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可见，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履行监察之职。但因为常常停驻地方，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地方行政，本来只有府县二级，因此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巡视边疆的观察使，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就成了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节度使在其地域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掌控用人大权。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就形成为“藩镇”。藩是保卫，镇指军镇。朝廷让巡视边疆的观察使设置军镇，本意在中央集权，保卫自身安全，而演变所极，尾大不掉，发展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
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让他们统治原安史所占之地。其中：
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
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
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
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
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
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4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19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从唐宪宗起，忍无可忍的唐帝国开始讨伐叛镇。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开始执行削藩政策。
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霸占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被部将所杀。这3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
809年，河北三镇中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
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4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十月，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然而，好景不长。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
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
火上浇油的是，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
柏杨说：“历史的规律是，纯高压并不能制止叛乱。”藩镇的抗拒，使割据愈演愈烈。
让我们再梳理一下大唐“钦差大臣”的演变过程吧：唐帝国追求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巡察；观察使剥夺地方官职权，成为领地“大哥大”；“钦差大臣”定居，全权代理，坐大地方。一句话，藩镇割据的实质是，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终把唐朝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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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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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的天下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长江以北，大体以黄河为界，大河以北是藩镇割据所辖区；大河以南是唐朝统治区。长江以南则为流寇流窜之所。
藩镇割据，军阀作乱，虽然把天下瓜分成条块，严重的时候一片乌烟瘴气，但是军阀永远不成气候。因为军阀往往以单纯的武力来压制很小的地区，讲究“我的地盘我做主”，彼此间本身就是一个制衡。自身利益的过多考虑，使得彼此间形成强大凝聚力的概率很小。
而流寇的杀伤力就要严重的多了，流寇的可怕在于一个“流”字，就是流动性，他们见缝扎针，“打一炮换一个地方”，危害范围广，袭击也不确定。所以，藩镇割据多年，唐朝依然有招架之力，而流窜南北的黄巢起义军，短短六年，一举使唐帝国全面崩溃。
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呢。黄巢起义本来不能持续那么久的，唐王朝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的时候，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起义之势愈演愈烈。
毛泽东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起义造反，无论怎么演义，都脱不了一条：被逼无奈＋有机可乘。
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
农民不好过，商人更不好过。纯商人不容易立足，必须与官员结合，或是商人兼任官员，或是官员兼营商业，官商之间，很难区别。当权官员的惊人奢侈和必须付出的惊人贿赂，使他们永无间断地需要大量的外国珠宝，如玛瑙、翡翠之类。购买这些珠宝的巨款，全靠冤狱。举一个例子即可明了，当农民们辛苦织成绸缎之后，官员并不需要拿钱购买，他只要把农人逮捕入狱，指控他谋反就可以了。等到农民悉数缴出他的产品之后，自然会得到平反或赦免。占中国出口货物大宗的丝织品，所带给农民的不是财富，而是灾祸。
当时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公元８７４年，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河南长垣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
唐末诗人林宽有诗云：“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此话不假。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唐王朝后期的科举，几乎全在场外决定。安史兵变后，大权操纵在宦官之手，士子则完全靠毁灭自尊心的谄媚和屈辱，才能榜上题名。稍微有点才干和性格的人，都不愿向宦官屈膝。黄巢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曾作诗托菊言志。他先后写过两首与菊花相关的壮志诗。第一首这样写道：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另一首诗更犀利：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
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软了骨头，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黄巢不同意，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弟兄们往哪里去？”
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骂王仙芝。王仙芝自知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经过这番波折，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在今湖北）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被杀死。
王仙芝失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推黄巢为王，称冲天大将军。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比较强，黄巢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带兵南下。他们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衢州（今浙江衢县）；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征，一直打到广州。
黄巢也曾经希望朝廷招安，让他为广州节度使，此计未成，偏偏岭南地区发生瘟疫。黄巢决定再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路拦击，被黄巢起义军一个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吓得高骈推说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敢应战。
黄巢起义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江南，不纯靠军事攻势，主要靠动人心魄的政治号召和当地穷苦无告的农民的响应。起义军渡过淮河时，曾向官军将领发出大意这样的檄文：“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
公元８８０年，黄巢带领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一眼望不到边。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心惊胆战，哪敢抵抗，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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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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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攻下潼关，唐王朝惊慌失措，唐僖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
蔡东藩在《唐史演义》中这样诗评价唐僖宗：
世衰总为主昏多，丧乱相仍可若何？
十五年来无一治，虚名天子老奔波。
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轿子，在将士的簇拥下，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叫大齐。
一入国都，黄巢被自己所设的陷阱困住，从此失去流动性。黄巢在当皇帝之前和当皇帝之后，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称帝前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称帝后则困守长安孤城，一筹莫展。黄巢从当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陷入千万争宠的宦官与宫女之手，与宫门外世界，完全隔绝。创业时代跟下属那种亲密相依的无间感情，化为乌有。下属们在猎得官位后，也沉湎于他们过去所痛恨所反对的纸醉金迷生活。
起义军政权建立后，黄巢也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使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并集结了残余势力，联络各地军阀武装，反扑过来。在起义高潮中一些暂时投降的节度使，也乘机起兵。黄巢军没有根据地，很快陷入唐军包围之中。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黄巢就更大开杀戒，因之他和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
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另一个重要流寇朱温竟投降了唐朝，做了可耻的叛徒。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西北少数民族）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骑兵进攻长安。起义军十五万迎战，遭到大败，只好撤出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８８４年，黄巢在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失败之后，受到官军紧紧追赶，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英勇牺牲。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从北到南，再从南回到北，这一来一回，耗尽了唐帝国的元气。同时，起义也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打破了原来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的均势。
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认为起义反响大还反映了王朝机构失控的因素。黄巢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之所以能够纵横南北，是因为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黄巢揭竿而起的时候，距安禄山之反叛又已130年。唐帝国的低层机构已经发育成长，超过当初的设计很多，已不是既有的高级权威所能管制。
尽管黄巢没有直接摧毁唐朝，这朝代却在他造反之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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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昭宗壮志成空，枭雄朱温篡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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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晚景，尤为惨烈。落日余晖下的挣扎身影，分外揪心。
唐末34年中，唐僖宗、唐昭宗、唐哀帝三位皇帝相继登场。僖宗和昭宗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僖宗在位15年间，实际在长安度过的时间充其量只有7年多，他为避难不得不两度逃离长安。当一个皇帝不能安定地在京城生活的时候，政权大厦即将倾覆的风雨飘摇之势已很难逆转了。
三位末世天子中，昭宗算是最有帝王魄力的，可惜生不逢时，大厦既倒，回天无力。昭宗在位16年，在军阀的胁迫下不得不迁都洛阳，长安城从此成为梦中遥想的故都。他本人不仅被跋扈的军将杀死在寝宫，死后也只能孤零零地埋葬在河南偃师。昭宗是第一个葬在关中以外地区的唐朝皇帝。
昭宗的儿子哀帝13岁登基，16岁就将帝位“禅让”给了强悍的军将朱温，成为唐朝的亡国之君。哀帝被杀死的时候不过17岁，是唐朝21帝中最为短寿的皇帝。“哀皇帝”就是在他死后不久所加的谥号。哀帝死后，只是按照亲王的规格葬在了山东菏泽的定陶县，不仅远离了故都长安的列祖列宗，而且与他的父亲昭宗也永违地下，再无相见之期。
与之相对比的是，黄巢手下贼将朱温在篡唐成功后上演了一幕乐极生悲的画面。
907年，朱温如愿以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得意之余，招呼众亲戚在皇宫内饮宴、戏乐。吃喝已毕，大家簇拥着朱皇帝站在一个大圆桌子前玩掷骰游戏，笑语喧喧。已经有八、九分酒意的朱温大哥朱全昱忽然抓起几粒骰子，狠狠砸向掷骰用的金盆，大叫道：“朱三儿，你本砀山一贱民，因天下饥荒，跟从黄巢做贼。降唐以后，唐天子用你为四镇节度使，富贵已极，奈何忽发狂想，灭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现在高兴还太早了点吧，我真不忍看见我们老朱家日后家族尽灭的惨状，你还有心玩乐！”酒宴不欢而散。
黄巢带着遗憾离去了，唐僖宗几经恐吓，好不容易得返长安都城，未几暴疾而亡。僖宗膝下无子，在太监杨复恭拥戴下，僖宗同母弟寿王李晔柩前即位，是为唐昭宗，时年22岁。比起遇事吓得哭泣的僖宗来说，唐昭宗算是一个胸有大志的皇帝。昭宗听政以后，颇有重整河山、号令天下、恢复祖宗基业的雄心壮志。史书上说：
“帝（昭宗）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唐武宗）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浸微，而尊礼大臣、祥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
唐昭宗的王者气质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宦官的态度上。他虽为宦官杨复恭推立，但却不像一般软天子那样乐于依附于他们，昭宗内心十分厌恶宦官。特别是杨复恭，“多养壮士为假子”，每次入朝时均“肩舆上殿”，太上皇一样的排场。有一次，唐昭宗就他蓄养干儿子一事加以质问，杨复恭大言不惭：“我收养义子是为了捍卫朝廷，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既然是为了国家，为什么不让这些义子姓李反而姓杨？”昭宗一句反问，把他噎住。
在彻底处理掉杨复恭的做法上，唐昭宗也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帝王的睿智。他采用的是“父子离间计”。杨复恭义子杨守立拥有胡人血统，本名胡弘立，孔武力大，手中掌统一部内廷禁军。为了拉拢禁军势力，唐昭宗收为自己的义子，赐名李顺节，大加利用。李顺节得宠后，与从前的干爹争权，“尽以（杨）复恭阴事告上（昭宗）”。有了禁军“总司令”支持，唐昭宗逼迫杨复恭退休。杨大公公怒极，派人杀掉皇帝前来宣敕的使人。
唐昭宗亲自登上皇宫的安喜楼，命李顺节等人率兵进攻位于昭化里的杨复恭大宅邸。李顺节率领大批禁兵前来叫战，杨复恭望见对方势众，率数位干儿子马上逃出长安，奔往兴元，联合在外任职的干儿子们“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逐走了前干爹，李顺节“恃恩骄横，出入常以兵自随”，唐昭宗趁机铲除之。唐昭宗暗地里设计，两位掌兵的公公以议事为名，召李顺节入宫。三人寒暄坐定，刚刚端酒要喝，埋伏在堂内的一名将领突前，一剑就把李顺节脑袋砍落在地。
一计除二患，稳住了宫内宦官势力。唐昭宗的英明可见一斑，放置盛世，完全可以扛鼎天下。
但是唐昭宗总体来说，还是很不幸的，接手一个气息奄奄的断壁残垣，手下还严重匮乏能臣干将。一心想干点大事的唐昭宗，为了重立皇威，决定拿藩镇开刀，结果麻烦事接踵而来。事情似乎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简单。多年来，各地强藩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与朝廷百官、内廷宦官的关系盘根错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年轻气盛的昭宗想要毕全功于一役，不仅难以成功，而且还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头回倒霉是征讨李克用和李茂贞，皆失败而还，不仅没壮皇威，还露出自己的巨大缺陷。
朝内宰相张浚为了给自己立威，同时，又听说李克用到处对人讲：“张公（张浚）好虚谈而无实用，他日必乱天下。”愠怒之下，添油加醋，撺掇唐昭宗出兵。张浚蜜谏：“陛下如此英明睿智，竟内外受制于强臣，臣窃以此痛心！”唐昭宗听得爽心，下诏张浚为总司令，孙揆为副，统大队京城禁兵出发前去征讨李克用。张浚只善权术，自是指望不上，希望落在孙揆身上。这孙揆却也非放心之徒。
李克用义子李存孝率三百精兵埋伏于道，很快把孙揆先行一行人杀个精光，生擒了孙揆。李克用劝孙揆给自己干，孙揆倒有几分气节：“我乃天子大臣，怎能给一个节度使当属官。”李克用大怒，派兵士拿来大锯锯杀孙揆。两个大兵锯了好久，手忙脚乱，血流一地，也锯不死这位孙大人。
孙揆怒，大骂：“死狗奴，锯人要用木板夹上来锯，连这点技术也不懂，死笨的杀才！”军士忙把孙大人以木板夹捆，大锯一拉，果然生效。孙揆“至死，骂不绝声”。气节归气节，唐军一出师就丧掉“副总司令”，败局可想而知。
对于攻打藩镇李茂贞，唐昭宗显得意气用事。李茂贞在上表昭宗：“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指王环被杀）；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一竖。”藐视与揭丑，令唐昭宗盛怒，就促宰相杜让能将兵出讨李茂贞。杜让能是书生，泣谓皇帝说：“臣不敢避命不从。但此时情势与宪宗时代大异，臣恐日后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免七国之祸！”唐昭宗根本不审时度势，仍命杜让能安排调动军队。一战即溃，李茂贞大军乘捷直趋长安，要求诏杀宰相杜让能。杜让能马上入宫，说：“臣早知道有今日之事，请陛下牺牲我一人以救社稷。”唐昭宗下泣，不忍心斩杜让能，只是下诏贬其为梧州刺史，收斩西门君遂等三个太监来应付李茂贞。李茂贞仍勒兵不退，一定要杀杜让能才还镇。不得已，唐昭宗下诏赐死杜让能兄弟两人。
唐昭宗最大的倒霉来自于朱温。朱温可谓乱世枭雄。在看准时机，出卖黄巢后，僖宗重用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诸镇之师，皆受朱温节制。唐昭宗征讨李克用和李茂贞失败后，李克用和李茂贞相互纷争，朱温渔翁得利，越发坐大。后与宰相崔胤勾结，上挟朝廷，下制诸侯，废唐称帝成了朝夕之间的事。
朱温出身贫贱，砀山县午沟里人，因排行第三，小名叫朱阿三。朱温兄弟三人，在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携他们寄住在萧县人刘崇家里做佣工。朱温渐渐长大，好逸恶劳，以雄勇自负，乡人都很讨厌他。刘崇因为朱温懒惰，经常用鞭杖抽他。只有刘崇的母亲可怜朱温幼小，常常袒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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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昭宗壮志成空，枭雄朱温篡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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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朱温把刘崇家的饭锅偷着背走了。刘崇追住朱温，又准备狠狠地揍他。刘母又出来说好话，刘崇才罢手。刘母劝朱温说：“你都这么大了，不该再这样，你若不愿耕作的话，又能做什么呢？”朱温回答：“儿平生只会骑射。不如给我弓箭，到深山里猎些野味。”刘母取了旧时弓箭，交给朱温。从此朱温每天在深山里追逐野兽，练就了一身硬本事。投身黄巢起义后，朱温纵横沙场，有万人不敌之勇。
也许从小追杀野兽习惯所致，朱温残虐成性，杀人如草芥，但其妻被称为“五代第一贤后”的张氏聪敏贤惠，在世时以柔克刚，时加婉言规劝，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朱温动不动就处死将士，用兵法令严峻，每次出战，一个分队主帅若出战而不回来的，其余士兵一体处斩，称作“跋队斩”。因此战无不胜。手下士兵不耐酷法，多窜匿州郡，朱温疲于追捕，下令全军纹面，士兵纹面自此开了先河（据《五代史补》）。朱温暴怒杀戮过后，张氏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可惜张氏红颜薄命，临终遗言：“君人中英杰，妾无他虑，惟‘戒杀远色’四字，请君留意。”朱温性格使然，根本做不到。
昭宗征讨受挫后，锐气消失殆尽，终日饮酒麻痹自己，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这引起了宦官的恐惧。有一天，昭宗在禁苑中打猎，大醉而归。当天夜间，手杀宦官、侍女数人。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借机要挟宰相召百官署状同意“废昏立明”，随即带兵突入宫中。昭宗交出传国宝玺，被囚禁东宫，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自称太上皇，并令皇太子登皇帝位。
宰相崔胤在朱温的支持下，发兵打败了刘季述，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昭宗“反正”。朱全忠随后与凤翔的李茂贞围绕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朱全忠大军围困凤翔一年多，凤翔孤立无援，城中百姓多饿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自磨粮食以求生存。最终，凤翔城破，昭宗成为朱全忠的战利品。天复三年（903年），昭宗在朱全忠的押解下还京。他赐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亲解玉带相赐。
据《五代史阙文》，朱温迎昭宗于凤翔时，昭宗曾有过一次杀之以除后患的行动，不过失败了。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全忠(朱温归唐时赐命)为吾系鞋。”朱温不得已，跪下系结，汗流浃背。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卫兵，昭宗的意思是让左右擒朱温而杀之，但左右没有敢动手的。
昭宗返回长安以后，朱全忠很快发兵将朝中宦官全部杀死，同时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一律杀死。多年来宦官专权的局面因宦官肉体上被消灭而结束了，但是唐朝政治腐败黑暗的局面并不能得到扭转。朱温为了更有利于控制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提出要皇帝迁都洛阳。为了杜绝唐朝故旧对长安的念想，朱全忠令长安居民按户籍迁居，宫室和民居被毁，房屋被拆后的木材扔在渭河当中，顺河而下，月余不息。数百年古都经过这一浩劫，元气大伤。长安城哭声一片，关中百姓在道路之上大骂崔胤是“国贼”，斥责他引来朱温倾覆社稷，连累众生。
唐昭宗一举一动，都处于朱温心腹蒋玄晖的严密监视之下。当时，李茂贞、王建、刘仁恭、杨行密等朱温的敌对势力往来信使繁切，“皆以兴复为辞”。朱全忠又怕唐昭宗在洛阳生变，便下令蒋玄晖等人见机干掉唐昭宗。
公元904年夜，蒋玄晖率龙武牙宫史太等一行兵卒入宫。昭宗正饮得大醉，闻声而起，“单衣绕柱走”。兵卒追上昭宗，把他捅个透心凉。杀完人，蒋玄晖矫诏称李、裴二妃弑逆，立昭宗第九子辉王李祚为帝，是为唐哀帝，时年十三。
天祐二年（905年）十二月，朱温借故处死了枢密使蒋玄晖，又借口“玄晖私侍积善宫皇太后何氏，又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将哀帝母后何氏杀死，并废黜为庶人。谋士李振，绰号“猫头鹰”，因考进士不成，十分痛恨朝臣。他对朱温说：“这些人平时自命清高，自称‘清流’，不如扔到浊流里去。”朱温便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多名朝臣扔到了黄河里。
朱温生杀予夺，大权在握。天祐四年（907年）三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接受了哀帝的“禅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从此，唐帝国不复存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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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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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加之士兵逃散，府兵制急剧衰落，府兵土崩瓦解。
到了唐中期，唐玄宗穷兵黩武，用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原来的府兵制。这样一来，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也随之膨胀，这导致了地方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祸根。
唐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藩镇，各藩镇节度使都拥有军队，少则数千，多至10万人。如河北三镇牙军，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动辄发起兵变，驱逐将帅，或支持节度使窃地割据，反抗朝廷，危害极为严重。
◆唐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8′
武则天时期开始使用酷吏。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
唐德宗贪财物，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
唐朝规定做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
◆唐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盛唐时期，国家殷富，长安、洛阳以及地方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匹。唐玄宗被这种繁荣冲昏头脑，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使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例如，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加上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从唐玄宗时，帝国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据《新唐书》记载：“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节。田坏而为兼并，租用调之法坏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借商、进俸、献助，无所不为也。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9世纪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220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唐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唐朝并无文字狱之类的冤狱事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唐采取了新的措施，那就是利用宗教。唐朝初期，佛教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后来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唐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9′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哪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他的后继者做到这些的却很少。
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史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安史之乱以后，政局多混乱，国体不安，人民所受苦痛在所难免。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
◆唐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范文澜说：“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表现在言莫予违，侈表现在贪立边功，轻易用武。
而唐肃宗以后基本上都是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昏君。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信赖宦官，本人却被宦官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就此开始。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
唐文宗有心铲除宦官，结果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
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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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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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昭宗，倒是壮志不小，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唐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8′
唐代的抵御外侵史可从唐代的边塞诗中窥出几斑。初唐时期，国力正强，抵御外敌，那时期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充满着自信，对民族充满着自豪。社会中人人都想投笔从戎，立功塞外，故成就了许多英雄壮美的诗歌。盛唐时期，国力极强，积极拓边，许多诗人慷慨出塞，造就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诗人更是拔剑而起，存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最具代表。但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诗人身经战乱，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惨状，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而被诗人对社稷华胄沦为夷狄的爱国情绪，以及悯恤无辜厌战的反战情绪所取代。这从王昌龄的《塞下曲》以及李颀《古从军行》中可见。
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大军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结果唐朝首都长安不止被吐蕃攻陷而且吐蕃人还立了伪皇帝，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唐朝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唐蕃清水盟约》。
◆唐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唐朝末年，发生严重的干旱和饥荒，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贤臣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赈济不力引发大规模的盗贼活动。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
◆唐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10′
宦官弄权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明显依附宦官，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中兴梦断，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顺宗继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顺帝做皇帝时间不长，致使永贞革新中途失败。宪宗继位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平定河北三镇，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唐一派中兴气象。不过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有增无减，宦官大大得势，宪宗也因此不明不白死于后宫，令人惋叹。之后大唐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帝国末年，唐昭宗也有心图新，却壮志成空。
◆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地方割据直接断送了大唐。唐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共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学者樊树志说：“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唐中后期，一直处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割据的阴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