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8′
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
安史之乱改变了大融合的和谐局面。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原自己逐渐无可用之兵，外族势力愈加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内地。西南的南昭，唐政府也感到无从应付。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完全丧失。
结论：大唐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9′+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8′+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10′+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8′=101分
(李渊)（玄宗，安史之乱）（宪宗）（哀帝）
618741820907（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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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101′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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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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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蒙古大军前敌总指挥、后来当了元王朝宰相的伯颜，在拒绝南宋议和使臣的口头语。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破了宋帝国的来去之道。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巧合。前有曹魏王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汉王朝的江山，一万个不情愿的汉献帝，无奈拱手把祖宗的基业送给曹氏。但是，后来曹魏的江山，也是由孤儿寡母拱手“禅让”给了晋王朝的司马氏。后有大宋王朝，赵匡胤兵变后，从后周孤儿寡母——7岁后的周恭帝柴宗训与二十多岁的后周符太后手中夺得江山。320年后，宋王朝的江山，也是由赵氏孤儿寡母拱手让给了元王朝。
赵匡胤的母亲是极具远见的非常女性，她看到了宋帝国“得国由小儿”的事实，千叮咛万嘱咐，却终究未能使宋朝摆脱“失国由小儿”的命运。她在临终前与赵匡胤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杜太后：你自己知道你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吗？
赵匡胤：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的余荫啊！
杜太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做天下之主，众心不能亲附的缘故罢了。你和弟弟赵匡义都是我生育的，你身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天下四海至广至大，能够册立年长君主，是社稷的福分！
赵匡胤：一切遵照太后的教诲！
杜太后：那就让赵普记下我的话，以后不得违背！
孝顺的赵匡胤确实谨遵母命，把帝祚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北宋前期几代还真是受益匪浅，鲜有王室恶斗。只可惜赵太后的训诫是有保鲜期的，宋帝国后期的接班人，并没有把她的话时刻装在脑边。
说起来，像宋帝国这样的王朝，还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有着经济的发达，文化的辉煌，但却也有着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最终却也能够苟安了三个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最为奇特的例子。
黄仁宇甚至还认为“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证据是“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的确，宋帝国的外弱形象下，掩藏着一种务实的气质。
宋朝还有不少善政：比如，整肃宫闱，没有女祸；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从内政绩效上看，汉、唐逊它一筹。
然而，宋王朝在历史地位上，却历来被史学家毫不客气地排在汉唐之后。
最大的把柄就在于祖国统一问题。说来可怜，两宋320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赵匡胤改国号为宋，但它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超过三个世纪的长命政权，宋朝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中国。即便在全盛的时候，也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宋朝撑不过三代就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奸臣佞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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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宋为什么一任国门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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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们分别是：幽州，即今日北京市区，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天津的蓟县；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北宋的建立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以宫廷政变方式取得政权;二是在“君弱臣强，方镇太重”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对赵宋统治者来说，如何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乃以此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于是“防弊”成为赵宋统治的最大特点。所谓“防弊”就是对一切威胁赵家统治之处皆预先防范。南宋叶适对此一语道破:“赵氏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
政治上，赵宋采用分散事权的办法削弱臣下权力，以防君弱臣强之弊。这种对臣下的不信任，使已被削弱的国家机器更加软弱无力。甚至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的可悲局面。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地方势大，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力量。赵宋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虽扭转了这种局面，但矫枉过正，由于是以刻意分散削弱臣下与地方权力来集权的，旧疾虽去，新弊又生，结果走向反面:造成国家机器几同虚设，极大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
大宋克服唐末五代藩镇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做潜在威胁，对之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犯的措施。其一，削弱地方军队。其二，实行养兵政策。从军者以当兵为职业，以军队为衣食父母，统治者养兵的本意就是要化害为利，增加稳定因素，也不愿强制淘汰老弱而影响军队的稳定。由于不能正常去弱留强，加上荒年大量从饥民中募兵，军队日益庞大而素质却日渐下降。养兵政策使宋军量增质降，数量虽众，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难与强悍的辽军争锋。其三，使兵将分离。赵宋皇帝把将领掌握兵权视作最大威胁，为消除隐患，就须使兵将分离。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手下将卒一无所知的统帅能率领他们去打胜仗；同样，将卒们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陌生统帅的号令，为之赴汤蹈火。兵将分离的军队绝不会是能征善战的军队，宋人已经在担心，这样的军队“缓急恐不可恃”。兵将分离违背了战争规律，进一步削弱了宋军战斗力。其四，越俎代庖，遥控指挥。北宋将权最弱，连其在外领兵作战，皇帝也要多方干预。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兵作战，将帅须审时度势，因敌制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北宋将领却不得不按皇帝亲定的方略或授以的阵图指挥作战，并受其所派心腹监军的监视，监军代表皇帝，都不能违抗。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事前闭门造车而成的方略阵图往往不合实际，遵从则于事不利，置之不顾便是抗旨，弄得将领们进退维谷，手足失措，宋军许多失利都与此有关。其五，用将非人。为使将领易制，防止“帅强则叛上”之患，大宋皇帝选用将帅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军事才能如何，而是是否恭顺听话，忠心不二。于是一些才能平庸但唯上命是从的人被委以重任。其六，军队配置重内轻外。北宋军队的全国配置也是以“防弊”为宗旨的。兵力配置不以御外敌为宗旨，专以防内患为目的:在京师置重兵以防诸道叛乱，其余军队则诸道分散配置，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重兵屯于内，兵势分于外。专意防内的军队配置，不能不削弱北宋对外的力量。
总之，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守内虚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将收复之事搁置一旁，故终北宋之世，燕云失地也未能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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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帝国最大的政治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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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之死及其弟赵匡义之即位，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或“斧声烛影”)与“金匮之盟”这两桩北宋初年最大的政治疑案，成了历史上的“千古之谜”。
正史中没有赵匡胤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匡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诏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
近年有些中外史学研究者提出，赵匡胤实为病殁。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在《宋太祖酒癖考》一文中认为，赵匡胤素嗜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学者刘洪涛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既然宴会在宫内，太宗是仓促应召，宴席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受了太宗谋害，就不可思议了”。“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即是由于躁狂忧郁病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脑溢血)症。”所以他的死亡实是病殁，不足为怪。因此，太祖之死并非太宗所杀，而“烛影斧声”之谜及历史传说，乃是后人捕风捉影的虚妄猜测。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太祖是太宗所杀。太祖之死极有可能是赵匡义在酒中下毒所致。酒中下毒是宋太宗的惯用手法，赵匡义早在开宝初年就结交豪俊，图谋不轨。到开宝九年(976年)，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利用进宫饮酒之机，在酒中下毒，杀了宋太祖。也有人从宋太宗好色这一事实出发，指出，宋太宗因调戏太祖宠妃费氏，被太祖发现，遭到斥责，太宗乃起而杀兄，篡夺了皇位。
如果说宋太宗未杀其兄，那他是怎样登上皇位的呢？学者侯扬方认为，太宗即位并无太祖顾命，实属自立，他之所以顺利而毫无阻碍地登上皇位宝座，其原因就在于太祖统治时他有着显赫的地位。太宗年轻时曾参与策划陈桥兵变，有开国之功，后又为开封尹，封晋王，位尊权重，恩宠无比。而唐末到宋初，太子制度废置近百年，朝廷多以亲王兼京尹为储君。随着反对太宗即位的赵普罢相，太宗为亲王京尹俨然居储君之位。其时太祖诸子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故得以于太祖猝后无顾命而顺利入继。
如果说宋太宗弑兄篡位，那原因何在？皇权再分配不均，是赵匡义弑君杀兄、篡位夺权的一个原因。赵匡胤统治十七年，极力强化中央集权，但对其弟赵匡义发展私人势力缺乏应有的警惕。宰相赵普虽曾劝他除去匡义，但未被采纳，致使最后赵匡义起而杀掉其兄，登上皇位。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二人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另一个原因。另外，围绕着是否迁都洛阳的问题，也加深了赵氏兄弟之间的矛盾，而“烛影斧声”事件的出现，则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宗篡权成功的原因：太宗蓄谋已久，太祖毫无思想准备;太宗选择了最好时机;太宗在宫中收买、安插了内线。太宗弑君杀兄，篡位夺权，在封建社会实属大逆不道，他自知难以服众，因此，除笼络收买当时的文人学士外，还想法为自己的即位制造合法的根据:所谓“金匮之盟”、“手足之情”、“天命所归”、“真命天子”。
关于“金匮之盟”，据文献记载，是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在临终前要赵匡胤按立长的原则，在死后把皇位传给其弟匡义，再由匡义传给廷美，并要宰相赵普写成盟书，藏之金匮，交宫人密藏，所以又叫“昭宪顾命”。研究者们大都认为“金匮之盟”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所谓“金匮之盟”，实际是宋太宗的杜撰和虚构。
侯扬方认为，应考虑到宋初方承五代之乱，当时不仅北方的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威胁中原，而且中央集权局面尚未形成，四方割据，强藩军权未削。在此形势下，需要一位有丰富阅历及威望的君主，来承担君临天下、统一四方的重任。而继太祖后君位非太宗莫属，德昭难以胜任。太祖实际上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才以太宗为亲王京尹居储君之位，何况太宗又有开国之功。而昭宪太后临终前有此顾命，是有可能的。
无论是真是假，却都体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宫廷暗斗，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却是深远的。
我们探讨一下“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两件政治疑案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太宗处心积虑，夺得帝位，而皇位继承之谜，又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宋太宗心理压力极重，急于建威树望，关注于防范内患，结果威望未建，而内患频作，导致无暇顾及政治大计，仅能循太祖之政而行，是以太宗时期，尽管经济文化均有发展，但积贫积弱之势已现，给大宋后世带来了莫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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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名医王安石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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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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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欲罢还休的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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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最近有不少大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就曾经多次撰写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积贫”顾名思义就是长期的贫困。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宋代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少人将“积贫”解释成政府贫，即指财政长期出现赤字。事实上，宋代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状况并非长期赤字。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清代王夫之就在《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
从表面现象看，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辽国确实很强大，宋方几次出兵，想收复幽云等地，均以失败告终。但随后辽兵屡屡南下，在河东(今山西)没有任何进展，在河北，也只夺走易州，连后周世宗从辽方夺到的瀛、莫二州，也不曾夺回去，后来双方终于达成澶渊之盟，宋方的代价是每年奉送岁币。王安石在《澶州》诗中写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他不但不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反而认为那是寇准的丰功伟绩。和议的达成本身，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惟有议和对双方都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生产能正常发展，生活也会有相应的改善。用现代的语言说，花钱买安定。
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到哲宗、徽宗时，宋已形成三面包围西夏之势，而经济实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战，宋夏的和议，虽然西夏以辽为后盾，取得宋的岁币，但它还是以承认宋正统地位为代价的。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不久，兀术掌权，撕毁和约，全力南伐，企图灭亡南宋，但在岳飞的连连打击下，不得不步步后退，宋方开始转入反攻。如果不是高宗与秦桧蓄意破坏，解除大将兵权，甚至不惜杀害名将岳飞，宋方是完全可能收复失地，至少黄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来的。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
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应该看到，蒙古军在当时是打破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大国，被西方视为黄祸，他们往往只用几个月就踏平一个国家，惟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这在后文具体叙述）。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
唐朝曾经辉煌过100多年，但“安史之乱”后到灭亡150多年，时间和整个北宋差不多，地盘比北宋大不了多少，如果减去藩镇割据的地区，中央所能控制的地方比北宋还少得多。它还常常受回纥、吐蕃等国的欺负，农民造反的困扰，军阀的威胁，也曾被攻破京城，也曾为了酬谢回纥帮助收复东、西二京，每年付给岁币绢二万匹，甚至还有极不平等的互市，用大量钱财换得一批不能用的劣马，这连宋代也没有发生过，但在唐代发生了。要说贫和弱的程度，恐怕比宋还糟一些，至少也是难兄难弟。从现在的角度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前面说过，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
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火药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纸、印刷术虽发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时才真正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唐代主要是印佛经和历本，科技文化的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而已，到了宋代就完全不同了，各个学科的书无不大量印刷，靠印刷生活的专业户纷纷出现，印刷事业的大发展，又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现实。丝绸之路虽然不通，但更重要的航海之路更加通畅、更加发展了，因为有指南针的大量使用。
看来，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大宋帝国的积贫积弱都有待商榷。因此，评价一代盛世的陨落，真的难以简洁予以盖棺定论。也许，我们只能尽力将那段历史铺展回放，于彼时之境中寻觅江河日下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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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靖康耻，犹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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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统治的靖康年间，北宋王朝危如累卵，随时面临着灭顶之灾。迫于多种压力，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赵佶“忧勤感疾”，将皇位让给其长子赵桓，即历史上的宋钦宗。次年（1128年)，改年号为“靖康”。从宋徽宗退位至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北宋灭亡，宋钦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半。“靖康之难”的成因固然不可一言而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年多时间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所作所为，实有诸多发人深省之处。
宋钦宗接过来的赵宋江山，实际上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几年前方腊揭竿而起，席卷东南，此事虽经兴师动众得以最终了结，但全国各地的“盗贼”仍此起彼伏。最为严重的是，金兵在基本上灭辽、迫使西夏臣服之后，其铁马金戈复南向北宋，势不可挡。
国门洞开，强敌压境，更大规模的战事势所难免。而当时北宋王朝的军政和军备又怎样呢？早在此前，张舜民在出知定州后就上疏反映过河北一带的情形:“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又为将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
“近年以来，上之师臣监司，下之守卒将副，多违法拘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之事，或为涂绘文缕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力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列，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使巧之事日多”。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宋王朝耗费巨大财力所豢养的禁军，也多因宋徽宗集团穷奢极欲之需，转而专习“奇技淫巧”了。
宋廷一方面不修军政，不事边备，使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则又为了粉饰太平，防止其腐朽糜烂的所谓“太平之乐”受到骚扰，常以“御笔”严诫臣僚通报实际军情。宋徽宗集团为了及时行乐，不仅将统治区域内的黎民百姓弃而不顾，而且连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也达到了“乐”而不顾的境界。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南宋是北宋王朝的继续，它着力经营长江流域，使我国南方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呈现出高度繁荣。但在军事上却一直屈服于北方强敌，最终为元所灭。
宋高宗，赵构，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北宋灭亡后，他逃至南京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年)，他于金兵大举南侵时，奉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后则全力排斥打击抗战派，朝政完全被议和派所把持。致使大批主战派官员被贬谪被迫害。
公元1161年9月，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为虞允文统帅的宋军所击败，使南宋再次转危为安。不过高宗屈辱求苟安的国策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对。而使他的统治难以继续维持，高宗和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想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在次年6月宣布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慎，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夺宫。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赵构病死于临安宫中的德寿殿。死后的庙号为高宗。
南宋小朝廷在152年间，从高宗赵构到赵昺换了7个皇帝。有作为的不多，统治者为维护赵家既得利益，把天下安危当作儿戏。这些不肖子孙到了杭州以后忙于享受，在“暖风吹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腐化生活中，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心理主导下，无心收复北方的国土，他们每一朝里，都有勾心斗角排除异己的权利之争，错过了许多复国的机遇。
史学家普遍认为，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忠奸斗争的历史。比如，宰相贾似道专权三朝，到了赵显时代，这个4岁的小皇帝上台时，蒙古铁骑还在继续南进。大敌当前贾似道无抗敌之策，忙于享乐腐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南宋小朝廷于德佑二年（1276年）2月5日，在杭州皇城里向元兵屈膝投降了。小皇帝赵显被俘，起先被逼出家为僧，到元至治三年(1323年)又被赐死。
有奸必有忠。南宋还有许多义士忠臣不甘愿投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海上转战、抵抗元兵的战斗中，11岁的小皇帝端宗赵病死于漂泊百日的广州湾。陆秀夫害怕军中无主，中兴无望，与群臣议决拥立8岁的赵昺为皇帝。把朝廷移到大海中的厓山岛上准备再战。厓山决战失败，陆秀夫与赵昺一起投海殉国。
另一方面文天祥拒降被杀。在他的衣带上写下绝命书：“孔子说过‘成仁’，孟子说过‘取义’，只有义尽，才能仁至。读圣贤书，所做何事？从今以后，我问心无愧！”他的民族气节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大诗人陆游盼望着收复失地，临终前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
至上而下的腐败，是所有王朝覆灭的不能算根本但也不可小觑的原因。古往今来，如何用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任人唯亲，坏人当政，缺乏监督，谎报政绩，欺上瞒下，滥用权力，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必将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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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失势的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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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岳飞，字鹏举，宋朝著名的抗金将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性刚直，深沉宽厚，勤奋好学，苦练武功，还特别爱读《左氏春秋传》和孙、吴兵法，读起来常通宵不寐。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岳飞经人介绍参加了赵构统帅的军队，因作战勇敢，升为秉义郎（从八品的武官）。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年），岳飞在澶州（河南濮阳附近）和曹州（山东曹县西北）两次小胜金军。因赵构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企图避地东南，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请赵构返回东京，亲率六军北渡黄河。这触怒了赵构及黄、汪等人，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被革职。三个月后，岳飞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不久升为统制，随都统制王彦渡河收复新乡，在太行山刺杀金将。旋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
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冬，金兀术率军大举南侵，攻入建康（今南京）。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北进，在清水亭、静安等地袭击北撤金军，连连获胜，金兀术险被活捉。并一举收复建康，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接着，他受命领兵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在承州三次大败金军。岳飞的部队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岳家军”，深得百姓爱戴。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岳家军大破伪齐刘豫军队，收复了襄阳府及唐、邓、随、郢州、信阳六郡，岳飞被提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兼管襄阳府路，不久进封武展郡开国侯，时年32岁。是年冬，金齐联军攻陷滁州，进逼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告急，岳飞接旨率军东下，又一次大败金军。
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年），秦桧以宰相身份接受了金朝的议和诏书，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子25万两、绢25万匹。岳飞向朝廷再次申述他一贯反对“和议”坚持抗敌的主张，坚决表示愿制定方略，收复河东、河北，直捣燕云，为国复仇。赵构为了取得武臣对和议的支持，授予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岳飞连上四奏，表示不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只可引以为危而不可引以为安，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要求朝廷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岳飞屡次反对“议和”，引起赵构的不满和秦桧的痛恨。
绍兴十年，金撕毁“和议”，大举伐宋。岳飞接到赵构“乘机取胜”的亲笔诏书，立刻调兵遣将，挺进中原，在河南郾城，大破兀术的“铁浮陀”和“拐子马”，金军全线崩溃。此后，又乘胜进军朱仙镇，以猛将带领背嵬军骑兵五百名出击，杀敌金军。朱仙镇之捷，更增强了岳飞乘胜渡河收复河北的决心，他再次上书赵构，要求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亡国之耻。北方忠义军纷纷来归，士气高涨，以“直抵黄龙府”相激励。赵构、秦桧一天之内用金字牌发出十二道诏书，催岳飞班师。岳飞悲愤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被迫下令撤军。岳飞在撤军前，故意放出风声，说明天渡河，兀术害怕城内百姓作岳家军内应，连夜弃城，北逃一百余里。岳家军班师后，金兵乘机夺占了郑州、顾昌、陈州、蔡州等地。
岳飞回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权被夺。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七月，秦桧唆使右满议大夫万俟首先发难，上书指责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的志向，日渐颓情”。这年八月，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被免，改任万寿观使的闲职。之后，秦桧唆使岳飞手下的副统制王俊出面诬告，说岳飞部将张宪准备谋反。十月，朝廷张榜，说张宪一案“其谋牵连岳飞，遂逮捕归案，设召狱审问”，并将岳飞及儿子岳云逮捕入狱。十二月，赵构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当天，大理寺执法官遵旨作最后处决，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一生光明磊落的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即服毒酒身亡，时年仅39岁。
岳飞一生出入疆场，英勇抗击侵掠，坚决反对异族压迫，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敬仰，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岳飞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逆淘汰现象，学者潘光旦就中国的人才选择问题有言：小人必得势，得势必小人。君子不得势，得势非君子。“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糟糕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偏偏是这样的人能够大行其道；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很长时间里不知道如何防止这类人得势；最糟糕的是很多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此类人士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