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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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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文化讲究“轮回”，认为世界是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之所以会产生更替轮回现象，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很多劫难。“劫”分小劫、中劫、大劫。每一场大劫，都经历成、住、坏、空四中劫，八十小劫。
在前一轮回，空了二十小劫之后，后一轮回，因众生合力驱使，又会成立。成劫，就是生成期。生成之后，众生安住，经二十小劫，是为住劫。住劫，就是安住的时期。此后世界便开始毁坏，初十九小劫，坏众生世间，后一小劫，坏器世界，是为坏劫。坏劫，这是世界破坏的时期。坏尽后，俱成虚空，如是经二十小劫，是为空劫。空劫，是坏劫之后的空虚时期。空界之后，又再转到成、住、坏、空的另一个周期，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王朝更替犹如佛家所讲的轮回消长，每一个王朝的陨落就是一场历史大劫，这每一场大劫也有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
唐朝历22代，前后共289年，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若与汉朝再较真儿，唐朝的影响力更高一筹。在王朝历史上，唐朝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是一个令后人神往的时代，使所有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正面看，唐朝气象万千；侧面看，唐朝一泻千里。飘逸的纱裙露着女人性感的躯体，肥胖的身躯就是富人的象征，哪里是用文字能够描写出来的。一直到现在，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国，称华人为唐人。唐朝荣尊“大光明帝国”，当之无愧。
然而事实上，它的强盛其实只是开始的100多年，而且唐朝的很多制度都是延续了隋朝的旧制，正如秦朝建立的制度在后来大部分被汉朝继承一样。开国皇帝李渊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帝国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尽管如此，在唐朝的成与住中，也发生了像“玄武门之变”、“武后易周”、“韦氏乱政”这样的小劫，不成气候，不足以动摇大唐的根基。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就由盛转衰了，正因为璀璨夺目，其衰落最让人叹息。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大唐日落也颇具个性。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赫赫大唐“成住”与“坏空”泾渭分明。
到了后来的近200年，唐朝陷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坏劫之中，尤其是藩镇割据，使中央权力日趋式微，全国形势如同东周列国。755年，改变唐朝整个情况的“安史之乱”发生了，这场祸乱一开始，大唐的盛世也就结束了。一个时代，不论什么样的时代，或许战争的双方有胜利者，但是发生战争的那个社会注定要承受重大的灾难。或许战争中损失的钱财事小，通过多年仍然可以积累起来；但是损失的人心，和战争对于社会制度的破坏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唐帝国虽然借助夷族，凭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战争导致人员大量损失，并使得君臣之间，君将之间，群臣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此后的政治制度经过多次的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彼此之间的相互牵制，官僚集团、社会力量不是用来建设国家，而消耗在彼此的内斗当中了。对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吐蕃、大理、契丹趁机而起，地方节度使也各自割据，唐朝已走向了分裂衰退的边缘。唐玄宗后的几任皇帝，也再也没有雄才大略的了，只能够勉强的维持局面，而没有能力进行整个社会的整合了。
最后给唐朝统治致命一击的，是黄巢起义。它在唐僖宗李儇即位不久就爆发，一度攻占首都长安，将李儇赶到了四川。而这个王朝的掘墓人，则是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一个无赖式的人物，成就了唐帝国最后的空无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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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世民的错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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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世民的错觉：“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一人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如何选拔利用知识型人才来构建一个官僚团队，“选拔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是历代帝王的梦想。天才的隋炀帝创立了科举制，宣布公开向社会吸纳人才。于文人和统治者而言，科举制都是一件的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文治工具。文人向来反对暴力，通过考试来谋取功利，比起血酬，自然成本很低。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缝隙进入政府，把全部生命消磨在儒书之中，就没有精力谋反作乱了，统治者因此很省心。但是因为隋朝的短暂统治，这一发明没能得到很好的实践应用。后起之秀的唐代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杨广的这一伟大设想。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曾兴奋地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科举制度确实有很多好处，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也使士族制度逐渐消亡。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斛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古谚
然而李世民真的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这个口袋搜罗下所有的天下豪杰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
科举考试很辛苦。考试时间持续24小时到72小时不等。考生需要长途跋涉去参加考试，有时候整个村落会集资资助一名考生。考试的时候，考生在一间非常小的房间里，一张休息的长椅、一张答卷与吃饭用的桌子和一盏照明用的油灯，这就是数天智力劳作的道具。科举考试的通过率大约2%，落榜考生为了终身前途，不惜连年重考。有很多因为心理脆弱者为此而自杀。
唐政府为了避免因一次考试失误，遗漏人才，故有试前品评的惯例。此法初衷虽好，但衍生出不少毛病。考生为增加中仕机会，皆行“公卷”，就是先把平日作品送呈京师名人品评。杜甫就曾以三大礼赋供人品评，李白也上书韩朝宗称自己“身长七尺，心雄万丈”。士人此举，用意是争取名人品评，先博得考官美言，增加中试机会，甚而在应考前已定名次。
由于试前推荐的重要，考生争相要求名人品评，甚而不顾廉耻。先是为登访名人，奉上大量金钱要求接见，进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评，名为“求知己”，若名人不阅不评，则再投，谓“温卷”，甚至温卷亦不得品评，更会当路拦截，要求接见。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
此外，当时还有相当于破格录取的“通榜”，即考官取士，仅取品评者或考生名声，不问应试答题的优劣。如韩愈因负文名，经其好评的士子便多被录取；又如陆贽知负责主考，梁肃、崔元翰所推荐者皆予录取；再如裴思谦更凭宦官仇士良推荐而得状元。这就违背了最初的公平准则。
科举考试设计上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习非所用。唐初进士、明经、明算、明法等科并行；其后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实用性科目不复受重视。人们皆以当官为荣，实用技术既不能凭之入仕，学习者自然减少。唐初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但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影响所及，实用之学渐受轻视。客观上造成了中华民族之后长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底气不足。明代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日渐放缓，与此不无关系。
因为明经科重视帖经，考生于是对经籍努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不论明经或进士科，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所有这些机械的学习和记忆并不能鼓励学生质疑和反驳所学习到的知识。
与之相对比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大学，重在鼓励学生进行辩论和质询。所以，文艺复兴全盛时期，诞生了许多天才：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莎士比亚、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等。自由、创新、质疑的学风，为后来社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科举考试的质量与预期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再多讨论，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长期后果，看看它与唐王朝衰落的关系。
史学大家钱穆曾指出：“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就是广泛的开放政权。这一制度也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员多之患。”
据史料记载，高宗时刘祥道在奏折中说：“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武则天当政时，魏玄上书说，“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玄宗时，每年通过人数过两千，“过明经、进士十倍”。可见每年的录取人数只增不减。玄宗时已经是人择官，而不是官择人。“官倍于古，仕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仕。于是，仕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政府只好论资排位，发放俸禄。职位有限，资格无穷。论资排位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于是有了朋党之争。
朋党的形式之一始于“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就是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仕的考生，成为他的门生，门生对座主多有知遇之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必尽力提携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求友朋，则互称年兄，彼此结合，于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结成团体，甚至虽不同年而同为及第进士的，也因声气相同而结合而互助，由感情结合的朋友，进而成为福祸相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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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世民的错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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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的形式之二始于贵族联谊。进士固然是做官的正途，但是做官的不一定全由进士出身，出于辟举(推荐)者有之，由隐逸而召用者有之，由上书而得官者亦有之，但为数均不多。比较多的则为门荫。所谓门荫，就是借其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的。这些借其先人之功，不由进士出身而得官的门荫们，又以出身于世族的为多。这些世族，也称世家大族。科举精神，虽是把政权向人民开放，颇有打击门第之意，然而，考试的一些技术问题，令门第始终占优：首先是品评方面，能否得到名人品评，则视其与京中名人的交情及联系，这便与家世有关，形成门第在科举中占优。其次，门第在教育机会上条件优越。唐初的学校颇为完备，寒门子弟亦可入读州县学。安史乱后，唐室无力支持教育发展。中唐以后，学生人数大减，据韩愈记载，中唐的国子监学生只有以往的八分之一(274人)；宪宗时只有650人，可见开元以后，教育渐渐衰落。只有大门第拥有经籍及家庭教育的条件，故门第中人于科举始终占优。其三，在科目方面，唐代科目多涉经义，而明经科重视诵习经籍尤甚，门阀士族在此的优势更为明显。此外，唐代重视吸收民意，各科多考“策论”，就是考生对时事的意见。而当时了解时事的捷径有二:一是官僚家族子弟，可以预闻各地政治动向；二是居于首都者，因首都的资讯比较灵通，这两项条件，多是门第中人享有，使策论时门第占优。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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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浮华背后的帝国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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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唐朝，中国人就开始自豪。唐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民间就有“上有天堂，古有盛唐”的说法。有人形容当时的首都长安“罗绮铺地，冠带京华”，繁华贵气真是神乎其神。诗人郑綮《开天传信记》里有云：“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杜甫在《忆昔》里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粮食多得吃不完，扔到地上没人捡，人们不愁吃喝，生活富足，当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生活。
除去一定的夸张修辞，唐朝的繁华还真是让历史开颜。但是，沉浸之余，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事实：一个如此繁华的盛世，怎么遇到一个安史之乱，说垮就垮了呢？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浮华幕后的因素，尚需要发掘。
对于《红楼梦》里四大家的败落，尽管原因很多，但千说万说最终离不开一条：经济出问题了。俸禄少了，人员庞杂了，腐败严重了。贾母死后，办个囫囵丧事都做不到，就是最强的说服力。唐朝的败落也应该从经济上找原因。
作为以农业为本的王朝，唐帝国的财路主要来自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时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负担相应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继承北魏。唐代租额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是指人民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起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在于对全国人口的统计与控制。为此，唐朝设计了很多官位从事人口管理工作。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农业社会，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这些人的俸禄自然占去国民收入的不少份额，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冗员带来的附加产物，到武则天统治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事情已相当普遍。
因为田赋是以人头为基数的，为了增加税收，历代都鼓励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也正因为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唐朝也不例外。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即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人口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人口剧增，再反过来考验政府的统计能力。当实情远超过统计过问的能力时，唐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就越发无系统了。
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户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695年李峤上疏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韦嗣立也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可见，财政统计能力的下降，流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国力。
唐帝国金钱流失的另一个大豁口就是奢靡的宫廷生活。宫廷生活历代很奢侈，只不过以唐朝尤甚，黄仁宇认为唐朝女子以丰腴为美也与此不无干系。唐朝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多到了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仅仅就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多至一万余人，宫女可能加倍。据史料记载，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当时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开始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后，因为两人都好音乐，宫廷几乎日日歌舞升平。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宫过冬，除了给今天旅游增加了一种魅力之外，糟蹋了多少银两实在难以计数。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这也是滥花钱的光堂项目。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唐太宗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庞大的透支，使得之后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唐朝惨败给阿拉伯帝国致使中国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从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750年左右，阿拉伯发生了以中亚为中心的内乱，白衣大食灭亡，黑衣大食建立。大搞扩张宗教战争摧毁佛教的白衣大食哈利发及其后人竟被屠杀干净，几代哈利发的尸骨也被从坟墓中拽出焚骨扬灰，这场大食内战得到唐王朝的支持。
中亚各国一直是以大唐为后盾不断反抗白衣大食，后黑衣大食局面稳定了就和唐帝国争中亚，公元751年阿拉伯诸国准备联兵进攻唐朝，被唐将高仙芝侦之，高仙芝便率兵3万翻过帕米尔高原主动进攻，阿布-穆斯林率中亚各国联军共17万在坦逻斯迎战唐军，激战三日、阿军不支便收买唐军胡部叛变、夹攻唐军，唐军因而惨败。这一战令唐朝失去了对宝贵的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综上，人口增加后的财政透支与统计不力，致使大量逃税现象发生；宫廷奢靡生活与浮华工程的广建，使唐初靠俭政累积的财富滔滔流失；兵败阿拉伯又痛丢丝绸之路的统治权。所有这些浮华背后的亏空实相，导致了唐王朝遭遇安史之乱后“不可思议”的江河陡下。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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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此君王不早朝，盛世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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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太宗的贞观时期，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之际，唐朝一直处在蒸蒸日上的盛世之中。但是当人们还陶醉在盛世气象，唐朝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踏上了由盛到衰的道路。这一转折，正是发生在风流皇帝唐玄宗在位的几十年间。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皇帝，他的一生前期励精图治，英明有为；后期纵欲荒政，昏庸出奇。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唐玄宗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他是过甚于功，有的说他是功大于过，真可谓“盖棺尚不能定论”。
任何英明人物掌握无限权力如此之久，都会堕落。唐玄宗李隆基六十岁，居然把儿媳妇——26岁的杨玉环，召唤进宫，封为贵妃，从此不问政事，开始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
腐败者就像裂了缝的臭鸡蛋，迎来蝇蚊无数竞折腰。晚年失节的唐玄宗，身边就围绕了一群蝇蚊之徒。安禄山就是其中一员“识时务的俊杰”。自古以来，少数民族的剽悍总是输于汉族统治者的权术。在中原“权术文明”的对比之下，夷族的精英分子总是显得野蛮有余。蛮人不善权术的相对真理被安禄山“一票否决”了。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他精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
其实安禄山得到李隆基宠信并不像多数史学家说的那么偶然。少年安禄山生得异常俊俏美丽，给人第一印象就不错；中年安禄山深谙揣摩他人心思之功夫，完全不像李林甫所说的“胡人粗鲁，没有学识”。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很有手腕，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
安禄山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曾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
安禄山入朝不拜太子，有人提醒他，他居然说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李隆基告诉他，那是未来的大唐天子。安禄山装作恍然大悟：“为臣愚笨，从前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个储君！”诸如此类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却听得很受用。
走夫人路线，是攻关权贵的一条捷径。安禄山也成功利用了这一策略。他把讨好杨玉环作为巴结李隆基的最重要一环。天宝六年，安禄山入宫，请求比他小16岁的杨贵妃认他做养子。是年，杨贵妃29岁，安禄山45岁。
得到李隆基允许后，安禄山马上跪倒杨玉环脚下，给“母亲大人”行礼。按照规矩，当先给天子行礼，李隆基不解，问他为什么先给贵妃行礼。安禄山说：“胡人礼俗，先母后父。”乖巧之语，既不得罪皇帝，又给杨玉环大大的拍了一次马屁。
东北的珍贵禽兽、好玩意儿，安禄山尽力收集，络绎不绝的送往西京。李隆基深居长安，杨玉环长在四川和河南，哪里见过如此多宝贝，当下自然大开眼界。天宝九年，李隆基生日时，安禄山以贵妃养子的身份给李隆基送来了厚重的礼物——山石功德和幡花香炉。李隆基和杨贵妃见这些好东西，自然更加喜爱这个“儿子”。
次年安禄山生日时，玄宗与杨贵妃分别赐给安禄山大量的衣服、宝器、酒撰等物，当时的王公贵族也难有机会受到这样多的赏赐。所赐的物品与食物，许多盛在金银器中。这些金银器和所盛的物品与食物都一同赐给，可见玄宗与杨贵妃对他的宠爱。
第三天，安禄山又被召入宫中，杨贵妃独出心裁，用锦绣做了一个包裹婴儿的大襁褓，把安禄山像小孩子一样裹起来，派宫人用彩车把他抬起来，嬉笑玩耍，欢呼之声不绝于耳。玄宗十分高兴，亲往观看。“自此禄山出入官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安禄山受宠，也不是完全无功。东北边疆的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叛乱，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
正是唐玄宗的“政治滥情”，给帝国带来灾难。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杨国忠的智慧和能力都不能够胜任宰相，但他的“中国式人脉”却使他游刃有余，仅兼职就达四十余个。除了弄权和索贿外，他并不关心对国家的责任是什么。杨国忠曾向安禄山索取巨贿，被一口拒绝。杨国忠不能忍受这种轻蔑，遂决心打击他。于是，诬以谋反，向李隆基一再告密，李隆基却一再不相信。
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时，“兵雄天下”。三镇总兵力已经超过20万，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10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就是要反叛。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
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长恨歌》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他打出“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
特地修建温泉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调兵遣将，东征平叛。不过安禄山的大兵团一路势如破竹，深入六百公里，渡过黄河，攻陷洛阳。756年，再向西进击，攻陷潼关。李隆基从长安仓促逃出。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
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札等乘机发动兵变，把杨国忠杀掉，屠灭他的全家，包括他的儿女和杨玉环两位拥有极大权力的美丽姐妹。为了防备复仇，禁卫军要求李隆基处置杨玉环，李隆基只好把她绞死。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
安禄山似乎装孙子太久，命中无富贵。在长安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因眼病而双目全盲，心情烦躁，动辄杀戮。最后，当他要杀掉他的长子安庆绪时，安庆绪反而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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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肃代二宗的血酬：开门揖盗，以夷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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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逃到四川做“太上皇”逍遥去了，留下一个安史之乱的烂摊子，总得有人去处理。倒霉的唐肃宗正赶上了这一茬，在安史之乱中登台，注定要与叛军做个了断。
唐肃宗有勇不可挡的郭子仪等将，初大败，缘何？唐肃宗李亨不能集结足够的兵力，玄宗时20万精兵都死在云南。善将之将匮乏可将之兵，败局亦在常理。
8世纪30年代，六诏中最南的一个“诏”皮罗阁，统一了其他五个“诏”，建立南诏王国，定都大理，向大唐朝贡，请求册封。大唐于738年册封他为云南王。南诏王国的建国，宰相杨国忠任用大酷吏鲜于仲通当剑南战区（四川成都）作节度使，鲜于仲通任用小酷吏张虔陀当云南郡作太守。云南郡是南诏王国到唐王朝的必经要道。使节入境之后，依南诏的礼节，夫妇要共同拜会地方首长，于是，张虔陀就要求留下使节的妻子陪宿。并且一再索取巨额贿赂，稍不如意，要么派人到大理辱骂，要么向中央政府诬告南诏王国种种罪状，要求惩处。南诏王国第二任国王阁罗凤忍无可忍，于750年，奇袭云南郡，把张虔陀杀掉。751年，鲜于仲通动员八万大军进攻，阁罗凤表示谢罪，并表示愿意退出所占领的土地。他警告说：“如果唐逼我太甚，我就投降吐蕃王国。那时整个云南地区，恐怕都非唐所有。”鲜于仲通这种昏暴人物是不会为国家着想的，他继续进兵，结果被南诏兵团诱到洱海旁，全部歼灭，士卒死亡六万余人，一万余人被俘。阁罗凤乘胜占领现在的云南省全境。阁罗凤在太和城下立了一个石碑，叙述事件经过及原因。他说：“我的后裔终有一天仍会归附大唐，到那时可把这个碑指给唐使节看，让唐人知道，我们今天这样作，不是我们的本心。”杨国忠接着发动了一连串攻击，每次都在万山丛中被击败，前后共死二十余万人。只为了张虔陀和鲜于仲通两个酷吏，使唐王朝所能征调的最精锐的部队，死亡殆尽。
不幸的是，正如前面已经揭示的，安禄山叛军军力盖过国军近一倍。大敌当前，内力不足，求助外援，是弱势者的天然本性。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获取帮助，必须付出代价。
当时，唐肃宗可以求援的只有在北方沙漠刚建国不久的回纥汗国。乱世中的大唐失去了咄咄逼人的影响力，回纥不肯轻易出兵。如何搬到救兵，唐肃宗向回纥第二任可汗英武开出的诱饵是“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就是说：收复长安时，土地子民归大唐，所有美女和财产，任凭回纥奸淫烧杀和掳掠回国。
泱泱大国开出如此耻辱条件，相信唐肃宗在情理上并非甘愿。而且此举多少有些开门揖盗的意味，大国求助，明显就是弱势凸现，此种情况下，引入一直对中原有觊觎之心的外族，不能不说是一种风险。
这就牵涉到吴思先生所开创的“血酬定律”。吴思认为，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当事者可能冒伤亡风险，以生命为赌资。为了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可以退化出匪性。唐肃宗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迅速平定眼前大患，不惜以牺牲子民为筹码。
至德二载九月，长安收复，回纥首领欲践约，幸亏太子李豫的一番理论才得以缓冲：“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就是说，现在刚刚收复长安，如果进行抢掠，那么洛阳的百姓知道后就必然帮助叛军死守。请等收复洛阳后再履行约定。回纥方同意了。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至德二载十月，东京洛阳收复，“回纥纵兵大掠”，洛阳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唐肃宗对回纥暴力的汇报，也付出了自家的血亲。自西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来换取边境暂时安宁的妥协政策后，一大批公主含悲远嫁，在这众多的和亲公主中，大多只是宗室女或者宫女，真正以真公主即皇帝的亲生女儿下嫁的，却只有唐代，宁国公主就是第1位。
758年，在基本平息了“安史之乱”后，回纥可汗派使节向大唐求婚，唐肃宗为表示对回纥的感谢，答应将女儿宁国公主嫁之。
宁国公主是唐肃宗李亨的次女，在肃宗的7个女儿中，容貌最为出众，她先嫁郑巽，又嫁薛康衡，不幸两个丈夫都先后死去，公主还没从丈夫去世的悲痛中醒来，就被选定和亲。
到了出发这一天，肃宗亲自将女儿送至陕西咸阳市，在那里设宴告别。宁国公主根本无心下咽，她哭着安慰父亲：“国家事重，死且无恨！”唐肃宗也十分伤心，流泪送走女儿。
宁国公主到达回纥，可汗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封宁国公主为新王后，并派王子率领骑兵继续帮唐天子平叛。可是仅仅三个月后，可汗便去世了。回纥人按本国风俗，准备让宁国公主殉葬。在此生死关头，宁国公主表现出了大唐公主的威严与镇定，她据理力争：“按我国风俗，丈夫亡故，妻子为其服丧三年，服满，就可以改嫁，这叫终礼。现在回纥既然万里迢迢与唐通婚，不就是仰慕大唐的风俗习惯吗？所以，我是不应该为可汗殉葬的！”回纥人见公主言之有理，只好作罢。不过，为了照顾回纥人的情绪，宁国公主也用刀划面，自毁容貌，痛哭流涕。
一年后，因宁国公主没有子女，新可汗允许她返回长安。宁国公主既是不幸者，又算幸运者，毕竟和亲公主能重回故国的屈指可数。
史思明投降后，唐肃宗李亨不能容纳这个过去的叛将，秘密计划把史思明杀掉。阴谋不幸泄露，史思明再度叛变，循着安禄山南下旧路线，渡过黄河，再行攻陷洛阳。然而他也重蹈安禄山的覆辙，当他凶暴地想杀掉他的长子史朝义时，史朝义也反过来杀掉他。
肃宗死后，代宗李豫接任，李豫开出比父亲李亨更肥厚的条件，再向回纥汗国乞援。762年，回纥军团第二次收复洛阳，洛阳遭到第二次厄运，距上次厄运仅只五年。回纥军进入洛阳时，毫无忌惮的大肆奸淫烧杀、劫掠抢夺；居民死亡以万为单位计算，大火数十天不熄。
吴思先生所说的“官变匪”此时也出现了。唐政府的军队趁乱效法回纥，借故东京（洛阳市）、郑州（河南省郑州市）、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汝州（河南省汝州市）都是“贼境”“匪区”，所经过的地方，同样奸淫烧杀、劫掠抢夺，三个月才算停止。于是家家户户，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屋；仍活着的人，不管是官是民，是男是女，衣服因为全被剥光，只好用纸裹到身上。
肃宗、代宗的暴力酬报滋长了回纥对中原的野心。765年，唐大将仆固怀恩受不了宦官骆奉仙的诬陷倾害，起兵叛变，效法李姓皇帝的传统作法，向回纥汗国和吐蕃王国分别乞援。回、吐两国联合向长安进军，长安震恐。幸好仆固怀恩适时的逝世，而中国一位大将郭子仪乘机挑拨回、吐两国感情，吐蕃兵团怀疑回纥已被郭子仪说服，可能袭击它时，即行拔营撤退。回纥不能独留，只好撤退。
回纥的恣意横行，也助长了其他异族乱唐的气焰。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
刘昫在《旧唐书》感叹：“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
肃代二宗好不容易摆平了安史之乱，却依然没有遏制住大唐江河日下的大势。因为肃代父子的血酬之举，唐朝也背负上了骂名——“第一个签订条约割地丧权辱国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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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厚道的“钦差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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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讽刺戏剧《钦差大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狐假虎威的巡察官形象。钦差大臣微服出访的消息使市长安东和他属下的众官吏魂飞魄散、手忙脚乱。惊惶失措的众官吏，心虚胆怯，误将饥肠辘辘、因拖欠房租、餐费被困在旅馆的彼得堡十二品小文官赫列斯塔科夫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献殷勤。赫列斯塔科夫趁机向市长借钱，进而住进市长家中。众官吏轮番晋见，想方设法行贿，赫列斯塔科夫以借为名，一一照收，还逢场作戏地与市长的妻子、女儿调情，并与市长女儿订下婚约。随后坐上特意为他准备的三套马车扬长而去。当市长一家大宴宾客，幻想着飞黄腾达之时，邮政局长偷拆赫列斯塔科夫寄往彼得堡嘲弄众官吏的信件，得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钦差。
戏剧自始至终都是围绕一个“冒牌货”而展开，从中我们却不难看出当时俄国钦差大臣的影响力有多大。尽管如此，俄国钦差大臣终究还没有失去本分，他们仍旧在执行巡视地方的职责。比起大唐的“钦差大臣”，可谓小巫见大巫，厚道多了。
那么，大唐的“钦差大臣”到底有多厉害呢？“钦差大臣”与藩镇割据有什么关联呢？
据钱穆大师考察，大唐的“钦差大臣”叫观察使。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监察中央的叫“分察”，监察地方的叫“分巡”。唐德宗时，分巡把全国划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