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52 杨家将抗辽
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让杨家将的忠勇流芳百代
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已达800多年，它主要是叙述北宋名将杨业及其子孙们抗击北方辽朝和西夏统治者侵扰中原的事迹。其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依据，但是大量的故事情节，却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塑造出来的。
杨业（？——986年），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他的父亲杨信在后汉曾任麟州刺史。杨业青少年时代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的部属。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刘崇在太原割据，建立北汉政权，提拔杨业为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并赐名刘继业，让他长期镇守北方重镇代州捍御辽兵。在抵御辽朝侵扰的斗争中，杨业屡立战功，每战必捷，当时被人称作“刘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97年），宋太宗率大军亲征北汉，兵围太原，杨业随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宋。太宗早闻杨业大名，见杨业归降，大喜过望，命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并复其姓名为杨业，仍带兵镇守代州。杨业自归附宋朝以后一直带兵驰骋在河东的抗辽战场上。
太平兴国（980年）三月，辽景宗发兵10万攻雁门，当时杨业只有数百名骑兵，无法与辽军硬拼，他出奇兵抄小路绕到雁门关以北，从辽兵的背后杀出，与潘美前后夹击，大败辽兵，杀死辽朝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杨业因此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自此契丹人都畏惧杨业的威名，每同宋军作战，只要一看到杨业的旗帜，就悄然引兵退走。但杨业却遭到其他宋将的妒忌，有的甚至上书诽谤他，幸好太宗不信那些不实之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决定再次北伐辽朝，分三路出击。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命杨业为副帅，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起初，西路军进展迅束，连克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四州。但由于曹彬、米信率领的东路军进攻幽州失利。宋太宗即命西路军撤退，并把云、应、朔、寰四州吏民迁往宋境内。当潘美、杨业撤军至朔州南面的狼牙村时，辽兵已攻陷寰州，杨业见辽兵势盛，不宜同辽兵争锋，主张绕道而行，避开正面强大之敌，于途中的石碣谷布列3000强弩，再以骑兵援于中路，这样就可保证撤退的宋军将士和被迁的四州吏民安全回到宋朝境内。这个作战计划遭到潘美和监军王侁、军器库使刘文裕等人的反对。王侁说“现有数万精兵，不必如此胆怯畏敌，而应直趋雁门北川”，杨业以为这个冒险举动必遭失败。王侁竟指责杨业空有无敌的称号，并诋毁他遇敌有意不战，是怀有异志。杨业作为一个从北汉归降宋朝的将官，最忌讳别人诽谤他对宋朝怀有二心，于是他气愤地说“我杨业不是伯死，只是认为时势不利，不能让士卒白白死亡而又不能立功，既然你们指责我不去死，我就先死在你们之前好了。”说完就带兵向朔州进发，临行前，杨业老泪纵横对潘美说：“我此去必定要失利，我杨业本是北汉降将，按理早该被处死了，但是皇上不杀我，反而让我带兵，我不是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而是想寻找战机，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今天诸位指责我有意避敌，我杨业一定先死于敌人手中。”接着他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
说：“请你们在此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待我杨业转战到这里，你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不然，将会全军覆没”。潘美答应了杨业的请求，在陈家谷口布下了阵，以备救援。可是过了不久，王侁见杨业没有回来，以为杨业已击败辽兵，为了争功，他擅自领兵离开谷口，潘美作为主帅对这种行为不仅没有阻拦，自己也跟着离开了。当潘美和王侁率军离开陈家谷口10公里远的时候，就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他们非但不前去援救，反而率兵逃跑。
杨业遭到辽军的伏击，率所部同占绝对优势的契丹兵作战，自正午至傍晚，辗转退至陈家谷口，眼望着潘美、王侁的援军，可潘、王二人竟置杨业于不顾，只管自己逃命去了。
杨业至此仰天长叹：“此遭必死矣”，将士们抱头痛哭。当契丹追兵又蜂拥而至时，杨业身边仅存100多名宋军将兵，感到再战，也是徒劳，便命他们自谋出路，若能生还也好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宋太宗报告。众将士为杨业的真诚所感动，皆死战不愿离去。这时契丹兵越围越多，最后部下将官和士兵全部壮烈殉难，只剩下身负十数处重伤的杨业，仍奋力杀敌，直到坐骑受了重伤不能行动，才被契丹兵所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在这次战役中战死。杨业自被俘后，绝不向契丹低头投降，他想到自己对宋朝一片忠心，却遭到奸臣陷害，以致兵败被俘，无限悲愤，决心用绝食而死来表白自己的一片赤胆忠心。这位威震敌胆的沙场老将，在绝食3天后，死于被押解往燕京的途中。
杨业之死，使北宋朝野震动。当时许多人听了杨业受陷害以及同部下一起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后，都为之流下热泪。为了褒奖杨业为国捐躯的英雄行为，宋太宗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节度使。他的儿子延朗（后改名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亦因此得到升迁。潘美受到削夺三任的处分，王侁则被除名编管。
杨业的七个儿子中，杨延昭最负盛名，他继承了父亲事业，亦驰骋在宋朝抗辽的战场上，也是一代名将，杨延昭在青少年时，就深得杨业的喜爱，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出征，都把他带在自己身边，经受战斗锻炼。雍熙北伐，杨业攻应、朔等州时，延昭为其先锋，英勇杀敌，在朔州城下被流矢射穿了胳臂，他仍然不下战场。雍熙北伐之后，延昭在景州（今河北景县）、保州（今河北安新县）等地抵御辽军侵扰。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契丹贵族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当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县东），九月初，辽军攻遂城，杨延昭等人飞书告急，请求增兵为援。河北大将傅潜畏怯不敢出，遂城遂为辽军所困。于是，遂城城小无备，辽军攻围甚急。杨延昭虽指挥部队将他们一次又一次打退，而由于萧太后亲临城下，自执桴鼓督战，矢飞如雨，危势并不稍减。城中守军不满3000，众心危惧，延昭则从容自若，悉发城中居民丁壮登城，被甲执械，日夜护守。一直坚持到十月间。时当初冬，本不甚冷，适值寒潮，气温骤降，杨延昭命城中军民汲水浇灌城墙，一夜之间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辽军攻城不下，只好绕过遂城进攻别处。这次战役结束后，杨延昭等即威震边庭，人们称杨延昭守卫的遂城为“铁遂城”。宋真宗特意召他询对边策，并称赞他“治兵护塞有父风”。
咸平四年冬，契丹再发兵寇边，杨延昭与杨嗣共守保州，设伏兵于遂城西北之羊山，待辽军攻城，即以少数骑兵自北诱之，且战且退，至羊山下，伏兵四起，尽歼辽军。杨延昭以此功升任莫州团练使，这就是著名的“羊山之伏”，当地居民为纪念这一胜利，因改羊山为杨山，或曰“藏兵山”。
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兵大举南侵，一直深入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宰相寇准信赖杨延昭等名将，力主抵抗。杨延昭当时上书建议，乘辽兵大举南下之际，出兵取幽、易等州，但宋真宗根本没有挫败辽军的信心，杨延昭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以为国耻，乃拒绝朝廷“勿伤北朝人骑”之命，与张凝、石普等痛歼辽军游骑不止。及辽军北退又不顾朝廷“勿追契丹”之命，独率所部万骑，进抵辽朝边界，破古城（今山西广灵西南）。景德二年杨延昭升任莫州防御使，并出知保州，后又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主持河北一线的边防。
杨延昭也像他父亲杨业那样智勇善战，能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士卒而又不居功，深受士卒爱戴，他前后守卫边境20多年，威名也为契丹人所畏，被契丹人称之为“杨六郎”。他死后，河朔之人多望棺而泣，就连敌方契丹人也举哀致敬。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一名武将，在北宋中期曾在陕西对西夏作战。还曾随狄青讨广源州蛮侬智高，都有战功，后来杨文广还出任过定州守将，为抗辽斗争献策。
53 宋辽和战与澶渊之盟
“化干戈为玉帛”，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成为大辽帝国。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柴荣病故的第二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他鉴于北汉与契丹联盟一时难取，因而在进行统一南北的战争的时候，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他念念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准备以封桩库的钱来赎买燕云。开宝末年（976年），赵匡胤突然故去，其弟赵光义即位，他就是宋太宗。
这时中原统一的形势已经奠定，漳泉、吴越又相继归降，于是中原剩下来的封建割据政权就只有一个称藩于辽的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南京幽州，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宋军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等州，由于辽军苦守待援，宋军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太宗率军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在辽军耶律休哥、耶律斜轸援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圣宗即位，年方20，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掌握大权。宋太宗认为辽朝“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分东、西、中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受阻，宋军败退。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着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寥寥数语，却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情愿把敌对的辽政权置之不顾，而把武装力量侧重使用在镇压境内的劳动人民方面了。可以说在宋太宗晚年，宋的守内虚外政策的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宋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辽由攻到守，故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运泊（今河北保定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450公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辽圣宗和萧太后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东线辽兵主力在瀛州的君子馆歼灭宋军数万。乘宋河朔守军皆无斗志，长驱直入，攻陷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进扰宋的边区。咸平二年（999年）萧太后、辽圣宗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州，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四月，辽兵入侵定州望都，宋将王继忠与王超、桑赞领兵前去迎敌，在望都附近的康村同辽兵遭遇。王超、桑赞临阵畏缩，率师先退。王继忠虽与部下赴敌力战，但被俘后也向辽投降，娶了萧太后所赐的妻子，做了辽朝的官，还表示要“为辽尽力”。宋真宗还以为他战死了，下诏赠官褒奖，令人啼笑皆非。
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萧太后、辽圣宗率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名大举南侵。辽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绕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宋廷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意见。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主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士气。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澶州北城，随即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萧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军床子弩射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大将，士气低落，就稍为退却。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使宋军士气大增。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入宋境后，因阵前受挫败，就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原就害怕同辽兵作战，这时见议和有希望，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遂在十二月初与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和议约定：1、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
2、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3、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宋辽互称兄弟之国，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赵桓为兄，双方使者定期互访。这个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的休战协议，历史上就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副产品。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
54 王小波、李顺起义
这次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对以后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爆发在北宋建国后不久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并，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除常规赋税外，官府在成都又设置了“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宝。
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大多数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贸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只得逃亡。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55 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还有厢军四五十万。北宋政府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思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军饷和官俸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的财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当西夏犯边时，辽国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了2C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如宝元二年（1038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读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开始了宦游生涯。他在当地方官时，很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景祐二年（1035年）权知开封府，当时舆论认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去权知开封府事。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余靖上疏为范仲淹申辩，尹洙则上疏表示以能同范仲淹朋党为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誉范仲淹、余靖、欧创修和尹洙，讽刺不能为范仲淹申辩的谏官高若讷。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欧阳修还作了著名的《朋党论》一文呈献给宋仁宗，分析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凡小人之朋得势，就会以朋党为名排斥君子之朋，国必乱亡，要求宋仁宗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之迹为鉴，“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些所谓“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质是当时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
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2、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3、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4、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5、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6、“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
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范仲淹、富弼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的各项改革，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推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有的庸碌无能的官员确实被撤掉了，庆历三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廷议了几天，首先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坚决罢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的职事。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1038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56 王安石变法
中国11世纪的改革高潮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父王益做过几任州县长吏，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第四名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由此王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一、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
发运司只照章办事，各路丰年物多价贱时不敢多办，歉年物少价贵时却又必须办足。物货运到京城后往往因不合需要而削价抛售，朝廷所需却又要另去搜括。这些做法给富商大贾操纵物价，控制市场，囤积居奇提供了方便。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规定：总管东南六路赋入的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这项新法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既保证朝廷所需物资的供给，又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人民的负担。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主要内容是在京城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司），以100万贯作本，负责平价收购商人滞售的货物，赊货给商贩贩卖，也向商贩发放贷款。商贩赊货物及借款，需以财产作抵押，5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市易法最初实行于京师，后来又推行到其他较重要的商业城市。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府所需物品的任务，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己”。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向市易务（司）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估定物价。
二、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青苗法。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百姓缺少粮、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2C10，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四年正月，司农寺拟定的募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务简繁，自定数额，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2C10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以备荒年不征收役钱时雇役之用。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
“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