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奇袭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第2旅旅长戴夫·帕金斯上校的想法。他与师长巴福特·布劳特少将通电话，表达了我们或许应安排一次心理围攻的想法，他请求批准并且组织了突袭。这一突袭来自于个人的远见和创新，是帕金斯二十多年的经验、结构合理的陆军将领培养体系和对自己部队充满自信、有勇气支持他们的指挥官的杰作。当布劳特少将赞同并获得军部批准后，作战计划开始执行。
当一支40多辆坦克和布拉德利战车组成的纵队，向北沿着希拉公路呼啸着进入巴格达的时候，伊拉克人几乎完全没有想到。措手不及加之不在其所，伊军仓促应战并开始以轻武器、机枪和火箭榴弹枪向装甲车还击。但是，突击纵队对2000～3000名伊拉克武装分子进行猛烈地射击和机动，他们撞开车辆，用重武器在近距离开火，粉碎了伊军实施城市紧密防御的任何企图。由于沿高速公路开辟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奇袭进一步摧毁了对第1旅机场阵地实施反攻的任何野心。
奇袭的意图不是要夺取重要地点或控制地面，而是突破、侦察和破坏，如果有可能，尽量防止出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战。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在美军不断增加的对伊拉克军队的军事控制中，奇袭标志着又一个高潮。它也使人们接受了美国军事胜利的印象，因为这符合新闻战的基本原理：行动和画面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同时，在巴格达上空，美军利用已被削弱的伊拉克防空体系，施放了无人驾驶飞行器，即猎兔犬和捕食者遥控飞机，跟踪敌人和友军的调动，提供精确打击目标。通过协同工作，借助安放在遥控飞机上的电视摄像头，美军能够即时跟踪军事行动的进展，这也克服了所有城市防御的主要困难之一：在城市内，各个部队和战场之间的相互隔绝。现在，美军能够一览无余，并在任何地点做出反应。
在北方，特种部队和库尔德人不断对伊拉克人施加压力，逼迫敌军后撤，呼叫空中打击给敌军造成伤亡，他们避开伊拉克人的还击炮火并进行反击。但是在这里，美国人和库尔德人的联盟是松散的，缺乏有战斗力的部队，空军独自进行战斗并且要避免自身的重大损失。然而，伊拉克人仍然进行顽强的战斗，组织反击，只是在美军的压力下才后退。
为了向前推进，防备伊拉克的抵抗，美国特种部队和库尔德人要求反复进行空中打击。战斗中最糟糕的几次自相残杀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当库尔德人正在推进时，两架美国飞机错误地攻击了该纵队，打死1名美国人、至少18名库尔德人，另有45人受伤。
友军的炮火通常是战争的危险之一，没有什么比遭受自己部队的攻击更能打击士气、破坏攻势了。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也发生了几起友军交火事故，察觉到错误后，部队和指挥员感到痛苦和愤怒。因此，在这次战争中，美军已采取很多措施以减少友军交火事故。由于全球定位系统（GBS）的广泛使用，与以前相比，空军和地面部队都能更好地确定自己的位置。卫星传输通讯为地面控制人员提供了与空军指挥部联系的手段；控制人员和飞机之间的地—空通讯也被大量地使用。空军和导弹连队装备了友军或敌军异频雷达识别装置，它能用编码信号回应对方问询。
在战争中，美国爱国者导弹连已击落了一架英国飞机，可能还有一架美国飞机。在南方，美军飞机击中了一辆英国装甲车。两辆英国坦克相互交火，击毁一辆坦克，全体士兵被击毙。在纳西里耶的一次错误攻击中，一架美国A-10攻击机打死约9名士兵，打伤30多人。最新的一次攻击不仅使当地库尔德领导人受伤，而且破坏了美国协助下，库尔德人向摩苏尔推进的势头。
但是，主要行动是在巴格达。星期天，美国加紧了对城市周围的警戒，第3步兵师的部队向北和向东运动，他们从机场出发，封锁了主要的进城道路，在向前推进中与海军陆战队会合。两支部队均遭遇了分散的抵抗，包括一些伊拉克人的负隅顽抗。海军陆战队在自身火炮和火箭炮火的掩护下推进，但是，他们不得不首次应付伊拉克人对一座桥梁的成功破坏。这是一个让人迷惑和混乱的战场环境，除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平民试图逃离战场外，还有丢弃的装备和逃跑的士兵。到当天结束，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联合起来，已经能够封锁伊拉克人进城增援的所有主要道路。
伊拉克新闻部长继续声称，美国的进攻已经被挫败，他断言机场的美军部队已被包围。而实际上，他的公开声明通常反映的是被窃听的报告，该报告已被美军情报分队监听，而且被呈送给了萨达姆的儿子库赛。这场战争的讽刺之一就是伊拉克的错误报道，为了避免“杀害信使”之类的报复，显然，伊拉克官员故意伪造了这些报道，但也许，美国的反控制指挥系统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削弱伊拉克。尽管为了削弱敌人的新闻战，美国采取了很多行动，如切断空中广播、除掉伊拉克的指挥控制系统等等，但是，伊拉克政府仍然在发布错误的报告，扰乱了战场的真实情况。它是“打击政权”目标和攻击战略指挥控制难以同时实现的又一个例证。
4月7日星期一早晨，美国军队再次攻入巴格达。海军陆战队打开了跨越底亚拉河的道路，从东部向巴格达中心挺进，他们战胜了顽强抵抗，艰难地向前推进。南面主要是第3步兵师第2旅的战斗部队，约70辆坦克和60辆其它装甲车，他们努力作战，攻入并占领了共和国宫（伊拉克官方政府所在地）和赛义德寝宫。部队在推进中，遭到在交叉路口掘壕固守以及建筑物之间游动的步兵的猛烈抵抗，这至少表明，当地还存在着指挥和控制。战斗在继续进行着，一枚伊拉克火箭击中并摧毁了第2旅的战术作战中心。在拉希德饭店、新闻部和阅兵场周围，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然而，美国领导人知道，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能够被除掉，伊拉克的抵抗立刻会土崩瓦解，因此，美军继续加紧搜捕。
据报道，至少一名中央情报局（CIA）雇佣的间谍和一支德尔塔突击队正在追踪萨达姆。星期一下午，多种渠道报告，萨达姆已逃入巴格达郊区的一座饭店。45分钟内，已在上空盘旋的一架B-1轰炸机被告知目标的坐标，它用四枚重达2000磅的炸弹进行攻击，其中两枚是掩体炸弹。美国又一次希望，萨达姆和他的儿子已经被击中。在星期一晚上，特种部队袭击了新闻部的另一个地点，再次试图摧毁萨达姆新闻战的中心。
但星期二早晨，为夺回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总统宫建筑群，伊拉克组织了一系列猛烈的反攻。有大约50辆卡车、公共汽车和装甲战车在推进，伊拉克部队是一支由特种共和国卫队、阿拉伯突击队和复兴党的拥护者组成的大杂烩。他们向桥梁推进时，这是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伊拉克部队首先遭到盟国空军和火炮的打击。大多数敌军跨过了大桥，但被第3步兵师第2旅的部队所包围，该部队已经接受部署以保护美军在宫殿附近的阵地。伊拉克人被坦克和布拉德利战车完全击败了，坦克和战车能坚守阵地，发射连续的、毁灭性的炮火。多数伊拉克人徒步散开，试图进入西岸的建筑物，以便把它们用做狙击阵地。但是在这里，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他们被空中、火炮和迫击炮火力逐步剿灭。伊拉克人至少策划了三起自杀性爆炸，他们使用了装满炸药的小汽车，但是，恰好都在杀伤范围以外爆炸了。到下午晚些时候，伊军对第2旅阵地的反击被彻底击败。美国空军第一次在首都低空飞行，对建筑物和装甲车发动精确打击，有一架美军飞机被伊拉克Roland导弹击落。
尽管伊新闻部长阿.萨哈夫继续否认，但这确实是伊拉克政权的终结。第3步兵师的两个附属旅正在进入巴格达，第3旅从北方绕道进入，第1旅从它在机场的基地向东面移动。到了黄昏，底格里斯河西岸大部分落入美军之手，恢复了平静。在星期一萨达姆受到攻击后，许多伊拉克部长没有到他们的办公室上班，到星期二结束，许多伊拉克政府建筑被美军所控制。最后，伊拉克电视台永远地消失在夜空中。
同时，海军陆战队继续其跨越迪亚拉河的攻击，他们已经打了几场艰苦的遭遇战，夺取了巴格达东部距底格里斯河3英里的拉希德空军基地，重新开始推进。到星期三，当海军陆战队挺进到底格里斯河东岸与第3步兵师会合时，巴格达战役形势已经明朗了。虽然还有零星的抵抗，但街道很空旷，阿拉伯突击队的控制被粉碎了。
在南部，101空降师已结束其在希拉的行动，完成了它的“后方作战”职责，在更南面的巴士拉，英国人牢牢地控制了局势。
------------
北方的问题依然存在
------------
北方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伊拉克对基尔库克、摩苏尔和提克里特的控制，但这些部队正遭受来自空中的打击。随着巴格达的陷落，集中的伊拉克控制和指挥系统当然被粉碎了；在这一点上，打败这些伊拉克部队仅仅是时间问题。
从星期二夜晚夺取机场的突袭，直到星期三有组织抵抗的终结，巴格达的陷落仅仅持续了七天。就一般的城市战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从一个地下室到另一个地下室的漫长、拖沓的步兵战斗，在巴格达的战役中，干脆的装甲机动和相对长距离的轻武器、加农炮、迫击炮和火炮的火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精确的空中力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效果。事实上，有些人曾预料的可能持续几个星期的战斗仅仅不到一周就结束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尽管美军提前两天完成了在卡尔巴拉附近的突破，跨过了幼发拉底河，但是，伊拉克军队似乎对美军如此的进逼感到吃惊。自始至终，美国的军事行动让伊拉克守卫者大出所料，措手不及。第二，巴格达的西部地区是宽广的开阔地，重型装甲车很容易接近，伊拉克人因此也丧失了别处可能具有的近距离优势，反而有利于美国部队。因此，在这一点上，正规的、有组织的防线可能已经被粉碎，而且，伊拉克的火力协同和机动作战能力有限。许多伊拉克人作战顽强、无私无畏，但他们的准备很差，缺少成功的城市战争所常见的路障、反坦克壕、广阔的雷场、伏击阵地、配置和隐藏的重武器以及其它技术。由于他们的勇敢，伊拉克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反击只是加速了灭亡。更为根本的是，伊拉克人缺乏，或已经丧失规划战斗和设计战场的能力，这些是防御战，特别是城市防御战所必不可少的。
与伊拉克的这些不足相对应，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是能够加以识别的。制空权使进攻的美国地面部队得到了有关伊拉克调动的实时情报，包括全景图像。摧毁电话局无疑使伊拉克人更容易偷听到美国的无线电通讯。美国充分地利用其绝对优势获得了主动权，逼迫伊拉克人陷入被个个歼灭的境地。在联合作战中，事实证明，美国的装甲机动战术具有决定性作用：它突破了城市环行防线、迫使处于劣势的伊拉克部队面对美国出众的地面火力；陆军配备了M1A1阿布拉姆坦克和装有25毫米机枪的布拉德利战车；它在机动中，能够向盘旋在上空的直升机和空军部队呼叫，实施快速的精确打击；装甲机动战术发挥了美国军队卓越的灵活和应变能力。
到星期四，美国B-52轰炸机对城北重要山脊上的伊拉克阵地发动了一连串轰炸，随后，基尔库克附近的伊拉克防御失去了控制。几小时之内，随着伊拉克守军的逃跑，与美军联合作战的库尔德人武装夺取了基尔库克。美国第173空降旅得到了从德国空运的坦克和装甲战车的增援，但在它发动进攻之前，基尔库克就陷落了。
星期五，伊拉克军队退却到摩苏尔。如同在基尔库克一样，少量地面美国人指引了目标，空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像2001年秋天在阿富汗与塔利班的战斗，美国特种部队能够调动当地部队，以充分控制削弱的、缺乏组织敌军，但是，战争的主要武器是空中力量。
到星期五，美国第1海军陆战师的一支部队从巴格达向北进发，去打垮伊拉克人在提克里特的抵抗，该地区是萨达姆的家乡，也是伊拉克部队最后困守的地区。到4月14日星期一，伊军在提克里特的最后顽抗已被打败。同时，从德克萨斯开拔、已经集结完毕的美军第4步兵师开始向北运动，进入伊拉克。这标志着，在第一支美国部队从科威特进入伊拉克27天之后，战争正式结束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国防部所计划的美国武装部队的转变是正确的，解放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战略也是正确的。但事实是非常复杂的，绝非言过其实。
当然，军事行动成功地摧毁了伊拉克武装部队，夺取了巴格达，把萨达姆政权赶下了台。但是，考虑到美国和伊拉克各自的军事实力，这一结果毫无悬念。计划为美军应对军事行动中的紧急事态提供了正确基础。实际上，美军做出了各种调整，如提前开战、修改作战任务以处理巴士拉和补给线的问题、改变时间安排以应对沙尘暴、突入巴格达等等，尽管有这些调整，但是，尤其是美军始终以巴格达和部署在其周边的共和国卫队为重点，才使得基本军事计划能够获得辉煌的成功。
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和他的指挥官熟练地发挥其节奏上的优势，他们放缓地面推进的步伐，使补给能够跟上，并实施后方作战以控制伊拉克部队，当美军跨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逼近了巴格达，显然美国已经攻入伊拉克内部决策圈时，进攻节奏加快了。
但是，步兵、海军陆战队员、水兵和飞行员本身并未给予足够的荣誉。最终，军事行动的胜利取决于各部队的能力，特别是操纵武器和装备的指战员。在战争中，战役最终决定于基层组织，即由那些捕捉目标、比对手更快开火的坦克指挥员、由那些透过薄雾窥视并找到敌人地面伪装阵地的战机飞行员、由那些沿崎岖地形推进的战车驾驶员来决定的。没有能力上的决定性优势，空军不可能有效地打击伊拉克地面部队，美军地面部队也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伤亡、如此迅速地突破共和国卫队而挺进。高级指挥官可能在战役中失败，或者他们也可能为胜利设定一些条件。这是对弗兰克斯将军及所属的指挥官的信任，他们一定能够发挥美军的超级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和素养业已存在，自越南战争结束的几十年里，它已成为美国军队的内在组成部分。指挥官的任务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形成、调整和应用这种能力与素养。这一次，他们干得极为出色。然而，胜利是在基层获得的，这才是你寻找英雄的地方。
必须等到进一步理解了伊拉克人的意图、计划和行动后，才能做出一些深入的评价。例如，看起来美国施展的诡计已实现了战略上的出其不意，特别在第4步兵师尚未部署，伊拉克北部没有任何部队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但是，萨达姆没能更快地从巴格达北部向南部重新部署部队，可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他的执拗与自负。看起来，萨达姆没有能布置巴格达防御更可能是他缺乏领导能力的结果，害怕承认在美军攻击的重压下，未来的防御有可能失败，或者伊拉克指挥控制可能会崩溃，而不仅仅是没有预料到美国攻击的时间安排。
另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是心理战的效果。按照美国的预期来衡量，这一战役还不是完全的胜利：没有大部队投降。说服伊拉克部队不要使用化学武器的努力成功了，这只是因为战役期间，他们从没有配发化学武器以投入实战。在战役之前和战役进行过程中，如此多的伊拉克领导和军队灰心丧气，逃离他们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可以归结为对自己的军队和指挥官缺乏信心，还源于对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的恐惧。但是，电子邮件、电话和语音邮件、传单和拜访也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至少调整了伊拉克人对随后会发生什么的精神状态，促成了一些部队的解体。衡量心理战的成本是一个难题，就此而言，对某些伊拉克通讯的破坏似乎被耽搁了。但这是一个恰当的权衡。
至于更大规模的新闻战，与对计划和部队效率的辩护之辞相比，军事行动更有发言权。当然，美国舆论的支持是坚定的。但是，在中东地区，我们迫切需要赢得感情和理解，新闻战不但未能消除反美情绪，并且实际上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此外，尽管发现了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万人坑”，而且，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组建略微抵消了美国侵略和占领的印象，但是，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化学或生物武器威胁的证据，这削弱了美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的希望。
尽管军事行动的决定性阶段已经胜利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指挥官可调动的部队被大打折扣，军事计划承受了不必要的风险。虽然事实上，部队数量足以打败伊拉克军队，但是，军事行动的总体观念是效果，而不是效率。军事行动的实施不同于商业活动，后者利用可预计的必需品和经营环境，使投入成本最小化。而战斗，特别是地面战是最无法预测的人类活动之一。由于风险往往来自于不可能的或无法预知的因素，它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因此，军事经验通常要求，在任何行动开始之前，需要使可预知的风险最小化。
额外的部队是可以动用的，他们甚至已经接受了调遣。军事行动具有固有的无效率特征，它要求有更多的作战部队、更多是保卫补给线的部队、更多的提供多余物资的汽车和后勤部队，这些都会降低军事行动的风险。至少一些计划制定者明白这一点，这是计划实施进程中精神保持高度紧张的根源。但是，它们的部署已经太迟了。
当形势逐步明朗，土耳其将不允许美军通过的时候，在科威特部署第4支作战部队已经太迟了。但是，至少可以对第2骑兵团或别的军事警察部队实施空运，而不应坐等战争爆发五天后，沿补给路线发生危机。可以相信，沿补给线路的额外部队能够防止第509海军陆战连士兵付出生命这类的过失出现。
随着战后阶段的到来，军事计划的过度风险变得更加明显，此时，部队兵力和作战能力无法胜任现在的任务。计划制定者的工作是，预测各种意外事件并对此做好充分准备，这包括战后伊拉克抵抗美国占领的可能性。但“见机行事”的哲学做不到这一点，它似乎是从不断的部署问题和每一个战略梗阻中所反映出一种哲学。结果是，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美军无法提供安全、制止抢掠和破坏，也无法在全国，甚至在巴格达城内，建立可以信赖的军事存在。必然出现的混乱对于美国从战场上所赢得信赖的提升造成了一些损害，也为随后几周伊拉克人展开深入的、更有组织的抵抗提供了机会。
------------
“随机应变”是难以避免的
------------
在3月20日，当战斗打响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有4个团可以动用。在科威特，美国陆军仅保有7个作战旅，即第3步兵师3个旅、第101空降师3个旅、第82空降师1个旅，第101空降师的一些部队还未作好出发准备。到4月11日，当摩苏尔和提克里特陷落时，随着第2骑兵团和第173空降旅的到达，在伊拉克的美国陆军增加到7个旅。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到5月底，随着第1步兵师的一个旅、第1装甲师、第4步兵师和第3装甲骑兵团的到来，在伊拉克的陆军数量达到17个陆军旅。此时，尽管姗姗来迟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但长时期的混乱使得军事构想的最终结局产生了一些疑问。
也许有人认为，在现代战争中，“随机应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集结更大规模的部队，或及早开始集结，可能会破坏寻找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但是，当局自己的声明与这一看法相互矛盾。按惯例，在实际开始调动之前很久，部队的部署就已经宣布了，其规模被夸大了，给人的印象是，它比实际投入战斗规模更为庞大。
有些人建议，相对小的地面部队组成是意外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计划和部署的不断质疑，使得部署过程被完全打乱，以至于所需要的部队无法运达，而最终，指挥官接受了这一点，不想提出反对去面对部长的愤怒。还有些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拉姆斯菲尔德坚持控制财政成本的结果。也就是，额外的部队将留在原地，直到的确需要他们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拉姆斯菲尔德正在证明他的观点，即与传统陆军相比，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具有相对的优势。正如一名官员评论到：“他总是不那么看重陆军，如同在阿富汗那样。”也许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作用。
对军事计划的第二个主要的批评，即计划的真正失败是在最后阶段：它对战后计划“偷工减料”。在战争中，规划军事行动必须考虑，要为战后的一段时期制定计划。通常，陆军和联合作战计划会提出一种“四步走”要求：部署、集结、决定性军事行动、战后军事行动。在战场上摧毁敌军只是创造了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胜利意味着不仅要击败敌对的军队，而且更要赢得后续的军事行动，以实现军事计划的目标和意图。假如这样的话，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阐明的，目标包括终结政权、驱逐并破坏恐怖分子的网络、找到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铲除恐怖分子活动、为伊拉克尽快过渡一个“不对临国构成威胁”的、有代表性的政府创造条件。要获得胜利，就需要有后续的计划，从对战后胜利的定义开始，还要回过头来，决定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所需要的兵力。
在这一方面，将美国引入了与伊拉克的战争的所谓政府理念，没有认识到战后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战后的伊拉克形势，政府将其解释为一些臆想的问题，诸如尚不十分成功、“往往对问题估计不足”、除掉了萨达姆就会消除阿拉伯复兴主义的威胁、将恢复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和统治、官吏们会继续任职等。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准备既是布什政府内部决策和领导能力的结果，也是美国政府和军队内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和倾向的结果。从一开始，军事计划（如何进入伊拉克）就优先于战后计划（如何在伊拉克实现真正的目标）。像五角大楼这样的机构，它只是注重自己核心专家的意见、军事力量的使用，而不是集中于形势内在的、更广泛的要求。这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不断的官僚政治的争斗交织在一起，前者要求谨慎与周全，另一方仿佛毫不在意这些问题，决心稳步前进。直到2003年1月，白宫决定将战后全部职责交给国防部，这一争斗才尘埃落定。
并不是说，政府内部自身存在着任何真正的机构或组织来支持军事计划。作为国务院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做了一些工作，但它自身决不是规划和执行机构。曾寻求的在越南进行国家构建的任何表面机构已消失了很长时间。在其位于宾西法尼亚卡莱尔兵营的战争学院，陆军建立了维持和平机构，但一小队热诚的讲师已经被再三缩减，按照预算，其工作将要终止，他们正在为此而斗争。20世纪70年代，反战理想主义兴起，国会曾设立了美国和平研究院，它起着重要的研讨和学术中心的作用，但是，它不同于空军的兰德，或者海军的海军分析中心，或者陆军的兰德—阿罗约中心，这些机构接受联邦资助，全面分析一些与武装部队使命相关联的棘手问题。没有一个官僚政治组织，每年能专门投资数十亿美元来提高我们在和平行动中的能力。也不存在类似于国防工业的组织，他们有成群的顾问和院外人士去争取有利的拨款。
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克林顿政府至少试图建立一种内部的协调机制，它或许能将联邦政府的全部资源整合起来，在处理像海地这样所谓的政府失败问题时，能够寻求更为成熟和全面的办法。这一过程注重实效，从全面的准备逐步展开，为1994年美国军队在海地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退出战略，它使每个部门对政府援助计划的某一部分负责，并且在各部门副职层面提供了机构之间的协调程序。在本质上，这是军事参谋计划和命令程序向整个政府层面的扩展，委派各部门去组织和执行特定的任务。随着1995年颁布的第56号总统令，这一程序已经被正式确定下来。但是，就政府失败问题所引发的挑战的广度和强度而言，要解决这一问题，即使第56号总统令确定的程序也是完全不够的。
2002年9月，当我在参议院作证前，我跑遍五角大楼去核对事实，我失望地发现，关于战后事务仅仅举行了几次讨论会。我被告知，“在第三层，这是不受欢迎的主题[文职官员在那里确定国防部的政策]”。当计划最终开始时，它一个被假设所限制了，即美国的入侵将被大多数伊拉克人当作解放来欢迎。复兴党的力量被低估了，同样被低估的还有什叶派的党派之争、固有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叙利亚和伊朗暗中参战的危险、大量基督徒的美军可能不被当地人所接受这一根本性风险，尤其是，如果他们靠打仗进入这个国家。
这样，退役中将杰伊.加纳领导的人道和重建办公室为整个战后行动做准备，他们关注于一些不太关键的任务。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是恢复秩序和合法性。在重建开始前就必须解决。杰伊.加纳不仅没有足够的通讯、交通、治安和人员等资源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隶属于该地区的美国军事指挥官，而不是直接为总统或国防部长工作。
这种作法的长期效应是，伊拉克的重建使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几乎没有联合国的权威；美国仓促说服不情愿的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警察、部队、翻译和民用重建援助，这些可以减轻美军的风险，分担重建和国家构建的重担。美国缺乏国际权威所接受的重建计划，以此消除伊拉克的法律障碍，或者向各省部署维和人员。除直接呼吁外，没有任何机制吸引别的国家参与这一使命。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利用可以动用的各种工具和支持。他丧失了一系列的机会，这又是其中之一。
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多年来对克林顿政府国家构建的努力吹毛求疵，对“使命恐惧”和“责任分摊”怨声载道的国会议员，对伊拉克的抗议活动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实际上，美国正在独自应付这一使命，它要比克林顿总统任期所承担的任何使命都更为困难、危险和不确定。
这带给我们对军事计划的第三个重要批评：那些束缚政府的政治眼罩，它使我们没有利用可用来赢得战争的为数众多的手段，增加了伊拉克使命的成本和风险。布什政府完全不愿寻求可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NATO）这类国际机构获得的国际合法性和支持。不仅没有通过国际合法性来取得优势，而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拒绝引入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的权威。要使欧洲的政府愿意提供军队和物资来协助战后工作，这样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特别在欧洲，就会对其它地区的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联合国的绝对权威具有重要的分量。所有这些，只要我们的政府认识到这是必须的，并且决定寻求这些手段，美国都有可能获得。
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明，需要更多的多边规划和参与，特别在战后阶段。存在的长期问题是：谁来提供治安并确保公共安全？以什么权威为基础？能有一个包括律师、法官和监狱的司法体系吗？将用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有组织犯罪、腐败和准政府组织的关系？提出合适的问题，创造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任务。二战后五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只要有可能，在同盟或多国机构的框架下解决具有优势。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双边军事行动，为了双边行动的便利，美国对这些教训弃之如敝屣，使自己处于严重的法律、财政和军事风险中。无论军方用何种语言来解释“决定性战役”，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击败萨达姆军队后，目前，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在长期中才是决定性的。
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应更多地依靠精确打击和特种部队，随之减少对大规模地面部队的依赖。就拉氏对军队转型的看法而言，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证实，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适应这一方向是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构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越南战争脱身以来，美国军队就不断地进行着军队转型。无疑，2003年的参战部队是五任美国总统和不断加速的军事发展进程的产物。实际上，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这一进程加快了。
------------
组合效应
------------
1991年海湾战争后，军事当局决心，应充分发挥精确打击与侦察、监视和捕捉目标之间日益有效的组合效应。E-8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的空中图像、改进的U-2侦察机性能和无人驾驶飞行器（UVAs）的潜能提升了美军侦察、监视和捕捉目标的能力。这一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从训练和作战演习开始，到1995年对波斯尼亚和1998年对伊拉克的打击，从不断飞跃伊拉克的禁飞区，到1999年78天的科索沃空袭，再到2001年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美军不断进行演练、分析、改革和完善。美军不断配备新的武器；12年后，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上尉和少校军官已晋升为上校和少将。他们不仅研究各军种的所有军事行动，自身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996年，在各军事部门协助下，美国联合参谋部提出了第一个真正概念上的联合作战蓝图：“2010联合设想”。这一非保密文件阐明了一系列的概念，如全方位控制、精确打击、优势机动、全维度保护和集中的后勤等，所有这些都在伊拉克战场上得以演练。就转型构想而言，在2001年的政府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已成为一个共同的看法：在军事院校讲授，在训练和演习中讨论，而且与理论、必要的物质保证、研究开发和政府采购融为一体。
但是，这一设想极为强调精确打击。正如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想象敌人位于一个正方形区域内，方框范围是100公里宽、100公里深；我们应该能发现里面的每个敌军目标，打击并消灭我们想要摧毁的任何目标。”比喻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这一设想势在必行，在规划、预算、国会听证会甚至大众文化中，它已经以某种方式得以反映。军队转型背后的集体意愿是难以抗拒的。
二十年来，特种作战部队努力争取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在伊拉克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骁勇善战、战果辉煌，但丑闻和优越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在越南战争后，特种部队遭到排斥。随后，特种部队逐步采取措施，打破了那些妨碍自身完全融入战场对抗的安全、神秘的壁垒。在巴拿马，在沙漠风暴中、在俯瞰科索沃的小山顶上、在阿富汗和目前在伊拉克境内，他们以出色的技巧、勇敢和极少的部队赢得了战场的胜利。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政府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鼓吹的军队转型，即在一个高技术战场上，借助一系列探测手段实施侦察，在战斗中，依靠精确打击和小规模的地面部队赢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2001年掌管政权时所接受的一个既成事实。
那些坚持军队转型尚未完成的人，正是那些主张陆军需要改进战略部署能力的人。在1999年的科索沃，当军事部署遇到困难后，陆军专心致志地建立了临时组织，即配备轮式战车的旅规模建制的部队。这仍然是实施中的一项工作。其它人认为，需要把大的、所谓臃肿的师级建制改革为小的、更富机动性的单位。但是对于地面部队，本质上，得到的许多教训看上去是保守的。例如，在没有M1A1主战坦克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开战吗？事实证明，伊拉克炮火几乎无法伤害这种坦克。在进攻巴格达前的那些天，当我军油料几乎耗尽时，前方是否需要更多的后勤补给？这些年来，尽管所有的批评都落到了陆军师身上，但这些师已经证明，自己是有机动性的，必要时，完全有能力以旅或军的建制进行战斗。军队的转型需要向前推进，但是，要吸取2003年战役的教训，以一种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当然，美军必须继续而且更加坚定地进行更广泛的防御转型：更优良的监控设施、更高的性能、更稳定的通讯、更远的距离、更快的导弹、部队部署的“痕迹”更小、更为一体化的服务和特种作战能力。我们可以利用高分辨率图像来识破伪装；部署大功率、多频谱的雷达以发现地面目标；利用多色激光传输数量惊人的通讯信号；用高能激光击落敌人的导弹，并对飞机和其它发射平台实施近距离防御；以无人驾驶飞行器在战场上空盘旋，发现敌人的电子设备或导弹，并且几乎同时计算出发射装置或武器的位置等等。但是，构想的本质，即以美军的最低风险发现并摧毁集结于战场的敌人，仍然没有改变。
在战场均衡中，占有优势的空军剿灭了敌军，首先是敌人的空军，然后是防空部队，最后是地面部队，只要美国对任何可预想的敌人保持其技术上的优势，空军就是一个胜利者。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持航空航天和信息上的优势。必须保护我们的卫星，避免在第一次打击中被彻底摧毁，空军必须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的防空体系，保证通讯体系不被中断和破坏。可以设想，在10到20年的跨度内，美国的军事主导是有保证的，除非潜在的对手出现了重要的反卫星系统，或者装备了稳定的、深入地下的、能摧毁美国飞机和导弹的高能激光网络。这些威胁可能导致另一种情形出现，即直接对抗美军的转型，并且可能把战争拉回到20世纪的真实状态：大规模的部队和大规模的伤亡。
或许，正在发展这种能力并且已经有些眉目的国家不会超过两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很多年以后他们才能具备这一能力。现在，想与美国作战的国家或组织必须采取非对称的行动，即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办法，以削弱美国战争模式的效能。这些潜在的对手将从伊拉克目前的形势中汲取有价值的教训。
但是，在伊拉克的经历应该提醒我们，仅仅集中于“决定性战役”、“快速”结束各种可能发生的战斗，这种计划和转型，或者至少我们所听到的国防部对此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们第一次形成“2010联合设想”时，许多人认为，需要在战斗的快节奏、高强度与战斗前后所发生的现实情况之间保持平衡。这不仅仅是陆军或者军队各部门的本位主义：相反，陆军将很可能不得不应付这些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军队有权表述这样的关注。我们已不断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军自己也能发现，要真正“战胜”敌人，毁灭他们是不够的。打败敌军对赢得战役是必须的，但并不足以赢得战争。
我们已经目睹了美军在巴拿马平民中进行战斗、寻找躲藏的曼纽尔·诺列加总统遇到的困难；注意到海湾战争后，在处理难民、不稳定和战争罪犯等战争后果时面临的问题；还有索马里的失败、海地的困难、巴尔干维和行动的挑战等等。每次冲突都包含一个短期的、激烈的军事上的遭遇战和一个长期的、不太激烈的但或许更为关键的后续使命，尽管为应对这些情况，武装部队已经接受了训练、实施了准备并配发了装备。
在有关军队转型的讨论中，只有极少的支持者赞同以这种方式实施转型。在制度上，陆军没有把这些需要当作陆军的本质工作，以此表明保持或者增加投入、增设机构是正确的，而是长期以来，拒绝准备并参与战后行动以及维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现行的《美国法典》有关（特别是第10章），它规定了军队的任务与使命，要求美国陆军为“持续的地面战斗”进行训练、组织与装备。
但客观地讲，多数的不情愿可追溯到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组织生存的政治学。当按照流行多年、影响广泛的转型视野，自身的重要性将被降低时，陆军像其它军种一样，将其组织上的存在与高技术创新和吸引人的、富有远见的政府采购计划挂起钩来，这些计划是为中东或朝鲜爆发激烈的冲突而制定。考虑到美国总体防卫优先权，看起来，这更像是为成功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一旦获得资助，就会得到许多国会选区的承包人和转包商的重要支持。
------------
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
------------
在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对于任何“国家构建”方面的准备或援助，他们都会强烈地反对，日益浓厚的党派气氛强化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共和党内，对战后行动的分析、研究和准备成为政治弃儿。正如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辩论中所说的：“我认为，我们的军队不应该用作所谓的国家构建。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战斗并赢得战争。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帮助推翻独裁者……当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时。”
事实上，不幸的是，问题恰恰是如何实现这一使命。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计划和军队转型的成功或失败在现场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决定性战役”中，军队完成得异常出色，但是，在更广的计划要求下、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真正本质，国内民众自身已经曲解了战争的含义，他们认为，战争就是使用武力，就是消灭敌人并摧毁其军队。每一个认真的学生都会认识到，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军队仅仅是包括外交在内的诸多手段之一，必须把所有的手段结合起来。
但是，一俟国防部控制了美国的伊拉克战后计划，他们就按照一种单边主义的、呆板的军事行动的思路来设计发展进程，他们注重最能展现军事优势的行动，如巡逻、保安、施工和修复，而在敏感的政治层面上则软弱无力，比如为部队提供更有力的合法性，更快地赢得更广泛的伊拉克的民众支持。
而且，战后行动缓慢、财力物力不足，缺乏通盘考虑。国防部领导的人道和重建援助办公室启动的时间太晚，缺乏足够的沟通和支持，而且，关注的问题显然出现了偏差。很大程度上，它缺少一些国务院的专家，这些专家能协助应对另一类问题，而不是预测一系列问题。该机构难以获得人力和后勤支持以尽快满足伊拉克的期望。
与北约在科索沃的充满争议的军事行动做比较，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在科索沃，在采取外交努力解决相关的种族清洗问题时，就考虑到了国际合法性；只有已完成了战后行动计划和承诺之后，军队才作为最后的手段。从一开始，军队的使用就进行了权衡。经过78天的轰炸后，在地面进攻的威胁下，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接受了北约的所有条件：约150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返回他们的家园，撤出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美国仅提供了其中约五分之一的部队）。今天，米洛舍维奇正在海牙接受战争罪行的审判，南斯拉夫成为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在战役和后续行动期间，没有美国步兵、飞行员或海军陆战队员死亡。
2003年6月初，在伊拉克，当地顽强抵抗的迹象显而易见。美国面对着埋伏和狙击，特别是在巴格达的北部和西部。在这些区域，美国小股部队在当地从未战斗过，他们只是在战后萨达姆政权垮台过程中才出现。在巴格达市内，尽管民间秩序在逐渐恢复，仍然存在分散的狙击、射击和破坏。隐隐约约的复兴党徒所谓的“复辟”运动似乎已经开始显现。美国停止了一些部队的换防，发动更多的军事行动以支援受恐吓的地区，回击各种威胁。正如地面总指挥官所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到9月份，在持续的一系列行动中，几十名美国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