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瑶、赵襄子毋卹、韩康子虎、魏桓子驹。智伯最为强大，晋国的政事都是智伯说了算。
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便采取削弱其他几家的办法。他以奉晋君之命，准备攻打越国为名，要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来给晋室，其实是要归他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都如数交出了土地和户口，而赵襄子则拒绝了智伯的要求。于是智伯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了赵家后，把赵家的所有土地和户口由三家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率领中军，韩氏的军队为右路，魏氏的军队为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跑到晋阳去，以晋阳为根据地与三家对抗。晋阳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民心归附，对赵襄子很有利。
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城里高悬锅子烧饭；粮食没有了，就交换孩子来吃。臣僚们也出现了离心倾向，礼节怠慢，形势很危急。赵襄子就派相国张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所以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这时晋国完全衰弱，畏惧权臣，反向韩、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于是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把绛城和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
此后，韩、赵、魏就称为三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韩哀侯、赵敬侯、魏武侯联合灭了晋国，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把晋当时的国君静公废为百姓，晋完全为韩、赵、魏三家所取代。
6 百家争鸣
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他在40岁以前，主要活动是教书。42岁那年，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弟子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晚年回家著书立说，今存《孟子》7篇就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孟子宣扬“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实行“仁政”首先要恢复周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他认为古代比当代好，要人们“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国王都认为不合时宜。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著《荀子》一书，他赞扬富国强兵的制度或政策，尤其赞扬秦国。他对孟子等的陈旧学说有过激烈的批判。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要求有一个社会秩序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提出“兼爱”的理论，使“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这种抹煞阶级界限的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幻想。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说学，虽然主流是进步的，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存在软弱改良的一面。如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他的思想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是研究道家思想的珍贵资料。在《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反动的、倒退的主张，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思想倾向。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庄周对老子唯心主义的“道”解释得更加神秘。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是无限的东西，它生出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生出来的。只有“真人”才能得“道”。他认为事物万变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庄周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演化成相对论，这是道家思想的大倒退。他认为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场大梦，不如死了痛快，死了才是“大觉”。这种厌世思想表明奴隶主失掉政权后的绝望。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曾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从旁介绍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不久，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韩非。然而，韩非的学说却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是根本，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是社会的准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使之深入人心。“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包括按照人的才能来派定官职，对群臣暗中考察。“势”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韩非认为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制。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激烈和复杂。虽然流派很多，但阶级阵线非常鲜明，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7 七国称雄
七国并存称雄，曾一度争奇斗艳
七国称雄指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并存及互相兼并的一段历史。
战国处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期。广大奴隶和平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社会呈现天下大乱的形势。这期间，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他们侵伐小国，互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历史上称这七个大国为“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的254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魏国独占中原。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较早地实行了社会改革，使魏国成为最先强盛的国家。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进攻赵国。魏军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逼近赵都邯郸。在这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赵成侯忙派使者前往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帅，出兵救赵。孙膑说：要想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扯；要劝解两个打架的人，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造成敌人的后顾之忧。田忌接受孙膑的意见，领兵杀向魏国都城大梁。庞涓听说大梁吃紧，领兵回救，星夜赶路。孙膑、田忌将齐军埋伏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静等魏军前来决战。魏军长途行军，疲于奔命，人困马乏。双方一经交战，魏军全线崩溃，齐军获得全胜。这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法著名于世的“桂陵之战”。
事隔不久，魏国联合韩国打败齐国，挽回了败局。魏国在中原又成为第一强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派田忌、孙膑率军解救韩国。孙膑采取退兵减灶、诱敌深入的战术。齐军佯败后退，第一天留下了10万人做饭的锅灶，第二天减少到5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少到3万人的锅灶。庞涓以为齐军逃亡严重，穷追不舍。这时，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等庞涓带兵追到马陵，孙膑一声令下，齐军金鼓齐鸣，万箭齐发，大败魏军，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此后，魏惠王和齐威王会盟徐州，双方妥协，均分东方的霸权地位。
后来，魏国逐渐衰弱，齐国和秦国成为东西对峙的两个霸主，进入了齐、秦争强时期。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这时，东方的齐国与秦国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又进行着所谓“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合纵”就是指弱国联合起来，阻止强国进行兼并。
“连横”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实际上“合纵”和“连横”都是争取暂时同盟者的外交手腕，其目的是进一步兼并土地，扩张领土。
齐、秦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的国力开始很弱。
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国势富强，一举打败了魏国并出兵伐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吴起的新法被废除，楚国一天天走下坡路。楚怀王在位时，秦国派张仪入楚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结果吃了败仗，楚兵被杀800人，楚将屈匄被俘，汉中地方被案国占去。楚怀王又调动所有兵力与秦军战于蓝田。魏国乘楚国空虚，袭击楚国。齐国却不支援楚国。楚国吃了大亏，从此一蹶不振。
这时，秦齐斗争趋于白热化。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中山等五国联军攻入函谷关。秦国被迫退还夺去韩、魏的一些地方，五国才退了兵。齐国成为关东各国的盟主。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齐国，破坏了关东的“合纵”联盟。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秦国联合了燕、楚、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国自昭王即位后，招纳贤能，任用乐毅为将，决心报齐国入侵之仇。这时，趁势攻下齐的国都临淄，连下70余城，并入燕国版图。后来，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国在“合纵”斗争中削弱了齐国，开始向东方大发展。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都城鄢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楚迁国都于陈（河南淮阳），秦国夺得巫郡和黔中郡。楚又迁都到寿春。楚国更加削弱了。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率军进攻韩国的上党郡，郡守投降赵国。赵国派著名大将廉颇率大军镇守长平（山西高平），筑垒坚守，以逸待劳，与秦军相持三年，不分胜负。秦国丞相范雎派人到赵国行施“反间计”，散布廉颇坏话。赵王信以为真，就派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的赵括替换廉颇。赵括骄傲轻敌，一到前线，下令倾巢出击。秦将白起采取了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战术，迫使赵军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作战。在一次突围中，赵括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国40万大军被俘，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
秦军乘胜前进，包围了赵都邯郸。赵向魏求救，魏派晋鄙率兵救赵。因怕秦军，半路上逗留观望。公元前257年，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盗出魏王的虎符，假传军令，挑选8万精兵援救赵国。同时，楚国援军赶到，联合打败秦军，解除邯郸之围。这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事件。
秦国虽然暂受挫败，但实力雄厚，六国没有一个能单独抗秦。秦国统一六国的形势完全成熟了。
从公元前231年开始，秦国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至公元前221年，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中国。从此，中国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8 商鞅变法
正是由于它的作用，秦朝的历史才变得如此辉煌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
秦国在战国初期，贵族们垄断政权，经济、政治和军事都比较落后，国君权力较小，国力很弱，国土常常受到别国的侵占。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贵族出身，因是卫国君的后裔，曾以“卫”为姓，称作卫鞅。按当时习惯，国君的公子后裔，以“公孙”为氏，所以他又称为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作官奴婢。
（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
（5）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比如以“商鞅方升”做为当时的标准量器，有利于税收和经济交往。
商鞅新法直接打击了奴隶制旧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它必然会遭到守旧势力的仇视和顽抗。因此，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开始，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说什么“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民相信呢？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惠文王继位。旧贵族马上对商鞅进行反攻倒算，公子虔等强加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用“车裂”的酷刑处死了他。
商鞅虽死，但秦惠王和他的后继者都继续实行了商鞅的新法，所以秦国的国势得以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9 秦始皇统一中国
“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发生在战国末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率秦军灭掉战国七雄中的最后一个强国齐，实行全国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相互侵伐，战争不断。经济遭破坏，生灵遭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民众希望统一。随着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经济交流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而当时各国间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关卡林立，捐税繁多，给经济交流带来极大不便。因此，经济的发展要求统一。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为什么最后落到了秦国统治者的身上呢？因为秦国有客观上和主观上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客观上讲，秦国自秦孝公时任用商鞅施行变法，为秦国的富强打下了良好基础，并逐步向东扩展。而秦惠王、秦昭王时期，继续扩张，井继续推行军功爵制，按军功颁赐爵位，以爵位赏赐土地和隶农，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军事实力大增。同时，秦国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经过由孝公至庄襄王六代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秦国已占据中国1C3的土地，拥有大片富庶地方，国富兵强。反观东方六国，君主皆庸，政治腐败，经济发展迟慢，军事力量不强，而且六国君王多是苟安一时之辈，缺乏统一中国的胸襟和气魄。而秦王嬴政是一位有远大志向与气概的人物。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去，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继位为秦王。但当时的国政大权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不韦号称秦王仲父，嬴政许多事情受到吕不韦的限制。随着秦王政年龄的一天天增长，他对吕不韦的专权也愈益不满，于是二者的争权也日益激烈。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冕典礼，开始亲政，他首先镇压了嫪毐集团的政变，接着以吕不韦与政变有关为借口，罢其相国之职，令其迁蜀，迫使不韦无奈自杀。至此，秦国大权真正掌握在了嬴政手中，这就为他指挥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创造了绝对必要的条件。
秦王政大权独揽之后，就开始实施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伟战略。他广泛搜罗人才，重用客卿，甚至包括从敌营中来的人或曾讥评过自己的人，使秦国一时人才济济，如重用韩国间谍郑国兴修郑国渠，使关中4万多顷盐卤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他礼待军事理论家卫缭，并采纳其贿赂各国权臣以破坏六国合纵的建议，军事上受益匪浅。又接受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法、术、势思想，加强他对政权的统驭能力。听从李斯《谏逐客令》，保持吸收和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使秦王政身边形成一个智囊团，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秦王嬴政个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秦王政十七年即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秦王嬴政开始了他正式的统一中国的战争。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嬴政派大将内史腾率兵攻打韩国，俘虏韩安王，至此，韩国虽已灭亡，但韩国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韩王安被迁于岐山，前226年曾发动叛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
第二个被灭亡的是赵国。在当时的六国中，赵国是很为强劲的一个。先是有廉颇，后有李牧、庞煖，都是善于用兵的大将，秦国几次兴兵伐赵，都未曾讨得多少便宜。前229年，秦将王翦、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进攻。赵将李牧、司马尚坚持抵抗达一年之久。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人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绝交出兵权，赵王便派人暗地逮捕李牧并处死，同时杀掉司马尚。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俘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
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王，继续抗秦，直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兵败被灭。
灭赵以后，秦兵临易水，威胁燕国。燕国太子丹曾为质于秦，一直想复仇，但因国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兵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燕太子丹决意派勇士荆轲携带燕国督元的地图和秦国逃将樊於期的人头；作为觐见礼，去刺杀秦王，以挽救燕国。荆轲临行前，太子丹及宾客送其至易水之上。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达了为国牺牲义无反顾。至秦后，秦王在朝堂接见荆轲，荆轲上朝觐见，献图，图内藏有匕首；
展图，抓起匕首刺向秦王。嬴政环柱逃避，后在臣下的提醒下，才拔出佩剑，将荆轲砍倒，肢解其身。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国大举进攻，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攻打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兵包围魏国都大梁，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请降，魏亡。
魏国被灭后，秦国把下一个目标指向楚国，但因楚国地域广阔，实力不弱，故费了一番周折。
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楚国内部发生叛乱，楚将项燕将秦叛将昌文君拥立为荆王，秦以镇压荆王为名，举兵攻楚。楚国当时虽败，但实力尚在。当秦破三晋之后，就全力攻楚。秦将李信自恃年少壮勇，在秦王面前夸下海口：以20万兵力即可横扫楚国。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非60万不可。秦王以王翦怯弱而李信勇，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派李信率20万兵众攻打楚国。李信轻敌惨败，秦军退出楚境。嬴政遭此挫折，即亲赴王翦家，请其率兵出征，倾全国兵力——60万人，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大举伐楚。楚国以全部兵力拒秦，大将项燕战死，楚军大败，楚王负刍被俘。而后，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及降服于楚的越地进攻。不久越君降秦，至此，楚国全部覆灭。
五国相继被灭，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齐国。它的相国后胜，长期受贿于秦，既不备战，更不援助其他五国抗秦。齐王建昏庸，听信于相国。故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一到，齐王建拱手请降，齐亡。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嬴政就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战国历史至此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0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
“王权是混乱状态下的进步因素”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是他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一项空前的措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原封建割据的国家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首先改“王”为“皇帝”。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单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秦始皇就成了中国历史了第一位皇帝。始皇又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为显示皇帝的威尊和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文字中不准提起皇帝名字。皇帝自称“朕”，印章称“玺”，而一般民众再不许使用“朕”、“玺”二字。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
第二，加强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的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的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有许多变化：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以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三分，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战国时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全国后，称作丞相，李斯为第一位丞相，乃百官之首。“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原称尉、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主五兵”，乃武官之长。
御史大夫：秦国原有御史，后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
御史大夫掌监察，“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位略次于丞相。
在“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而实际之数并不止九个，大部分为秦原有，少数是统一后新设的：
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
卫尉：掌皇宫的警卫部队，有丞。
太仆：掌皇室东马。
廷尉：掌刑罚，全国最高司法官，有正、左、右监。
典客：主管秦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宗正：掌宗室亲属事务，有两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
少府：负责供应皇室用之山海池泽之税，有六丞。
中尉：负责京师保卫，有两丞。
主爵中尉：掌列侯。
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为使大权不致旁落，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和监察大权，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并收阅各地的“上计”。
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且御史大夫也有权复查大臣的上奏和地方的“上计”。太尉虽名为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所以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一人。
第三，调整地方政权组织。统一后的地方政权组织，主要是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
刚统一时，秦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曾达46郡。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是与中央政权的“三公”明确分职的原则相一致的。
郡下为县，县的长官为县令（长），属官有丞。
县以下以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三老、啬夫、游徼的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任务是平时练习五兵，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会2000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第四，以“五德终始说”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秦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寻找正当的理论根据，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将六神秘化并与“五德”说联系起来，使它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和文字记述中去，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
第五，颁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律令。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国家呈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上农除末”，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已于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
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战国时代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严重阻碍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对各国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文字的统一，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七，修驰道堕壁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同时各国间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20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直道”，仅用2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
这些“驰道”、“直道”，再加上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后又统一道路和车轨宽度，便利了交通往来。
秦统一后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1 焚书坑儒
中国思想文化的首次大劫难，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一次大惨剧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制度混乱不一。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当时“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但是，仅仅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帝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给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第一场重大灾难。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不过，他并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者，满脑子都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而秦始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分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上书皇帝曰：过去天下散乱，没有能统一之者，所以诸侯并起，“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不便。”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及《诗》、《书》百家语之类全部烧毁的建议。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判刑服劳役。下令今后如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书措施后仅1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秦始皇知道，书虽然焚了，但人的思想无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还有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掌管着文化事业，对这些人必须加以清除。但以什么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个替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
时间已久，怕骗局终归败露，乃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听了这一消息，龙颜大怒，指责方士“韩众等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以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告知天下，以惩戒后。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事件并不只这一次，在此后又接连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屠杀。《文献通考?学校考》云：始皇“又令冬种瓜丽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秦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计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数十人。然此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