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在被禁邮8个月后，《时事新报》获准恢复邮递。
5月31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令上海市书业公会：翻印古书的新增材料须先送审。
5月，张竹平苦心经营多年、具有报业托拉斯雏形的“四社”（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被孔祥熙劫夺。
9月1日，属于胡文虎兄弟“星系报业”的厦门《星光日报》创刊，因刊出有关日舰走私的新闻，遭日方严重抗议，要求封报、捕人，社长胡资周断然拒绝，据理反驳，最后以总编辑表面上辞职了事。
9月15日，广州南风社记者叶云笙被捕，17日获释。省市记者会派代表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记者陈锡余不准。
9月20日，成舍我集资在上海创办《立报》，小报大办，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力图办成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迅速突破10万份。
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围攻，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
11月8日，上海《新闻夜报》、《小晨报》因未遵禁令、大量报道汪精卫被刺事件，受到停止邮递和停刊多日处分。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新年伊始，从北到南，都涌动着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政府请愿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决议。1月26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致函祝贺平津新闻学会成立，赞成他们提出的开放“言禁”、废止现行新闻检查制度等主张，认为争取新闻业的自由与独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2月9日、10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郭步陶、陆诒、包天笑、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他们抗议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国难当头，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这一年主旋律之一。
3月，马叙伦等148人在《生活教育》、《大众生活》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与上海文化界南北呼应。
4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正式问世。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中重申了“四不”方针，以“不隶籍政党”、“经济独立”、“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等作为“自立之本”，耿耿以“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为念。第二天，又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对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6月9日，再次发表《论统制新闻》社评，批评当局“蒙头盖面”的“统制新闻政策”。9月1日，当复刊10周年时，总计天津、上海两地的日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大公报》作为举国舆论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
6月底，因为夏衍写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一句台词而遭禁演，上海戏剧界张庚、于伶、唐纳、欧阳山、柯灵等20多人联名发表“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的通启”，提出：“为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我们一方面应当督促政府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一方面要求我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争取一切爱国运动、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拍了一部电影《新土》，主题即东北是他们的“新土”，影片在上海上映后，文化界发表两次抗议宣言，一次由欧阳予倩、应云卫等电影、戏剧界300多人联名，一次由矛盾领衔，巴金、许广平、郑振铎、任白戈等都签了名。
7、8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着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言论出版自由即是其中之一。
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慨予废止”。同时呼吁全国学者、记者、作者、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新认识》、《文学》和《申报·每周增刊》等报刊都相继刊载了这一宣言。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争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因奔走抗日而被捕，当天，《立报》在头版发表《今晨七人被捕》的短讯，率先披露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26日，宋庆龄发出《为“七君子”被捕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之后，《立报》和全国各地报纸，连续追踪报道“七君子”案，对国民党当局构成了压力。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讥评政府”、“诋毁本党”、“妖言惑众”、“言论反动”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
［记事］
1月19日，国民党CC系背景的上海《晨报》发表王新命（署名“林总”）执笔的“星期评论”《树立政府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公开批评孔祥熙公债投机和他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亲自下达了“晨报永远不准出版”的手令。
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久被禁。
2月20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通令全国公私营广播电台，自即日起，每日下午8时至9时05分，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齐一宣传步骤”。
2月，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了《海燕》、《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23种杂志。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对《大众生活》禁邮。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了第16期后终于被查禁。
3月7日，继《大众生活》之后，金仲华等又创办了《永生》周刊。6月27日遭查禁，共出17期。
3月18日，刘尊棋等16名北平《晨报》编辑人员为抗议北平市政府的武装接管，全体提出辞职。
4月在上海创刊的《知识》半月刊先后换用过《时代论坛》、《大时代》等刊名，一再遭到查禁，每出一期，几乎全部被邮局检扣，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
6月15日，南京中国日日新闻社、《大华晚报》社以“泄露机密”罪遭查封，《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遭秘密逮捕下狱，另有两名职员遭囚禁。
《大公报》上海版以整版报道鲁迅去世
7月15日，被迫离开广东的新闻记者黄士强等17人通电全国，声讨陈济棠压迫记者、摧残舆论的罪恶，呼吁广州新闻界同行重天职以存人格，不要为其利用。
8月23日，邹韬奋再次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邹韬奋被捕。12月4日，国民党下令查禁了《生活星期刊》等13种刊物。《生活星期刊》一共出了28期。
10月5日，沙千里等编辑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出了一年后被禁。
10月17日，《厦门大报》因语涉日方，受日本领事的压力，被当局勒令停刊一个月。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长星陨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着译的作品被查禁的至少有28种。凡是研究和纪念他的作品几乎也都被查禁（至少有11种）。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文化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同时“绝对禁止刊载”“盲从左翼分子”的“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0月，福建仙游县《商报》因刊出国民大会选举舞弊的消息，编辑蔡名良被捕并遭刑讯。仙游各报为此停刊抗议。
11月25日，李公朴主编的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遭查禁，共出了50期。
11月29日，素来温和的《独立评论》也因第229期发表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评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11月，柳是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只出了3期即遭查禁。
11月，巴金等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文季月刊》也在出了7期后遭禁。
从11月14日起，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归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毛泽东采访记》等大量报道和新闻照片，突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来的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新闻界忧心如焚，157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其言论对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2月14日，以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名动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了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1941年，已脱离《大公报》的范长江发表回忆文章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984。胡政之虽然将蒋介石发怒一事告诉了范长江，但没有批评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此开始检查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并严密监视他的行踪。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7月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细则》、8月12日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以及秋天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省市分会的相继设立。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着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着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着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就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1937年，范长江（左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采访时与当地的郡王及其夫人合影
阴云低垂，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以裙带关系位居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其夫人宋霭龄不顾国难当头，竟私用公款在上海操纵纱布市场，结果引起纱布暴涨风波。内幕被京沪各报披露后，龚德柏在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严辞抨击孔家豪门。蒋介石勒令《救国日报》停刊三天。
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都报道了“七君子”案的开庭情况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大公报》和文摘刊物《月报》等还全文刊出了“七君子”的长篇辩护词，堂堂正正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种种罪名。《新闻报》记者陆诒曾到苏州狱中采访了邹韬奋，初露头角的《妇女生活》记者子冈也曾以堂妹名义到狱中采访了史良。
面对强敌压境，中国言论界的表现真更是可歌可泣，足以感动后世。8月4日，天津沦陷以后，《大公报》发表“暂行停刊”启事，宣告停刊。《益世报》继续在租界出版，坚持主张抗日，8月18日，经理生宝堂被日寇绑架，因不屈服，终遭杀害。
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张季鸾主持创办《大公报》武汉版，他不顾病弱之躯，以如椽之笔先后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为深远。
10月5日，上海10家以社会花边新闻着名的小报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令人耳目一新。12月11日接到租界工部局的禁令被迫停刊。上海沦陷后，《战时日报》主编冯梦云遭日军逮捕、枪杀，以身殉国。
1937年8月3日，救国会诸领袖出狱后和马相伯老人等合影，自左至右：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
11月28日，日军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所。12月13日（也即南京陷落之日）向上海各报发出通知，迫令从14日晚上起，所有稿件小样必须送交审查，否则不准刊载。《大公报》、《申报》等拒绝送检，自动宣布停刊。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发表《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掷地有声的社评：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事］
1月，交通部以设备简陋的借口勒令上海的华光、新声、同乐等8家电台停播，2月，上海私营广播电台同业公会发表抗议宣言，认为即使民营电台取缔规则中也无此明文规定。
2月26日，北平市报业公会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新闻界，呼吁当局增加纸张进口数量，缓解纸荒，并准许报社与国家银行保持经济往来，以获得必要贷款。
2月，陈子展主编的《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
3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字任何书刊一律停售”。11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禁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3种刊物，限定2日内焚毁所有存刊。16日，钱俊瑞主编的上海《现世界》半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15期。
3月，夏征农主编的上海《新认识》半月刊遭查禁，共出6期。
4月11日，江西《商报》和《健报》记者因在新闻中涉及教育厅长，被南昌警察局关押。南昌新闻界为此向南京当局呈诉，并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4月25日，汉口记者协会致电江西省要求保释两报记者，以爱护新闻事业。
4月中旬，车耀先在成都创办的《大声》周刊出至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为名查封。不久，改名《大生》周刊继续出版，5期后，当局又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为由，再次查封。7月9日，化名《图存》，出了3期，第三次遭查禁。11月5日又复刊。
4月，胡适回国不久，复活了已停刊四个多月的《独立评论》，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8日）才停刊。从1932年创刊，《独立评论》共出版了243期，始终坚持“说平实的话”，发表“负责的言论”。
5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宣布禁售开明经销的发行过万份的《民众周报》，并罚款30元。
5月23日，《申报周刊》发表主编俞颂华采访延安的通讯《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全文1万多字，被删节成5000多字。
6月，陈子展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学校》半月刊只出了7期即遭查禁。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友鸾、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在发表中央社消息时冠以《南口剩一兵》的标题，激怒国民党当局，导致两名记者被捕。
10月29日，共产党的《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遭查封。30日，《解放》1卷21期发表时评《抗议解放周刊的查禁》。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同意共产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11月中旬，经反复交涉先后办理了出版登记手续。12月11日《群众》周刊首先在汉口问世。
11月12日，中学教师李敷仁等在西安创办了通俗报纸《老百姓》报，宣传抗日。
11月22日，上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共出85期。
12月1日，《大美晚报晨刊》在上海“孤岛”创刊。12月9日创刊的《译报》出了12期，就被日军通过租界当局强行取缔。
12月12日，南京《兴华报》总编辑萧韩榘惨遭日寇杀害。
1938年：邹韬奋提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月11日，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10月25日迁至重庆）。尽管创刊仅7天（1月17日），国民党的特务流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了营业部、排字房和机器房，一则说明情况的“启事”等到19日才刊登出来。但迫于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毕竟允许这份极不喜欢的报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开发行了9年之久。
5月14日、22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查禁书报问题》和《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完全自由》。7月29日，又发表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个公开的载体，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倾倒了无数知识分子，赢得了万千人心。
负言论重望的《大公报》，在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之后，一度只剩下汉口版一枝独秀。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胡政之在发刊词中郑重地说：“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10月17日，《大公报》汉口版在出了最后一期报纸之后向重庆撤离，12月1日，重庆版在张季鸾主持下创刊，他在当天的社评中表示要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
强敌压境，抗战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包括《大公报》在内的民间报纸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但当政的国民党一刻也不想放松对言论的控制，长沙《观察日报》成为抗战后第一家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的报纸。7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不得人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7月底对外公布，9月起执行。
范长江1938年为《新华日报》创刊纪念题词
8月3日、6日，邹韬奋在汉口《全民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再论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社论，予以严正抨击。
7月10日，参政会通过邹韬奋等22人提出的《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
8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生活书店等20多家出版机构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取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9月3日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和10日的《群众》周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10月1日，由国民党中宣部、社会部、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同组成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出笼。11月4日，邹韬奋以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列举了六条理由，其中第三条指出：
政府对于广开言路，听取公意，原已注重。但为更增效率起见，有使舆论得到充分反映之必要。审查原稿办法，因奉令审查者往往以过于小心拘泥或怕多事，即对于政府原定之许可范围内亦尚须大打折扣，以致舆论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减少贤明政府的耳目效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页349。
然后，他提出了“实行出版后审查”、“对出版界加紧领导”、“加强思想领导”等三条办法。提案共得到74位参政员联署，并得到罗隆基等参政员的“桴鼓相应”。经激烈辩论之后，提案获得了通过，但国民党当局并不把参政会的提案当回事，结果还是“忙得一场空”。
从3月到12月，国民党当局至少查禁了230多种书刊，其中包括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以及《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毛泽东自传》、《朱德传》等。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据1938年7月1日上海《众生》半月刊转载的《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有786种书刊被查禁。这大概是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最大的共识。
1938年5月，《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纪念留影，前排右一为范长江
在上海“孤岛”，1月25日诞生了一份挂英商牌子的《文汇报》，不久，刚被《大公报》遣散的徐铸成出任主笔，他执笔的社评迅速在“孤岛”放射出灼人的光华，“徐铸成”这个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就让世人瞩目。2月10日，《文汇报》创刊第17天即遭炸弹袭击，整个营业部被炸毁，职员一死两伤（陈桐轩被炸死）。但炸弹、断臂、注射了毒汁的水果……，这一切都没有吓到《文汇报》，无论是实际创办人严宝礼，还是主持笔政的徐铸成。《文汇报》以其鲜明的言论风格，异军突起，发行量从1万份飙升到6万份，最后突破了10万大关。
［记事］
1月中旬，厦门的《抗敌导报》杂志因国民党当局阻挠被迫停刊。
1月，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斯诺（Edgar Snow）的英文着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为免过于直露，改名为《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也在这一年问世。
3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宣布自4月1日起取代原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3月31日发出指令，要求所有电台于4月15日前前往登记。5月3日，命令未登记的电台停止播音。5月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召集各民营电台负责人，要求他们再次具结保证不播放反日宣传及一切政治性内容。5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要求租界当局封闭未登记的电台。
4月13日，新知书店常德分店被封闭，经一个多月的呼吁、抗议才获启封。
7月15日，日军扶植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公布《出版法》。
8月13日，成都《大声》周刊第四次被勒令停刊。
10月23日，《新华日报》有17名编辑、记者、职工在敌机轰炸重庆时殒命。
10月，中央社、《大公报》、《新民报》、《新华日报》等发起报界联谊会，轮流做东，集会商讨纸张、燃料、粮食等物质供应问题，以便集体要求政府当局解决，同时协调各报广告收费标准、印刷工人工资标准等。
12月18日、25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民报》分别举行报纸义卖，支援抗日，盛况空前。
12月24日，有共产党背景的西安《西北》周刊出至第29、30期合刊后被迫令停刊。
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
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蒋介石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战前如出一辙，甚至以“战时”的借口加紧出台一系列管制舆论的措施。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及《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26日，国民党中宣部秘密传达《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查禁新知、互助及生活等书店所出书刊办法》。
3月15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起，凡未送审的出版物一律禁售。同月，又秘密制定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工作纲要》87条。5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修正《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
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因日机连续轰炸、被迫暂时停刊，改出油印的《新华日报壁报》，国民党当局要求送检，并专门颁布了《壁报检查条例》。
5月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拟定《战时新闻检查办法》。6月，国民党中央统一全国新闻检查权，由军事委员会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在全国设立五大特级新闻检查处，各省设新闻检查处，省以下设立新闻检查室。
6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11条。29日，军委会公布《邮电检查实施规则》9条。7月19日，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拥护抗战到底”、“劳苦大众”、“救亡运动”等词语一律不准用。8月2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群众》周刊是共产党公开杂志，可准予刊登共产党的宣言或毛泽东、朱德、王明等名义的文字，不必检扣。其他人员化名发表的文字或化名的刊物，“而与中央政策法令有抵触者，自可予以查扣，不必顾忌。”
11月30日和1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行政院发出审查戏剧、歌曲的饬令。12月11日、18日，先后公布《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连“开天窗”都算“违检”，并将惩罚分为“口告、警告、严重警告、定期停刊、永久停刊”五种。
但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并没有屈服，而是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呼声。2月14日，桂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25家书店、出版社、杂志社及其他文化团体集会，致电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撤销原稿审查。
2月20日，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获得通过。
4月27日，湖南邵阳《观察日报》发表《为奉令停刊敬告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向全国各界发出呼吁。
7月4日，邹韬奋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要求生活书店与官方出版社合并的提议：“我五十五个分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不久，他以“读书人的气节”为托辞拒绝加入国民党。
9月15日，桂林《国民公报》、《中学生》杂志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联名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取消《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
9月17日，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谴责了审查书报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即使审查通过也得不到统一的保障。没有一个统一的检查机关，也无一定的标准，宪兵团、警察局、党部、县政府，乃至便衣密探都有搜查书报权，更有甚者是随意拘捕人，长期羁押，也不送法院审讯。为此，他们提出四条解决办法：
一、查禁书报必须由负责机关将书单和理由通知出版者和作者，有不合审查标准的，应给他们申诉的机会。搜查时须出示证件及公开颁布的查禁书单，不得任意取走未经禁阅的书报，禁止阅看。
二、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执行。经过合法审查机关许可通过的书报要有合法保障，各地不得任意扣留没收。
朱惺公服务的《大美晚报》
三、检查书报须根据出版法处理，不得横加苛虐，任意拘押人员。
四、切实执行上次参政会通过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
虽然会上大多数人表决通过了这一提案，但国民党束之高阁，根本不予实行，一切依然故我。
在蒋介石忙于查禁书刊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决不落伍，7月和9月先后出台了两个《禁止图书目录》，分别查禁书籍1139种和702种，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3月，身处上海“孤岛”的严宝礼断然拒绝了日本指使的势力对《文汇报》的收买。4月22日，英国领事馆迫于日方压力，向所有英商报纸发出备忘录，禁止使用“鬼子”、“敌人”、“汉奸”等字样，禁止刊载一切抗日文字等。4月28日，工部局警务处致函美商报纸，不准刊载一切足以刺激感情与妨碍治安的文字。4月底，《华美晨报》因副刊发表抨击汉奸的文字被勒令停刊。5月1日，工部局发出布告，明令禁止抗日言论。11日，工部局与法租界公董局发出联合告示，重申这一禁令。5月18日，《中美日报》、《大美报》被吊销执照。同一天，《文汇报》、《每日译报》受到同样处分，徐铸成与《文汇报》编辑部、经营部全体26人联名在《申报》、《新闻报》刊出《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誓言宁为玉碎，《文汇报》就此停刊，“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转眼就消逝在苍茫夜色之中。
6月16日，臭名昭着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向坚持不向日本侵略者低头的报人投寄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6月17日，《申报》记者瞿绍伊在路上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大中通讯社编辑陈宪章、《中美日报》编辑夏仁麟等遭特务绑架。
朱惺公编辑的《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曾连载发表《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当代汉奸史话》等，以及《改汪精卫诗》。在收到恐吓信之后，朱惺公没有被吓住，6月20日，他在《夜光》发表公开信《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文白夹杂，嬉笑怒骂，将那些不知羞耻的败类骂了个狗头喷血：
余特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
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237。
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回家路上遭枪杀，献出了39岁的生命。这封正气凛然的公开信成了他留下的遗嘱。9月2日，《大美晚报》发表致汪精卫的公开信，要求他对朱惺公被杀惨案公开表态。
［记事］
3月4日，重庆生活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搜查，7千册书籍被搜去。同月，甚至生活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也被中宣部以“不合版本要求”的理由查禁，原因是只收入了蒋介石主张抗日救国的言论，不利抗战的一篇未收。从3月8日生活书店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遭勒令停业，到10月23日福建南平分店遭勒令停业，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至少有13家分店、支店等遭国民党当局搜查、勒令停业或封闭，6名经理或职员被捕，其中一人被判刑6个月，1人被迫害致死（西安分店经理周名寰）。
1939年春节，《大公报》社同人合影
5月6日，由于日机连续轰炸重庆，10家大报只能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至8月12日，共出99期。
5月9日，曾在抗日论坛上作狮子吼的王造时，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虽地处偏远，其影响却不容小看。
5月10日，阿英主编有共产党背景的《文献》杂志出版8期之后，被日本宪兵会同租界当局查封。
5月，新知书店辰溪分店遭搜查，经理被捕入狱2个月（12月底书店被封闭）。
5月，有共产党背景的金华《东南战线》半月刊出至第五期即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5月，《导报》被租界当局下令停刊一周，6月17日遭武装袭击，7月1日终因屡遭袭击和破坏，而被迫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只出版了13期的《导报增刊》。
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
7月22日，《中美日报》遭到袭击。8月1日是特务恐吓《中美日报》必须停刊的日子，他们不仅照旧出版，而且发表《恐吓与正义》的社评，“不为威胁利诱所动”。10月9日、10日，《中美日报》连续在街头遭到拦劫。
7月26日，《申报》馆被炸，一死五伤。
8月28日，青年胡绩伟主编的成都《星芒报》遭查封。
10月19日，《新华日报》“违检”刊出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新民报》、《扫荡报》三记者的谈话，被新闻检查局罚令停刊一天。《新华日报》坚持在10月23日刊登启事，说明停刊理由。
12月12日，仅仅因为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粤剧大会唱，播音员茅丽瑛在上海租界遭暗杀。
这一年被杀害的还有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公报》、《历城周报》的5名编辑、记者，死于敌机轰炸的有重庆《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媒体的记者、编辑等6人。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是言论史上暗淡的一年。国民党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经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检的中央社稿之外，其他各报一律不准擅自发布战况。
1月，国民党当局一次拘捕了衡阳《开明日报》11人，包括编辑4人，工友、会计等7人，其中有两位老人。两个月后，仍杳无音讯。报社为此于3月27日向全国同胞发出沉痛的呼吁，要求声援。
从2月3日到3月底不到两个月，生活书店在衡阳等地的3家分店、支店被破坏、封闭，10余人被捕。到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55个分店绝大部分被封或勒令停业，只剩下6个分店。从1937年到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40%都被明查暗禁，有目录可查的达203种，其中仅邹韬奋一个人的着作就有12种。7月，国民党方面提出生活书店与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由邹韬奋主持，对外名称照旧，政府对生活书店投资，被查封的分支店可以考虑恢复。并表示这是蒋介石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权势的威逼与利诱，邹韬奋当场回答：
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如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页217。
新知书店的情况也类似，2月初衡阳分店被封，6人被捕。金华、丽水、宜山、柳州、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迫停业，只剩下重庆、桂林等地4个分店。
4月，邹韬奋等在参政会上提出《严禁违法拘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案》，作最后的努力。
4月18日，西安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版了113期。短短几年间，李敷仁在资金匮乏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将《老百姓》真正办成了深受底层老百姓喜爱的通俗报纸，三次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收买。虽然最后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但李敷仁还是无比痛心地说：“我的孩子被扼死了。”
5月13日，湖南当局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的莫须有罪名查封邵阳《力报》，逮捕康德、严怪愚、冯英子三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办学术性杂志也要经过三道关：（1）社会局，（2）市政府，（3）国民党省（市）执行委员会，图为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的“登记”通知书
6月13日，国民党电令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检扣或删削。”16日，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对投稿人务取得其真实姓名地址”，“违反该项规定，即严加检扣，倘不遵从，严予论处”。在这一禁令下，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其他报刊的限制和迫害。
9月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条。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下达了以卑鄙手段捣毁中共书店的密令，要求“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编印的《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收入了两年来通令查禁的书刊720多种。
在上海“孤岛”，7月1日，汪精卫粉墨登场之后，汪伪“南京政府”发出对83人的“通缉令”，其中上海报界就占了49人，包括《申报》的金华亭、胡仲持、马荫良，《新闻报》的汪仲韦、顾执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等，基本上是活跃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报人。
7月19日，《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首先遭到暗杀。
7月21日，张似旭的追悼会尚未举行，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又遭暗杀。
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
8月19日，《大美晚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遭暗杀，21日身亡。
1940年的编年史上洒满了坚守“孤岛”的报人们的鲜血，他们大部分都和朱惺公一样，无党无派，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即使面对暗杀的枪口。死里逃生的顾执中后来经香港到了重庆，蒋介石主动约见他，表示慰问。蒋问他：“您现在有工作吗？”他回答：“有，我还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蒋又问：“您有什么困难吗？”他回答﹕“谢谢，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困难。”实际上他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朝不保夕，常常靠变卖掉一些衣物度日，但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帮助，不愿接受蒋委任的任何工作。他的连襟钱大钧事先得知蒋约见他的消息，曾大为欣喜，以为他做官有望。事后钱只对他说了两个不客气的字：“傻瓜！”可他并不生气，他觉得自己只是个新闻记者，他与汪精卫很熟，但他不会走汪的路。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为日本外长）重光葵很友好，但他也不会走亲日之路。即使在困苦之中，他也不想走蒋介石的路。钱大钧看到了他“傻瓜”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立性，以及做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