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和饷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以前的不置可否暂时倾向于禁烟，决定采纳黄爵滋、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于1838年10月25日颁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爵位，各罚应得养赡钱粮2年。过了3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接着，召林则徐进京，商讨禁烟事宜。
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在北风呼啸的严冬离开京城，踏上南下征途。3月10日到达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一面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一面同外国鸦片贩子展开坚决斗争。3月18日，即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的第八天，就毅然发出收缴外商鸦片的命令。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传讯十三行洋商，当众表示：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将缴烟谕帖交行商总头目伍绍荣转给外国烟贩，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还要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林则徐有禁烟的决心和魄力，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林则徐的缴烟命令。在商馆外面，昼夜都有群众巡视；渔民们也主动协助水师官兵，监视零丁洋上的鸦片趸船。
英国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他们操纵在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这一断然决定，震动了躲在澳门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24日，义律乘快船从澳门赶到广州，到商馆亲自指挥抗拒缴烟，并在珠江口外布置一艘军舰，进行战争恫吓。这天晚上，义律又指使颠地化装逃走，被商馆内的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敦促洋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严守商馆，断绝商馆与澳门的交通，撤退中国在商馆中的雇员，终于迫使义律同意缴烟。
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勒令停泊在零丁洋的洋趸船上的英、美烟贩缴烟，从4月12日到5月21日，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其中1540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237．6万多斤。这在清代禁烟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胜利，像惊雷般地轰击了珠江口外零丁洋上的敌船，那些贩运鸦片的敌船纷纷逃窜。
1839年6月3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色的氈毯。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扬。这一天，雨后天晴，骄阳高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2时，留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在人声鼎沸的虎门，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每个15丈见方，池底用石条铺平，四边栏桩钉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旁的绿营兵丁们忙碌起来了。先是从后面水沟里把水引入销烟池内，撒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箱盖，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了一些时候，再撒下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站在跳板上，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使销溶后的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销溶的大块鸦片流出。全部鸦片销溶后，还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看到这一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情景，人们瞻仰这一雄伟场面，不能不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销烟工作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他们的“臆想”。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了。
林则徐主持下的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76 三元里抗英斗争
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郊人民自发的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1年5月下旬（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人民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装机构。
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80余乡。
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群众决心联合起来，立即行动。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
（《夷氛闻记》第3卷第75页）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的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挑引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响，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施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赶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略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
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
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战斗仍在缮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军则龟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僵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斗争熟视无睹。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
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打躬作揖，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骂他“通夷卖国”。余保纯无所施其伎，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责”。士绅们害怕了，经不起余保纯的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民的哗笑声中，护着义律和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痛詈鬼子词》（即《三元里等乡衿耆说帖》）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论：“其时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
“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恨也！”（《鸦片战争》第4册第20页）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对英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在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
77 《南京条约》的签订
“炮口威逼下而订立的”条约
《南京条约》即中英《江宁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19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臻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又译作“臬华丽”或“康华丽”）上签订。
它宣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马克思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页）。《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1843年7月22日（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
通过《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主要内容有：
一、强占香港。英国早就想在中国沿海占领岛屿一处。鸦片战争爆发前，查顿向帕麦斯顿献策，认为可以占香港。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
《穿鼻草约》订立不久，英国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英国，“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建立起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
二、勒索巨款。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分4年付清。这笔巨款，相当于那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1C3。
三、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的限制。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虎门条约》还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之后，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并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四、控制关税。所谓协定关税，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此，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增减海关税率。
《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应起的保护作用，从而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五、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恶例。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就是说，以后不管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应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都有同样规定。这样，各国侵略者利害相关，结成了共同侵华的伙伴关系。
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对于曾经为英国鸦片贸易和军事侵略效劳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如被监禁，也必须“加恩释放”。这样做，不但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而且保护和豢养了一批卖国求荣的外国代理人。
《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
美国在鸦片战争中和英国狼狈为奸。鸦片战争一结束，又趁火打劫，捞取许多侵略利益。1839年林则徐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中，有1540箱就属于美国鸦片贩子的。5月间义律不准英商具结，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时，又是美国人为英国人把货物运进运出，甚至在英国船上插美国旗，运货进口销售。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又在“中立”的伪装下，派军舰到中国领海，为英国侵略军助威壮胆，充当帮凶。英、美是鸦片战争前从海道入侵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之间有利害冲突，但在掠夺中国这一点上，又有共同利益。
中英《南京条约》的订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迅速派遣大鸦片贩子家族出身的顾盛为专使，率舰队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盛既以“面见皇帝”相要挟，又以武力相威吓，胁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搜取的一切特权，而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闯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的最末一款，还规定12年后修约，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特权，预埋了伏笔。《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趾高气扬地报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它把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法国也派舰队到东方来，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签订《黄埔条约》，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全部特权外，又特别规定了天主教的传教特权，中国不能“触犯毁坏”教堂等条款。不久，又强迫清政府取消100多年以来的天主教禁令。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权益。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政策，统统给予满足。1849年，葡萄牙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78 火烧圆明园
近代中国的最大灾难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英国资产阶级以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有关资料记载，1850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抵制着外国商品的侵入；二是英国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存在着矛盾。由于鸦片战争后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大量对华输入鸦片，中国的白银继续外流，使中国出口茶叶、生丝收入的大半被其抵消，无力再多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这当然对英国是很不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是既要维护给它带来巨大利益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这样，它就要迫使清朝政府开放更多的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便以修约为名，企图压迫清政府给其新的侵略权益。1853年5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美、法等殖民主义者掀起的“修约”交涉未能得逞，就恼羞成怒，决定用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来实现其无理要求。
1856年10月8日上午，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的1艘“亚罗”号划艇正作启航准备。这时，有1艘清军的巡逻船急驶而来，广东水师官兵登上划艇，把全船14名水手挨个盘问身份，并把其中12人加以扣留，押到巡逻船上，带回广州。
“亚罗”号原是中国人苏亚成的一艘载重100吨的划艇，后来被海盗抢走，辗转属于中国方亚明所有，成了走私船。为了走私的便利，曾在香港当局领过执照，但已过期失效。中国水师搜查走私船，捕走中国水手，纯属中国内政。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他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说，中国水师上船后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他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强硬照会，无理要求立即送回被扣的全部人犯，还要向英国道歉和赔偿。
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省河，向广州进攻，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大敌当前，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味妥协，下令不许还击。10月29日，英军攻入广州城，叶名琛慌忙逃命。
1857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大资产阶级掀起战争叫嚣，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陆海军来中国；同时向法、美、俄等国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0月，法国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也借口“马神甫事件”（即“西林教案”）任命葛罗为全权公使，率领一支侵略军，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幌子，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美国和俄国也同意英国的提议，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这样，四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暂时结成了联合侵华阵线，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领舰队到达香港。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纷纷赶到香港，与英、法合谋，研究侵华策略。
12月，英、法组成联军，共5600多人。12月12日，英、法代表分别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进入广州城谈判“修约”、“赔偿损失”，并限10天内答复，不然，则向广州进攻。
叶名琛既不理睬英、法照会，也不作任何战守准备。
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跑，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广东巡抚柏贵无耻投降。30日，广州又一次被英法联军占领。
占领广州并不是侵略者的最终目的。1858年4月，英、法、美、俄等国军舰陆续北上来到大沽。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照会清政府，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清政府不予理会。两小时后，英法联军悍然以数十只小汽轮和舢板闯进大沽口，向大沽炮台发动猛烈攻击。守炮台的爱国官兵奋起反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但终因防御薄弱，力量相差悬殊，大沽当天被占。26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城外，清政府急忙于29日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与英、法等国代表谈判，并于6月26日和27日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英、法等国得寸进尺，又以到北京换约为名，准备扩大侵华战争。1860年春，英、法军舰陆续开到中国，并于7月底再次集结大沽口外。8月1日，英法联军攻占北塘，14日攻占塘沽，21日又攻占大沽，24日进入天津。清政府急忙派桂良和恒福到天津求和。但侵略者存心要攻占北京，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不断节外生枝，使谈判失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攻下八里桥。咸丰皇帝吓破了胆，派他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22日清晨，咸丰皇帝带着后妃、皇子、亲王和一批大臣，慌忙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根据俄国外交官伊格纳提耶夫提供的情报：清朝守军集中在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方，应先攻取；并听说中国清朝皇帝正在西北郊的圆明园。于是，英法联军绕抄安定门、德胜门，进犯圆明园，并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火烧圆明园”事件。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1709年，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祯（后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有宏伟的宫殿，有轻巧玲珑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10月6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立即疯狂地进行抢劫。
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侵略军，他们见物就抢，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价值三四万法郎。他们空手而进，满载而归。在法国军营里，堆积着珍奇的钟表、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以及珍贵的艺术品，价值达3000万法郎。
英国侵略军虽然来迟了一步，但金银财宝也装满口袋。更可恶的是，对那些搬不走的大瓷器和珐琅瓶，他们打得粉碎。
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消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竟下令烧毁圆明园。大规模的焚烧共两次，第一次是10月7日至9日，主要焚烧圆明园，大火连烧3昼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这场浩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原来可以成为强盗。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攻占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
10月18日和19日，这伙强盗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等几处属园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并进行第二次大焚烧，烧毁了上述几处属园的殿阁建筑。
这时，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竟下谕“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奕秉承此旨意，全盘接受英、法提出的条件，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1月14日又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也使中国人民的灾难更为深重了。
79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战时军费7千万元和对外赔款2千多万元，全部都加到了广大农民和其他生产者身上。又由于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和地主阶级转嫁摊派，农民的实际负担数倍于明文规定的提税。再加上银价上涨及连年水旱灾害，大批人民衣食无着，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因之农民的反抗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其中尤以两广和湖南斗争最为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了。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2万多名群众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队称作“太平军”，洪秀全被拥立为“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今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确定了纪律，整顿了队伍，改阴历为天历，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
金田起义一爆发，清政府立即派来军队镇压，清军包围了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待了半年，就突围而出，于1852年4月离开广西进入湖南。当时湖南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军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等文告，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召，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投营报效者“日以千计”，太平军兵力大增。9月攻长沙，81天未下，主动撤围北上。在益阳、岳州一带，获得了大批船只炮械，建立了水师。大军沿长沙水陆并进，势如破竹。1853年1月克武昌，3月占领南京，把南京改为“天京”，作为都城。为了巩固天京，又发兵攻占了附近的镇江、扬州和浦口。太平军建都后，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还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买卖妇女和女婢。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这些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随后，从1853年5月开始，太平军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各地天地会和捻党也先后发动武装起义与之相呼应。但北伐由于偏师北进，孤军深入，援师不继而失败。西征则先遇小挫，后由石达开指挥，大败曾国藩湘军。在天京附近，太平军又大破清军江北、江南两大营。到1856年夏，上至武汉，下至镇江连成一片，尽在太平军控制下，是为太平天国军事上全盛时期。但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9月2日，杨秀清被暗杀，杨秀清的部下也有5000余人中计被杀害，后洪秀全又下令诏书，由石达开回京辅政。次年5月，石达开被逼走，更造成了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局面。“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政变”后，公然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使得太平军从此进入了十分困难的战略防御阶段。
洪秀全为了克服危机，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等一批将领，重新组建了领导核心。1858年8月，李秀成约集各路将领大会于枞阳，陈玉成也赶来参加。会上大家“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会后，陈、李联合作战。九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0月，大战三河镇，全歼湘军主力李续宾部。1859年，颁布了洪仁的《资政新篇》。1860年5月，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围困，并乘胜东进占领苏、杭，开辟了苏浙根据地，革命一度出现了重新振兴的局面。西北战场则在陈玉成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安庆保卫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1861年9月安庆失守，天京危急。李秀成率军回援天京，与湘军大战40余天，未能破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险恶的情况下，1862年，太平军还在上海、宁波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散漫性、狭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观念、政治浅见等缺陷。他们面对的却是满洲贵族、汉族地主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的强大凶恶的敌人，因此，失败就很难避免了。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80 捻军起义
中国人的英勇顽强之精神
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
捻军是19世纪初开始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农民秘密组织。所谓“捻”，即农村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因此得名。他们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不过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群众。清政府虽然一直严禁结捻，但是由于捻党是分散零星的武装活动，所以还没有把它视为大患。
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淮河两岸的捻党纷纷响应。可惜太平军没有很好地发动和组织他们，捻党仍然是半农半兵、各自活动的战斗力量。1855年黄河大决口（开封以东铜瓦厢），下游改道北流，入大清河。鲁西南以及皖北、苏北灾害十分严重，农民更加饥寒交迫。同年，捻党首领们在安徽雉河集（涡阳）会盟，推举张洛行（张乐行）为盟主，号“大汉盟主”，有几十万捻党承认他是领袖。从此，张洛行统一指挥下的捻军，成为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友军。捻军的活动使清朝十分忧虑，因为他们的活动地区不是太平军的长江沿岸，更不是天地会的南方各省，而是活跃在淮河南北，直至山东、河南，迫近清朝心脏地区。因此清朝常把捻军和太平军并列，称之为“发捻”。但捻军在各方面的水平都远不如太平军：第一，仍然分散，各自为战，很难统一指挥；第二，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很少和清军打硬仗、大仗；第三，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连曾国藩都说：“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
第四，领导成份复杂。尽管这样，太平军以捻军为友军，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战绩。1862年，太平天国封张洛行为沃王、征北主将。1863年，张洛行牺牲，他的侄子张宗禹收复雉河集，继续斗争。
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许昌）分成两支：东捻和西捻。东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领导，转战于中原地区；西捻军由张宗禹领导，进军陕西，同东捻军呼应。
曾国藩和后来的李鸿章看出了捻军的弱点，改变了尾随追打的方法，改为“画河圈地”的新战术，即利用河流等自然地形，紧缩防线，将农民军挤堵到难以驰骋的狭窄区域，使之发挥不出流动奔袭的特长。东捻军就是这样被逼到山东半岛登州（蓬莱）、莱州（掖县）一带狭小的地区。此时的捻军已是孤军作战；捻军的敌人又是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势力。1867年底，东捻军战败，在转向苏州时，任化邦先被部将（潘贵升）杀害；赖文光又在扬州被俘（1868年1月）牺牲。
西捻军的主要对手是左宗棠。他们粉碎了左宗棠的包围，回援东捻军，进入山西，打到直隶，兵锋直指北京。清廷震动，下令京师戒严。西捻军这时（1868年2月）更是孤军作战。他们在冀、鲁、豫三省平原的作战，削弱了力量。他们的敌人又是李鸿章、左宗棠以及英法侵略者的联军，力量对比悬殊。1868年8月，西捻军被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结果全军覆没，张宗禹投徒骇河而死。
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坚持了16年的英勇斗争，在北方大地沉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统治，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81 辛酉政变
近代中国从此走向屈辱的渊薮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宠妃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和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咸丰的弟弟）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对侵略者有求必应，最后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对侵略者还有顾忌，因此被侵略者看作讨厌的障碍。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由他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遗命端华、载垣、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载淳的母亲那位氏，这时才26岁，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阴险、贪权的女人。她很快就和留在北京的奕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
慈禧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载垣等一班老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奕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回北京去发动政变。奕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