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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现代战争》
作者：维斯利·K·克拉克【完结】
译者: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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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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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0日，全世界的电视反复播放着一个画面，在巴格达，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用装甲车钩住绳索，拉倒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巨型雕像，伊拉克人在一旁围观。这是具有重大象征性的一幕，暴君垮台了，长期以来，布什总统改变巴格达政权的目的达到了。当随后证实，拉倒雕像只是陆战队员自己的主意，起初，伊拉克人仅仅是旁观者，则事件的象征意义更加耐人寻味。即使今后战斗还要延续几天，但美国已经主导了战争，成功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胜利似乎也的确使十多年来反对萨达姆的斗争划上了句号。
从最初开始，我就在不同职位上关注并参与了这场斗争。1990年7月底，当伊拉克军队开始在边境集结准备入侵科威特时，我在加利福尼亚莫哈维沙漠中部的埃尔文堡负责美国陆军国民训练中心。我们视察了巴里.麦克卡弗莱少将统帅的第24步兵师所属的一个旅，并且承担了作战训练任务。如果波斯湾战争爆发，该旅将是首批被征召的部队之一。麦克卡弗莱说：“我们要开拔了，一旦开战，战则必胜。”随后，他的部队果然接受征调，并在短暂的地面战争中功勋卓著。我申请离开现职加入战斗，但请示很快被打了回来，我留在了埃尔文堡，在那里，我们制定了突破伊拉克防线的战术，训练了两个国民警卫旅，并且借助陆军情报和作战报告系统对战争进程进行跟踪。
1992年，我是一名少将，指挥驻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第1骑兵师，当时，为了阻止伊拉克人重新入侵科威特，我们首次把一支约1000人的快速反应特遣部队部署到科威特。在90年代中期，作为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战略计划与政策主任（J-5），我代表参谋部与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一起工作，协助制定伊拉克政策。90年代后期，作为陆军上将，我担任了美国驻欧洲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指挥对伊拉克北部禁飞区的空中军事行动。这一时期，我密切联合国的一系列行动，听取有关伊拉克战事的报告，参与制定我方的应对策略，总之，我对萨达姆.侯赛因感到疑惑和忧虑。
然而，在欧洲担任北约最高盟军指挥官时，我的主要工作与巴尔干有关。当时，我们遭遇了科索沃危机，危机导致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实施空中打击，随后，科索沃实现了和平。这一时期，我逐渐认识到，一种新的战争方法正在凸现，现代战争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展开了。现代战争依靠精确的空中和地面作战能力来实现，它显示出在坚强的同盟内与其它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显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军队和平民伤亡的重要性，还显示了充分利用好战场，一个几乎在全球媒体上都能同步看到的战场的重要性。如果能有效地加以实施，现代战争提供了不使用决定性武力就能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在科索沃战争中，我们彻底削弱了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统治。次年，南斯拉夫人民自己推翻了他领导的政府，并把他拘捕起来交给海牙接受审判。
因此，2003年4月，当看到屏幕上播放巴格达的画面时，我不知不觉地依照现代战争的模式来衡量这一军事行动。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实现了目标？是否已充分利用了当前可以利用的战争手段？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随后的四个月里，当我在美国和海外旅行时，当早先美国战场胜利的轻松愉快迅速消散时，我在思索着。此时，人们对当前事态和伊拉克民主进程的长期后果的关注越来越多。萨达姆不再掌权，伊拉克的秘密警察，伊拉克情报局已被摧毁。同时，数千座“万人坑”被挖了出来，三十多年来，伊拉克人头一次获得了解放，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然而，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以及对重建努力的不断破坏使所有的成就蒙上了阴影。逐渐增多的组织良好、活动频繁的游击战取代了最初阶段的抢掠，除零星的恐怖分子袭击外，还有针对美军的战斗。更糟糕的是，似乎正是我们打算在这里消灭掉的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使美国军队深陷伊拉克。随着这种忧虑的逐渐增多，媒体最终开始审慎考察那些证据和分析报告，起初，它们似乎能够证明美国的军事行动是正当的。今天，就推翻萨达姆的战争，许多人正在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诸如战争是否正当？是否成功缓解了我们所面临的恐怖威胁？我们在伊拉克究竟要做什么，要持续多久，代价是什么？我们应怎样赢得更广泛的反恐战争？
本书正是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即使当前还处于战后初期，但是，那些将我们引入战争、已产生结果并且将决定伊拉克未来事务的基本因素业已明朗。布什当局也反复声明，必须把伊拉克战争看作反恐战争的一部分，这是对针对纽约和五角大楼恐怖袭击的回应。但是，还必须从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长期模式以及美国国防力量不断演化的角度，对战争进行解释。而且，答案还与美国政治体制内的深层问题有关，包括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
对美国人而言，对于这场战争，即使提出一些审慎的问题，曾经也是相当的困难。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一些人只是寻求强硬的领导人并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如果有些人敢问问为什么，也往往担心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在幅员辽阔的美国，弥漫着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以重建安全感的强烈愿望。我们是一个富有活力并讲求实际的民族。艰难使我们团结起来。在尚未求助于决策与公共智囊库的情况下，反恐战争就打响了。
尽管如此，战争涉及的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提出来。当长期的反恐努力仍处于相对早期，在未来发展陷入僵局之前，现在，需要我们就这些问题给出完美的答案。当前，战争的代价和问题已变得日益严重，在改变政策意味着失败，而延续该政策的代价又难以承受之前，只要我们能从战争及其影响中汲取教训，就能够提高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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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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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分析了从海湾战争到2003年3月战争爆发前，我们与萨达姆.侯赛因进行十多年斗争的主要原因，分析了美国派兵的背景。简言之，本章考察了美国长期的、不断调整的对伊拉克的计划。这是一个军事、外交和政治层面相互影响的故事。本章提供了一些重要事件，说明在更广泛地动用全国力量来保卫国家时，如何发挥军队的作用；也解释了军队自身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困境。
第二、三章主要描述战争进程。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对现代战争在实战中的首次全方位检验。这就是其经验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同时，这也需要我们对战争过程进行回顾，即重新考察从早期沙尘暴中战事发展的轻松乐观，直到在伊拉克南部，与未预料的顽强抵抗进行激战的整个过程。战争实践与战争理论从来不会一致，这在伊拉克也得到证实。当美国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其开战计划时，一些关键的军事因素和重要的利弊权衡决定了战争的结果。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但是，在世界舆论变换不定的背景下，每一项战术调整的重要性都被夸大了。这也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即很大程度上，使用公开信息及其影响的出色策略，同地面部队一样，是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
至关重要的是，战场上战役的成功、卓越的战术与指挥、全体将士的勇敢无畏掩盖了战略上的根本缺陷。军队体系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对于战后阶段的计划不足；粗心地忽略了重要的国际支持。就此而言，这只是控制敌军的完美战例，而并未赢得战争的胜利。
第四章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展开分析，对迄今为止反恐战争的结果进行了评价，说明国内外现有努力的局限性。尽管有迹象表明，我们在瓦解基地组织方面取得了彻底胜利，但仍然不断面临威胁。9·11事件后，在反恐战争的第一个月，我们已经丧失了在阿富汗摧毁基地组织的关键机会。而且我们忽略了盟国；尽管有各种措辞，但是，我们所采取的反恐战略重点是对伊拉克的常规打击，而不是对9·11袭击的发动者基地组织的隐形战争。我认为，布什当局不仅曲解了现代战争的经验，而且铸成了历史性的政策错误。
在第五章，我们分析了针对基地组织的下一步任务，揭示了“新”的战略，包括如何有选择地使用证据和措辞，以证明打击伊拉克的决策是正当的。我们将从阿富汗恶化的形势以及战后伊拉克国内激烈的冲突来分析反恐战略的后果。萨达姆雕像被摧毁不到四个月，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打击伊斯兰国家，我们使得基地组织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为恐怖分子袭击美军提供了现成的途径。这是战略缺陷的必然结果。
最后，我在第六章中分析了政策的实际后果：志愿部队恪尽职守，而美国陆军自身处境艰难；“伊拉克”这一概念成为通往新美利坚帝国的台阶，一个由武力而非褪色的梦想所缔造的帝国。在2003年，正是新美利坚帝国的这一观念表明，人们对自二战结束后美国所创造的实实在在的帝国的一种无知。战略的失败呼唤可替代的对策：在本书结束部分，我对建设一个国内更为安全，对外更加强大而非咄咄逼人的美国提出了建议。
在撰写本书时，我参考了大量的公开信息，如新闻稿件、新闻评论、民意调查、演讲、声明和远方战场的影像资料，作为战时和战后的军方评论员，我的职责是，密切跟踪事态，在电视和报纸重大事件专栏上阐述客观公正的观点。还有一些材料来自私人渠道，如一些退休官员可能接触的信息，因为许多战争参与者往往会交换观点和看法。我必须为这些信息渠道保密，但出于公共利益，其中部分信息可以共享。
我不希望在写作中带有政治派性，而是采用我在实际工作中所尝试的平衡分析法：即做到清晰、真实、直率和负责任。但是，本书仍得出了一些有力的结论。由于过去一年里，在美国反恐战争的进程中，我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因此，有人从党派角度看待我的评论。政府和国会中的一些人给我的评论贴上政治动机的标签，认为我包藏的政治野心左右了自己的观点。截然相反：我得出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本身引发了政治关注。我认为，对于相关的政策问题，我们需要有明确的结论。2003年夏天，当我撰写此书时，关于2004年我是否参加总统竞选的猜测传得沸沸扬扬，但这些捕风捉影的看法对我的分析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认为，人们有权对我的动机和政见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必然的。正如一位同事宽慰我说：“谁说言论自由是无代价的？”
但是，我们军队的指战员正在付出现实的代价，特别是陆军。他们远离故土，履行着含混不清的使命，面对每天遭遇袭击的危险，他们不能也不会为自己辩解。我能做的就是写成此书，以期对他们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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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0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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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0日凌晨，在伊拉克某地上空。F-117“夜鹰”隐型战斗机飞行员检查完武器系统，准备投下重达2000磅的炸弹。约40枚战斧式海基巡航导弹紧随其后。这绝不是一次令人震撼和敬畏的战斗。但它是致命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萨达姆·侯赛因本人、他的儿子和伊拉克政权的关键人物。
几小时前，华盛顿接到特别情报，萨达姆·侯赛因及其高层领导人，或许还包括他的儿子，将在巴格达南部郊区的一所建筑内进行短暂聚会。对美国而言，袭击成功有可能获得“干净的胜利”。即使炸弹脱离目标，也肯定会给萨达姆以精神上的巨大打击。
袭击击中了目标，随后发动导弹攻击。对于意料之外的情报，这是一次机智、勇敢的应对。它展示了在协同作战方面，美国空军和海军非凡的敏捷和自信。但这并非战争的真正开端。
事实上，1991年1月初，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权乔治·H·W·布什总统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从那一刻起，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就开始了。而此时，战争尚未结束。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并侵占了弱小邻国科威特。美国当时的政策是，阻止伊拉克发动进一步侵略，逼迫伊拉克撤军，解放科威特。正如老布什总统的声明：“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1990年秋，经过五个多月的外交努力与威慑，美国公众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视为中东地区完全不受欢迎的当权者。他傲慢、危险、奸诈，在历时12年的道德剧中，萨达姆成为主要的反面角色，在美国家喻户晓。
一些国家组成庞大的联盟，他们从联合国获得授权，要求萨达姆把军队撤出科威特。1991年1月15日，当萨达姆最终拒绝联合国决议后，针对他的军事行动打响了。空袭和随后空中与地面的协同作战持续了40天，目的是切断并摧毁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美国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地面战斗仅仅持续100小时就结束了。当时，我们似乎已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大部分伊拉克部队，特别是共和国卫队并未被摧毁。随后，伊拉克空军被禁止在新设立的“禁飞区”飞行，为解除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向联合国承诺，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一场不寻常的和平出现了。
在美国国内，几个月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游行，爱国主义、对美军及其领导人和现任总统的欢呼达到了顶点。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战争以较小的痛苦迅速实现了预定目标。战争看上去是成功的，至少是对伊拉克的打击。而且，战争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了作用。干净、利落的胜利使美国人赢得了最基本的回报：生命、牺牲、荣誉和海外胜利。甚至连越南的苦涩回味也淡去了。总统的支持迅速飙升到91%。
即使战争将要结束，但一些美国人已开始看到，我们把目标设定的太低了。如果萨达姆.侯赛因那么坏，为什么在解放科威特之后就裹足不前呢？当一些美国领导人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将萨达姆赶下台时，布什总统本人认为，伊拉克人民将会把他推翻。在华盛顿，普遍的预期是，无论如何，萨达姆的失败将导致其失去伊拉克政权。
在伊拉克国内，战争的后果错综复杂。受美国及其对萨达姆战争胜利的鼓舞，长期受邻国伊朗同情的南部什叶派穆斯林，还有北部少数民族库尔德人爆发了起义，威胁萨达姆的统治。萨达姆残酷镇压了反叛，美国没能进行调解。在北部，由于设立了伊拉克禁飞区，实施了人道主义援助，而且美国威胁要干涉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镇压，这些因素阻止了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
此后，敌对状况在愤怒中平息，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了制裁，除非它能证明已完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围绕科伊交界地区特定边界的划分发生各种争吵。
在随后的九年中，对美国而言，伊拉克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无法证明它已完全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1998年底开始，美国要求联合国进行核查、制裁，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和英国空军在禁飞区盘旋，实施了数百次打击，轰炸几乎未曾间断。同时，美国增强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为预防再次开战，它在科威特建立了规模更大、准备更精良、反应更敏捷的军事能力。而萨达姆·侯赛因仍然是中东地区典型的恶棍，是以色列的夙敌。
1991年和1992年，美国自身在科威特建立了战后保障能力，在多哈建设了装备储备库，组建了参谋部，定期对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其目的是阻止伊拉克的威胁，使科威特努力获得安全感。即使比尔.克林顿领导的新政府也无法回避伊拉克问题。1993年，在前总统乔治.H.W.布什访问科威特期间，伊拉克试图对他实施谋杀。作为报复，美国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拉克情报部。这是美国武装力量在该地区的展示，也是美国敌视萨达姆的一种暗示。萨达姆观望了一年，随后，再次把他最精锐的几个师派往靠近科威特的南部地区，重新占领了一些集结区域，1990年，他们曾通过这些区域入侵科威特。美国迅速派遣航空母舰，并宣布美军处于戒备状态。尽管这仅仅是伊拉克人的佯攻，然而，它使美国重新下定决心，不能再一次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
同时，联合国伊拉克特别委员会（UNSCOM）继续工作，以证实伊拉克是否遵守其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承诺。尽管伊拉克拒绝核查并采取蒙骗手段，显然，核查伊拉克的计划产生了效果。据叛逃的萨达姆女婿供述，在90年代初，伊拉克大部分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计划已被瓦解。但是，伊拉克仍然对联合国和美国发起挑衅。
除联合国外，美国根据其“双重遏止”的波斯湾政策，继续对萨达姆政权施加压力：例如，战争后期，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美国空军定期在南部和北部设立的禁飞内区盘旋，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得以强化。
实际上，来自伊拉克的威胁逐渐成为美国防务政策的主题。为证明保持大规模军事力量是正确的，美国公开引述两个场景，“沙漠风暴”的再次爆发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北朝鲜通过军事分界线对韩国发动进攻。到90年代后期，作为计划制定的议题，波斯湾被选定为两个主要战场之一，美国着手实施认真的战前准备，强化后勤、通讯和情报工作，以防备可能爆发的战争。而且，开始以假象的伊拉克战争为背景，对武器采购、部队配置和训练进行必要的研究。
同时，伊拉克对联合国核查人员的强硬态度引起了美国的忧虑。克林顿政府的主要关注之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扩散，对于联合国和美国推行的核查和要求终止其武器计划的努力，萨达姆始终不以为然。1998年秋，伊拉克拒绝在可接受条件下允许核查人员返回，实施更强硬的措施迫在眉睫。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自由法案，呼吁改变伊拉克现政权。
1998年12月初，面对伊拉克对联合国核查工作的不断阻挠，美国动用了武力。12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动沙漠之狐行动，在84小时的战斗中，对伊拉克总指挥部和怀疑生产、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实施了连续打击。
萨达姆予以回击，米格25截击机快速进出禁飞区，高速飞行使盟国空军难以进行有效地拦截，通过挑战美国设立的禁飞区，萨达姆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报复，美国改变了禁飞区内实施打击的交战规则。从1998年12月末起，美英飞机加强了南部和北部禁飞区，宣布将对可能威胁其飞机的任何雷达或相关设施进行攻击。
当2000年总统竞选展开时，共和党内的许多人把伊拉克引述为危险的、尚未完成的事件，也是民主党总统软弱领导能力的代名词。
新总统乔治·W·布什就职典礼结束后不久，2001年2月，国务卿柯林·鲍威尔访问了该地区，着手制定新的伊拉克政策。几天后，鲍威尔回国，他呼吁实施更严格、更集中的制裁，即所谓巧妙的制裁，籍此重建联合国以为后盾的制裁制度。但是，这一努力在布什政府内部无疾而终，因为由滞留侦察机引发的与中国的危机，以及随后政府追求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似乎已成为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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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领导能力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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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0年总统竞选展开时，共和党内的许多人把伊拉克引述为危险的、尚未完成的事件，也是民主党总统软弱领导能力的代名词。
新总统乔治·W·布什就职典礼结束后不久，2001年2月，国务卿柯林·鲍威尔访问了该地区，着手制定新的伊拉克政策。几天后，鲍威尔回国，他呼吁实施更严格、更集中的制裁，即所谓巧妙的制裁，籍此重建联合国以为后盾的制裁制度。但是，这一努力在布什政府内部无疾而终，因为由滞留侦察机引发的与中国的危机，以及随后政府追求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似乎已成为中心问题。
2001年9月11日，针对世界贸易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对于政府、对于美国、对于美国与世界关系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安全感和不受伤害的印象已被来自国外的武力威胁击得粉碎。类似事件从未发生过。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曾遭遇过这样的恐怖。当然，损失的规模绝对是毁灭性的，但是，其它国家已经忍受了恐怖和突然的、令人震惊的死亡场景，他们都挺了过来。德国有红军旅，意大利有红色旅，英国有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有巴斯克分离主义者，希腊有11月17日运动，土耳其有真主党，还有沙特阿拉伯、埃及、印度，当然包括以色列，都经历了恐怖主义。当然，1993年，美国也遭遇恐怖袭击，放置在世贸中心的炸药第一次震惊了曼哈顿。然而，“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几乎没有浸入美国人的心灵。但是，9·11事件的打击是沉重的，它与任何能理解的政治目标都不相关联。这是一场战争。
9月11日是个“突变点”，它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畴，我们需要对此予以回应。它也因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领导的机会、建设的机会、和解的机会、反击的机会、一个重新安排轻重缓急的机会。一届总统的任期也许会随波逐流，如勉强通过与国民经济所需的规模和范围非常不相称的减税政策；最高行政长官工作之余多投入一点时间就会赢得声望等等，但其政策会随着愤怒、痛苦而转移并最终成型。死亡、创伤和再次袭击的恐惧为美国政策和公共观念的重新形成提供了杠杆。
即使在9·11当天，当奥萨马.本.拉登的名字在美国已经妇孺皆知时，一些团体仍然建议查找“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把萨达姆·侯赛因当作恐怖分子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敌视、好战、捣乱，萨达姆仍然在为其宏大的地区改造而奋斗，他是一个未了结的事件，一个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多年来毫不掩饰其支持各种反以色列恐怖分子的无赖领导人。与9·11事件肇事者的某些联系看上去有些道理。因此，公众并实际上并不知道，总统及其幕僚已经决定，他们将以9·11事件为借口，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似乎非常合适，因为9·11事件是战争行动；看起来，在道义和政策层面就需要以战争来回应，一场具有大规模部队和强烈视觉效果的真正战争。总之，作为理由，克林顿政府从未有效地解决萨达姆或恐怖主义问题，现在看看都发生了什么！但是，布什政府声称，本届政府是有勇气的，现在是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了。
军队投入在战争时，他们往往没有做好准备。但是，这次有所不同。总计划制定完毕已经有十年了，它有庞大的军事准备做支撑。在此基础上，2002年1月，军事行动总指挥汤米.弗兰克斯将军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首次召开一系列会议，开始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总体上，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现有计划—OPLAN1003作战计划延续了海湾战争的模式，即动用大规模部队，在开始阶段实施连续的空中打击。在随后的14个月里，决策层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反复斟酌，弗兰克斯和美国陆军官员主张，动用更强大的地面部队，而国防部长则尝试，以小规模地面部队发起更快速的战役。显然，OPLAN1003计划接受了约二十处修改。总统本人至少收到一打有关计划制定的详细汇报。
反复斟酌是十分有意义的。任何类似OPLAN1003这样的现成计划，必须做到既要非常全面，又要回避风险。对于现有计划的某些方面，海、陆、空三军各部的许多人都可能提出异议，这反映了参与计划制定的各军种和指挥部门之间的充分协调，所有这一切均在缺乏特定战略、外交目标和政治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着。在国防部长和总统的职权范围内，他们对该军事计划提出了质疑，对于每一项质疑，军事计划的许多设想和协调都可能难以接受。计划应该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适应政府当前的意图。
但质疑也达到其它目的。首先，它们有助于训练民间智囊和国防部长本人，使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实施做好准备。不断地交换意见让那些具有职业经验的军事领导当局备受折磨，也改变着民间质问者的看法。“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或那样做？”“你能证明需要这么多的兵力吗？或者你能证明需要那一军种吗？”“这一假设的根据是什么？”军事当局不断进行调整和回避，努力展示其知识和技巧，同时，为了加强关系并获得国务卿的支持，他们愿意透露其内部的分歧：他们相互之间可能进行激烈的指责，但最要紧的是，对于民众而言，他们的权力和控制力将得到提升。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作为政府官员，拉姆斯菲尔德对此早已驾轻就熟。
对计划的不断争论让一系列消息泄露给了新闻界，在军事计划实施之前很久，许多设想就被披露了。例如，计划制定者显然将巴格达看作敌军力量的中心，占领它是胜利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点，他们需要打败敌人的地面部队，特别是共和国卫队，这又似乎要求摧毁敌人统一的防空体系。如果伊拉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包括雷达网、观察哨所、指挥中心和司令部都能被摧毁，所有这些目标才能逐步推进。由于指挥控制系统高度集中在萨达姆本人周围，摧毁政权，也就是所谓的政权目标，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计划制定者必须考虑到伊拉克可能采取的对抗行动，并且思考如何加以阻止。这些对抗行动可能是对联军在科威特的集结区域进行导弹袭击；或者在波斯湾沿岸水域布设地雷打击盟国海军；或者用化学武器攻击集结在波斯湾地区的联军；或者对伊拉克油田实施自杀性或者环境灾难性的破坏，让任何占领的企图破灭。
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包括三个部分的整体计划：强大的空中打击，意在实现政权目标，摧毁伊拉克统一的防卫体系；特种作战部队的打击，除掉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导弹（SCUD）发射装置，击败乌姆盖斯尔附近的伊拉克海军力量；地面部队尽快向巴格达推进，沿途击败所有的伊拉克残余部队。各部分之间相互补充。特种部队锁定伊拉克军队的自由调动，引导空中打击，并对地面部队实施深度侦察。空中打击将摧毁伊拉克的指挥、控制和防空体系，而后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地面部队。联军地面部队将逼迫伊拉克军队实施调动，使其暴露在空中打击之下。理论上，三个部分相互协同、快速推进，以至于伊拉克人无法组织起对巴格达有效的纵深防御。
美军采取行动阻挠伊拉克人的战备，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计划的实施。这些手段有：利用新闻媒体、记者、前伊拉克将军、直接交谈，包括给伊拉克领导人的电子邮件，散布错误信息、展开欺骗和心理战等等。其意图是说服伊拉克人放下武器，即使接到命令也避免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鼓励他们叛逃。这就是所谓的新闻战。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它是军队内部快速扩张的部门；借助现代技术，利用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优势，预示着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伤亡获得胜利。有趣的是，尽管如此，一些想法和概念，譬如在敌人内部散布恐惧和混乱，却一点也不新奇。
在联合国核查还在进行的时候，其中一些活动就已经开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准军事间谍已渗透到伊拉克，他们与持不同政见的团体进行联络，甚至接触了一些重要的军官和复兴党领导人。在计划展开军事行动前很久，美军就开始播撒传单。美军已做好了准备，动用全部的技术装备，包括接管无线电频道，入侵互联网。
此外，从2002年中期开始，军事计划还利用正在进行的对北部和南部禁飞区的空袭，切断伊拉克防空、通讯、指挥控制、远程火炮和导弹，努力为战场做好准备。
随着战争计划制定的进行，它已成为曾经实施过的、最为详尽和严密的军事计划。1944年初，西西里战役刚刚结束，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才成立新的指挥部，进攻诺曼底的计划仅仅准备了四个月。朝鲜战争是在匆忙之中依照防御计划来实施的，经过不到90天的计划和准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计划制定花费了五个月的时间。1999年在科索沃，直到空中打击已实施了大半个月之后，地面作战计划才被批准。如果当前的计划是出色的，那么，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与美国历史上几乎任何战争计划相比，它都耗费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总之，该计划最大的缺陷是，只有军事计划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更广泛的外交和战略问题则未受到重视，后两者对于把现实的军事力量转化为真正的战略胜利至关重要。布什政府在这方面产生了分歧，一些人简单地主张打击，另一些人认为，在开战之前，至少应从联合国获得更大的国际授权。2002年夏末，决策形成了，即到联合国寻求一份新的安理会决议。我们将利用美国的决心和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获得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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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交到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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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初，布什政府将伊拉克问题提交到联合国。美国的意图从未明朗过：按总统设计的框架，这是要最后解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但是对于其他人，目的似乎更像是为美国注定要发动的战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挑战已经发出，因为总统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否则美国就会行动。总而言之，美国看起来并不是真的需要联合国的支持，至少在任何军事意义上它是不需要的。这不是在外国入侵者蹂躏自己国家时，埃塞俄比亚无依无靠的海尔.塞拉西总统对国际联盟最后发出的绝望请求。不，这是世界上孤独的超级大国的威胁、要求和挑战：行动，否则我们干。在美国压倒性力量的驱使下，联合国成功地通过了一两年前不可能通过的对伊拉克决议。这似乎也验证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外交讽刺：威胁单独动手有时是怂恿共同行动的最好办法。
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它设定了一系列期限，要求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表明，他愿意遵守联合国决议，愿意提供信息，接受新的更为严格的核查。决议的目的是，制定清晰、明确的标准，伊拉克必须尽快遵守，国际社会能够让伊拉克承担责任。
然而实际上，决议的表述方式是一种妥协。一方面，它满足了欧洲和俄罗斯的关注，要求万一萨达姆拒绝遵守，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前要与联合国协商。另一方面，其措辞是，美国可以在没有第二份决议的情况下，要求授权发动战争。正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内格罗彭特解释说：“如果伊拉克进一步违反决议而联合国没能采取断然行动，那么，该决议将不会约束任何成员国采取自卫行动，以使自己免受来自伊拉克的威胁，或者强制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以保卫世界安全与和平”。当然，关键词是“进一步违反”，协议似乎确定，会出现这一情况。
因此，在联合国并的胜利并不像显现出得那样大。它没有显示出一致的国际立场，至少目前还没有。欧洲和其它地区的许多国家认为，美国已经决定要发动战争。因此，很大程度上，在联合国的外交活动是制止美国入侵的最后行动，而不是解决萨达姆违禁武器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即使有1441号决议的措辞，要获得联合国的进一步支持，可能不仅取决于认定萨达姆没有遵守决议的事实，还取决于排除武力以外的任何其它选择，除非萨达姆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而且，政府一门心思地以战争为中心，排除了切合实际的联合国的战后规划。由于不愿真正考虑任何其它可供选择的方案，美国使自己丧失了道义上和在本地区的合法性，它将带来危险而又艰难的后果，增加分摊战后重担的难度。这是变得近乎痴迷的政府决心排除联合国在战后重要作用的第一个信号。没有寻求对战后使命的支持，这必定是美国冷战后军事计划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
欧洲对美国政府真实意图的忧虑也是有确凿事实为根据的，因为美国针对伊拉克的密集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美国公众并不知道，在将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前，美国已决定扩大在南部禁飞区的空袭，以摧毁萨达姆的通讯和防空系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这些打击可以看作是对萨达姆干预联军飞行的常规报复，但实际上，它们是“战场准备”的序幕。其真正意图是，削弱萨达姆的防卫以有利于随后的战争。
2002年9月，在位于科威特的预先配置装备的区域，美国第三步兵师的部队开始集结并进行沙漠作战训练，战争的地面准备开始了。到11月末，指挥部各部准备就绪。在卡塔尔举行的总指挥部演习中，指挥和参谋各部协同制定和完善了战争计划。有人会认为，军事准备会增强美国的外交势力，支持联合国做出决议，但是，准备似乎也阻止了对任何外交解决的耐心等待。这只是视角不同而已。
在深秋，美国计划转入真正的预备役征召和部署时，军事计划仍摇摆不定。显然，在外交努力的时间安排、性质和它们对军队部署的影响方面，布什政府内部发生了争吵。随着计划修改的继续，精心准备的分期军力调动目录成为另一个要关注的方面，这一部署可能要长达两年的准备。如果得到批准，它将按照合理的次序实施紧急待命、调动和部署部队，这实际上是按程序进行的，即每一军种按照轻重缓急投入战场。据报道，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讲过：“这是冷战的遗物”。他将它抛弃了。
与此相反，国防部长及其核心幕僚继续使用动员令，根据动员令，部长本人能够对每一支部队和每一次行动实施控制。然而对他而言，评估每次部署纯粹是浪费时间，不久，有传言说，拉姆斯菲尔德所赞同的是根据部队的重要性，“一批批”地进行部署。这些指示违背了部队部署的谨慎次序，即根据需要，按照顺序对部队实施紧急待命、调动，做好部署准备。对于预备役部队，这一点尤为重要，许多部队不得不增加人员和装备以满足战场需要。随后导致一些违反常规的补救措施，即根据后面的需要拆散先前的部署，推迟调动，减少训练，很大程度上放慢了总体部署。
当然，军队面临着计划困境：过早部署和保持大规模部队也是不适宜的，这样做成本太高，容易遭到攻击，使国内政治受到损害，给外交进程和该地区带来混乱。但是，部署延误可能意味着计划尚未准备就绪行动就开始了。也许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只有他能根据每天的形势来行使决策权。这样，部长具备了“控制罗盘”的权力，以此来保证军队行动与至关重要的外交和政治考虑保持一致。但是，这也意味着，对于每次军事行动的每个特定的、个别的环节，国防部长都不得不花费精力来审查和批准，它包括上百个参战和预备部队的调动及部署。即使对于拉姆斯菲尔德这样一个以精力充沛而著称的人，这也会是一种折磨。某种程度上，在现有体系内，这实际上是源于一种个人动机，即支配欲。他们认为，部长对此充满了渴望。
11月，军事行动开始的准确日期不得而知。显然，如果能取得联合国对动武的支持，那么再等几天也是明智的。然而，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在公众支持力消失前，必须尽快展开军事打击。这也涉及美国公共舆论的问题。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动武的美国人略占多数，但据推测，随着战斗越临近，支持的比例将会上升。
这样，五角大楼抛出了一个更为诡诈的理由，指出伊拉克将要到来的酷暑不适合作战，它试图锁定入侵时间。这就已经确定开战的最后期限：2003年3月中下旬。这是一个臆想和荒谬的主张，好像一旦伊拉克天气达到一定温度，士兵及其装备将无法发挥作用。此外，这也忽视了最近的经验和常识。1990年，美军第一次防御部署发生在沙特阿拉伯最为炎热的季节里，在一些地区，气温持续保持在130华氏度左右。尽管不那么舒服，但当时部队仍然是有战斗力的。就此次而言，即使战斗如期展开，五角大楼是否想过，随后将会发生什么吗？在伊拉克夏季到来前，部队能马上撤离，返回美国吗？甚至国务卿鲍威尔也声明，不存在开战的最后期限。
但是，对美国人而言，对错误认识得太晚了，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力量对比是完全不对称的。为保卫伊拉克，萨达姆名义上能够动员26个师，大约包括2000辆坦克、2500门火炮 、约300架战斗和攻击机，还有约150架武装直升机。伊拉克已经发展了化学和生物武器，至少曾在20世纪80年代使用了化学武器。伊拉克兵力总共约有40万人，加上同等数量的预备役人员和约4万人的阿拉伯突击队战士。当然，在南部和北部禁飞区内，萨达姆的军队已遭受美国十多年的侦察和空中打击，包括1998年持续四天的空袭。他们一定对联军队电子和雷达信号、作战方式和作战程序有了相当的了解。伊拉克已经研究了1991年海湾战争与美国交战的经验，此外还从俄罗斯、中国和塞尔维亚获得一些信息，自海湾战争后，这些国家对美军的战术机动与作战能力进行了严密监视。
伊拉克的军队数量掩盖了极度疲弱的战斗力。其装备老化，80年代用来抗击伊朗的武器几乎没有更新；可以推测，主要装备无法投入实战。军队训练受到限制。最重要的是，非常不幸，其统一的防空体系准备不足：雷达和指挥中心所处的位置容易受到攻击，导弹的射程和速度不足，飞机性能优劣悬殊，大部分通信系统十分脆弱。如果缺乏可生存的、有效的防空体系，所有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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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场战斗准备了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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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抗这样老化的军队，美国配备了其最为先进和精良的部队。美军为这场战斗已准备了近十年。机场、战备设施和在适当环境下愿意为美军提供通道的友好国家已经把伊拉克团团围住。在空中，新的B-2隐型轰炸机将发动攻击，每架飞机携带16枚重达2000磅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JDAM），这是一种能够击中几英尺范围内目标的全天候卫星惯性制导炸弹。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B-2轰炸机首次投入实战，在多颗卫星制导以及惯性制导系统的帮助下，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具有令人惊异的准确性，它能够精确命中预定目标，是确保全天候战争胜利的关键。B-1轰炸机将对B-2隐型轰炸机给予补充。在冷战时期，为了在苏联雷达覆盖之下以超音速飞行并实施核打击，B-1最初设计能携带更重的负载，即70多枚重达500磅的炸弹，或12枚以上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此外，还有服役时间更长、但已实现现代化的B-52轰炸机，其发射的巡航导弹弹头重达3000磅，当防空系统十分落后时，它能在空中盘旋，提供及时的支持。同时，在战争初期，还有F-117“夜鹰”隐型战斗机，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曾用来对伊拉克发动打击，现在，它仍然是一支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