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她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到北京。11月1日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82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83 边疆危机
19世纪中叶的警钟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队伍。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德国于1870—1871年的对法战争获胜，国内也实现了统一。日、德两国很快就扮演着与英、法、俄、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的角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市场、倾销商品和争夺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夺取殖民地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远东地区是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焦点。中国及其邻国是西方列强攫取的主要对象。西方列强在缮续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周边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取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进犯。日、美出兵侵略台湾，俄、英争夺新疆，英国窥视云南、西藏，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使中国的边疆烽火连天，危机四伏。
这次边疆危机，首先燃起报警烽火的是东南海疆，来犯者则是东邻日本。
随着日本向外侵略扩张野心的表面化，中国东南海疆的危机也日渐逼近，首当其冲的是我国的宝岛台湾。而要实现侵占台湾，又必须吞并琉球。1872年9月，日本便迫使早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英、美等国的侵略分子都曾妄图侵占台湾。1847年和1849年，美国海军曾两次派舰艇驶往台湾，勘察矿藏。1867年，美国政府借口它的失事船只“罗佛”号的7名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派出海军上将培尔率领的军舰两艘、陆战队181人，在台湾岛南部琅硚（今恒春）登陆，向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进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又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进行刺探情报，他先后对台湾岛的海岸、港口以及岛内政治、经济情况等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遭到台湾人民的有力抗击，美舰才不得不中止对台湾的侵略，李仙得也离开了台湾。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侵略扩张的要求，目标是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日本在强迫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封号后，便于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几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湾琅硚地方遇难一事，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决定向台湾进兵。4月，日本设立“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在长崎设立侵台的军事基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负责指挥侵台军事。1875年，日本出动陆、海军3000余人，在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5月，日军在琅硚登陆。
日本的这一军事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的。1872年，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就曾怂恿日本侵略台湾，并推荐曾担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美国侵犯台湾时参与其事的李仙得充当日本外务省顾问，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谋士。美国支持日本侵台，目的是企图从中渔利。
日本侵略军于1875年5月在琅硚登陆后，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并先后打死打伤日军五六百人，迫使日军退踞龟山。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
在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侵台日军伤亡不断增多，日军已经吃不消了。现在清军增援部队又开到台湾，日本要以武力霸占台湾更难以得逞。于是，日本便进行外交讹诈。日本政府在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交涉。英、美驻华公使也乘机出面“调停”，一起压迫中国。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力主与日本议和。10月，清政府由奕、李鸿章等为代表，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举行谈判。10月31日，中日订立《台事专约》（又称《北京专约》）3款，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偿银”50万两，作为日本从台湾撤军的条件；
专约还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后来，日本以此为依据，硬说中国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乃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废除其国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
正当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点燃侵略台湾的战火时，英国又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挑起了衅端。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事件”对清政府大肆讹诈。
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从腾越（今腾冲）进入大理，由于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挡，未能达到目的。法国不甘落后，1866年组成探测队，从越南的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往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能通航，于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从这里取得进入云南的通路。
1874年，英国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这是少数人的“探路队”，是来华“游历”的，还特地选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柏郎的武装“探路队”擅自越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态度蛮横，并开枪行凶，愤怒的群众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缅甸。
马嘉理事件的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它是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边境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却向清政府提出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威胁。1876年2月，英国派出4艘军舰，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外交讹诈助威。在英国的多方威胁下，9月2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6款，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另外，还议定了英国人入藏“探路”专条，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者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英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和“另议专条”，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领事裁判权外，着重注视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尤其是对西藏更是虎视耽耽。
在西北边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国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此后，沙俄妄图鲸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霸南亚地区。
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这些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汗国乞师。浩罕的统治者派部将阿古柏于1865年乘机自中亚进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虽力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但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乘机侵略中国，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于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美其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却设官分治，占地垦植，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收重税，把伊犁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
英国见沙俄侵入新疆，也不甘落后，梦想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挤沙俄侵略势力。1874年，英国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以提供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特权。所以，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蒂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扩张，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压力，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
84 《马关条约》的签订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
《马关条约》是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这次战争发生在1894年7月（清光绪二十年六月）到1895年3月（二十一年二月），历时8个月。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称为甲午战争。
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但他们找不到办法使日本同意停战。
在战争进行了两个月的时候，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她在10年前罢免了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以代替庆亲王奕。当时有些朝廷大臣因为感到奕贪庸无能，所以坚决主张起用奕。这个富有“洋务”经验的亲王，一上台后，立即同李鸿章一起分别向英国和俄国的驻华公使联络，希望他们再来进行“调停”。英国、俄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急于使日本停战。英国这时曾向美、俄、法、德提出由各国共同进行调解的建议。这个建议特别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也就罢手了。
美国之所以反对这建议，因为它的政策就是让日本得到充分的胜利后，由它来独家经理中日间的和议。
恭亲王看出了美国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在10月初就经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呼吁美国政府来调停。田贝和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训令开始在中日间做了一些联系传话的活动。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和议的条件。为了使这个德国人有正式的身份，还给了他以头品顶戴。正在日本军队攻下旅顺口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携带了李鸿章求和的亲笔信来到日本，日本政府拒绝同他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清朝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战争经过了8个月，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认识到如果战争再延续下去，对自己是不利的。第一，日军已深入中国内地，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将来很可能陷自己于不拔的境地；第二，日本“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第三，日本向中国内地进军，业已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正如陆奥宗光所顾虑的：外交上“已经逐渐露出不稳定的情景”，日本尽量不使第三国干涉的方针。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日本政府经伊藤博文的极力坚持，放弃了进攻山海关以内的计划，决定接受和谈。2月17日，即在接到清政府通知的头一天，就把一份包括赔款、割地等条件的媾和大纲通知了清政府。至此，中日双方都作出了进行谈判的决定。
1895年1月底，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但是日本抱定要消灭北洋海军，迫使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侵略要求的狂妄野心，正在集中力量进攻威海卫，因此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以强迫手段把中国政府的代表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日本又私下指名要恭亲王奕或李鸿章，来担当议和使臣。
3月中旬，日军已击败了清军在东北战场上的主力，占领辽东半岛和威海卫，清政府被迫按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求和。3月14日，李鸿章由他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随同，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议和。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乞求为清朝“稍留体面”，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则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挟，肆意勒索。
24日，暴徒小山丰太郎还以李鸿章为他们勒索的重要障碍，竟枪击李鸿章于回旅馆途中，伤其左眼下角。按照国际惯例，日本当局对作为外交代表的李鸿章受到伤害，负有严重责任。
一些国家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日本统治者很担心由此横生枝节，而使日本对中国的勒索“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37—139页。）然而，李鸿章等人却依旧卑躬屈节。据陆奥宗光回忆，当他来到李鸿章病榻前探望时，看到李鸿章尽管包扎伤口的纱布蒙住了一只眼睛，还眯起另一只眼睛，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与他攀谈，一再感谢日本方面的“厚待”，乞求尽早举行条约谈判。
4月1日起，谈判继续进行。截止4月17日，谈判的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4月1日到10日。日本妄图先以漫天要价的手段迫使李鸿章就范，故在提出的媾*和草案中，所列举的内容远比日本的实际要求要多得多。不仅如此，伊藤等对李鸿章父子还百般恫吓，态度极为蛮横。而李鸿章父子只是低头哈腰地还价，不敢据理力争，故会谈一直未解决任何问题。4月10日，日本代表才提出了实价，即所谓的“尽头条款”，谈判遂进入第二阶段。当时伊藤通知李鸿章说：“此次日本国家索款实为尽头一著，所宜复者，惟有允否二字耳。”（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91页）摆出了一副战胜者的架子，盛气凌人，丝毫不允许修改。李鸿章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也同日本代表进行过争辩，但也仅仅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与其说是放在了对付日本代表上，还不如说是用来对付清政府。因为他既看到日本要坚决割地，又担心清政府不允许，故在同总理衙门的往返电报中，常常用日本的恫吓之词来恫吓清政府。4月13日他致电总理衙门说：“伊藤谓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8—39页）虽然李鸿章明明知道这全是谎言，但仍然不加解释地转告清政府，显然是为了迫使清政府让步。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15日他再次奉旨：“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9页）。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马关春帆楼正式签字。
《马关条约》正约十一款，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
其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实质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分8次在7年内交清。在交清第一次赔款后，余款按年加每百抽五的利息；（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没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装货，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设立工厂，其产品得免征各项杂税，日本货物均可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步骤。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四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条约的割地规定，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中国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在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的19世纪末，这件大事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信号。
85 戊戌变法
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是发生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绅士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18省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1300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
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受法主张。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该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11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1897年至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创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7年全国共有学会、学堂、报馆等共300余个，出版30多种报刊，表明维新运动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声浪日高。康有为迅速从广东赶到北京上书，提出速行变法的具体建议。1898年1月，康有为应诏上《统筹全局折》，建议仿效日本，全面变法。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创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时，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也先后成立。士大夫经常集会，讨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1日，光绪帝接受变法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在此后到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的103天中，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变法诏令，罢黜一批顽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维新分子，一时“欢声雷动”，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史称“百日维新”。当时光绪帝发布的这些诏令，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
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派发动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这6位志士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意义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86 义和团运动
是中国农民用鲜血写成的反帝宣言
义和团运动是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未，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首先爆发于山东。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进行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纷纷响应。
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烧起来的。“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后迅速发展到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内蒙、东三省等地。尤以京津一带声势浩大。义和团是由分布在山东各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发展起来的，1899年下半年后逐渐形成统一的名称。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但他们纪律性强，“传单一出，千人立聚”。有很强的战斗力。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得到慈禧太后的招抚和默许后，大量涌入北京。他们在北京习拳练武，赶制武器，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洋、反帝”活动。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侵略军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以及爱国官兵的阻击，于26日败退回天津“租界”。但是，另一批侵略军却在6月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然后大举进犯天津。义和团在天津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部分清军也在义和团影响下参加了天津保卫战。7月14日，天津失陷。但是，义和团歼灭侵略者1000多名，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再次向北京进攻，8月14日攻陷北京。到年底，八国联军出动十几万兵力，侵占了保定、正定、井陉，最后侵占了东三省。侵略军所到之处，焚杀淫掠，无恶不作。尤其是沙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海兰泡位于瑷珲县对岸，7月16日，3000多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在这里。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以南。7月17日，7000余名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
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和八国联军的炮火威逼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但是，1900年8月以后，撤退至京、津郊区和广大直隶农村的义和团战士，坚持反帝斗争，仍以各种形式不断袭击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时，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抱着只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刻条件都可以接受的卖国方针，一再令奕、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危及清朝统治。12月底，帝国主义方面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12条，西太后忙下令“应即照允”。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11国的代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因这一年是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签订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是空前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义和团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继续扩大侵略的过程中，义和团始终坚持战斗，高举“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进行斗争直到1902年。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崩溃。
87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拼命掠夺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爱国武装斗争运动，它首先从山东兴起，很快就发展到直隶（今河北）、天津、北京、山西、东北以及全国许多地方。义和团英雄们高举反帝斗争大旗，手持大刀长矛，到处焚毁教堂，驱逐侵略者。
帝国主义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感到惊恐不安，一方面却认为这是入侵中国的极好机会。于是，西方列强纷纷制造出兵镇压义和团和瓜分中国的舆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这场反帝斗争，德、日、俄、法、英、美、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侵华联军，直接进行武装干涉。
1900年4月6日，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发出通牒，以出兵“平乱”胁迫清政府，限令在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不然就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法等八国于5月28日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进入北京。西方列强还分别照会清政府，“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慈禧太后竟下谕同意洋兵进京。
第一批侵华联军440余人于5月31日和6月2日分乘清政府提供的火车从天津开进北京。各国军舰也纷纷开到大沽口外示威。
6月9日，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又开会决定调遣大队侵略军进京。10日，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由于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有力阻击，这支侵略军不得不从廊坊折回天津，还付出了死伤近400人的代价。西摩尔也承认，如果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我所统率的联军则必将全军覆灭。
当西摩尔率联军向北京进犯时，各国军舰20艘也已云集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大沽炮台。6月15日，各国海军司令密谋夺取大沽炮台，以控制津沽通道，并于当晚派日军300人登陆。6月16日下午，英、德等国的小分队也相继登陆，配合先期登陆的日军，完成了占领塘沽车站和包抄、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16日傍晚，俄军中尉巴赫麦季耶夫把八国联军的最后通牒送交天津镇总兵、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以“暂借”炮台为名，限定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击，用武力夺取。罗荣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要求，并下令各炮台将士严阵以待，痛击来犯之敌。17日凌晨，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指挥下，八国联军的兵舰10余艘悍然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攻击。罗荣光率领守卫炮台的官兵奋勇抵抗，开炮还击。
双方激战了6小时，毙伤侵略军130多人，击伤敌舰6艘。但因后无援兵，弹药用尽，大沽炮台终于陷入八国联军手中。
大沽炮台失陷后，八国联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并向天津进犯。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大基地。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旧城东南的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海河两岸有他们的教堂、洋行、银行、码头和工厂。这里住着外国的领事、商人、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
6月17日晚，八国联军从大沽乘火车开到天津，进入紫竹林租界。
6月23日，俄、英两国侵略军600余人分别从军粮城和紫竹林租界进攻清军的军工厂东局子，没有成功。27日，八国联军2800多人再次从三面围攻东局子，经过激战，最后占领了东局子。
7月9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南的八里台，受到聂士成军的有力抗击。最后因力量相差悬殊，聂士成英勇殉国，爱国官兵也损失很大，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八里台。
7月12日，八国联军的各路增兵均已到达天津，约1．4万人。沙俄远东军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也在这时抵达天津，他自任总理联军军务之责，召集各国侵略军司令官开会，研究并制定了总攻天津城垣计划。八国联军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于13日凌晨分两路向天津旧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日、美、英、法等国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其余兵力驻扎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作为后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虽然遭到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还是在14日攻占了天津。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实行殖民统治。联军在天津成立了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充当头子，统治天津、静海和宁河等广大地区。
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各国继续增兵向天津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北京。
8月2日，八国联军拼凑了4万兵力，正式成立了联军司令部，经过一番争夺，最后决定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8月3日，八国联军各首领开会，决定进攻北京。4日，八国联军出动1．8万多人从天津沿北运河向北京进发。5日，联军攻占北仓，6日攻占杨村，9日攻占河西务，13日攻占通州。八国联军在占领通州后，原来商定先休息一天，然后再研究如何进攻北京城。但俄国侵略军为了抢攻占北京的“首功”，背约在14日凌晨首先进攻东便门。经过激战，于凌晨2时攻占了东便门。接着，俄军又进攻建国门。日军见到俄军已发起攻城，也于14日进攻齐化门（今朝阳门）。美、英各军也相继开始攻城，并先后攻入城内。
8月15日晨，八国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慈禧太后急忙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从西华门至德胜门，转经西直门逃出北京城。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北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公开抢劫3天。颐和园的文物古玩，侵略者括其所有；安放在大殿前面的那些存水防火用的鎏金大铜缸，因过于笨重，搬不走，洋兵们就用刺刀把表面的金子刮走。侵略者把颐和园的珍宝、文物，用骆驼运往天津。
9月中旬，八国联军达10万人。瓦德西分兵四出攻掠，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侵张家日，西扰娘子关。八国联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京津一带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瓦砾场。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于8月24日颁布上谕，催促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9月7日，慈禧太后又颁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和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且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和谈。至此，在各国列强的枪炮与清政府腐败退让下，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场所。
88 《辛丑条约》的签订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
1901年9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1901年是夏历辛丑年，所以最后议定书又称为《辛丑条约》。
早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11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