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当宋庆龄得知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消息后，悲愤欲绝，起草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大日报（除《民国日报》外）不顾新闻检查，几乎都在显着位置全文刊登了这一宣言。再次表演“下野”戏、在奉化溪口的山水间待机再起的蒋介石，读了指着他鼻子的檄文，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记事］
1月5日创刊的《书报评论》只出了6期就遭查禁。
1月29日，北平《华北日报》驻齐齐哈尔通讯员尉迟正荣因拒绝为当地警察局作宣传而被捕，罪名为“开设烟馆，窝藏匪人”。3月5日被判刑1年6个月。
1月，莫斯科回来的吴黎平主编的上海《环球》旬刊遭查封。上海闸北巡捕房查抄了承印《红旗日报》的大中印刷所，抄走4000多份报纸，捕去职工多人。
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3月30日，创刊不久的《文艺新闻》（袁殊主编）刊出《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透露了这一消息。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发表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秘密发行两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震动。随即被国民党当局严加查禁。8月5日出版的第二期即改名《文学导报》，11月15日，出到第8期也遭查禁了。
3月4日，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北新、联合、江南、群众等4家书局，罪名是代售华兴书局出版的“反动”社会科学刊物。华兴书局经理被捕，判刑一年。
3月26日，武汉军事当局提出严厉取缔武汉市各报社、通讯社办法，武汉各报发起救报运动，结果各大报、大通讯社幸存下来，小报、小通讯社被取缔的至少有13家。
这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在上海设立2年的华兴书店被查封。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鲁迅题赠冯雪峰的照片
天津《益世报》主办人刘豁轩在给罗隆基的聘约里主动提出，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他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将报纸的言论全权交给了他。1月12日，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就戳穿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从《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到《攘外即可安内》等，他的社评锋芒所向披靡。国民党天津党部多次要求将他解聘，《益世报》都不理睬。
4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湖风书店、开明书店、《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九位知识分子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这是一批留学欧美归来、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办的同人刊物，经费由他们自助，所有作者都不拿一分稿费。他们在创刊号发表的《引言》中提出“独立的精神”，也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甚至有着激烈的争论，比如胡适和丁文江等就民主与独裁问题有过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也不违反他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根本态度。
《独立评论》以政论为主，无非是“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他们不依傍朝廷，不依傍其他任何政治党派，更不为社会流俗的成见所迷惑，坚持独立发言，“说平实的话”，这是《独立评论》的特色所在。胡适称这是“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他们发表文章时几乎都不用笔名，体现了胡适一贯倡导的签名负责的精神。
从6月30日起，《申报》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时评，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申报》发表《中大学潮评论》时评，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水灾捐
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
款丑闻和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蒋介石龙颜震怒。从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被“禁止邮递”达35天。
禁邮成为蒋介石对付上海租界报刊的惯用伎俩，继《申报》之后，这年8月，国民党当局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邮寄。《生活》的发行量超过1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记录。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表明《生活》周刊并无任何背景，“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对此，史量才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时，曾愤怒抗议“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认为“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9月4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致函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希望尊重约法赋予新闻界的言论自由，不得随意干涉。
9月24日，北平《导报》、《益世报》因刊出第29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的新闻，秦指使武装士兵闯入《导报》，殴打并试图绑架三名编辑，到《益世报》捕人也未果。9月26日，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随即被国民党政府引渡押解南京。这一事件引起了南北舆论界“重大的注意”，北平、天津几个重要的日报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公正、合法的判决。上海《申报》、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及《法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追踪报道。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同一天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24号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称其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上海）还组织了“陈案”的讨论。可以说，1932年的中国是在对“陈独秀案”的关注中结束的。
［记事］
3月5日，左联主办、鲁迅等主编的《十字街头》旬刊出至第3期被查禁。
3月7日，因为2天前的社评中有“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语，汉口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等罪名勒令《正义报》停刊3天，听候查核。3月1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谁荒谬？》的小言论：“劝‘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而为言论荒谬，则劝中央政府实行误国殃民，当为言论公正！……我们痛念尚在暴敌铁蹄下之东北三千万同胞，及最近淞沪惨死流离的民众，是否‘误国殃民’，大可‘心照不宣’！”
4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办）只出了1期就遭查禁。接着出版的《新文化》也只出2期遭查禁。
4月15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接见平、津新闻界代表胡政之、陈博生、罗隆基等，罗隆基在发言中抨击“九一八”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新闻舆论界的摧残，上海《民国日报》、青岛《民国日报》、北平《英文导报》等或被威胁停刊，或被直接捣毁。在东三省，日军实行邮检，严禁关内的报纸进入。我国报纸在本国领土之内竟失去了发行自由。
4月，山西《太原民报》、《一报》因披露省政府公卖鸦片真相，被阎锡山下令查封，两报负责人被捕。
7月26日，1924年在江苏镇江创办的《江声日报》因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得罪了当地权贵遭查封，主笔兼经理刘煜生锒铛入狱。
7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反动”刊物，包括《礼拜六》、《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旬刊》及郭沫若的《文艺论集续集》等。同月，丁玲主编的《北斗》月刊出至第2卷3、4期合刊后遭查禁。10月，北平公安局通令继续查禁宣传普罗文艺的“反动刊物”。据他们报告，邮件检查员近期检扣的有关共产的“反动刊物报纸”就已达千余种，均已销毁。
9月27日，国民党政府密令检获书刊不许翻印。
10月21日，王造时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只办了4期，国民党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主张与批评》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发表《紧要启事》抗议，责问当局“信义何存，保障何在”？
11月15日出版的《文化月报》只出1期就遭查禁。
11月24日，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属“反动”，凡批评国民党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应“一律禁止”。同月，南京电报局局长解释新闻电报时有被扣留的情况时说：本局奉交通部令，负有检查责任，凡对政治治安有妨碍的新闻一律扣留。按部颁检查电报办法的规定，明码官商电报，如查有危害民国、违反法律或妨碍公安或风化之处，均应扣留。
11月，夏衍、楼适夷等主编《社会生活》周刊出至第5期后遭查禁。
12月，“左联“主办的《文学月报》出版5、6期合刊后遭查禁。
12月，史量才起用青年黎烈文改革《申报》“自由谈”副刊，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做茶余饭后的“报屁股”，“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年元旦，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下子发表了142位知识分子的250个“梦想”。此前，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什么也不相信的鲁迅没有参与“做梦”，他知道胡愈之的用意无非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他在元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在一个“昏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3月16日）胡愈之就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1月21日，年仅32岁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罪名是“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江声日报》编辑、撰稿人有张醒愚、于在冤、余水痕等同时被判刑。镇江新闻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五项决议，包括联合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团体合力抗争、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2月5日，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也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抗争。
刘煜生被处决的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枪杀。2月17日，北平记者公会为刘煜生和王慰三举行追悼会，北平市外勤记者协进会就他们遭害一事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
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天津、武汉、杭州、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太原、汕头、香港等地到处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予以详细报道。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这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蒋介石被迫将他调离江苏。8月和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声浪中，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终于作出了表面的让步。“9月1日”，这是刘煜生他们以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
4月，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审理，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当年“五四”的风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不仅重印了一千部《独秀文存》，而且出版了章士钊汇编的陈案资料集《陈案书状汇录》，也印了一千册，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这是《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话。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身为同盟执行委员之一传说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处传闻《生活》将被查封。7月14日，邹韬奋将编务交给胡愈之、艾寒松，“出国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
暂避”，开始了第一次流亡。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同时发表《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因为罗隆基锋芒毕露的社评，先是天津《益世报》遭遇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国民党中宣部一再的“警告”，后是罗隆基本人遭遇暗杀，幸免于难。年底，天津市党部向《益世报》下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报馆不得续聘罗隆基，罗被迫离开了《益世报》……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同样铁铸的事实。离《主张与批评》被封杀仅一个半月，这年2月，王造时又独自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毫无畏惧地继续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政外交，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举行集会，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新闻检查。这一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文字，我们也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
这是我们在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们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梦想。
［记事］
1月1日创刊的《现代文化》月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遭查禁的《文化月报》改名《文艺月报》，只出了2期又遭查禁。
3月，曾出版发行“左联”刊物《北斗》、《文学导报》的上海湖风书局遭查封。2月，国民党决定在上海、汉口、南京、北平、天津五个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
4月，国民党中执委批准上海市的《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将新闻检查制度化。
5月中旬，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5月，原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上海《大陆新报》创办人王鳌溪被捕后，很快在南京雨花台遇害。重庆报界协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开会致电军委会、民权保障同盟等，要求查清真相，伸张正义。
6月22日，广东新闻通讯社记者侯友礼，未经宣布罪状，即被当局执行枪决。
7月，西安《民意报》因刊载的社会新闻触怒当道被控，社长裘兰生被拘押，西安新闻界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7月31日，北平《文学杂志》在出版3、4期合刊后被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被捕。
8月3日，南京当局通令各地政府，凡因违反出版法经注销登记的书刊报纸，一律不得再次要求登记。
8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核准备案《检查新闻办法大纲》。
8月25日，长沙《平民日报》遭查封，主笔蒋寿世被捕入狱。
8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小说《萌芽》被禁后，改名《煤》，再改名《雪》。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
10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新闻检查标准》。
10月26日，开明书店杭州分店遭查封。
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发出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要求在审查普罗作家的刊物时，“须更严密，勿使漏网”，已禁的出版物如仍在流行，要“切实认真取缔”。同时公布了《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
11月1日，北平《文艺月报》出版第3期后遭查禁。
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将全国邮电检查事宜改归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着的“中统”）管辖，并附邮电检查施行规则。
11月，国民党当局先后派人破坏、捣毁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及承印英文《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等，并散发恐吓信。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率先遭查禁。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从1月7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每周日由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第一篇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大公报》共计发表750篇星期论文，200多位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左中右俱全，真正体现了《大公报》兼容并包的气度。当年12月9日，胡适为《大公报》撰写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借题发挥，要求当局明令全国，保障一切“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
此时，《大公报》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新闻、言论常常引起当局的不满，又是“警告”，又是办事处差一点被捣毁，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让“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头疼不已。胡政之读了胡适“痛快之至”的文章，欣然表示“彼此共同负责”，并“为文作桴鼓之应。”胡政之们和胡适之们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无疑正是近代中国民间报纸与知识界结合的黄金时代。
2月10日，杜重远等继续举起《生活》周刊的“火炬”，创办《新生》周刊，成为《生活》的后身，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
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查禁149种文艺书籍（涉及28位作家）。从25日起，章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衔，26家书店先后两次联名请愿，要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他和夏丏尊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2月28日，小说家沈从文写下《禁书问题》一文（发表在3月5日的《国闻周报》上），对禁书提出质疑，他更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20日，上海26家书店得到的批复是：“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30种；禁售者30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31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22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37种。”结果导致了臭名昭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
3月，陈独秀身在囹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了《独秀文存》第十版，印了两千部。7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8月13、14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判决书。
5月24日，南京《民生报》不顾新闻检查，刊出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结果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的罪名被罚令停刊3天。5月29日复刊当天，成舍我即在报上发表万言长文《停刊经过敬请国人公判》，批评当局摧残舆论、非法封禁报馆。报纸一出，日销万份。31日，又将此文单张印刷万份，赠送读者。彭学沛以妨碍名誉罪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北平记者公会以及济南、青岛等地新闻界纷纷通电声援。迫于舆论压力，此案最终以撤诉了之，但彭学沛、汪精卫却怀恨在心。
《民生报》揭露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一事
7月23日，《民生报》因刊载来源于民族社的消息《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国民党当局以失实为由查封报馆，拘捕成舍我。26日，与《民生报》同气连枝的北平《世界日报》因社论被勒令停刊3个月。同一天，南京新闻界要求保释成舍我等。7月27日、30日，上海记者公会、日报公会先后发出通电，营救成舍我，《申报》追踪报道。
1934年7月29日《民生报》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一文
8月，杭州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倡议定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业响应。9月1日，北平、杭州、太原、长沙、青岛、南昌、厦门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有了通令，仍然把记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以为与其停刊纪念，还不如积极地要求解放言论，作有效的维护。”北平报界集会决议，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执行去年“九一”保障新闻业和记者安全令。
正是这一天，在记者自己的节日，成舍我在被关押了40多天之后获释，因为拒绝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屈服低头，不仅《民生报》被永久停刊，还不许他在南京以其他名义办报，更荒唐的是剥夺了他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文字的权利。全国各报对此连续报道，呼吁言论自由。一个报人傲然直面行政院长的故事也将长久地激动着一部百年言论史。
据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秘密文件记载，从1929到1934年被查禁的书刊约887种。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界的迫害无一日停止，新闻界的反抗几乎也没有停止过。
5月29日，徐州《公言报》遭查封、社长被捕后，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纷纷报道。6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了《徐公言报被封后发宣言请主公道》的新闻。10日，《申报》报道了上海记者公会声援《公言报》的消息。15日，《公言报》社长获释。
7月8日，重庆《新蜀报》、《新民日报》因批评当地市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遭军警搜查，记者吴秋影等3人被捕，吴秋影受到杖责，血肉横飞，奄奄一息。从10日到13日，重庆新闻界一致停刊4天抗议，并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主持正义，要求当局彻查。13日，《中央日报》发表《重庆市长摧残舆论》的文章。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短评《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声援受害记者。25日，绥远报界通电呼吁释放重庆被捕记者。8月20日《北平晨报》还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的报道。
遭国民党军统暗杀的着名报人史量才
这一年是在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泣声中落幕的，独立的舆论力量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申报》走到了它的顶峰。徐铸成《报海旧闻》中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回忆：“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两者虽然稍有出入，但“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壮烈。
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狙击，54岁的一代报业巨子以身殉报。从南到北，悲怆的泪水模糊了整个冬天，整个中国。“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是他留给世界的铮铮誓言。
尽管蒋介石以卑鄙手段扼断了史量才生命的喉管，却没有阻止活着的人们继续争取言论自由。12月10日，离史量才被杀还不到一个月，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纸、通讯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开放言论的三点要求：一、检查新闻纵不能取消，应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实行；二、对新闻机关和新闻记者的处分纵有言论失控，请依出版法和普通刑法制裁，不必施诸非常手段；三、以前被停闭、拘禁或其他处分的新闻机关和记者，如不是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同一天，《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报界向五中全会请命》，指出言论是报纸的灵魂，自负责任，如触犯法律，可照律惩罚，不应在发表前横加束缚，在发表后任意苛责。呼吁国民党当局不要把全国的报纸文章“都弄成清一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对政府恭顺的文辞”，要求改良新闻检查办
国民党当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证据
法，解除新闻界的痛苦。
12月12日，上海日报公会、记者公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保障言论自由：一、解除“剿匪”期间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宜处置；二、在新闻检查所取缔之前，应通令检查所严遵标准，不要过于苛细；三，受处分的新闻机关如不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记事］
1月1日，上海《社会与教育》杂志刊出《停刊启事》，因“邮递被禁”而被迫停刊。
1月11日，开封《河南晚报》因刊出《风雨飘摇下之西北中学》文，总编辑罗曦初竟以“妨碍公务罪”被判3个月徒刑。开封记者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声援罗曦初。
1月2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颁布“书店登记取缔规程”。2月22日，南京政府下令：今后如有报纸不服检查，当由军政机关予以一日到一周的停版处分。
1月26日，上海市教育局发出密令，查禁鲁迅的《二心集》，因为其中有《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内容确多不妥之处。”
1月，上海《文学》月刊的《新年号》被书报检查人员大肆抽删，征文特辑《文坛何处去？》及巴金的小说《雪》、夏征农的《恐慌》等都被扣押。
2月1日，北平复生新闻社因一则《日方要求取消华北党部》新闻，被北平市公安局勒令停止发稿，记者林霁融、赵志敏被捕，经报界出面营救才获释。
4月7日，天津《益世报》因为一篇钱端升执笔的社评触怒当局，受到停邮处分。蒋介石通令全国，“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唯当地军政长官是问。”3个多月后才有条件解禁。
5月1日，文艺刊物上海《春光》月刊出了3期后遭查禁。
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会发出训令，以“言论偏激，显系宣传反动”，“贻害社会，实非浅显”等为由，查禁鲁迅的《南腔北调集》。
5月9日，黎烈文被迫离开《申报·自由谈》。
5月26日，南京《新中华报》因刊出中国与土耳其友好条约全文，被勒令停刊三天。实际上许多报纸都曾登载，惟独《新中华报》遭处罚。29日，南京各报对国民党当局禁令不一表示抗议。
6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6月2日，《华北日报》因刊出关内与东北即将通车、通邮的消息，从6月3日起，被国民党中宣部勒令停刊，社长刘真如被押解南京，总编辑陈国廉自行赴京请罪。
6月10日，上海市政府转达了保护记者令。
6月20日，上海公安局要求禁止《申报》的“读书问答”。
7月1日，北平武学书馆因所出“共产党宣传品”《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经理程焕卿、职员耿泽民分别被判处徒刑3个月、2个月，罚金500元、100元。
7月14日，创刊不久的南京《朝报》因所刊新闻触犯当局，被罚停刊1天。
7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
8月5日，北平九所大学女生创办《妇女月报》，创刊号刚出就遭查禁，经销的两个书局负责人，及委托代卖的北大法文系女生吴春莲被捕，罪名是《妇女月报》“内容注解隐有反动宣传”。
9月7日，北平《晨报》因一则新闻触怒当道，受到停邮扣电处分，11月2日才恢复。
9月10日，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从10月1日起实行新闻送审事前预检制度。
10月3日，上海市教育局令上海市书业公会：图书须经内政部审核后始准发行。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令邮政总局：中外任何新闻纸类如不呈验登记证不予挂号立卷。
秋天，于兰荪、王雪尘办的《上海日报》曾以锋芒太露几次被勒令停刊，终因触犯当权者被迫停刊。
12月，上海《时代漫画》因发表讽刺当局外交政策的漫画被勒令停售，只好改名为《漫画界》。连《新诗歌》半月刊也未逃脱被禁的命运。
1935年：张季鸾——“射雕老手，箭无虚发”
1935年，东北沦陷已有四年，国难日益深重，华北危机迫在眉睫，言论史上发生的许多事多与此有关。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语涉日本天皇，日方恼羞成怒，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名向国民党当局问罪。《新生》遭查封，《新生》发行人杜重远锒铛入狱，7月9日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两个月，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印发《告全体〈新生〉读者》，提出组织“新生读者联合会”、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自由等要求。余波所及，导致了臭名昭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成为这个不幸年头一支大快人心的插曲。
7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修正通过《出版法》，对新闻出版的限制更多、规定更苛，激起了新闻出版界、文化界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4
《新生》发行人杜重远
日，天津《大公报》率先发表《谈出版法》社评，提出批评。19日，上海日报
公会开会致电南京政府，对此深表不满，要求暂缓公布。上海记者公会发表宣言，通电抗议“修正出版法”。28日，南京新闻学会通电全国同业，主张一致提出复议的要求。30日，《大公报》发表《新出版法的再检讨》社评，认为修正出版法“不仅繁琐”，而且限载新闻范围“过于广泛”，使言论界今后的记载批评将“动辄得咎”，总之，“统制之方法与程度不甚合理。”31日，全国各地驻南京的新闻机构代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面对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推迟公布，悬而待决。
这一年，上海民营无线电播音同业公会曾抗议当局干扰私营无线广播电台的正常播音。
也是这一年，杭州记者公会通电要求言论自由，力争撤销新闻检查制度，上海、南京、杭州、北平等地报纸，包括国民党主办的南京《朝报》、《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杭州《东南日报》等在内，纷纷着论支持，反对臭名昭着的新闻检查所。此举足以使杭州记者公会这个地方性新闻同业团体光耀史册。为纪念这一行动，在9月1日记者节期间，杭州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全国报纸展览会。
11月10日，邹韬奋返回上海，接续《生活》、《新生》的火炬，办起了《大众生活》周刊。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283人签署《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
销数高达20万份的《大众生活》周刊，图为创刊号封面
八条要求，刊登在12月21日的《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2月27日，他们又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宣言》。
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友人，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这样“言论反动”的刊物自然免不了被查禁的命运。
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半月刊先后遭查封，但他不惮于国民党的威压，将那些被统治者称为“荒谬”的文章汇集出版，书名就叫《荒谬集》。
12月3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手握兵权的平津最高首脑宋哲元。第二天《大公报》就被停止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南京、上海各地报纸纷起声援，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也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立刻纠正”。12月12日，《大公报》恢复邮递。三天后（12月15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的《编辑后记》中说：
被胡适称为“射雕老手，箭无虚发”的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大公报》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文电，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舆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独立评论》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胡适还写信给张季鸾，称他“射雕老手，箭无虚发，一发即中伤要害，佩服！佩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537。
这一切不仅留在1935年的编年史中，也将永久地留存在言论史的记忆深处。尽管国民党对言论的压迫从未停止过，仅这一年遭查禁、查扣的书刊就有70种。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着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一出版，就被禁止发售。他的《门外文谈》直到这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后才得以问世。
年底，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痛斥国民党政府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尖锐地批评当局对言论的压迫。他接着说：“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
其实，无论新闻记者还是知识分子关于言论自由的“请愿”、“要求”，从袁世凯时代到蒋介石时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不是始于1935年的下半年。
［记事］
2月8日，上海市教育局转发了《图书须审查后始准注册令》。
2月22日，长沙《霹雳报》以所谓泄漏军事秘密被停刊一周。
3月28日，内政部发文《图书注册后仍须送内政部备查》。
3月，长沙《正报》因一篇“醴陵奇俗”被永远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