”、“安民”、“养民”等观点，其中“新民”成了后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源头之一，虽然李提摩太所说的“新民”只是提倡多与外国交往，包括派留学生、信教等。
《万国公报》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万国公报》几乎成为文人学士必读的刊物，连光绪帝都要求上海招商局每期呈览。那个时代主张改革的中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曾从《万国公报》中汲取过养分的。年轻的康有为第一次读到《万国公报》即大为震惊。1894年，他积极投稿参加《万国公报》的征文，获得了六等奖。1895年他第一次办的报纸干脆就叫《万国公报》。1898年大同译书局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有37篇是从《万国公报》直接转载的。孙中山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也曾受到《万国公报》主笔的赞赏，在当年10月、11月连载发表。
林乐知被美国舆论界誉为在中国“传播种子的人”不是偶然的。他以中文写的《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一版再版，发行了2.2万册，仍供不应求，出现了大量盗版，致使美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明令禁止盗印，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涉外版权纠纷之一。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在风行上海乃至江南的《申报》创刊21年后，2月17日（大年初一），《新闻报》在上海诞生，望平街的“申”、“新”时代初露端倪。一年后，《新闻报》的发行量就由最初的300份上升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不过当时还不会有人想到这张报纸会后来居上，在十里洋场发行量始终居《申报》之上，并且成为首先赢得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
这份商业报纸的创办人为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6年后（1899年）归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所有，此人曾兼任南洋公学监督，介入过“苏报案”，扮演过并不光彩的角色。他大胆任用“既无报馆经验，又乏新闻智识”的汪汉溪为总理，“汪事必躬亲，二十余年，未尝稍懈”。在汪手里，《新闻报》奠定了“无偏无党”的风格，致力于开辟经济新闻报道，不嫌琐碎，把市场行情、商货行情详细刊登出来，从而成为上海绅商各界每日必读的报纸，从工厂、公司、洋行到澡堂、理发店无不订阅，发行量急剧上升，广告源源不断。仅以发行量而论，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尽管在言论方面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张季鸾等言论史上执牛耳式的人物都曾为《新闻报》服务，他以“一苇”的笔名所写的北京通讯曾滋养过少年徐铸成们。汪汉溪“抱定经济自立宗旨，无党无偏，力崇正谊，不为威胁，不为利诱”，连聘用人员都很慎重，“量才使用，均能洁身自好，绝无党派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在商业报纸中确实也不能说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1923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时，发行量已逼近10万份。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不擅文章的汪汉溪亲自写下了《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历述办报的艰辛、经济独立的不易：
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78—179。
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巨册中，蔡元培、孙中山、梁启超、于右任等或撰文，或题词。张季鸾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慨然说：
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且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一年后，汪汉溪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父死子继，他的两个儿子汪伯奇、汪仲韦继续掌管《新闻报》，即使1929年被史量才收购以后也是如此。
［记事］
5月5日，汉口《字林西报》发表的评说《论中国各省宜广开报馆》，主张多设报馆，使普天之下都知道读报的好处。
同年，郑观应的政论文集《盛世危言》出版，他在《日报》一文中认为报纸有监督功能，“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极力主张多办日报。
笔底波澜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小国，这一结局带来的震撼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的读书人痛心疾首。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变法维新的呼吁才渐成社会的主调。
4月17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尤其受到强烈的震撼，康有为夜不成寐，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言的上皇帝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5月2日，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有1300多人在他起草的万言书上签
康有为
字。“公车”为入京应试的举人代称，故史称“公车上书”。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结果有半数人心灰意冷，撤回了签名，最后只剩下603人，而都察院则以朝廷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一上书。所以，康有为所发动的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未成。
不过那段时间的“公车上书”并没有断过，5月2日都察院代呈的原折中就有“公车”。5月3日、5日、9日，“公车上书”仍然不断。天津《直报》以“同深义愤”、“各抒义愤”等为题多次报道了这些消息。这份报纸以发表思想家严复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而引人注目，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响亮地喊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命题。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早已载入近代思想史册。相隔一个多世纪，史学家袁伟时还誉之为“石破天惊”的箴言。
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声，虽然上书不成，但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专书也由上海石印书局刊行于世，未能“上达天听”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因此而遍及全国。
梁启超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意的选择。其时《万国公报》的影响已深入中上层阶级，康有为想借助它的光环，不少文章也是直接从后者转载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一期，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还要给报贩送酬金，这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最多时要送出300份。梁启超自称“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称为“论说”，这是他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最初尝试。
过了四个月，《万国公报》在出至45期后，经李提摩太建议，为“免两相混淆”，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出版，赠阅也改为订阅，并作为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和以往的报纸不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完全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喉舌，并不像一般报纸只有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功能，可以看作是近代政党报纸的先声。
［记事］
1月16日，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直报》，曾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
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16日起改名为《中外纪闻》。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强学报》创刊号上有一篇《开设报馆议》，列举了办报的六大好处，其中第五条说“吏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期发表着名的《新政策》一文，指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光绪帝，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
在《强学报》停刊之后，清朝设立了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能翻译，“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但其时整个社会特别是中上层正鼓荡着一股求变之气，组织学会、开办报刊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也很难压住。
等不了多久，8月9日，酝酿已久的《时务报》旬刊就在上海破土而出，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实干家和言论家携手开创了《时务报》最耀眼的一幕，成为一件“颇足以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破天荒”的大事。
《时务报》一纸风行，发行到全国十八省乃至海外，派报处多达200多个，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语，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41。连历史悠久的《万国公报》一度也落在了它的后面。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份报刊如此打动人心，没有一个人像梁启超这样光华四射，他们给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曾对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务报》
多年以后，包天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时务报》的出版，
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
……《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从民间起……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189—190。
梁启超一个人就在《时务报》发表了60篇文章，他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33。
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其中《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了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等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埋头实干的汪康年在《时务报》也发表过14篇政论，提出了成熟的变革思想，当然，只论文章的影响远没有梁启超那么大。“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不仅上海出现了《农学报》、《工商学报》、《蒙学报》等，四川、浙江也有《蜀学报》、《算学报》等，“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
《时务报》标志着百年言论史上“梁启超时代”的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它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这年9月，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等报记者提问时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42。
梁启超在工作
事实并不像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李鸿章所说，报纸不讲真话并不是编辑的原因，相反，编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机会。正是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动辄得咎，才使中国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随便举两个例子：
1891年冬天，邝其照创办于1886年6月的《广报》仅仅因为发表某大员被参的新闻，就触怒当道，被两广总督李翰章以“辨言乱政……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的罪名下令封闭，同时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广报》在广州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迁至沙面租界，由英商出面做发行人，将报名改为《中西日报》，实际上已不再是昔日的《广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