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
2月20日，汉口《汉报》被强行查封。
2月，清廷电令驻法公使，要求法国外交部封禁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张继、吴稚晖等主编，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遭到法国的拒绝。10月25日，清廷下令严禁“语多悖逆，昌言革命”的《新世纪》在国内发行。
3月，《申报》创始人美查在他的英国故土去世。3月29日《申报》在刊出这一消息时称他为“报馆开幕伟人”。
6月12日，《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在成都狱中被残杀，身中数十刀，成为继沈荩之后晚清中国第二个言论自由的殉道者。
6月17日，汉口《中西日报》因为报道当地整顿官务有关消息，被罚令停刊7天。
8月10日，上海《中外日报》已日薄西山，汪康年将全部产权转让给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中外日报》从私人创办的民报变成官办报纸。
8月25日，迫于清廷的压力，以倡导宪政为宗旨、温和的政闻社自行解散，在上海出版的《政论》月刊自动停刊。
10月23日，清廷军机处电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加搜禁，毋任传播”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罪名是“昌言革命”、“犯上作乱”。
这一年，广州10家报纸联合组成了广州报界公会。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
这几乎是于右任在言论史上独领风骚的年头。5月15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手创《民呼日报》，日出对开两张，两面印刷，“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报纸还未出版，订数就有几千份，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发行量。《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生活在晚清中国的于右任们眼里，报纸天然就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
于右任墨迹：“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从校对做起的范鸿仙、徐血儿，“是民呼以后各报的社评写作家，他们的文章，都有激昂高亢之音”，“崇论宏议，渐受世人欢迎”。鉴于《苏报》、《国民日日报》等仓促被封的教训，《民呼日报》“对于汉满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以故渐为各省当局所嫉视”。
《民呼日报》致力于揭发各省的吏治腐败，对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状况和大小官吏匿灾不报、横征暴敛的恶行，尤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抨击。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等则恨得咬牙切齿，7月30日，向公共租界当局控告《民呼日报》借甘肃旱灾筹赈、有侵吞赈款嫌疑。8月2日，于右任和陈非卿被拘留，《民呼日报》“外埠邮寄之执照”同时被停止。对《民呼日报》怀恨在心的已故上海道蔡钧家属、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纷纷指控他“毁坏名誉”。
8月4日，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后，于右任被继续收押。8月6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民呼日报》发表《筹赈公所与民呼报之命运》文，7日，刊出启事《正告读民呼日报者》，对清廷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拘本报
《民呼日报》发表社论《恐怖时代之余望》
主笔而禁锢之”，“竟夺本报之发行权，甚至就卖报者手中夺取本报，焚于上海县城门口”等暴行，表示愤慨。大声疾呼“今日世界，犹是一恶浊世界”，并“正告”读者，不要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8月14日，《民呼日报》在被迫停刊前夕发表了《民呼日报辞世之言》，与读者沉痛告别，“虽然长别者，民呼日报之名义耳。不死者，民呼日报之灵魂也”。“于君狱中书至，持论正直，至有宁死不停报馆以负阅报诸君之语……有于君而后有民呼报，则于君者，即民呼报之灵魂而已。于君不死，即民呼报之灵魂不死，他日必有千百民呼发生于世界……”
虽然出世92天就被封杀，《民呼日报》“销行已逾万纸”。8月24日，远在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发表评论《看看民呼日报辞世之哀声》，对此表示不平。
《民呼日报》停刊后，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
9月8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经过15次研讯，尽管查明既无侵吞赈款之事，赈款更与《民呼日报》无关，于右任在被关押了一个月零七天后还是被判决“逐出租界”，租界接受清廷请求，同时撤销《民呼日报》发行权，不许再行出版。
《时报》、《神州日报》、《东方杂志》及各西方报纸纷纷批评清吏非法压迫舆论，斥责会审公廨判决失当，言词激昂。9月9日，上海《时报》发表评论：“此实摧折言论萌芽之大刀阔斧耳。人心何在？天理何在？今后之言论权更何在？”其他各报的评论也大致相同。在舆论的密切关注下，于右任在各报登载了《民呼日报》的最后一次广告：“呜呼，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
离《民呼日报》停刊不到两个月，离会审公廨的宣判不过20来天，10月3日，《民吁日报》就诞生了。人还是《民呼日报》的人，机器设备也是《民呼日报》的，只是注册地点换在法租界，名称换了一个字，所谓“民不敢声，唯有吁耳”。一者“吁”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二者“吁”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三者清吏曾以挖双眼相威胁，“呼”挖去两眼不还可以“吁”吗？
《民吁日报》创办人还是于右任，因为他刚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所以由朱少屏为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于右任在该报创办不久，就到日本为报纸募集经费去了）。于右任在《发刊宣言书》中提出：“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言论报国之心溢于言表。此文和景耀月执笔的出世辞，“文辞典雅，大为士林传诵”。“民吁”与“民呼”一脉相承，没几天就风行一时。
《民吁日报》创刊不久，就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从创刊第18天（10月21日）发表《日工殴打学生之风潮》起，到11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民吁日报》就发表了62篇有关报道和评论。日本前首相伊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刺死后，《民吁日报》连续追踪报道。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向苏松太道蔡乃煌施加压力，指控“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11月19日，蔡会同租界当局野蛮地查封了该报，对范鸿仙实行拘讯，经多次非法会审，日本方面列举《民吁日报》发表的62则报道为“排日之证据”，以原告身份作裁判官，“开数十年未有之特别公堂”。
《民吁日报》仅仅48天就遭到被封杀的命运，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就有人贴出揭帖，表示抗议。此后，连续几天都有人在报馆门口贴出“吊词”，拈香燃烛，痛哭哀悼。11月22日《时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11月23日，《大公报》在闲评中说：“去《民呼》被封禁时，为时不过两月余。夫呼之为言，曰大声疾呼，其扰人清睡，封之犹可言也。至于吁，仅吁嘘喘息而已。哀哉，吾民吁亦不准吁耶！”
各界人士异常愤激，纷纷开会反对，要求清吏将该报启封，以重公道。江南四省学界刘仁航、李方漠等800人联名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及苏松太道，“上海民吁报因日领要挟，未讯先封，既失主权，复背报律，舆论哗然”，要求“先行启封，秉公核办。该报是否有罪？应按报律为出入”，以“保国权”、“伸舆论”。江北旅沪学界高骧等200人联名致电民政部，要求恢复出版《民吁日报》。
12月11日，蔡乃煌致电外务部、民政部尚书及两江总督，其中说到“日来各学界及东洋香港，纷纷来电函，要求启封。大旨不外借炸药、手枪及毁坏名誉以为胁制，其气焰之大，党羽之多，已可概见”。
12月29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由该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最后一条——具保机器永远不许作印刷报纸之用，使于右任等不能故伎重演，换一个报名就恢复出版（所以《民立报》要等到13个月后才能创刊）。
上海的中外报纸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评论会审公廨判决失当，《字林西报》、《英文捷报》的态度尤其激昂，批评这一判决违法悖理，“置租界章程于不顾”。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也发表了评论。
从“民呼”到“民吁”，于右任锲而不舍，一年办两报，虽然昙花一现，却光芒四射，有声有色地书写了“竖三民”时代的前两个篇章。
这年4月22日，上海发生两名印度巡捕轮奸宝山县乡女刘翠英事件。于右任当年手创的《神州日报》从25日起，连续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报道，并配以评论、插图和醒目标题，“大胆记实，力揭其悲”，受到市民的赞扬和支持，发行量突破万份。5月1日，上海英文《文汇报》攻击《神州日报》“排外”。7月10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本报吁天之言》，抗议公共租界巡捕房屡次干涉该报报道印度巡捕强奸中国乡女事，驳斥巡捕房的诬陷与恫吓。7月12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发出传票，传《神州日报》有关人员次日到案。13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揭露并抗议租界当局的迫害。15日，发表《本报讼事报告一》。7月22日，北京报馆公会致电上海《神州日报》表示声援，“请诸君子合力坚持，以保我同胞言论权”。在此前后，上海报馆公会也为声援《神州日报》，并以公会名义，增聘一个代表公会的律师为《神州日报》辩护。7月26日，《神州日报》复电北京报馆公会，“他族逼处，国权不张，既蹂躏吾民，复钳制言论。敝报为同胞人格争存亡，宁掷巨金于诉讼，不能自贱其国民之资格”。7月28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作出宣判，对工部局巡捕房和《神州日报》的诉讼案以和平了结。巡捕房方面的律师提出由《神州日报》赔偿讼费的要求，也被公堂拒绝。
［记事］
1月22日，上海《女报》创刊，第5期出版秋瑾案的专号增刊《越恨》。
1月，英国驻芜湖领事馆致函安徽巡抚朱家宝，要求查封《安徽白话报》。
3月3日，章太炎因积欠东京地方法院所判《民报》应纳罚金，被警察拘留。当日，如数交纳罚金后获释。
5月31日，席子佩与英商美查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以银元7.5万元接盘《申报》全部产业，从此《申报》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只是继续以外商名义发行。
1909年，上海《时报报》出版《戊申全年画报》36册，第20册是《寓意画》，其中之一为《对内对外两种面孔》，讽刺当局的专制与媚外政策。
7月5日，北京《国报》刊出清廷外务部接受贿赂的消息。10日，外务部咨文民政部，要求后者对《国报》“记载失实”一事，“按照报律，严行究办”。
7月，民政部通令各省，禁止报纸刊载有关东三省安奉路政交涉事宜的新闻和评论。
9月14日，清廷民政部以泄露交涉机密、妨碍邦交为名，封禁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报。《国报》被封后，改名《中国报》继续出版。9月17日，《大公报》发表要闻《呜呼北京之报界》，闲评《怪哉一日而封两报馆》，言论《哀哉今日之报界》，予以抗议。
11月28日，《神京白话报》因刊载宫廷新闻被封。
1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指责地方当局对报纸的迫害，并对该报在租界出版一事进行解释，“报馆迁移租界口岸，为求安全，非有托庇外人之心，乃出于万不得已”。
下半年，《吉林日报》因为刊载指责外务部门的消息，遭地方当局勒令停刊。
冬天，在浙江台州创刊的《中日僧报》被地方当局查禁。
《湖北日报》因为刊载漫画《石龙》、《怪兽图》，讽刺湖广总督陈夔龙和鄂军统制张彪，以及嘲讽官场的《中国报纸于官场有特别之利益》等文，遭当局查封，经理郑江灏及漫画作者向炎生被捕。郑江灏不久获释，当时还是学生的向炎生一直被囚禁到辛亥革命后。
汉口《扬子江白话报》因刊载江汉关监督之子的丑闻遭到封禁，主笔杜木天入狱。
汉口《楚报》因揭露清政府拍卖主权，借外债修筑粤汉铁路事，鄂督勾结英国驻汉领事馆，以“鼓吹革命”罪名查封报馆，将主笔张汉杰下狱数月。
慈禧奉安大典时，天津福州照相馆尹绍耕兄弟两人沿途摄影采访，竟以“大不敬”罪名被判刑10年。《时事画报》发表文章抨击——“按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清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国，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
1910年：《民立报》“凌寒自开”
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夜，风雨飘摇的清帝国走向衰亡的终点而不自觉。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显得相对平静，仿佛是山雨欲来之前刹那的宁静。清廷除了封报纸、抓报人之外，还有收买报纸等鬼魅伎俩，不一而足。上海道蔡乃煌就经常玩这套把戏，他受清廷外务部指使，先后收买过《中外日报》、《舆论报》、《时事报》、《申报》、《沪报》等多家报纸。1月6日，御史江春霖上疏弹劾蔡乃煌，天津《大公报》发表《报馆与流氓》的“闲评”：
蔡乃煌之摧残舆论，收买报馆，久为天下所共愤。乃迟至今日始有揭忝之案，始有查办之命，政府之重视蔡乃煌于此可见。
蔡乃煌之言曰：政府之视沪道，实较一军机大臣为重。吾敢易一言曰：政府之视报馆，实较一广东流氓不如。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个朝代的气数已尽，不管怎么样钳制舆论都挽救不了它覆灭的命运。
2月20日，曾开创过一个时代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虽然还在流亡之中，却借清廷预备立宪的东风，在上海创办了《国风报》（旬刊），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国风报》半数以上的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主要笔名是“沧江”），每期稿件都由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些文章的内容，从国会、宪法、内阁、官制到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几乎无所不包，目的就是要“造成健全之舆论”，实际上也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书面方案。当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
5月9日，天津《北方日报》创刊当日就被直隶总督衙门串通租界当局查封，起因是宣传广告中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语。此举创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新记录。5月14日，《大公报》在“本埠新闻”中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天津、北京各报纷纷表示不满。迫于舆论的压力，直隶总督衙门同意《北方日报》继续出版。6月5日，《北方日报》举行盛大的续刊式，天津各界百数十人到会，《大公报》社长英敛之等都发表了演说。第二天，《大公报》报道说，“参会人员对政府嬉笑怒骂，庄谐杂出，并拍照留念。”
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的问世，上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于右任
构成了“竖三民”这一壮丽的新闻谱系。“民呼”、“民吁”两报先后被封并没有动摇于右任办报的决心，虽然《民吁日报》遭遇极惨，“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但经过近一年的筹办，在沈缦云、庞青城、张人杰等一批江浙资本家的帮助下，13个月后，于右任终于以更充足的经费再次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民立报》，把他的言论生涯推向了更辉煌的境界。
《民立报》创刊之时正逢重阳节，于右任即景生情，在《发刊词》中以“植立于风霜之表”的“晚节黄花”祝愿《民立报》经霜不凋、凌寒自开。他期望《民立报》成为“正确之言论机关”，“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他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以其文辞优美、缠绵悱恻而脍炙人口，被称为“新旧文学合流之代表作”，更重要的是它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唤起国民责任心”、“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机关”的办报宗旨。
《民立报》的“天声人语”、“论说”、“时评”、“大陆春秋”等栏目都深受读者欢迎。当年冬天，宋教仁一回国就担任了《民立报》主笔，成为社评的主干，他们将一起迎接一个新时代。
［记事］
1月17日，北京《公言报》刊出一篇论说，评论英、德优待海军大臣载洵的用意。21日，民政部以“有碍邦交”等理由下令停刊7天。
3月，山西《晋阳公报》（同盟会主办）揭露巡抚丁宝铨以禁烟之名，屠杀交城、文水两地百姓100多人的暴行，以“簧鼓革命、摇动人心”等罪名遭查封。记者张树帜、蒋虎臣被捕，主编王国宾出逃。
3月，香港《华字日报》因报道广州新军起义消息，被两广总督以“议论既多狂悖，记载尤多虚诬，……有关世道人心，大碍地方治安”的罪名严禁在内地发行。
4月22日，李伯元创办的上海《世界繁华报》因一则社会新闻被控，主编任董叔被捕，报纸随之停刊。
4月24日，赵孔达和杨玉如、刘公、杨时杰等在汉口创办《雄风报》，不久即因“有违报律”遭查封。
4月，汉口《商务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遭查封。
8月8日，德国方面致函山东巡抚，指责中国报纸刊载“离间两国邦交之新闻”，要求更正。清廷外务部、民政部发布命令，禁止各报登载有关德国要求山东路矿权利等方面的消息。
9月4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申报》及天津《大公报》等20个省市、40余家报纸派代表出席。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界团体。
9月，在桂林创刊的《南报》只出了3期就被迫停刊。
10月，北京《国民公报》、《帝国日报》等7家报馆联合上书资政院，请求修改报律，减轻对报纸言论的限禁。清廷对此置之不理。
11月20日，安庆《安徽通俗公报》因揭露社会丑恶及支持铜官山农民暴动，主笔韩耆伯被暴徒刺伤，报纸被迫暂时停刊，12月29日，报馆又两次被捣毁。
12月11日，北京《国民公报》在“欧洲通信”栏刊载“涉及宫廷之语”，被当局停刊一周。18日，清廷颁布着作权章程。同月，创刊仅2个月的《公论实报》因报道太监德彰盗库事被禁，罚款400元后才准继续出版。
同盟会在广西桂林创办《指南月刊》，不久即被迫停刊。
夏天，同盟会在仰光出版的《光华日报》，以“鼓吹无政府主义”罪名，被英缅当局封禁。主笔居正、经理陈汉平被驱逐出境。
1911年：宋教仁的“光焰逼人之文”
风起青萍之末，谁也不曾想到，一场纸糊的革命结束了绵延267年的清王朝。辛亥8月，汪康年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自动停刊。11月3日，这位一生办过多种报纸、曾执报界牛耳的报人在天津黯然去世，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之一。
桂林《南报》出了三期就被迫停刊之后，辛亥元旦，《民立报》发表短评《呜呼南报》：“呜呼！热血南方人，快招《南报》魂！无公理之可倚，惟铁血之可凭。山灵水秀毓苍生，头颅自有价，莫谓秦无人”。
辛亥年的中国，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紫禁城并没有预感到王朝崩溃的命运将至，照样是颐指气使，以天下为自己囊中之物，不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神州日报》3月18日发表的一幅漫画配了几句话：“志士看报纸竟如毛瑟枪一样”，“官场看报纸竟与眼中钉一样”。
1月6日，北京《公论实报》因所刊《狗说》、《群狗竞争图》等文，讽刺了资政院的议长议员，被罚令停刊7天，罚洋30元。北京各报奋起声援，警厅恼怒，加重对《公论实报》的迫害，9日，发出公告宣布《公论实报》“永远停止发行，并附科罚金百元”。10日，《公论实报》在《帝国日报》刊登声明：“同人等受创虽深，此心不死，决为卷土重来之举，以收再接再厉之功。”
3月12日，哈尔滨《东陲公报》因触怒沙俄当局，被当地警局查封。17日，远在上海的《神州日报》发表署名“金刚”的社论《论摧残报馆之适以速亡》，对此进行评论，谴责他们摧残“一线未亡之人心”及“仅存之舆论”。4月3日、4日，《申报》连续刊载长篇通讯《东陲公报被封之悲愤录》，报道其中详细经过。
6月22日，卢谔生等在广州创办《天民报》，出版仅两天，就以“冒渎乘舆”、“毁谤朝政”等罪名被勒令停版，编辑发行人被判刑1年。25日，广东报界公会为此致电清廷，提出抗议，要求转饬地方当局依照《大清报律》规定的法律程序，“以重法权”。7月1日，《神州日报》也就广东几家报纸遭地方当局迫害一事发表评论（此前的4月5日，广州《公言报》、《陀城报》曾被迫停刊）。7月6日，《申报》刊出《戏拟要求阎王延长报馆寿命禀》的游戏文字，就报馆不断遭到当局摧残事进行自我解嘲。
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再次把清廷置于历史的被告席上。詹大悲、何海鸣等志士于1月3日将汉口《大江白话报》改名为《大江报》，以“敢言”着称，甚至被称为“专以骂字为主义”。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26日又发表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8月1日晚，湖北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罪名，下令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自动投案，《大江报》随即被封，并“永禁发行”，前后存在不到8个月。酿成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报案，也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敲响了丧钟。
詹大悲在审讯过程中坦言：“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当追查《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的作者时，他承担了一切责任，说：“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
《大江报》被封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大哗，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白话日报》等都发表专论，表示强烈抗议。8月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6日，又发表《报馆与官吏》，表示愤慨。
9月2日，余慈舫主办的《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等文，对《大江报》表示声援。汉口各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慰问、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的纸条和哭吊的短文。清廷本要对詹大悲、何海鸣“从重置典”，迫于舆论压力最后从轻判处罚金800元了事，因他们两人无钱可交罚款，才双双改判18个月徒刑。胡石庵有诗曰：“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辛亥年，革命派的报纸从北到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月8日，景梅九、田桐等革命党人借清廷立宪的东风，在王朝的心脏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公开的宗旨为“赞助真实立宪，提供爱国精神，以世界之眼光，发精确之议论，指导政府不使政令偏颇，引诱国民勿令责任卸驰。”2月，广西继《南报》之后又有《南风报》创刊，以“运输新学术、新思想、新言论”自许，共出了8期，为免遭封禁，曾发表这样的声明：“本报内容，自问不敢主排满革命，无犯淆乱政体之条；不敢谤朝廷皇族，无犯诋毁宫廷之条。”实际上，其言论颇为大胆，直斥清廷为“乌合之政府”、“亡国之祸”的由来等。这在以前都是难以想像的。
3月29日，革命派在广州创办以“唤起民族思想”为宗旨的《人权报》。30日，陈炯明、朱执信等在广州创办《可报》，出到4月22日。春天，同盟会河南分会主办的《国是日报》在开封问世。4月，支持民主革命的《克复学报》在上海创刊。7月16日在广州创刊的《平民画刊》曾刊出《三月二十九日纪念图》、《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图》等图画。8月9日，田桐等在北京创办《国光新闻》。9月，京津同盟会在天津创办《民国报》。革命派报纸屡禁不止，越办越多，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10月8日，两广总督就打着外国人旗号的革命报刊“究应如何办理”，是否适用本国报律等问题致电民政部请示，民政部咨送外务部商议办法，外务部的答复是：“报馆既挂洋旗，则吾国报律不能适用”。当天，《申报》就刊出了这一消息。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
在殉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至少有七人来自报界，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和《晨报》工作人员，劳培还是新加坡《晨报》主办人。他们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和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了辛亥年的羊城暮春。中国报业史上恐怕没有比这更激荡人心的一幕。上海《神州日报》曾连日整版报道，称革命党人“在刑场面不改色……临刑竟不下跪……大有视死如归之慨”，读之令人神旺。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也曾应黄兴电召前赴香港，4月中旬，他临行之际将笔政托人暂代，仍署名“渔父”，“免人嫌疑”。自上一年冬天回国以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义。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页130……现在我们在《宋教仁集》中还能读到他当年大量炽热的政论，笔势纵横，议论豪健，无论内政外交、现实历史都在他议论的范围，充分显示了宋教仁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国际知识等方面丰富的素养，使他很快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之一。宋教仁以其激动人心的言论，屹立在辛亥年的中国舆论界，他与于右任等一起成就了百年言论史上的“‘竖三民’时代”。
《民立报》把清政府叫做“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专制之恶政府”，痛斥其伪立宪的阴谋，公开预言“民党”即将“战胜政府”、“改造中国”、“担负今年之国事”。还专门开辟“民贼小传”等栏目，把大大小小官员称为“民贼”。并详细报道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黄花岗起义爆发后仅两天，《民立报》即突破新闻封锁，在要闻版头条刊出有关起义的七条专电，率先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接着，又连续以《广州血战记》、《革党流血后之广州》等醒目标题进行详细报道。仅5月6日一天就占了两个整版。还曾刊出方声洞、喻培伦等烈士的巨幅铜版照片。
这样的《民立报》当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昼夜印机不断”，日发行达两万多份，成为中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少年毛泽东曾经是它的热心读者，25年后，他还在延安窑洞里深情地对斯诺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页118。
武昌起义第二天，《民立报》就以头号宋体字刊出有关专电，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并配有图片。对武汉的地理位置、起义酝酿过程等背景材料都有报道，“报纸一出，购者纷纷，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于右任以“骚心”的笔名发表《长江上游之血水》文，开篇放歌：
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
他还以激动人心的笔墨写道：“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宋教仁也饱蘸浓墨，写下了《湖北形势地理说》等文，热情地呼唤伟大的辛亥革命。
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候武昌起义的消息
今天，我们重读于右任、宋教仁他们在90多年前发表在《民立报》的文字，依然感到光焰逼人，它对促成各省独立、推动社会转型无疑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立报》与先后存在了92天、48天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一脉相承，直接呼唤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
起自武昌的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甚至不惜编造新闻，日发行1.7万份，最高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
最初，北京《国风日报》试图以“伪电报新闻”名义发表武昌起义的报道，都被警吏抽去，结果“专电”、“要闻”栏全张白纸，不着一字，京城人心惶惶，不知情势究竟如何。后来当局不再控制，《国风日报》才得以大量刊出有关“伪电新闻”。
10月16日，上海《时报》开始出版《时报紧急号外》（后改名《战报——时报紧急号外》）；17日，《时事新报》增出《午报》；18日，《神州日报》出版临时增刊；19日，老牌的《申报》出版《公报——申报馆临时增刊》。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的情况，迅速打破了《民立报》孤独呼号的局面。望平街上每晚人山人海，各家报馆都在张贴各地消息，捷报传来则一片掌声欢呼，一有失败的消息则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申报》和《时报》馆的玻璃窗曾因此被打碎。《申报》在要闻版增辟“中国光复史”专栏，及时、详尽地报道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动态，以及有关南北议和、民军北伐等重大政治问题的言论。另外，自19日首先刊出武昌蛇山炮台的照片，从10月22日到11月19日，《申报》共刊出有关起义的新闻照片31幅，平均每天1幅，创下了创刊近40年中刊用新闻照片的历史记录。
［记事］
1月7日，天津《公民白话报》主编温世霖因在国会请愿活动中组织学生罢课请愿而被捕、发配新疆。
1月29日，清廷批准民政部对《大清报律》的修订，从45条变成了38条，条目有所减少，但钳制舆论的实质没有变。
2月13日，留日学生在汉口创办“敢言”的《夏报》，因刊载清军管带萧国斌兄妹通奸丑事，被捣毁，编辑遭搜捕，报纸被查封。
2月22日，广东省巡警道下令禁止省城各报刊载有关中外交涉、外事活动的消息。
3月6日，奉天《大中公报》因刊出评论谴责巡警无理干涉妇女坐车而遭捣毁，社长杜某被打伤，经理袁昆乔被拘捕。
3月，成都商会、农会合办的《工会日刊》因披露当地巡警道官员周肇祥在“国忌”日举行宴会，遭查封。
4月5日，民政部通令各省，严禁报纸登载有关中俄交涉的消息。
4月上旬，北京《公论实报》在有关日本公使来华活动时，一再使用“倭奴”一词，引起日方不满。清外务部要求民政部“设法禁止”。13日，民政部大臣密令各省，严禁报纸刊载有关消息、评论，“以免淆乱”。
5月，北京《中国报》因发表谴责帝国主义的言论，被民政部取缔，有关人员被驱逐出京，递送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5月，杭州《惠兴女学报》因刊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等文，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恋爱自由，反对三从四德及夫死不嫁，受到浙江巡抚严重警告，作者之一江亢虎被勒令驱逐出境。
6月10日，天津《北方日报》因报道奥租界（近代惟一的奥匈帝国在华租界）有疫情的消息，奥租界当局勒令停刊，并罚金25元。
9月7日，四川《蜀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揭露邮船部尚书盛宣怀十大罪状被川督赵尔丰封禁，同一天被封的还有《蜀风杂志》、《白话报》、《启智画报》、《西顾报》等。6月26日创刊、发行高达1.5万份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也在劫难逃。
9月18日，北京《帝国日报》因报道禁烟公所徇私舞弊消息，被京师地方审判厅以“有碍名誉罪”，判罚50元。该报发表《帝国日报控地方审判厅及检察所文》以示抗议，并声明上诉高等审判厅。
9月19日创刊的广州《中原报》因倡导“人道主义”、“复仇主义”、“尊攘主义”等三大主义，21日即被当局勒令停版，主笔郭唯灭遭广东高等审判厅传讯。
10月1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违反报律等莫罪名查封奉天《大中公报》，拘捕经理杜葛岭、主笔沈肝若。当地各界人士为此“大动公愤”。
11月18日，杭辛斋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年轻的邵飘萍担任主笔。
日本人于1909年元旦创办的日文《长春日报》，因言论激烈被勒令停刊。
第二部分
1912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地平线上。3月2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不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3月6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及《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天铎报》等各大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7日，章太炎在《申报》、《大共和日报》刊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各报争相转载。9日，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认为“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
3月11日，经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六条第四项确认：“人民有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十五条又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在主持《民立报》笔政的章士钊当即对此提出驳斥，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这些都缺乏一定的界说，伸缩性太强，有悖言论自由的原则，与第六条构成了冲突。
清廷退位，中山让位，举国共和，一时报纸蜂起，达500种之多，总发行量4200万份。到年底仍坚持出版的还有270种，全年通过邮局寄发的报纸、印刷品总数达3700多万件。历史似乎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然而，这一年的言论史上却洒满了牺牲者的血雨。
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钳制舆论、杀害报人，首开恶例。1月10日，广东各报刊出“燕塘新军解散”消息触怒陈，《国事报》被迫停刊，其他各报编辑受到警告。12日，陈以“扰乱军心”嫌疑，勒令他们更正。23日，广州17家报纸联名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予以拒绝，抗议陈炯明对报纸的“无理干涉”。同月，陈炯明不准报纸登载军队的消息，甚至拘留主笔、记者，迫使《粤东公报》、《公言报》、《人权报》、《光华报》、《光汉报》等多家报纸集议公决“关于广东军队事，嗣后概不登载”。３月１８、１９日，陈下令查封《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等报。4月6日，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捕。1０日，他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莫须有罪名被枪决。4月９日，曾创办过《世界公益报》等多种报纸的黄世仲，因不满陈排除异己而遭到逮捕。尽管在4月11日，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向民国政府电劾陈炯明背弃《临时约法》，“剥夺人民生命，钳制言论自由”。但在胡汉民取代陈炯明之后，黄世仲仍于５月３日遭枪决。
2月，湖南《岳阳日报》主笔李澄宇因发表《阅岳州筹饷分局公拟办法章程之诤言》社论，对筹饷办法提出不同意见，遭到逮捕。长沙各报联名致函湖南都督谭延闿抗议后才获释。4月，长沙《大汉民报》因发表文章指责湘军师长王隆中酗酒杀人，被谭延闿罚令停刊7天，罚款30元，旋即停刊。6月，长沙各报联合组成湖南报界联合会，拒绝承认谭延闿制定的《湖南报纸暂行条例》。
6月2日，北京《中央新闻》报因披露内务总长赵秉钧营私舞弊等丑闻，经理、主笔、校对等11人被捕。4日，《国风日报》发表《中央新闻》记者吴山所写的《启事》，抗议赵秉钧以“政界之公仆”不受“主人翁之监督”，倒行逆施，“虽专制时代，无此横暴。”时值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开会，专门致电参议院，严正要求弹劾“擅用军队，侵害法权，破坏共和大局”的“行政官”赵秉钧。当晚，赵设宴招待北京各报、上海各报驻京记者，表示《中央新闻》一案已“和平了结”，一方面请新闻界“原谅”，以示安抚，并借此“联络情意”。于右任在答词中说：“在报界所求者，言论自由四字，政府之对报界，亦望以言论自由四字为爱护报界之范围。”
8月5日，黎元洪以“摇惑人心”罪名查抄湖北通讯社，逮捕社长冉剑虹（也是《民立报》驻汉记者）。8月14日，《民立报》为此致电黎元洪，要求“迅予查明省释”。15日，上海日报公会也致电黎，要求立即释放。武汉报界同人推举胡石庵为代表，联合武汉各机关团体直接与黎交涉，要求立即释放。黎元洪最初拟将冉剑虹“立即正法”，在报界的抗议声中改为两年监禁。
8月8日，黎以鼓吹无政府主义、“图谋不轨”等罪名查封了汉口《大江报》，逮捕编辑、发行人3人。8月9日，汉口《民心报》因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文，抨击黎元洪摧残舆论而被迫停刊。同一天，黎通电通缉凌大同、何海鸣等《大江报》主要负责人，要求“就地正法”。8月14日，上海《民立报》、《天铎报》及“横三民”（《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七报联名致电参议院、黎元洪，提出严正抗议，指斥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民立报》当天发表长篇报道《〈大江报〉被封记》。9月，凌大同被捕，立即惨遭杀害，一颗血头颅，挂在南楼城门洞口示众。之后，《民心报》主办人蒋翊武、杨王鹏分别在广西、长沙被杀害，主笔毕勷武也死于非命。此外被封的还有《自由报》，黎元洪未宣布罪状即秘密处死陈姓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