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商鞅变法，秦国逐渐摆脱了半野蛮状态，从一个侏儒演变成一个巨人。大约用了十九年时间，秦国就雄厚百倍于一向藐视它的魏国。
被战乱蹂躏太久的大量逃亡农民和中原各国具有知识技能的有志之士，在对混战厌倦和无奈中，纷纷投靠了悄悄绽放的秦国。无论这里是天堂也罢，地狱也罢，在这最后的栖息之所或者说是立足之处，疲惫的乱世子民渴盼最后了断。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兵源充足，使得秦国瞬间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同时，多年的厮杀屠戮，使得各国已经似“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战国后期，其他六国都不能单独抵抗秦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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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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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弓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学有所成后再次踏上了游说列国的征途。苏秦知道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因而，改往向东游说六国。苏秦首先到了赵国，又碰了一鼻子灰。他并不丧气，又向燕国进发。在燕国，苏秦的游说终于被燕文公所重视。燕文公又资助苏秦，再到赵国，向赵肃侯游说苏秦的计划，赵肃侯这次接受了苏秦的游说，拜他为相国，又派他为“纵约长”，去游说其余各国，合纵以抗秦。经苏秦游说，赵、楚、齐、魏、韩、燕六国订立了合纵条约，苏秦也被拜为六国之相，形成了合纵抗秦的阵营。
第一次合纵对抗，爆发于公元前333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7个城市归还。那7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80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首府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
公元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对抗产生，这次由楚怀王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当秦王大开关门，盟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国军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邀请他在黄棘私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土地，归还楚王国。楚怀王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登时瓦解。
正如《资治通鉴》卷二评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苏秦更多的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为重，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的失败，直接表现为鬼谷子的另一位高徒张仪的连横化解。同师一师，我们只能说，张仪的心理学学得不错，对合作心理的揣摩比苏秦强：在利益面前，合作总是倾向于俯首诱惑。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公元前338年，张仪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结果被魏王一口谢绝，只有到楚国去发展，再次被谢绝。无奈，只好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客卿。有一次，昭阳设宴，款待群僚。在酒兴宴阑之际，炫耀楚王对他嘉奖的“玉璧”时，忽然变天，群僚纷纷脱离露天宴避雨，慌乱中传阅玉璧不知所终。令尹大怒，责令追查。众食客为表白自己，新人张仪成了替罪羊，张仪哪能容忍如此无端受辱，争执后遂被驱逐出境。
张仪于是决定投靠同窗好友苏秦，不料见到苏秦，苏秦傲慢无理，张仪遭此冷遇后相当生气。怒斥：“我和你同窗数载，今天才知道你是如此得意忘形的小人！既如此，绝交就是！”言罢，拂袖而去。
张仪越想越气，决定跟苏秦对着干，报复他。盘算再三，锁定苏秦的目标秦国，让他的合纵计谋不能得逞。当时秦国处于孤立地位，的确一筹莫展。但是张仪实在太潦倒了，连去秦国的路费都承担不起。正发愁，巧遇贵人——赵国大贾舍仁，几句寒暄，舍仁愤愤不平，愿倾囊相助。张仪自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有了盘缠，顺利参加完面试，秦文王印象不错，拜为上卿。舍仁一路相伴，告辞时张仪恳切地说：“我对您大恩未酬，仓促离别，岂不使我愧疚终生吗？”舍仁说：“一切全仗苏相安排，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张仪这才明白苏秦是用激将法，间接助他谋得肥缺。当即做出承诺：“回禀苏相，我在秦一日，决不使秦犯赵！”张仪果是信义之人，从未撺掇秦王主动犯赵，倒是苏秦自己如上所示，主动离赵。
其实，据《资治通鉴》揭秘：苏秦之所以帮助张仪在强秦找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感情，更是为了利用张仪对秦的制衡，为自己的合纵大业获取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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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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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3年的一天，作为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罢了。”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
秦王很大方地宣称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且仍愿继续和解，并且提议用商於地区（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的六百华里，交换楚王国黔中地区的六百华里。楚怀王把张仪恨入骨髓，他回答秦王说：“我不要交换商於，只要交换张仪。”秦王拒绝，但张仪表示他愿意交换。秦王说：“楚怀王会杀了你。”张仪说：“杀了我而国家可得到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死也值得，何况楚怀王并杀不了我。”张仪一到楚国，楚怀王就把他投入监狱，准备选择一个好日子行刑。而张仪的谋略——贿赂，适时产生力量。楚怀王最宠爱的美人郑袖向他哭泣说：“张仪是秦国的宰相，秦王最得力的智囊，你轻率地把他杀掉，秦王国岂肯罢休。一旦大军临境，我跟孩子死无葬身之地，不如早一天向南逃生，免得受秦军凌辱。”楚怀王最亲信的宦官靳尚也秘密建议说：“人臣各为其主，本身并没有什么恩怨。杀了张仪，秦国不过少一个人罢了，我们却要失掉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楚怀王考虑的结果，决定把张仪释放，而且跟张仪做了好朋友。
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有识之士景春曾这样评价张仪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秦王国一再得到甜头之后，对东方诸国的侵略，更加凌厉，直搅得各国筋疲力尽，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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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催诞王朝时代的智慧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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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范睢
“睢字叔游，魏人。为魏齐所辱，更姓名曰张禄，入秦，秦昭襄王以为客卿。寻相秦，封应侯。”
同现在普遍盛行的“睦邻友好”外交关系截然不同，一代奇才范睢主张“远交近攻”。
范睢少时家境贫寒，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抱有远大政治抱负。首先想到的是报效自己的祖国——魏国。但因为范睢家里贫穷，苦于没有机会面圣，一直寄身于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
这须贾却是个心胸狭窄的势利小人。有一次范睢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以当年齐国遭到五国联合进攻，魏国拒绝援齐这一例旧账指责须贾，把须贾弄得很尴尬，范睢站出来为须贾解了围。齐王见范睢是个人才，就赠给范睢黄金、牛肉、白玉、美酒等，诱惑其跳槽，都被范睢谢绝。回国后，须贾因为嫉妒，反倒向魏王诬告范睢接受了齐国的贿赂。魏王怀疑范睢出卖了魏国的情报，把他打入了死囚牢，亲自拷问，打得范睢肋折齿落，体无完肤，昏死过去。魏王尚不解恨，又让人把范睢用苇蒿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让宾客们往死尸上撒尿。
到了夜里，范睢慢慢苏醒过来。看守他的小卒很同情范睢的遭遇，就把他背回家，对魏王谎称把范睢的尸体扔到茅坑里了。魏王也就信以为真。
范睢有一个结拜兄弟叫郑安平，得知后把他隐藏到一个秘密地方，精心治疗，这才救了范睢一条命。范睢伤好后，化名张禄，藏居深山。范睢吩咐妻子大举丧礼，使魏王对他的死深信不疑。
半年后，秦国派使臣到魏国招聘“空降兵”。郑安平设法见到了招聘专员王稽，说：“我有个朋友叫张禄，才能卓越，同已故的范睢不相上下，不知秦国可否愿意聘用他？”王稽答应见上一面。这天夜里，张禄打扮成狱卒的模样，低调面试。王稽认定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带他到了秦国。
好事多磨。秦昭王当时正为国舅穰侯专横跋扈而发愁，没空搭理新人。范睢就只好在驿舍里耐心等待。后来，他听说穰侯要派兵去攻打齐国，就实在耐不住了，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请求昭王接见他。秦昭王这才安排会见。
在去往王宫的半路上，正好碰上前来迎接的秦昭王的仪仗队。范睢也不让路，径直入前走。侍卫高喝：“秦王来了，快让开！”范睢更大声：“我只知道秦国有个穰侯，没听说还有秦王！”这话刺中痛处，秦王就把范睢请到宫中密谈。
秦昭王佩服范睢的才能，向他请教统一中原的方略。范睢说：“无他，四个字而已：远交近攻。具体地说，就是对离我们远的齐、楚等国搞好关系，使他们不再干预我们去攻打邻近的国家；而对离我们近的赵、魏等国，可以像蚕吃桑叶一样一个城一个城地去攻占，占领了就派我们的人去管理，统一中原，何难之有？”秦昭王听罢，高兴得眉飞色舞，便封张禄为客卿，下令把攻打齐国的军队撤了回来。过了几年，又拜范睢为丞相。
范睢当了丞相，便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革新。在内政上，他建议昭王把穰侯撵到了封地去养老，接着又剥夺了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这些与穰侯狼狈为奸者的大权，送到边远地方去居住。随后又逼着太后退位养老，不让她再干预朝政，使国内政权得到了巩固。对外，则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派人与齐、楚通好，然后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赵国和魏国等邻近的国家。经过几年的征战，把韩国拦腰斩为三截，把魏打得俯首称臣，接着又把赵国打得大败，一下子伤了元气，从而为秦最后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行管大师吕不韦
民间关于吕不韦的传说很多，其中吕不韦慧眼识嬴异人“奇货可居”从而利用生意人的思维投机政治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其实，吕不韦作为行政管理大师的业绩远远要比传说渲染的功劳大。因为是生意人出身，吕不韦要比一般的行政人员务实得多。
秦始皇刚继位时，始皇尊母庄襄王后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因始皇年幼初立，一切国事皆委于不韦。在这期间，吕不韦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大业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在政治上，吕不韦“委国事于大臣”，自己并不独揽大权。他还注意起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让这些人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如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早已被迫告老称病。吕不韦请他出山，参与朝政；后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龀、蒙骛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也继续委以重任，使他们在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还十分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任相后招致宾客三千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智囊团”。“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司马迁语）。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战国末年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吕不韦发现他有才干，任为郎官(宫廷侍卫)，李斯才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12岁的少年甘罗因有奇才，也受到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后又献十一城于秦。甘罗因功封为上卿。
吕不韦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这一点实属难得。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尽管在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加强国力是起了作用的。
实力决定命运。吕不韦深谙此理。他强调要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劝民务农，不夺农时，用政策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还注意兴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这虽然增加了地主阶级的剥削量，但也带来了“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历史成果。
吕不韦还很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有喜宾客和著书立说之风。吕不韦齐招天下贤士，给以厚禄，至食客三千。是时荀子等人已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便使宾客人人各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也称《吕览》，它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集先秦各派之学说，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集中表达了吕不韦的政见，为秦统一天下打下思想基础。
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政局稳定，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相比，明显地占了优势，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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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勤劳的嬴政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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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说起秦始皇极易义愤填膺，然而和其他消失了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它无论在民族上还是文化上都延续了下来，而这种延续下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幸运地在秦始皇时代就统一了起来。
当经过秦国几代君主们长长的铺垫之后，一个石破天惊的帝国雏形就要诞生了，单等着他们的非常继承人快快长大，来为这宏图伟业作最后的点睛之笔。
人世间欲望的巅峰，无非是做一位显赫的帝王。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始皇亲政后，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倾全力投身于祖国统一大业之中。他选拔了许多得力武将，继续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对其他六国家施展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于公元前221年灭掉了最后一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在西方人眼里，秦始皇俨然就是中国的拿破仑。
“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六国残余还有不少，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还有匈奴在虎视眈眈。
以楚国残余势力最强，散布在岭南地区，负隅顽抗。对自己的蓝图相当负责的秦始皇，不惜远涉千里，征战两广，扫荡了最后一批“恐怖分子”。大约于始皇三十三年，秦设置了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三郡，把南方蛮荒纳入到自己的文明框架之中。
在进军岭南时，为了转运粮饷，始皇命史禄率士卒在今广西兴安县，截断了湘江上游，另开两条分水渠，一条较短，为北渠，引水七分下流，绕道再入湘江，可上下通航；另一条长达33公里，为南渠，引水三分西流，而入漓江。南渠就是著名于世的灵渠。后代有歌谣说：“兴安高万丈，水把两头流。”就是描述灵渠情况的。灵渠东通北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自战国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像的。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秦始皇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一直把他们赶到了漠北老窝。后来干脆在边境设置了34个县，从中原迁来人口，充实边境人气。而且，修缮、增补旧秦、赵、燕长城，衔接起来，延袤万余里。不过，始皇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这万里长城的附加值远远要高于他所认定的使用价值。
当一切看得到的帝国隐患，都从眼底消失之后，始皇心中还是不很踏实，总觉得还有什么危险的地雷藏在人间某个地方。为了图个心静，他下令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防止天下人作乱。修建官道，即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驰道宽达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驰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结果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
“天下归于一统，四方无不归顺”最终实现。秦始皇并不像后来的其他君主那样，一旦得天下就要讲究享受了。极尽能事装扮自己的帝国版图，似乎才是他不变的追求。尽管后来修建阿房宫有个人享受之嫌，但据《史记》记载，“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多，先王宫廷窄小，听说周文王建都在丰，武王建都在镐，丰、镐两城之间，才是帝王的都城所在。于是就在渭水南上林苑内修建朝宫。先在阿房建前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宫中可以容纳一万人，下面可以树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天桥可供驰走，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作为标志。又修造天桥，从阿房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起来，以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跨过银河抵达营室星。”由此可以看出，修建阿房宫还是主要从事业出发的。事实上，作为一个要超越以前的泱泱大国，国家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阿房宫相当于现在美国的白宫，花点心思是可以理解的。
在秦始皇的身上，散发了一种以坚决的态度创造未来的倔强精神。开国伊始，他每天都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还要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可谓勤劳之极。
膨胀着的万世帝国梦想，使他的大脑潜层，蕴藏着持续不断的创新意识。在不断地统治摸索中，在富有想像力的臣子们的激发下，他大搞了很多发明。
首先，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有的主张用“帝”，有的主张用“皇”，这主要来自远古的传说三皇和五帝。三皇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是传说中的三个古代帝王；“帝”原来指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后来王国混战，各自称帝，出现西帝、东帝、中帝、北帝等，使天上的“帝”来到人间，成为超越“王”的人间尊号。秦始皇觉得这些都小家子气，而且自认“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于是，索性将“皇”、“帝”两个人间最高的称呼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帝号，从此天子称为皇帝。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又规定了一套称谓：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其次，他发明了三公九卿作为各式助理，编制了一张控制大网。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只有拿到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秦始皇还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发明了郡县制，以管理地方。在全国设立了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官则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
一如史学家柏杨揭示的那样：“帝国的领导人，上至嬴政大帝，下至包括宰相李斯在内的高级官员，都精力充沛，具有活泼的想像力。……做出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近代的政治改革家谭嗣同有证：“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发出了“历代皆行秦政治”的感慨。可见，勤劳的秦始皇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所设计的这一卷恢弘蓝图，对于此后中国命运的发展所起作用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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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气十足的秦始皇不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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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政论家贾谊认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战争、是进攻、是夺取，“守”是安定、稳定、保全。换用现代的话语方式诠释，秦始皇的失败在于用创业的暴力惯性来进行经营管理。一如当前某些短命企业的创业英雄一样，秦始皇也是一个不懂管理的创业型领导。
在结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战乱局面下，秦始皇并没有从一个创业者适时实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强盛的国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他那随着战胜攻取而膨胀起来的战争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冷却和及时得到置换，反而在一片关于“成功盛德”的颂歌里飘然起来，明显表现出面对治世的应对缺陷。
今天，缺乏远景是很多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并无过失。他在创立帝业之初，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远景设计，“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不过对于这一基业长青的美好愿望，如何实现它，却心中没底。秦始皇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只是建立起靠武力支撑、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结构系统。嬴政沉湎于帝王极端权力的嗜欲之中，忙于皇帝至高权力威势的刻意营造。“群臣上书奏事一律要采用‘臣冒昧死言’的格式”，可见一斑。这张辐射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大网，正是其权力张扬的工具。权势的过度膨胀实际在窒息着封建统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降低了体制本身应付社会变化的弹性，因而常常会引发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统治权力威势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也就埋下了权力危机的种子，并且随着权势趋于极端的发展，权势崩塌危机的趋势愈烈。这正是一个适度分权的管理问题。
秦始皇被世人诟病的最大把柄莫过于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的动机也是很好的。一向破旧立新有创新精神的始皇，对旧势力当然决不妥协。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惟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都一样。
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在朝议中批判王朝统治，提议师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议”，反对师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辩论。李斯认为私学有害于大一统，有损“主势”和“法令出一”应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议”，于是有焚书之事。可以说，焚书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观点不一、主张分歧引发的。以淳于越、王绾为代表的儒生，希望实现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付诸实行。而秦始皇当初重用这些儒生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力为其集权统治服务。两者的意图发生冲突。冲突本来可以温和的化解，可是秦始皇最终选择极端做法。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审视，焚书坑儒反映了一个沟通不畅的管理问题。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始皇偏听李斯一人，别人的意见在起点上就输了一筹。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顺其志，正是李斯仕途腾达的秘诀之一。秦王曾因郑国间秦一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撵，惟李斯紧紧抓住秦王欲兼并天下之野心，慷慨陈词：“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结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这样的人以唯上为出发点，只会助纣为虐。
其次，始皇也缺乏管理者必要的耐性与胸襟。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这种武断做法，是对人才的极其不尊重。当时，被坑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高知”。这些人在战时可能作用不大，但是和平时期，对于抚慰民心却是极为有用。始皇就因为他们的异议，一味铲除，残暴之外，堪称愚蠢。
坑儒的结果，并未起到巩固秦王朝统治的目的，却造成大批人才的流逝，使高管内部的关系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对于异己的人才如此暂且不论，始皇对于南征北战有功于帝国的实力派人才，也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致使下属对其颇有微辞。大将尉缭就曾经说过：“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
秦始皇一直对自己的帝业充满忧患，然而这种忧患并不等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危机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虽然秦始皇把他们赶出了中原，但接下去的长远对策就多少有些可笑。修个长城把自己一圈，圈子中间是中国，圈子外面是外国，自以为“皇图永固”了。这样做，除了束缚自己的发展降低了自己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之外，其作用为以后的历史证明，收效甚微。
在远景渗透上，秦始皇采取的形式化宣传做法，根本不奏效。战争刚一结束，秦始皇就首先宣布了山东六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同时，他还着手确立秦王朝的正统地位。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所谓“五德始终”。这种学说认为，五德相克，导致朝代更迭，虞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是火德，虞、夏、商、周各占一德，都是历史上的正统朝代。秦始皇推论五德始终说，以为周得火德，水克火，秦代周，所以秦朝应得水德。于是颁布新的“正朔”，以十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表示新朝代的诞生，并把黄河改名为“德水”。按五行学说，水德具有黑暗阴冷，严酷无情的特征，于是秦朝以黑色为上，衣服旗帜皆为黑色，明确秦朝得占水德，也就肯定了秦朝的合理性。秦始皇又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告祭天神地祗，把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始皇还采取了强迫性的广告宣传。这种与今天广告“标王”铺天盖地的王婆卖瓜式相仿的做法，似乎秦的子民并没有买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到东方去巡视郡县，登上邹县峄山。在山上立了石碑，又跟鲁地儒生们商议，想刻石以颂扬秦之德业，商议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和遥祭名山大川的事情。于是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筑起土坛，举行祭天盛典。下山时，突然风雨大作，始皇歇息在一棵树下，因此赐封那棵树为“五大夫”，接着在梁父山举行祭地典礼，在石碑上镌刻碑文。后沿着渤海岸往东走，途经黄县、腄县，攀上成山的顶峰，登上芝罘山，树立石碑歌颂秦之功德。南行至琅邪山，十分高兴，曾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
史书对此有记载：秦王兼有天下，建立名号称做皇帝，亲临东土安抚百姓，到达琅邪。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着在海上一起议论皇帝的功德。都说：“古代的帝王，土地不超过千里，诸侯各守受封之土，朝见与否各异。互相攻伐侵犯，暴乱残杀不止，还要刻金镂石，立碑夸耀自己。古代五帝三王，知识教育不同，法令制度不明，借助鬼神之威，欺凌压迫远方，其实不称其名，所以不能久长。他们还未死，诸侯业已背叛，法令名存实亡。当今皇帝统一海内，全国设立郡县，天下安定太平。显明祖先宗庙，施行公道德政，皇帝尊号大成。群臣齐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树作典范永恒。”
事实上，除了簇拥他的大臣们一片附和声外，并无百姓的认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安下心来，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怒扶苏多嘴，把他轰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去执行监军任务。不仅士人，百姓也在怨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始皇三十六年（前２１１年），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尽管如此，朝野的怨恨不能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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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家胜也？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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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把中国两千年来的治国史看成是“内法外儒”，意思是说，口头上都大肆宣扬儒家思想，行动上却实践法家思想，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法家思想，一手抓儒家思想。这个硬道理是后继者从秦始皇的“统治偏瘫”病总结而来的。
始皇独独青睐法家，在依法得天下之后，又依法治天下，从而让法家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红极一时，因此，法家可以说是胜者。然而大秦帝国的衰落，与采用法家思想“苛政于天下”不无干系，法家又可以说是失败了。
汉朝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独步历史的舞台，法家成了没有名分的幕后杀手。距离韩非时代整整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出了反对儒家思想的口号。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难以给法家胜也败也一个定论。
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
公孙鞅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
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但是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一个历史讽刺。
真正把法家推向独尊地位的是韩非。韩非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前辈和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牢牢地吸引住了秦始皇。
韩非原是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很快流传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深为喜爱，当即表示“但恨不见古人”。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国。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专门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理论。但到了秦国，韩非被秦始皇捧了一阵，便因为李斯的妒嫉，冤陷而死。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二个历史讽刺。
究竟，法家的什么魅力打动了秦始皇呢？
其一，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在法家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强力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宇要想“大定”，海内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嗜权成痴的个性与攻击性极强的人格力量，容易与“严而少恩”的法家理论一拍即合。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
其二，法家崇尚统一，即“法令由一统”、“政令皆出于上”。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与秦始皇的宏伟理想不谋而合。在法家理论合法化的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
其三，法家思想主张“法治”重刑罚，这与秦始皇“治乱世用重典”的信念又非常一致。在统一国家草创之初，基于六国初定，人心未稳的局面，为确保大一统局面而严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诛叛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法家的遗憾又在哪里？
关键在于，秦始皇对于法家的理解与篡改。换句话说，法家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完整体被采用过。
公孙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没有忘记“去刑”、“重赏”。不过，公孙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而韩非本人也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即是说，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不过韩非也保留警告：“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不过，秦始皇采纳的更干脆。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他的宠臣李斯则更露骨：“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法家思想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只能严厉处罚违法的臣民，却不能保障守法的臣民不受到非法的伤害。换句话说，韩非的法治对于臣民来说只会受其害不会受其惠。连商鞅、韩非本人都无法依法保护自己的生命，难免会受到臣民的反对。
为了落实被精简为重刑的法治，秦帝国制定出了名目繁多、让人毛骨悚然的“法”条。以死刑为例，有戮刑、磔刑、弃市、定杀、生埋、赐死、枭首、腰斩、凿颠、抽肋、绞、剖腹、族刑、具五刑等等。
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有段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个范阳令，他在任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在执行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如此凶残横暴，其他的各级官员就更不在话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