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国家里叛乱，终究是个人的一厢情愿
平定三藩之乱是发生在清朝初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三藩系指清平西王吴三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三藩的建立及其势力的养成，是清廷利用明朝降将平定及镇守南方的结果。清廷入关之后，因为八旗兵力不足，为了对付义军及南明政府的反抗，不得不依靠明朝的降官降将，使之充当前驱，从事招抚工作及武力镇压。在明朝降将中，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4人替清朝出力最大，所以均受封为王。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重要武力，在入关后替清朝效尽犬马之劳。经过20年的斗争之后，坚决抗清的农民军失败了，南明的腐朽政权也垮了台。这时清廷把八旗基本力量放置在北方，以保卫京师及驻防各重要城池，而南方就暂让给吴桂三等去镇夺。吴三桂驻云南，尚可喜驻广东，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驻福建，这样便形成了三藩。三蕃之外，还有孔有德的势力存在。孔有德同农民军李定国作战，自杀于桂林，其子也为李定国所杀，所以无人袭封，仅有一女孔四贞嫁孙延龄，清廷即以孙延龄为将军代领其众，驻守桂林。
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势力最大，也最为跋扈。其藩兵定制有53个佐领，一佐领有甲士200，系五丁出一甲，计有壮丁5万余，此外又有绿旗兵1．2万人。这些军队都是其私属，将领皆其死党。其军事实力是极其雄厚的，兵数总计不下10余万。因此，清廷对之颇存顾忌，一切不敢过问，假以专制云、贵二省的一切大权。当时清廷所给云、贵二省督抚的敕书，都要写入“听王节制”四字。吴三桂可以随意题补官吏，号曰“西选”。凡朝廷所选文武官到云南，吴三桂即派人加以收买，使之卖身藩下，以为己用。吴三桂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势力。他占据明代世镇云南的沐氏庄田700顷作为藩庄，又和西藏的达赖喇嘛在北胜州互市，以茶换取蒙古的马匹。又派许多人出兵去做生意，贩运辽东人参及四川的黄连、附子，以牟取利润。他曾大量地贷钱给商人使用，谓之藩本。他强征关市之税，开矿鼓铸。吴三桂欲效明代沐氏故事，世守云南，所以从各方面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求达到这个目的。其他尚、耿二藩也和吴三桂一样，其藩下兵各有15佐领，又绿旗兵各有六七千，并且也是经商括财，强征市税，遍置私人，坐地称霸。
三藩各据一方，形成独立王国，其势力已尾大不掉，严重威胁着清政权；三藩的存在，每年要消耗兵饷2000余万两，在经济上也成为清廷沉重的负担。因此，清廷不能不考虑撤藩的问题。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撤藩的机会来了。这时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而欲使其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抓住这个机会，即命其父子率属下兵丁家小同撤。吴三桂、耿精忠闻之，也奏请撤藩，目的在于试探清廷的态度。当时朝中大臣畏惧吴三桂的武力，多数人都不敢主张应允。而康熙帝则毅然作出决定，吴、耿二藩也一齐全撤。
撤藩之令既下，吴三桂首先于这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发布檄文，倡言“兴明讨虏”，呼清皇帝为满酋。吴三桂想以恢复明朝作幌子，用以收拾人心，但其背叛明朝的行为早已昭昭于人耳目，所以恢复明朝的旗帜并不能骗人，不但得不到广大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甚至连明朝尚存的遗老也无人出来理睬他。不过，吴三桂的发难，也鼓动起一个很大的反清浪潮。吴三桂军以破竹之势，由云、贵直冲湖南，长驱至岳州，湖南全省尽为占有。吴三桂又分军犯四川，四川提督郑蛟麟、巡抚罗森、总兵谭宏及吴之茂均降，四川全省皆下。于是，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尽入吴三桂之手。吴三桂兵锋甚锐，一时响应者四起，在福建有靖南王耿精忠，在广东有总兵刘进忠、平南王尚之信，在广西有将军孙延龄，在陕西有提督王辅臣，在湖北襄阳有总兵杨来嘉，在河南彰德有总兵蔡禄。这样一来，中国西南全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原、西北一带，都骚动起来，战火弥漫十数省。
但是以吴三桂为首的反清阵营是虚弱的，内部互相利用，矛盾重重，经不起持久的军事攻击与政治瓦解。而且吴三桂一开始即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以致陷于被动地位。
当他以锐不可当之势占领湖南全省时，却立即收住了攻势，不再渡江前进，扩大占领地区，乃转而在湖南采取守势，沿江布置防御工事，与清军对峙，结果不能出湖南一步。因为吴三桂骚动的目标，即趋向在西北陕甘和东南闽浙，遂遣兵一由长沙犯江西，企图与耿精忠合；一由四川犯陕西，企图与王辅臣会合。这样一种打法，就给予康熙帝以调兵遣将、从容布置应付的机会。
相反，康熙帝在应付这一事变中却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
他看出主要的叛变者是吴三桂，所以所采取的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可以进行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只要肯降，不咎既往，以此来分化敌人，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兵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利用汉将汉兵来应付作战，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的王辅臣和福建的耿精忠先后投降清朝。次年，广东的尚之信也投降于清。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岳乐之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已起兵6载，年已67岁，为排除胸中苦闷，乃于这年三月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大封诸将。但这是吴三桂穷蹙绝望的表现，未几即忧愤成疾，这年八月病死。吴三桂一死，其势即土崩瓦解。清军得到吴三桂水师将领林兴珠的献策，乃击败吴应麟，攻下岳州。以后占据四川，进攻云贵，主要也是依赖汉将赵良栋、王进室、蔡毓荣、董卫国等的力量。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清军进入云贵省城，吴三桂之孙吴世藩自杀。历时8年，波及十数省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削平了。
平定三藩，清廷才真正在关内完成了统一，稳定了统治权，从此之后，才建够开始从事行政和财政经济的调整改革，然后致力于解决边疆问题。
71 康熙帝抗击沙俄
中国东北版图的奠定
康熙（1654—1722年，爱新觉罗?玄烨）是清王朝第二个皇帝，自1662年到1722年君临天下61年。历史上所说的康熙——乾隆“升平盛世”是这时开创的，有清260多年的统治也是在这期间奠定的。康熙与法兰西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1661—1715年）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1682—1725年）正是同时，同样引起人们的重视。
康熙帝当政61年，在国内和对外斗争中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篇章。在国内，康熙帝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中国的版图进一步统一和稳定。
清王朝从它建立了全国的统治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沙皇俄国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在黑龙江流域长期进行劫掠骚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破坏了中国边疆各族居民的和平生活，也威胁到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不得不增强防御，对沙俄侵略势力进行自卫反击。
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主义者开始窥视中国领土。1643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出以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共133人，携带枪支弹药向黑龙江窜犯。这伙侵略者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他们的残暴行径，遭到当地达斡尔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到1646年春返回雅库次克时，全队133人只有53人生还。
1650年一月，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70名哥萨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窜到雅克萨以西。但他看到中国人民已有准备，自己又力量单薄，决定回雅库次克求援。1651年初，他带领137人再次窜到黑龙江上，并武力攻占了雅克萨城。由于中国东北各族人民的英勇抗击，终于把这伙侵略者赶出黑龙江流域。
1665年夏，俄国西伯利亚流放犯切尔尼果夫斯基聚众杀死了俄国伊利姆斯克的督军，然后伙同84人窜到黑龙江流域，重占了雅克萨。他们的侵略行为受到沙皇的赞许，任命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阿尔巴津（即雅克萨）总管，发给饷金2000卢布。这样一来，这伙杀人抢劫的强盗，一变成为沙俄的正式官兵。他们得到沙皇政府支持后，更加有恃无恐，不仅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中国各族居民，而且还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面对沙俄的疯狂侵略，康熙帝在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为了保卫边疆不受外来侵犯，决定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出兵反击，彻底清除这伙沙俄侵略者。
康熙帝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他总结了中国军民30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1682年4月，康熙帝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柳条边，5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身视察边防情况。9月，康熙帝派副都统郎谈、一等公彭春率烦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1683年1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认为要攻取俄罗斯并不难，只要发兵3000人就足够了，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帝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今爱辉）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储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1683年夏天，康熙帝下令设立黑龙江将军，由副都统萨布素担任，驻守瑷珲（今爱辉），并先后3次调兵3000人进驻，保卫黑龙江流域，准备剿灭入侵的沙俄侵略者。
清军在做好军事进攻的同时，为了争取和平解决雅克萨问题，曾多次派人送信给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要他们撤离中国领土，回到俄国境内，不要扰害中国居民，否则大军进剿，将全部歼灭。但侵略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招募新兵，增强雅克萨的兵力，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军役贵族托尔布金为阿尔巴津督军，来到雅克萨指挥作战。
康熙帝在对沙俄侵略军多次警告和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出兵剿灭这伙匪帮。1685年6月，康熙帝派遣都统彭春率兵进抵雅克萨。彭春到达雅克萨后，先派人送去康熙帝致沙皇的信和他本人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6月23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俄方顽固，且出言不逊。6月24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25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40多人。接着，清军架起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俄军伤亡严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在清军的劝降下，俄军头目托尔布金竖起了降旗。清军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对他们采取宽大态度，准许700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经额尔古纳河，返回俄国，另有巴什里等45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
随清军回到瑷珲。
托尔布金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彼顿率领的600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金和彼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筹集粮草，妄图负隅顽抗。
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1686年3月，康熙帝下令：今俄军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令将军萨布素等，率所部2000人，攻取雅克萨城。7月，萨布素奉命率所部2000余人及福建藤牌兵400人进抵雅克萨，随即围城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城和围困，俄军损失惨重。9月底，俄国头目托尔布金被击毙，城中俄军大多战死或病死，800多俄军最后只剩66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只有坐以待毙。
康熙帝为了彻底解决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以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多次写信给沙皇，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建议他撤回侵略军，派使议界。1686年9月，清政府又委托从北京回国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共同议定边界。
1686年11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递交沙皇要求解除雅克萨的包围和派使臣戈洛文来华议定边界的信件。康熙帝同意了俄国沙皇的请求，下令停止战斗，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11月底，清军停止进攻。1687年5月，清军撤离雅克萨返回瑷珲，等待俄国使团的到来。进行两年多的雅克萨战争至此结束。
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驱逐入侵者，收复被侵占领土而进行的一次自卫的正义战争。
72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这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平等条约之一
1686年冬，雅克萨停战后，中俄两国立即准备派使谈判，划分中俄东段边界。
当时，沙俄由于在西方同波兰争夺乌克兰，进行了多年战争，和土耳其、瑞典的关系也很紧张；国内人民不断起义，兵疲财乏，困难重重，没有力量再派兵到远离欧洲的黑龙江流域大规模作战。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确定了暂时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设法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谋取商业利益。所以，当它在雅克萨一带受到沉重打击后，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星夜奔驰，1686年11月来到北京，递送沙皇给康熙帝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使团到达，进行谈判。
这时的清政府也不愿大量用兵对外作战，不主张单纯用武力解决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地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国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能通过和平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鉴于这一认识，就是在雅克萨战争期间，清政府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同沙俄入侵的争端问题。康熙帝就曾多次写信给沙皇，一面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一面建议他们撤军谈判。因此，一经沙皇要求停战谈判，清政府就立即下令停止对雅克萨的进攻，并于1687年单方面撤离雅克萨，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沙俄虽然提出谈判解决黑龙江流域问题，但并不想轻易放弃侵占这一地区。1686年1月，沙皇决定派御前大臣费奥多尔?戈洛文出使中国，谈判边界问题。在发给戈洛文的训令中指出：一、俄中两国应力争以黑龙江为界；如果中方不同意，则争取以牛满河（今俄罗斯联邦境内布列亚河）、精奇里江（今俄罗斯联邦境内结雅河）及其以西的黑龙江为界；如中方再不同意，则争取以雅克萨为界，俄国人得在黑龙江、牛满河、精奇里江渔猎。二、如中方不接受上述划界方案，则俄国使臣应争取缔结临时停战协定，然后做好准备，进行战争。同时又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使应不惜赠送任何礼物，向中国使臣行贿。这一训令表明，当时俄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取得黑龙江以北的全部或一部分中国领土；如果在会议桌上达不到目的，就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以求一逞。
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观念极为明确。1688年，清朝康熙帝任命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全权大臣，与俄使议界。康熙帝指出，俄罗斯占据的尼布楚是中国茂明安部游牧的地方，雅克萨是中国达斡尔族居住的土地。因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和通此江的一河一溪，全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如果俄国同意这些，就和它划定疆界，准许它通使贸易。否则，你等即还，不便与它议和。这个方针的基本点，就是要求收回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议定中俄边界，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
中俄两国经准备后，商定于1688年在色楞格斯克进行谈判。这年5月30日，中国使团从北京启程去色楞格斯克，7月下旬行抵克鲁伦河附近，因准噶尔部进犯喀尔喀蒙古，道路阻隔，无法通行，索额图使团不得不折回北京。又和俄国代表商定，会谈改为1689年在尼布楚进行。
在此期间，俄国政府考虑了当时的形势，感到坚持吞并黑龙江流域，必然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为了避免冲突，并争取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打算在中国坚持收复黑龙江时，暂时放弃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沙皇于1689年初训令戈洛文，让他在中国坚持要俄国交出雅克萨时，毁掉那里的城防，撤退俄国居民。但为了给俄国以后侵占黑龙江流域留有余地，让戈洛文要求中国也不要在雅克萨设防。
清政府为了能够早日和平解决黑龙江流域问题，也打算做出更大的让步。1689年6月，中国使臣索额图去尼布楚会谈前，上奏康熙帝，准备按原议，以尼布楚为界。康熙帝认为，以尼布楚为界，俄罗斯派使贸易都没有栖托的地方，势难相通。他指出，初议可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俄使恳切要求尼布楚时，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样，中俄两国的主张逐步接近，为尼布楚会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1689年6月13日，清朝索额图使团自北京启程，出古北口北行，7月31日到达尼布楚，在石勒喀河南岸扎营。使团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翻译是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法国名字弗朗索瓦?热拉皮翁）、葡萄牙人徐日升（原名托马斯?佩雷拉）。
俄国戈洛文使团1686年2月从莫斯科出发，1687年9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在那里停留了两年之久，1689年8月19日才到达尼布楚。使团成员有：御前大臣戈洛文、伊拉托木斯克总督符拉索夫、秘书科尔尼茨基。
双方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8月22日开始正式会谈。会议一开始，俄方代表就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妄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它用武力未能得到的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这一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当即被中方代表严词拒绝。索额图明确阐述了中国领有黑龙江的情况，提出两国应以鄂嫩河、尼布楚一带划界。双方辩论一天，没有任何结果。
8月23日，中俄双方使臣举行第二次会议。俄方开始仍坚持原方案，中方坚决拒绝。双方坚持不让，谈判呈破裂危机。戈洛文见第一方案不能实现，便稍微降低要价，企图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索额图抱着早日缔约划界的愿望，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同意俄方的第二方案，另一方面则主动做出让步，表示可以把尼布楚让给俄国。俄方对中方的这一让步仍不满足。
由于两国意见相距甚远，两次会谈都没有结果。后来就停止会谈，由两国使团翻译往来交涉，交换意见。这时，俄国代表看到中方翻译是外国人，认为有机可乘，就让他的翻译别洛鲍茨基找耶稣会士秘密商谈，允许给予重赏，企图背着中方代表，暗中捣鬼。8月25日，俄方翻译送来条约的俄文本，告诉耶稣会士说，文本中已经写有在雅克萨地方中国不得修筑房舍，请他在中国的交换文本中照样写上，不必通知中方代表，因为中国使臣不会知道文本中用拉丁文写了些什么。由于耶稣会士感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敢贸然行事，使俄方代表企图用贿买办法，把他们的主张强加给中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从8月24日开始到9月6日的半个月中，两国使臣一直没有会谈，但双方通过译员继续进行商谈。在多次协商过程中，中方代表据理驳斥了俄国代表的无理要求，并做了一定的让步。俄国代表在中国代表的坚持下，也表示不再坚持占据黑龙江，双方意见渐趋一致。自8月22日两国全权使臣举行首次会议以来，双方往返交涉达16天之久，终于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全面地达成协议。
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共六款，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和流入黑龙江的河川，全属中国；以北一带土地及河流，全属俄国。
乌第河流域划为待议地区，留待以后再议。俄国事实上承认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为非法，同意把侵入这一地区的沙俄军队撤回本国。沙俄通过《尼布楚条约》把中国方面让予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方纳入它的版图，并获得重大的通商利益。条约的全部条款及交涉过程都清楚地表明，这个条约是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
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遏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武装入侵，使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在条约签订后的150多年间，两国按照这一条约管理边界，使黑龙江流域在此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边界冲突。
73 平定准噶尔叛乱
统一，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
准噶尔部是中国厄鲁特蒙古族的一支。明末清初，准噶尔部贵族兼并了厄鲁特蒙古各部，逐步控制了天山南北，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西南至吹河、塔拉斯河的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建立了准噶尔贵族的封建统治。
准噶尔贵族统治厄鲁特蒙古各部后，与清政府仍保持着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等，每两年都要向清政府遣使“朝贡”。清政府也赐予大量财物给准噶尔，并经常遣使通报情况。
但是，在准噶尔贵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1670年僧格死后，他的异母弟噶尔丹杀害了他的子嗣，夺得了准噶尔的统治权。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卖国贼，在他自任为准噶尔汗以后，1677年用计袭杀了和清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厄鲁特“丘尔干”（蒙语，即盟会）首领车臣汗鄂齐尔图，强占了河套和硕特部，并在该部强征兵丁，准备侵犯青海地区。1678年，噶尔丹出兵南疆，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把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置于其统治之下。
噶尔丹取得准噶尔的统治权后，一反其父兄抗击外来侵略、捍卫民族主权的立场，而逐渐走上与沙俄相勾结的道路。
噶尔丹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把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地区。
1688年，正当蒙古族人民英勇抗击戈洛文率领的沙俄侵略军，打得俄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之时，噶尔丹竟丧心病狂地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土谢图汗，从背后向喀尔喀蒙古军民施放暗箭，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1690年6月，噶尔丹以为有俄国的支持，有恃无恐，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又向漠南喀尔喀蒙古进攻，俘掠人口，抢劫牲畜。他还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分裂主义要求，妄图把中国北部置于他的农奴制统治之下。
清政府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宁，反抗沙俄的侵略，对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清政府在外交上与沙俄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康熙帝认为，若听任噶尔丹荼毒塞外，将势成毒痈。要使边境得以安定，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不能贪图一时苟安之计，而必须顺其民心，消灭噶尔丹叛乱分子，才能保障国内安定。因此，康熙帝决计亲征。
1690年7月2日，康熙帝组成以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和以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的左右两路大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日。7月14日，康熙帝也从北京启程，24日进驻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县），节制诸军，统筹全局，开始了康熙帝的第一次亲征。
8月1日，清军全线出击，大战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清军大败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峰下，噶尔丹乘夜色昏暗偷渡西拉木伦河，向北溃逃。逃回科布多时，2万军队仅剩数千人。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后，仍盘踞科布多地区，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期东山再起。他一面派人去沙俄活动，企图获取更多的军事支持；一面煽动内蒙古科尔沁等部作乱，并杀害清政府官员，不断骚扰边地安宁。
针对噶尔丹的骚扰滋事，清政府除加强军备外，主要是展开政治攻势，以期政治解决。
1695年5月，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率骑兵3万向东进犯，到达巴颜乌兰一带，又点燃起叛乱的战火。
1696年2月，康熙帝发兵10万，分三路大举出击：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军队越兴安岭出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兵勇由宁夏北越沙漠沿翁金河北上，以断敌军归路；中路为主力，由康熙帝亲率出独石口，直奔克鲁伦河，与东西两路协同夹击。
噶尔丹得知康熙皇帝亲自统率大军进抵克鲁伦河时，不敢迎战，尽弃庐帐、器械，乘夜西窜。清军进抵巴颜乌兰时，扑了个空。康熙帝为了捕捉噶尔丹叛军主力，一面命总兵岳昇龙、马进、白斌等率精兵轻骑穷追噶尔丹叛军；一面密谕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堵截噶尔丹叛军脱逃之路。5月13日，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的宗莫德）与噶尔丹叛军相遇，双方展开了激烈鏖战。在清军浴血奋战下，自午至暮，大败噶尔丹军，杀死叛军3000余人。噶尔丹的妻子阿奴也被炮弹击毙。昭莫多一战，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噶尔丹战败后，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成为一股走投无路、日暮途穷的流匪。但他顽固到底，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抚，继续坚持分裂祖国的叛乱，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康熙帝认为必须乘其新败之后，捣其巢穴，以其“万年之计”。1697年2月，康熙帝举行第三次平叛的军事行动，命费扬古、马恩哈分别统率两路大军，共6000人，由宁夏出发，进剿噶尔丹残部。4月，康熙帝亲赴宁夏，指挥这次军事行动。
正当清军进发之时，噶尔丹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军队只剩下五六百人，噶尔丹成了孤家寡人。在清军征剿下，噶尔丹走投无路，遂“饮药自尽”。至此，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下去。
噶尔丹败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任准噶尔部台吉，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和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
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又发动叛乱，率兵2000人窜入哈密北境，侵掠五寨。后见哈密戒备森严，无法占据，又改为窜扰西藏。
清政府得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往西藏，即令出兵围剿。
1718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驻节西宁，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军。1720年，清军两路从青海和四川出发，进军西藏，大败准噶尔军，大策凌敦多布狼狈而逃，率残部逃回伊犁。
康熙帝没有能彻底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就于1722年死了。他所制定的政策，由他的儿子雍正帝、孙子乾隆帝继续推行并得到贯彻。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领袖。他的内外政策基本上遵循其父的路线，对东边也没有放弃向喀尔喀扩展的意图。1729年，雍正帝决定发兵征讨，命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奉，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师西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忙遣使要求清廷缓兵一年。雍正帝恩准。在缓兵期间，准噶尔出兵2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1731年，噶尔丹策零又用诈骗计伏击傅尔丹北路军于和通泊，使清军损失十分惨重。1732年6月，噶尔丹策零又派兵进犯喀尔喀，在光显寺战役中惨败，只得求和。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
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去，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继位。
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被杀，其兄喇嘛达尔扎篡位。不久，喇嘛达尔扎的堂兄弟达瓦齐联合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杀死喇嘛达尔扎，自立为汗。接着，达瓦齐又与阿睦尔撒纳互相攻战。1754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率领2万余人投奔清朝。清政府认为统一西北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命将出师，消灭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
1754年，清政府决定分兵两路远征伊犁，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北路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以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1755年春，清军5万人分西、北两路向伊犁进军。在准噶尔人民支持下，清军没有遇到抵抗，不到100天就到达伊犁。达瓦齐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清军以25人夜袭达瓦齐大营，达瓦齐军惊溃，不战自降。达瓦齐仅带少数人仓皇南逃，为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献清军。
在清军捉获达瓦齐、获得初步平叛胜利的时候，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又叛变了。
阿睦尔撒纳因败于达瓦齐才归附了清政府，欲借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消灭达瓦齐，以达到他谋取汗位的目的。1754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北路先锋部队出征达瓦齐。
1755年，他在进军途中，广纳党羽，收纳降人，占据地盘，企图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乾隆帝识破了他的诡计，密谕西路军定边右副将军萨拉尔留心防范，并指示定北将军班第，凡事宜会同商办，切勿令其先行独办。阿睦尔撒纳在进驻伊犁之后，便公开要求清政府封他为厄鲁特四部总台吉。清政府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阿睦尔撒纳就在蒙古各部进行煽动，并与沙俄暗中勾结，公开发动叛乱。
1756年，清政府得知阿睦尔撒纳率众叛乱时，当机立断，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玉保、富德、达勒当阿为参赞大臣，从巴里坤出兵进讨。但策楞和玉保中了阿睦尔撒纳的缓兵之计，没有穷追，让其逃入哈萨克。
1757年初，清政府开始新的军事行动，命成袞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率清军7000人分两路推进。
准噶尔叛军在清军的追剿下，全线溃败。阿睦尔撒纳乘夜带随身侍从8人投奔沙俄，不久因患天花病死异域。
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平定了支持阿睦尔撒纳作乱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乱。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消除了西部边疆的分裂割据状况，加强了对西部边疆地区的管理，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平叛之后，废除了准噶尔游牧封建贵族所实行的农奴制统治，促进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胜利，对侵略成性的沙俄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积极作用。
74 清代各族人民起义
清王朝统治的强烈震荡
在清朝，各族人民的起义从乾隆中叶开始已经陆续不断地发生，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有山东王伦的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及四十八年（1783年）先后有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族、撒拉族人民的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有台湾林爽文的起义，但这些起义都很快地被镇压了。
在这以后，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则爆发了规模较大的波及湖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发生，是由于苗族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如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又由于清朝所派官吏对苗族人民“盗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因此，乾隆六十年正月，贵州松桃苗民石柳邓被迫首先发动起义，湖南永绥苗民石三保及乾城苗民吴八月也相继起而响应。起义的苗民领袖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得到苗族人民的普遍支持。这次起义继续了12年之久，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在清兵的镇压下失败。
在苗民起义的同时，湖北又发生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农民经常假借它号召起义。白莲教的教义，长期以来宣传弥勒佛降生，人民可以得救。这时又提出“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农民向往得到土地，因而纷纷入教。
这次农民发难，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襄阳姚之富和女英雄王聪儿等举起起义大旗，即以襄阳为中心，不到两月，便有众数万人。同时，四川达州徐天德和王三槐、冷天禄等也相继而起。第二年，嘉庆二年（1797年），湖北的起义军由姚之富、王聪儿率领分路进攻河南，又由河南发展到陕西。嘉庆三年（1798年），王聪儿率众指向西安，作战失利转移湖北，在郧西被地主武装乡勇所扼，清军围攻，王聪儿、姚之富一同牺牲。此后四川的徐天德、王三槐、罗其清、冉文俦等仍继续斗争。清军利用乡勇罗思举及号称清官的四川知县刘清，施展狡猾的手段瓦解农民军，罗思举假冒王三槐的旗号骗杀农民军，刘清更诳骗王三槐至清营，结果王三槐被擒。这次起义到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下去，首尾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5省，消耗清朝军费1亿之多，给予清朝以极大打击。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又名八卦教。当时信徒很多，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河南滑县李文成和北京林清是主要教首，他们宣传入教者先输纳“种福钱”，又称“根基钱”，事成之后，“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项”。农民渴望土地，因此纷纷入教。李文成和林清预定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因李文成行动暴露，被滑县知县逮捕入狱，群众遂提前举义，救出李文成，占据滑县城，号召四方。而林清则按期行事，在京南黄村组织武装，以200人潜入城内，在入教太监的导引下，分由东西华门攻进清宫，与清兵战于隆宗门外，但因寡不敌众，攻打清宫失败，最后林清在黄村被捕牺牲。李文成在滑县声势很大，旗帜上大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后来清兵包围了滑县，李文成出走辉县山中。结果被清军追逼自焚而死。最后滑县被攻破，李文成妻张氏决不逃避，挥刀巷战，击杀数十人，阖门自缢。
这次天理教起义，特别是林清攻打清宫的行动，使清廷大为震惊，嘉庆皇帝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上述农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大大消耗和削弱了清朝的实力，给了清朝沉重的打击。
75 禁烟运动与虎门销烟
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页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以中英贸易为例，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其掠夺本性，竟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市场，获取一本万利的不义之财。
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再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除了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外，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则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C5。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鸦片泛滥，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
因此，他们对鸦片走私极为愤慨，要求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也要求禁烟。从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
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在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在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他们主张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要严刑。
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从1838年7月至9月，3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