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悔过”，帝国主义各国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等11国的代表，在最后议定协定书上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是一个性质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亿8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
（2）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区域内居住。
（3）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禁止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2年，还可延长禁运期。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将”；在外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清政府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又规定“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6）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从上述条款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反革命暴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的殖民枷锁，也是维系中外反动派勾结的清王朝的空前的卖身契。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清政府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成了列强共同监督的“守土长官”。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是一个“国中之国”，在所划地界内，强拆民宅，大面积霸占公私地亩，厚筑高墙，又设炮位，建筑了俄、美、法、德、英、日、意等7国兵营，墙外各辟空地，作为操场，并树立了“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地侵犯和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是对中华民族的莫大侮辱。
平毁大沽炮台，在京榆铁路沿线驻扎外国军队，解除了京畿战略要地的警备，使北京的大门洞开，让帝国主义强盗自由进出，中国无权过问。在2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不准中国输入军火或生产军火的材料，这是要把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军火生产能力，削弱到更低的水平，使之有国无防，任从列强宰割欺凌。
清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派亲王、重臣赴德、日两国赔礼认罪，为克林德树立牌坊，为被毁坟茔建立碑碣，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正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有理、合法，助长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不法教民的反动气焰，使他们有恃无恐，更加去肆虐横行。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5年文武考试，目的是为了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各级官吏则是受列强支配的奴隶总管（西太后集团）的鹰犬。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力，为了便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强令清政府将它改为外务部，使之成为能在公使团指挥下迅速贯彻各国旨意的卖国机构。至于改革使臣的觐见礼节，则是为了消除中外反动派之间的隔阂，便于列强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施加压力和影响。条约的政治实质，即在于此。
再者，帝国主义贪婪的勒索，使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称为“大赔款”或“庚子赔款”），按当时全国人口计算，是每人1两。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勒索，确是“旷古罕闻”的。但是实际支付的数目还不止此。赔款是从1902年起开付，中国应支付赔款自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900万两；这笔利息从1902年起，3年内清还，4厘息，又需支付利息100万海关两。条约规定赔款用银支付，即以海关银两市价易成金款支付，均具全国货币比值；但帝国主义蛮不讲理，提出所谓镑亏，即赔款补充债款问题。当时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各国强令中国承认将赔款改作以金计算，大大超过原赔款的金额。
按照条约，中国将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7C10）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当时海关税收每年约2000多万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护制度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89 清末新政
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端倪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人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当时的无能状态。而清朝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已不能完全应付当时的局势，财政也成千疮百孔之势。因此，修补国家机器已成为清王朝本身生存的重要课题。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从1901年起宣布实行“新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
第一，筹饷练兵。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统治者的又一“要政”。
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第三，废科举，育才兴学。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第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1903年9月7日设商部。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10月8日设巡警部。12月6日设学部，裁国子监。
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想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由于举办“新政”，清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筹款，每年要向各省摊派2300万两，这些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人民不胜负担，自发斗争更为广泛。有的地方由“抗洋捐”、“反赔款”发展到武装起义，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其次，“新政”虽然裁撤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衙门，裁汰了一些冗吏，但又出现了新旧机构重迭，如军机处和督办政务处、户部和财政处并存等。1905年7月的上谕也承认，实施新政“数年以来，规模虽俱，而实效未彰”。（《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64页）再次，由于“新政”的目的与施行后出现的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内部对待新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盲、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新政”推行期间，袁世凯抓住“练兵”、“筹饷”两项要政，奏请拨款100万两，编成北洋六镇。同时，还担任参预政务、督办关内铁路等要职，羽翼遍布朝廷内外，死党分据要津，成为声势显赫，左右朝政，继曾国藩、李鸿章而起的又一权臣。
但清末“新政”在政治上增设了一些适应近代化的机构，修改了《大清刑律》，废除酷刑峻法，注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总的来看，清末“新政”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而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
90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亚洲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简称同盟会。由孙中山倡导，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及中国留日学生，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
1904年，华兴会、光复会策划长沙起义败露，迫使很多革命志士流亡到日本。他们深感各革命团体的分散活动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展开。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受到各革命团体、革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在孙中山以及黄兴的倡导下，决定将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又在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中多数人的赞同下，召开了筹组革命政党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宗旨。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有国内17省的代表100多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会议以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担任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下设国内上海、重庆、香港、烟台、汉口五个支部，海外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同盟会的会员主要来自于农、工、商各界，以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居多。同盟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一年会员便扩展到一万人以上。正如孙中山所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度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同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完整纲领，鲜明地揭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称赞孙中山的思想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此后，同盟会以《民报》为阵地，与君主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就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民主共和制度，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等问题驳倒了立宪派，宣传了革命主张，使许多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主义的影响，站到了革命立场上来。
同时，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的矿工、会党和士兵大起义；1907年到1910年的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以及广州新军之役等。
1911年4月27日，更爆发了英勇壮烈的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革命人民以动员和鼓舞，为颠覆清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由于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松懈的反满联盟，所以参加同盟会的组织和个人，并不都完全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平均地权”则更表现出较大分歧。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组织上的涣散和分裂。先是出现章炳麟等对孙中山进行的莫须有的人身攻击，后来在1908年，陶成章公然在南洋恢复光复会的名义，与同盟会相对立。但他们的分裂活动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党人的义愤。黄兴、刘揆一等人起来支持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维护了革命团结。
1911年夏天，为反对清政府把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四川等省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交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
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武昌起义是由文学社、共进会领导的。文学社是受到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革命团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同盟会员，而且在武昌起义后，文学社全体加入了同盟会。而共进会，则是同盟会中一部分和会党有密切联系的会员组织起来的。11月，总部由日本东京移至上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同盟会总部由上海移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内阁9名阁员中，虽然只有3人是同盟会员（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但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和各部次长都是同盟会员。所以，当时中央政府的实权是掌握在同盟会手中的。
但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便遇到了危机：
帝国主义拒不承认革命政府，他们曾一度企图进行武装干涉。
后来，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已无力回天时，便选择了新的走狗袁世凯。袁世凯乘机迫使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取得了军政实权。他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合谋，另一方面利用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君主立宪派，迫使革命政权与他谈判。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孙中山最后不得不同意对袁妥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据了总统职务。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而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醉心于“政党政治”，为了争取国会中的多数，未征得孙中山的同意，拉拢一些小党派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精神放弃殆尽，倒退成一个具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团体。
91 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的前奏曲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
在广东，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在广泛持久深入的进行。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
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
四川省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是很清楚而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92 辛亥革命
这场大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全新的社会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大地爆发了一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垮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这一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这次震惊中外的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10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各地群众运动蓬勃高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道路。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了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逐渐控制了新军的领导权，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改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总部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同年夏天爆发了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统治者在武汉的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共同组织了起义的领导机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推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领袖孙武为参谋长，制订了起义计划。原定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10天（即10月16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俄国巡捕循声而至，搜去旗帜、符号、印信、文告等物，并转交清政府，机关暴露。
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这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基层，清政府已将起义总部及其他机关破坏，起义领导人大批被捕、个别逃走。当晚，湖广总督瑞澂杀害了被捕的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人，同时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十分严重。
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决心奋起反抗，死里求生。10日晚7时过后，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他率领10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各处闻声响应的起义士兵一齐拥向楚望台，当即决定进攻督署，捕杀瑞激。但这时起义规模不断扩大，熊秉坤指挥不了，于是找了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连长）吴兆麟担任临时总指挥。在吴兆麟的指挥下，当天夜里11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1000余人虽然以强大的火力阻击各路大军的进攻，但均未得手。午夜时分，革命军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澂听见炮声吓得惊魂丧胆，从督署后墙打开一个洞逃跑。11日晨2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并于当天攻占武昌全城，武昌起义胜利了。
10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都为之震动。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即于10月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由于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尚在美国，黄兴又在香港，这次起义前推举的领导人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由吴兆麟等提议，把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找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原来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找来当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便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只好组织谋略处，担负起军政府的领导责任。5天后，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了，他见清王朝大势已去，才宣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公子及反动官绅纷纷挤进军政府。革命党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湖北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湖北军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惊和恐慌。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在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政府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愈”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政府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从河南彰德老家“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不断向刘家庙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湖北革命军奋起保卫武汉，群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4万人。
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群众手持刀矛助战。10月19日，革命军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
10月27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28日，革命军又退大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延烧3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11月2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17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40天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长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1个多月，全国24个省中就有14个先后宣告独立，成立了军政府。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震惊中外的一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爆发立即在亚洲和世界激起巨大反响，它迎来了20世纪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93 中华民国成立
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诞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从10月10日到11月27日的1个多月里，先后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4个省和上海、重庆两市宣布独立，占当时全国24个省的半数以上。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14个省的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争夺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这一通电遭到上海、江苏、浙江军政府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抵制，他们要求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并提出有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11月11日，江苏、浙江、上海的3个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代表在上海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武昌集团不肯退让，仍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因为武昌是首义之区，多数省的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也在武汉。最后，上海方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但每省仍须留1人以上在上海，为通信联络机关。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城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中。11月30日，各省代表不得不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会议除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外，还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
12月2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黄兴、宋教仁也从武昌到了上海，使上海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出于维护同盟会革命领导权的目的，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黄兴一再推辞，黎元洪却不甘居于黄兴之下而反对。14日，武汉、上海两地的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5日，会议获悉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袁世凯有赞成共和之意，立即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
而由大元帅暂行大总统的职权，并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当时黎元洪在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确切消息，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的归来。
12月25日，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从美国经英国伦敦、法国马赛回到上海。全国各界一致要求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由于他的崇高威望，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赴任，下午抵达南京，一时欢呼声震天，军乐齐奏，长江江面的军舰鸣礼炮21响。傍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设在过去的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晚上11时，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同时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规定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对外方针是洗清政府“辱国之举措”。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以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1月28日，改各省代表会议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任参议员，推林森为议长。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