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隋文帝改革
这次改革，为后世的当政者们竖立了富国安民的样板
隋文帝改革即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强化措施。
隋文帝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他15岁时因父亲的功勋被授官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周武帝时进位大将军，袭爵隋国公，长女为太子妃。公元580年五月，入宫辅政。581年二月，他逼迫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取年号为开皇。589年，隋文帝完成了南北统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300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开皇元年（581年）开始，隋文帝即着手一系列的改革。
他首先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以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就是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这三省的正副长官，即尚书省的令、仆射，门下省的纳言，内史省的监、令，都是宰相。三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户、工等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此外，有御史台和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卿。在地方，简化行政机构，废除郡一级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
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其次，隋文帝下令制定对后世法律影响深远的《开皇律》，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确立法律根据。《开皇律》分为12篇。判刑的名目有五种：一是死刑，二是流刑，三是徒刑，四是杖刑，五是笞刑。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修订《开皇律》时，废除了一些酷刑，如枭刑——斩首悬于木杆上；轘刑——车裂；宫刑——破坏生殖器。也一概不用灭族刑。同时，减省一些刑律，减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千余条，总共保留500条。
这个新的封建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明文规定贵族官僚享有法律特权。凡是在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所谓“八议”范围内的人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都可以减罪一等。九品以上官吏犯罪，可以用钱来赎罪。
第三，隋文帝采取了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其统治。他颁布了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下令将百姓成丁年龄由18岁推迟到21岁，丁男服役期限由1个月减为20天；户调绢由1匹（4丈）减为2丈；丁男年满50，免役改庸等。这些规定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他还整顿了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西魏、北周建立的府兵制，士兵另立户籍，完全脱离生产，实际上是地方豪族的武装，统兵权不归中央。隋文帝改变了这种情况，规定军人户籍属州县管理，平时参加生产，兵农合一化。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既保证国家的兵源，又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和控制。中央政府设立十二卫，各卫设大将军，为府兵最高将领，归皇帝统管，加强了封建国家对军事机构的直接控制权。
此外，建立科举制，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到隋炀帝时，定十科举人，开设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对后代影响很大。
隋文帝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隋文帝统治的后期，国家富足强盛，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为历史所罕见；全国安宁，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文帝所创隋制，为唐朝以后各朝所遵循，在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9 大运河的开凿
世界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
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
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统一中国后，人民得到安定的社会条件从事生产，社会经济逐渐恢复。隋文帝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重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
但是，大规模的修造，还是在隋炀帝杨广上台以后。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还在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
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隋代开凿的一系列运河，西到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宁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
后来的各个朝代，从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都继续使用和修筑了大运河。元朝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到这里。因而，需要一条直通南北的运输线。
元世祖忽必烈在1289年，下令开凿会通河。这条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从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杭州到北京，就可以不绕道洛阳，直接到达。而隋朝开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现在的大运河，基本上是元朝的河道。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为1794公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40 隋末农民起义
埋葬隋王朝的汪洋大海
隋末农民起义是爆发在隋末推翻隋统治者的农民起义。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骄奢淫逸的皇帝。他统治期间，百役繁兴，民脂榨尽。仅建筑东都洛阳，每月役使200万人，半数以上死在工地。他在西郊建造了一个大花园，周围100公里。从江南采得大木柱，运往东都，每根大柱须2000人往返递送，沿途络绎不绝。据记载，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不知搜刮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
611年，隋炀帝为了发动攻打高丽的战争，大批征兵、调粮、造战船。在隋朝官吏监督之下，造船工们日夜立在水中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去很多人。被政府征调的兵役，由全国各地向幽州（今河北、辽宁地区）集中，源源不断；搬运粮食、兵器、盔甲和攻城机械的民夫千里征途，日夜不绝。
许多人有去无回，尸体“臭秽盈路”，十分凄惨。在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山东、河北一带，历来是隋统治者搜刮财赋的中心，又是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征调最多、受害最深的地方，再加上这年夏天发大水，山东地区灾情特别严重，“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处在饥寒交迫困境的贫苦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农民起义的烽火便首先在这里燃起。
山东邹平县铁匠王薄首先举旗造反，各地农民纷纷响应。
从公元614年到617年间，农民革命的风暴已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后来，农民起义军汇成三支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一支是河南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
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较强的一支，先由翟让领导，起义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这支起义军“多是渔猎之手”，“善用条枪”。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隋朝政府和门阀士族，规定不得侵掠百姓，因而得到当地农民的拥护。他们又联合附近小股起义军，使队伍扩大到万余人。
616年10月，隋炀帝派军队2万人来镇压。瓦岗军采取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战术，把隋军全部歼灭。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突围不成也丧了命。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荥阳大捷，奠定了在河南的胜利基础。617年二月，瓦岗军攻下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开仓恣民所到，老弱襁负，道路相属”。把粮食分给贫苦的群众，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数十万。接着，瓦岗军又大败越王杨侗的军队，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原地区起义队伍的中心。不久，这支农民军又攻占了黎阳，回洛二仓，开仓济民，10天内得兵20余万人。农民军向隋朝东都洛阳进军，隋炀帝十分恐慌，派王世充率精兵增援洛阳。瓦岗军和几十万隋军展开了激战。洛阳战役历时3个月，经过60余次战斗，打得王世充全军溃败，所剩不过数千。瓦岗军围困东都，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这时，瓦岗军发布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揭露他罪大恶极，“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在瓦岗军节节胜利的同时，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也转战河北各地，占据了河北大部分地区。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也紧密配合瓦岗军，不断地给隋王朝以严重打击。在各地农民军的包围之下，隋朝统治者占据的少数城邑如同大海中的几个孤岛。驻守江都的隋炀帝极度的惊慌。
他对着镜子说：“我这个好脑袋，不知道该谁来砍它。”他坐卧不安，梦中经常惊叫有“贼”。隋炀帝杨广最终被部下杀掉，隋朝灭亡。
当瓦岗军即将到得胜利之时，李密的投降活动导致了瓦岗军的失败。李密出身大官僚贵族家庭，参加杨玄感兵变失败后，隐姓埋名，流浪在河北、河南之间。公元616年，他混入瓦岗军的队伍，用欺骗手段取得了部分领导权。同时，他又招降纳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李密的阴谋活动引起了瓦岗军内部的斗争。翟让的“部将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由于翟让没能及时识破李密的真正面目，“不以为意”，反被李密夺了权。李密自称魏公兼元帅，让翟让当了副手。公元617年十一月，李密以赐宴为名，杀害了翟让，篡夺了领导权。后来李密被隋朝招降，瓦岗军最后失败了。公元618年王世充击败李密，李密投降李渊（即唐高祖），后为李渊所杀。接着河北起义军和江淮起义军也先后被李渊镇压下去。英勇奋斗14年的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李渊地主集团夺去。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对唐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1 贞观之治
没有大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的艳称。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突厥贵族向中原侵扰，唐太宗坚决进行了抵抗，派李靖、李勣率领十几万军队，于630年打败了东突厥。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灵州间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州，任命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隶属唐朝中央政府统辖。这样，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蕾，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42 开元之治
它为汉唐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开元（713一741年）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的艳称。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
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705—712年）政局极不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
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以下措施：
（1）把武、韦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把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员额由睿宗时的10余人减少到二三人，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2）用恩礼优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而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
（3）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坚决予以贬斥。
（4）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开元初以姚崇为相，他帮助玄宗执行上述几项政策，又裁汰僧尼，整顿吏治，对实现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后，所用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皆为名相，对政治均有所建树。
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
米斗至十三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自唐高宗以后，吐蕾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
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43 安史之乱
这是唐王朝从盛至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
“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10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
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之者。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并无赖之徒，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
756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伙同杨国忠以及杨氏弟兄姊妹，西奔四川。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军士鼓躁不进，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也被迫吊死。
安史叛军烧杀掳掠，遭到沿途老百姓和部分唐政府军的反对，“河朔之民苦贼暴，所至屯结，多至2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唐朝地方官吏和将领颜杲卿、张巡、鲁炅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唐朝部分将吏的抗击下，安史叛军受到挫折，内部矛盾重重。此时，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任用郭子仪等大将，集合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淮南、江南的雄厚财力、物力，并向回纥等少数民族借兵，准备平乱。
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军因缺乏统一指挥，加上粮食供应不足，士气低落。759年，史思明率13万人进攻，结果唐军大败。史思明在邺城（河南安阳市）取胜后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
接着，又攻陷洛阳。后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史朝义出逃中被迫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历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方镇割据的局面。
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他们手握重兵，互相攻伐，对唐朝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安史之乱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而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广大人民群从对这场战争是厌恶的。安史之乱集团是一股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是发动战争的祸首，更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
44 藩镇割据
在统一的国度里分裂割据，“起也快，败也速”
藩镇割据是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
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一共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音，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但是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段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兴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为“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初年到德宗末年（762—805年），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
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4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19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远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4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縂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第三阶段从唐穆宗初年至唐懿宗末年（821—872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今属江苏）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
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藩镇割据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就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历史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45 永贞革新
昙花一现的改革，终究付诸东流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治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治一统，被藩镇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两个恶疾附着在唐王朝身上，难以根除。总的说来，唐中期以后的皇帝多是庸人，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终于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
宦官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为皇帝的家奴，服务于皇宫中。宦官作为一个集团，其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多数是来源于社会下层，由于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畸形的。众多的宦官集中在宫内，很容易结成集团。唐朝前期，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到唐玄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到3000人，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还委派宦官任监军，到藩国出使。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当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更加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才能实行。到唐德宗时期，他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便依靠宦官。德宗设护军中尉2人，中护军2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以后，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从唐代宗时开始，还以宦官2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传宣诏旨，权力很大。
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的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选任，宦官势力日渐膨胀。
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满。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唐代宗为了敢得暂时的安定，把仍有较大实力的安史部将任命为节度使，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给以节度使的称号，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节度使数量已相当多。这些节度使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大的占有十余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自己任命官员，掌握本地赋税收入，父死子继，或者由部将拥立，完全独立于唐朝的政治体系之外。平时互相攻战，强大时就向唐王室发难，威胁唐王朝的安全。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这就是唐顺宗。他在东宫20年，比较关心朝政，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唐顺宗即位时已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王伾，杭州人，一个是棋待诏，一个是侍书待诏，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他们常与顺宗谈论唐朝的弊政，深得顺宗的信任。在顺宗即位后，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王叔文、王伾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副使，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同筹划改革事谊。
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罢宫市、五坊使。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五坊使也被取消。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悦。
第二，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50万缗，少也不下30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
第三，打击贪官。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京兆尹李实，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罢去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百姓非常高兴，市里欢呼。
第四，打击宦官势力。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这些都是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在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这个重要步骤未能实现。
第五，抑制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