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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的甲午》作者：陈悦
书名：沉没的甲午
作者：陈悦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1
ISBN： 9787807296706
内容简介
《沉没的甲午》援引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深入展示历史细节，并试图用这种细腻的方式引导读者更为深入客观地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在朝鲜平壤及中国黄海海域、辽东、山东半岛等战场上，中国方面不乏甘愿为国抛洒热血的将士，无奈的是，这并不能弥补晚清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距。更无法挽回因国力落后以及应战策略失误而早已预定的失败的战果。这一现实的结局颇值得今人为之深思。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一场改变中国命运、影响极为深远的战争。1894年这一年。大清帝国在对日的海陆战场上节节败退，全无招架之功。以往尚能藉余威而勉强维持弧洲强国的表象，及至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署，晚清这一纸老虎被全然戳破，列强瓜分的狂潮随之而来。
作者简介
陈悦，1978年，江苏靖江人，现居山东威海，专注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研究，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等。
序言 谁任其咎（1）
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巨大的伤痕，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或多或少见到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直接、间接的影响。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原本从近代化赛道同一条起跑线出发的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命运之路，现代南北朝鲜的争端、中国的台湾问题，追根溯源也都会讲到甲午，这是一段距离今天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的鲜活历史。
提起甲午，很多人都喜欢追问，那场战争中国究竟为什么失败了？谁应该为失败承担责任？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从过往的岁月流痕中找寻这些题目的答案，为今天和未来提供镜鉴，以免我们再犯祖先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本书写作之初，得到这样的命题，我备感沉重，也深知这远不是几本乃至几十本书就能完全解释透彻的问题，但作为一名甲午战争历史的研究者，我又觉得有必要不揣简陋，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感触和体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既往的某些甲午战争史研究，往往给人一种模式化的印象。大到战争全局，小到战役局部，其论调总是倾向于将广大清军将士定义为爱国者，战争失败的原因或者是朝廷高层“投降派”的懦弱无能，或者是军队、地方上有奸臣、胆小鬼偾事掣肘，再或者是清军不懂得团结、发动人民群众，从而失去了本来可以获得的胜利。这种一度非常流行的说教式总结，在今天看来显得近乎苍白无力。
而随着中国崛起于世界的种种迹象愈来愈明显，国人对于自身历史的关注度也愈来愈高，对于这场在近代史上曾扭转整个民族命运、意义深远的大战，自然不能再局限于以往刻板的认识。一个国家，乃至民族，如果不能客观地认识过往的失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又何谈崛起和光明的未来？
甲午战败的根源，曾引发无数专家、学者的激论和探究。公允地说，这场失败实际上缘于中国近代化改革的不彻底，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都没有彻底近代化的中国，输给了完全近代化的日本。世界在以一种赤裸裸的近乎残酷的方式告诉中国，适者生存，只有彻底近代化才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找到一条生路。
本书对此战中所有重大事件均有评述，将它们联缀到一起就可呈现一幅完整的甲午战争全景长卷。近年来甲午战争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每一篇中都有所体现，诸如卫汝贵是被冤杀、平壤之战败于后勤、丰岛海战“济远” 舰尾炮退敌是造假事件、威海保卫战中山东巡抚李秉衡的掣肘举动、刘永福在台湾保卫战中的表现究竟怎样，几乎都是带有颠覆性的新结论。
序言 谁任其咎（2）
书中一大鲜明的特点是，引用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原始史料，包括清政府的官方文书档案；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回忆；时人的述评；同时也本着知我莫如敌的宗旨，大量参考了战争另一方——日本的档案。近年来，借助互联网这一便捷的沟通桥梁，甲午战争新史料的发现有了急剧性的扩展。而在史学界，过去一味偏重中国单方面的史料、较少综合运用日本和其他相关第三国资料的研究现象，也逐渐有所改变。
有人说，缺乏史料的历史研究，恰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些或早已存在、或新近挖掘的细节既是历史研究所必需，同时我亦深切希望，它们可使读者诸君在回顾这段历史之时，能产生亲身触摸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之感。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史属于军事史范畴，以往的研究限于条件，很少能涉及和结合甲午战时的军事技术知识，而一个没有军事技术知识支撑的军事史研究显然会存在很多盲点。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正致力于弥补这一缺陷。一些既往已有成论的历史问题，在导入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后，出现了许多结论性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在本书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出版方将本书定名为《沉没的甲午》，甲午年对于那时的中国，的确是一个九州沉沦、万马齐喑的岁月。原本举国皆醉、沉浸在天朝上国虚骄气里的中国社会，遭遇了当头棒喝，这段中国在近代化改革道路上跌倒的挫折故事，拿到正处在现代化改革道路上的今天来看，或许能让人产生更多的感触。
陈悦
2009年
12月3日于山东威海
导读提要（1）
俄国太子在琵琶湖遇刺一事，撩动了日本敏感的神经，经此之后，在这个危机感极强的国度内，向外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1894年，朝鲜国内爆发东学道起义，日本以此借口，以诡谲的外交手段，将清廷拖入局中，意图就此吞并朝鲜。中国在最初虽以“老大”姿态应战，然而在朝鲜境内、中国东北、黄海及辽东各地大战均接连以失败告终。日本击败中国，上演蛇吞大象的一幕，甲午一战的战果着实令世人为之大跌眼镜。
“寄海署（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日本屡请我兵船往巡修好，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船，于五月二十日开赴日本之马关，由内海至东京晤李公使（李经方），再商定巡阅沿境各口，事竣并顺阅大阪、神户等处。据李使回电，已转致日外务省照料，请代奏。鸿。”[1]
1891年6月30日，位于日本本州东南的神户港彩旗飞扬，礼炮齐鸣，当地政府和日本海军的大批官员在岸上翘首迎候。港湾入口处，一队龙旗飘飘的战舰，正缓缓地驶来。
应日本政府邀请，清政府派出北洋海军军舰正式出访日本。从6月30日到8月5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迎着东瀛夏季融融的暖风，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访日舰只穿行日本内海，先后访问了神户、横滨、东京、长崎等城市、港口。期间日本天皇亲自接见慰问，华胄贵族、政府要员、海军将领、地方缙绅更是纷纷设宴款待，气氛极为亲密融洽。既往两国间的种种不快，似乎随着相逢一笑，就此永远化作了历史。
上述的一幕，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可以说会觉得非常陌生和根本意想不到，乃至无法理解。近代从“琉球事件”开始，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为什么突然演出这么一幕？既然出现了这段中日交往的蜜月期，为什么几年后还会发生甲午战争？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北洋海军1891年访日的一个多月前，日本风光秀丽的琵琶湖畔发生的意外事变。
世界进入英国人统治海洋的19世纪后，远离地区的抗衡。工业文明中心的东亚，处在一种独特的博弈格局中。老大帝国中国，尽管周边的琉球、越南、暹罗等属国如落叶般片片凋零，然而借着洋务自强运动在磕磕绊绊中勉力推行，外在也俨然是一只正在苏醒中的巨龙。中国东南海外的日本，虽然小国寡民，土地贫瘠，但是船小调头快，在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中，已经变为远东不可忽视的新兴强国。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台湾、朝鲜问题，时有摩擦，日本视中国为假想敌，中国称日本是肘腋之患，双方间以海军为代表的军备竞赛之激烈，一度令某些欧洲国家都为之咋舌。 导读提要（2）
在中日两国之外，海上连樯而来的英、法、德、美等国，也纷纷在东亚落子布阵，占有、巩固各自的利益。
更不容忽视的则是第三股势力——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既有欧洲国家的外表，同时又是一个在欧亚两大陆都有利益索求的双头怪鹰。众所周知，俄国的远东地区，大部分是苦寒的莽莽荒原，不利于殖民耕种，而且缺乏通往太平洋的常年不冻良港，犹如一个躯体庞大、但总是自感饥肠辘辘的莽汉巨人。俄国对拓展远东的疆域有一种极为迫切的需求，与俄国疆界相邻的亚洲弱国朝鲜成了其志在必得的目标，而这又必然与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同样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日本产生矛盾，俨然是东亚的一出近代三国演义。
为了对远东这块各国势力消长还不明朗的土地有所认识，借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绕海路前往海参崴主持开工仪式的机会，俄国太子亚历山德罗维奇，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顺道开始了他在东亚国家的首次游历。对俄国皇储的到来，清政府予以热情接待，特别调派包括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在内的多艘北洋海军军舰护卫，一路护送其从广东抵达江苏，再沿长江上溯内地参观。完成在中国的特殊旅行之后，俄国太子又踏上日本的土地。
接待俄国太子，日本政府也极尽殷勤。经过在长崎、鹿儿岛、京都等地的参观，1891年5月11日，日方又安排其前往著名的风景名胜——琵琶湖游览。未料，归途中，当贵宾一行路过大津市街时，路旁担任护卫的一名名叫津田三藏的警察突然拔出倭刀，劈向俄国太子，连砍两刀。事发突然，幸亏与尼古拉同游的希腊王子挥舞手杖奋力和刺客搏斗，与其他日本警察一起制服了刺客，尼古拉只是头部留下一道9厘米的小伤口而已。
史称“琵琶湖事件”、“大津事件”的这一突发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舆论哗然。刺客津田三藏接受审讯时的演说，更让日本政府惶恐不安。津田三藏坚称日本人都知道俄国要争夺东亚的利益，是日本的大敌，既然俄国的太子来到了日本，日本的爱国者就不应放弃这个斩首夺旗的大好机会。[2]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所持的是一种既恨又怕的心理，既嫉恨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觊觎远东的利益，很有一番与俄国竞争的决心，因而长期在国内极力营造俄国威胁论，培养积蓄仇俄气氛；同时，日本政府因为自感实力不足，又对国土辽阔且属于欧洲强国的俄罗斯心存畏惧。突然发生俄国太子在自己国土上遇刺的大事，顿时令日本政府惊慌失措。
导读提要（3）
担心俄罗斯会把这件事作为借口，发动讨罪战争，侵略日本，东瀛三岛陷入极端的“恐俄症”中。事发第二天，天皇亲自出面赔礼认罪，政府则组织全国做出种种举动向俄罗斯示好，日本各地庙宇、教会全部被命令祈祷俄国太子痊愈，各种社团、人士发出的慰问电多达一万余封。更有甚者，日本山形县一个村子还通过法令，禁止姓津田的人家取名三藏。
5月20日，出现了一名27岁的日本少女留下向俄国政府的赔罪信后拔刀自杀、以命谢罪的极端举动。可在极力的弥补之外，又发生了一件令日本政府感到颜面难堪的事，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将凶手津田三藏处以极刑，但法院坚持司法独立，不受政令影响，只对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面对日本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谢罪示意，俄国政府的反应非常冷淡，倒是对中国驻日公使的探望表现出了极度的礼遇，并通过电报向光绪皇帝致谢，“蒙大皇帝福庇，伤已平复，后日起程，由海参崴回国。大皇帝笃念两国友谊，前在广东、南京、湖北等处缛此优待，今复温旨垂问，贵使降临，感激无地。”[3]
离开日本，俄国太子在海参崴主持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宣布加快海参崴军港的建设，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4]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味着俄国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从欧洲调运陆军来东亚；海参崴军港的营建，则表示俄罗斯将拥有在远东驻扎一支庞大舰队的硬件条件。种种迹象表明，俄国以日本为目标，进军东亚的战车开始大幅提速了。
在19世纪，日本在东亚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呼声。围绕东亚局势，日本国内分为以当权的旧萨摩藩、长州藩人士为主的萨长派和以不直接参与政事的明治维新元老以及民间人士为核心的兴亚派，二派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持“兴亚”意见的一派，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日本、中国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携手结盟，快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琵琶湖事件”发生后，日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军军舰访日，对外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警慑俄国的目的。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导读提要（4）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
“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1）
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性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
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
“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
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交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为插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昰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挑选继位。新君年幼，于是采用类似中国太后垂帘听政的办法，由李熙的生父李昰应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摄政，总揽朝鲜军国大权。十年之后李熙成年，按例亲政，李昰应不得不交出政权。李熙的王妃闵氏，即通过一部韩国电视剧而为国人所知晓的“明成皇后”，利用李熙性格柔弱，隐操政权，大量任用闵姓外戚胡作非为。本就国弱民贫的朝鲜，又处在国王、王妃与大院君的政治争斗中，更是满目愁云。
日本政府内执政的萨长激进派，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瓦解中朝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影响、控制朝鲜，将其变为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桥头堡。
朝鲜风雨（2）
1876年，日本利用朝鲜内政不合，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在日、朝间签订了第一个外交条约《江华条约》。约文中，日本处心积虑地加入了“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日渐熟悉的日本，利用中国、朝鲜的蒙昧，用这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从国际法角度埋下了瓦解中朝宗藩关系的伏笔。
当时朝鲜除了以高宗李熙、王妃闵氏等权贵为代表的事大派（亲华派）之外，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一些青年官员、文人目睹自己国家民不聊生的惨状，积极探索朝鲜本国的自强之路，相比起中国来，一水之隔的日本近代化更显成功。学习日本从而使朝鲜摆脱苦难的命运，成为这一派亲日政治势力的追求。朝鲜人为了自强的努力，立刻被日本政府视为可以利用的良机，极力培植朝鲜亲日力量，意图逐渐渗透、建立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
1882年朝鲜爆发饥民和士兵暴动，随即被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守旧势力借此发动政变。虽然在国王李熙和闵妃的请求下，清政府最终派出军队予以平息，但暴动中日本驻朝使馆遭到冲击，善后谈判时，日本获得了在驻朝使馆驻扎军队的权力。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朝鲜国内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改革派开化党认为宗主国此时无暇东顾，在日本暗中挑唆、支持下，发动武装政变，企图推翻腐朽的政府。事发后，中国驻朝军队果断出击平息叛乱。日本虽然未能实现颠覆朝鲜政府的企图，但通过事后进行的中日两国朝鲜问题谈判，签订了附有“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条文的《天津条约》，事实上夺得了和中国对等的朝鲜问题处置权。
在事关朝鲜控制权的交涉中，清政府自以为历史久远的宗藩关系牢不可破，因而对外交谈判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再推让，以为得计。而日本则利用一切机会，步步为营，咄咄逼人。至“琵琶湖事件”发生时，日本已经获得了国际法所认同的优势地位，此时的日本想要道貌岸然地鲸吞朝鲜，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开战（1）
19世纪中叶之后，朝鲜出现了一个名为“东学道”的秘密宗教组织，在底层民众中十分具有影响力。东学道认为朝鲜近代任人欺凌的悲惨命运，根源在于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官僚的腐败，主张以儒家传统的东学来抵制邪恶的西学，恢复古代历史上强大的朝鲜。
“在古代，我们光荣的执政者的著名大臣和参事们，为了逐渐发展仁爱和爱国的各项原则，而建立了神学校和普通学校，到处都有廉洁的吏治。现在外来宗教像蛛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国家，迷妄和谣言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到处都是劣政与纷乱。你们是这些大臣和参事的后裔，你们使你们光荣的祖先蒙受耻辱，难道这不卑鄙吗？难道这不是令人厌弃的实际情况吗？……请你们遵奉伟大的教义吧，请做你们同胞的真正的人吧！……”[6]
1893年朝鲜大旱，饿殍遍野，而政府的压榨有增无减，导致民不聊生，各地东学道信众开始纷纷骚动。1894年朝鲜再度大旱，贪得无厌的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强征水税，引起民变，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 准率领下，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城市，打击贪官，开仓放粮，投奔者越来越多，声势日益浩大。“吾辈举义于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7]
犹如天意注定，1894年必将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就在朝鲜国内东学道起义军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海对岸的中国黄浦江边又发生了重大事变。3月28日下午2点钟时，上海美租界铁马路大桥北堍的日商东和洋行二楼一号房间内突然传出枪声，闻讯赶到的巡捕在房间内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随即赶往吴淞口抓获了凶手。而后此案经租界移交给上海县进行审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那位身中数枪毙命的日本人岩田三和实际是1885年政变失败后潜逃日本的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而凶手洪钟宇居然是朝鲜政府派出追杀的刺客。
“……金玉均是前为本国权臣，因在朝廷大逆不道，杀死几百人，我亲友也被他杀害，国王恨他有十年了。他逃在东洋，改名岩田周作。我与朋友前在东洋大阪，奉国王命，叫我们忠心下去，把金玉均杀死，以安王心……今我与他相遇来沪，他改名岩田三和，我今用六门响的手枪（可以装六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把他轰死，旋即走至吴淞，被巡捕追获的，手枪已掉弃在吴淞江内。我为国家大事起见，如将把他轰伤身死情形求电本国，自有回电来的。”[8]（摘自洪钟宇口供）
根据朝鲜请求，金玉均的尸体以及刺客洪钟宇都被送还朝鲜。朝鲜政府将金玉均的尸体进行凌迟、暴尸，以示惩戒。看到亲日派领袖落得如此下场，日本国内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中国和朝鲜的举动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日本政府所想得到的侵略中国、朝鲜的舆论空气已经渐渐成形。 开战（2）
与此同时，朝鲜东学道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前往镇压的朝鲜官军一败涂地。5月31日起义军攻占重镇全州，朝鲜举国震动。在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的积极主张下，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廷派兵帮助戡乱。光绪皇帝认为代属国平乱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责任，5日，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军队入朝。日本等待多时的良机就此到来。
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原驻防在直隶（主要包括今天天津以及河北大部）周边的山海关、古北口、芦台、正定等地的淮军计2465人陆续渡海，在朝鲜牙山湾登陆。听闻中国军队就要到来，加上夏收农忙季节临近，东学道很快就退出全州，偃旗息鼓。初到朝鲜的中国军队，失去了对手，整天忙于怜恤孤苦，很有一番天朝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然而更大的变局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军队应邀进入朝鲜几天后，6月9日深夜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军队在朝鲜仁川港登陆，不请自来，而且直接进据朝鲜京城汉城。紧接着，至16日，日本第五师团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7000余人混成旅团全部到达朝鲜，并迅速占领汉城周边的所有要地以及仁川港，日本海军也以优势力量的舰只驻泊朝鲜，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兵力对比出现严重失衡。
至于突然出兵朝鲜的理由，日本曲解《天津条约》中“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条文，称该条款赋予了日本同等的出兵权，日本派兵进入朝鲜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在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被凌迟示众后不久，日本军队突然大兵临境，引起中朝政府极度不安，立刻与日本展开旨在使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的谈判。
突然出兵，成功迈出争夺东亚战略要地第一步后，日本政府显然不会就此收手。应对中国提出的撤兵方案，日本反将一军，称朝鲜内政腐败，乱局未定，“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其弊政，就绝不可能求得永远的安宁。目下若只采取各种姑息的办法，以弥缝一时，那我国政府在领土接近的邻邦情谊上，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帝国政府非至真正获得此种安全，不论发生如何情况，也不能撤退目前驻在朝鲜的军队。”[9]随之日本抛出一个中、日两国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议案，按照这一方案，只要朝鲜内政改革一天不成功，日本就将继续在朝鲜驻军，这种近似蛮横无理的要求无非就是为了霸占这块东亚大陆桥头堡。
面对日本的讹诈，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并不让步，但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程度，再加上清廷内部意见存在分歧，导致决策步步滞后。对驻扎在朝鲜已经处于弱势的清军，清政府既不增援以制衡日军，又不果断下令单方面撤军，陷日本于外交被动，反而抱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不放，与虎谋皮，幻想以此说服日本，并寄极大希望于西方列强的从中调停。
开战（3）
看到外交讹诈无法使清政府就范，几年前就为此扩军备战的日本，决定挑起对中国的战争。深谙国际法的日本政府，为寻找开战的借口，7月3日单方面向朝鲜政府提交改革内政的纲领。威逼之下，朝鲜国王李熙被迫表态将进行内政改革。旋即，日本一面逼迫朝鲜接受日本制定的一揽子旨在全面控制朝鲜的具体改革计划，一面向中国发出不要干预朝鲜内政的威胁。
7月14日，收到日本声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的“外交绝交书”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事态之严重，15日召开军机处会议，命令李鸿章开始向朝鲜增派军队。17日，为了适应发动战争需要而建立的日本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开战，并拟定了根据战局发展态势不同而做的三套应对方案。19日日本海军改为战时体制，编组成联合舰队。20日，日本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22日前与中国断交、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
当最后通牒期满时，日本并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便立刻按照预定计划发难，23日零时30分挥兵攻入汉城朝鲜王宫，俘虏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扶植起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
25日，在日本授意下，傀儡政权发布文告，授权日本军队帮助驱逐在朝中国军队。同一天上午，受命在牙山湾守卫援朝陆军登陆的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因得知朝鲜王宫被占的重大事变，没有再坚持等到最后一批运兵船到来，就在队长方伯谦指挥下返航威海，中途在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与前来寻衅的日本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遭遇，7时
43分半日舰不宣而战炮击中国军舰，挑起丰岛海战。突遭优势敌舰攻击，“济远”舰稍做还击便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亡命逃跑，“广乙”力战不屈，舰体重创后退往朝鲜海岸搁浅自焚。海战中途误入战场的运兵船“高升”被日舰野蛮击沉，另一艘误入战场的运输舰“操江”被俘虏。
与海上偷袭中国舰船几乎同步，29日凌晨日本混成旅团向驻扎成欢、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发起进攻，因众寡不敌，叶、聂二部相继败退，成欢、牙山落入日军之手。
1894年8月1日，震怒不已的清政府正式发布谕旨对日宣战，言辞之间仍然一味坚持并不被此时国际法承认的藩属关系。因为战争爆发的1894年适值中国农历甲午，这场战争在中国又称为“中日甲午战争”。
开战（4）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擅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逾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系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钦此。”[10]
同一天，巧藏祸心的日本政府也正式对中国宣战，宣战诏书里处处可见对国际法的利用。战争爆发的1894、1895年值日本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叫作“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争”。
“为保全天佑万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尔忠实勇武之有众：朕兹对清国宣战，望文武百官仰体朕意，于陆海从事对清交战，以期努力实现国家之目的。苟限于不违国际法，各应职能，尽一切手段，必期周全。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余年，坚信为求文明之化，和平之治而决不干涉外国。故使文武常努力于友邦之笃谊，幸与列国之交往逐年亲密。孰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有节节破坏邻交，丧失信义之举。朝鲜乃最初受帝国之启导与列国为伍，成为独立之国。然而，清国每每自称朝鲜为其属邦，出兵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之条约出兵防变，更为使朝鲜永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首先劝告清国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词相拒。于是帝国劝说朝鲜改革弊政，内固治安之基，外保独立之权，朝鲜遂允诺之。但清国始终暗施百计妨碍其目的，左右托词延缓时机以整其水陆兵备。一旦告成，即以其力达其所欲，以大军派往韩土，击我舰于韩海；明则转嫁于朝鲜国治安之责。如是，则帝国率先使之与诸独立国为伍之朝鲜地位，同为此表示之条约均将因之而蒙晦，帝国之权利将为之损伤，东亚之和平将为之难保长久。就其所为，深揣其计谋之所在，实不得不谓自始以牺牲和平，而遂其奢望者。事已至此，朕与和平相始终，宣扬帝国之荣誉于中外，
开战（5）
不得不公开宣战。赖尔忠实勇武之有众，迅速恢复永久和平，以全帝国之荣誉。”[11]
令人尴尬的是，原本因朝鲜政府请求而来的中国军队，因为朝鲜傀儡政府给日军的一纸授权，已成为不受欢迎的非法滞留者，而日军则摇身一变，成了代朝鲜政府驱逐中国军队的“仗义”之师。日本政府玩弄国际法的伎俩，不由得不令人咋舌称叹。
从两国对此时世界通行规则的掌握、利用程度的不一，似乎不难预见战事的结局。得悉中日因朝鲜问题正式开战，英、法、德、美等列强立即宣布中立，唯独俄罗斯不作任何表态，犹如一只坐山猛虎在观望着什么。中日两国间的这场战争，在西方称为“FirstSino-JapaneseWar”，即第一次中日战争。至于第一次之后被西方称作“SecondSino-JapaneseWar”的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
海陆危机（1）
牙山、丰岛海陆两次败绩，使得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在朝廷内遭到猛烈抨击。统率北洋淮系海陆军的李鸿章虽然有宰相的尊称，然而清代沿袭明制，实际并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高等枢密机构是军机处，所谓宰相不过是虚名而已。李鸿章的职务仅是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则职权仅限于直隶一省，属于地方官员。驻地在天津和保定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名义上无法直接参与中央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此刻对李鸿章北洋海陆军队进行抨击的，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支极有权势的力量——清流党。不同于今天人们对党派的理解，清流党实际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甚至很多时候和被他们视为敌寇的洋务浊流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派力量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大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传统科举出仕的官员，是举国知识分子的标杆。他们平时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以奏章为工具，议论时政，参劾官员。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这些缺乏国际全局观念、实务经验不足的书斋官员，往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仅仅凭着道德标准，本能地主张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倘若有官员主张对外妥协，则通常会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甚而被诋毁为汉奸。
甲午战事发生之前，深知中国军力底细的李鸿章主张以外交手段来避免冲突，不要贸然言战，在清流眼中这显然是一种畏缩的举动，引起好几位御史、言官的奏参。以军机大臣、帝师翁同 为领袖的清流党，背后倚仗光绪帝，早就对经手洋务、多与外国人交涉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海陆初战皆告败北，清流派即对战局的不利大感愤怒，认定原因是李鸿章心存畏葸、调度无方、用人不当，各种弹劾、奏参犹如潮水般涌向李鸿章和淮系海陆军。
中日正式宣战后，清廷以开战上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以驻扎在北洋海防线上的淮系海陆军作为与日军作战的主力，由李鸿章直接负责指挥、调遣，而其他各省则没有得到任何具体任务，大都持观望态度。甲午战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以北洋一隅搏日本一国的奇特局面。
战前，李鸿章乃至很多西方人士，都估计装备近代化的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实力不相上下，即使一开始偶然遭遇挫折，也有可能凭着兵力、装备方面的优势扳回局面。而中国北洋海军虽然训练较佳，然而装备过于落后，加上后勤保障存在严重问题，倘若与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海军决战，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的战略布署，就在这一自我实力判断下展开。
海陆危机（2）
陆路方面，早在7月15日，李鸿章就受命抽调北洋淮军，准备增援朝鲜的叶志超、聂士成部。牙山失守，朝鲜南方尽被日军控制，面对迅速恶化的局势，李鸿章制定了以朝鲜北方的重镇平壤为战略要点，紧急增兵守住平壤，以此力挽狂澜的策略。他希望在朝鲜平壤一带集结大型兵团，守住北朝鲜半壁河山，与日军形成陆上南北对峙的局面，从而达到决战于境外，防止战火引入中国的战略意图。
7月15日之后，李鸿章陆续调派往朝鲜的军队共分南北两个方向。南路，李鸿章抽调直隶淮军精锐2500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计划分三批乘坐雇佣的外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登陆牙山，加强身处仁川附近的叶志超军。此时，江自康援军除乘坐“高升”的那批遭遇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外，剩余两船先后登陆与叶志超军会合，经历成欢、牙山之败，这支牙山军正退逃在朝鲜的崇山峻岭间，不知所踪。李鸿章立即命令派出探骑，寻找这两支军队，令其退往平壤。
北路，直隶淮军中兵力最雄厚的宁夏镇总兵卫汝贵部盛军12营6000人、分统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率领的长期驻防旅顺的淮军精锐毅军4营2100人，两部均用商船分别从山海关、旅顺运输到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步行进入朝鲜。另外，李鸿章还从东北征发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部奉军6营3526人、副都统丰升阿部盛字练军1500人，直接由陆路行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当天，李鸿章紧急电令上述部队，从速向平壤城集结，其中卫汝贵部盛军派出前哨骑兵，于2日抢先抵达平壤，控制住了这座朝鲜北方重镇。北路各军的大部随后陆续进入平壤，不久北撤的牙山军也辗转到达平壤。以各将领中官阶最高的提督叶志超为诸军总统，平壤城内集结起了兵力约15000人的兵团，依托城墙和城外的大同江天险布置防务，预备抗击日军北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