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有历史学者认为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小人秦桧和昏君宋高宗所致，还有岳飞自身的原因。比如李亚平就在自己的作品里，赫然论断：“岳飞必须死。”（《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而南怀瑾在论及奸臣时也有过这么一段相关分析：
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哪里是秦桧杀的，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秦桧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是岳飞不懂宋高宗的心理，以为直捣黄龙就可以了。迎回二圣以后，宋高宗怎么办？二圣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二圣回来，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第二点，岳飞当时才三十多岁，年纪太轻，偏要涉及内政。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而岳飞天天催高宗立太子，这在高宗的想法，认为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这件事，固然岳飞是了不起的人物，书也不能说读得不好，但是人生经验到底不够，他的老师硬是没有教好他，这是“批其龙鳞”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更主要的是两个政策思想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作风上不同，而岳飞遇害了。所以一个人要贯彻一个思想，很不容易。奸臣就是心存阴险，看起来很小心，很会说好听的话，态度上讨人喜欢，而最严重的是忌贤，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专门在领导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隐瞒他的缺点。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领导人面前，不表示意见，冷冷的态度。点点滴滴造成坏印象，就够了。结果使上面的赏罚不当，该赏的不赏，甚至反而罚了，该罚的没有罚，反而赏了，于是命令下去不能贯彻。这一类的，就是奸臣。（《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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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胄功亏一篑的“开禧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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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音tuō）胄为南宋权臣，一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亲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当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有人同情他。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4月，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贬秦，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改谥“谬丑”，有力的打击了主和派，大快了人心。同年5月，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后因韩侂胄用人不当，于第二年被战败。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侂胄之头颅，杨皇后与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趁机杀死韩侂胄，将其首送往金朝。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朝政被史弥远、钱象祖把持，嘉定元年（1208年），与金订定了屈辱了“嘉定和议”。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8月，宁宗病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侂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其北伐不仅被《宋史》认定为“自不量力”的行动，而且韩侂胄本人也以“奸臣”之名被载入史册。到底如何评价开禧北伐及其最高统帅才合乎历史实际？有人认为韩侂胄和开禧北伐都应该给以肯定。韩侂胄领导的开禧北伐，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故能以胜利开始，但由于朝廷的腐朽、投降派的猖獗、主和派得势、秦桧余党的卑劣、内部的叛徒和用人不当等等原因，终以失败告终，故开禧北伐并非没有准备和自不量力，更不能把韩侂胄当奸臣对待。
韩侂胄本来就是抗战派，他又是在抗战派支持下上台的。韩侂胄和抗战派要北伐中原、统一中国，首先就必须反对道学，从思想上统一认识，这显然是北伐的需要。如果不先从思想理论上反对阻挡北伐的道学集团，就无法开展北伐的活动。韩侂胄从1195年开始执政起，同理学进行了4年的斗争，为开禧北伐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地准备工作。反道学的斗争从组织上搬掉了北伐的绊脚石，稳政局、扬岳飞、贬秦桧是北伐政治上的准备，启用军政人员、推举将帅、训军备战是北伐军事上的准备。此时北伐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金朝国内阶级矛盾尖锐，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西夏、蒙古的入侵，严重威胁金朝的统治，南北人民要求统一的爱国情绪高涨，南方经济大大超过北方是北伐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开禧北伐的失败，并非败于战场，韩侂胄虽一度同意谋求适度的妥协，但从总体上讲始终不愧为开禧北伐的最高统帅，也自始至终坚持了民族抗金的路线，符合南北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开禧北伐的失败，主要是投降派的卖国，朝廷的腐败，主和派的妥协，吴曦的叛变。秦桧余党史弥远等“国贼”是造成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当然，韩侂胄用人和指挥的失误，也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原因，加上他对投降派镇压不力和失去警惕，从而最后酿成了开禧北伐的失败和自己丧命的悲剧。
《宋史》和好些论著，认为韩侂胄领导和发动的开禧北伐是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和“立盖世功名”。朱绍侯主编的一直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古代史》也说“南宋重臣韩侂胄想趁机用兵，树立盖世功名”，把韩侂胄作了“几年准备工作”后进行的正义战争，就简单地以“立盖世功名”和“自不量力”的“趁机用兵”而横加贬斥，实在不能使人苟同。如果这样看待历史人物，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都得全盘否定，因为他们的政策和行动无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韩侂胄发动的开禧北伐反映了南北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是主战派对主和派长期斗争的结果。这正是韩侂胄能发动北伐的不可忽视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北伐成功，南北一统，韩侂胄当然就有了“盖世功名”。他为中国的统一立下了盖世之功，当然，也就应该享有盖世之名。这一点，清初颜习斋在《宋史评》中为王安石翻案时，也为韩侂胄作出了中肯的评价:“独韩平原(侂胄)毅然下诏伐金，可谓祖宗雪耻地下者矣。仗义复仇，虽败犹荣矣！乃宋必欲诛之以界金也，尚有人心哉。”虽败犹荣，正是韩侂胄民族精神的体现。而这样一位爱国重臣，却被投降派暗害并“函首”金人，这种卑劣的行为确实丧失了“人心”和民族气节。
韩侂胄当时不失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蔡美彪等史学家的话是经得起咀嚼的:“岳飞因抗金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因为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但由于韩侂胄大力反对朱熹，长期遭到孔、孟、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学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被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岳飞是爱国抗金的民族英雄，韩侂胄也是民族英雄。从总的方面讲，韩侂胄与开禧北伐都应该同时肯定。这才是最公正的评价，也才最合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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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似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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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其实，要想简而化之，答案并不神秘，汉族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了国力衰弱，以致不能抵御强敌蒙古人的入侵。其间，权奸贾似道的胡作非为，大大加速了宋朝的覆灭。然而，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贾似道这类人物？却值得分析。如果我们把贾似道看作是宋末腐败官僚的典型，那么，我们不妨把造成贾似道这类权奸的社会契机及其演化过程，称之为“贾似道现象”。这一术语，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俞兆鹏最先提出的。
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贾似道的同父异母姐姐贾氏因长相出众，被理宗皇帝封为贵妃。贾氏欲提拔弟弟，常向皇帝吹枕边风。贾似道无功无德，因有贵戚关系。加上他善于使弄权术，就连年升官。从淳元年(1241年)至宝五年（1257年)，他从澄州知州陆续爬到了两淮制置大使兼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两淮宣抚大使的高位。在用人唯亲的封建时代，只要是贵族或大官僚的后裔，也就是说只要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不管他有才还是无才，无论他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可以当官，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制度使然。
贾似道不断升官的时期，也正是蒙古贵族不断率军进犯南宋的时期。蒙古兵杀人抢劫，致使城无居民，遍地荒芜。宝六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次年九月，他的弟弟忽必烈进围鄂州，并准备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惊慌，即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前去支援鄂州。正逢蒙哥病死，忽必烈急忙去争位，就与贾似道和谈。贾似道擅自以宋理宗向蒙古称臣和赔款的屈辱条件求和。昏庸的理宗对前线战况毫无所知，贾似道回朝后还被晋官加爵。贾似道本是个毫无军事才能又十分怕死的胆小鬼，却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谎报军情，排除异己，瞒上欺下，骗得了朝野的信任，从此他就独擅朝政，权倾中外，权力失控使他胡作非为。
宋度宗时期，贾似道见度宗比理宗还要昏庸，就更专横跋扈，目无天子，稍不如意，就以辞官相要挟，度宗唯恐他不辞而别，总是卑躬屈膝地跪拜，流着眼泪挽留他，特授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许他三日一朝。后来放宽到十日一朝，而且每次退朝，度宗总要离座目送他走出大殿，才敢坐下。又为他在西湖葛岭建筑了绝精美的住宅。贾似道大肆淫乱，致使朝政昏暗。而忽必烈夺得蒙古汗位，稳定内部之后，即派兵侵犯南宋四川地区，并沿汉江南下。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包围襄阳，次年又围攻樊城。贾似道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以至襄樊被围攻了三年，形势十分危急。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同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献城投降。消息传来，贾似道假装率军出征，胆小无能的度宗偏死死拖住贾似道，不让他出征。
贾似道是南宋政权这个腐败机体中生长的一个毒瘤。他的所作所为，既体现了南宋封建统治集团的没落，也加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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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与慈禧一般无奈的末代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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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太后，名谢道清（1210~1283年），度宗生母。主持朝政2年，被元军俘住北方，病死，终年74岁，葬处不明。
开庆元年（1259年），元军大举进犯南宋，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大有顺长江东下，消灭南宋之势。南宋朝廷一片慌恐，宦官董宋臣向宋理宗建议从临安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元军锋芒。谢道清坚决反对迁都，对宋理宗说：“如果迁都，军心、民心必然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宋理宗因此没有迁都。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逝，16岁的宋度宗即位，尊谢道清为皇太后。由蟋蟀宰相贾似道专政。襄阳受到元军围攻了2年，形势危急，贾似道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谢太后眼看南宋气息奄奄，忧忿于心，却无能为力。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病逝，年仅3岁的宋恭帝即位，尊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因恭帝年幼，由谢道清垂帘听政。时蒙古军已经占据襄阳，又于12月攻占鄂州，沿长江东下。
京城官员害怕，乱成一团。谢太后命令在朝堂贴出告示：“我宋三百年来，对士大夫待遇优厚。现在正逢多灾多难之时，大小官员不能提出挽救时局办法，甚至京官弃官离位，外省官弃城而逃，还算人吗？国法依然存在。凡坚守岗位，尚书省记上一功；叛国逃亡，由御史查明情况上报。”
谢道清命贾似道率军13万迎敌。次年二月，结果贾似道在丁家州（今安徽芜湖）被元军击溃，南宋主力尽丧，蒙古军乘势长驱东下。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宰相陈宜中奏请诛杀贾似道，谢道清没有答应，只是将贾似道罢官放逐。在途中，贾似道被监送人郑虎臣所杀。贾似道死后，由谢太后主持朝政。时丞相王越，陈宜中，留梦炎，有的老迈多病，有的庸俗懦弱，因此，前线屡告失利，元军长驱直入。谢道清急忙一方面下令紧缩国家开支，减少冗官，以助军费，一方面下哀痛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
不过各地文武将官都心存观望，奉诏起兵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张世杰两人。文天祥、张世杰等主张与元军决一死战，但时任南宋宰相的陈宜中却要向元纳贡求和。谢道清同意走议和的路，她先派柳岳等三人前往伯颜营中，主动提出称侄或称孙并纳币的屈辱条件。请求元朝罢兵议和，当即遭到伯颜拒绝，向元请求“奉表求封为小国”，也遭伯颜所拒。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军云集临安城下，陈宜中请谢太后逃出临安。谢太后不同意，陈宜中再三请求，谢太后才同意，但到整装待走之时，陈宜中、留梦炎等人又不知去向。谢太后忿怒之极，她所下的最后一道任命，是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要他与元军接洽。不过文天祥前往元营和谈时却被伯颜扣留。大局至此，谢太后无奈，涕泣说：“只要生灵不受涂炭，向元称臣亦不计较了。”只得向伯颜奉上传国宝玺和降表，开城投降，并按照伯颜的命令下诏要坚守扬州的李庭芝等将领投降，为李庭芝所拒。
同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掳走恭帝等南宋君臣押往大都，谢道清正患病在床，由元兵监视，暂时留在临安。八月，元军将她从宫中抬出，押送到大都（今北京市），降封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即1283年，南宋亡国太后谢道清，默默地病死于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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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末世之劫——不是只有顺治帝才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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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显（1271~1323年），度宗子。度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年，被元军俘虏后送西藏为僧，又被冤杀。终年53岁，葬处不明。
宋恭帝赵显，曾封为嘉国公。度宗病重时，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度宗长子赵继位，度宗只得按贾似道的意思立赵显为皇太子。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年）7月病死后，他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德祐”。恭帝即位时，年仅4岁，由谢太皇太后主持国政，初年实际上仍由贾似道专权。咸淳十年（1274年）12月攻下鄂州后，沿汉水长驱直入，沿途宋将纷纷降元。太学生和群臣上表，一致要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又被大败于丁家州（今安徽芜湖），宋军主力尽丧，元军势如破竹，进逼临安。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恭帝随谢太皇太后投降。2月，他和母亲全太后及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5月到达大都，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瀛国公、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大司徒。1282年12月，恭帝又被迁居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石别苏克），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至尊的地位和眼下屈辱的处境，心情凄伤，抑郁不开。当南宋旧臣汪水云被释放回江南时，他曾作诗相送，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表露了他怀念故国故土，却无法归去的悲苦思绪。
公元1288年，恭帝已经18岁，元世祖担心留着他将成为后患，准备除掉他。他得知这消息后，请求脱离尘世，永生为僧，以绝元世祖的疑虑。元世祖应允，于同年12月遣送他入吐蕃，习学佛法。从此，他长期居住于西藏萨迦大寺，更名为合尊法师，号木波讲师，过着清苦孤寂的庙宇生活，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多年的苦读，使他通晓了藏文，贯通了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一度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主持。他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译成《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
据说，恭帝在西藏为僧时，一次，元朝皇族赵王经过寺院，见他年老孤单，颇为同情，留下一回族女子与他作陪，公元1320年，回女生下一子，正巧元明宗经过，十分喜爱这刚生下的婴儿，便要了去作为养子，取名为妥欢贴睦尔，就是日后的元顺帝。又说明成祖朱棣在观看历代帝王像时，见到元顺帝画像时惊异地说：“他怎么不像元朝列帝而像宋朝列帝？”不过，不少学者认为此说不可靠。公元1323年，恭帝因诗文而遭受文字狱之灾，被屈杀。藏史学家都对他的冤死而深表同情。
纵观恭帝一生，就地位而论，他从南宋的皇帝被降为元朝的臣子，最后成为吐蕃的佛门高僧，不可谓不奇特；就居住的地方而论，他从景色如画的江南迁居北方的幽燕，又迁居于天高云淡的蒙古高原，最后长期定居于西藏境内，不可谓不罕见；从相处的民族而论，他出身汉族，后和蒙古族相处，最后与藏人生活在一起，不可谓不富于传奇性。恭帝一生的经历，在中国列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就他本身而言，坎坷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幸，然而，就历史作用而言，他却为增进汉、蒙、藏等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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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海边的悲壮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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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人们对东晋、南朝以及南宋的实力往往估计过高，对其君臣的“苟且偷安”大加贬抑。南宋等偏安王朝君臣醉生梦死、苟且偷生固然应该否定，宋高宗为了“恋位”而不愿“还我两宫”尤值批判，作为历史上南渡诸王朝中惟一还不是完全不愿收复失土、扩大权力的王朝，南宋有屡屡北伐之举。不过当时北方异族的势力正方兴未艾，一时难以阻挡。正如中外一定历史时期内，野蛮民族常会战胜文明民族，要待前者被后者所同化，文明民族才得重新大显身手。
宋端宗，名赵。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进逼临安时，他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逃福建。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派兵追赶，未果而还。3月，赵等人到达福州，得知临安沦陷，恭帝被掳往北方。5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景炎”。端宗在位时，年仅8岁，朝臣陆秀夫等坚持抗元，力图恢复宋朝，但在元军的紧紧追击下，他只得由大将张世杰护卫着登船入海，东逃西避，疲于奔命。左丞相陈宜中对大局绝望，远走占城（今越南境内）。景炎三年（1278年）3月，端宗为躲避元将刘深的追逐，上船避入广州湾，一天夜间，坐船不慎被颠覆，端宗落入海中，后被左右救起，已经喝了一肚子的水，而且就此起病，吓得好几天都讲不出话来。因元军追兵逼近，他又不得不浮海逃往冈州（今广东省雷州湾），经此颠簸，又惊病交加，于4月病死。
帝昺，名赵昺。与此同时，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被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所俘，其统领的督军府从此瓦解。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将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元军直趋崖山。崖山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下令焚烧岛上行宫军屋，人马全部登船，然后依山面海，将1千多条战船排成长蛇阵，用绳束连接在一起，船的四周筑起城楼，船上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缚上一根根长木。将帝昺的座船安置在中间，诏示将士与舰船共存亡。张弘范见宋军战船集结，行动不便，就先用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火后乘风攻击宋水军。宋军船上的湿泥阻止了火势蔓延，长木又顶住了火船，使元军的火攻归于失败。张弘范又阻断了宋军的水源，封锁了海口。宋兵饥渴交加，处境日益困难。张弘范派人劝降，被张世杰拒绝。
2月6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张弘范分兵四路，发动猛攻。宋军正在拼命抵抗时，忽听得张弘范所在的指挥船上奏起了音乐。宋军以为这是元军将领在举行宴会，战斗就松懈了一下。不料此乐声是元军总攻的讯号，张弘范的指挥船直扑而来，箭如暴雨。元军在乱箭掩护下，夺走了宋军的七艘战船。各路元军又一齐猛扑过来，从中午到傍晚，海战进行得异常激烈。忽然，张世杰见到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帜，停止了抵抗，其他战船也降下旗帜，知道大势已去，急忙一面将精兵集中到中军，一面派出一只小船和十多名士兵去接帝昺前来，准备突围。
帝昺这时正由左丞相陆秀夫守护着，待在一艘大船上。小船来接帝昺，陆秀夫不知这是真是假，又担心帝昺如突围不成而被元军截获，坚决拒绝。他知道君臣都难以脱身了，就连忙跨上自己的座船，仗剑驱使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换上朝服，回到大船礼拜帝昺，哭着说：“陛下，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恭帝）当年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了极大的耻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帝昺则给吓得哭作一团。陆秀夫说完，将黄金国玺系在腰间，背起九岁的帝昺奋身跃入大海，以身殉国。顷刻间君臣二人就沉没得无影无踪。其他船上的大臣，宫眷，将士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哭声震天，几万人纷纷投海殉国。
张世杰率领水军余部突围出来到海陵山脚下，不久，有人带来了陆秀夫背负帝昺共同殉国的噩耗。张世杰悲痛不已，此时，飓风再来，部下劝他上岸暂避。张世杰俯视着在风浪中飘摇的宋军残船，拒绝暂避。绝望地回答：“无济于事了，还是与诸君共甘苦吧。”又说道：“我为赵氏，也算竭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我在崖山没有殉身，是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然而，国事发展到如此地步，难道这是天意？”说完坠身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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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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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正如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里说的那样，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宋朝军事上的孱弱源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他所设计的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说到底，是防止黄袍加身发生在他的武将身上。宋朝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时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整个宋朝，最高军事权力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
宋帝国军队控制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80%。
钱穆认为，宋代冗兵的根源在于其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刻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9′
宋代自开国起就尚文轻武，大小官吏多用文人，有时连军事将领也是文人担任。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科举制度把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却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所以宋帝国出现了冗官现象：表现之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出现过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表现之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表现之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
◆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宋帝国是历史上公认的富裕之国，黄仁宇甚至惊呼：“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宋代鼓励商业，使得财富积聚甚丰。但是，宋帝国又是公认的弱国，原因之一就是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为了应对冗费问题，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揭示，北宋“用尽前朝敛财之术”，在基本保留唐末五代重额赋税之外，赋税政策上呈现竭泽而渔的倾向。北宋衰亡时期，因地方财计困窘而造成横征暴敛；南宋“中兴”时期，财政上表面的、暂时的好转，实际上紧张状况持续与危机潜伏，地方财政困窘与人民赋税负担空前沉重；南宋后期，财政恶化和崩溃，楮币成灾，造成了“通货膨胀”。
◆宋帝国对思想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尽管宋朝并未出现意识问题造成的大冤案，但是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的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
“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柏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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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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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国人心向背——人民痛苦指数8′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廷担心的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土地兼并后带来的赋税不均，所以主要利用租佃制来解决“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矛盾，而宋廷只需关心按土地的多少收税就行了。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
宋朝这种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宋自建立到灭亡充斥着农民起义和暴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从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再到宋江，方腊的农民起义，直至南宋钟相，杨玄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南方福建广西等的农民起义。
◆宋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马上皇帝赵匡胤统一了中国，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宋朝重文轻武和儒家教化，开创了自宋朝之后再无大臣篡位的开端。赵匡胤不仅未杀有功大臣，而且密誓“誓不诛大臣、言官”以及专门建立了许“风闻言事”的言官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进步。赵氏后代都遵循了赵匡胤开明和宽容的以及推崇儒家的政策。在安内方面，宋朝天子的宽容基本上算是英明。
但是，在攘外上宋朝天子多奉行“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领导人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宋帝国长期受凌辱的局面。名将岳飞的不得志，韩侘胄的悲剧都反映了宋天子的软弱与卑劣。
◆宋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10′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一大要务就是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一点宋朝实在让人失望。
宋的外祸一直没有中断过。宋初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时候，赵匡胤至死也没有夺回燕云十六州，还曾颇没有志气地说过“俟满五百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意思是说，打不过，可以买回来。然而契丹人并没有给他机会。
后人认为，正是赵匡胤先南后北的战略给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喘息，从此他们再也没有给宋留下翻身的机会。宋太宗时，精心策划的北伐在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失败，这一打击彻底使宋彻底丧失了激进的勇气。之后，对西夏先是招降，而后妥协，对辽订立澶渊之盟，对金既拉拢又畏惧，直至对元最后的抵抗。宋都处在消极抵抗的态势，灭亡是必定的。
宋朝科技的发达是世界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都出自宋朝，其中指南针和火药在军事上大有可用，但它们在宋廷的军队作战过程中是否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大多的教科书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但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科技的发达对宋朝的国力没有明显帮助，至多只能算是点缀。有防御实力而频频受辱，的确让人愈加痛心。
◆宋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
关于宋帝国天灾人祸的史料不是很多，学者张文在其论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有过相关研究：
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灾害多发期。在诸种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频繁，也最具危害。根据受灾情况，宋人将灾害分为不同等级，并据此进行不同程度的赈济，此举大大提高了宋朝的荒政管理水平，显示了两宋时期在荒政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较高成就。与先秦时期相比，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更为明确，也更为制度化，并成为指导宋人赈灾救荒实践的主要原则。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超越。
看来宋帝国凭借超强的财富实力，在赈灾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5′
宋帝国另一个值得称颂的是，少有阉祸作乱，也无后宫政变和外戚当权。当然，历代后宫争斗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是不窜乱朝纲，就是帝国大幸了。宋朝末年谢太后当政也是出于无奈，诚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谢太后尚算是一位主观上进的辅佐者，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宋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在宋帝国中期，曾经发生过两次企图振衰起废的变革，结果都未能如愿。
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时，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结果新政的推行，触犯了那些势官权贵的利益。如庆历三年十月，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于是诬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很快范仲淹、富弼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新法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王安石变法设计的改革方案可谓全面出击，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改革的结局也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预想，没有拯救宋帝国的衰败命运，甚至连改革者本身也遭不幸。
纪宝成教授认为，宋朝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其深重，内忧外患交相侵逼，而且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无比强大。
◆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钱穆语）
宋朝鉴于大唐藩镇割据的教训，对于地方的控制相当重视。观宋一代，确实无地方作乱中央的事件。但是，物极必反，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实际上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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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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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事实：金兵内侵，汴京一失，全国瓦解，缘何？宋帝国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造成地方日趋贫弱，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钱穆甚至认为，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
◆宋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宋朝开辟了亡于夷族的先河，很多史学家认为与其民族政策有关。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宋帝国采取了和平善让的政策。这一政策为辽金的汉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辽宋议和之后，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共119年，1004~1122年）。而金朝则成为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金朝中期，金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和平善让的民族政策虽然使得宋夏金得以共存，但是由于这一政策对于强悍的蒙元不管用，导致宋帝国的和谐之梦始终难以实现。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认为，正是宋帝国的忍让刺激了蒙元的崛起，导致了宋金的亡国。蒙元初期，人们就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
学者刘浦江对此的解释是：其一，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梅毅先生在他的新作中作了这样一个很让人期冀的假设：“如果南宋对金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励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警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息，金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
历史毕竟经不起假设，宋帝国在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采取了内敛外放的民族政策，非但未能奏出大和谐之音，反而引火上身。
结论：大宋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9′+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8′+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10′+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宫廷不稳定指数5′+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7分
(赵匡胤)（神宗，王安石变法）（高宗）（帝）
960 106911271279（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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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97′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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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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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蒙古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有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
《多桑蒙古史》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蒙古人告窝阔台言：前夜伊斯兰教力士捕一狼，而此狼尽害其畜群。窝阔台以千巴里失购此狼，以羊一群赏来告之蒙古人，人以狼至，命释之，曰：‘俾其以所经危险往告同辈，离此他适。’狼甫被释，猎犬群起杀之。窝阔台见之忧甚，入帐默久久之，然后语左右曰：‘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我寿。孰知其难逃定命，此事于我非吉兆也。’其后未久，此汗国死。”从这段故事分析，放狼生，天可增寿，说明狼是吉祥物，吉祥物被毁，必是凶兆，自己的生命也难于久留人世。窝阔台把帝王的休咎与狼的生死联系起来的看法，可窥视蒙古人对狼的崇拜心理积淀至深。
蒙古民间也流传着狼童的传说故事：从前，一群猎人在克鲁伦河畔狩猎，发现一只母狼带领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奔于荒野，猎人们赶走了狼，带回了男孩，不知他为何人所生，便起名为“沙鲁”。及其能言，沙鲁能听懂各种动物语言；及壮应征入伍，随成吉思汗征战。一次宿营，沙鲁听狼嚎，便告诉头领有洪水之灾，必须易地扎营。果然夜间风雨交加，原营地被洪水淹没。从此，凡夜宿营，头领问沙鲁便知吉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