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5月21日，清廷发布命令，查禁排外刊物。
在这样的禁令下，新型的报刊要想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确实困难重重，《时务报》之所以风靡一时，无非是因为说出了无数人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开了风气，正如包天笑回忆，“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189。
［记事］
1月12日，《强学报》（五日刊）在上海创刊，康有为弟子徐勤等主编，出了2期后被迫停刊。
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禁，出版了18期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只存在了35天，从《万国公报》算起也不过154天。
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时务报》进入第二个年头，尽管汪康年和梁启超之间已出现裂痕，但它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过去。这年春天，浙江、湖南等地巡抚纷纷行文全省，称誉《时务报》“议论切要”、“议论极为明通”，要求下属官府、各书院公款订阅。一份倡导改革的刊物如此受到欢迎，这是前所未有的。
康有为显然不满足他所不能掌握的《时务报》，因此又另办了一份《知新报》，先是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经理是康的弟弟、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主笔是徐勤等，梁启超也曾参与撰稿。从创刊号起连载了三期的《知新报缘起》中申明“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
康有为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创刊号
因为《知新报》处的葡萄牙治下的澳门，所以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载《时务报》所不敢载，与上海的《时务报》遥相呼应。用不了多久就触怒了清廷，6月18日发布的“上谕”就是要求与葡澳当局协商对《知新报》的言论进行干涉，“不得传布讹言”。但毕竟有点鞭长莫及，即使在百日维新被血洗之后，这份有着浓厚康记色彩的报纸还是生存到了1901年才停刊。
严复的译着影响了数代学人
唐才常等主编的《湘学新报》旬刊（后改名《湘学报》）公开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主张平等、民权，以开民智为主要目标，与长沙时务学堂同气连枝，因此而广受欢迎，长沙城内每期就能发行一千数百份。除了湖南本省及湖北、江西等邻近省份，还远销到上海。
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杭辛斋等集资发起的《国闻报》是当时少有的日报之一，他们以英国《泰晤士报》为榜样，追求新闻的“确”、“详”、“多”、“速”，讲究“四美”皆具。当然评论也是其重要特色，由严复执笔的论说至少有23篇，虽典雅古朴，却气势如虹，猛烈如火，抨击专制制度不遗余力。
从12月18日起，第一部严译名着《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报》附属的《国闻汇编》旬刊上连载。他以典雅的译笔亦叙亦议，仿佛打开了一扇奇
严复译《天演论》
异的窗户，让国人大开眼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特别是他的按语旁征博引，结合中国现实加以评论，有的按语甚至比正文都长，难怪鲁迅说他是写书，不是译书。《天演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物竞”、“天择”四个字作总结，警告中国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第二年《天演论》出版后，十年间至少出了30多个版本，影响何止一代人。知识界争相传诵，“几乎人手一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迅速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名词，有些青年人甚至以此来作自己的名字（如胡适，字适之；陈炯明，字竞存）。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天演论》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鲁迅也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读《天演论》，他在《热风·随感录》中称严复究竟是翻译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这一年，在上海、杭州、温州、北京、西安、桂林、广州等地诞生了许多林林总总的报刊，酿成了百年史上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个小高潮。然就其影响而论，都无法与开风气之先的《时务报》同日而语，但《时务报》的危机已开始浮现。
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刊载了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叙》，10月11日，曾鼎力支持《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指责此文“太悖谬”，要求湖南当局封杀这一期刊物。11月，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的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因为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写信给汪康年，指责已连载4期的徐勤《中国除害议》一文，认为汪也“不能无咎”，结果此文被腰斩。
［记事］
2月22日，康有为的追随者在澳门创办《知新报》。
4月22日，江标、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
10月26日，严复等在天津集资创办的《国闻报》问世。
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切陈词，要求“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上海、天津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轰动一时。
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
最终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言论之功永不可没。
戊戌春天诞生的《湘报》（日刊）比《湘学报》的文字更浅显，议论也更进一步。3月18日，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指出有了报纸如同“国有口”，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一家一姓的历史（“君史”），报纸则是“民史”，是人民自己书写历史。这样的言论自然是专制的卫道士（哪怕是比较开明的）也难以接受的。
上一年还称赞过《湘学报》、下令各地订阅“以开风气”的张之洞，到了这年5月，开始对这份报纸及《湘报》主张民权等言论大表不满，认为“近来《湘学报》谬论甚多”，《湘报》“其偏尤甚”，他不仅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指责其“悖谬”，而且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以“不敢代为传播”相威胁。谭嗣同对此愤愤不平，“既不许美，又不许骂，世间何必有报馆”！
因为种种复杂的人事因素和思想分歧，风靡一时的《时务报》出现了内讧，矛盾主要发生在梁启超（同时代表了康有为）和汪康年之间。汪康年兄弟另办的《时务日报》是独立于《时务报》之外的，它首开报纸两面印刷的先例，而且“一切版面的编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当年的订户包天笑回忆，这个报纸的出版“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当时申、新两报，都是用那些油光纸一面印的”。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
7月17日，百日维新正进入高潮，为了争夺对《时务报》的控制权，康有为借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光绪帝，一方面极言“报馆之益”，一方面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7月26日，光绪帝发布一条上谕，同意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上谕称：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各报体例，自应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转引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办自是一个不智之举，是百日维新中一支不和谐的、让后人痛心的插曲。但光绪上谕中所透露的一些新闻思想，仍为后世史家所称道。此前7月23日，出使美、日等国大臣伍廷芳也曾奏请光绪推广报馆，认为这是舆论所在、公论所出，“风声所播，民智自开”。这些观点对光绪帝恐怕也有所影响。他在8月26日发布的上谕中，还批准了梁启超提出的要求，宣布“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8月8日，《时务报》停刊。17日，汪康年另办了《昌言报》旬刊（出至10期停刊），同时将《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出版，只留下《时务报》这个报名给朝廷来办。但纠纷并没有因此结束，8月22日起，梁启超连续在《国闻报》发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对汪康年的一些说法提出质疑，将矛盾公之于众。汪康年、黄遵宪等《时务报》创始人也纷纷发表文章，一个曾经共同创造了刹那辉煌的知识群体分崩离析。25日，康有为致电两江、湖广总督，更是指责汪康年私自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要求禁发《昌言报》。这场风波一时牵动朝野，引起各方议论，民间舆论普遍偏向于汪康年，严复直截了当地指出“叩其所争，则仅仅万余金捐款，万余张销报之权与利而已”。并批评了梁启超。假如不是百日维新很快流产，这段是非还不知会如何了断。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了光绪帝（所有毁灭维新新政的上谕照样还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各地报刊纷纷凋零。9月25日，《中外日报》以《康有为到吴淞口》为题，报道了戊戌政变第四天（9月24日）清廷派人在上海吴淞口搜捕、英领事以船舰截救康有为和他脱身到香港的消息。从采写到发表前后不到24小时。27日的《详志都城近事》报道了捉拿六君子等人的情况。
9月26日，清廷宣布停办计划中收回官办的《时务报》。29日，通令各地缉拿康有为、梁启超，称梁启超“所着文字，语多狂谬”。10月9日，清廷发出上谕，查禁各地报馆，捉拿主笔。仅上海就有近10家报纸关门，其他城市的14家中文报纸只剩下6家。10月14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发表评论，“对文明来说，这道上谕真是一个罪恶。”“慈禧太后是和那位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帕丁顿夫人一样的”。同一天，小说家李宝嘉（伯元）主办的《游戏报》在显着位置发表专文《责报馆主笔》，对此举冷嘲热讽。另一小说家吴沃尧（趼人）则在他办的《采风报》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为题征求答案，征文千奇百怪，令人捧腹。这些休闲报纸以游戏笔墨极尽讽刺之能事，也算是晚清有报纸以来的一大特色。为避免《中外日报》受牵连被封，汪康年倒填日期刊出一则启事，声明自8月21日起就已改属英商，自己与报馆事务无涉。
《亚东时报》创刊号书影
除了保留京师大学堂，慈禧太后几乎废除了所有维新新政，比如重新禁止士民上书言事，不准“妄议时政”，下令将康有为书籍版片销毁，废官报局，凡购买或阅读康梁所办报章者也一并严拿问罪。
令人不无意外的是，10月19日，以经济新闻取胜的上海《新闻报》竟在“国事骇闻”栏中刊出了康有为香港来函的全文。正被通缉的康有为在信中自称奉光绪密诏出国，“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等。此信一发表就引起极大震动，急坏了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他们纷纷要求《新闻报》设法更正。但在报馆的英国主人和英国领事馆看来，这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自然是置之不理。
11月15日，日本人主办的《亚东时报》第四号以全部篇幅、以前所未有的大号字发表了批评慈禧太后政变和哀悼戊戌志士的文章，其中还有梁启超在日本所写的古风长诗《去国行》。该报在上海公开发行，澳门的《知新报》等广泛转载，迅速在知识界流传。此时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不过一个半月。
由于天津《国闻报》早在这年3月27日就假作卖给了日本人（5月3日，清廷曾发布“上谕”，要求调查《国闻报》“有无与外人勾串情事”），所以在百日维新被镇压后还能继续出版，客观报道了戊戌政变的真相，揭露清廷屠杀维新志士的暴行。
政变第六天（9月27日），《国闻报》就刊出新闻《视死如归》，率先报道了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消息：
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同一天，对康有为的脱险经过作了客观报道。10月21日、22日，连续转载香港《华字日报》文章《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披露戊戌政变的真相。
率先报道谭嗣同遇难详情的《国闻报》
清廷向日本驻天津领事提出查禁要求，遭到《国闻报》的坚决回击。11月3日、4日，《国闻报》连载发表《论中国禁报馆事》，这是政变后第一次刊出“本馆论说”，举例说：“上海之《文汇报》曰：‘中国之所以不遽亡者，犹赖有杨锐、林旭、谭嗣同等血性男子，节概能死事之人。’夫在中国视之则号为‘乱贼’，在局外各国视之，则称血性节概男子，而并以中国之不亡归功于此等能死之人。此诚所谓一先生之说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同时连续刊载上海《新闻报》的《康有为论》，并发表《本馆跋》，“天下至不平而大可伤心之事，莫甚于凭一家之私说而无两造之讼直，即如康有为一狱……”
在缇骑四出、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国闻报》如此大胆执言，这一幕将永远载入激荡的百年史。实际上直到次年2月《国闻报》才被迫真的卖给了日本人。
远在澳门的《知新报》对戊戌变法功败垂成更是作了大量的回顾、总结，在为维新事业辩护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悼念“六君子”的诗文，清廷对此无可奈何。
11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纷纷改挂洋牌，徒叹无奈。16日，他又奏请免禁《农学报》、《商学报》这类倡导新学的专业报纸。12月，广州《岭海报》因为发表为康有为、梁启超辩解的文章受到当局警告，为免遭查禁的命运，从当月起改为德商报纸，改名为《德商岭海报》。
不能忘记，梁启超流亡日本还不到两个月，惊魂未定，《清议报》（旬刊）就在横滨问世了，“梁启超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记事］
3月7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湘报》。
5月5日，汪康年和他弟弟汪诒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后更名《中外日报》）。
8月8日，《时务报》在出完第69册后停刊。
8月17日，汪康年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彻底决裂，他以《时务报》原有资源另办《昌言报》（旬刊）。
9月27日起，天津《国闻报》刊出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新闻《视死如归》及其他有关戊戌政变真相的报道。
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康有为香港来函全文。
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年轻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创办的《清议报》“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继续《时务报》未竟的事业。从第26期起，《清议报》开设“国闻短评”的栏目，比后来《时报》采用“时评”、“短评”要整整早了五年，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闻评论的新形式。曾是《清议报》读者的郭沫若后来在《少年时代》中回忆：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夷他，但却喜欢他的着书。他着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其实，《清议报》的言论并不像郭沫若说的那样浅薄，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国”和“爱国”的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
这些观点都富有浓郁的近代气息，确实代表了当时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在19世纪末的长夜里，一言既出，岂能不振聋发聩。
至于后世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也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文转译或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梁启超意气风发，继续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不是郭沫若用“保皇党”这顶大帽子所能盖得住的。不过“平心而论”，郭沫若接下来对梁启超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思想自由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
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
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阅，但《清议报》还是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中的日本洋行在中国内地传布。3月2日，张之洞指责《清议报》“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种种悖逆，令人发指”。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交涉，将康有为、梁启超等驱逐出境。19日，他在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电文中要求，首先必须禁止梁启超他们“妄发议论”。
从5月4日起，唐才常担任上海《亚东时报》主编，发表了许多为戊戌变法叫好的文章。章太炎也曾和这份报纸发生过关系，遗憾的是敢言的《亚东时报》毕竟是日本背景的。在变法的呼声被鲜血吞没之后，在慈禧太后的禁报令下，整个中国无不噤若寒蝉，大半年中上海都没有什么新报刊诞生，士气沉闷，一片萧索。梁启超的《清议报》从日本岛上发出的那些声音仿佛是空谷足音。
［记事］
1月2日起，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谭嗣同的遗着《仁学》。
1月31日起，上海《亚东时报》开始连载《仁学》。
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
世纪之交，岁在庚子，一切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连日历行数百里，……不得饮食，既冷且饿”，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一旦逃亡到了西安，慈禧等依然是挥霍无度如故，声色歌舞如故，从春天到冬天，从天津到上海、汉口，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如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日维新血迹犹新，举国书生无不噤若寒蝉，有限的近代中文报刊只在租界或海外才有生存空间，即使如此，朝廷也是无一日不想去之而后快。
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讴歌少年中国，呼唤少年中国，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曾激动了千万青年读者。同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试图通过日本外务部约束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租界挂日商牌子的报纸，如《国闻报》、《中外日报》、《便览报》、《沪报》、《汉报》以及陈范接办不久的《苏报》等。
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一是以十万两赏银缉拿“罪大恶极”的康有为、梁启超，无论死活，都“一体给赏”，不求发财的也可以破格升官，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见恨之入骨。二是禁止他们的言论，“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如有读者购阅他们的报纸，“一体严拿惩办”。同时严查销毁他们的着作，美其名曰“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康、梁着作统统遭到了焚版、禁售的命运。
剪辫易服后的章太炎
其时，离六君子殉难不到两年，血迹未干，《清议报》等流布国内，影响不绝，说朝廷寝食难安并不为过。3月7日，张之洞下令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指控它们诋毁朝廷、诬谤慈禧，“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肆口狂吠，毫无顾忌”。“以后沿海各省报章……如有语涉悖逆者，一体禁止购阅，并禁止代为寄送，严行查拿惩办”。并严禁在汉口等地“续开报馆”，“与其拿办于事后，不若预防于事先。如在华界开设者，禁止购阅递送，房屋查封入官。即在洋界开设，冒充洋牌，亦断不准购阅递送，违者一并拿办”。“如有将屋租与报馆者，查封入官”。这一切理由都很堂皇——“以靖地方而安人心”。
7月25日，张之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联名致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英方配合，“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进京是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新闻报》早在5月前后，就不断发表有关义和团的报道，严厉批评清廷的“妥协”、甚至“纵容”政策。6月，地处天津的《国闻报》因为批评义和团，受到了“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的揭帖警告。8月，八国联军进京不久，已有28年历史的《申报》发表评论，提出自己独立的看法：
义和拳匪以仇教为名起事，山东蔓延至顺直各府县。政府误信其有神奇之术，不即兴师雕剿，星星之火，遂至燎原。迨至阑入京师，益复目无法纪，杀书记，戕使臣，焚教堂，害教士，各国痛心疾首，义愤难平。于是占炮台，陷郡治，节节进取，攻入京城。
不管怎么说，这是曾在舆论界享有声誉的《申报》站在另一角度所看到的事实。虽为一家之言，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当然，这一年《申报》也不是没有遗憾的，7月，容闳、严复、唐才常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申报》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载。
就是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宣布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洲政府不道”，这篇文章和另一篇同样措辞激烈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一起，发表在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19期上。
《中国日报》是这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创办的革命报纸，是“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分日刊和旬刊，旬刊叫做《中国旬报》。此前尚未发表过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满色彩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62。
从此，章太炎就“以文章排满的骁将”（鲁迅语）的姿态出现在晚清中国的言论史上。
［记事］
1月11日，澳门《知新报》第111期发表陈荣衮的论说《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改革文言，以开民智，以“浅说”来“输入文明”。
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主持。
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缉捕康有为、梁启超。
3月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日报》、《清议报》及其他“语涉悖逆”的报纸，并禁止在汉口、汉阳等地“续开报馆”。
9月28日，日本人在汉口主办的中文《汉报》因为支持新党，在多次遭当地官府限禁后，自动停刊。
同年，陈范接办上海《苏报》。
《白话爱国报》在北京创刊。
连横在台湾台南创办《台南日报》，常有眷怀故国、反对满清的言论，与香港《中国日报》有密切联系。
广州《嘻笑报》旬刊以“对上不敬”罪名被粤督李鸿章饬令南海县查究，主编人朱通儒、杨肖欧等潜逃，报纸停刊。
广州《博闻报》因刊载慈禧太后西迁消息中有关于她“唇厚”、“口大”等词汇，以不大敬被广东巡抚下令南海县查封。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
纪元更始，《辛丑条约》拉开了20世纪的序幕，割地赔款，国势日危。1月，慈禧在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匆忙发出了名动天下的变法上谕，要求各地官吏提出改革建议，次第实行，从此揭开了清末最后10年的变革序幕。姑且不论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使民间舆论也普遍认为，欲变革首先在于启迪民智，也就是从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入手。
这一年，《清议报》出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
杭州名士项兰生创办的《杭州白话报》
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称誉上海的《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等“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这一年，《申报》已出满一万号。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避居上海的英敛之，应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之请，悄然北上天津，紧锣密鼓地筹办《大公报》，名垂言论史的《大公报》已在历史的地平线下孕育。
《苏州白话报》创刊号
6月20日，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兰生）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在西子湖畔问世，初涉报坛的林白水用大白话起草了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乃至附近各地，“大受欢迎”。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回首当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9月，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创刊，也经常转载《杭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上的文章。
这一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应诏上疏，建议朝廷创办官报控制舆论，以抵制民办报刊。他称报纸是“耳目”，上下、中外之间都靠报纸流通，“中国通商各埠，由民间自行办理者不下数十种”，“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加上多数报纸设在租界，挂着洋旗，以清议的名义评论时局，“入人深而藏力固，听之不能，阻止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这番话从反面印证了民办报刊在百年前在晚清中国的影响。他主张在“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并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妄受贿赂”等。报馆未设，先定“报律”，这四个“不得”就是加在未来报纸头上的紧箍咒。
《无锡白话报》创刊号
这一年出版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了《大清律例》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侯。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
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不应重罪。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62。
所谓“妖书”、“妖言”等都不是法的概念，可以任意拿捏，全凭掌权者的好恶，名为“法律”，实际上无法可依，动不动就处“斩”，这是何等的严刑峻法！以言治罪，“偶语弃市”，自古皆然，堂而皇之写入“律例”恐自晚清始。
［记事］
12月21日，《清议报》在出了三年之后，因一场火灾而停刊。
1902年：呼唤“新民”
因为《新民丛报》和《大公报》的问世，1902年注定要成为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年头。2月8日在日本横滨问世的《新民丛报》（半月刊），实际上算不上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的机关刊物，经费由梁启超、冯紫珊等五人自行筹集，六股中梁启超一人就占了两股。他在创刊号告白中明确提出：“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精密、印刷之精美都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从最初发行2000份，半年就突破了5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
旅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谓盛极一时。这也是“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
11月1日，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着名的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漫漫长夜里，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初涉报界时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说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一次大飞跃，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他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新民说》从这一年开始连载了近四年，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氏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梁启超的言论、思想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黄遵宪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
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刊，第二卷起即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他在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力张扬小说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开辟了一条以小说针砭时弊、传播思想的新路，他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和吴沃尧（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不仅仅属于文学史。
《大公报》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初创，36岁的满族天主教徒英华（敛之）一人兼经理、撰述、编辑，他在《大公报》创刊号发表《大公报序》，标举“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宗旨，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头刊有法文“L’Impartial”（“无私”），创刊仅3个月发行量就达到5000份，在上海、济南、南昌等大中城市及南洋、日本、美洲等地设立了60多个代派处和代销点。这份在20世纪前半叶声誉卓着、影响了几代人的报纸在“英敛之时代”即以“敢言”着称。《大公报》创刊第五天就发表论说《论归政之利》，公开要求慈禧太后撤销垂帘听政，归政于囚禁瀛台的光绪帝，直斥刚毅等后党是“国贼”，指控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是“献媚之小人”，触及了那个时代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从那时起，《大公报》不断地呼吁君主立宪，伸张民权，抨击专制，笔锋犀利，经常指名道姓地批评、警告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等权贵。报
《大公报》创刊号
馆虽在租界，读者却多在租界外，这样大胆、无所顾忌的言论自然令世人刮目。无怪严复送给英敛之这样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
6月22日、7月7日，《大公报》先后发表《原报》和《论阅报之益》的论说，阐明报纸是政府监督、国民向导，作用在开民智，指出“阅报”有四益，可以知“政事得失”，可以了解国际形势，可以及时学到“新学”、“新艺”等。11月23日，发表社论《严设报律问题》，反对清廷制定报律限制言论自由，并针对某道员最近提出的“严设报律”条陈，逐条予以驳斥。
《启蒙画报》——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在近代新闻出版中心上海，陈范主办的《苏报》与蔡元培等创立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相互呼应，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变革力量，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都成为《苏报》撰稿人。这年冬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学潮不断，《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并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而引发的退学风潮，受到东南学界的注目。
［记事］
这一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有禁止学生“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着书妄谈，刊布报章”、“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等荒唐的条款。
彭翼仲在北京创办《启蒙画报》，内容涉及上下古今、军国大事、国际知识、科学技术等，不只是“启迪蒙稚”，也是启蒙成人。梁漱溟、萨空了、郭沫若等在孩提时代都曾深受教益，终生不忘，萨空了称其为“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1903年：风雨“苏报案”
这一年将因“苏报案”而名垂史册，后世的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发生的那一幕。
5月27日，陈范聘年轻的章士钊任主笔，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5月底，少年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6月9日，章士钊在《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革命军》广告。第二天，又发表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短短一个月间，《苏报》还发表了大量革命言论。如同在上海放了一颗卫星，在整个舆论界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刹那的光华让《申报》等老牌大报黯然失色，论说一出，《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这也是陈范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
邹容写下的《革命军》影响深远
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两天后，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罗网已经张开。6月29日，《苏报》还在头版显着位置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甚至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即是“苏报案”发生的那一天，在清廷的要求下，经过多次密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龙积之等人的拘票。至7月1日邹容投案，除陈范外，名列拘票的其余五人全部被捕，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7月1日，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着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也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7月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反对查禁《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七天，不仅刊出了《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7月7日下午，《苏报》终于被查封。7月9日起，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反对“未断案而先封馆”。清廷与租界为引渡章、邹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难交涉，台前幕后，数不清的算计和密谋，上海、南京、武汉、北京之间，要员、坐探（如志赞希、赵竹君）、密友（如《新闻报》的福开森）之间文电交驰，仅收入故宫档案的往来电文就有近190封。但引渡最终没有成功。
从7月到12月，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多次开庭会审“苏报案”，由于租界当局与清廷的分歧，直到年底，此案仍未了结。《申报》在半年中追踪报道“苏报案”，留下了详尽可信的历史记录。两江总督端方致电赵凤昌，要求《申报》为将“苏报案”诸人引渡给清廷制造舆论，遭到《申报》的拒绝。
就在“苏报案”发生前后，7月19日，因为报道中俄密约，北京“报馆访事”沈荩被秘密逮捕，正逢慈禧太后“万寿月”，例不“杀人”，由“斩立决”奉旨改为“立毙杖下”。7月31日是沈荩毕命之日，也是中国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刑部特制的大木板打得他“血肉飞裂”，“骨已如粉”，他却“始终未出一声”，刽子手们都以为他已死了，想不到他竟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才用绳勒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杀戮的新闻记者。沈荩惨死，震惊中外，“西人闻之胆寒”，北京的公使夫人曾会同向慈禧施压。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报纸纷纷刊出报道和评论。8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沈荩的绝命词四首，9月16日，又发表了详细报道。
清末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
远在狱中的章太炎闻讯写下“文章总断魂”等诗句，发表在8月14日的《国民日日报》。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举行沈荩追悼会，章太炎以其如椽大笔写下悲愤的祭文。当年，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再次提笔作序。
8月7日，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倡言无忌，发表章太炎狱中新作，一时有“小苏报”之誉。不到两个月（10月2日），清廷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宣布对《国民日日报》“一体示禁”，并要求转告各邮政局对此实行禁邮。10月27日，上海各报刊出上海知县汪瑶庭禁卖《国民日日报》的告示，不准卖，也不准买。28日，上海各报刊出两江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