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族豪苻洪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后赵时，东徙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为流民都督。后赵亡，其子苻建率众西归关中，称王，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公元357年，苻坚即帝位，重用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镇压豪强，发展生产，“田畴修癖，帑藏充实，典章法物靡不悉备。”他先后灭前燕、前凉、代国（鲜卑拓跋部），征服西域，统一了北方。又取东晋梁、益二州。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西南至今四川攀枝花市，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北至阴山，南至淮河与东晋为界。公元383年苻坚大举南伐东晋，败于淝水，于是鲜卑慕容部、羌、杂胡及各地纷纷叛乱、割据。
在西燕的猛烈攻击下，公元385年为后秦所灭。此后，中原为后燕，后秦所割据，凉州则为后凉割据。
西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冲建，都阿城（今陕西长安市西北），冲死，慕容永徙都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公元394年为后燕所灭。
后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垂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公元397年北魏攻占中山，慕容宝徙都龙城。公元407年慕容熙为冯跋所杀，国亡，冯跋立高云为帝，史称北燕。公元409年冯跋继位，“省徭薄赋。”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南燕，公元398年鲜卑慕容德建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为北魏所逼，乃率众东取青州诸郡，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公元410年灭于东晋。
后秦，公元384年羌酋姚苌叛苻坚建，都长安，公元394年姚兴继位。公元417年为东晋所灭。
夏，公元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公元417年东晋灭后秦。勃勃击败晋兵，取长安。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之后，为吐谷浑所袭，国亡。
西秦，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氏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后凉，公元386年前秦大将氐人吕光自西域回师据凉州所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市）。疆域东起黄河，西至葱岭，南至祁连山，北至居延泽。公元403年灭于后秦。其西部为西凉，公元400年李嵩建，初都敦煌，后徙都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公元420年灭于北凉；其东部一为南凉，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氏建，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公元414年灭于西秦。另一为北凉，公元397年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都张掖（今甘肃张掖市西北），后徙都姑臧。公元439年灭于北魏。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分裂时期，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开创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由雇农陈胜、亭长刘邦实现了，这时亦为刘渊、刘聪、石勒、苻坚等实现了，汉族门阀士族统治的独占被突破了。而代之以少数族与汉族寒门士族的联合统治，他们中多数受过儒学薰陶，重用寒门士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得到喘息之机，北方获得短时的安定。和同时的东晋比较，并不逊色。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次少数民族由被统治民族变为统治民族，其统治者（以及汉族谋士）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是历史提出的新课题。有的一开始就解决得不好，有的开始还解决得好，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后来就不行了，其统治很快就崩溃，北方又陷入分裂状态。但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到北魏出现了孝文帝的改革。
32 北魏统一北方
统一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条件
北魏是公元385年鲜卑拓跋部所建。鲜卑拓跋部是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部落，魏晋时游牧于幽、并塞外，已取得世袭权的部落联盟酋长力微居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部土城子）。因大败汉国刘粲进封为代王。公元338年在后赵都城邺当质子的什翼犍被迎回，即代王位，都繁畤（今山西浑源县西南）北。他以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初置左右近侍之职，始制法律六条。确立了国家机构。公元340年徙都盛乐，有了农业生产，封建因素有了很大增长。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其国被分为二部。
前秦亡后，公元385年一月拓跋珪复国，于牛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塔布河，或称钖拉木林河），即代王位。二月定都盛乐，四月称魏王。史称北魏。拓跋珪以张衮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在后燕军的支援下击败窟咄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又破刘显于弥泽（今山西朔县南）。从而安定了拓跋部，接着征讨诸部，公元388年，北破库莫奚部于弱落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破解如部于女水（今河北滦河）。公元389年又破叱突邻部于女水。公元390年与后燕军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大破之，于是纥奚部，纥突邻部皆举部内属。
公元391年10月大破柔然于大碛南林山下（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赛尔乌苏西南），平望川（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雅台南方）、涿邪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泰山东麓），将柔然各部降众徙于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十一月大破刘卫辰子直力隄于铁岐山（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自金津（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渡河，灭刘卫辰。黄河以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悉归附。于是东起濡源（今河北沽源县、内蒙古太仆寺旗境），西至阴山，复归统一。
以后，北魏开始与后燕交锋。公元395年后燕慕容垂派太子宝及慕容农、慕容麟率兵8万进攻北魏。张衮建议，“宜羸师卷甲，以侈其心。”拓跋珪从其计，避兵于河西，燕军追至临河（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乌加河南）。因有谣传慕容垂死，太子慕容宝与麟相猜忌，军心乱，遂退兵，至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魏大军掩至，燕军不备，大败，慕容宝单骑逃走。燕军降卒数万皆为魏军所坑。燕军元气大丧。公元396年慕容垂亲征，取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至平城西，垂病，折返，卒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于是北魏攻取燕广宁（今河北涿鹿县西）、上谷。八月拓跋珪遂称帝，年号皇始，大举伐后燕，分兵攻围中山（今河北定县）、信都（今河北冀县）、邺三城。公元397年取信都。还军至钜鹿之栢肆坞（今河北藁城县北15公里），遭慕容宝夜袭，先败后胜，宝奔还中山。燕国王室内讧，宝出奔龙城（今辽宁朝阳）。十月，拓跋珪遂取中山。公元398年一月取邺。于是今河北山西除西南一隅之地尽为北魏所有。
公元398年六月拓跋珪定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正封畿，立官制，制礼仪，定律令。十二月即帝位，史称道武帝，确定了封建制。
为了使诸部落封建化，拓跋珪“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大人皆同编户。”又制定京邑，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南极阴馆（山西朔县东南夏馆城），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为畿内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地方上除设州郡县外，还设宗主督护由各坞堡主担任。此后拓跋珪又致力于发展生产，完善封建国家机构，发展文化。
公元409年拓跋嗣即位，史称明元帝。他以长孙嵩、安同、崔宏等8大臣共听朝政。又使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时关中为夏赫连勃勃所统治，黄河以南为东晋，后为南朝宋所统治。辽西为北燕所统治。凉州为北凉、西秦所统治。漠北为蠕蠕所统治，其铁骑经常侵扰北魏边境。当时黄河南岸的碻璈城（今山东茌平县西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市东）、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居冲要，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军事据点。公元422年，北魏大举渡河攻滑台、虎牢、洛阳（金墉城）、碻璈。
十一月，宋东郡太守王景度弃滑台走，以元苟儿为兖州刺史镇滑台。十二月，叔孙建等自平原东渡，东入青州取泰山、高平、金乡等郡，娥清军碻璈城。公元423年于粟磾克金墉城，为豫州刺史镇之。奚斤南取豫州诸郡县，克许昌，又还助攻虎牢，取之。北魏称虎牢等四城为河南四镇。于是司州及兖、豫二州大部郡县皆属北魏。
公元424年拓跋焘继位，史称太武帝。公元426年，夏赫连勃勃死，诸子相攻，关中乱。北魏趁机大举伐夏，拓跋焘命奚斤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周几袭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老城），东攻长安；又率主力自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上），渡河进袭夏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的白城子），夏主赫连昌仓皇应战，败退入城。魏军大掠而去。而奚斤已西入长安，秦、雍氐羌皆归降。公元427年五月，拓跋焘又领大军自君子津渡河攻统万城，赫连昌战败，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北魏军遂攻统万城。公元428年北魏军取上邽，又与赫连昌战于安定，擒昌。奚斤追赫连定于平凉马髦岭（今宁夏固原县西南）兵败，为赫连定所擒。赫连定反攻，取长安。公元430年，拓跋焘亲攻平凉，遣古弼率军趋安定，阻赫连定援军，又遣高车军夹击，赫连定败走上邽。于是平凉、长安诸城皆降北魏军。关中属北魏。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欲袭沮渠蒙逊，渡河时，为吐谷浑所袭，被擒。
夏灭。公元432年拓跋焘伐北燕，围攻北燕都城和龙，不克，分兵四出，攻取郡县。公元436年灭北燕。公元439年魏军二道讨伐北凉。围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沮渠牧犍降。北凉亡，凉州属北魏。于是北魏统一了北方。
北魏统一北方其影响是很大的。鲜卑拓跋部在魏晋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经济文化落后，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强烈影响下，在部落氏族守旧势力顽抗下逐步封建化，从部落联盟酋长力微到北魏国君拓跋邽经历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最后封建势力战胜了氏族守旧势力从而为建立北魏国家，为北魏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吸取汉族优秀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来管理国家获得成功。与南朝宋、齐比较并不逊色。这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方的重新统一，创造了一个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以及商业都得到发展，文化艺术也有新的发展。为各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33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征服者总是为被征服者的较高文明和文化所征服
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北魏统治集团与各族人民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边镇一带反抗逃亡频繁。北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方豪强的矛盾、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封建中央集权与旧部落显贵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地深入地改革。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
第一，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第二，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第三，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
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公元495年孝文武迁都洛阳。他向任城王元澄讲了迁都的理由：“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元澄回答：“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为了迁都洛阳，孝文帝于公元439年十月“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已卯，幸河南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
迁都之后，又进行了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等一系列移风移俗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仅缓和了当时紧张的阶级矛盾，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亦有所缓和。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北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34 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
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赞歌
魏孝文帝于499年死后，他的后继者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引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主要有六镇起义、河北起义以及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
六镇起义。六镇是沿长城一线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固阳东北）、武川（今武川西土镇）、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设立的。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
这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苦，镇兵和镇民又受镇将和各族豪酋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更加痛苦。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缺少食粮，请求镇将开仓发粮，以便抵御柔然。镇将拒绝开仓，兵民异常愤怒，随即聚众捕杀镇将举行起义。次年春，沃野镇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起义，其他各族的兵、民纷起响应，一时北边都处于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形势之下。
北魏朝廷屡派军队前往镇压，都遭到失败。525年春，北魏统治者勾结柔然主阿那瓌，联合镇压起义军。阿那瓌以10万进攻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战斗不利，率众渡过黄河南移，当时尚有众20万余人。不幸为北魏军所截击，起义军大败，破六韩拔陵被杀，起义失败。
河北起义。在破六韩拔陵失败后，他的20万兵民都成为北魏官府的俘虏，被官府分散安置到定（今河北定县）、冀（今河北冀县）、瀛（今河北河间县）三州就食。当时的河北连年遭受水旱之灾，人民四处逃散，这些被俘的兵民前来，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困难。于是，这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被俘兵民在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起义，北魏安州（今河北隆化）一带的戎兵2万多和汉族人民群起响应。
孝昌二年（526年）正月，大败北魏都督元谭于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北）。四月，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市）之北，杀都督李据。十一月攻破幽州（今北京市），捕获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
526年初，怀朔镇兵在鲜于修礼率领下，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亦群起响应。
北魏政府派大都督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率兵镇压，起义军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大败长孙稚军，声势日盛。八月，叛徒元洪业杀害了鲜于修礼，部将葛荣又杀死元洪业，率领部众继续战斗。九月，葛荣在博野（今河北蠡县）大败北魏军，杀章武王元融。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披靡，攻克了许多州郡，北魏将军、刺史、守令等被逮被杀很多。河北的广大的地区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武泰元年二月（528年），怀朔镇将出身的葛荣怀着个人野心杀害了杜洛周，吞并了杜的部众，造成了起义军内部的严重不团结，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八月，葛荣率军围攻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失败被俘，在洛阳就义。他的余部在韩楼的率领下，占据幽州（今北京市）。529年2月，韩楼战败被杀，河北起义至此失败。
山东起义，在河北大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20多万汉族流民逃到了青州（今山东益都）一带，他们生活无着，饱受当地的官僚、地主的欺凌。孝庄帝建义元年六月（528年），邢杲领导河北流民在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起义，山东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部众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邢杲自称汉王。邢杲是河间（今河北献县）大地主，曾任北魏幽州北平府主簿。在河北时，曾率部抗拒杜洛周、葛荣等部起义军，后随流民到青州。他起义后，曾攻占光州（今山东掖县）等地。
次年，为北魏上党王、大将军元天穆所败，邢杲投降，在洛阳被杀。起义失败。
关陇起义。六镇起义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族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城兵、羌人莫折大提率领。
胡琛是响应破六韩拔陵起兵的，自称高平王，遣军进攻豳（今甘肃宁县）、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北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三州。他死后，部众由万俟丑奴率领。
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今甘肃天水），复围攻岐州（今陕西凤翔），自称天子。这时，葛荣部起义军已为尔朱荣击溃。尔朱荣命其从子尔朱天光率军到关陇。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丑奴为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
莫折大提起兵后，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岐州时，杀北魏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等。527年正月，又攻下泾（今甘肃泾川北）、凉（今甘肃武威）等州，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
这年九月，念生为叛徒杜粲所杀，杜粲又为他的部下骆超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的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3年，最后失败。
北魏末年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鲜卑、汉族、匈奴、高车、氐、羌各族兵、民反对北魏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斗争。在这次起义的打击下，北魏政权分崩离析，各族豪酋和汉族地主也受到沉重打击。各族人民在共同的起义过程中，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过程。
35 周武帝灭佛
“温情脉脉”的教派与王权的斗争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僧，如慧光，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这时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这年六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
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36 南朝“神不灭”与“神灭论”大论战
公元5世纪的形、神理论风波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450——515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瓛赏识。“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25岁就白了头。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489年），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从而，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
形神关系问题，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论敌提出：木与人既都是质，但是“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岂不是死人与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范缜解释说：人与木、生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觉是人生的属性，无知是木和死人的属性属，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论敌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死人也应有知，有灵魂。范缜辩解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荣木变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即是说，由生人变死人，荣木变枯木，是一种质变，不能等同。“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物之理也。”就是说，人由生到死，树由荣变枯，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生与死，荣与枯，两者既不同质，也不能反变和循环。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与“虑”，（理性）认识上，论敌们问道：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问：“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虑，手等亦应虑也？”范答：“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即是说，认识分为知、虑两个阶段，手等只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他认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而“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论敌们又问：“虑体无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苟无本于我形，而可编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见，他发展了认识论。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
范缜在《神灭论》最后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由于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之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货殚于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南史?范缜传》载言：此论一出，朝野震动，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诂难之。但是，都无法难倒范缜。于是子良心生一计，以中书郎为诱饵，派王融去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缜大笑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取代萧齐后不久，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并对缜挑衅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
据《弘明集》记载：天监六年（507年），他亲自组织朝贵64人，先后写出75篇文章，围攻范缜的《神灭论》。其中有尚书令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东宫舍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等，光禄大夫萧琛的《难〈神灭论〉》等，这些文章都拿不出驳倒《神灭论》的有力论据；
而辅国将军韦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他们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用“异端”、“外道”、“妨政”等大帽子去企图压服范缜，这当然也毫无用处，曹思文后来在上奏中也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无奈，最后只得以范缜“灭圣”、“乖理”等钦定罪名，来结束这场辩论。
范缜的《神灭论》为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不敢公开反对；其次，他没有揭露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最后，他还把形体分为“圣人之神”和“凡人之神”。这些，都是受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结果。因此，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37 隋文帝统一南北
300年的分裂至此结束，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
隋文帝统一南北是发生在隋朝初年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起，我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在南方，陆续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历史上称南朝；在北方，先是北魏，后又分裂为东、西魏，接着东、西魏又为北齐、北周所代替，最后北周又灭掉北齐，这几个王朝历史上称北朝。南北朝就是南朝和北朝的合称。
南北朝时期，南北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到了6世纪中叶以后，南北统一的条件成熟了。几百年中间，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已经逐渐融合在一起了。在北方各族之间，在南北之间，已经不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原来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江南地区，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农业和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南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联系的加强，人民迫切要求结束南北对峙状态，实现全国的统一。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了周静帝的皇位，建立隋朝。他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隋文帝上台以后，决计灭掉南方的陈朝。
他首先制造舆论，说自己挥师南下是为了除暴安良。他对仆射高颍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伐陈诏，历数陈后主罪恶，并抄写30万份，散发江南各地。10月，命杨广率军50余万，分别从六合（今属江苏）、襄阳（今属湖北）、永安（今四川奉节东）、江陵、蕲春（今属湖北）、庐江（今安徽合肥）、广陵（今江苏扬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数路出兵。隋军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的长江沿线对陈发起全面进攻。这一战略进攻的目的在于使散布在长江中下游的陈朝水陆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并且使上流陈军无法东下增援建康，同时便于对陈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589年正月，隋军发起突然袭击，贺若弼、韩擒虎两军渡过长江，分别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今安徽当涂县境）向建康合围。
行将覆灭的陈氏王朝，政治军事一团糟。当许多官员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时，陈后主却说：“王气在此。齐军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大臣孔范随声附和道：
“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于是他们醉生梦死，依然故我，连沿江告急文书都不屑过目。等隋军逼近建康，陈后主先是日夜啼哭，束手待毙，后又出城决战，指望侥幸取胜，结果大败，都城陷落，他藏至景阳殿的井里，最后连同张贵妃、孔贵妃一起被隋军俘获。二月，全境皆平，隋得州30，县400，户50万，人口200万。
之后，隋文帝还平定了地方豪族的叛乱。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590年）冬，遍至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300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