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伊拉克战争的意图是把美军安插到中东，或者展示美国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和勇气，那么肯定是成功了。今天，没有人怀疑美军的勇敢以及承受牺牲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越战综合症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抛弃过去那些失败的梦魇。经过三十年专心致志的奋斗，美国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能够在战场击败敌军。“转型”，至少就作战而言，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但是，军事力量也创造了自身的对手，对于那些试图对抗美国实力的集团，他们将寻求一些办法，最大限度降低我们所具有的军事优势。为了能使美国在增进其价值观、安全和繁荣方面保持持久的优势，考虑到就业、考虑到军事力量的含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仍然需要我们去完成。尽管具备各种优势，军事力量绝不是应对恐怖战争的唯一办法。也不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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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安全仍充满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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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3年7月，许多美国人对他们呆在家中是否安全仍充满疑虑。虽然彻底攻占了伊拉克，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成功占领伊拉克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军队、上千亿的美元和几年的时间。与2001年9月10日相比，我们今天真的更安全了吗？这是美国人对全球反恐战争提出的基本问题。
2002年，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事件减少了一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是一个最低数字。到2003年5月，在被确认的基地组织重要成员中，大约一半的人都被铲除了，不是被击毙、俘获，便是被拘禁起来。其中的首脑人物有卡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所谓的军事行动负责人阿布.祖巴耶达赫、阿布德.阿勒-拉希姆.阿勒.纳希姆、拉姆齐.比纳希比；还有摩洛哥、巴基斯坦、比利时、西班牙、突尼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暗藏的恐怖分子，以及沙特阿拉伯越来越多“银色利剑”组织的成员。2003年8月，名为哈姆巴里的恐怖分子被捕，据说，他是基地组织亚洲地区最高级别的地下成员，对本地区大量的恐怖活动，包括炸死数百人的巴厘岛爆炸事件负有责任。大大小小的恐怖分子被一一抓获。据我们所知，他们的通讯网络已经分崩离析。他们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无力向其支持者支付报酬或养活他们的家人。我们削弱了恐怖分子展开行动的能力，因为他们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自我保护。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持续27天的战争中，尽管时刻存在着威胁与警示，但是，恐怖分子并未袭击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西欧或美国。
在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之后，在搜寻恐怖分子、交换信息、追捕嫌疑犯和协调行动方面，一个由多国组成的“松散联盟”曾与美国开展积极的合作。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灭亡提供了大量信息：录像带、电脑磁盘和文件，这有利于在全世界展开行动，打击基地组织。美国反恐行动真正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而在美国国内，9.11之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它使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更为便捷，也放宽了对这些部门的某些行动限制。数十名恐怖嫌疑分子被逮捕。刑事审判正在进行之中，数百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随着恐怖威胁整合中心的建立，通过强化信息交换，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作为政府大规模改组的组成部分，国土安全部的建立是为了管理全面的反恐活动，而且，一个全国性战略已经准备就绪。美国尚未遭受又一次袭击，而在巴格达，萨达姆·侯赛因已被解除了权力。
虽然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是，全球反恐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2003年6月7日，利雅得遭到袭击，此前摩洛哥、巴厘岛、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也都遭到恐怖袭击，这些事件证明，基地组织仍然具有发动袭击的能力。基地组织的一些部分很可能完好无损，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副手，埃及医生阿·扎瓦赫里都未被抓获。尽管美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显然，基地组织仍具备通讯和融资手段。9.11以来，全世界遭到逮捕的几千人中，许多人都被无罪释放，只有几个人接受了审判。显然，奥萨马·本·拉登还活着，并且在主持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地组织是一个具有松散分支机构的企业型组织，它有成千上万的地下参与者，有些人甚至在世界各地的潜伏小组内开展活动。他们实施的最新威胁是，2003年6月底，约旦驻巴格达大使馆遭到袭击，造成十多人死亡，这正是基地组织所为。另外，到2003年9月，我们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未找到。
有些美国人认为，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考虑到我们国家军事和经济上的霸主地位，加之对美国价值观最终必胜的信念，这一预期是合理的。受9.11事件影响，我们国家曾步履蹒跚，近3000人死亡，损失数十亿美元，旅游业和运输业衰退，投资不景气，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尤其在东海岸，情况最为严重。然而，在坚强决心的鼓舞下，在政治团结精神的支持下，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我们又恢复了勃勃的生机。2003年8月14日，所有这些情感都得到了升华，这一天，美国本土大面积停电；纽约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走到了一起，向同胞们展示出了同情与达观。
这些事件都显示，击败恐怖主义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我们的胜利还没有把握。在球场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带球前进，突破对手的后防线，但是，赢得比赛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我们采取了行动，尽管我们大获全胜、勇往直前、运筹帷幄、忠心耿耿，但是，整体思路却大错特错。这些错误可追溯到十多年前，但是，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形势的严重错判、误入歧途的思维、时间上的拖延和准备不足，使得保卫安全的斗争变得错综复杂，也更为漫长。
19世纪末，现代恐怖主义初露端倪，它采取的形式是直接针对沙俄政府的政治活动，按照其理论，恐怖活动意在迫使政府实行镇压性的保安措施，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20世纪，恐怖分子又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恐怖行动就成为他们反对强大宗主国的武器。在共产主义者所鼓动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早期阶段，恐怖暗杀和蓄意破坏，即所谓暗中的、初始的叛乱，经常被用来清除像市长之类的地方长官，还有教师，由此传播恐怖气氛，暗地颠覆政府当局，企图激起政府的镇压行动。在中东，恐怖主义也成为一种斗争手段，在巴勒斯坦组织中，亚瑟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把恐怖活动作为弱小者的武器来打击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随着以色列常规军事力量的增强，恐怖主义使弱小的阿拉伯国家能实施反击，不会承担在常规战争中失败的风险，因此他们援助、有时甚至秘密指导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不同时期，我们的西欧盟国们也遭受过恐怖主义威胁。在德国和意大利有红军旅，在意大利有红色旅，在英国有爱尔兰共和军。可以确信，每个组织背后至少有一些来自东方阵营情报机构的直接或间接支持。除此之外，法国、希腊、土耳其和西班牙也存在恐怖分子的活动。1981年，企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恐怖行动，就被认为是保加利亚情报机构和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共同预谋的，这可能是恐怖威胁最惊人的表现形式了。但是，我们的西欧盟国通过制定法律，在国内展开反击，军队也协助了国内的反恐行动。
美国的看法主要是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以及在中东，特别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结盟中形成的。像以色列人一样，美国首先寻找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因为，假使它们全部由一国提供，如果我们能破坏恐怖分子的基地、财政来源和武器，那么，即便不能破获其组织或查明其所有成员，我们也可以将它们铲除掉。当然，以色列人走得更远，他们在恐怖组织内部和本地区建立了复杂的情报机构。我们试图在国家层面展开行动，与那些能帮助我们遏制苏维埃影响和扩张主义的国家结成联盟，我们采用别人的情报，动用秘密作战能力以切断恐怖分子的支持。
特别是在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中，当时，叙利亚-埃及联合行动，对戈兰高地发起攻击并跨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措手不及，从那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安全合作更加紧密了。美国成为以色列最大的供应商，出售飞机和其它一流设备，在重要的行动和策略上彼此交换意见，并且提供了特别的军事和财政援助。20世纪80年代，在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以色列军队的做法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以色列使用比较陈旧的美国装备，发动了惊人的、并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如1976年在乌干达恩德培对以色列人质的解救。1981年，使用美国设计的F-15战斗机，以色列成功地实施了长距离定点袭击，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随后的1982年，以色列横扫黎巴嫩和叙利亚领空，在一系列空战中，击落了叙利亚82架由苏联提供的飞机，而自己毫发未损。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冷战意味的典型战例，当时，美国已在越南战败，1980年悲惨而激烈的解救伊朗人质行动也失败了，美国正试图走出这些阴影。与此相对，1983年，恐怖分子袭击了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造成200多名海军陆战队战士死亡，这又一次凸显美国的准备不足。
1980年，伊朗人质解救行动的失败刺激了美国特种作战能力的发展，它以英国和以色列这些盟国的行动为最佳范例。基于二战以来强大的实力、在欧洲和亚洲的特别军事行动以及越南的经历，美国迅速创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联合特种作战部队，它以各种形式的海外直接行动和解救人质为重点。但是，这些作战能力，包括大部分的情报机构，很大程度上归属于给美国武装部队。逻辑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原本可以指挥秘密行动，但现在，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包括战后一段时期政府对情报系统实施的调查和限制，中情局踯躅不前。中情局已经习惯于依赖高科技能力和友好国家的情报服务。这或许是美国的主要弱点之一。
1991年，冷战结束，这也宣告了超级大国势力在中东对抗的终结。同时，恐怖行动，特别是类似劫机事件的减少，使得一些在反恐系统工作的人担心自己的未来。没有超级大国的对抗，奥斯陆进程允诺结束中东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现在，还存在着恐怖威胁吗？实际上，突然之间，似乎美国所有的国家安全政策都变得漂浮不定，失去了焦点。在美国政府内外，美国防卫专家难以设计和确定新的战略以代替冷战期的遏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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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心头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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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20世纪90年代早期，来自中东和国际组织的谣言惑众，给美国人心头蒙上阴影，并且形成了威胁。这些威胁不是由超级大国的对抗所推动的，也不是由铁幕背后的共产党人所支持的。显然，他们也不是由某个特定国家所支持的。他们不同于美国所熟悉的模式。他们企图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教条，而不是受阶级斗争、反殖民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鼓动。
其中一个恐怖组织就是基地组织，其领导人是位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沙特富商。基地组织以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斗争为掩护，起初由美国组织，沙特阿拉伯给予资助，巴基斯坦进行支持，这个组织取得了反抗共产主义侵略者的胜利，随后，他们在前苏联周边地区进行新的活动，而后又打入中东和其它地区。该组织一度以苏丹为基地，后来，本·拉登跑到更为安全的阿富汗，与那里的塔利班政权结成联盟，他们以金钱和政治联姻巩固其合作关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恐怖主义网络中心。自然，基地组织很早就进入了美国的视野，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探一直与他在一起工作，但是，拉登和他的组织所具有的恐怖威胁的严重性是逐渐显现出来的。1993年，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袭击了纽约世贸中心。美国人认为，在越来越敌视美国的组织中，基地组织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在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塔营地的爆炸事件中，19名美国人死亡，从那时起，我们似乎开始明显地以针对我们的特定威胁为关注重点。
面对这些威胁，我们似乎正在开辟新的道路。中东传统的权力政治不再那么有效了。当然，伊朗仍然对美国充满敌意，叙利亚还在大力支持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但是，基地组织是“超国家的”，它从许多渠道争取支持。历史上，基地组织的基地在沿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了这些基地，他们在这一地区活动，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有时还有许多国家，包括像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这样的美国传统盟国政府或政府机构的支持。目前，我们可以断定，基地组织并未得到冷战期间我们的主要对手，如叙利亚或利比亚的支持，至少不是直接的支持。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我们的情报、调整我们的手段，因为随着苏联的出局，依赖高技术的情报战将会发生变化，或许没那么有用了。而且，我们的一些盟国可能没有多少相关情报可供分享了。
因此，有时候我们还难以理解这些新的恐怖集团的真正动机。他们不是寻求以“不可告人的手段”来输出国家政策，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压迫与不公正。他们反对温和的阿拉伯政权，而我们正在支持这些国家的“代表性敌人”。
冷战结束了，苏联也解体了，这迫使我们思考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类的新的危险。同时，除了突然失业、技术娴熟的苏联科学家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分享所拥有的危险技术外，俄罗斯“不牢靠的核设施”的危险性也在广泛的讨论之中。可裂变材料和生物武器也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或一些像伊拉克、伊朗、北朝鲜这些所谓的无赖国家手中，他们也许仍然在寻求这些武器，威胁所在地区的邻近国家。
由于认识到这一潜在的危险，美国展开了一系列措施来跟踪、阻止或限制武器扩散。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军备控制和非扩散中心，美国政府也与其它国家一起防止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这类国家获得敏感性技术和材料。纳恩-卢格法案提供了数亿美元，帮助鉴定并确保苏联核武器的安全，销毁其发射系统，封闭核测试隧道，并且聘用曾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工作过的科学家。他们还说服新独立的国家将其核武器归还俄罗斯，并且销毁其导弹和发射台。美国从国外大量购买高浓缩铀，将可裂变材料转运到国内安全的贮藏库中。一些国际条约和公约也相继缔结，帮助建立核查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弹道导弹技术控制体系、化学武器协定、生物武器协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只有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能够推行这类平稳而又广泛的预防性措施。
但是，即使美国付出了努力，也无法保证最后的胜利：科学家们会秘密穿越国境，一张计算机磁盘就能把核心的科技突破带到国外，那些致命的货物会隐藏在日益膨胀的国际贸易的物流之中。武器扩散的机会可能会减少，比率也可能会降低。尽管作了很多努力，但是，看起来，至少有一些武器扩散可能最终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我们还没有面对面地遭遇这一惩罚。1994年，我们毅然对北朝鲜的核活动进行限制，至少暂时获得了成功，但是，我们早就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未公开的核国家。我们知道，伊朗也在努力发展核武器。
而伊拉克是一个特例，不是指恐怖分子的威胁，而是在几个无赖国家中，伊拉克是唯一受1991年联合国决议法律上的约束，必须放弃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的国家。除了在镇压本国平民时至少使用过一次外，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也曾使用过化学武器（当然伊朗也拥有并使用了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拉克也被怀疑在寻求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实际上，经济制裁和联合国核查给了美国更好的手段来遏制伊拉克的武器计划，而对于伊朗或北朝鲜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拉克的行为与更为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有联系，实际上，在海湾战争期间，尽管萨达姆试图以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武器，但是，他是一个复兴主义者、世俗的社会主义者，被伊斯兰极端分子视为敌人。
同时，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不断上升，像埃及的伊斯兰圣战运动，它与基地组织合为一体。1998年2月，奥马萨·本·拉登对美国发表了伊斯兰判决，号召发起圣战，宣称每个美国人都是一个合法的目标。1998年8月，基地组织的汽车炸弹摧毁了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对基地组织相对有了详尽的了解，包括该组织的总体目标、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和各种财政援助。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临时军营是最明显和最易受到攻击的资产。在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被袭击之后，美国实施报复，袭击了苏丹的制药厂，据说它支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动并且可能部分为本·拉登所拥有，此外，还向阿富汗营地发射了巡航导弹。导弹集中了营地，但显然，本·拉登获得了足够的情报，已经逃跑了。制药厂被炸毁了，但是，后来的证据却难以发现该工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本·拉登之间有任何的联系。直到2001年，针对本·拉登的战役转入秘密计划和行动的隐秘世界中。
在美国国内，冷战结束后，外交政策的一致性被中断了，至今尚未恢复。在解决巴尔干、索马里和海地等地区性不稳定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更倾向于多边解决方案。而这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当局犹豫不决、拖泥带水，甚至有人说是软弱无力。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乔治·H·W·布什政府中的一些人认识到，苏维埃帝国的解体已为美国更自由地使用其超级军事力量开辟了道路。到1996年，这一集团中的一些人又提出，应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平息中东局势，通过军事行动或威胁，铲除与美国及其盟国以色列为敌的政权。1998年，在这十几个人中，作为新美国世纪方案的一部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夫威茨致信克林顿总统，请求他“总之，以铲除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为目标” 。他们还说，“在近期内，当外交手段显然已失败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应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但是，他们的想法并不是基于任何伊拉克与恐怖分子的联系，而是害怕萨达姆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运载手段，“对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军队，我们的盟友，如以色列和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世界大部分的石油供应安全”造成威胁。推翻萨达姆成为共和党内强硬派活动的主题。
因此，克林顿政府没有以恐怖分子的威胁为重点，而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却成为炙手可热的问题，它成为检验联合国和美国领导能力的试金石。1997年末，萨达姆拒绝在可接受条件内，重新接纳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以证实他的武器销毁计划，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持续了几个月。到1998年秋天，萨达姆的态度依旧强硬，对美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的不折不扣的考验。最终，1998年 2月，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84小时军事行动，意在摧毁伊拉克的控制与指挥系统、防空系统和可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设施。虽然，军事行动对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影响仍不得而知，但是，袭击成功地击中了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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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恐怖威胁的努力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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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克林顿执政期间，反对恐怖威胁的努力得到强化并且日益活跃。自然，在本质上，最初这些方法都是防卫性的和有限的，首先，强调保护美国驻外部队和设施，然后，只有与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有牵连时，才对某些特定的恐怖分子组织实施打击。至少就已经公开披露的情况而言，直到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美国才在进攻性反恐计划方面做出重大行动。
同样，也没有确切的情报证明，萨达姆有可能与基地组织勾结，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美国。原因显而易见：萨达姆控制的伊拉克在本质上是个世俗国家。他具有控制性的个性，几乎不可能将毁灭性武器交给一伙超出其控制范围，并且把他和他的国家看作敌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也没有确凿证据可以把萨达姆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恐怖主义者更有可能通过黑市，或者招募叛逃的科学家，或者从其它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国家包括，长期与恐怖主义交往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朗，或者据说会出售所拥有的任何军事技术的北朝鲜。
北朝鲜是一个特例。一个愤怒而孤立的政权，过去，它曾屈就于恐怖主义，通过出售国际上禁止的军事技术以换取硬通货。20世纪80年代，它开始使用原子能，并且在90年代初，朝着核燃料浓缩方向努力。1993年末，北朝鲜已经从其设在宁边的5兆瓦核反应堆中分离出约800个已用过的铀燃料棒，首次实现全部填装。此前，部分填装的燃料棒就已提炼出来，而北朝鲜拒绝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检查核废料，以确认是否曾经提炼了钚。
如果第一批填装的燃料棒经过重新处理，那么理论上，北朝鲜可能已经拥有制造一枚或两枚原子弹的材料。克林顿政府拒绝接受一个核武器化的北朝鲜。于是，美国开始组建防卫部队，以准备实施可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幸亏美国与北朝鲜双边协商达成了一致，美国向北朝鲜提供两个轻水核反应堆，北朝鲜相应放弃其核计划，于是，朝鲜半岛的战争得以避免。这项协议，通常称为框架协定，将北朝鲜的核扩散冻结了几年。
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角度看，有迹象表明，要对付恐怖主义，各种半公开的、具有人员风险的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必须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很大程度上，美国从未有效地实施过这类作战；要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似乎需要那些只能从内部渠道获得的详细的、“目标明确的”、有预见性的情报；反恐战役还必须借助一系列充满争议、公众不愿接受的手段。看起来，我们不大可能为恐怖主义安上一个国家的“面孔”：阿富汗与我们小心翼翼地周旋，宣称支持我们，但并未付诸行动；而据报道，在1996年，伊朗曾暂时停止恐怖分子以美国为打击目标。在索马里，没有可以信赖的政府。也门只是慢慢对美国的建议热心起来。此外，在未来反恐战役中，美国的盟友也存在一些问题：沙特人不合作，埃及人疲于应付。在中东地区，美国过分依赖以色列的情报和支持，这使它面临着风险，即削弱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与美国其它的对外政策目标发生冲突。这正反映出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然而，通过美国和外国情报机关，有关恐怖组织情报收集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们看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警告接二连三地响起。进攻性的反恐行动更富于挑战。美国驻非洲大使馆被炸后，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次行动，行动中使用了巴基斯坦间谍，试图抓住奥马萨·本·拉登，动手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但此时，巴基斯坦民选政府被帕尔维茨·穆沙拉夫将军推翻，导致行动流产。美国的行动需要地面支持，除了具有极大的风险外，还可能会暴露行动的“意图”。而没有“可采取行动的”情报，巡航导弹的反复打击根本没有目标。
随后，2000年10月，停泊在亚丁的美军科尔号军舰遭遇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没有立即采取报复。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做出决定，不再用巡航导弹袭击阿富汗的营地了，那样做是徒劳的，美国要准备详细、周密的计划，追踪奥马萨·本·拉登及其网络。然而事实上，当这些计划制定完毕时，克林顿政府也下台了。
回顾过去，显然，有很多事情都应该去做。虽然计划正在制定之中，但是，计划的实施将转交给下一届政府。然而，直到2001年9月11日，布什政府还没有批准一项反恐行动。
9.11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国会组织了一项调查；随后，一个总统委员会获得授权，对整个失败过程进行了调查。但是，不管是警告被忽略了、备忘录没有被审阅，还是中层官员之间或者特定部门内部出现了失误，最终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在克林顿总统领导下，不管政府做得如何的少或者如何的多，但是，乔治·W·布什政府已入主白宫8个月了，他应该接过这个问题。责任重于泰山，总统本人正是最高统帅。
几乎从9.11袭击后的那一刻起，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似乎就与过去的想法，特别是共和党人对终结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兴趣纠缠在一起。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大卫·马丁报道，五角大楼被袭仅5小时后，即使当时并没有证据把此次袭击与伊拉克联系在一起，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告诉其助手，“开始考虑打击伊拉克”。现在还是没有这样的证据，与之相比，许多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越来越多地被怀疑与劫机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布什政府的许多人在演讲和声明中，把萨达姆与9.11事件联系在一起，但是，从总统到下面，没有任何人曾证明，萨达姆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安全疏忽之一有着任何的联系。而就打击基地组织的战斗而言，以伊拉克为中心，充其量只是分散了美国对该组织的注意力，这似乎恰恰变得更加危险。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名五角大楼副官的记录显示，从那天起，拉姆斯菲尔德曾要求“越快越好”地做出判断，“同时“倒萨”，而不仅仅打拉登，是不是会更好。”该记录随后引述拉姆斯菲尔德急切的、不顾风险的主张，政府的回应“要宏大----，这次统统解决掉，相关或不相关的所有事情”。因此，反恐战争伊始，布什政府的领导人就在努力使问题扩大化，以此作为解决其它问题的手段。事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编造出证据以证明战役的公正性，力求使问题扩大化而不是集中于问题的本质，这一作法有勇无谋。
但是，在搜寻远处的恐怖分子时，政府并非单枪匹马。与此同时，显然，从各种非政府渠道也传来电话，他们认为，这次袭击如此复杂、组织严密，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在背地里支持，并推测就是伊拉克在幕后操纵。当军方分析员在CNN做当天评述的时候，我也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这是一名与中东有密切关系的加拿大人。但是，像美国政府一样，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伊拉克参与了袭击。
拉姆斯菲尔德发出了令人担心的指令，这并不仅仅是盛怒之下做出的冲动之举。9.11之后最初的几天，在政府内部会议中，打击伊拉克的问题显然已经过了讨论，包括在周末的戴维新营会议上，总体战略的一些部分首次打造成型，可是，到目前为止，公众舆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政府早期对结束与萨达姆斗争的兴趣进一步增强。
当然，内部证据立即证实，基地组织而不是伊拉克才是嫌疑人。基地组织一直在阿富汗活动，与伊拉克相比，这是更为困难的目标：阿富汗是内陆国家，多山而又偏僻。没有现成的“OPLAN”计划可依靠，以便精心做出应对。苏联尝试过，曾派出10万军队，但是，没有能控制阿富汗。耗费五六个月的时间，从零开始集结，组建一支入侵部队，时间上也不允许。实际上，在与阿富汗毗邻的巴基斯坦和中亚各国，也不适宜驻扎大规模的入侵部队。
相对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进攻伊拉克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它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政治偏好是一致的，或者说，能够获得支持。对伊拉克的行动把焦点放在了一个看得见的、确定的、广泛树敌的对手身上。它延续了冷战思维模式，找一个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一个“脸谱”，这样，就可以对其实施打击。获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它强调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以对第二次海湾战争所做的十多年准备为基础。这与某些政府高级官员早期的做法如出一辙，即强调，这是以美国军事力量整肃中东的绝佳时机。而且，在政治上，打击萨达姆是可行的，9.11事件之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公众认为，萨达姆与恐怖主义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从这一角度看，有些人或许这样认为，9.11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决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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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五角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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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发生几天后，我来到五角大楼，对我在CNN所做的评论进行仔细核对，并且拜访了国防部长和许多老朋友。我感到事情不对劲。对于打击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未来的进程令人极其失望、含混不清，不仅如此，五角大楼内的一些重要军方领导人处理问题武断，在内部讨论中弄错了重点，随后就要付诸实施。正如一位官员所说的：“先生，你听到过最新流传的笑话吗？如果不是萨达姆干的，那太糟了，应该是他干了，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抓住他。”他继续说：“我们从来不善于与恐怖分子较量，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到，那就是推翻一个国家，有一长串人[即民选领导人]需要除掉。”
他讲话时我注视着他。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一切将分散我们打击基地组织的精力：首先，军事和情报局领导人需要时间，而耗费在反对萨达姆军事行动上的每个小时都应该用于对抗基地组织上。第二，考虑到情报收集系统，如图像、电子截听、语言学家、调查体系等方面，如果不是以收集有关萨达姆战术和打击目标的情报为重点，那么，我们肯定会更有效率。第三，考虑到资源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同时打击伊拉克，我们不就有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军事和国内安全方面吗？
当时，政府的整体战略尚未披露。9.11事件后不久，在公开的声明中，美国领导人将战争定义为反对恐怖主义。正如2001年9月20日，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中所提到的，“美国人不应寄希望于一次战斗，而是一次长期的战役，这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经历的任何战役。要获得胜利，不仅可能包括电视上能看到的猛烈打击，还包括隐蔽的、甚至秘密的军事行动。我们将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将他们从一个个地方驱赶出来，直至无藏身之处。而且，我们也要追查那些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的国家。
一周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发表了同样论调的讲话，说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我们国家所从未面经历的战争。事实上，在分析我们前面所遇到的问题时，指出不是什么要比指出是什么容易得多”。拉姆斯菲尔德继续说：“这并不是由一个强大的联盟发起的战争，以击败敌对的轴心国为唯一目标。相反，它只包括一些松散的国家联盟……，这场战争也并不一定是一场以军事目标为重点，集中大规模部队夺取这些目标的战争。相反，在我们用以阻止那些热衷于恐怖主义的个人、团体或国家的诸多手段中，军事力量似乎只是其中之一……这不是一场针对某个人、某一团体、某种宗教或者某个国家的战争。相反，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组织网络和支持他们的国家。”
目前的战略存在着很明显的进攻偏好，拉姆斯菲尔德解释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卫”,即对国外的恐怖分子进行打击，要比试图在国内进行防卫更为有利。而在9月，总统宣布，他将把宾夕法尼亚州长汤姆·里奇调到华盛顿，出任白宫新设立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位，他能与总统密切接触，名义上负有责任，但是，尚缺乏预算与人事权，而有了人事与预算权，国土安全部才能征调官员，确保与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那些目睹过所谓“毒品沙皇”在前两届政府中的际遇的人都会怀疑，无论州长本人如何能干、如何受人尊敬，如果缺乏实权，这样的职位还能发挥出效用来。
在政府的要求下，国会也通过了意义深远的立法，即众所周知的美国爱国者法案，该法案旨在使美国增强其国内反恐战争中提起诉讼的能力。本质上，在宪法保障的同时，为了更有利于反恐战争，爱国者法案减少了合法的权利和对个人的保护：如电话窃听限制、信息收集与共享、拘禁、驱逐出境、广义的犯罪起诉等方面都被放宽了。在很少进行公开辩论，也未提供机会对这类提案的代表性证据进行广泛公共讨论的情况下，参众两院就通过了该法案。政治对话被野蛮的袭击吓晕了，而且，人们担心更多的恐怖活动正在密谋之中。
9.11后不久，在不同的地区，一些美国人感染了炭疽菌，它是一种广为人知的生物战毒剂，这又加重了恐惧与迷茫。参议院的一座办公大楼被炭疽菌污染，不得不进行人员疏散并做消毒处理。佛罗里达、康涅狄格、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特区都发生了疫情，没有特定的感染对象，很快发现，炭疽毒剂（“孢子”）是通过邮政系统传播和蔓延的。不论病源究竟来自何方，人们迅速形成共识，它来自美国国内，对于炭疽的恐惧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恐怖主义实施决定性行动的紧迫性。
然而，布什政府并未以攻打伊拉克作为开始，相反，他找到了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即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起初，尽管美国军事专家对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存有疑虑，但是，美国攻打阿富汗是以粉碎塔利班政权为目的的。随后，2001年10月8月，“一场特殊的战争”爆发了，美军以战斧式巡航导弹和B-2隐型轰炸机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恐怖分子的通讯、指挥部和其它设施实施打击。在随后的攻击中，部署在美国和英国位于迭戈·加西亚空军基地的B-52和B-1型轰炸机以及舰载飞机都派上了用场。
首次空袭仅击中了几个目标，包括弹药储存基地和6个机场、一些通讯设施、几个地对空导弹基地和早期预警雷达空防设施。几天后，对于所有的观察家而言，这些空袭显然是不得要领。而且，至少造成一起明显的平民意外伤亡事件。早期的行动看上去犹豫不决、战战兢兢，而且缺乏成效。
后来，战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塔利班部队。他们的坦克与卡车阵地遭到攻击。先是小股美国部队，最后是英国特种部队缓慢地、小心翼翼渗透到敌方区域。几天之内，袭击的准确性提高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盟军，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部队开始向喀布尔西北约200英里的马扎里沙里夫调动。在特种作战部队的引导下，精确打击使塔利班处于两难的境地：若部署在重要城市外围的部队原地不动，他们容易成为美军炮火的靶子；而如果撤退到城市和建筑密集区，则容易遭受被压迫百姓潜在的敌对攻击。对于北方联盟的集结，塔利班束手无策，精确打击的美国特种部队对这一集结给予了协助。2001年11月9日，马扎里沙里夫首先陷落，随后，北方联盟的部队包围了昆都士，向喀布尔挺进，几周之内，塔利班政府在其老巢坎大哈城覆灭。
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组织严密的行动，它以非凡的速度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行动动用了约300人的美军地面部队，几百架舰载飞机、远程轰炸机，还有不到3000人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对周边国家的几个空军基地，包括在波斯湾建成的军事设施担任警戒。的确，塔利班军事力量十分脆弱，但是，这次军事行动表明，美国实力可以遍及全球，美国不怕承受地面人员损失的风险，强大的美国军事技术也能有效打击更为偏远、军事上落后的部队。
12月初，塔利班垮台后，第一次大型的军事行动展开了，这是向特拉博拉地区缓慢、谨慎地推进，据称，那里是奥萨马·本·拉登的隐匿处和堡垒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给予了协助，在空中精确打击的支援下，来自阿富汗当地部落的联军驱散了敌军。事态逐渐明朗，这仅仅是基地组织的一次断后行动，当地阿富汗部落让许多的敌人从网中逃脱。
此时，那个曾经战胜了塔利班的高明战略已经把战机贻误了，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这是战略性的失败。像许多局部胜利和早期的转折点一样，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在国内外，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会产生整体的公众效应，这当然很重要，但是除此以外，事实上，这是采取军事行动消灭基地组织的绝佳时机。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全面摧毁恐怖分子网络，而不仅仅是打败支持他们的国家。当敌军快速地逃入周边地区时，我们已经错失了战机。基地组织只是被打散了，他们并未被摧毁。我们再也不那么容易找到他们了。
9.11事件后，一开始，五角大楼内的一些军方领导人认为，要取得胜利，在阿富汗可能要部署大量的美军地面部队，单独依靠空军，甚至以特种部队支持当地的抵抗力量最终是不会成功的，对这一点存在着分歧。而实际情况是，争论的双方都说对了一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其下属认为，空袭将会非常有效，投入特种部队的人员损失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他们是正确。而布什总统无疑看到了这样做以及采取些行动的紧迫性，越快越好。绝不能做不必要的拖延。
但是，资深的陆军专家强调，需要大规模军队，一个或两个美军师来承担决定性的任务，这也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塔利班政府的迅速垮台，使得美国无法及时部署必要的增援部队。一个重要的战机被错过了，这也是五角大楼计划偏好的令人不安的前奏，这种偏好引发了2003年伊拉克战后稳定中的诸多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错过的唯一的机会，甚至不是反恐战争中的第一次失败。它还出现在国际外交层面。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全世界人们都对美国表示了强烈的同情，但是，我们却浪费了一个机会，美国可以籍此建立一个全面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强有力的国际联盟，而不是局限于纯粹的军事力量，而且，建立联盟也有助于分担一些反恐斗争所承受的巨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负担。一开始，美国的行动就没能在联合国争取到合法性。虽然，联合国通过了谴责9.11恐怖事件的决议，但是，美国却一直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例如，将可疑组织列为罪犯、构建新的国际反恐法律体系等等。相反，联合国却强烈谴责了作恶者并表示了哀悼，随后，它还支持切断某些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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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组织也被遗忘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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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组织也被遗忘在一边，尽管美国是其重要的成员国。在北约秘书长的极力主张下，北约宣布，9.11事件符合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所述情形，即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而实质上，北约被告知，美国一旦做出任何决定都会立即通知它。盟国对美国给予了援助，几架装有北约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雷达的飞机被派往美国，但是，美国却没有将北约盟国和机构纳入其计划之中，布什政府最终将它们排除在外。正如布什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我说，“没有人将会告诉我们应该炸哪里，不应该炸哪里”。对许多美国的亲密朋友和盟国来说，这是令人痛心的时刻，这也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
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在联合国与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同情持续高涨，这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契机，国际社会、国际法和北约盟国的坚定承诺本来都可以参与到反恐行动中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