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开国时，刘邦不能忍受这种侵略，就乘着刚刚击败项羽、统一中国的余威，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结果，刘邦在白登（山西大同东）被团团围住，几乎被俘，后来还是用一种不名誉的方法，才突围逃出。之后，刘邦采用大臣娄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政策。作为一种绥靖政策，娄敬的分析确实很透彻：“冒顿单于是一个弑父凶手，除了武力，什么都不认识。惟一降服他的办法是把中国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富，他既然用不着抢掠就可得到这么多金银财宝，而又成为中国的女婿，女婿自不能跟岳父作对。将来公主生的儿子，继任单于，就是中国的外甥外孙，中国是他的舅父外祖父，外甥外孙更不能跟舅父外祖父作对。”刘邦下令他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远嫁，结果被皇后吕雉哭闹阻挠，没能成功。刘邦就选了一位皇族的女儿，封为公主，送到匈奴汗国。和亲政策自此也成为中国对付野蛮民族的重大法宝。
帝国对匈奴的大量馈赠示好，不但没有能满足匈奴人的贪欲，相反更加激起了他们对帝国巨大财富的觊觎之心。帝国上下已经对匈奴这毫无信用、反复无常的卑劣行径感到无比的厌烦，明确无疑这是一群不可以用道义来约束的野蛮部落。汉武帝时，汉王朝已经壮大，于是决定反击。
公元前133年，大将王恢统军三十余万，埋伏马邑左右山谷之中，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告诉匈奴使者说：“我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单于进击，里应外合，以图天下。”匈奴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入境，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觉到有点异样。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俘虏了一位雁门郡的官员，要杀他时，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单于大惊说：“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把那官员封为天王，急令撤退。
汉朝诱敌深入之计落了空，50年之久的和睦邦交，从此破裂。匈奴汗国再次开始了风暴般的侵略行动。汉帝国的反应也十分严厉。
公元前129年，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路进击。大败匈奴，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兴筑朔方城。
公元前121年，23岁的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单于大怒，迫究失败的责任。浑邪王害怕被杀，就带着他的部落和他的土地，向汉帝国投降。这对匈奴是一个重大打击，其哀歌为证：“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联手向匈奴总攻。卫青兵团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大败，向北突围逃走。这是对匈奴汗国最重要的一战，从此瀚海沙漠群以南再没有王庭，匈奴不像过去那样沙尘暴般袭击了。之后，匈奴虽然再次复兴，但终不成气候，内部分裂极其严重，都不曾对汉王朝构成大威胁，“便宜”了那些东汉的软天子们。
像匈奴一样，皇后的娘家人也一直令汉王朝坐立不安。随着汉王朝的成长，外戚政治也在成长着。从下边的长长列表中，就可以看出，外戚对帝国的“纠缠”有多深：
皇帝姓名当权外戚
惠帝刘盈 皇太后吕雉主持国政
文帝刘恒 吕产、吕禄（吕雉的侄儿）
景帝刘启 窦婴（窦太后的侄儿）
武帝刘彻 田蚡（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卫青（卫皇后的弟弟）霍去病（卫皇后外甥）
昭帝刘弗陵 上官桀（上官皇后的父亲）霍光（霍去病的弟弟，上官皇后的外祖父）
宣帝刘询 史高（太皇太后史良娣的弟弟）许延寿（许皇后的叔父）
成帝刘骜 许嘉（许皇后的父亲）王音、王根、王凤（王太后的弟弟）
哀帝刘欣 傅喜（太皇太后傅氏的弟弟）丁明（丁太后的弟弟）
平帝刘王莽（王皇后的父亲）
和帝刘肇 窦宪（窦太后的哥哥）
殇帝刘隆 邓（嫡母邓太后的哥哥）
安帝刘祜 邓（伯母邓太后的哥哥）
顺帝刘保 梁商（梁皇后的父亲）
冲帝刘炳 梁冀（梁太后的哥哥·梁商的儿子）
质帝刘缵 梁冀（堂兄刘炳的舅父）
恒帝刘志 梁冀（堂侄刘炳的舅父）
灵帝刘宏 窦武（伯母窦太后的父亲）
献帝刘协 伏完（伏皇后的父亲）
刘邦的妻子吕雉，虽跟他一样，只是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乡下女人，但却是一个不平凡的女野心家，帮助她丈夫创立事业。当刘邦在外作战时，她在后方留守，不惜发动最大的冤狱，以巩固政权。刘邦死后，她以皇太后之尊，在接着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独揽大权，把刘邦临终的歃血之盟废除，而把她的兄弟侄儿，大批封王。她死之后，刘姓皇族反攻，吕姓戚族全部被杀。可是刘姓皇族可以杀尽吕姓戚族，却不能杀尽所有戚族。先河已经开辟，杜绝岂非易事。
吕后事件之后，一连两任皇帝，对外戚都保持相当距离。第七任皇帝刘彻，虽大量任用外戚，但他能够控制局势。而且还在防范工作上采取了残忍的手段。他死的前一年（公元前88年），最心爱的小儿子刘弗陵，只有九岁，他想立其为太子，于是先行把年轻美丽的母亲钩弋夫人杀掉，说：“我死之后，她当了皇太后，一定为非作歹，重用她的家人。为了避免前朝故事重演，不得不如此。”
西汉后期和几乎整个东汉，太子们都很低龄、软弱，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皇太后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面临着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自然就会求助于自己熟悉的亲人。外戚再刻意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就会形成一个循环。
外戚当政虽然会引起天下人的心理不平衡，但是，如果外戚能够真心诚意地拿出业绩来，也是能够抚平的。可惜，外戚们大多数只知道滥用权力，诛杀政敌；只知道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这必然引起刘姓人，乃至天下人的普遍不满。
汉王朝在如此的内忧外患中，能够存活400余年，真是一个奇迹。也许，正是政治角色多元化，天子、皇太后、外戚、宦官、士大夫、儒臣，加上侵略势力，他们的角逐博弈，营造了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维持一种历史的平衡，才使汉王朝在危机中酣然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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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宦官敲响了汉帝国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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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从汉朝起，就开始给中华大历史以重创。
说起宦官，东到中国，西至罗马，上溯至古老的埃及，下追至年轻的奥斯曼帝国，古今中外到处都是。据史料考究，中国宦官起源于农业社会的多妻制度。公元前12世纪，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野蛮制度带入中国，延续3000年，直到20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男人高兴阉割自己。那些没有被奴性完全控制大脑的宦官，一旦掌握权力，就会以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给他们身心以巨大伤害的社会群体。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宦官被剥夺了生产后代的权利，比正常人相对缺少希望和未来，为非作歹不用担心殃及子孙，所以屠杀行为更为歹毒。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王朝时代，宦官掌握权力的机会比正常人大得多。皇帝既然自称“天子”，自然要营造一种社会距离。缺乏现代的先进媒体，一般的子民一生见不到“天子”一面，再正常不过了。就连大臣，也只能在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和皇帝说上几句场面话，说心里话和打小报告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相比之下，宦官整天围着皇帝打转，对于权力可谓近水楼台。如果皇帝勤劳明智，上朝理政的时间比呆在宫廷的时间长，宦官的影响就小些；如果皇帝懒惰糊涂，大部分时间呆在深宫，宦官的影响就要大得多，这时就极有可能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形。
汉朝用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来称呼处宫刑的地方——“蚕室”：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尽管鉴于大宦官赵高为非作歹把秦王朝拉下马的教训，刘邦打建国伊始就对宦官深有戒备，“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但是这群“丑陋的蚕”之蜕变势头还是令高祖防不胜防。不过他们没有变成“美丽的蝴蝶”，而成了吞噬江山的毒蝗。
汉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开始泛滥。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他错误地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结果造成宦官石显之流得势。司马光这样评述：“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身体多病的元帝自己不理政事，希望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石显极尽阿谀奉承，元帝称心如意。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交往甚密。
东汉时，继任皇帝完全摒弃了刘邦的训诫，常侍全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皇帝旨在利用宦官牵制外戚，没想到宦官却“不是省油的灯”，趁机作乱，异军突起。
翻开东汉年谱，很容易发现王朝皇族有一个不幸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殇帝、少帝、冲帝和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日。弱小的皇帝自然要寻求外力支持对付虎视眈眈的外戚。要么跟士大夫结合，要么跟宦官结合。跟士大夫结合可能性很小，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外戚圈子里的人物。惟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此外别无其他选择。
汉冲帝刘炳即位时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兄梁冀掌管朝政。冲帝在位只有半年便夭折。年仅8岁的汉质帝刘缵继位，朝政仍旧由梁氏家族把持。梁冀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甚至公开贪污、勒索。东汉政治从此开始进入最黑暗时代。
刘缵继位时虽不懂事，但这位少年皇帝却天性聪明伶俐，对梁冀的专横跋扈极为不满。某日上朝时，小皇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指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大为恼怒，担心质帝成年后难以控制，就想将他铲除。公元146年闰6月甲申，梁冀命令内侍把毒药掺进饼中，将汉质帝毒死。此时，质帝在位才一年多，年仅9岁。
梁冀毒死汉质帝后，不顾群臣的反对，拥立另一个少年皇族刘志做皇帝，即汉桓帝，继位时年仅15岁，梁太后继续临朝听政，大将军梁冀仍旧掌握朝政大权。公元159年8月，忍无可忍的桓帝刘志与宦官单超等5人合谋，发动御林军一千多人包围梁府，一举消灭了梁氏集团。桓帝依靠宦官消灭梁氏，为了报恩，上台后封单超等5个宦官为侯，史称“宦官五侯”。东汉政权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一个王朝一旦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它覆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宦官既无智慧也无德行独揽行政大权，宦官专政千篇一律地结出两样苦果：一是王朝的解体，导致尸横遍野的改朝换代大混战；一是宦官惨遭灭种式的大屠杀，给国家和宦官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有人说，宦官是儒家的克星。并非无稽之谈。“宦官五侯”当政时，“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他们比外戚更加贪纵，竞相奢侈，虐遍天下，搞得民不堪命，怨声载道。以司隶校尉李膺为首的儒臣，就与一班有才识的太学生联合起来，以整治天下、造福百姓为己任，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公元166年，宦官诬陷李膺与太学生勾结诽谤朝廷，昏庸的汉桓帝竟下诏将李膺等200多人逮捕下狱。第二年将李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另一个领袖范滂进监狱前对送行小儿子的这段话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灵滴血：“我要是教你做坏事吧，坏事毕竟不是好人应当做的；我要是教你做好事吧，为父的结局就是做好事的下场。”
汉灵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信赖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一个皇帝说出如此没水平的话，可想这天下还能撑多久。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欲振兴刘氏天下，挽大厦于将倾，遂任太傅陈蕃主持朝政，并重新征用李膺等天下名贤参与政事，并准备消灭宦官腐朽势力。不料宦官得到情报，先发制人，于公元169年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夺取玺缓，诛杀陈蕃和外戚窦武。接着，宦官迫桓帝刘宏下诏大兴党狱，捕杀李膺、杜密等100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1000多人。这便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胡作非为很快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公元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鼓动几十万信徒武装暴动，全国笼罩在一片血光之中。此时帝国的根基已被宦官掏空，东汉政府既无财力军力又无统帅人才来平息这场暴乱。公元189年8月，袁绍、袁术起兵攻入宫中，大杀宦官2000多人。东汉历史上的宦官专权至此以惨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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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巾起义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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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教的，很顽劣。其实非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宗教的社会作用势不可挡。汉帝国末期发生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在宗教形式掩护下展开。这场带着宗教色彩的大运动，以震撼之势，“震”倒了腐蚀已久的帝国大厦，也直接成就了帝国流窜军阀们的“流氓三国史”。
汉王朝自和帝以后，年幼的皇帝受外戚、宦官轮番欺侮，政治日趋腐朽。比如，汉灵帝刘宏时竟然公开卖官鬻爵。汉灵帝和他信任的宦官们，因为只知道吃喝玩乐，库房里的钱很快糟光了。为了搜刮钱财，就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卖官铺子。并且在鸿都门外张贴榜文，明码标价：郡太守定价二千万，县令定价四百万。一时付不出钱的可以暂时赊欠，等他上任以后加倍付款。这些花了钱买官的官吏，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地搜刮民脂民膏。
自安帝以后，羌族兴起犯汉，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死者相枕于路。
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人民的愤怒情绪由此可以想像。黄巾起义前的七八十年间，先后爆发的农民起义有一百多次。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黄巾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发起人张角酝酿十年后有准备有组织地爆发了。
据后汉书卷六十记载，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布太平道为名，利用画符诵咒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
张角知道农民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内心深处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能够安安乐乐过日子。于是，他决定利用宗教把群众组织起来，创立一个“太平道”，收了一些弟子，跟他一起传教。向贫苦的农民宣传“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加上他很会做人，给穷人治病，从来不要钱，所以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开始，东汉政府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的“善道”，并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有一两个大臣倒是看出苗子，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汉灵帝正忙着建造他的林园，就没把太平道放在心里，使太平道得以顺利的发展。经过组织扩张和渗透，参加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中原八个州，入道群众达几十万人之多。为了将分散在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张角把入道群众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立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
自度时机成熟，张角计划在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起义。为此，他提出了“苍天（指东汉政权）已死，黄天（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让弟子们广泛传播，为起义做舆论准备。他们又派人在京城洛阳的寺门及州郡官府的墙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和标志。
但是在二月间，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唐周，起义计划泄密。东汉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首先在洛阳实行大搜捕，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结果，信奉太平道的一千多名官兵、百姓，遭到了屠杀。同时，东汉政府又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人。张角被迫提前发动起义。几天内“八州并举”，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他们头裹黄巾，因而史称“黄巾军”。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就是说，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黄巾起义军在对敌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主力部队：一支是张角亲自领导的队伍，活跃在河北一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战斗在南阳地区；另一支则由波才领导的，像一把尖刀直插东汉王朝的心脏颍川附近。他们互相配合，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这时，汉灵帝慌了手脚，惊呼：“万人一心，其害甚矣！”
在灾难面前，历代的腐败统治者都是同一个态度：天灾能不管则不管，听之任之；而对于兵变和民变这类政治灾难，则坚决予以歼灭，无论花多少代价。东汉末年的统治群体们，面对黄巾起义，一下子空前的团结起来。在一阵的惶恐不安之后，急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御林五营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在函谷、太谷等八个险隘要冲设置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解除“党禁”，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拿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增设西园八校，以加强军队实力，尔后，东汉王朝派皇甫嵩、朱儁、董卓率领拼凑的几十万人队伍，向起义军猛扑过来。
黄巾军面对野蛮凶暴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搏斗，连续打了许多胜仗。四月，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在围攻京师洛阳的战斗中，击败了皇甫嵩和朱儁的4万多东汉主力军。六月，南阳黄巾军攻击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赶走了新任太守秦颉。张角兄弟亲自领导的河北黄巾军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等地。八月，东汉政府被迫发出最后一张王牌，把皇甫嵩调到河北前线来，两军在广宗相持。
在这紧要关头，张角不幸病死。黄巾军由他的弟弟张宝、张梁率领，继续与敌人作战。农民军打得皇甫嵩不敢出营应战。后来，由于缺乏战斗经验，骄傲轻敌，放松了戒备，遭到了敌人突然袭击。十一月，张梁与3万勇士战死，5万多黄巾军将士舍身投河，壮烈牺牲，许多随军家属遭到敌人惨杀。与此同时，张宝指挥的10万大军，与皇甫嵩在下曲阳决战，全部牺牲。张角被剖棺戮尸。其他几路黄巾主力军也被敌人孤立包围，分别镇压。
虽然黄巾大起义失败了，可是经过的冲击，东汉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名存实亡了。“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深入人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比起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近一层，足以响彻历史的天空。
黄巾起义也促使了东汉末军阀势力的壮大，开启了乱世之门。有史学家尖锐指出，那些被《三国演义》津津乐道的英雄人物，其实也不过一群趁乱打劫的流氓罢了。在黄巾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些后来的所谓英雄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曾联合向农民军施加压力，其中就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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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末代之劫——协游天下委屈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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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是十分地道的倒霉皇帝。他9岁时被立为皇帝，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一天真正的天子。刚即位时，董卓把握朝政；董卓死后，李傕、郭汜争斗不已，献帝成了他们争来夺去的战利品；逃到洛阳，又落到曹操手里，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最后被迫“禅位”给曹操的儿子曹丕，还要奉献出自己的两个女儿给曹丕享乐。
在《谥法》中，“献”的解释是“聪明睿智曰献”，可见献帝不是一个糊涂皇帝，甚至可以说他极为聪明睿智。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是：董卓马前叙乱。十常侍之乱的时候，刘协和少帝刘辫逃出宫外，正仓皇间，迎面遇上董卓率领的十万陇西大军奔腾而来。小皇帝刘辫见这情况，吓得哆哆嗦嗦，双股战栗，口不能言。小皇帝刘辫手下的内侍太监和一众文官没人敢出口大气，只怕稍有闪失，便惹来杀身之祸。此时，刘协挺身而出道：“你是来劫驾，还是来救驾？”董卓见是一个小孩，不由一愣道：“当然是来救驾！”刘协高声道：“既然是来救驾，为何见了圣上不跪！”遂朝少帝刘辫指了指说：“这就是当今天子，你还不下跪！”当时的刘协才9岁。能以稚龄之年面对这么大的阵仗而毫不慌乱，实属胆识过人。这次大胆的应答，既是他一生中惟一的最亮点，也是使他走向悲惨命运的转折点。
（十常侍指汉灵帝时期操纵朝政的宦官集团。实际上有12人。当时宦官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高望、栗嵩、段珪、张恭、韩悝、宋典12人都任中常侍，封侯贵宠。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团的黑暗腐败，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正是十常侍为所欲为逼出来的。）
在后来的李郭混战，汉献帝被各路军阀抢来抢去，又追又杀，受尽了逃亡之苦。这一两年里，汉献帝在军阀战乱的海洋里漂来荡去，完全不能自主。一番周折之后，汉献帝好不容易率领百官回到了帝都洛阳，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他开始封赏有功的大臣、将军们。10岁出头的他已经非常懂得怎样为自己巩固势力。当时，洛阳已被乱军烧劫一空，物质基础非常薄弱。不过汉献帝并没有气馁，而是和百官一道出城采野谷，找野菜，以渡过眼前最危难的时期。可是命运偏偏和他作对，就在汉献帝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爬上政治的拳击台，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时，便遇上了气势正旺、不可一世的超重量级人物曹操。正是刚离狼窝，又进虎口。
汉献帝不同于白痴皇帝晋惠帝，也不同于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有时还显得颇有一点才干。如：194年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斛值钱30万（而梁武帝天监四年时米斛30钱），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饿死者如旧，献帝怀疑侯汶作弊，于是亲自检验，用米、豆各5升于殿熬粥，竟有两大盆之多，和平时大不相同，轻而易举地弄清了侯汶的假公济私，结果是“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资治通鉴》卷61）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是这样评价汉献帝的：汉献帝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之所以在他手里终结东汉一朝，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空头皇帝而已，“威权去已”。
献帝也曾经尝试着挣脱“傀儡”的命运，但没有成功。与曹操的其中一次交锋就是名扬后世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四年（199年），献帝18岁，任命外戚董承为车骑将军，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授意董承联络汉室大臣诸侯，联合铲除曹操。可他最终却无功而败，如此机密之事竟然被曹操获悉，以至于“除曹”尚未开始，与谋者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就在次年被灭三族了。
综上，汉献帝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低能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表现了一定才干，但最终无力回天。他想有一番作为，但最后一事无成；他不想成为傀儡，却先后作了别人政治斗争的工具。汉献帝的一生空有大志却抑郁难舒，空有帝号却被人视如儿戏；没有穷奢极侈，也没有暴戾专横，却一样被人灭国。从他被董卓推上帝位到被曹丕拉下帝位，从头到底都是一幕傀儡的悲剧。天时、地利、人和，他不占其一，悲惨的命运也就注定是必然的结局。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袭爵为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自己就可亲政，于是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其实这早已是个美丽的不可实现的梦想。曹操死后不久，曹丕就让手下人捏造出种种祥瑞来，说汉代的气数已尽，将由魏来代替。曹丕还命华歆等人先行到许都，胁迫献帝让位。华歆已经起草好了退位的诏书，逼迫献帝颁布。献帝含糊答应，派御史大夫张音将诏书送给曹丕。曹丕正在曲蠡，得到诏书，心中大喜，但表面上不肯接受，上表推辞，如此再三。华歆等人连忙致书劝曹丕登位，一面胁迫献帝交出玉玺。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而在控制政权的王霸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
献帝“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汉朝400余年命运的终结。如今，经历了1800年风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重要见证的受禅坛和“三绝”碑，仍然存世。受禅坛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境内，距许昌市仅15公里。据考证，原来的受禅坛有三层，非常高大，十分壮观。当年汉献帝刘协在坛上请魏王曹丕受禅，亲手将玉玺奉上，坛下有400余名大小官僚和30余万禁军将士目睹了这一事件。当时，接受“禅让”后的魏文帝曹丕说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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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帝国与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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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与罗马”这个话题如今被广泛探讨的程度，超乎想像。它甚至被做成了电脑游戏。的确，作为东西方的两大非凡帝国，当时相对封闭的信息传播条件下，竟然能产生出相像的两极，后来人不能不慨叹历史的大巧合。伟大的事物总有其相似的地方。虽然东方和西方互相隔绝善，但面对永久性的问题时，人类的举动却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行动者们做的是类似的事业，思想者们思考的问题也大致相同。
从王朝寿命上看，汉帝国繁荣了将近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就辽阔的领土疆域来看，汉帝国也与罗马相似。汉初，帝国主要集中精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时期，帝国的疆域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中国的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
就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以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数据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西方学者墨菲在《亚洲史》中写道：“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
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在武器方面就追上了世界的步伐，到了汉代，武器装备更是领先于世界，中国冶金术令罗马人自愧不如。武器的种类也十分繁多。从攻城类到野战类划分极为详细。随着车战的消失，适用于马战的武器繁盛起来，从骑兵用的槊到步兵的弓弩，无不是针对马战产生的。而且出现了用于迟滞敌人的武器。
罗马的冶金术虽然逊于汉朝，但罗马军队的武器以沉重著称，这表明罗马军的体力要胜于汉朝的农兵。罗马的威力同样在于野战，不过罗马人是以步兵闻名的，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作用似乎只是突袭和追击。罗马的主要武器是剑，远程武器主要是标枪和飞镖。罗马军的主体在共和时代是普通的公民，政府不必提供武器。到了帝国时代，雇佣军是罗马军的主体。罗马拥有大量的常规部队，在早期，费用可以由战败国来补偿，而到了中后期就成为国家的极大负担。不过物有所值，雇佣军的战斗能力比起一般的公民要强许多。
关于汉朝和罗马有没有可能发生过直接的交锋，墨菲对此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惟一一次直接接触。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有的学者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史学家樊树志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
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和其他学者一样，樊树志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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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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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汉以募兵制渐代征兵制，使国家军力遭到削弱。应募者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重，演变成私家部队，造成地方势力膨胀，为军阀的形成提供了方便。中叶以后，外戚任大将军者操纵国政，把持兵权，成为朝廷最高军政长官。至帝国后期，地方牧守权力增大，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产生大大小小武装集团乘乱崛起，致使国家重踏分裂。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灵帝组建西园军。在平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起义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汉帝国实施的是全国皆兵制，但是一旦战事发生，却总是不够用。缘何？钱穆认为：“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汉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7′
汉帝国吏治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上派下举。
汉初设“太学”，全国独一家。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而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不难发现，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
察举制从制度上讲，还是比较严谨的：不仅有科目、有考察、有评议，而且还有考试，甚至还有连坐制度。正如钱穆所言：日子久了，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察举制的主要缺陷在于标准比较笼统，考试不够严密，给徇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机。特别是推荐人实际上掌握着选人的主动权，所以公卿守相，多把自己的门生故旧举荐上来，造成风气日坏，东汉末年士家大族势力崛起，士大夫及门第由此形成。汉末，民间流传的谣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
而汉武帝时还允许“酷吏”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强占水田一千多顷，奴役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
◆汉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汉高祖刘邦吸取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
实际上，帝国从汉武帝开始已经出现了财政问题。好战的汉武大帝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是帝国的资源因此耗费过度，引发了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陷入困境之中。
两汉交替的长期战乱，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的初期，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很快又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恒帝、灵帝时“加亩税十钱”。帝国末年，大地主们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逃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的农奴，以求经济和人身的保障。
对于财富失控的根源，钱穆认为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汉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正如前文叙述的，汉帝国找到了统治子民的密码。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经过综合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所谓“儒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修改。
“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于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讲，无疑是成功的。汉帝国通过这一举措，在天下人民心中植入了所谓的正统意识，三国逐鹿，刘备凭借“正统”身份得天下，就是明证。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
西方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深刻地指出：“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汉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8′
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但是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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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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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