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誉为“小苏报”的《国民日日报》
魏光焘言禁售阅《国民日日报》的禁报令。但直到12月4日，《国民日日报》才因内部分歧而宣告停刊，共出了118期。
［记事］
从1月到4月，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兴起了办刊热潮，《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纷纷创刊。《浙江潮》以“眷念故国”、“输入文明”为宗旨，第5期刊出《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称报纸是“第四等级”，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其力量超过了“四千毛瑟枪”。
3月，离《清议报》停刊已两年，地处江宁上江两县的明达书庄，“鸠集股本，翻印《清议》等报，四散出售”，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下札文禁止，指控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梁“播散谣言，刊布逆报，诬谤朝廷，淆乱国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除了立即将“所有逆书板片纸张尽数起获，……验明销毁，不准有片纸只字遗留外”，严禁地方士民“出资附股，私相传播购阅”，明达书庄店主遭查办，具结“以后不再售逆书逆报书籍股票，违者重罚治罪”。
5月，青年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
9月，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论新闻纸之职分》等社论，称报纸能“化野蛮为文明”，“论新闻纸之权力，可以督饬国民……论报纸之效验，可以转移风俗，即朝廷之政令，亦莫能敌其力”。清廷正是视报纸“若敌国”，“苏报案”和沈荩之死都证明了它对舆论的恐惧。
10月31日，《大公报》发表《论中国定报律》文，抨击这是“钳制天下人之口”。
12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
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以“白话道人”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直说》。晚清报刊多以地方命名，时人戏云：“浙江有《浙江潮》，直隶有《直说》，则山东应有《齐论》、《鲁论》，广东应有《广告》，河南应有《豫告》，甘肃应有《甘言》，福建应有《福音》。”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
2月26日，蔡元培等将设在上海租界的《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提出“国民自立”的思想，郑重决定：一、不录“上谕”，以示“不欲依赖政府”；二、不挂洋商牌号，以示“不受外人之保护”。在３月１６日发表的社论《论报战》中提出“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８月３日，发表论说《论专制与暴动之相应》，倡言“不自由，毋宁死”。《警钟日报》一度在国内１９个城市设立了代售处，其影响由此可见。
但租界并不是言论自由的王道乐土。2月29日，天津英文《中国时报》（China Times）因刊载批评沙俄政府的论说，被控“扰乱和局”，主笔英
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影响的《萃新报》
国人高文（J.Cowen）被天津租界当局“驱逐出境”。上海启文社、时中书局、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等，因为经售陈天华的《警世钟》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控告，各店主分别被判拘押3个月到两年。
５月２１日，在经过了长达1１个月的拉锯之后，“苏报案”终于尘埃落定。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对“苏报馆革命党一案”作出宣判，章太炎、邹容分别判处监禁３年、２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申报》第二天作了报道。清廷想致章、邹于死地，最后也未能如愿以偿，租界毕竟不是清廷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章、邹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赴上海探望狱中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
租界之外，言论自由更无保障。６月２７日，张恭等在浙江金华创办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过影响的《萃新报》半月刊，出到第６期就以“出语狂悖”遭查禁，史称“萃新报案”。10月，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半月刊在上海面世，由柳亚子执笔的发刊词中有激烈的反满词句，《安乐窝》一剧更是对慈禧“穷极丑诋”。这本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一共只出了两期，第二年初即遭查禁。天津《直报》因为报道袁世凯部哗变的消息，一度被查禁，当年6月、9月两度易名为《中外商报》、《中外实报》继续出版。
《时报》创刊号头版
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时报》和《京话日报》的问世。6月12日，狄楚青（平子）主办的《时报》以崭新的形态在上海这个报业中心横空出世，“突然似放一异彩”。流亡日本的“钦犯”梁启超潜赴上海，手订名称、体例、发刊词等。《时报》对报纸版式进行大胆革新，“对开四版、两面印刷”就是由《时报》开始的，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各报所仿效，使报纸、杂志终于在形式上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挂的虽是日商的牌子，实际上坚持了独立办报，梁启超起草的“发刊例”第一条
《时报》主持人狄平子（楚青）
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并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徐铸成评价说：“狄平子很有魄力，为打开一条‘文人论政’的道路，的确也作出了成绩的。”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胡适的心中，14岁的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恰逢《时报》诞生。包天笑回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其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多许。”“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有“《时报》评论”和“时事评论”的双关意义。此外如“特约通讯”、“副刊”也都是《时报》首创。
狄平子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京话日报》
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一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就受到当时文艺界、教育界尤其青年学生的欢迎，迅速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如果说《申报》是市民乃至官场每天必读的报纸，《新闻报》是商业界最欢迎的报纸，《时报》则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日报。虽然它在上海本地发行量不及申、新二报，在外地却超过了这两家老报纸，“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８月１６日，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雅俗共赏，妇幼皆宜，“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而且售价低廉，每份只要三个铜板。针砭时弊，直言不讳也是《京话日报》的追求，创刊不久就成了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尤其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
１２月７日，彭翼仲又与杭辛斋一起创办了文言的《中华报》，也以“启导民智”自期，广告中强调“并无洋人资本，亦不藉他国保护，因慨报界风潮冲突，非借重洋人，托居租界，竟不能自存，……情难自已，……成败利钝，非所料焉”。彭翼仲不借重洋人、不托庇租界，一手创办两报，孜孜以开发民智，建立中国人自己说话的舆论阵地自任，在百年史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
［记事］
1月22日，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出版黄藻（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个人”）主编的报刊政论集《黄帝魂》，收入了章太炎、章士钊、邹容、张继、刘师培、谭嗣同等在《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的政论。
３月１１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图文并重，到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刊物。
３月３１日，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每期发行4000册，安徽各地及上海、北京、保定、南京等地设有58个代派处。
5月8日，清廷以军机大臣名义致函各省督抚，要求查禁“悖逆”书报，仅点名的就有１８种，《黄帝魂》、《中国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预言新民丛报》、《浏阳二杰论》等榜上有名。
６月２１日，清廷特赦戊戌党籍，牵涉戊戌变法案的几乎都受到赦免，只有“罪魁祸首”康、梁除外。尽管梁启超在国内的办报活动仍不能公开，但从１２月１４日起，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迁到了上海，由广智书局编辑、发行。
９月１７日，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鼓吹革命，提倡男女平等、振兴实业，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由５００份增加到3000多份。
1905年：《民报》的号角
对清廷来说，对中国近代史来说，1905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在空前的危机下，清廷下决心实行改革，慈禧太后成了戊戌变法遗嘱的执行者。有些举措甚至超过了当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是中国振作起来的前提。而在当时，启迪民智的主要方法就是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仅专文论述者就不胜枚举。上海《新闻报》从3月28日到31日连载《论报馆之有益于国》，断言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其国终不能长存，其国终不能独立”。《东方杂志》第8期也发表专论《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
2月3日，彭翼仲在《京话日报》发表的《瑕瑜不掩》“演说”中自述：“事非经过不知难，办了两年多报，愈办愈胆小。”但他坦言：“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他自述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一是“开发民智”，二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2月4日，他发表文章说“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他一再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对王公贵族、军阀官僚、豪绅流氓恶霸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贪赃妄法、营私舞弊等丑行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多数是该报记者编辑自己编写，少数是读者来稿。这些报道、言论当然得罪了不少权势者。
8月，《京话日报》不畏权势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还发表多篇评论，并于9月3日刊出广告，严词拒绝那王府的更正要求，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报馆争的是公理”，“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显示出报人彭翼仲的嶙峋风骨，为《京话日报》赢得了声誉。难怪在三天后，《京话日报》发起偿还国债的“国民捐”运动，迅速得到王公、大臣、公主、命妇及官、绅、商、学、兵等各界读者的响应。创刊不过一年的《京话日报》成了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
《大公报》一向认为报纸是“清议所存”，“言论记载”要有“自由权”，拒绝“一切吟咏娼妓之作”。这年4月13日，《大公报》出满一千号时，曾发表《千虑一得》、《大公报千号贺辞》等文，指出报纸“与国运隆污有密切之关系”，“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在接下来发生的抵制美约、美货运动中，《大公报》就经受住了考验。
因为美国公布“华工禁约”，从5月起，《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及香港《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华文报纸纷纷抗议。时为美商汉口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编的小说家吴沃尧（趼人）毅然辞职，返回上海。《京话日报》、《大公报》先后刊出“不登美商告白”。
8月16日，袁世凯指使天津地方当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禁阅《大公报》，“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使《大公报》出不了租界，“为不封之封”。第二天，《大公报》刊出布告全文，以及总经理英敛之和主笔刘孟扬的联名“启事”，严正抗议。18日，《大公报》发表论说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19日，发表论说《一息尚存勉尽天职》，进一步表示要尽天职、担责任，不会因禁阅而气馁，“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在8月21日随报附送的白话论说中发表《言论自由》，阐明言论自由是文明国民的“三大自由”之一。
英敛之与袁世凯的对峙，使《大公报》赢得了“敢言”的名声。直到11月初，刘孟扬离开《大公报》，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才宣布对《大公报》解禁，可以“照常购阅”。这一段故事已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直到1908年1月，《大公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还骄傲地说：“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历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能损害其丝毫也者。”
有人办报，也要有人阅报，报纸离不开读者。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阅报、讲报活动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山西晋报局总办程淯在一份建议广设讲报所的禀呈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开通风气有三大端：一学堂，二报馆，三演说。学堂之设收效最迟，报章之布仅及士流，演说则无分智贤愚不肖皆能感动，故日本人民之开化，实得力于演说者。”此禀在《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发表，曾被许多报刊转载引用，影响不小。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白话论说《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
《警钟日报》因“污蔑中国皇太后、后上”被封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然而《大公报》所呼吁的言论自由，在1905年的中国仍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春天，汉口《汉报》刊出一则对俄商道胜银行买办陈延庆不利的消息，沙俄驻华大使竟然要挟湖北地方当局，予以封禁。3月9日，《警钟日报》愤而发表论说《外人干涉言论权之警告》，直言“报馆有维持清议之天职，报馆有据事直书之实权，并政府且不能干涉，何有于外人？”想不到，半个多月后（3月25日），《警钟日报》也被上海道袁树勋串通租界当局，以“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等罪名查封，金少甫、刘师培等5人被拘。4月6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发行人戴晋鹤、校对何少卿分别被判刑一年半、半年，其余三人“从宽开释”，印刷机没收充公。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也未能免于被禁的命运。4月3日，《革命军》作者、因“苏报案”入狱的少年邹容猝死狱中，年仅21岁。6月1日，卞小吾在四川巴县被诱捕，随即押送省城监狱，《重庆日报》被迫停刊。无论是专制野蛮的清廷，还是号称文明国的在华列强，几乎都是言论自由的敌人。
11月26日，在辛亥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民报》月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后身）在日本东京破土而出，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孙中山撰写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甫一出世，即举世风靡，仅创刊号就重印了7次，发行1.7万多份。由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等执笔的文章，鼓吹革命不遗余力，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很快就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形成对峙之势，强有力地吹响了革命的号角，“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誓言从此回荡在历史的夜空中。
［记事］
5月8日，清廷军机处致函各省督抚“严行查禁”《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黄帝魂》、《新民丛报》等“悖逆”书刊，共列举了23种，指控它们“骇人听闻，丧心病狂”。
8月15日，创办不到一年的《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停刊。
8月16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下令禁阅《大公报》，直到11月初才解禁。
8月27日，宋教仁、陈天华等6月3日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因第二期刊出的《日本政客经营中国谈》一文，被东京警察厅以“妨害安宁秩序”全部没收，并勒令停刊。
9月，昆明《云南日报》一位主笔因为刊出演绎、介绍黄宗羲《原君》的文字，遭到拘捕，被充军。
秋天，汉口《楚报》中文版主笔张汉杰，因刊载张之洞与美国签署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密约全文，并着论抨击，被判处10年监禁，报纸遭查封。
11月24日，广州《拒约报》（旬刊）出版了3个月即遭查禁。
12月26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读到四川留日学生办的《鹃声》报，大为惊恐，即上疏清廷，要求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封禁”，“毋使出版”。
《鹭江报》（旬刊）因报道金门教案的消息，被英国领事提请厦门当局封禁，共出了90期。
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1月17日，宋教仁拜访东京新智分社社长宫崎德太郎，曾想委托他们在上海的分社代销《民报》，因“《民报》内容太激烈”，未达成协议。3月25日，《新民丛报》在上海《申报》刊出广告：“本报开办四载，久为士大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现第四年第一期已到，订阅者争先恐后，此诚民智进步之征也。”从这两件事大致可以想见《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差别。也难怪这一年，《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即梁启超与汪精卫、胡汉民之间，就立宪还是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6月29日，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刑满获释，当晚就登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受到留日学生的盛大欢迎，不久他加入《民报》，从第7期起担任总编辑。在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民报》发行量上升到1.7万份。12月15日，清廷电令上海、天津各地海关，严查来自日本的报刊、信件，主要就是防止《民报》之类革命书刊传入本土。
针对清廷查禁《浙江潮》、《江苏》、《鹃声》、《湖北学生界》等留学生期刊一事，天津《大公报》早在2月10日就发表过《论支那现今第一大问题》的评论，“排满革命之风潮如是其激烈哉？禁无从禁，劝无从劝”，指出要改变这一状态，“惟有实行宪法、开国会、立议院而已矣”。
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诏书。9月16日，上海《申报》、《时报》、《中外日报》等五报联合在张园举行“报界庆祝立宪会”，支持预备立宪。10月4日，金天根在北京创办《宪法白话报》。11月11日，雷奋在上海办《宪报》（月刊）。12月16日《宪政杂志》（月刊）、《预备立宪官话报》在上海创刊。遗憾的是清廷从官制入手的预备立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质性的改革，新官制一出，舆论普遍失望，《时报》当即发表评论：“此次之改革，不过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绝无其他影响。”
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深得慈禧太后的宠幸，《中华报》主笔杭辛斋却常在报上着论讥讽他。9月1日，北京破获一处康有为的保皇党秘密机关（东安门外丁字街吉昌照相馆），主事的两个广东人吴道明、范履祥被捕后被押到天津，袁世凯亲自审讯一次，立即枪毙。9月2日，《中华报》发表《保皇党之结果》的新闻，披露袁世凯秘密处决保皇党的消息，其中有“袁督亲自提讯时，该党人供词慷慨，审问未终，袁已汗流浃背”等语。袁正背着出卖戊戌变法的恶名，对此自然最为忌讳，对《中华报》恨之入骨。9月20日，一名台湾人任文毅（日名藤堂调梅）前往《京话日报》、《中华报》访问时，被警察误当作孙中山而逮捕，两报因此涉嫌。9月28日，两报被查封前夕，风声鹤唳，有人劝彭翼仲到外国使馆暂避，他毅然回答：“平日自命如何？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
9月29日，巡警部以“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等罪名封禁了《中华报》，逮捕彭翼仲与杭辛斋，《京话日报》连带被封。这份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时事性报纸共出了753期，以其不畏权势，为下层人民说话的品质，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一直和读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0月1日、2日及29日，《大公报》一直关注报道此案。到12月12日，《台湾日日新闻》中文版还以《清政府禁止新闻发行》为题报道此事。10月31日，杭辛斋被押送回原籍浙江海宁。11月8日，彭翼仲先被判监禁，不久改为流放新疆。在此前后，北京各报曾联合“公禀警部”，要求释放彭翼仲，遭到拒绝，等待着这位报人的将是漫长的流放之路，这也是他为坚持“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所付出的代价。
从广州到北京颁布的报律、印刷律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压制言论自由。5月30日，广东南海县令颁布自订的八条报律。6月3日，以茶会形式召集广州各报负责人，要求遵行。7月，清廷颁布商部、巡警部、学部联合制定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共6章41条，其中规定地方官员有权查封有关印刷品，逮捕有关人犯，包括“作毁谤之人”、“印刷毁谤之人”、“谤件出版所之主人”、“谤件出版所之经理人、发卖人、分送人”，都要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或10年以下监禁。《申报》为此发表大量评论，予以批评。10月16日，京师巡警总厅奉巡警部命令订立《报章应守规则》9条，包括“不得诋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害治安”等等，要求京津各报一律遵行。
［记事］
春天，因香港各报批评广东官绅勾结把持粤汉铁路，逮捕股东黎国廉，两广总督岑春煊下令禁止《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维新日报》、《日日新报》等港报在内地发行。
4月14日，广州《时事画报》因发表一则《官场之美人局》新闻，南海县令传潘达微问话，指为“不实”，罚款百元。
4月18日，广东《亚洲日报》揭露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种种阴谋，触怒粤督，被南海县查封，发行人陈听香被看管，主笔苏慎之被拘留，《亚洲日报》当天发布传单对报馆被封表示抗议。
5月3日，广州《珠江镜》报因揭发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黑幕，遭地方当局压制，被迫停刊，转往香港继续出版。
7月9日，广东当局禁止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珠江镜》报等7家报纸在广州发行。
7月15日，广州《亚东报》因揭发官绅勾结把持粤汉路局而被南海县令查封。
上海中国公学学生创办的《竞业旬报》
8月11日，南海县令传广州《二十世纪报》负责人问话，指责该报干涉时政。
8月16日，香港《东方报》因刊载批评广东当局把持粤汉铁路权的论说，岑春煊下令广东巡警局禁止其在广东发行。
10月28日，上海中国公学学生组成的竞业学会创办《竞业旬报》，胡适等先后担任编辑，以浅近的语体文写作，“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这是少年胡适第一次亲尝办刊的滋味，也成为他十年后倡导白话文的滥觞。
11月1日，卢谔生等在广州创办以“唤醒国民精神，而发起其爱国思想”为宗旨的《国民报》，因言论激烈受到当局注意，不久被迫离开广州。
11月15日，御史赵炳麟具折称：“开通风气，以报章之力居多。现在朝廷已颁布立宪之诏，尤以拓张民智为不可缓之图。”要求朝廷令各省办官报，“并由政治馆颁行政务官报”。
11月23日，汉口《江报》被封，经理李伯敬被捕。
12月7日，两广总督周馥因为香港各报鼓吹革命，严禁在广东发行。
同盟会员马君武在广西桂林创办《漓江潮》，只出了两期就遭查封。
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
《万国公报》和《新民丛报》的停刊，是1907年悄然发生的几件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代表着时代方向的转换。《万国公报》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梁启超在言论界独领风骚的时代也走到了终点。于右任，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书生”首次登上了百年言论史的大舞台。他和杨笃生等创办的《神州日报》，希图“鼓吹文明，于神州前途（有）所裨补”。此时离“苏报案”虽已四年，依然是政象黑暗，民气消沉，谁为神州鼓与呼？于右任当仁不让，在黑暗之中举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火炬”。《神州日报》不奉朝廷正朔，而以公元和干支纪年。虽然它接受《苏报》、《国民日日报》的前车之鉴，“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廷的借口”，批评时政只是旁敲侧击，而不是肆无忌惮。但正如在4月29日的《论现在之报馆》社论中表明的，报馆天职就是“监视政府”、“为民请命”，《神州日报》迅速在报坛上发出光华。6月11日，《神州日报》发表杨笃生执笔的社论《论报律》，反对清廷制定报律，阻碍新闻事业。
德商和华商合办的《通报》从天津迁到奉天，仅3个多月就被当局勒令停刊。8月20日，远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为此发表论说《哀通报》，对清廷加以抨击。不幸《神州日报》创刊未久即遭火灾，一切化为灰烬，同时遭殃的还有《时报》和《新民丛报》上海分销处。主持该报仅80天的于右任，随即离开了他手创的“神州”。
《大公报》因为不断与袁世凯较劲，被誉为“北方清议之望”。1月8日，两广总督周馥颁布自订报律三条，第一条就是“禁毁谤国家”，即“不准毁谤皇太后、皇上及亲王等”。第三条是“凡激变生乱之语”，“妄加是非毁誉者，皆在所必禁”。1月26日，《大公报》发表《粤督周玉帅所颁报律书后》，批评这一“报律”的缺点是笼统、含混，只是“官场殃民”的“不二法门”罢了。
8月26日，汪康年的《京报》因发表文章议论慈禧忌讳的立储一事，加上多次揭穿庆王受贿等丑闻，终于被勒令停刊，停刊令前一天就下达了。8月28日，《大公报》以《纪停刊京报》为题作了报道，并加按语。29日又发表“闲评”，发出“悠悠苍天，茫茫前路，吾不能无兔死之悲”的浩叹。直到9月18日，还发表了《论京师封禁报馆》的评论。
北京《公益报》刊载梁鼎芬参劾庆亲王、袁世凯狼狈为奸把持朝政的密折，一时洛阳纸贵，增印两万份仍不够，清廷以“私刊封奏”的罪名勒令停刊。10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报馆与预备立宪时代之关系》，对政府钳制报馆大表不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曾说过，“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大公报》7月29日自称“本报销行京津第一”。
上海《时报》因为抓住了知识界的心，发行至“万六千份”。作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对狄平子把持报馆、“不倡言一党之宗旨”耿耿于怀，在9月5日写给恩师康有为的信中指责他，“彼日言在上海最可忌者《时报》之名，知为党人之机关，则言论只成为一党之言，非一国之公论，且人人皆怕其名，故必大为减色”，对确定办报方向的梁启超也颇有怨言。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近百年后来看，狄平子的选择都值得肯定，《时报》的成功固然有多种因素，没有办成报皇党的喉舌就是其中之一。
9月5日，民政部拟订十条报馆暂行规定，呈请朝廷批准，作为《报律》正式出台前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诋毁宫廷”、“妄议朝廷”等。包括《大公报》、《时报》在内的京、津、沪、粤、汉等地报纸纷纷表示反对。
秋瑾自号“鉴湖女侠”
当月，北京各报联合向民政部提出五项要求：官报与商报视同一律；核减邮电等费；准各报馆访员缮录阁抄等件；公堂审判准访员旁听记录；如令报馆停止出报，须宣布理由，并准其控诉，以昭曲直。民政部被迫同意一、五两项，大理院不久批准了第四项，但邮传部和内阁最终没有同意二、三两项。
这一年，我们不能忘记彭翼仲因言获罪、被发配新疆，4月17日，在他离京之日，数千读者聚集在拘押他的大佛寺附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长期充当《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的读者郭瑞自愿随他去新疆，新闻史家方汉奇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近百年前一个报人被流放之日，竟有数千读者为他送行，甚至有人不避艰难，愿万里相随。这真实的一幕必将永久地感动着百年言论史。有了这一幕，彭翼仲已不虚此生。
不能忘记7月14日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捕第二天，“证供两无”，就遭杀害，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天津等地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申报》、《时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不仅发表秋瑾案的报道，还发表了大量评论以及诗词、漫画等。《神州日报》在7月22日发表的《秋瑾有死法乎》的评论，批评清廷兴大狱，妄拿妄杀，是“恶魔政治”。上海的《女子世界》、《小说林》等连续发表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了《六月霜》传奇的单行本，竞存书局出版了黄民编的《秋雨秋风》，大兴书局出版了《鉴湖女侠》，广州的《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时事画报》旬刊刊出了秋瑾等新闻人物画，广东还出现了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12月20日，继承秋瑾之志的《神州女报》在上海问世。远在重庆的《广益丛报》旬刊也发表了大量悼念秋瑾的文章、诗词及秋瑾遗诗等。
1907年，秋瑾之死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创痛之深，百年后依然让我们感到秋意森森。然而有了包天笑等在《时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出的声音，这个民族还不致于绝望。
［记事］
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
1月11日在汉口英租界创刊的《鄂报》虽无显赫名声，但在其生存的五六年中，以“不阿谀当道”、“独树一帜”的品质而受到社会的欢迎。
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共出2期。
2月5日，两广总督在广州《二十世纪报》捕获革命党4人，报纸停刊。
2月27日，《北洋官报》刊出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销毁、严禁“悖逆书报”令，他认为海外的反清书刊“较洪水猛兽尤为惨酷”。
3月19日，香港《中国日报》发表社论《清廷之示禁书报》，指责清廷禁锢言论的蠢举。
3月28日，汪康年在北京创办《京报》。
3月30日，《复报》第9期发表评论《禁民报》，对传闻中江苏巡抚陈夔龙查禁《民报》一事冷嘲热讽，称《民报》虽风行海外，“独内地书坛，惧触禁网，不敢代售，故见者不多。……今得陈氏为此特别之广告，报纸流传，人人知《民报》之名”。
4月2日，于右任等在上海租界创办《神州日报》。
4月17日，清廷批准了御史赵炳麟的建议，23日设立官报局，着手筹办官报。试图通过官报重构舆论平台。
5月30日，主编《万国公报》近39年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谢世。
5月31日，华人席子佩以7.5万巨款，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已创刊35年、日出对开3张、发行5000份的老《申报》。
9月4日，清廷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复报》、《大江》、《汉帜》、《鹃声》、《洞庭波》、《天义报》、《无政府主义》等7种在日本出版的“悖逆”报刊。
11月13日，卢谔生在广州创办《二十世纪军国民》周刊，公开宣传三民主义，出版7期终以言论激烈遭查封，卢因事先走避，得以幸免。
11月20日，曾风行一时、陶醉过千万青年学子的《新民丛报》出版了96期后黯然停刊。此前不久，梁启超等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月刊，第3期开始迁往上海出版，不过一共只出了9期，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
11月，广西留日学生创办了一份不出名的《粤西》，却流传很广，在日本就有8处代派所，新加坡、河内也有，国内遍及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郑州及广西各地，在清廷派人四处搜查、禁止阅读的情况下竟出了37期。
12月，出版达39年之久的《万国公报》在出完237期之后停刊。
12月，四川留日学生创办的《四川》月刊，仅出了3期就遭日本政府封禁。
陈去病等在汕头创办《新中华报》，出版不久即遭当局封闭。
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
1908年11月14日，垂帘听政、主宰一个王朝长达47年之久的慈禧太后一命归西，在她驾崩前20个小时，年仅38岁、在中南海瀛台被幽禁了10年的光绪帝先她而去。广东汕头《双日画报》在刊载光绪去世这则消息时，有提及“为西太后毒毙”一句而被封，发行人曾杏村下狱，经省港舆论界极力声援，一年后才得以获释。74岁的慈禧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死死地抓住权力不放，这个垂而未死的帝国却将随着她的离去而落下帷幕。这一年，发生在言论史上可圈可点的事并不多。
1月16日，民政部、法部将拟定的《大清报律》草案42条联合报请朝廷审批，其中包括：办报须事先呈报备案，否则罚款10—100元；出报前须经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查核，否则罚款3—30元；未经公判的预审事件，外交、军事部门禁止登载的事件，未经阁抄、官报、公报发表的谕旨奏章，以及“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文字，违者处20日以上2年以下监禁，附加20—100元罚款，永远禁止发行等。
3月14日，清廷批准公布了由宪政编查馆修改审定的《大清报律》，共计45条，加重了对“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三类文字的刑罚，改为“处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报律公布前，载沣、张之洞、袁世凯等六个王公大臣曾“详加修补，悉心改正”。可见清廷之重视。
报律一公布，全国报界纷纷发表评论。3月23日，创刊仅一周的汉口《江汉日报》发表《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时评，指出“政府诸公仇视舆论之隐衷，今日已大昭而表示天下”。直斥制定报律的衮衮诸公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4月19日，发行量超过万份的《神州日报》发表论说《监谤政策之争议》，尖锐指出清廷颁布报律，“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猖狂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指责报律45条几乎抄袭日本新闻条例全文，“不审国情，不究现势，文不对题，药不对症”。《申报》直斥报律为“剥夺言论自由的官符”，“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而不可议政耶”。
无论在报律公布前，还是报律公布后，朝廷钳制言论的手段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了报律这个新工具，禁报、捕人之类更加“合法化”，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因为连载长篇《清国之革命党》（后改《革命党史》），以及从7月29日起刊出《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倡言“归政”、“迁都”、“开国会”等，《江汉日报》被清廷视之为眼中钉。8月13日，军机处致电湖广总督，指控《江汉日报》“词意狂悖，殊足以扰乱大局，妨害公安”，要求按新公布的报律惩处。第二天，《江汉日报》以“鼓吹革命”的罪名被封禁，共出149期，前后还不足5个月。8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江汉日报》被封的消息。8月17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汉口报界之悲观》，对《江汉日报》被封表示抗议。
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指控《民报》每期刊登在封底的《本社简章》及《革命之心理》等文，“败坏风俗，扰乱秩序”，“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下令将10月10日刚出版的《民报》第24期全部扣押，并禁止今后刊出类似文字。当日，日本警视总监转达的禁令送到《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太炎手中。
此举遭到不少留日学生的抗议，有14人联名以“中华国民”名义向日本内务部递交抗议书。21日，章太炎封还禁令，并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表示抗议。23日，章太炎再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予以抗议。26日，章太炎第三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言辞越来越激烈。对此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之间有分歧。黄、宋认为日本政府对《民报》的禁令，并非永远禁止，如交涉得当，尚可争取日方撤回对《本社简章》的禁令，他们对章太炎图一时之快、不留余地的做法不满。章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11月24日，远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发表章太炎《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文，声援《民报》。
11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民报》案开庭对章太炎进行公开审理，日语流畅的宋教仁出庭担任被告翻译。因“苏报案”而名动天下的章太炎再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家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他的辩护让裁判长无言以对。第二天继续开庭，章太炎的日本律师花井皂藏等为他作了无罪辩护。12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以《民报》违反《新闻纸案例》作出这样的判决：所刊《革命之心理》文，判罚50元；所刊《本社简章》，判罚50元；编辑及发行人、发行所未作呈报，判罚15元。此案虽以判罚115元而告终，但导致了《民报》的休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