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针对伊拉克的行动中，还存在一些预想的好处，包括对其它潜在的核武器扩散者、赞助者和与勾结恐怖分子的人发出警告。但是，叙利亚和伊朗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政策，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叙利亚和伊朗积极鼓动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行动进行抵抗。当然，北朝鲜也传递出信息，要尽快发展核武器，以便对美国潜在的军事行动提供威慑。尽管伊朗还是“松散联盟”中的一国，政府先前也曾吹嘘要与之合作，但是在2003年夏天，不断流传着一个谣言，伊朗人收留了基地组织的高层人员，。
下一个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大多数9.11事件的劫机分子都是从沙特招募的。沙特一直实行一种双重策略：一方面，利用美国达到安全和经济目的；另一方面，支持和资助瓦哈比伊斯兰教派及其长期以来的反美论调。但是，因为政府认为，与其支持恐怖活动相比，在伊拉克战争中与沙特的合作更为重要，或者仅仅认为，与实际情况相比，沙特与美国合作得更好，难道沙特就能逃脱罪责吗？两者看起来都有可能。
在美国，尽管9.11之后未发生任何袭击事件，但是，有关针对我们的来自国外的恐怖威胁和我们周围暗藏的恐怖组织的警报声此起彼伏。如果世界各地估计有7万到10万基地组织训练有素的隐藏分子，那么，目前的结果表明，许多艰苦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否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似乎很有可能），这场战争是否会危及反恐活动，是否会激化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对此仍然存在着争论。
或许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国内，由于注意力转向伊拉克，那些降低美国的脆弱性、增强应对能力的各种措施都受到了影响。2002年6月，国内安全部宣布成立，它把政府内最薄弱和最困难的部门组织在一起，职员多达16.9万人，综合预算高达340亿美元。虽然战略已经公布，计划也已成型，但是，由于涉及机构的重组，国土安全部的工作量是惊人的。在官僚重组的政治问题上，如人事冻结、计划和支出悬而未决、谋求职权等等，大多数部门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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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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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工作是，我们应该为政府和私人部门设定标准。要确定标准，必须进行艰难的选择，这反映出一种轻重缓急和哲学思辩。例如，2003年夏天，对于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或者保护次序的名单尚未达成一致。保护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看法也不一致。
危险警报接二连三地响起，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安全和相关技术的脆弱性更大。实际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害怕商业信誉受到进一步损害，处境最危险的企业最不愿承认失败。因此“市场”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政府指导的标准才可能有效。对于一个本能地拒绝对商业活动实施管制的政府来说，这提出了一个长期性的难题。
以港口安全为例，媒体 报道不断指出，每年流入美国港口的几百万个集装箱存在着危险，但是，这些危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在2004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即使再批准10亿美元的追加拨款，估计也满足不了这一领域现有需要量的一半。
即使所谓的第一轮应对部门，即在重大恐怖袭击中，那些可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部门，如当地的消防、警察部门和医院，也缺乏设备和应对能力，这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外交关系委员会2003年6月的一项研究，全国消防部门所拥有的通信设备只够一半的消防员轮换使用；呼吸设备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需要；在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警务部门缺乏必要的防护服以维护现场治安；在过去两年里，中等城市的警务人员数量下降了16%；公共卫生实验室缺乏基本的设施；对于紧急应对部门可能遇到的危险物质，大部分城市无法进行鉴定。而且，在整个美国，急需能共同使用的应急通信设备，迫切需要大幅度提高城市搜救能力。
看起来，弥补这些不足需要追加数十亿美元，一些人宣称，未来5年内，需要的额外资金高达1030亿美元。但首要任务是，确定准备状态的标准，它可以作为一个尺度，用以真正评估我们所必须做的准备工作。这些标准的确还未形成。一旦建立起来，政府就能够提供紧急资金，其它一系列的系统性改善也随之得以完成，各项研究已经证实，这将会强化我们的第一应对体系。
所有的资金需求与其它重要事务，如政府减税计划相冲突。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低迷，税收出现意外的缺口，在2003财政年度，政府预算出现赤字，估计总额超过了4800亿美元，预计下一财政年度的赤字将会更为严重。美国本土安全需要拨款，即使在某些领域，拨款已比9.11之前增加了一倍，但是，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同时，到2003年夏天，阿富汗的形势恶化了：一直有谣言说，塔利班正在卷土重来，在阿富汗，有关基地组织活动的证据太多了，根本无法回避。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保持在约10000人左右，设立了军一级的前线指挥部。在国际稳定与援助部队中，领导权已从英国转到土耳其，再轮到德国和荷兰，最后轮到北约。但是，在喀布尔地区，仍然驻扎有5000人的强大部队，为卡尔扎伊总统及其政府提供安全保障。按照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维和行动的标准，这里的美国和国际部队还不到所需要量的十分之一。
军阀们仍然保持对各省的管辖。在很大程度上，首先铲除罂粟种植的努力严重受挫，由于长期缺乏安全保障，民事活动与援助举步维艰。铺设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道路是重建计划的核心，这一项目被一再推迟，国际援助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与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努力相比，这里还需要15到20倍的更多援助。2003年3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视察喀布尔后宣布，主要战斗已经结束，战役将进入崭新的阶段（一个“巩固”和“稳定”的阶段），但是看上去，当地的实际情况与他的乐观似乎不太吻合。到8月底，自从布什总统5月1日宣布主要战役已结束以来，伤亡人数已经超过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
到2003年6月，为了避免国内战争，作为最后的努力，经过委员会选举，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任命地方军阀到政府内阁中任职。国际人道主义人员大多局限在喀布尔地区。在城市和乡村，美国和国际维和部队继续遭遇抵抗，在一次威力巨大的遥控爆炸中，有四名德国维和人员死亡。到6月底，一名基地组织发言人宣称，塔利班、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军阀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盟，在阿富汗东南部，招募自杀性爆炸者的传单随处可见。8月中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部队成功地策划了一起大规模的，针对政府、警察部门和军事哨所的袭击。
尽管塔利班政权已经垮台，但是，其残余分子和其它反西方的势力对阿富汗政府依然构成威胁：他们在邻国巴基斯坦境内和边界地区活动，继续提供庇护所，招募恐怖分子，演练恐怖袭击活动。看起来，美国在这个国家的义务没有尽头，到2003年8月底，据报导，政府正计划把美国对阿富汗国家建设的援助增加一倍。
2003年4月初，在巴格达被占领数月之后，解放伊拉克战争的代价越来越清楚了。这里的斗争正在继续。自从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战争结束以来，已有60美国士兵在战斗中死亡。在一系列埋伏、枪击和爆炸中，受伤的人数是死亡人数的三到四倍，这表明，基层的游击战正在展开。美军已增加到约15万人，近期不可能大规模撤出。约60%的美军承担了维和任务，如果不征召附属的预备部队，部队的“轮换”是不大可能的。花费也在不断增加。正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解释，每个月，单单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消耗率”就接近40亿美元。每年的费用肯定会高达1000亿美元，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政府现在很难找到其它国家来分摊这一负担。
2003年7月底，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布什总统宣称，伊拉克战争“是整个反恐战争的核心部分”。他讲得完全正确，军事行动是真正的核心，而这正是困难所在。没有什么能比总统的发言更明确地切中要害：反恐战争已经误入歧途。
战略本身就有缺陷：它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恐怖主义问题；更多地寻找支持恐怖的国家而不是恐怖分子本身；把战争作为首选工具而不是最后的手段；很大程度上是单边行动而不是与同盟一致行动；在国外的军事行动上耗费了大量军费，如果直接用于反恐行动或本土安全，对美国的安全更有益处。
不管萨达姆.侯赛因多么邪恶，伊拉克战争都没有实现美国的预期目标。当然，萨达姆已经失去了政权，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有任何联系。尚未发现伊拉克的核计划，更不要说任何类型的核武器。在生物武器和化学化武器方面，情报部门认定萨达姆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但是，也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线索，当然更不用说对美国构成迫切和严重的威胁了。
事实上，布什政府把重点放在伊拉克上，已经削弱了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使注意力、资源和领导发生了偏移，疏远了同盟的支持者，并且给任何希望危害美国和美国人的人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找不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不但削弱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可信度，而且，也影响了美国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其它努力。奥马萨.本.拉登及其追随者所期望的不过是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再次打击，由此激起民众的情绪，招募下一批恐怖分子。到2003年8月中旬，沙特政府宣布，已有3000名沙特公民“失踪”，显然已越境进入伊拉克，在他们的领土上寻找机会，与美军展开近距离的战斗。
美国针对全球恐怖分子总体行动是毁灭性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摧毁恐怖分子招募、筹款和为其它恐怖袭击做准备的能力。建立多国反恐联盟的失败无疑会使一些更有效的工作受到延误，如在法律、情报、警察和立法体系方面的协调。更通俗地说，政府以攻打伊拉克为重点是本末倒置，这不但延误本土安全方面的措施，而且，也降低对消除恐怖主义根源、降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风险的重视。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正完全致力于占领伊拉克。因此，不管这是否是一项明智或合理的行动，现在，无论是通过撤军让伊拉克陷于混乱状态、让复兴党重新掌权、还是允许出现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我们都无法使伊拉克变得更加安全。当前，如果可能，我们必须将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转变为全局性的胜利，其手段是展示美国在价值、理念和资源方面惊人的建设能力，同时，帮助伊拉克人利用这一机会建立起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获得政治经济的自由，这至少能为整个地区的其它国家树立典范。
4月初，巴格达的雕像倒下了，华盛顿出现了一些一相情愿的想法，在这一轻松愉快氛围中，不断有人谈起“美利坚帝国”。这是一个旧有的思想，实际上，它是伟大的美利坚民族的自豪和英雄主义的复兴，一代人对越南战争的失败感到耻辱，他们渴求“最伟大一代”的成功，这种思想因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而变得更为强烈，更加愤怒。但是，美利坚帝国的想法是一种误解。它将不会使我们在伊拉克获得成功，反而会使已经取得的，以及我们未来可能取得的许多成果陷入危险之中。这一理念的出现是正确的：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不仅要更安全，而且，要永远拥有更强大的武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帝国的旧思想必须为新的战略构想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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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空降师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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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1日，科威特某地。第101空降师正在集结，整装待发。此时，最后一批装备已经装车，他们将乘坐卡车，穿越科威特边境，开赴伊拉克战场。这支部队蔚为壮观。他们全副武装，秩序井然，没有一丝嘈杂和喧哗。士兵们武器斜挎在肩上，帆布背包整洁地挂在卡车栏杆上。这一景象表明，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这些从容的职业化军人已经准备好几年，而现在，他们知道，参战的时刻即将到来。
但是，这并没有更为清晰地显示出自难堪的越南战争以来，美国陆军志愿兵役制所取得的成就，或者存在的差距。
在随后几天中，这支部队打出了与其外表和声望相符的战绩。他们穿越了沙尘和戈壁，通过战斗，完成对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希拉等城市建筑密集区的清剿，随后，他们又迅速奔袭到遥远的伊拉克北部，与库尔德人并肩战斗，101空降师为美国武装部队的荣誉添光加彩。他们与其它部队协同作战，在战斗中，谨慎地使用武器，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和对当地公路和建筑物的破坏，他们展示了美军的战术技巧和勇猛顽强，是一支仁义之师。
这支部队的威武形象突然展现在美国公众目前，也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就像从阿拉丁神灯里跳出的妖怪一样，出人意料、威力无比。当然，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但是，他们是真正的军人。9.11之后，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代表着我们所追求的价值、荣誉和力量。他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且，也是强有力的政治信号。当从沙漠中杀出一条血路，击败那些散兵游勇时，他们似乎就发出一个新的信号，一种新的美国式的自信，一种为我们的信念甘愿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意愿。可以从那些把我们引入战争的道义角度，对他们的胜利加以诠释：这是“我们”战胜“他们”的胜利，是民主对独裁的胜利，是自由人对受奴役人的胜利，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
其它人对这次军事行动有着不同的看法。欧洲媒体称，这是一场纯粹的力量展示。在阿拉伯世界媒体中，这场战争意味着侵略、破坏和无辜者的伤亡。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西方将其主张强加于人的又一个例证，甚至说成是异教徒对信徒们发动的战争。
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美军的装备极其精良，战场上根本无人能与之匹敌。美军部队灵活敏捷、快速机动、火力猛烈，具有陆、海、空立体作战能力，它不会遇到真正意义上的抵抗。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支部队能够打败所有潜在的对手。并且，在这次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摧毁和瓦解伊拉克部队的战斗。这是一支能够重写军史的部队。这支军队使一个新帝国的出现不可避免。
首先，存在不可否认的质的优势，尽管这一点让大多数国家感到震惊，但是，美军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它远不是战火中，身着军装的指战员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时的侃侃而谈。他们是如此优秀、能征善战，同时，又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他们是已经成家的指战员，勇猛、果敢、虔诚、爱国，他们带着对社会的忠诚，离开至亲交好友和爱人来到前线。对他们来说，这次任务不是冒险，而是一次崇高的召唤，为着一个比个人和家庭更为重要的理由，一个可为之生死的目标。他们不仅仅是新的百夫长，而是新一类的百夫长。
由于具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一些人很容易认为，进攻伊拉克仅仅是第一步。部队的行动为总统几个月前在西点军校的讲演作了很好的注解：“我们必须发动对敌人的战斗……在当今世界，我们唯一能使自己安全的办法就是主动采取行动。”这次行动不仅是自卫，而且似乎还应该有更多的含义。总统在这一讲话中解释到：“在任何文化、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道义的真理都是一致的……我们正徘徊在正义与邪恶的冲突之中。”因此他指出，我们的军事行动是符合道义的。2002年4月，总统在弗吉尼亚军院对军校生们的勉励更具有建设性：“因为我们信仰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观，所以，美国人的目标远远不是消除威胁、抑制怨恨。美国努力为所有文化背景中的每一个人提供机会和希望。”
在伊拉克战争的前夜，总统的最终目标更为清晰：“一个解放了的伊拉克能够具有自由的力量来改造这一极为重要的地区……在伊拉克的胜利会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开创新的局面。”这一构想使美国感到自豪，它反映了我们对价值的自信，也反映了我们价值观的优越性。但是，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后，一切都变了：毕竟，胜利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而应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这是总统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演讲，以及2003年2月在万人攒动的美国企业协会的讲话中所勾勒的视野。正如政府想要明确表达的总体计划，这是一个新的美国，一个在不幸与威胁中重生的美国，它对世界提供建设性的援助，使人民得到自由，重塑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地区”，努力形成一种全新的、普遍的道德体系，并且，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利用独一无二的美国军事主导力量，确保我们能获得安全和保障。这是美国强权下的和平，也许走得更远，从总统竞选中“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目标开始，这一历程令人眩目。
但是，这种准帝国主义的构想与现实从来都不相称。就军事力量来说，美军不是一支帝国军队，至少现在还不是。首先，美国武装部队是为战争而组建的。尽管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军队具有前线服务的传统，但是，按照克劳塞维茨的术语，这是他们自身为应付大规模战役和极度的暴力而做的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约翰.J.潘兴将军创建了欧洲式的现代美军部队，有100万的士兵部署在法国。这是一个庞大的军团，包括两个旅，每个旅由两个团组成，其中大部分是步兵和机枪手，另有一个炮兵师，每个师总共有1万名步兵。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尽量减少伤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朝鲜、越南战场上，美军都在设法寻找并包围敌人，训练如何打败他们。这一个英勇的场面，刺刀攻击、空降跳伞，清剿硫磺岛上的岩洞，翻越诺曼底Pointe du Hoc的悬崖上。这是适应20世纪战争模式的军队，大规模的士兵和国与国之间的战役。部队以敌军为目标，战斗结束后就期待着回家。他们首先是平民，其次才是士兵。
在历史上，美军缺乏在国外驻扎的能力。1919年的夏天，停战协定签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月后，潘兴将军的部队大多回到国内，正在复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队又很快撤出了德国和日本，即使面对苏联不断增加的军事挑战，美国也只保留了较小的保安队式的部队。在整个冷战的大部分时期，驻外美军面临着国内持续的财政和政治压力。
伤亡向来都会增加撤兵的压力。越战时期，对军事行动的支持最终被伤亡问题所瓦解。通讯条件越好、媒体报导介入得越深，伤亡问题似乎就越敏感。看起来，因为18名士兵在一次事故中阵亡，美军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以失败而告终。而据说，由于偶然避免了美军的伤亡，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维和行动获得了成功。
此外，自进入“最伟大一代”的光辉岁月以来，军队自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越战的一个结果，现在服役的全是志愿兵。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战斗和打击已经转为由空中力量来完成，军队规模总体上减小了。其作战单位缺乏步兵，即招募的“地面新兵”不足，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甚至越南战争所具有的特征。2003年，根据官方核准，现役美军士兵不超过50万人，比冷战时期的一半多一点，或者说，只占二战时期动员士兵的5%。很多士兵已经成了家。尽管他们充满爱国主义，但是，作为丈夫或者妻子，他们不得不在国家的召唤与家庭的责任之间做出权衡。单单是征招并保持充足的兵力，看起来越来越成为难题。而且，补充20多万名志愿预备役人员去承担目前的任务，增加了美军尽快结束海外战斗、返回国内的压力。
2003年夏天，约15万人，加上在科威特3万左右的美军士兵进入伊拉克，按照近期的维和标准，这是一支小规模的部队。1996年在波斯尼亚，6万人以上的北约和多国部队被派往交战地区，执行停火和和平协议。那里的平民不到4百万。在科索沃，在65万平方英里的地区、人口不到2百万的省份，部署了约4万名维和人员。然而，伊拉克的人口是科索沃的十多倍，面积是科索沃40多倍，在这里部署16万兵力就够了吗？这仅是小小科索沃所需兵力的4倍？这支部队大多实现了机械化，缺少“地面有生力量”。2003年2月，陆军总参谋长埃里克.辛赛基将军认为，大约需要几十万人的部队，这似乎是未卜先知。
更糟糕的是，美国军队不能实施轮换，按照一种“固有的”模式来补充弹药、重新训练和恢复战斗力。在伊拉克的占领军已经超过了美军所能调遣军队的一半。部队的任何调遣都需要动用国民警卫队。在阿富汗、韩国、科索沃以及波斯尼亚，也都有着同样的需求。不管其勇气和作战能力有多大，这支军队的规模、重点和志愿兵性质，对总统宏大构想成功的可能性都提出了质疑。
美国的兵力也不足以应付反恐战争早期那些最具扩张性的构想，按照这种构想，美国要“推翻国家”，荡平中东地区，那些渴望在压迫下获得自由、渴望美国生活方式的欢呼人群，会箪食壶浆以迎接美军。现在，美军还能在叙利亚境内发起战斗，完成后续任务，或者再进驻黎巴嫩吗？当然，空中力量足以应付，舰队也可以远离海岸打击目标，对于空军和海军来说，进一步的行动并不需要更多的兵力。但是，对陆军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日复一日的干着脏活，生活在危险和不确定之中。
伤亡和部署对部队的精神带来了冲击。大多数服役人员认为，应该把战斗任务与家庭、国家利益协调起来。在战时，出于民族使命感、爱国主义以及对家乡的感情，似乎可以忍受。但是，总而言之，占领任务是另一回事。因为不管严寒还是酷暑，即使长期的任务已经完全成功，但是，也许紧接着就会有下一个命令在召唤。在这次战争中，就有直升机飞行员直接从阿富汗被派往伊拉克。即使回到家里，等待他们的是作战训练中心的另一次轮换，更多的家庭离多聚少，他们错过了孩子的出生和生日，子女哭哭啼啼、夫妻间缺少快乐。对于那些在国内翘首以盼的家庭，每一次伤亡都打下了恐惧的印记。
打败伊拉克的美军部队确实是一支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军队，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曾跨越莱茵河，挺进布列塔尼并征服英格兰的罗马军团，也不是19 世纪沿印度西北边境寻求财富和名誉的勇敢的英国人。与以往不同，这是一支在战斗中所向披靡的美国部队，为了祖国的自卫而进行战斗，对那些可能参与9.11恐怖袭击的人给予还击，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与恐怖分子之间存在联系。然而，对于远离故土、执行占领任务的收获和荣誉，士兵们根本不感兴趣。这毕竟不是一支帝国的军队。
2003年夏末，美军自身陷入危险的境地，这是美军成功突入伊拉克的后遗症。除非军事占领对部队的需求逐渐减少，或者全面征召预备役人员，否则，我们会丧失部队的精华，他们英勇顽强地攻入伊拉克，由于伊拉克士兵和官员临阵脱逃，美军伤亡不是来自敌人的炮火，而是任务过重和装备不够造成的。
即使国内民众也未做好准备，接受帝国的挑战。事实上，9.11提供了一个借口，美国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执行一项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但是，萨达姆的雕像倒下后不久，媒体中的沙文主义又被日常那些琐碎和枯燥的内容所取代：离奇的谋杀案、体育明星的性骚扰案，还有对战后初期相关损失的不断讨论。看起来，美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支持战争。（正如一个英国传媒大亨上世纪所说的，“战争不仅提供了新闻，它也创造某些人对战争的需求。”）但是，当军事调动的不确定性和新奇感以及攻击行动结束后，舆论就会转移。美国人想要的是让他们的军队回家，尽快回家。
尽管所有事实表明，美军部队与海外长期部署是不相称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提供额外的物资以应对在伊拉克的长期战斗。另外，美国忽视了其它外交手段，放弃了国际的可替代方案。美国基于军事力量的外交政策已变得的更加危险。实际上，在美国的保留节目中，武装力量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军队拥有人员、资金和运输系统。他们能运送救援物资，组织训练军队和警察，铺设通讯线路，建设电站，向司法、卫生和财政部门提供建议，架设桥梁，组织选举活动，甚至可以为平民接种疫苗并提供医疗服务。
其它联邦政府机构资源不足，也缺乏权威，在议会的监督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在其他问题或环节上疲于应付。例如，在解决波斯尼亚边境问题时，我们不能从内务部抽调美国边境巡逻队，也没有现成的大量的预备警力派往国外执行警务。而且，商务部也证明无法非常有效地为海地和波斯尼亚提供工作机会。
这些问题并不包含在军队的首要使命中。军队常常不愿去解决这累问题，他们采用一种狭隘的、甚至是机械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在所有的能力中，军队缺乏知识、技能、耐力和规模，他们无法根据持久的原则来真正管理一个大的国家。他们无法支持政治上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修改宪法、修订财产法和犯罪章程，以及真正深入到社会最深层面进行系统工作的技巧和经验。军队也不是警务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国家建设所必须的调查研究和遏止腐败，他们更是外行。
对军队的依赖助长了另一个不幸的品质：单边主义的趋势。在实施军事行动时，美国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动员情报能力、后勤、火力和预备兵力。几乎每个军事行动都与盟国紧密合作，这意味着军事行动效率较低、也许风险更大。（也许历史上每一支精良部队都这样认为。）对于军队而言，战争进程毫不费力，他们不相信这超级力量会使战后的行动受到延误。毕竟，美国拥有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运输、通讯和后勤能力。
当然，军队是一个go-to严密的组织，士兵和指挥员运用其掌握的全部技能和装备来应对无法预料的形势。有时，他们甚至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解决伊拉克民众当前的困难。在开始时，联军拒绝----表面上是指导---把战后安全使命作为他们固有的职责。国防部长甚至似乎要赦免巴格达最初一定数量的抢劫和违法行为。随后，当军队试图控制局势时，却缺少足够的兵力----军队根本无法占领这个国家的疆域，找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还要保卫许多伊拉克政府成功过度所必需的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当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违法者”时，往往缺乏翻译来向住户解释，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反游击行动时常典型的错误----这也常常会冒犯当地领导人，并且还会伤及无辜。即使是直接的自卫，比如遭遇射击时进行还击，有时会导致民众怒火高涨，难以平息，也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
政策疏漏使得错误更为严重。在美国近期的维和行动中，遣散伊拉克军队肯定是最不灵验的措施之一，它使40万名愤怒的武装人员加入到失业大军之中。当权者低估了复兴社会党组织的影响力。决策者不是把复兴党的余部组织起来，重新招回文职人员，随后让他们重新宣誓效忠，而是想着如何取代复兴党，使他们转入地下，这无疑会使他们继续反抗。而且，最大的失误之一肯定是马上可利用的通讯广播设施，应该空运一些设备，以获得信息控制。
8月底，美军的使命似乎仍然悬而未决。如果他们继续承担，美国当然具有资源的优势。并且，没有对立的超级大国去支持反对派，就像二十多年前我们在阿富汉对苏联所做的那样。但是，迄今为止的占领远未能满足伊拉克民众恢复安全和最低经济保障的期望；萨达姆.侯赛因已逃亡数月，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仍在抵抗；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武装人员正在进入伊拉克；每天的狙击、爆炸和埋伏如同家常便饭，每周都造成十多名美军伤亡。尽管这些顽抗根本不足以击败地面的美军，然而却给整个行动投上了重重的阴影。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正在从事三个层次的战斗战役。第一层面是主要位于巴格达西部和北部的逊尼派穆斯林复兴党人和一些基地组织有牵连的部队，他们与美军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每周都造成几名美军士兵阵亡。第二层面是努力重建与恢复经济和国内秩序。发电站正在慢慢地修复，原油产量也在上升，汽油管道正在恢复，还有许多美国建设的民用设施，如食品和供水系统，正在全国紧锣密鼓地进行建设，美国试图以此来争取伊拉克的民心。尽管伊拉克人充满了抱怨，士兵们依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美国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直到巴格达自来水主管道被炸，紧接着联合国驻伊拉克总部遭到大规模毁坏后（联合国是基础设施重建的重要力量），美国才真正意识到重建工作的艰巨性。第三层面是什叶派穆斯林正在组织起来。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其领导人对结束外国占领和获得政治权力越来越急切。他们将大规模发动群众要求美国人离开伊拉克，这一点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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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局势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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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伊拉克的局势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考虑到不确定的小规模冲突的前景，美国现有的地面部队很可能不足，而且，如果没有大规模征召预备役人员，或者没有数万名能征善战的外国军队的支持，美国肯定无法坚持下去。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政府可以顽强坚持，不相信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强大的美军部队，成长起来的伊拉克政治派别和持续向好的经济形势（也许在不放弃美国领导权的情况下，还要借助联合国的力量），这些因素能综合起来，在几个月内将反抗势力压制下去，然后不断减少驻军，以便在2004年11月美国大选中能够声称取得了进展。第二，美国可以放弃拒绝联合国参与，获得一个新的联合国决议，让伊拉克问题国际化，使美国尽早将兵力减少到大约一半或者更多。
最有希望的办法似乎是尽快的将政权移交给一个选举产生的伊拉克议会，并获得一项新的联合国授权，这为其它国家派兵或给予经济援助提供所必须的合法性，同时，组建足够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减轻美军的压力。
只有快速撤军以安抚伊拉克舆论，美军才能挽救所宣称的战争胜利，避免在本地区进一步失去声望，并且使美军为下一个挑战做好准备。按照这样的部署，到2004年夏天，美军人数可能从15万人减少到7万5千人左右。但即使在那时候，美军地面部队必须努力保持全神贯注，而且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和难以预料的额外资源才能彻底恢复。所以，打败伊拉克后不久，作为新帝国的核心，美军是横扫中东、消灭支持恐怖分子政权、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新美利坚帝国的解放力量，这一形象似乎是一个正在消逝的远景（vision）。总统宏伟的远景似乎遥不可及。
然而，还有一些人已经意识到，美军分散在全世界从事小规模的训练与援助，这已经埋下了退却的伏笔。他们看到，特种部队精英已经确保并管理和指挥着一个美利坚帝国。他们精通外语，熟悉从军事艺术到公共关系的每一项工作，他们可以潜入某个小国并进行引导，美国所有的力量都会对此提供支持。他们关注着中亚、阿富汗以及非洲的临时行动，懂得如何派遣训练良好和合适的人到这些地区，并与当地统治者建立关系。他们可以对那些领导人提供劝告、教导甚至威胁（通常是拐弯抹角地进行）。当那些领导人需要援助时，他们可以使用携带的卫星通讯位他们提供信息，在形势需要时，空投衣服和食物，或者实施精确空中打击。他们能以非凡的效率让那些国家或省份与我们结成联盟 。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的构想，这是一个旧的视野，从冷战时期沿用至今的。这一构想与其说是实现民主化，倒不如说是帮助对我们友好的统治者保留或扩大其权力。它对保持五角大楼的“介入”，要比推行更广泛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方案要更为有效。
对于美利坚帝国的许多争议和某种程度的热衷似乎误解了美国的庞大实力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时代。人口和财富迅猛增长，在内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大规模利用外资，主要是英国资本，到自世纪交替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生产了全世界约30%的制造品，与之相比，英国占19.5%，德国占16.6%。10年后，美国的份额上升至35% 。美国开始作为一个帝国而进行争夺，他夺取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属地；为修建跨越地峡的运河，他分裂了哥伦比亚，建立了独立的巴拿马；为获得对群岛的控制权，他在菲律宾进行了艰苦的反游击战争；为了搜捕人民党支持者、墨西哥匪帮头领潘丘.维拉，他跨过边界进入墨西哥，发动了“惩罚性的远征”。
但此时，美国传统帝国计划已完结了，因为在美国精神的深处是民族自决权，当美国勾画其国际的行动方针时，他一再强调这一点。1902年，古巴获得了独立。在20世纪前1/3的时期，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断进行军事干涉，但是，美国的从未使它们正式成为自己的附属国，或者获得法律上的永久管制权。1946年，菲律宾也宣告正式独立。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也许会指责，美国出于其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去镇压人民，但这些批评完全放错了地方。整体上来说，美国人倾向于作一个“离去者”，而不是殖民者。在国外冒险的兴趣不久就消散了，军事远征规模在减小，并开始撤离，有时，当地武装力量在美国的援助和建议下，接管政权。美国确实拥有实力和影响，其商业在全球展开竞争以获取利润，但是，它对于一个国家法律上的控制和传统的帝国并不感兴趣。
二战后，美国对亚洲殖民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他鼓励各地的反殖民主义。当法国试图重新获得印度支那的完全控制时，我们拒绝给予大规模援助，我们向荷兰人施压，使其撤出印度尼西亚。1956年，当英国和法国入侵加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时，我们经过斟酌，提出反对，我们还鼓励结束南非的殖民政权和白人统治，甚至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最终在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
与传统殖民国家不同，美国地域辽阔、资源丰裕。我们的经济发展较少依赖于对外贸易。我们不必为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寻求国外的出路，在19世纪末的铁路大发展时期，美国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在20世纪初，在美国重要性上升的早期，暂露头角的巨型公司，例如联合果品公司，很快被国内快速发展的工业基地所超越。我们的产业布局和和经济发展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强烈的孤立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先是民主党总统哈利.杜鲁门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随后在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我们抵制了孤立主义的回潮。在这一时期，我们是资本的净输出国，对外贸易也保持顺差。尽管逐步开始出现了贸易逆差，但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仍然超过对外国投资的支付。今天，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收入方面均保持逆差。另外，世界其它国家拥有的美国资产的价值已经超过美国人所拥有的外国资产价值。也就是说，对于世界其它国家，美国现在处于“净债务国”的境地。
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断演变中被赶上。像黄金、钻石、木材等这些资源消耗型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它们曾驱使一些国家进行早期的殖民活动。尽管资源消耗型工业，以及控制它们的跨国公司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市场份额，但贸易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新的财富增长点出现在旅游业、娱乐业、医疗和制药、通讯业以及现代制造业中。一般而言，这些部门的价值不是通过控制原材料供给，而是依靠占有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而实现的。
美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有渴望自由和机会机遇的德国人，从19世纪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再到20世纪初期的东欧国家，除了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外，还有来自波多黎各、墨西哥、古巴、中美洲的移民潮。在20世纪9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增长率最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年100多万移民的涌入。到2001年，美国已收留了300多万来自中东和亚洲国家的穆斯林。
事实上，美国参与角逐以成为一个传统的殖民国家，输出自己的劳动力，这已经太晚了。19世纪，英国的人口爆炸助长了它的殖民扩张，并且使美国成为自己的疆域。进入20世纪，尽管经历了“婴儿爆炸”，美国人口还是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经历了出生率下降的时期。而在中东、拉美、非洲和亚洲，人口增长使得传统殖民主义的人口流动发生逆转，由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在21世纪初，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在1995~2002年，占全球产出约20%，占世界经济增长的40%。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对美国增长动力的依赖已变得不相称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结果，即美国必须消费比本国产出还要多的产品，相反，其它国家必须生产出超过本国消费的产品。显然，这对其它国家有利，它们必须为自己的产品找寻市场，但是，这对大多数的普通美国人也是有利的。历史上的帝国都没有做得这么完美，既为自身创造财富，由与其它国家分享利益。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传统的帝国所维系的，而是由国际机构与安排的连锁网络所形成的，这一网络保护和促进了美国的利益，并且与其它国家分摊了成本和风险。
首先是二战后形成的安全安排。为了延缓与遏制苏联的威胁，美国在海外部署了十几万部队，但是大部分花销由所在国家自身承担，特别是在亚洲。而且，这些部队大多数并未分散在欠发达国家，而是集中于那些二战中“曾被毁灭”（但是现在是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美国的敌对国家。尽管美国国会一直在抱怨部队的支出，但事实上，海外驻军对这些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成为美国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通过正式联盟将他们联合起来，美国分担了这些国家一部分防务负担，形成超国家的安全体系，但这也为美国在金融、政治甚至文化方面提供了决定性的地位。
第二，美国通过国际机构和安排发挥了杠杆作用。其中有安全条约：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日本、韩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与同盟国协同行动，美国就可以分摊其全球安全利益的财政、军事和政治负担。在欧洲，北约成员声明，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将提供大部分的地面部队。法国独立的核计划为冷战中的北约的核决策提供了支撑。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都在援助波斯湾。法国和比利时在非洲非常活跃。还有日本，不仅惊人地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形成了有效自卫能力；它实际上还支付了驻日美军所有的军事行动的费用。
还有一些安排有助于美国保持经济领导地位，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后来最重要国家定期召开的会议，它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八国集团（G8）。中央银行行长得以经常会晤，至少彼此交换看法。美国还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美国的货物、产品和服务业在竞争对手中开辟新的市场，作为构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领导国，美国进一步规范和扩展了国际商业。由地区性协议来引领或配合一般性协议，如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