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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朝荣 当前章节:15175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8:02

“法治主义”彻底成了一把虎虎生风的统治工具,秦始皇挥舞着它,鞭笞着他的还没有完全脱离奴隶命运的子民,按照他的绝对意志,去建造宏伟的宫殿,去修筑豪华的骊山墓,去赶筑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城,去铺筑四通八达的驰道,去远征匈奴和南越,去巡游全国,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去妄杀无辜和焚书坑儒……

但是,严刑峻法只可当一时而不能持久,把在战场上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统治下的民众,势必会导致“民不堪命”的后果,无异于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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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末世之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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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末世之劫——必然毁于一旦,奈何扶苏抑或胡亥

秦二世胡亥使秦始皇“皇位传万世”的好梦彻底破灭。太子扶苏继承了秦始皇的帝王气质,然而因为多了一点仁义天下的美德,终究与秦帝国的风格不符,而被历史所排挤。纨绔胡亥虽然丝毫不具备大写人物的任何迹象,却因为传承了秦始皇肃杀残暴的基因而登上了历史的席位。

在帝国轰然倒塌的历史一瞬,围绕着权位的竞争,竟发生了一连串血腥的PK活动:胡亥PK扶苏;赵高PK李斯;赵高PK胡亥。这些PK活动,既搅乱了秦帝国龙气的纯洁,也耗尽了王朝最后一点底气。

扶苏,秦始皇长子,因其母郑妃喜欢吟唱当地流行的情歌《山有扶苏》,秦始皇便为其取名为“扶苏”。“扶苏”是古人用来形容树木枝叶茂盛的词语。秦始皇以此命名,显然是对第一个儿子寄托无限的期望。

年少时的扶苏机智聪颖,深得始皇喜爱,但他却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让嗜暴的始皇有所顾虑。这扶苏长大后,常常在政见上也与始皇背道而驰。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就是扶苏反对始皇焚书坑儒。嬴政大怒,认为其性格软弱,不加以锻炼无法成才,于是下旨让扶苏协助大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匈奴,希望借此培养出一个刚毅果敢的扶苏。

几年的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成熟了许多,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立下了不少功劳;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指挥才能让众多的边防将领自叹不如;爱民如子、谦逊待人更深得广大百姓的爱戴与推崇,大将军蒙恬也因此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情义。

历史似乎注定与秦始皇过不去,这一次有意识的接班人培训,却事与愿违地毁掉了扶苏。天妒英才,能人与能人的结合总是会无意间触犯小人们的利益。大将军蒙恬一心扶植扶苏,他们的这种纯洁关系早已被人由惧生恨。这似乎也是一条历史规律:皇帝驾崩,不在身边的太子常常是很倒霉的。

可怜始皇病危,思子心切,曾写过一封盖上御印的信给公子扶苏:“回咸阳来参加丧事。”信已封好,却一直被赵高扣留下来,没有交给使者。始皇终究未能见到扶苏,直到在沙丘平台逝世。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地逝世,恐怕皇子们和各地重臣乘机制造变故,就对此事严守秘密,不发布丧事消息。棺材放置在既密闭又能通风的凉车中,让过去受始皇宠幸的宦官做陪衬,每走到适当的地方,就献上饭食,百官像平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宦官就在凉车中降诏批签。只有胡亥、赵高和五六个曾受宠幸的宦官知道皇上死了。正赶上是暑天,皇上的尸体在凉车中发出了臭味,李斯就下令随从官员往车里装一石有腥臭气的腌鱼,让人们分不清尸臭和鱼臭。

赵高本是宫中的一个太监,但他也有一些才干,如精通刑法,不但身高力气大,字也写得很好,所以深得秦始皇的宠信,提拔为车马仪仗队长。赵高经常教胡亥书法和如何断案,加上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胡亥很快被他牢牢地控制住。赵高清楚李斯的影响力,就对他说了自己的打算:矫诏立胡亥为太子,赐命公子扶苏、蒙恬自杀。李斯一口回绝。

于是,赵高就劝他说:“李丞相,您最好好好考虑一下:在朝中,您的功劳、您的威望、您的计谋能和蒙恬相比吗?况且,扶苏对您的信任也没有对蒙恬的深,假如扶苏继位,那丞相的职位肯定就是蒙恬的了,哪还会有您的地方?丢掉丞相倒是小事,身首异处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斯权衡再三,决定与赵高合作。只是李斯未来得及去想:一旦胡亥继位,自己跟胡亥的关系,能比得过赵高么?这一疏忽,让李斯背负上死亡的阴影。

扶苏接到假诏,号啕大哭后,旋即执行自杀令。大将蒙恬起疑心,力劝其不要轻生,“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但扶苏为人宽厚仁义,不愿怀疑父亲,就一头撞死在石崖上,而得到消息的胡亥便忙不迭地登基称帝了。

据说,扶苏撞了那块石崖后,迸出一股泉水来,人们为它起了个悲伤的名字,叫“呜咽泉”,同时把此地叫作“杀子谷”。唐代诗人胡曾在其《咏史诗》有证:

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

赵高借李斯之手除掉扶苏后,就着手借胡亥之手除掉了这个盟友。赵高设计使胡亥对李斯不满,然后又找机会向胡亥诬陷李斯总抱怨不受重用,似乎有异心,想和胡亥分土做王。

胡亥听信了赵高的话,就派人监视李斯。李斯听到消息,马上反攻,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胡亥不肯相信,反而将书信给赵高看。赵高就进一步地罗织罪名诬陷李斯。胡亥终将李斯抓捕,交给赵高负责审理。赵高自然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对李斯用尽了酷刑,屈打成招。公元前208年,即胡亥即位的第二年,李斯被处以极刑:先是在脸上刺字,然后割鼻子,砍断左右脚,又拦腰斩断,最后剁成肉酱,即“具五刑”。李斯一生侍奉秦二主,皆力主酷刑,没想到自己最终也吃了个“套餐”。

作为臣子,李斯的地位已经达到最高级别,不能再升高。而赵高,作为宦官,位卑言轻,很想升官掌权直至位极人臣。李斯要保,赵高要争,这个李斯是知道的。但李斯不知道的是,赵高的野心,原来那么大!独揽朝廷大权,篡位夺天下,这不在李斯的职业规划里。

胡亥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是出名的纨绔子弟,一点不入始皇的眼睑。胡亥的劣根性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管窥一斑。有一次,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让皇子们也参加。胡亥也遵命赴宴,但他不愿和大臣们循规蹈矩地在父亲面前喝酒,便早早吃饱借故退席。按照大秦的规定,大臣进入宫殿时必须将鞋子脱下放在殿门外。参加酒宴的群臣的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却成了胡亥胡闹的道具。他借着酒劲,边走边随意地将群臣的鞋子踢得横七竖八。

胡亥信奉庄子的逍遥理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坐上帝王宝座之后,便极尽享乐。而且大搞专制,残害兄弟姐妹和忠臣,崇尚严酷厉刑,苛政盖过其父。

赵高唆使胡亥大开杀戒。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为免遭羞辱而死,选择了自尽。在杀死大臣的同时,赵高将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安插进去,他的兄弟赵成做了中车府令,他的女婿做了都城咸阳的县令,都是要职,其他朝中的要职也遍布赵高的党羽。胡亥只知道自己享乐,对赵高的这些阴谋动作毫无知觉。

赵高为了达到自己彻底专权的目的,对胡亥说了一大通很有“道理”的话,大意就是说胡亥年轻,经验不足,而且皇帝也应该少和大臣们见面,以免在大臣们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如果能居住深宫中听取赵高他们的汇报,有他们这些“栋梁之才”来辅佐,那国家会治理得更好。胡亥一听有道理,而且他也愿意呆在后宫中享乐,从此,朝中大小政事都由赵高一人来独断专行。

赵高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害怕大臣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为了试验大臣对他的真实态度,赵高精心策划了一起遗臭万年的政治事件:指鹿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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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末世之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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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7年,即二世三年,在一次朝会上,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禁不住笑了:“丞相搞错了,这里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们看到赵高脸上阴险的笑容,两只骨碌碌轮流盯着每个人的眼睛,明白了他的用意。一些胆小又有正义感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说明书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就紧跟赵高的奸佞之人立刻表示拥护赵高的说法,对皇上说:“这确是一匹千里马!”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赵高过起了皇上皇的生活,直到陈胜吴广的军队逼近都城咸阳,胡亥才了解了天下的真实情况。等胡亥言谈之中流露出不满情绪时,原来就有篡位之心的赵高干脆先动手了。赵高的女婿阎乐领着上千人,假称抓捕盗贼,直闯胡亥的行宫,最后胡亥抽剑自刎。

有人说,假如胡亥换作扶苏,秦始皇帝业千秋的梦想也许会实现,至少不会如此短暂。其实非然,扶苏与胡亥争夺的只是王位,胡亥在位仅仅三年,其苛政并没有来得及铺展开来。也即是说,秦始皇留给他的继承人的已经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只不过调皮的胡亥一不小心嘎嘣弹断了“秦”弦罢了。诚如韩唐在《博弈生存:中国历史现象的博弈论解读》中所说:“无论是扶苏还是胡亥,都不能拯救秦王朝的即将灭亡的命运。这种谁都无法拯救秦王朝的无差别现象,就是因为秦王朝推行的政策,造成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处于一种相背离的博弈状态,统治者想要控制人民,人民想要摆脱控制,二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个博弈对局就只能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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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亡命之徒的人权叩问与造势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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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

公元前209年秋,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敲响了秦王朝覆灭的丧钟。仅九百人的起义队伍赤手空拳,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面对强大的秦王朝镇压机器毫不畏惧,一往无前,犹如干柴堆上,点起一把火,风助火势,越烧越旺,一举烧毁了秦始皇精心搭建的帝国大厦。帝国的如此不堪一击,这是仰卧在地下王宫里的秦始皇如何也想不到的结果。

说陈胜、吴广起义是农民起义其实有些牵强,因为二人身份尚带有奴隶性质。

陈胜年轻时,常被雇佣从事耕田,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史记》里说此人素有大志,在田埂休息,会突然冒出一句:“富贵了,不要相忘。”同伴们笑他:“就你呀?啥时候会富贵呢?”他会自嘲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尽管说陈胜有点追求,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也决不会造反的。从起义小胜后陈胜的骄奢表现来看,可以推断这人断无坐拥天下的胸襟与抱负,也许不过是个农村里游手好闲的莽汉罢了。日子但凡太平,他的“鸿鹄之志”,可能就是摆脱不断跳槽的苦命,谋得一个稳定的职业罢了。说他有谋反基因,也只是古代史家演绎造势罢了。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连个半农民的职业都做不了了。在发配服兵役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守边的名单里,就有陈胜、吴广的名字,所幸二人都当上了小头目,不枉“鸿鹄之志”。当时二人各负责押解一批壮丁去大泽乡集合,结果碰上连绵大雨,道路不通,按照路程计算,已不可能如期到达。不如期到达,依秦法都得处死。陈胜、吴广于是商议说:“如今逃亡是死,起义也是死,同样是一个死字,死于国事,不更好些吗?”可见,已是到了不起义活不下去的地步。

二人手下的那一组命运的俘虏们自然都同意。接下去,就是给自己起义找个理由,借以号召更多的人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两个都是在人堆里混出来的人,深悟底层人的习性。所以,他们不从讲大道理开始,而是从扫除群众心理障碍开始。陈胜、吴广先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异象,煽惑人们的情绪;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二人先是找了算命先生卜卦。算命先生了解他们的用意,就说:“你们的事一定能成功。是不是还要问一问鬼神?”陈胜、吴广揣摩算命人的暗示,说:“这是教我们先从心理上给群众施加影响。”于是在一块红绸子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置入所网鱼腹中。伙夫买鱼煮食,发现鱼肚内的红绸书,十分惊讶。间隔不久,吴广在屯留之处附近祠堂荒庙中,夜间点起篝火,装着狐狸的叫声说:“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一夜惊恐,天一亮就交头接耳,对陈胜指指点点。舆论宣传效果相当不错,成本也不是很高。

仅仅靠舆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说服力的标杆人物及事件。吴广平时关心人,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士卒多愿为他效力。押送的将尉喝醉了,吴广故意说想逃走,逗尉官发怒,挑动尉官辱骂自己,以激发士卒对自己的同情。尉官果然鞭打吴广,并举剑刺过去。吴广跳起夺剑,反身刺死尉官,陈胜在一旁助力,一连杀了两名将尉。

事情惊动众人,陈胜、吴广趁机游说众人:“大家遇上大雨天,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已误期,误期罪当杀,即使不杀,在边境戍卒,十之六七要累死饿死。壮士不死罢了,死要死得有名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带有人权叩问的呐喊,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于此后的起义者,都产生了非凡的煽情效果。生存权与平等权,这是再低级不过的生命诉求了,然而在此前的历史岁月里,却没有人敢于如此豪壮地喊出来。秦王朝对人性的肆意蹂躏,让多少在战国时代就已支离破碎的心灵,更加零零碎碎。这一句有感而发的呐喊,仿佛甘露洒在炸裂很久的旱地,唤起了人们积聚许久的满腔义愤。这满腔义愤化为一团火,汇集起来,就有了燎原之势。当时根本不存在“星星之火”,因为为了活着这一基本的生命主题,无论是性善性恶的人,此时都不折不扣地成了亡命之徒。要么彻底燃烧,要么完全熄灭,这就是当时的生命之火。

众人当即表示听从。于是陈胜、吴广借太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起义,迎合广大民众之愿望。起义者袒露右臂,拉起大楚旗号。在野外筑坛宣誓,用将尉的头祭旗。陈胜宣布自己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起义队伍攻打大泽乡政府,占领之后又攻蕲县。之后继续东征,连克、苦、柘、谯等地。打到陈县时,已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步兵几万人。于是陈胜称王,国号张楚,当此时,许多郡县民众苦于秦吏压迫,都把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抓起来判刑,或杀掉以响应陈胜。

随着反秦战争的发展,陈胜变得骄傲,听信谗言,诛杀故人,与起义群众日益疏远,派往各地的将领不再听从他的节制。围攻荥阳的吴广也与义军将领田臧意见不合,田臧竟假借陈胜的命令杀死吴广,结果导致这支队伍全军覆灭。章邯在荥阳获胜之后,乘胜猛扑陈县,陈胜接战不利,突围逃至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叛徒庄贾杀害。此后陈胜的部将吕臣率领的苍头军虽两度收复陈县,处死庄贾,但张楚政权已不复存在。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要发动区区九百人,赤手空拳去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秦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胜、吴广起义虽不到一年而败亡,但恰似一声春雷,震倒了徒有一具庞然空架的秦帝国。

造反是大逆不道,天诛地灭。但陈胜吴广不信这个邪。他们打破了束缚农民思想的传统陈腐观念,打破了唯心史观和宿命论思想,给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鼓舞了后来的造反者。他们成功的舆论宣传和对大众心理的拿捏才智,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效仿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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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秦始皇与奥古斯都·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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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事情经常是千篇一律、殊途同归,相同的令人奇怪。当东方的秦帝国正进行完毕了一场统一中国的殊死搏斗;在地中海北岸的南欧,罗马帝国与迦太基及马其顿刚刚开始了一场为地中海的霸权而展开的生死之战。随着迦太基城邦的覆灭和马其顿帝国的军事失利,罗马确立了其在地中海上的空前霸业。”(邹牧仑,《梦断神州》)

秦之作为大帝国,略早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在古朴粗犷的铁器农耕时代,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但是,大秦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秦帝国统一大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15年;而罗马帝国却有数百年大政权的历史。另一方面,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延不断的流传了下来;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

西方作家偶尔把秦始皇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是若把他与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奥古斯都·恺撒相提并论似乎更加适宜。两者所建立的帝国在面积和人口上大体相同。将东西两大帝国的创始人、对历史影响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比较,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奥古斯都·恺撒35岁得到“奥古斯都”这个皇号。奥古斯都在拉丁语里有“皇帝陛下”的意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自称皇帝,时年38岁,二人功成名就的年龄差不多。

奥古斯都·恺撒生于公元前63年。他是儒略·恺撒的侄孙,儒略曾是罗马的政治风云人物,他自己没有儿子,十分喜爱年轻时的奥古斯都·恺撒,为他铺下了从政之路。但是在公元前44年当儒略·恺撒遇刺之时,他还只不过是个不满20岁的学生。这与秦始皇被怀疑非秦人后代的民间传说有几分相似,而秦始皇继位时也不过20出头。

老恺撒遇刺,因为他要结束罗马共和政体、自称帝王的意图昭然若揭。老恺撒死后,在经历了多年内战和共和政体的罗马遭到明显失败以后,大多数罗马人愿意接受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只要他表面上继续实行民主统治就行。奥古斯都·恺撒俨然是理想人选。而且,与秦始皇不同的是,奥古斯都·恺撒顺应了民望和形势需求,他没有武力得天下之后武力治天下。

虽然奥古斯都·恺撒在登上权力顶座的斗争中残酷无情,(他利用老恺撒最亲密的朋友马可·安东尼,把其他政治死敌一一歼灭后,回头再灭了安东尼。)但是一旦地位巩固,他就采取出人意料的和解态度。公元前27年,为了稳定元老院议员的情绪,他宣布要恢复共和国,主动辞去了自己所有的政治职务。但事实上他保留了作为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诸行省的元首职务。由于罗马的大多数军队都在这三个行省,所以实权仍牢固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元老院推选他为名誉奥古斯都,但是他从未接受过帝位。在口头上,罗马仍是一个共和国,奥古斯都只不过是第一公民,但实际上,奥古斯都想要得到任何官职皆是开口之劳,感恩戴德、温良驯顺的元老院对他总是一呼百诺。奥古斯都·恺撒在余生的岁月中,成为了一位强有力的独裁者。到公元14年他去世时,罗马完成了由共和国向君主国的转变,他的养子轻而易举地成了他的继位人。

与秦始皇置天下于不顾、死死抓中央集权的做法相比,奥古斯都·恺撒的做法要英名得多。他出类拔萃,可称得上是历史上才干卓绝、仁慈大度的君主的最佳楷模。他的安抚政策为愈合罗马内战所带来的深刻创伤起了重大作用。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四十多年,他的政策在随后的许多年中对该帝国都有影响。

与秦始皇灭六国合天下的显赫军功相比,奥古斯都·恺撒丝毫不逊色。在他的领导下,罗马军队完成了对西班牙、瑞士、加拉西亚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地区的征服。在他的统治完结时,罗马帝国北部边界与莱茵河—多瑙河河道没有多大区别,该河道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均为北部边界。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改革军制,把财政大权和军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奥古斯都也修改了罗马的税务结构和金融制度,改编了罗马军队,建立起一支永久的海军队伍;他还组建了一支贴身护卫队──罗马皇帝侍卫队,这支侍卫队在未来的世纪里对挑选和罢免皇帝起了重大的作用。

秦始皇兴修水利、建长城、打造阿房宫,把中国装扮得气势恢弘。而在奥古斯都的领导下,一个庞大的宽阔公路网遍布整个罗马帝国,许多公共建筑在罗马城市内拔地而起;罗马城的面貌美饰一新。

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奥古斯都时代则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文艺百花盛开。罗马最伟大的作家维吉尔、霍里斯和李维等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作家奥维德引起了奥古斯都的不快,被逐放出罗马,比及秦始皇的活埋,显然比较幸运。

两个伟大人物不同的政治态度造成了令人揪心的迥然后果。同样作为一个专制统治的开始,秦始皇和恺撒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坏统治者,也许会从恺撒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而东方的好统治者,也许会从秦始皇身上学到一些坏榜样。东方和西方的体制是从秦始皇和恺撒的种子上长出来的大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人的想法和作为决定了两个世界以后的格局。恺撒要的是重整山河的权力,并不是君主所能有的排场,即使身为罗马的绝对主人,他的举止不过是一个党派领袖:圆通平和、和蔼近人,从不把军事上的威胁带到政治上来,即使在成功的顶峰上也能识别出成功的自然界限,不去做力所不及的诱人之举,所以,奥古斯都开创的国内和平即所谓的“罗马和平”持续了大约两百年之久;而一心梦想千秋万代的秦始皇辛苦创立的帝国历二世,不足15年即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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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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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8′

秦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凡调动士卒50人以上,必须持有皇帝的虎符为凭,才准调动。否则,就是违法。秦始皇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还下令将民间兵器尽数收缴,熔为铜人,剥夺了百姓反叛的手段。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驭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由此可以推断秦军的战斗力甚强。

但是,当陈胜吴广掀起的农民起义者即将踏进咸阳的时候,奋起抵挡的并不是帝国的正规军,而是一支由囚犯拼凑而成的部队。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规模浩大的地下陵墓仍然没有完工,几十万囚犯一直在忙碌善后。当起义军离秦始皇陵不到10里的时候,即位的秦二世赦免了修建囚犯,命令他们拿起武器,镇压反叛。问题在于,秦军的主力部队在哪儿呢?

秦统一以后,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一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叫严关的要塞,50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这部分秦军正在戍守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在帝国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沉默。司马迁记载,当地的最高长官下令,堵塞南北之间所有的通道,军队严禁北上作战。南部秦军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30万精锐并没有南撤,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当都城告急的时候,这支秦军开始南下。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保卫都城的任务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

由此可见,到了帝国末年,军队控制权已经不在当政者的手里了。这就是秦帝国亡于一批缺乏武装的亡命之徒的原因所在。

◆秦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7′

秦始皇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体制,一个管辖全国的有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帝国的整个官僚体制可谓相当严谨。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而是加重处罚。《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官吏如同秦始皇一样迷恋刑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刑人不能极”,比如前面第6节提到的范阳令。秦朝的灭亡,直接源于官吏的不得人心。

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开创的这套政治体系是一种“早熟”,这种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

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将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正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秦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秦始皇经济统一措施中着力最多的应该是统一度量衡,从历史考古见到的许多标准量、权刻诏器和反复强调“明一之”的诏文内容可以体察得出。秦始皇不仅颁行标准器,而且在许多标准器上刻出诏书,同时要求每年对标准器进行校验,还对有问题的衡量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并进行市场监督,要求明码标价“各婴其贾”(《金布律》)。度量衡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经济运行的要求,重要的是与皇室对财富的控制关系很大,统治者在上面下力气是不难理解的。

秦帝国大搞工程建设,修建皇宫,修建皇陵,修筑长城,修造驰道。这些工程规模浩大,必然要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税收来源支撑。

《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中葬有数量巨大的珍奇宝物,并用水银制成百川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让墓中永久保持光明。面对如此奢靡情景,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贵族也不禁感慨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在这个“盛”字中,不知消融多少民脂民膏。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而汉朝“收秦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秦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10′

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体制里,包括一条:就是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秦始皇为此而采取的“焚书坑儒”酿成了悲惨的文化浩劫,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焚书”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焚烧秦记以外的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只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之类的技术性书籍,命令颁布后30日内不焚书者治罪。二是令下后若再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族,杜绝以历史反现实的行为。三是有愿意学习法令者,以吏为师。可见“焚书”的要点是剥夺人们学习知识的自由,剥夺人们政治思考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阅读某种书籍、学习某种知识的自由,知识和思想被强行拉入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集权统治所认可的轨道之中。

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坑儒”事件的血腥气息,进一步增强了“焚书”带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将春秋战国以来生气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拦腰斩断,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法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所言:“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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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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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费正清总结秦灭亡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可见,秦朝失去的真是各个阶层的民心。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以及后来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让平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钱穆语)。秦朝严酷的刑法,更使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还没有哪个王朝的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得上秦朝末年。所以,秦朝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光到项羽刘邦,可谓经久。

◆秦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7′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胡亥也大致如此,子婴软弱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能受恤”,从而使“天下苦秦久矣”。

对于秦始皇的深层认识,有史学家认为他过于追求完美,是“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政治家”。他迷信法家,试图用国家制度整合一切社会问题,大刀阔斧,规划宏伟。他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不懂得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综合工程,也严重忽视了当时人民的生存权利,忽视了人民是其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他设计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采取强制措施,驱使全体国民去实现这个蓝图。

◆秦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6′

秦朝统一全国,匈奴经常南下侵犯。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举兵作战,镇守边关。并且大规模修筑长城,在长城附近设立郡县,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在此定居。

很多人对秦皇神鞭北击匈奴赞不绝口,但是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家敏锐地指出:秦帝国对于匈奴入侵问题,一直是消极防御,很被动。学者邹牧仑就认为:“秦帝国短暂存在期间,虽然一时间解决了北患,但终秦始皇有生之年,匈奴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这些游牧人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秦始皇自己也一直慨叹:“灭秦者,胡也!”却无可奈何。

对于采取长城力求防御上一劳永逸的做法,一直遭后人质疑。事实上,长城的作用确实很有限,明朝的兵部尚书刘焘说:“长城之设,古为无策。是以修筑愈炽,而患虏愈炽;钱粮愈耗,而士马益疲。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而一秋有修边之效。”(《明经世文编》)

◆秦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抑洪水而天下平,驱猛兽而百姓宁。”中华早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古代传统上,习以治水业绩来品评王者英明度,比如大禹治水,流芳万年,因此秦始皇在这方面很是注重,而且也颇有卓迹。秦始皇派李冰修都江堰以治水,都江堰分流洪水,有效避免了下游的洪水灾害。

不过《剑桥中国史》在分析秦帝国崩溃原因时,尖锐地指出:秦朝失败不可避免,原因在于资源的过度紧张。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情况,只能在史料里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游时,有‘盗’惊驾,尽管在全国大索了10天,他们都逃之夭夭。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微服夜行时,又遭遇强盗,被卫兵所杀。这一次,在秦周围大索20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粮食值1600钱;虽然其他商品的价值不祥,但这无疑是个大数目。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可能不会大吃一惊了。”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发生天灾人祸的岁月,盗贼才会猖獗。物价之暴涨,也反映了当时资源储备的匮乏。

◆秦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秦朝祚命虽短,却已大演宦官乱政的把戏。秦始皇性疑,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宦官可靠。所以从秦朝开始,宦官就有了市场。秦始皇在位时,就很宠幸宦官赵高。秦始皇死后,赵高权倾朝野,指鹿为马。前文讲过,建设皇帝政治功劳最高的文官李斯和处于军事重要地位的武将蒙恬先后被赵高谗害,帝国文武两方并失依据,造成严重的内部衰乱。后来,赵高更是野心勃勃,极尽谗言,游说二世怠政,图谋有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赵高极力对二世瞒天过海,致使因为情报的堵塞,帝国失去了及时平乱的时机。当二世责难赵高,赵高指示亲信在望夷宫逼杀秦二世,又以继任的秦贵族子婴“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取消帝号。因此,有人认为:秦朝非亡于六国旧势力,也非亡于秦统治者自身,而是亡于后院起火。

◆秦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战国时代,各国在纷争中都注重变法图强,惟独商鞅变法取得了明显效果,帮助半蛮荒的秦国惊奇胜出,一统天下。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成也变法,败也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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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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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主张“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其一,强调“以法治国”;其二,“轻罪重刑”;其三,不赦不宥;其四,鼓励告奸;其五,实行连坐。这些主张在执行过程中,又被过分拉大。所谓“乱世用重典”,统一前期,这些严厉措施确实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利于巩固统治。但是,到了治世,民心思安,百业待兴,就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广施仁政”,而不应当继续拿严刑酷法来约束天下。

老子《道德经》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商鞅变法过分强调法刑法,秦帝国的社会问题反而更多,因为,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因此导致秦朝烙下了苛政的罪名。“主要的一点是,法治和政治修明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颟顸腐败,法律反而成为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民的一种残酷工具,结果形成暴政,官逼民反。”(柏杨语)

◆秦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7′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始于秦朝。秦王朝控制的是一个北起长城,南抵今越南北部,东达朝鲜半岛,西临澜沧江畔的辽阔版图。在农业社会落后的资讯交通环境下,如何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课题。年轻的王朝和同样年轻的统治者在应对这个课题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老练和成熟,创造性地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政治统治资源。

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陈胜吴广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控制的乏力。

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大一统的消化不良”。秦始皇不遗余力把天下划分板块,分区治理,由于初创帝国,人民对大一统的依赖性还没有形成,所以和版图并没有和为一体。

◆秦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7′

在民族融合上,秦帝国大致采取了这一途径:征服+移民。

北伐匈奴后,在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34个县,重设九原郡,并从内地移民3万户定居,对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南征百越,经过大约六年的战争,占领了岭南,在那里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并向岭南大量移民,使落后闭塞的岭南得到开发。

在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秦统一六国后,修建了“五尺道”,加强了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秦还在这一地区任命官吏进行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大秦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是通过武力途径实现的。各民族更多的是屈服,民族融合刚刚开始而已。

结论:大秦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8′+吏治腐败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10′+人民痛苦指数10′+帝王糊涂指数7′+防御薄弱指数6′+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7′+民族不和谐指数7′=96分

(始皇继位)(统一全国)(胡亥继位)(胡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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