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沙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从分封制度上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8 汉武帝抗击匈奴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之举
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这时汉朝已建立60多年，封建政权巩固，经济上也有了实力。因而，他有条件和匈奴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解除内地的威胁。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联络）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御史大夫韩安国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至今已五世平安了。
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500多公里。夏天，霍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1000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20 “丝绸之路”的开辟
其“起点在2000年前的汉代，终点却在无限遥远的将来”
丝绸之路指汉代从中国到西方的交通大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后，汉武帝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国，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扦泥城。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后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短时中断关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与欧、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达300年，影响十分深远。
这条道路虽然主要是商路，但中国和亚欧各国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也都依赖这条通道。通过它，中亚和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以及一些工艺技术（如制作金银器、绘画等）也传到西方。
唐代以后，海运逐渐发达，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兴衰变化急剧，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与安全保障逐渐降低而趋于衰落。在元代，由于驿路畅通，又曾繁荣一时。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
它由东向西可分为3段。
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其中在黄河以东的道路，与现在的几条公路干线和铁路线大体相当，线路较多，可称陇西道。在黄河以西则是循今武威、张掖、酒泉以至敦煌的“河西走廊”线，只有一条干道，可称河西道。在这条主要道路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一条线路，即自今成都西北通过今松潘，循积石山北麓到青海，沿柴达木北缘，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
这条线路是南北朝时南方通往西域的道路，它当时穿过黄河，经吐谷浑境内，所以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
中段是从玉门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由于有广阔干旱的沙碛和高峻寒冷的雪山阻碍，它是线路上的咽喉地段。
在汉代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指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其间主要交通点有今若羌、且末、和阗、莎车。从塔克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可南下至印度，或西行至西亚各国。北道指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之间的通道。经过的主要交通点有楼兰和今焉耆、库车、阿克苏。由此或西南经喀什西越阿赖山脉进入中亚；或西北越过天山进入中亚。东汉明帝以后，北匈奴被迫西迁，汉朝开辟了另一条道路，称为新北道，即由敦煌转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西至柳中、高昌壁，至焉耆与原北道合。在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以北的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今新疆乌鲁木齐北）、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
西段指葱岭以西。也有几条主要通道：一条从帕米尔经瓦罕山谷进入今阿富汗境，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东南至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条越帕米尔，经费尔干纳盆地，西行至河中地区，转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进入欧洲或非洲；一条由中亚西北行，经咸海、里海、黑海以北草原，进入欧洲其他地区。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而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
21 盐铁之议
这是汉昭帝给当时社会注入的一剂强心针
盐铁之议是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
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1）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设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2）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3）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22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极为鲜见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23 赤眉绿林起义
推翻新莽政权，是赤眉绿林起义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赤眉绿林起义是爆发于西汉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有的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更多的则完全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
由于封建统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汉祚已尽，王莽借机篡权。王莽为缓和社会危机，实行托古改制。
由于托古改制措施损害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激起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加之王莽法禁烦苛，滥用刑罚，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无理用兵，结果民怨沸腾，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最后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18年，山东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东北）集合饥民百余人起义，占据泰山，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不久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等都率领群众参加，起义队伍猛增至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中心，转战山东，到处捕杀官军，没收地主财物，严惩恶霸地主。
樊崇领导的起义队伍，都是纯朴农民。他们没有文书，没有号令，也没有旗帜和标识，领袖和普通老百姓平等相处。其中职位最高的人被称作“三老”，其次是“从事”，再次是“卒史”。这些都是原来对乡闾小吏的称呼。他们互相之间以“巨人”相称，表示地位平等。他们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作为起义队伍的纪律。
这支起义军屡败王莽的地方军。王莽派太师王匡，率大军前往镇压，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了和王莽军队区别开来，他们把眉毛涂上红色，因此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纪律良好，当时流传的歌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起义武装和王莽官军的爱憎。此后赤盾军活动于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诸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声势越来越大。
在赤盾军起义的同时，全国农民起义军还有铜马、大肜、五校、高湖、檀乡、五楼、富平、获索等二十余支。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支，是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与王莽太师同名）、王凤领导的队伍。他们以绿林山为基地，因此被称作“绿林军”。
公元22年，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一带发生了传染病。
绿林军决定分散转移，由王匡、王凤领一支人马，向北攻占南阳（今河南南阳），号称“新市兵”；由王常，成丹领一支人马，向西攻占南郡（今湖北江陵），号称“下江兵”。不久，平林（今湖北随县北）人陈牧也聚集一支队伍响应，号称“平林兵”。
正当绿林军不断发展扩大的时候，一些地主阶级分子也乘机混入。如汉朝皇族、破落地主刘玄参加“平林兵”；南阳大地主刘秀率家兵响应，号“春陵兵”。绿林军组织成分复杂了，领导权逐渐被地主阶级分子所篡夺。
公元23年五月，绿林军已发展到10万人。他们推选刘玄为皇帝，建元更始，王匡为定国上公，设置三公九卿，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王凤指挥八、九千农民军，英勇杀敌，里外夹攻，打败了王莽围攻昆阳（今河南叶县）的42万大军。
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9月，绿林军攻入长安。长安城内百姓乘机暴动，打进皇宫，处死王莽。有人把他的舌头割下，因为他说尽了骗人的谎话。“新”朝的罪恶统治结束了。
刘玄政权建立不久迁都洛阳。第二年又迁至长安。在刘玄迁都洛阳时，赤眉军领袖樊崇亲率起义军首领20多人去洛阳，表示对更始政权的信赖和支持。就在这时，刘玄这个没落贵族的地主阶级本性也开始暴露出来。他日夜在后宫饮宴，先后将农民将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人用计骗进宫中杀害。
樊崇为了团聚部众，离开洛阳。刘玄又派军队攻打王匡、张卬等及绿林军一些农民出身的领导人。农民军和刘玄集团矛盾尖锐起来。
与此同时，混入绿林军的另一地主阶级分子刘秀，到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于公元25年六月建立了东汉政权。
赤眉军在樊崇等率领下，分兵两路向西进发，所过之处，给封建统治势力再一次扫荡和打击。公元25年正月，进军弘农（今河南灵宝南）。这时，义军已扩大到30万人，樊崇把起义队伍进行了整顿，分万人为1营，共30营。这年六月，赤眉军进至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这时由更始政权中逃出来的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向樊崇劝说立宗室。农民军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樊崇从队伍中找出来姓刘的70多人，最后以抽签的办法，选出15岁的牧牛娃刘盆子为皇帝，年号“建世”，国号“汉”。皇帝有了，下一步当然要设立文武百官。
按地位和作用，樊崇是赤眉军领袖，威信最高，因此丞相一职应由樊崇担任。但樊崇不识字，不能看、批公文，只好由初识几个字，能读懂《易经》的徐宣作了丞相，樊崇作御史大夫，逄安、谢绿分别做了左右大司马。
在郑县（今陕西华县北），革命政权就这样组成了。9月，赤盾军开进长安，更始帝刘玄投降，被农民军处死。
赤眉军进长安后，经过整顿，纪律严明，各营闭门自守，长安附近治安良好。以前因避王莽之祸或躲更始政权骚扰的长安市民纷纷回来，“市里且满”。但赤眉军不知道怎样管理夺到手的政权。长安的地主阶级看到赤眉军政权不同于更始政权，不代表他们的利益，都把粮食隐藏起来。赤眉军在长安1年多，粮食断绝，不得已撤离长安，向西北就食。当时车甲兵马“众号百万”，所过无敌。他们走到陇县西北的番须山谷中，正遇上天寒大雪，战士衣薄，很多人冻饿死去，只得退回长安，准备东归。这时赤眉军人人想家，军心涣散，出长安时只有20万人，一路上又散去不少。公元27年初，赤眉军在崤底、宜阳一带，被刘秀用重兵包围，被迫投降刘秀。
同年夏，樊崇，逄安再次起义，旋即被镇压。
赤眉绿林起义推翻了新莽政权，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得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在新的封建统治者所布下的陷阱里，这一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刘秀窃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经过10年时间，先后削平地主割据势力，重建了统一的东汉封建王朝。
24 白虎观会议
儒学经典与谶纬迷信的钦定结合
白虎观会议是汉章帝时（79年）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儒经的异同的一次会议，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影响深远。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成了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学官。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作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
《白虎通义》实际就是这次会议的记录。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的特点。
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在一起。
25 东汉外戚宦官专政
在腐朽的政风中走向灭亡
外戚宦官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朝野震动颇大。大凡每个封建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就为外戚、宦官操纵朝政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专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典型说明。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立政权后，为防大权旁落，对外戚的防范极严。所以，刘汉政权机制运转还属正常。章帝死后，其子继位为和帝时，年仅11岁，难以视政，只好由其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母后听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亲属以为辅助，其兄弟窦宪等掌握实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但是渐渐年长的和帝开始对其舅父窦宪等不满起来，于是，宦官郑众等趁机为和帝谋划，将窦宪党羽一举收捕，夺回政权，郑众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宦官开始得势，这也是宦官与外戚的第一次交锋。此后，东汉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争夺打斗中摇来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摆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和帝死，出生仅百多天的殇帝立，不到数月死。于是，邓太后与其兄弟邓骘迎立年仅13岁的和帝之侄为安帝，邓太后掌握大权，引用外戚，但她汲取窦太后的覆灭的教训，尽量恭谨守法，礼待宦官郑众、蔡伦等人，尚保平安无事，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立遭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7人被迫自杀。邓氏被灭，宦官并未得势，安帝又引其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等外戚掌权，但更加骄横无度，政治也愈加腐败。安帝死，阎氏掌大权，迎立年幼的北乡侯为少帝，不久少帝病死。对外戚独揽朝政，宦官早心怀不满，意图夺权，这时见时机一到，宦官孙程等19人共谋，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宦官声望陡然升高，他们既被封侯，又被破例恩准可以收养子以传袭爵位。
顺帝时，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顺帝又任命梁商子梁冀为大将军执政，东汉的外戚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败时期。梁冀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向来横行不法。顺帝死，年仅2岁的冲帝立，梁太后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大权。
一年后冲帝死，立仅8岁的质帝。质帝幼而聪明，即指斥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听了既恨又怕，觉得这小皇帝不好胡弄，于是支使人暗中毒死质帝。又立15岁的蠡武侯为桓帝。
桓帝即位后，娶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更加飞扬跋扈，权震朝野。
梁冀身为大将军执政，又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镇守宫中，许多宦官也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已处于他监控之下，甚至生命安全也为其掌握。桓帝为了讨好外戚，既增加梁冀封邑，又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皆为万户侯。梁冀的封户前后共3万户。梁冀掌政，其妻孙寿也大获封赏，被封为襄城君子，兼食阳翟租税。又加赐赤绂，和长公主相同待遇。梁冀嚣张的气焰使人望而生畏，不但不敢得罪，而且还必须顺从拍随，凡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太尉李固、杜乔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诬陷处死。文武百官，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还不惜用诬蔑、下毒、强取豪夺等手段，威吓众人。桓帝曾大会公卿，共议如何特殊礼遇梁冀之事。有司奏请准许梁冀入朝不趋，带剑上殿，谒赞时不称名，其礼仪比于西汉开国功臣萧何。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其封地为4县，其势比东汉开国功臣邓禹。
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于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时，为其独辟席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心里还不高兴，觉得有司所奏礼薄。
从此，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政事无论大小，莫不由他谘决之。
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生活上更是骄奢淫佚。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梁氏为了炫耀其灼天气焰，大肆修建豪华宅地、园林，皇宫般富丽堂皇，他在首都附近辟猎场，逶迤千里。设兔苑养兔，绵延数十里，征发吏民费数年工时才得以完成。曾令各地上交活兔，不得有任何损伤，违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结果因此处死者竟达10多人。他还将数千良民掠为奴婢，又称之为“自卖人”，视东汉禁令为废纸。各地贡献给皇帝的珍品，上等者皆选送梁府，剩下者才交皇宫。据统计，梁氏一门前后有7人封侯，女子7人被封君（相当于侯），2人为大将军，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娶公主为妻者3人，文武大臣57人，掌权20余年，拥立三位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无有比拟的权臣。
外戚灼天气焰引起宦官不满，斗争时明时暗。桓帝为外戚所制，也想摆脱梁冀控制，多得些自由，所以当梁太后、梁皇后死后，即与宦官唐衡、单超等人策划铲除梁冀。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5人发动政变，将梁氏一门无分老少长幼，尽皆斩尽杀绝，梁冀慌恐自杀，其他公卿将校处死的数十人，免官300多人，朝廷的高官几乎被罢黜一空。被没收的梁冀家财，拍卖后得钱30多亿，朝廷因此而减当年天下租税之半。
梁氏外戚是被铲灭了，但是，政权实际上并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为宦官们所掌握，单超、徐璜等5人因诛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称之为五侯。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执政，情况比外戚执政并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腐败混乱。他们把宗族亲戚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形同盗贼。单超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徐璜兄子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汝南太守女不得，竟然发吏将其女捕到衙署，用箭射死，埋尸县衙。宦官侯览的哥哥为盖州刺史，将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侯览自己霸占他人住宅多达381所，良田万亩，还新建府第16座，并仿皇宫模样，宾客仆从在地方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干涉，即被罢官，是非完全颠倒。宦官单超早死，皇帝除追封为车骑将军外，又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由其死可想见其生。此后，四侯骄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宦官的贪污无耻和强取豪夺，使老百姓受尽其苦，无法忍受，于是纷纷“起而为盗”，组织反抗。延熹八年（165年）桓帝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桓帝死，无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迎立12岁的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以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与太傅陈蕃等谋划诛锄宦官，先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军，又掌握首都及附近地方政府机构，准备将宦官逐步剪除。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窦武拒不受诏，聚兵数千准备抵抗，但最后还是被困自杀。事后，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灵帝完全为宦官所控。本来占尽优势的外戚居然被宦官的突然发难搞垮，可知宦官的势力在当时是多么之大。
曹节、王甫诛杀窦武、陈蕃等人后，自相封赏，加官进爵，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令守长，布满天下。王甫、曹节等死后，宦官赵忠、张让等12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贵宠，世人称之“十常侍”。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待是我母”。宦官得到了空前的恩宠，他们愈发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东汉的政治也愈加混乱。
东汉后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可谓是外戚宦官政治。这种政治使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之手，而皇帝则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摆设，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惑乱朝纲，为害地方。不管是外戚掌握也好，还是宦官掌权也好，都是为了满足其自己的贪欲欲望，于政治无补，于社会无益。相反，只会导致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更加糟乱，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过程中走向灭亡的。
26 东汉党锢之祸
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二次大惨剧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