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战场方面，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实力不济，而且因为海军自身的特殊性，一旦遭受舰船损失，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弥补，于是制定了“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的保存舰队的战略。[12]即尽量避免与优势敌军决战，而将北洋海军作为一种战略威慑力量保持存在，保存实力，牵制敌手，寻机攻击敌方弱势舰船，使日方的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
7月26日开始，奉行李鸿章的指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舰队主力数次出巡，意图寻找劣势的日舰加以歼除，但一无所获。北洋海军是清末花费重金和十余年努力建设起来的新式武装，在整个中国军队系统里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部队。清流言官不关心北洋海军的舰船装备实力如何，只是因为建设和维护这支军队所费不赀，此刻这支花了大本钱的军队必须立刻给国家以回报。从8月1日宣战起，每一次海军巡敌不遇，都会立刻招来朝中清流一阵高过一阵的责骂。 海陆危机（3）
8月10日，为了保护己方向朝鲜运兵船队的安全，始终摸不透北洋海军行踪的日本联合舰队，采用弱舰佯攻、优势主力舰在后埋伏的方式进攻威海，意图引诱北洋海军决战。此举虽然最终因北洋海军不在威海而告失败，但日本海军出现到了作为京畿门户的渤海，立刻在清政府中央引起震动。
8月23日光绪帝直接干涉前敌的军事布署，严令：“……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往来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13]本来根据李鸿章的谋略，多少还带有出海巡歼弱势敌舰希望的北洋海军，就此被死死锁在了渤海湾内。
中日开战后，日本陆军很快编成了由第三、五师团组成的作战兵团第一军，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伯爵任军司令官，预备海运投入朝鲜，从速扫除在朝的中国军队。开战初期，日本联合舰队也和中国北洋海军一样，很多时候都在忙于护送陆军运输船队。
随着抵达朝鲜的军队日益增多，从9月1日开始，日本第一军以野津道贯中将指挥的第五师团作为主力，朝北方中国军队主力所在的平壤城前进。侦获这一紧急军情，平壤守将叶志超担心日军会包抄平壤后路，威胁平壤中国军队的补给线，立即电报李鸿章请求增派援军加强平壤后路防御。
9月15日，原驻守大连湾炮台的淮系铭军抽调出4000精锐兵力，由总兵刘盛休率领登上招商局轮船，在北洋舰队主力护卫下开往大东沟，准备登陆进扎平壤后路。
未曾料想，就在北洋海军护送刘盛休铭军船队航行在茫茫大海上时，平壤大战已经决出胜负。依照预定计划，日军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一部分四路进发的16000余兵力在9月14日午夜如期抵达平壤城下，15日拂晓4时30分开始总攻。大同江对岸，马玉昆毅军和卫汝贵盛军各一部共2200余人抵御前来进攻的日军第九旅团3600余人，英勇奋战，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发起反冲锋，连夺日军两道战壕。平壤西南，日军第五师团主力5400余人与守卫该处的卫汝贵部盛军激战，盛军首先发起前仆后继的冲锋，遭遇重大伤亡后退回坚守阵地，战至午后，该方向日军毫无进展。平壤城北部玄武门外的牡丹台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日军在此投入第五师团朔宁支队和第三师团一部共7800余重兵，而防守该处险要位置的中国军队仅有左宝贵奉军和江自康牙山军残部共2900余人，恶战至上午8时30分，牡丹台高地失守，午后玄武门被攻破，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以身殉国。有鉴于平壤防御已被突破一个缺口，而且守军补给即将告罄，总统叶志超于是下令各军于当晚放弃平壤后撤。
海陆危机（4）
1894年9月16日午后，当北洋舰队护送刘盛休部铭军抵达大东沟登陆时，远方的平壤实际已经落入日军手中。根据北洋舰队出发时间驻华间谍的报告，并综合进攻平壤过程中缴获的一份清军重要文件，日军得知中国陆军将在大东沟一带有大规模登陆行动。由于误认为中国仅有少数军舰护航，日本联合舰队只集结了12艘舰船，便急驶大东沟。
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日本军舰在大东沟外海和正在警戒登陆场的北洋舰队主力遭遇，爆发激战，史称“黄海大东沟海战”。历时5个小时的罕见鏖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凭借火力和舰船机动性能优势，占取了绝对的上风，北洋舰队广大将士虽然浴血奋战，毫无屈色，但终究无法抵消武器装备性能上的巨大差距，最终己方付出战沉4艘军舰的惨重代价，而只获得重创敌舰4艘的战果。
战火烧过鸭绿江（1）
平壤、大东沟海陆两场大会战，因为海军作战较有声色，且成功掩护了刘盛休部铭军安全登陆，清政府内普遍认为虽然损失了军舰，海战仍属于胜仗，清流言官对海军的指责也暂时停歇。但平壤陆战场的溃败，令大多数事前看好陆军的人大感意外，平壤城内集结了北洋淮系陆军上万兵力，竟然只防御了不到一天就告失守。中国陆军的作战力究竟怎么样？日本军队到底有多强大？一连串的问号让事前主战的清流言官也不禁感到心虚不安。
兵败平壤，犹如是道分水岭，不仅使得世人对中国陆军战斗力的评估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同时清军在朝鲜北部的战略布局因此失去维系，陆战场的格局随之巨变。
发源自长白山麓的鸭绿江，是中朝两国间的界河，左岸的白山黑水，就是清政府的发祥之地，陪都奉天（今辽宁沈阳）也在国境之内不远处。随着在朝军队陆续退到鸭绿江沿线，清政府龙兴重地已经处在日军兵锋的直接威胁下，陆战场的战略从与日军在朝鲜抗衡，改为此刻的严防日军攻入国境。9月20日，清政府降旨，同意李鸿章制定的“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樊篱，力保奉天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战略，[14]任命以善战著称的毅军统领、老将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赶赴鸭绿江畔，直接到前线统率诸军，组织防御。两鬓斑白的老将宋庆“轻骑趱程”，从原驻地旅顺出发，在亲军小队护卫下急行4日，10月8日匆匆赶到了鸭绿江前敌接掌军务。随即，原先在鸭绿江畔忙于整顿残军、构筑工事的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因连日来清流言官针对平壤战败的参劾，被革职查办。
此时，集结在鸭绿江畔的中国军队，包括从平壤撤回的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盛军等败兵，还有由北洋海军护送登陆不久的刘盛休铭军，以及宋庆新调来的4营毅军，不久，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率领的13营镇边军抵达鸭绿江畔，也加入到守军队伍中，总计清军各部兵力约为23750人。宋庆、伊克唐阿采取以九连城、安东两座城市为支撑点，在北起长甸河口、南至大孤山的鸭绿江沿线散布兵力来构筑防御线；又根据对日军攻击方向的判断，在被认为将是日军主攻方向的九连城—虎山一带防线右翼，集结了大部分朝鲜撤回的部队和新增援的铭、毅军，由宋庆亲自指挥。北方的防线左翼，被认为受攻击的可能性较弱，由战斗力较弱的东北旗人部队驻防，伊克唐阿指挥。
虽然义州对岸的九连城一带几乎集结了直隶辖境内所有可调的淮系陆军精锐，但就是这么一支当时全中国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日本陆军相比，在近代化训练程度上还处于幼稚阶段。而且这支军队要么是前敌败归的惊弓之鸟，要么是久经和平、暮气日深的队伍，大战未起，败迹已现。
辽河平原战场（1）
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和山东半岛入侵时，原计划应该准备转入冬季休整的第一军部队，不愿白白让第二军抢占风头，在辽河平原也在进行攻击作战。
鸭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败绩传到清廷，引起极大震动。鉴于淮军主力已经全部调用一空，清政府开始陆续征发其他各地军队赶往辽阳一带，加强宋庆部残军，以防日军进犯奉天和山海关。经清政府电令，奉天将军裕禄积极招募猎户、百姓组成新奉军、靖边军、镇东军等部赶往辽阳外围一带。吉林将军长顺调动靖边军、吉字军等部开往奉天一带。已经在前敌的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从黑龙江催调新编的敌忾军、齐字军赶往前线。除去这些东三省当地应急招募的军队外，清政府一方面是鉴于淮军已经无兵可调，一方面是受清流言官对淮军参劾的影响，决定起用湘军出关作战，采取以湘代淮的策略。陆续从内地出关的军队里，有程之伟大同军、蒋尚钧河南军这些各地派来“勤王”的散碎部队，更多的便是湘军，计有魏光焘武威军、江苏按察使陈湜部福寿军、提督陈文炳威靖军、甘肃宿州镇总兵田在田部乾字军、湖北提督吴凤柱部凤字军、道台李光久部老湘军等军队。这批军队看似名目繁多，实际大都是紧急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枪械弹药装备不足，又未经近代化的军事训练。
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率军攻入中国东北后，并不愿意遵循冬季扎营的命令，坐视第二军攻城掠地，喊出要夺取奉天过年的口号。从鸭绿江边境重镇九连城通往奉天共有东西两条道路，分别是沿九连城、凤凰城、草河口、连山关、摩天岭、辽阳到奉天的东路正道；以及从九连城往西折向大东沟，再北上岫岩、赛马集、海城，最后经辽阳到奉天。日本军队因为从朝鲜战场开始连战连胜，显得过于骄横自大，仅仅派出少量部队就兵分两路向辽阳、奉天方向攻击前进，先后在东、西路攻占至岫岩、连山关等战略要点。不断溃退的中国军队终于凭借地势和气候优势，在东西路的摩天岭、赛马集一带先后挫败日军前锋。
日军由于冻伤严重，且担心补给线被切断，东线日军遂放弃连山关，回撤至凤凰城一线。清军统将宋庆一度率部追击，意图收复凤凰城而未果。山县有朋不顾冬季作战的不利因素，以及日本大本营勒令其转入冬季宿营的命令，转而在奉天西路发起攻势。
11月29日，日本大本营撤销山县有朋的职务，第一军司令改由野津道贯继任。由于第一军司令换将时，进攻奉天西路的军队已经出动，西路战斗事实上未能被制止。日军在西路方向投入第一军第三师团主力，从岫岩出发，首先击溃了清军在析木城构筑的防御线，于12月
13日攻占西路重要城市海城。
辽河平原战场（2）
海城失守，辽阳、奉天门户洞开，东北战场统帅宋庆无计可施，只得将东北战场军队主力集中向海城周边的牛庄、田庄台等重要市镇，保证关内湘军援兵的安全抵达，随即又在缸瓦寨、盖平两地接连被日军击败。东北战场混乱不堪的战局，使清政府中枢对宋庆又失去信任，改换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出关督师。
1895年1月17日至2月21日间，清军调集东北战场上残存的军队，以及陆续抵达的湘军，先后四次反攻海城，均以失败告终。
看到清军在海城及周边聚集重兵，不断出击，为保证冬季宿营的安全，日本大本营又命令前线日军暂缓转入冬营，继续攻击削弱清军兵团，发起“辽河平原扫荡战”。第二军编组成山东作战军登陆山东半岛后，被留下驻防旅顺的第一师团从盖平向牛庄方向发起攻击，2月24日在大平山重创了宋庆部。同时，日本第一军主力也从海城出击，分两路击溃了清军在海城周围构筑的包围圈，并攻占鞍山，直逼辽阳。
3月4日，日本第一军突然改变作战路线，绕道占领牛庄。6日，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又攻占营口。9日凌晨，日本第一军第三师团向屯扎在田庄台的东北战场清军主力2万余人发起进攻，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在东北战场兵败如山倒的这支清军兵团经历恶战，全面崩溃，宋庆率残军一路逃至锦州一带。至此成规模的清军在辽东绝迹，日军的兵锋直指山海关，京津大震。 战败
山东战场失败，清政府丧失了主力的海军；东北战场雪崩，清政府又丧失了几乎全国能战的陆军，至此甲午败局已定。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召到达北京，奉派准备往日本议和。此时，满朝文武中主战的声音已经绝迹，光绪皇帝在养心殿召见李鸿章等，讨论与日本议和一事。李鸿章对割地、赔款都表露为难，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翁同 对答“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此前已经前往日本与日本人略有接触的孙毓汶、徐用仪则说得十分坦率，“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议和特使，从天津乘船东渡日本马关。行前，李鸿章曾有一段向清政府所作的心迹流露，“……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皇上轸念生灵，不恤俯从群议，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15]
一周左右的谈判中，李鸿章苦苦相争，日本则寸步不让，并威胁要继续用兵。4月17日经清政府允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署，主要约文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银。
5月21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承认《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就此结束。“……自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念，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16]
中日战争居然出现如此胜负悬殊的结局，大大出乎始终旁观的俄国政府的意料，日本从中国勒索到巨款，尤其是占领了与俄国接壤的辽东地域，对俄国形成了极大的刺激。很快俄国联合在远东有利益索求的德国、法国，三国一起向日本提出交涉，要求将辽东归还给中国。最终清政府以多支付3000万两的代价，赎回了辽东，俄国则借机向中国渗透政治影响，逐步通过强租的形式，控制中国东北，埋下了日后日俄决战的伏笔。
马关条约提出的2亿两银赔款，以及赎辽费3000万两，完全超出了每年财政盈余不过百万两的清政府的承受能力，俄、法、英、德等国借此趁火打劫，向中国出借以中国海关、税收等权力为担保的高利贷。为了支付甲午战争战败赔款，清政府总共负担上了71748万两本息债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这笔巨额外债仍然是中国政府的梦魇。
孤岛悲歌（1）
台湾岛地处东南海外，清末设省治辖。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矿产丰富，自1874年台湾事件时，日本政府就暴露了对这块土地的野心。甲午战争中，尽管战火并未涉及台湾，日本仍然极为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予以割让。
得知清政府签字割让台湾的消息，台湾岛内怨声一片，台湾巡抚唐景崧也发出了言词极为尖锐的反对意见，“祖宗缔造之艰，史册具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共存亡，不敢奉皇上割台之诏。又谓弃地下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为异类，天下恐将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17]
面对台民的呼声，清政府莫筹一策，无动于衷，1895年5月20日下旨命令台湾官员返回大陆，准备和日方正式签署交割台湾协议。群情激愤的台湾绅民于25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选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希望以这种假独立的方式，从国际法角度上可以不承认清政府对台湾的割让，等将来事机转变后再回归母国。
日本早在辽东战场作战的同时，就已攻占台湾外岛澎湖列岛，预作入侵台湾准备，当然不会被“台湾民主国”的成立缚住手脚。1895年5月29日，日本派遣准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近卫师团先头部队抵达台湾，在台湾北部基隆附近的三貂角一带登陆，于6月3日攻占北部重镇基隆，主持台湾保卫战的唐景崧以及刘永福等此后陆续离开台湾返回大陆，11日日军攻入台北，不久宣告成立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桦山资纪担任首任总督。
6月22日，日本攻占台北附近的新竹，随后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下令向台湾南部全面进军。驻扎台湾的清军刘永福部黑旗军以及楚军，在台湾百姓自发组成的义军支持下，利用台湾地形复杂的特点，不断迟滞日军的进攻。但是由于军械不足、缺乏训练以及人数有限的弊端，战至10月21日，以日军攻占台南为标志，全台成规模的抗击作战以失败告终，台湾全境沦入日本控制。
台湾全境沦陷的消息传来时，李鸿章正在北京奉命与俄国办理交涉。甲午战事初定，俄国又借着帮助中国赎回辽东的“功劳”，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向中国索取土地。自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形象被人揭破，列强瓜分的狂潮即将来临。此刻，李鸿章不知有没有想起，甲午战争爆发之初，同文馆的学生翻译提交的一份英国报纸社论：
孤岛悲歌（2）
“窃观中国近百余年来国势日衰，如北之伊犁，南之暹罗、缅甸各藩属，相继而为强邻蚕食将尽。现在朝鲜势又岌岌可危，若不及时设法治之，则将来恐更坏于今日。考其致病之由，盖因中国向来之法，其官员以及士子，夙昔仅系诵读古时所载区区列国等书，其于近时欧洲各国情形毫未研究。且至今官宪百姓，究未能与外国真心和好。朝廷虽明知而不能改。故有一种人云：中国之害，系因五十年来与外国交涉并赔偿之款，发捻（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骚扰，加以洋药（鸦片）遍行，银钱全行外漏，而传教者又复各处惑乱人心之故。又有一种人云：现非另改政治不可……中国曾惧外患频来，亟思有以防御，如设同文馆翻译书籍，操练海军，建造厂坞等事。而迄今未能强者，皆因所办并非实意力行，以期自振，不过藉此防备外侮，以毒攻毒耳。今日本乃一极小之国，地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一经革故鼎新，居然强盛若此，竟敢与大国动兵，且能水陆致胜。然究其兴起之由，亦不待外人辩论，中国试自思可矣……”[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