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
在政治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效力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它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保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受歧视的“疍户”（即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为了保护人民权利，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并整顿吏治，严禁违法乱纪。临时政府还改革了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限期剪除辫子，禁止缠足，禁止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禁止蓄娼，反对封建迷信。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了一些有实际困难的企业继续开办下去。2月5日，实业部通知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立即开办实业。财政部统一管理外国借款和在国内发行的公债。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止读经、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新办了一些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蒙回藏师范学校。
在对外政策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主张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为了换取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避免列强干涉，又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承担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和赔款。
中华民国成立后，遭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扼杀，在军事上进行威胁恫吓。反动势力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妥协，于4月1日正式解职，让位于袁世凯。其他一些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也相继下野，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3个月即被扼杀。政权落到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华民国只是一块招牌，中国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夭折了，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灭亡和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从此，共和政体深得人心，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悟。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无论是袁世凯自己想当皇帝，还是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都遭到人民的唾弃，很快就垮台了。
历史也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它既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彻底进行民主革命，又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决裂，所以它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
94 清帝逊位
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最后一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北京紫禁城往日的宁静。为了对付武昌起义，在武汉三镇被起义军攻占的第二天，清政府即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的第一军，日夜兼程地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另一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第二军，在军咨府正使冯国璋统领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遣。这些北洋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当然不会听从荫昌的指挥，所以军队的行动非常迟缓。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再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列强也竭力催促清政府重用袁世凯。在这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在10月14日颁布谕旨，授予袁世凯湖广总督，兼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和各路援军。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认为湖广总督的职权太小，便以“足疾未愈，难肩重任”为借口，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任命。
袁世凯不出山，北洋新军当然不肯卖力。起义军的不断进攻和北洋新军的溃退，给袁世凯抓到与清政府讨价的好机会。清朝的达官贵人，川流不息地进出河南彰德洹上村袁府。
荫昌由于指挥不动冯国璋等人统率的北洋新军，也特地跑到袁府去“促驾”。冯国璋专程去彰德晋见老上司，袁世凯要他慢慢走，等等看，不宜立即采取军事行动。10月20日，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奉命到袁府探听价码，袁世凯提出六条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和供给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让徐世昌转告清廷当权者，当年说我袁某人有“足疾”，把我赶下台。
现在，不答应这些条件，就别想我袁某的“足疾”会好起来。
袁世凯稳坐钓鱼台漫天要价，帝国主义列强连忙帮腔，它们抱怨清政府不该只给袁世凯一个总督职位，而应让他出来组织内阁。在内外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0月27日发出“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前线水、陆各军的权力。
袁世凯本想要足了价钱再出山，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使他也不安起来了。于是，他表示接受钦差大臣的任命。
10月30日，他从彰德老家赶到信阳，立即指令冯国璋加速进攻。11月2日，北洋军攻下汉口，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
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求袁尽快回京筹组所谓“责任内阁”。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织了新内阁。不久，袁世凯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迫令摄政王载沣辞职，退居藩邸。
就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在同清政府讨价的同时，又积极拉拢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议双方停战，“和平了结”。11月2日，清军攻占汉口后，袁世凯又提出立即进行和谈。头两次谈判，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破裂。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威胁武昌。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同意和议。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从12月18日到31日在上海举行了五次会谈。主要问题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本无成见，他的目的只是窍取政权。所以，当他12月27日接到在上海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关于“不承认共和，即无法开议”的电报时，喜出望外，当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对国体问题表态。在28日的御前会议上，清廷被迫同意召开国会讨论国体问题。31日，南北双方决定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至此，议和谈判似乎即将告成，袁世凯深表满意，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了。
就在这时，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受到猛烈的一击。在“南北议和”的策略受挫后，袁世凯又使出了“抢夺临时大总统”的策略。帝国主义列强也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叫嚣和鼓噪，孙中山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也无力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被迫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要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见大总统的宝座可以抢到手，便马上转手利用革命的威势向清廷“逼宫”。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后，即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在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争吵不休。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说革命军势力很大，如长此拖延，皇室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则优待皇室的条件就不一定有保证了；一面派赵秉钧、胡惟德和梁士诒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19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在会上进行威逼和诱骗。赵秉钧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个统一政府。袁世凯本想以这种方法达到既迫清帝退位，又推倒南京临时政府的目的，由他独掌大权。袁世凯这个一箭双雕的把戏，结果弄巧成绌，清朝的王公贵族几乎一致反对，连溥伦也站到了反对共和的王公贵族一边。良弼等“宗社党”分子在会后积极活动，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也反对袁世凯一伙提出的在天津组阁的方案，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提出四项条件：一、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二、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事宜；三、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四、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功，和平确立，方行辞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1月22日，孙中山又发表声明：“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并且把南北议和的真相公诸全国。贵族少壮派看到孙中山的声明后，对袁世凯更加愤恨，指责袁世凯欺负孤（指宣统皇帝）寡（指隆裕太后），甘当王莽后裔。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没想到竟两面受挫，十分狼狈。他为摆脱窘境，立即在暗中加紧，“逼宫”的步伐。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不少省督和驻外官员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1月26日，良弼在回家途中又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贵族惶惶不安。1月29日和30日，清廷连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优待条件。隆裕太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2月3日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袁世凯于当天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例速定下来。
2月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
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于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八项，规定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退位后的清帝费用每年400万元，由中华民国拨给；清帝暂住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由中华民国支付；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负责保护等。隆裕太后接受了这些“优待条件”，于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清帝逊位，宣告了在中国大地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使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的篡权活动得到初步实现。2月14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正式解职）。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执掌了全国大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
95 二次革命
“诛奸讨逆再造共和”
二次革命是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的斗争。因为这次战争发生在1913年，旧历癸丑年，而主要地区又在江西和南京，故亦称癸丑赣宁之役。
袁世凯篡夺国家政权初期，南方还有七八个省和十几万军队仍在革命党人手中。同时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也想了种种办法来限制他们的权力。1912年3月，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革命党人还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会党组成了国民党，开展议会斗争。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惊醒了革命党人。这一年的年初，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取得多数席位。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党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因而宋成为袁世凯专权的最大政敌。是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伤重致死。后来，大量证据证明此案的主使人是袁世凯。宋案真相大白，袁氏遂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孙中山首先觉悟，力主武力讨袁。他在日本得悉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后，立即于3月26日返回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在会上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并反复说服黄兴等人放弃“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
宋案发生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26日，宋教仁公葬于上海，送葬者达万人之多。各地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发动“二次革命”。
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大大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信心，于是毅然重新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发动武力讨袁。而袁世凯则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帝国主义为了扶植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镑，作为袁世凯发动内战的经费。4月7日，袁世凯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电会山东北洋军进行军事动员，开始部署对南方的用兵。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国务总理。
确立“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袁世凯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制定对湘、赣、皖、苏四省用兵的军事部署：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制湖南，一路为预备队，决心发动全面内战。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5月21日，袁世凯对国民党人发出最后通牒。6月9日，袁世凯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罢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罢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悍然剥夺国民党所掌握的几省军政大权。
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起而仓卒应战。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值巨款”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
宣布江苏独立。黄兴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后之解决”，表示要“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以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由于袁军实力超过国民党，独立各省之间在军事上又缺乏统一指挥，不及两月，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长江各省被袁控制。江西方面，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瓦解，李烈钧败走云南。江苏方面，黄兴因军事失利于7月28日出走。9月1日，张勋辫子军攻占南京，江苏讨袁军失败。其他各省更是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先后逃亡日本。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反革命的武力“统一”。
96 袁世凯复辟帝制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倒行逆施者必自食其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1915年12月12日发生，结束于1916年2月25日的一场闹剧。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淮系军阀袁甲三的侄孙，是个绔绔子弟，曾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1882年（清光绪八年），随吴长庆督兵赴朝鲜。
1885年（光绪十一年），经李鸿章保荐继任驻朝鲜商务委员，后以道员升调，留驻朝鲜全权交涉通商事宜。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其见局势严重，便请调回国。战后，袁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听候差委。他命幕友译撰《兵法》12卷，因缘层递荣禄，受到赏识。甲午战后，清政府以湘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袁遂受到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的推荐，于1895年12月被派到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十营。袁以此为基础，并增募人员，编练“新建陆军”7000余人。1897年，清廷以袁练兵有功，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1898年9月，维新变法运动在光绪帝支持下达到高潮。慈禧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密谋发动政变进行镇压。维新派鉴于袁参加过强学会，懂外交，掌握军队，清光绪帝于9月16日召见他，特赏兵部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当局势危急之际，维新派要他“杀荣禄、除旧党”以助新政，他满口答应。但他回天津后，竟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从而把维新派投入血泊之中。为此，袁深得慈禧太后的信赖，并从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1899年6月，袁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军在山东残酷镇压义和团。1901年11月，卖国贼李鸿章病死，袁署理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1902年初，袁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1905年，袁拼凑成北洋军六镇，实额共6万多人，除第一镇外，其余五镇全是他的嫡系。至此，以袁氏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袁的权势急剧膨胀引起了满清贵族的猜忌，终于在1907年被清廷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大臣，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帝继位，由摄政王载沣监国，借口袁有“足疾”将其赶回老家“养病”，从他手中夺回了大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1912年2月，袁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用军事威胁和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913年3月，袁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又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袁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一方面竭力破坏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加紧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另一方面大肆出卖国家的主权，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为复辟帝制积极作准备。袁世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立法程序，1913年10月6日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在会场外面捣乱。议员们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于5月1日公布施行，以取代《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大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统治权，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袁世凯的头上除了剩下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以外，其他一切已和专制皇帝没有区别。为了去掉“民国”这一牌号，袁世凯对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据不完全统计，在袁世凯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签订过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
特别严重的是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长期准备，袁世凯认为条件已经成熟，遂即着手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8月，首先由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等，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公开叫嚷让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又指使杨度（袁死后转变，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纠合立宪党人和革命派的叛徒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为了盗用“民意”，袁世凯又授意梁士诒等于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进行国体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2月11日一致上“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表示推让，当天下午再上“推戴书”，袁世凯遂于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高唱“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滥调，正式接受推戴。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极。经过3年的精心策划，袁世凯终于抛掉“民国”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袁世凯卖国称帝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
可是，护国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也继续发动武装反袁斗争；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惩办袁世凯。冯国璋接连发电报，催促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在南方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感到焦头烂额，头晕目眩，从此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中狼狈地死去。
97 护国运动
铲除帝制，恢复共和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大做“皇帝梦”，加紧推行帝制复辟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场反帝制、反复辟、反卖国的运动席卷全国。
孙中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高举反袁斗争大旗。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任总理，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决心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黄兴和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洲研究会的革命党人，自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也放弃“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重新举起反袁旗帜。
原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饱尝自己酿造的袁世凯专制统治的苦酒之后，为了不致落为“牛后”，也反戈一击，走上了反袁道路。
1915年8月24日，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重返云南，起兵讨袁计划。梁启超提出由他作篇文章，表明反对帝制的态度；但蔡锷需要伪装拥护帝制，麻痹袁世凯，以便逃出北京。此后，师生两人依计而行。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杨度等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指出袁世凯不宜称帝，希望不要逼到非动干戈不可。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利诱和威胁，毅然于9月3日将洋洋万言的文章在京津各大报发表，对袁世凯及其洋顾问古德诺进行揭露和讽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给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当头一棒，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从天津回到北京不久，即邀集袁世凯的心腹孙武、唐在礼等军界要人在自己家里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签名于后”题款一行，并率先签了名。之后，又故意与京中名妓筱凤仙打得火热，佯装不问政治。但暗地里一面密电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等速作反袁准备；一面派专人送信给黄兴，报告准备回云南发难，请黄兴予以协助。与此同时，蔡锷去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以及刚从贵州来的戴戡、王伯群等人最后议定：
袁世凯一旦下令称帝，云南立即宣布独立，贵州越一月后响应，广西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奔赴云南，梁启超在天津准备起义文告，蔡锷回京打发家眷南归，作好出走准备。
11月17日，蔡锷以治病为名，微服出京，再住天津同仁医院。19日凌晨，他到梁启超家与老师告别。两人互相约定：
成功，什么地位也不要，回头继续作自己的学问；失败，宁可死也不跑租界，不跑外国，反映了蔡锷为争国格、人格、维护进步的共和制而发动反袁起义的真诚动机。天色微明，蔡锷身着日本和服，由梁启超密派周善培和殷承瓛陪同，登上日本商船山东丸，经上海东渡日本。在瞒住袁世凯以后，巧妙躲过密探的监视，从日本横滨经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同唐继尧以及早两天到达这里的李烈钧等胜利会合。
当时的云南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早在蔡锷入滇之前，云南人民反对帝制就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报纸公开发表社论，号召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滇军中下级军官日以促唐继尧起兵讨袁为事。在云南人民和滇军中下级军官的推动下，唐继尧对讨袁军事也有所部署。蔡锷回到昆明，大大加快了起义步伐。
12月22日，唐继尧召开军事会议，蔡锷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23日，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限于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
12月25日，袁世凯对唐继尧等的要求拒不答复。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19条罪状，并宣布成立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按照中华民国元年旧制恢复都督制，推唐继尧为都督。护国军编成三个军，第一军主力由蔡锷率领，罗佩金任参谋长，下设三梯团六个支队，出四川，得手后进取武汉；第二军为偏师，李烈钧率领，下设两梯团三个支队，出两广，相机进取湖南、江西，得手后与第一军在武汉会师；第三军由唐继尧率领，下设五梯团十一个支队，负责补给和警卫后方。
另有挺进军司令黄毓成、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所率部队相机接应。又委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讨使，开辟敌后战场。
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当时非常悬殊，护国军总兵力两师一混成旅，共2．1万多人，入川部队有六七千人。袁世凯总兵力13个师，17个混成旅，总计38万多人，在前线的是4个师3万多人。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川南。12月27日，护国军第一军先头部队刘云峰第一梯团首先出发，次年1月21日攻克叙州（今四川宜宾市）。1916年1月16日，蔡锷亲率护国军第一军主力赵又新第二梯团、顾品珍第三梯团挥戈继进，直指川南重镇沪州。2月6日攻占沪州。2月中旬，护国军在纳溪一带屡挫曹锟、张敬尧的气焰。3月17日，护国军重创张敬尧的第七师，使北洋军不敢再进攻护国军。
护国军还在湘西和滇东南两个战场上同时给北洋军以沉重打击。
2月21日，李烈钧率护国军第二军向广西前进，迎击奉袁世凯之命进犯云南的粤军龙觐光部。3月中旬，李烈钧部张开儒支队与挺进军黄毓成部，护国军第三军赵钟奇支队、桂军马济部围攻百色，龙觐光缴械投降，通电赞成共和。3月15日，陆荣廷乘机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粉碎了袁世凯从后路进攻护国军的阴谋。李烈钧进军广东，护国战争进入高潮。
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命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谈判议和，妄图退保总统地位。但护国军没有受骗，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就无调停可言。蔡锷同意自3月31日起停战一周（以后又两次各延长一月），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筹划军备，以图大举。陆荣廷一面北攻湖南，威胁袁世凯的心腹汤芗铭；一面配合李烈钧进攻广东，迫使龙济光于4月6日宣布独立。
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龙济光等为抚军的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与袁世凯政权相对立。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发表宣言，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选集》第114页）并命令各地中华革命军务必与讨袁各派协同作战。
在护国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袁世凯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6月6日，他忧愤交加，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6月29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参加护国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以为大功告成。7月14日，唐继尧宣布撤销军务院。接着，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结束。
反袁的护国运动，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取得了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胜利。蔡锷主动发难，善于联合各派反袁力量，功不可没。
护国运动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达到了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制的目的。因此，护国运动仍然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它打倒的仅仅是一个袁世凯，代之而起的段祺瑞，仍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封建军阀专制独裁。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来看，护国运动仍然没有取得成功。
98 护法运动
“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权”
护法运动是1917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斗争。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力求专制统一。孙中山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海军总长程璧光反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在到达广州的当日晚，他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22日，程壁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到广州，壮大了护法的声势。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纷纷南下。8月中旬，南下议员已达150多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便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开幕，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军政府成立。9月10日，孙中山宣督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开始。当时两广和云南、贵州相继脱离北洋政府，西南四川连成一片，成为护法中心。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护法战争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法军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将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湖南自主。10月6日，组成护法军湘军指挥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山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护法军占领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总之，护法军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湖南这个主要战场上，护法军连战连捷，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其他如四川、福建、湖北等战场，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运动就遍及到十几个省份。北洋政府内部直系和皖系各自从本系的利益出发，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直系为了牵制皖系的力量，增强与皖系争权的实力，所以高喊“和平统一”，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的势力。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暂占上风，段祺瑞于11月16日被迫辞职。冯国璋劝说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心护法，现在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得到了巩固，于是就与直系军阀勾结，反过来破坏护法运动。12月，陆荣廷、唐继尧未经孙中山同意，自行在湖南、四川两条战线宣布单方面停战。1918年1月，西南军阀于军政府之外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紧谋求与北洋军阀妥协。孙中山坚决反对妥协。为了把孙中山排挤出护法运动，西南军阀又进一步收买了非常国会。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4月10日，非常国会秉承西南军阀的意旨，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
5月4日，孙中山愤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向国民沉痛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废除大元帅制。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被西南军阀所控制。5月21日，孙中山在绝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99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