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长期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王莽改制造成的混乱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起义军逐渐汇成为三大支，就是在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等。
光武中兴并没有解决社会的尖锐问题，东汉末年，广泛流传的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预示着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黄巾大起义引发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汉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司马光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
现代史学家雷海宗也认为：“汉和帝以下百年间是汉室逐渐灭亡的时期，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和帝以后，天子多年少，基本上不掌握实权。
灵帝和桓帝两朝甚至成了政治最黑暗腐败的代名词。诸葛亮在《出师表》里云：“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灵帝则兴趣不在国家大事，所以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灵帝另一昏聩之处在于卖官鬻爵。灵帝朝卖官明码实价、公开招标。巨鹿太守司马直刚上任，朝廷就伸手要钱。司马直是个清官，决定辞官。朝廷不准，司马直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司马直死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都是花钱买的。
◆汉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7′
秦始皇没有解决的匈奴问题，到了汉朝，成为了入侵的常客。
西汉前期，对匈奴实行羁縻政策，主要是汉匈“和亲”政策；可是这时的匈奴一再南侵，曾火烧汉朝的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迫使文、景二帝一面继续执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一面储备军粮，增殖马匹，训练士卒，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对匈奴进行战争。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汉、匈从此友好相处。
东汉，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史称南匈奴和北匈奴。光武帝后期，北单于向汉求和亲，遭拒绝。明帝时，北匈奴又一再侵扰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进击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击败。
◆汉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
两汉的灭亡都与天灾人祸直接相关。
西汉汉哀帝时，鲍宣曾上书说：“当今农民有七种损丧：水灾旱灾，一损丧；朝廷横征暴敛，二损丧；官吏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三损丧；豪强大姓，兼并不止，四损丧；徭役繁多，农桑失时，五损丧；主管乡里的人鸣起鼓来，农民不分男女，都得抛弃作业，赶到路上去搜捕盗贼，六损丧；盗贼掠夺农民财物，七损丧。单是七种损丧还好，更有七条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罚苛刻，二死路；冤狱陷害无罪人，三死路；盗贼横行，四死路；报怨寻仇，互相杀害，五死路；饥饿无救，六死路；时疫流行，七死路。”
平帝时黄河决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许多人在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东汉末年，豪强争霸，人祸不断，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记载如下：
屠杀——190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193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192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219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
抢掠——曹丕叙述190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让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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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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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中原成了一片大荒原。王粲《七哀诗》描述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202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县（安徽亳县）下了一道命令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枪伤怀”。
◆汉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外戚和宦官乱政激烈是汉帝国的一大特点。
从帝国伊始，吕后就开辟了后宫干政的风气，因此汉代女性地位很高。与此相对应的外戚势力崛起。光武中兴之初，极力抵制，但是到了章帝之后，外戚又渐渐抬头。在西汉时期，外戚很有势力，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东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外戚窦党。宦官开始当权。郑众死去时，安帝准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公元125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18名为首者都被封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灵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极力讨好宦官，竟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宦官弄权，政治更加腐败。《后汉书·朱晖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他们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381所，侵夺田地118顷，起立第宅16区，还虏略良民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夺民财，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
◆汉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学者费正清说：“汉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作帝国发展过程中的新阶段的开始。”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都开始注重改新。“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
在成帝时，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了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佳等。汉成帝为此选用了“太初元将”四字，新年号暗含振兴之意。但是公元前5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西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虽然王莽篡权作为汉帝国的一个插曲，但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也是一次拯救汉王朝的不成功改革。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沉迷于经学的王莽，选择了按照儒家经典《周礼》的教条来进行改革，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也使富裕的家族疏远了他。
钱穆先生有云：“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政治。……这不是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国史大纲》)樊树志也认为“王莽的改革就是一场腐儒们的闹剧”。
张传玺进一步揭示：“王莽那样的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30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汉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纵观整个汉帝国，一直在为地方豪强作斗争。
西汉采取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日益加重。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当时封王多是幼童，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王国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封王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王国权力全部被削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不过，分封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王莽篡权后，就是以光武帝为首，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豪强统治的东汉。在东汉前期，对豪强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比如，废除盐铁官卖制，放任私家经营盐铁业。豪强势力更加强大了，转过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
◆汉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汉代主要是根据“五服”理论来管理统治秩序的。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帝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区的是帝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做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被汉朝视作野蛮人的民族注定是帝国的隐患。比如，匈奴属于荒服，汉朝不能指望他们表示常规的效忠，所以匈奴侵犯的次数就多。184年凉州发生大规模叛乱，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月氏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
结论：大汉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7′+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宫廷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9分
(刘邦)（元帝）（和帝）（汉献帝）
前206 前4889220（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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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99′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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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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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隋二代的国祚不长，秦仅维持15年而亡，而隋也不过39年而终。两国衰亡之速，其间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在谈论隋朝时往往一句“隋蹈秦辙”作结。
秦和隋都是典型的“为他人做嫁衣”的过渡型王朝：大统一结束长期分裂，倏忽而崩，之后开始一个新的长寿王朝。它们创立的制度，却都对以后的朝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朝郡县制和隋朝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长治久安的两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远较西方稳定。郡县制取消了世袭领主，为大一统的庞大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管理模式，为中央集权创造了条件。统治者手中集中了大量财富和人力，可以进行许多大型工程建设。科举制可以吸收大量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参与到土地的再分配中来。通过国家俸禄，购买土地的方式生产大量新地主，使大量基层人士吸收到地主阶级内部，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两代君主都喜欢大兴土木。我国最著名的两项大型公共工程——长城、大运河是在秦代和隋代初步完成的。秦隋也因此落下劳民伤财的罪名。秦始皇视人民如草芥，为了应付建造阿房宫，筑骊山陵墓，修长城，筑驰道、御道，疏浚河道等庞大工程，动辄征调数十万人从事一项工程，可说空前。隋炀帝劳役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开运河，建离宫，营两都，无不征用数以百万计的百姓，而其巡幸江南，仪仗队竟达数百万之众。两代如此严苛地劳役人民，自然引起民怨。
二朝都以穷兵黩武印证了苏秦的一句话：穷兵者必灭，好战者必亡。始皇雄才大略，拓展疆土，命蒙恬北修长城以防匈奴，又令屠睢南平百越，置象郡等四郡，扩充中国版图，但军民无异被流放于外，遂使人民生叛逆之心。炀帝好大喜功，在位期间，曾三次亲征高丽，可惜无功而还。此外，伐琉球、林邑等，造成国库空虚，民怨沸腾，以致动摇国本。
崇尚严刑峻法是秦隋的又一共同点。秦代行法制，但用法之苛，杀戮之惨，皆前所未有，如赴刑衍期者斩；一家犯事，比邻连坐；一人犯法，诛及三族。隋之法令，也很严苛，当时有偷粮一斤者死，偷银一文弃市，并且任意杀戮功臣。炀帝时，功臣如贺如弼等，皆被杀，以致众叛亲离，怨声载道。
秦隋两代的灭亡又都与嗣君不仁有莫大的关系。秦始皇临终时，意欲传位于太子扶苏；但宦官赵高与李斯合谋，矫诏立二世胡亥，杀扶苏，然二世昏庸懦弱，加速秦亡。隋文帝受独孤皇后之怂恿，废太子勇，立次子杨广为储，结果炀帝喜暴政，使国家走向衰亡之途。
尽管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然而，隋朝之与秦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隋朝灭亡后的富足连盛唐都唏嘘不已。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不懂得顺乎民心，而隋文帝显然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始皇虽然暴政，毕竟留给世人更多的是王气十足，而炀帝却在暴政之外，增添了更多的骄奢淫逸，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君。如果说秦朝时子民来不及形成效忠惯性，那么，隋炀帝时就是想效忠都没有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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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坚得天下“其做法蕴藏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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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感叹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对历代开国皇帝颇有研究的毛泽东，对杨坚的评价也只有草草一句“其做法蕴藏大乱”，可见他对简易得天下的杨坚并无多少敬仰之情。
杨坚能够得天下，托了贵族身份的福。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代子孙。杨氏家族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名门望族。公元537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西魏专权的宇文泰。因在宇文泰执政以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过程中功勋卓著，杨忠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
杨坚出生在冯翔县的波若寺，幼时为尼姑智仙抚养成人，后来杨坚在回忆时亲昵地称她为阿阇梨（梵文为ācārya，意即导师），13岁还家。青少年时期并不见其聪颖过人之处，惟好音乐。可以说，跟一般的纨绔子弟并无二致。后来虽然上了王公子弟的贵族学校，学业却并不理想，常常被别人挖苦，他也深知自己在学业方面不行，时不时地自嘲“不晓书语”。
尽管如此，因父亲的缘故，他14岁就得以踏入了政坛，在宇文泰麾下任武职，不断地青云直上。566年，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意识到杨坚前途无量，便把自己14岁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杨坚。从此杨坚因为拥有双重身份，左右逢源，作为周明帝的连襟，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之莫不尊敬；以汉人的身份，得到北周统治集团中大多数汉族官僚的拥护。公元568年，杨忠死，杨坚继承了随国公的爵号。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杨坚立下战功，又晋封柱国。
杨坚并无突出的功绩，地位却扶摇直上，逐渐引起一些朝臣和贵族的嫉恨。北周初年，宇文护专权，多次想除掉杨坚，都因大将侯伏、侯万寿兄弟求情而没有得逞。
隋朝文人李德林在《天命论》中这样形容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如果这些描述的水分不大的话，杨坚俨然就是一幅帝王之相。加上他飙升的地位与声望，连皇帝都生忌了。
齐王宇文宪曾对周武帝宇文邕说：“杨坚相貌非常，人颇狡诈，臣每见之不觉自失，请早除之。”本来宇文邕对杨坚早存疑心，听宇文宪说后，疑心更重。
但是否立即剪除杨坚还犹豫不定，于是便问计于大夫来和，来和也说杨坚不凡，但暗中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便谎称：“杨坚这人是可靠的，如果皇上让他做将军，带兵攻打陈国，那就没有攻不下的城防。”杨坚避免了第一场杀身之祸。
宇文邕还是放心不下，暗里又派人请星相家赵昭偷偷为杨坚看相。赵昭与杨坚有私交，当着宇文邕之面佯装观察杨坚脸庞，然后毫不在意地说：“皇上，请不必多虑，杨坚的相貌极其平常，无大富大资可言，最多不过是个大将军罢了。”
之后，内史王轨再次提醒：“杨坚貌有反相，及早除掉为妙。”无奈作为星相专家，赵昭的权威比较大，宇文邕相信无疑，便不悦地回王轨说：“要是真的天命所定，那有什么办法啊？”使杨坚第二次化险为夷。杨坚借机把长女杨丽华嫁给皇太子宇文赀，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宇文邕死后，宇文赀即位。宇文赀对杨坚的疑心更大，他曾直言不讳地对杨妃说过：“我一定要消灭你们全家。”甚至命内侍在皇宫埋伏杀手，再三叮嘱说：“只要杨坚有一点无礼声色，即杀之！”然后他把杨坚召进皇宫，议论政事。杨坚几经化险为夷，心中早有准备，不管宇文赀怎样激，怎样蛮，怎样讲，杨坚都神色自若，宇文赀无杀机可乘。
最后，杨坚想出了两全之策，通过老同学、内史上大夫郑译向宇文赀透露出自己久有出藩之意。这正合宇文赀的心意，当即任命他为扬州总管。这样宇文赀放心了，杨坚也安心了。
宇文赀是皇家世袭之君，根本不是治国安邦之君。不问朝政，沉湎酒色，满朝文臣武将敢怒而不敢言。相比之下，杨坚的声望依然很高。
宇文赀荒淫无度的生活使他年仅22岁就丧命了。他的儿子周静帝即位时才8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所以任命杨坚为丞相。受够了“伴君如伴虎”折磨的杨坚，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取代北周。
杨坚深知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步，建立自己的统治核心。杨坚利用丞相之职，拉拢真正具备政治才能的高敏等一帮人作为自己的亲信；利用掌握军权的司武上士卢贲，用武装力量压服朝廷文官。
第二步，铲除宇文皇室的势力。杨坚初执政时，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仍以皇叔身份居上柱国、右大丞相职，在朝廷中与杨坚平起平坐。杨坚指使亲信把他劝回家中，不要过问朝政，答应以后由他做皇帝，只需在家里等。宇文赞年轻无才，信以为真，于是杨坚排除了皇室中潜在的干扰。对于有直接危险的宇文子弟，杨坚毫不手软地大开杀戒，灭其九族。
第三步，收买民心。杨坚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洛阳宫的营建，以此取得臣民们的广泛支持。这样，杨坚在京师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第四步，搞定地方。杨坚一方面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拉拢地方将领，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经过半年的战争，地方武装反抗被全部平定，杨坚控制了北周政局。
从辅政之日起，杨坚要做皇帝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平定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自己做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相，废左、右丞相设置，不久改称相国；让自己的长子杨勇出任洛阳总管，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封独孤氏为王后，杨勇为世子，随王位在诸侯王之上；为进一步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废除宇文氏对汉人的所有赐姓，令其各复本姓，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准备就绪后，公元581年，杨坚导演了一出“禅让”戏，轻松登上了帝祚。杨坚派人为周静帝写退位诏书，内容极力称赞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典故，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到随王府送给杨坚。杨坚假意推辞，经过朝廷百官的再三恳求，杨坚才同意接受。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皇帝的龙袍，在百官簇拥下坐上皇帝的宝座。
杨坚也很有自知之明，清楚父亲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父亲杨忠被人尊称随国公），以此来表达感激之情。后来又感到随字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
杨坚的女儿杨丽华自从知道其父有代周自立企图后，“意颇不平，形于颜色”。杨坚称帝后，愧疚之余，封杨丽华为乐平公主，并想逼其改嫁，杨丽华誓死不从。后来，杨皇后于炀帝年代在随帝巡游途中生病，病死张掖，时年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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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荒唐陈叔宝“兵久不决，令人腹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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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外戚篡权，杨坚之所以没有像王莽那样被历史扬弃，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最得意的事情——结束西晋以来长达300年之久的分裂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
杨坚得天下后，当时隋朝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北有突厥，南有陈国，客观上呈现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杨坚夺取政权不久，内部不稳，虽有吞并江南之志，却也不敢轻易造次。
本来，刚开始，杨坚只想同陈国搞好“睦邻友好关系”，因为当时陈宣帝在位。这位有作为的君主倒对杨坚不大在乎，也不约束陈兵侵掠北境。杨坚正要光火，陈宣帝崩逝，“兵不伐丧”。
偏偏陈国继任皇帝陈叔宝，又是出名的昏君。他只爱宫廷生活，每天沉湎在酒和女人之中，不问国家大事。他最宠爱的姬妾有八人，在经常举行的宫廷宴会上，每次都邀请十余位诗人，跟八位美女杂坐在一起，饮酒作诗，互相赠答。再挑选最艳丽的诗句谱成歌曲，由千余宫女歌唱，其中以《玉树后庭花》、《临春乐》为最有名，内容都是赞扬八位美女的美丽和风情。
八位美女之中，陈叔宝尤其宠爱两位：张丽华和孔贵嫔。其中张丽华更是美人中的美人，秀长的头发可以垂到地面，光彩焕发。她性情宽厚而绝顶聪明，政府中大小事件，都了如指掌。陈叔宝头脑不清，凡事不太了了，批阅公文时，张丽华就常坐在他膝上指点。于是大臣透过宦官，跟她勾结，从而买卖官爵和制造冤狱。宰相孔范，则与孔贵嫔结为兄妹，引进一批很有才华但不识大体的官僚，像玩弄木偶一样，玩弄陈叔宝。
面对如此君主，隋文帝觉得时机可行，就对大臣高颖说：“我是天下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
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杨坚遂于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部署进军。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1．8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
当大军进逼长江时，陈叔宝听到消息，大笑说：“王气在建康，北齐侵略过我们三次，北周侵略过我们两次，都被击败，杨坚为什么不接受历史教训？”佞臣孔范在旁打边鼓说：“长江本是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敌人岂能飞渡？边将贪功，往往夸张战报。”有人报告消息说，隋军战马大批死亡，孔范愤怒地喊：“那些都是我们的马，为什么让它们死？”
隋军进至江边时，陈将施文庆以元会（春节）将至，拒绝出兵加强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北）等地守备。589年正月初一，杨广趁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指挥诸军轻而易举渡江。
陈叔宝纳闷的慨叹：“兵久不决，令人腹烦！”遂决定孤注一掷，命令各军出战，在钟山南20里的正面上布成一字长蛇阵，鲁广达率部在最南方的白土岗列阵，向北依次为任忠军、樊毅军、孔范军、萧摩诃军。但陈军毫无准备，既未指定诸军统帅，又无背城一战的决心，各军行动互不协调，首尾进退不能相顾。很快一部溃败，全军随之瓦解。
建康陷落，陈叔宝正在金銮殿上坐朝，听到敌人入城，急向后逃。大臣拦住他，建议他衣冠整齐，在正殿上等候变化。陈叔宝大惊说：“刀枪之下，非同儿戏，我自有妙计。”他的妙计是，跑回后宫，躲进景阳殿一口深井之中。隋军入宫搜索，在井上呼唤，不见回答，扬言要向井中投掷石头，这才听到应声。士兵们抛下绳索把他拉出来时，震惊怎么如此沉重，等到拉出井口，才发现竟然有三个人，除了陈叔宝外，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嫔。士兵搜查皇宫，在陈叔宝床底下，发现很多将领们向政府告急的十万火急文书，还没有拆封。真的是爱美人肯舍江山的顽主。
隋文帝认为“叔宝全无心肝”，一大家子没人能对隋朝构成威胁，所以没有杀他。事实的确如此，有一次，隋文帝东巡游幸，陈叔宝还献诗一首：“日用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称颂隋文帝功德，表请封禅。隋文帝心中十分快意，他目送陈叔宝下殿时，又叹息说：“如果陈叔宝把作诗和喝酒的心思用于治国，又怎会有今天呢？”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之中。相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有史学家在评价大分裂时代时说，经过漫长战乱蹂躏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从这个高度出发，他们认为杨坚的这次大统一，拯救的不仅仅是河山，更是汉文化。所以，有人甚至把杨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相比之下，陈叔宝尤显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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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皇的另一面仁慈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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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登上帝祚不久，大杀周朝宗室文帝子孙25家，闵帝子孙及明帝子孙6家，武帝子孙12家。宇文的儿子宇文衍禅位后即被杀，时年9岁；宇文另外两个幼子还在怀抱之中，为斩草除根，也被杨坚诛杀。其余宇文宗室疏属，几乎为杨坚诛杀无遗，成千上万的凤子龙孙均于一年多内惨遭屠戮。开皇六年，又把三个老朋友刘昉、梁士彦、宇文忻一并杀掉，殃及其子辈。这些巩固帝祚的血腥屠杀，使得杨坚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猜阴狠”的印象。
其实，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夺天下只是基业常青的第一步，如何治理天下才是最为关键的。在治理天下上，杨坚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可算是一位有为之君。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德义礼兼备，就是大仁。
杨坚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即位当天，悉除北周苛政，大赦天下。长安城内万民欢呼雀跃，新贵名流欣喜若狂。长安东西两市一百一十坊，四面立邸，夜不闭户，彩光缤纷，载笑载乐，共庆隋皇朝之兴。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他的直接组织下，著名的《开皇律》诞生了。《开皇律》是在北魏北齐的刑律基础上，废除了许多酷法，减轻、剪裁了一些刑律删修而成的。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车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其中有冤可以逐级上诉，直至皇帝亲自处理这项规定，是以前各代所没有的。日后著名的《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
杨坚特别注重奖廉惩贪。据史载，岐州刺史梁彦光治理本州“甚有惠政”。杨坚到岐州视察，对他的政绩十分满意，当即下诏予以嘉奖，并号召各地官员向他学习。汴州刺史樊叔略，由于在任内“甚有声誉”，遂升迁为相州刺史。在相州任上，他每当考核时，又都被评为政绩第一。杨坚非常高兴，也对他亲下玺书嘉奖，赐物３００段，粟５００石，颁示天下。赵轨任齐州别驾时，在职４年，“考绩连最”，杨坚又嘉奖他物３００段，米３００石，随后召入朝廷任职。当他离升齐州时，父老乡亲挥泪相送，纷纷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收受贿赂，犹如水火不相交，所以我们不敢以壶酒相送。您清廉若水，请饮一杯清水为您饯行。”赵轨双手接过那杯水，一饮而尽。杨坚闻听此事，又先后提升赵轨为硖州刺史、寿州总管长史，将他树为全国官吏学习的榜样。
相反，对贪官污吏，杨坚则严惩不贷，毫不手软。杨坚的第３子、秦王杨俊，曾在灭陈战争中立过大功，颇受文武百官的敬仰，也深得杨坚的宠爱。后来却“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杨坚获悉此情，立即派人查办，杨俊不思悔改，仍旧我行我素。杨坚极为愤慨，毅然罢了他的官，将他禁闭起来。有人为杨俊求情，杨坚坚决表示：“法不可违！”还说：“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杨俊临终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谢罪，杨坚还是不宽宥，对使者说：“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我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杨俊既惭愧又畏惧，致使病情日益加重。开皇二十年，病死于秦邸。
独孤皇后有位姑表兄弟，名叫崔长仁，官任大都督。他依仗自己和独孤皇后的关系，经常搜刮民财，索贿受贿，还逼死了７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杨坚闻报，遂将崔长仁判了死刑。
杨俊、崔长仁的下场，大大震慑了朝廷内外所有官吏。于是，贪污案件急剧下降，廉洁风气日趋浓厚。
杨坚还很崇尚节俭，他曾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
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积谷防饥，故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义仓制度后世王朝都跟着实行。
“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杨坚所兴隋帝国是经济最富庶的朝代之一，仅凭开皇之治就足以彪炳千秋，名传万载。于历史而言，杨坚堪称“大仁”之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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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倒霉的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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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崛起的时候，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本来，这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最佳机会。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要有利。然而，倒霉的突厥，遇上了善用权谋的隋文帝和尚武喜战的隋炀帝。中原政治阴谋的历史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后来在炀帝御驾亲征、铁血统治下，突厥始终难成气候，直到隋末乱世纷争时，势力圈终于变大，结果还被李渊利用，此为后话。
汉朝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匈奴的一些散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新疆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
公元546年，突厥部落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阿史那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都斤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中原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中原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北齐、北周都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只好竞争呈献珠宝财货和公主美女，希望获得援助。突厥的木杆可汗就曾经骄傲地说：“我在南方有两个孝顺儿子，我想要什么，他们就会送什么。”
隋初天下方定，不宜动武。隋文帝采纳了大臣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以谋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长孙晟到过突厥，熟悉突厥的情况，他的策略避免了大规模的用兵。突厥各可汗间很快相互猜疑，隋乘机出兵，坐收渔利。
583年，隋朝兵分八路反攻突厥。突厥本是一个靠军事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综合能力的强弱参差不齐，各种矛盾在“可汗”的铁腕强权政策下被压制下来，随着突厥对隋朝军事行动的不断失利，突厥内乱，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但隋文帝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584年，阿波可汗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公元５８５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可汗，表示对他的支持。这样，东突厥西面为西突厥所困，东面还有契丹的攻击，只得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迁往漠南，寄居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隋文帝允许了他的请求，并命杨广出兵援助。东突厥得隋军援助，击败了阿波军。东突厥与隋定约，承认了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为藩属国，受隋保护。隋文帝册封其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隋政府并迁其属民于河套等地定居。603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在西突厥的国家内乱中流亡到中国的青海，最后不知所终。
615年，突厥始毕可汗部势力日益强大，威胁隋北部边境，突厥始毕可汗趁隋炀帝出巡北塞，率领数十万骑兵进行攻击。炀帝提前得到消息急返雁门。突厥始毕可汗率军进攻雁门，雁门郡41城被突厥军攻占39城，只剩雁门、崞县两地。炀帝被重兵包围，幸得可贺敦（可汗妻的称号）义城公主（隋朝公主）说好话，才被狼狈的放了回来。史称雁门事变。炀帝召各地隋军援救雁门。各郡援军汇集在忻口(今山西忻县北)。突厥始毕可汗得知隋各路援军到达，又得到北边有急的情报，九月撤军出塞，隋军乘机追赶到马邑，俘虏突厥2000余人后撤回，并收复雁门各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