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朝鲜四处试探、急于开启兵衅之时，代表清廷在朝总理通商事务的“第一人”，即是后来在近代史上大为出名的“伪帝”袁世凯！袁世凯为人狠辣果决，而在朝期间，特别是在大战前夕，其表现令人既恨且叹，他不但动辄以“天朝上使”自居，倨傲自大，且全无外交手段，在与日方外交人员大鸟圭介、杉村濬的斡旋之中，全然被对方“玩乎于掌上矣”！
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痛的影响，关于这场战争为什么爆发，是不是有可能加以避免，战争末期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思考这些问题。限于信息掌握的不足，对战争爆发的远因，以及日本谋我的野心，时人很难加以涉及，人们于是就把目光主要放在中国自身因素方面。1894年春，清政府因朝鲜请求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客观上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堕入日人圈套，日本人布下导火索，借机将中国军队拉入泥潭。清政府在宣布承认《马关条约》的罪己诏中，也曾写有充满追悔之意的“仓促开衅”之语。朝鲜政府为何在此时请援，又因为什么促使了清政府派兵，一连串的问题最后都追踪到一个人身上，就是当时清政府派驻朝鲜的驻朝通商事务总办袁世凯。
发迹（1）
后来以复辟帝制闻名近代史的袁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廷，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叔爷袁甲三是清末太平军、捻军战争中著名的统将，生父袁保中是项城当地豪强。袁世凯自幼过继给无嗣的叔父袁保庆，跟随任官江苏的嗣父寓居金陵，借着父辈的交情，少年时代就和刘铭传、吴长庆等淮军名将相熟。袁保庆去世后，袁世凯至北京跟随叔父袁保恒、袁保龄。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与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交情深厚，又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属于在清流、洋务两派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这些特殊的关系，使得袁世凯进入官场之初，就拥有了很多同代人无法比拟的人脉资源。
从袁保龄早期的一些家信来看，他对生性“浮动异常”、“不喜章句之学”的侄儿袁世凯并不满意，经常以书信斥责、教育之。一些同代人也回忆到，袁世凯度量狭窄，工于心机，好大喜功，喜欢用金钱解决问题，很有一种纨绔子弟的习气。沿着诗书官宦人家子弟出仕的传统道路，在叔父袁保龄、袁保恒的督促下，袁世凯曾两度回原籍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袁氏一族分家后，袁世凯独得嗣父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更是不思进取，跋扈乡里，“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游”。[1]1881年，因为“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袁世凯被迫离开原籍，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淮军将领吴长庆，旋即被吴长庆提拔为庆军营务处会办，从此走上了有别于科举正途的另类出仕之路。
清代官员选拔的途径，一种是通过科举考试逐级拔选出仕，被称为正途。另外，通过继承先辈的封荫，或者通过花钱捐官，乃至像袁世凯这样以“临时工”的性质先行任职，以待将来通过某种功绩邀得提拔转正，统统视为杂途。正途的官员十年寒窗，一朝腾龙，想要在官场上得势，需要依靠各种亲友、同籍、同乡、同年、贿赂等关系；杂途的官员则更是如此。因而清末官员的任用，并不全是以才适用，多属于任人唯亲。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不少官员走上岗位之初，对这一岗位的工作全无头绪，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揣摩自学，其间不免误打误撞，导致行政效能低下。
发迹（2）
科举考试失败，借着叔父辈的关系，袁世凯在吴长庆的军中当上了官，但对于幕府工作袁世凯没有任何经验，多年间始终表现平平。直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袁保龄奉命率领庆军赴朝平乱，显得不适合幕府工作的袁世凯终于展示了他在其他领域的才干。为踏勘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袁世凯与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汝昌不由得赞叹“纨绔少年亦能若是！”[2]庆军登陆后，“以久无战事，纪律稍弛”，袁世凯受吴长庆命整顿军纪，“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者，立斩数人”，“有韩绅控奸戮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犯，手刃之”。[3]甚至一名庆军官员殴伤朝鲜人，袁世凯也并不留情，吴长庆出面“乞贷其一死”，袁世凯佯装答应，“以案上图书请吴阅，潜出斩之”。[4]严刑竣法下，一时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因此得到吴长庆赏识，被一举提拔为前敌营务处总管。（营务处为清代临时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以及行营管理。）
壬午兵变平息后，庆军留防朝鲜，袁世凯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获升迁候补同知（五品官），赏戴花翎。正值朝鲜政府请求清军帮助训练和武装朝鲜新军，袁世凯和朱先民、何增珠三人被吴长庆派遣，分别帮助朝鲜新军编练。袁世凯在对所部展开训练时，进一步展露其在军事方面的才干。
“慰亭使译者传谕五百人云，中国练兵，非汝国儿戏比，苟不听约束者，立刻军法从事，五百人咸股栗听命。每日操演时，王教习（袁世凯调用的教官）持鞭睨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抽，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阅操，居然可观，国王大悦。”[5]
从此袁世凯获得“能军”的声名。“韩人感戴若父母，妇孺亦知敬爱公……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公。期间吴公（庆军统领吴长庆）屡赴津就李相（李鸿章）议事，常数月不回，留公护诸营……”[6]
1884年，借中法局势紧张，深忌吴长庆与两广总督张树声暗结同盟、私立山头，李鸿章借机把吴长庆三营庆军调回驻防金州，在朝鲜只留三营军队，并举荐袁世凯担任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以此举来分解吴长庆的兵权。袁世凯深明其中用意，立即与吴长庆切割，投向李鸿章，年仅26岁便少年得志，一跃成为清政府在朝军队的领袖人物。
这一年年末，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亲日派开化党人，借着中法龃龉的时机，发动政变。得悉开化党人闯入王宫、挟持国王，袁世凯当机立断，率领庆军攻入朝鲜王宫，击退开化党和在宫中的日本人，日本使馆也在混乱中被焚毁，上演了清末中日交涉史上至为火爆的一幕。 发迹（3）
事后，袁世凯还曾致书李鸿章，颇有野心地提出在朝鲜设立监国的建议，“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7]对中日外交政策，他认为“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必可翻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8]总体上这与多年后他在甲午战争前夕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是一种以兵力慑服日本的鹰派强硬主张，从中不难觉察到袁世凯个人的张扬性格。
抛开时代背景，袁世凯的谋略似乎并无问题，但是回到那个时代，这个设想无疑是欠冷静和缺乏深虑的。首先，甲申事变发生时，中法战事尚未平息，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甚至提出了要联合日本对付中国的计划，此时使用简单粗暴的武力形式来解决问题，极易激怒日本，被日本寻找到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外交局势将更加不堪。其次，袁世凯认为添加军队进驻朝鲜，就能吓得日本立刻改变朝鲜政策，显然低估了日本的军力和对朝扩张的野心。凭借在治军经武方面心狠手辣、倚仗叔父辈的人际关系而提拔起来的袁世凯，对外交事务完全不通，任用这样的官员作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大员，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盲目性。
朝堂上很快便有人参劾袁世凯“擅启边衅”，处事不冷静，激化了中日矛盾。有关袁世凯在朝鲜期间豢养官妓、贩卖鸦片以及挪用军饷等各种传闻也纷至沓来，袁世凯被迫请假离朝，回籍“隐居”。中日就甲申事变谈判时，日本谈判代表也极力要求中方惩治袁世凯。对冒失的袁世凯，北洋大臣李鸿章予以全力回护，平生喜好耍痞子腔的李鸿章对袁世凯的鲁莽举动颇有几分欣赏，显出想要罗致这位特殊的人才、利用袁世凯身上某些特质的迹象。同时，与李鸿章私交甚好的袁保龄也致信袁世凯，告知李鸿章从中极力转圜、保护的情形，要袁世凯为之感戴。至此，袁世凯完全投入李鸿章的幕府。
经过甲申事变，根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协定，中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朝鲜政府认为日本与中国都不可靠，王妃闵氏有与俄国联系的倾向，俄国政府也有将朝鲜变成其受保护国的野心。觉察到这一不利形势，李鸿章奏请将壬午事变中被拘捕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释放回国，以制衡闵氏，并申请将袁世凯重新派回朝鲜，出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意图用这位手段泼辣的人物，来震慑三心二意的朝鲜政府。
发迹（4）
1886年8月10日、11日，袁世凯路过天津，准备转道赴朝鲜上任。对属下嘻笑怒骂、全无架子的李鸿章，看到这位年少气盛、略现轻狂的少年官员，笑称“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增派著名大员赴朝鲜，李鸿章则笑道“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语近戏谑，但不难看出甲申事变之后李鸿章心中对袁世凯所持的“拼命三郎”印象。
不负李鸿章期望，袁世凯立刻给朝鲜王室来了下马威。袁世凯携大院君抵达朝鲜仁川时，闵妃深忌这位国王的本生父亲，更明白清政府将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大院君放回的用意，于是左右国王，不准派出官员到仁川迎接。袁世凯遂一面大张旗鼓与各国在朝使节、军舰拜会，营造咄咄逼人的外交氛围，一面致信朝鲜政府兴师问罪，“某奉朝廷命送尔王父，似此简亵何以对君父？”逼迫朝鲜国王亲自出汉城迎接。大煞了国王和闵氏的威风后，袁世凯又立即给大院君上了一剂清醒药，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以乱党之名处死，让其明白，清政府之所以放其回国，无非是利用大院君在朝鲜守旧派中的影响，以及其与闵氏的宿怨，让闵氏始终有芒刺在背之感，而并不是支持大院君重夺王位。
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在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控干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任意侮辱韩廷君臣”。“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9]利用泼辣手段、纨绔习气和痞子腔调来对付胆战心惊的属国，自然无往而不利，但对觊觎朝鲜半岛的一些海外列强，仅仅凭着这样的本事，是否也能游刃自如呢？
失着（1）
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古阜郡被起义军占领后，朝鲜政府又派遣京军壮卫营前去镇压。壮卫营就是当年袁世凯随庆军入朝时，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意在展露自己的训练成果，袁世凯特别电报李鸿章，请求派出正停泊在朝鲜仁川的北洋海军军舰“平远”号协同作战，重启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内务的事端。
得到袁世凯的奏请，既想让朝鲜局势尽快重归平静，也想在属国面前展露一番上国军力的威势，李鸿章当即批准，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照办。5月12日，袁世凯报告李鸿章“‘平远’初五到群山卸兵，韩乱党闻兵到即瓦解……饥寇负隅，似不能久支”[10]，李鸿章当即将这一喜报转奏清廷。然而几天过后，2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突然致电李鸿章，告知从海关税务司赫德处得到“韩兵大败”这一截然不同的消息，询问“赫言与袁道电互异，究竟情形如何？”，同时总理衙还得到了“倭以‘平远’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派兵前往”的突发消
息，要求李鸿章予以查证。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前往进剿东学党的壮卫营已经大败兵溃。袁世凯不得不极没光彩地承认自己此前的判断过于乐观，“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11]，对日军准备派兵前往朝鲜这一敏感话题，则一口予以否认，称“未闻日有派兵说”。[12]按照处理涉外问题的习惯，袁世凯发回的所有报告，李鸿章都当即转电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以便高层决策判断。
5月26日中午，“未闻日有派兵说”的消息顺着电报线从天津发往了北京。几个小时后，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发来了进一步的消息，电文之间的内容显得极不寻常。
电报称，“平远”舰运送朝鲜军队从仁川出发后，日本驻朝公使曾派人询问朝鲜政府，“‘平’去何为？”，朝方回答“以借送韩兵”，日人追问“华兵下岸否？”，在得知中国没有水兵登岸后，日方提醒“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13]
“按乙酉约知照”，即按照18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里的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4]1885年的《天津条约》，作为袁世凯在甲申事变中鲁莽行动的善后，是中日两国约定的未来朝鲜再出问题时的外交措置预案。然而约文中实际存在大量文意不明的漏洞，上述第三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条文规定的前提“发生变乱重大事件”本身如何界定，显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日中两国一起出兵或各自出兵皆可，所谓的知照只不过是告知对方，而并没有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约束。也就是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在告诉对方后都可以派兵入朝。至于最后的撤兵约定，怎样才算“事定”，也没有明确标准，这些都为甲午之祸留下了伏笔。
失着（2）
日方此时提出这一条文的举动，已经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稍具外交头脑，应当立刻会同日本政府积极协商，以文本形式对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的举措做出具体约定，杜绝患害。然而派在朝鲜担负外交使命的袁世凯，并没有经过任何近代国际法知识的系统训练，对国与国之间的折冲交涉完全是懵懵懂懂，仅仅停留在控制住朝鲜朝廷就大为满足的层面。对日本人提出《天津条约》条款的情况，袁世凯竟判断为“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
本着对日本全无警惕的心态，袁世凯在朝鲜朝廷内仍然以太上皇的姿态，大包大揽。针对当时朝鲜朝廷内出现的向中国乞兵镇压东学党的声音，5月26日，袁世凯与力主此议的朝鲜权臣、闵氏外戚、内务府督办闵泳骏秘密商谈，袁世凯首先发出“朝鲜文武官员无人”的言论，闵泳骏不解何意，袁世凯进一步解释，“方今东学党跳梁逞凶，韩廷无能制之，招讨重任仅委洪启熏孺子，怎不误国……余谓朝鲜无人即为此”，闵即问“大人可否向我国派一队兵援助剿匪”，这话正中袁世凯下怀，遂异常兴奋地称“倘若让我来谋划指挥，不出十日，必将讨灭之”。[15]
拿到袁世凯的保证，闵泳骏极力游说朝鲜国王李熙正式行文请中国出兵。6月1日，朝鲜群臣会议，会上李熙担心如果中国出兵后日本也派兵前来，到时局势无法收拾．与袁世凯密议多日的闵泳骏为促成此事，尽快清除东学党威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言之凿凿的袁世凯身上，称袁世凯自会有办法。在东学党势力日炽的压力下，当天朝鲜政府决定正式呈文向中国求援。
自从琵琶湖事件后，日本政府中鹰派占据上风，始终进行着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多次寻找机会挑起事端。东学党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敏锐地觉察到可能会寻找到开战的口舌良机。得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这一举措，6月2日，密切关注中朝动作的日本驻朝代办公使杉村濬派遣书记员郑永邦拜访袁世凯，向其散播外交迷雾，以促成中国派兵，从而为日军也进入朝鲜铺平道路。
精通中文的郑永邦，之后在朝鲜的中日交涉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鲜为人知的是，他流利的中文得自其独特的身世。郑永邦的先祖是明末将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的亲弟弟七左卫门，七左卫门清初在日本为台湾郑氏集团提供海外供应，此后家族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成了地道的日本人。
谈话间，郑永邦以言词诱导，“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云。”[16]袁世凯愚憨地表示，“虽然还没有接到公文，但双方已内定，做好了一旦接到公文便可急速出兵的准备。”[17]同日，袁世凯接二连三向国内发回报告，称朝鲜准备向中国请求援兵，日本政府没有他意。 失着（3）
6月3日清晨，杉村濬亲自出马，访谈间以半开玩笑的形式通告袁世凯，“如果贵国即将出兵，我国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出兵了。”袁世凯当场面色大变，称日本不应出兵。[18]当天夜间，朝鲜政府向袁世凯递交正式请援文件，袁世凯对杉村濬的话只当作是玩笑，没有引起重视，立刻将朝鲜请援全文电报给李鸿章。
“……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似此凶顽久扰，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再为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总理妥速筹助，以济急迫，至切盼待……”[19]
细读这份文件，不难看出其中的良苦用心。文中首先陈明了请兵外国的急迫性，而后解释之所以向中国请兵，是因为壬午、甲申都有先例，最后声明的“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一段，更是纯粹写给日本看的条款，以示这次请兵仅仅是为了剿匪，并不牵涉到中国军队常驻的问题。如此符合“规矩”的请兵文件，自然容易让清政府放心答应派兵。而借助清军大举来朝，平定东学党的机会，作为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声威进一步隆盛，显然是意料中事。
为了促成清政府派兵，袁世凯还另外发了一份电报给李鸿章，报告与杉村濬的谈话情况，“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至于杉村濬那句中国出兵、日本也会出兵的通告，袁世凯只字不提。[20]
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将朝鲜请援一事正式上奏，同时决定调动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陆军赴朝平乱。外交经验比袁世凯大为丰富的李鸿章，对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竟然不作更多思考，如此匆忙做出决定，显然受到了袁世凯的日本“似无他意”报告的误导。另外，李鸿章无疑是担心如果东学党事变越演越烈，会导致各国以保护使馆、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届时事态将无法收拾。尽管他是当时中国最富外交经验的官员，在近代国际交涉领域也不过是个经验丰富的外行而已。尽管他手下不乏专门留学学习国际法的人才，但推举任用驻外大员时，他眼中的标准不过是亲疏关系和传统的胆气、权谋如何。在涉及国际法运用的此刻，他手下那些落寞的专业人才似乎集体失声了。日本政府期待已久的战争借口，就这么来到。 误打误撞（1）
1894年6月6日下午6时，天津塘沽码头人潮如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武毅军等部910人登上招商局的“图南”号商船，踏上了援朝的征程。[21]同一天，遵照李鸿章的指示，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向日本政府通报，“派兵援助，乃我天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2]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此前报告的“日本必不会多事”的判断，认为完成了1885年《天津条约》的义务，知照日本后就不会旁生枝节。
但是，就在照会发出后不久，仿佛是这次派兵举措过于仓促草率而连带的后果，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6日早晨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后，很快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到达天津，汪凤藻报告日本派回国述职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20名警察前往朝鲜。至下午，汪凤藻又致电，告知听说日本将要向朝鲜派出军队。突然听到这些消息，李鸿章预感事态有变，但仍故作镇定，回电汪凤藻加以抚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23]
实际上，6月1日郑永邦从袁世凯口中得知清政府有意派兵后，日本政府就已经计划将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而预先准备了。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如果中国出兵，日本就以保护使馆为名首先派遣一个旅团的兵力进入朝鲜，同时命令海军常备舰队舰只向朝鲜仁川、釜山等重要口岸集中。3日，朝鲜政府正式发出向中国求援的文件。4日，杉村濬从朝鲜发回报告，“袁氏派其书记官通知我，昨夜朝鲜政府已就请求援兵一事发出公文……据我推测，援兵可能有一千五百名左右，即将由威海卫派来，对此，我政府是否也要立即出兵。”日本政府遂下定战争决心，为适应战时指挥需要，于5日在广岛成立战时大本营。6日，当中国公使递送照会时，驻扎在广岛的日军混成旅团已经在集结中。
和日方设计缜密、环环相扣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东学党事变开始，为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加强清政府对朝鲜的藩属控制、积极促成朝鲜向中国乞援的袁世凯，对日本将会就此事有何反应，完全没有考虑。而连朝鲜国内事态发展动向、形势判断都完全得自袁世凯的李鸿章，更是两眼漆黑。
在由李鸿章转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将要带领武装警察返回朝鲜的消息之后，正在为中国军队已经出发赴朝而欢欣鼓舞的袁世凯，这时才感觉到一丝不妙，流露出“大鸟来，虑生事”的担忧。紧接着，6月7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告知日本遵照《天津条约》的约定，也将派兵进入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会驻日公使汪凤藻，对中国派兵照会中提及的“天朝保护属邦”等文字内容表示异议，认为中朝间的所谓藩属关系不被国际法承认，朝鲜属于独立国家。
误打误撞（2）
日方数管齐下，袁世凯、李鸿章步步被动。在朝鲜以往的几次变乱中，表现得异常勇武敢为的袁世凯，以匹夫之勇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军政攻势，显得力不从心。
8日上午，袁世凯致电李鸿章，称东学党溃不成军，援朝清军“似可撤兵，庶得体而免生枝节”。[24]紧接着，李鸿章又收到一份袁世凯来电，称刚刚收到日本驻朝使馆代办的密信，告知日本派兵入朝目的是“调护使馆”，“无他意”。得到日本驻朝公使馆的保证，袁世凯又立刻胆壮气扬，朝鲜国王因为听闻日本将要出兵，派人告知袁世凯，“请华兵毋遽下岸，尤毋须进兵”，袁世凯则信心万丈地称中国自有办法通过外交阻止日军派兵，如果不能阻止，中国会增兵与日军抗衡。同时，他电报李鸿章，改称“不能因倭调兵遽停进云”。
此时，运送中国派朝军首批部队的“图南”轮船刚刚抵达袁世凯指定的登陆点——牙山湾，尚未实施登陆。如果袁世凯当机立断，命令其留在海面上静观时局变化，必然会让借口中国出兵、自己也可以出兵的日本陷入被动。但是袁世凯对局势判断错误，未能踩下刹车，反而一脚踏中油门。
9日，聂士成率领的援韩清军先头部队在牙山踏上朝鲜土地。同一天夜间10时，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领武装警察和海军水兵队数百人登陆仁川。听闻日军登陆的消息，袁世凯寄希望于朝鲜政府和列强驻朝外交官帮助劝阻，但全部无效，10日下午6时，大鸟圭介率领日军冒雨进入了朝鲜首都汉城。
清政府派兵，凭着属国的正式邀请，但这种宗属关系并不被国际法所承认。日本政府不请自来派出军队，属于没有朝鲜政府请求的无理举动，却因为《天津条约》约文不严，拥有国际法依据。这一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局面，在清政府内被迅速提升到高层决策领域进行讨论，总理衙门的大致意见是“日乘韩乱，以兵胁议，又托言由华照会兵出，阴鸷极矣”，命令袁世凯就地在朝鲜与日本进行会商，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面临日方不顾朝鲜政府拦阻，强行进兵汉城的举动，身处汉城使馆内的袁世凯仍未引起警觉，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是因东学党占领全州，韩乱未平，所以如此。“倭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倭自息。”[25]
如果说此前进入汉城的只是日本警察和军舰上的海军官兵，人数只有数百人，尚可以理解为保护使署的话，12日，日本陆军正规军——混成旅团的先头部队第十一联队一大队及工兵小队继又在仁川登陆，[26]而就在前一天，东学党因为和政府签署了休战协定，已经撤出全州，烟消云散了。这时日本还继续派来军队，显示着事态的性质已不是保卫使馆、商民这么简单。 误打误撞（3）
然而对此袁世凯并不在意。6月13日正在筹划是否要向朝鲜增兵的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突如其来的一封电报，竟称日本派兵朝鲜的事端已经顺利解决了。袁世凯取得的这场“外交胜利”，实际源自当天他和来访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一席谈话。
会谈中，在袁世凯一番“华日睦，亚局可保，倘生嫌，徒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岂可效武夫幸多事”的高谈阔论后，大鸟圭介首先答词，“甚是，适有同见。我廷视韩匪太重，骤遣大兵，我年逾六旬，讵愿生事？即电阻后来各船兵”，紧接着便抛出了此次来访的真实用意，“接津电，闻华发兵两千来汉（汉城）？”袁世凯未解其中深意，顺势打包票，“果汝能阻续来之兵，我亦可电止加派。”大鸟圭介原本担心混成旅团尚未全部登陆前，中国派出大军抢先进驻汉城，可能会造成日军登陆困难的危险，于是采取了这招缓兵之计，没有想到袁世凯如此头脑简单地中招。会谈最后，大鸟抛出“我除八百外（指当时日军已经到达朝鲜的800人兵力）尽阻之，你亦电止华加兵，我二人在此可推诚商办”的约定，[27]令袁世凯大喜过望。
借着叔父的关系当上官，又凭着心狠手辣和办事火爆得到李鸿章重用，以朝鲜太上皇自居的袁世凯完全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面似和善的老人，是个如何厉害的对手。大鸟圭介，1833年出生于日本兵库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学习汉学、医学和近代炮兵学，成为德川幕府的陆军军官。日本戊辰内战时，他身为对抗明治政府的虾夷共和国陆军司令，虾夷共和国败亡后被捕入狱。1872年出狱，赴欧美各国考察政治，回国后任官工部省，投身工业建设，颇有建树。此后历任工部大学校长、元老院议官、华族女学校校长、学习院院长等职，1889年开始出任驻中国、朝鲜公使，以工于谋略、遇事镇定闻名。
根据东学党已散、派兵援朝前提条件已无的情况，袁世凯决定由朝鲜政府出面，提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军。接连到来的“捷报”，令李鸿章喜出望外，当即终止向朝鲜增派军队的计划，电告在朝中国军队统领叶志超、聂士成立刻停止所有军事行动。[28]
6月14日，总理衙门又收到李鸿章转递的袁世凯喜报，袁世凯称已经和大鸟圭介商妥，“华撤兵伊即同撤。”阅历深厚的李鸿章，此时似乎是觉察到了一点什么，回电给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袁世凯，“大鸟既与汝约定，日兵究何时必撤？是否尽撤？须取伊信函或回文为据。”[29]对此，袁世凯并不以为然，报告“日信谣防华，遣兵太率，徒足贻笑，鸟甚急”。[30]
然而到了15日，事态发生变化，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李鸿章通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汪凤藻称，朝鲜驻日外交官赴日本外务省，以东学党剿平、中日两国应撤兵之事相告，而日本外务省的回复是从未接到大鸟圭介的任何这类报告。李鸿章急忙就此致电袁世凯，要求“确查电复”。数日来电报不断的袁世凯，瞬间没了声音。16日，汪凤藻再度报告了一个从日方得到的讯息， 误打误撞（4）
“日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测。”就在这天中午，大岛义昌率领的日本混成旅团主力2673人全部登陆仁川，日本政府一并向中国提出了极具挑衅意味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17日，混成旅团另一部登陆釜山，至此朝鲜汉城、仁川、釜山三个重要城市均被日军进占，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力对比天平出现严重倾斜。
大鸟圭介与袁世凯的所谓约定完全扯破，颜面极度无光的袁世凯急忙与大鸟圭介磋商，仍然想抓住这根他认为十分和善的救命稻草。看到日军大举临境，屯兵在牙山的清军统帅叶志超也坐卧不宁，电报袁世凯，意欲乘日军大部刚刚登陆仁川、釜山之际，急速率领清军进据朝鲜首都汉城。仍然在做中日同时撤兵迷梦的袁世凯对此持反对意见，立即致电李鸿章制止住叶志超。
袁世凯与大鸟圭介谈判时，大鸟圭介态度和善，有议必应，但在和谈室外，日本军队挺进的脚步丝毫没有停滞。至此，袁世凯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以他的知识和本领已经无法收局，决定尽快自找退路，电禀李鸿章，“是在此谈商无济事，可否乞电汪星使（汪凤藻）在倭商办。”[31]
回朝（1）
对袁世凯在此重要时刻竟然想要抽身事外的表现，李鸿章在回电的言辞间透露出不快，命令“汝须力阻大鸟勿调新到兵赴汉为要”。[32]
此后，借着重兵临境，日本对华交涉步步威胁，丝毫不让，意图割裂中朝间的藩属联系，改组朝鲜现政府，成立亲日政府。清政府以总理衙门、驻日公使为主与日方谈判，袁世凯在朝鲜事实上处于消极怠工状态，只是虚无缥缈地称自己在联络驻朝外国外交官谴责、劝说日本，再就是不断要求李鸿章派重兵赴朝，震慑日本。
6月30日，中日朝鲜问题交涉逐渐陷入僵局，日本藉着军力不断威逼朝鲜政府单方面接受日本提出的废除与中国藩属关系等要挟，朝鲜境内局势日益紧张。当天袁世凯连发数封电报给李鸿章，先是以日军到朝已近万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为由，申请回国。而后又称朝鲜与日本密谋，决定不认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日军可能会用兵押送自己出境，“果尔辱甚”，申请先回国。李鸿章于第二天回电，“日允不先与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33]
7月3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提出单方面改革内政纲领，4日袁世凯又搬出不知真假的“韩廷犒赏日兵米肉甚多，韩喜日”故事，申请“应下旗回”。李鸿章将其请求转奏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回复日本政府当时只是坚持要朝鲜承认为自主之国，并没有直接剑指中朝宗藩关系的文字，此时如果袁世凯从朝鲜撤旗回国，反而显得中国与朝鲜失和，“办法匆遽失体”，要求“万勿轻动”。[34]
7月5日，针对日本要求改革内政的最后通牒，朝鲜政府请求日本宽限2天回复。当天中午，袁世凯显得惊慌不已地致电李鸿章，坚决要求立刻回国，“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指清政府如准备与日本战争），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乞速示遵！”[35]下午时分，再度电报李鸿章，“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提出可以属员唐绍仪在朝鲜代理自己的职务。[36]
6日，总理衙门作出指示，因俄国驻朝代理公使韦贝即将赴朝，有望帮助调停中日朝矛盾，要求袁世凯在“势不可挽”之前，必须在朝鲜“静候”，等待与韦贝会商。归意已决的袁世凯不得已继续留在朝鲜，对外交交涉全无心思。当天袁世凯电报给李鸿章身边的红人、津海关道盛宣怀，请他帮忙在李鸿章跟前美言，将自己调回国内。“盛大人：密。凯为华使，系一国局面。韩若华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况现势决非文字能详，乞求相调凯回，禀商办理，派员暂代，通消息。”[37]
回朝（2）
7日，日本给予朝鲜答复的最后通牒到期，朝鲜国王下令成立“改革调查委员会”的虚设机构，企图以此蒙混日本，日方极为不满。在威逼下，朝鲜国王李熙于8日颁布罪己诏，原则上同意进行日本主张的内政改革。10日，日朝代表在汉城南山的老人亭会商，日方拿出26条直接干涉朝鲜军队、国体、外交等大政的所谓改革具体方案，逼迫朝鲜于15日就是否施行，作出明确答复。
预感局势即将发生剧变，11日袁世凯突然称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随即先斩后奏，以“未便晷刻废事”为词，直接将职任交给属员唐绍仪代理。[38]
7月15日，朝鲜政府以日本以大兵压境，又限定日期要求改革内政，有干涉朝鲜内政嫌疑为由，婉拒日本要求。李鸿章当天得到了这条消息，不过汇报人已经不是袁世凯，而成了唐绍仪，唐绍仪在汇报中还进一步为袁世凯的病况作证。袁世凯则通过唐绍仪在电报中不露声色的“俟袁道至津稍痊面禀”等注明，准备一旦李鸿章、总理衙门对此不作公开表态，就当成是默认批准而立即返回天津。出乎袁世凯的预料，16日总理衙门转发上谕，清政府以皇帝上谕的最高命令形式，指令袁世凯“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39]
被这一命令五雷轰顶的袁世凯，立刻精神抖擞地电报李鸿章抗议，为了回国，经历多年宦海生涯，似乎已被磨灭的纨绔本性完全展露出来。“凯病至此，何可得保辱国？”，“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40]代理袁世凯职务的唐绍仪也及时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41]此招果然奏效，7月18日，袁世凯终于盼到了望眼欲穿的调令，“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42]旋即登轮回国，于22日夜抵达天津。[43]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战事爆发时，袁世凯已然身处事外。袁世凯在朝鲜见难而退，不肯担负责任，尤其是最后时刻为了回国而上演的丑剧，令李鸿章异常不满，很快以其熟悉朝鲜情事为由，勒令其返回朝鲜，到平壤前线任事。
近一个月后，8月16日，军机大臣翁同 的府上来了位年轻人，袁世凯的堂弟袁世勋受托，前来说情。
“袁世勋（敏孙）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阳（李鸿藻）主持，因作一札予高阳，即令敏孙持去。”[44]
回朝（3）
当局者迷的袁世凯，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对日交涉中输给了日本人，也不愿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看到伴随着战局的恶化，淮系日薄西山，且又对李鸿章将自己重又派上前线的举动感到不满，借着叔父袁保龄曾是清流领袖李鸿藻门生的关系，私下里悄悄投向清流，寻找其他升迁的道路。
对袁世凯在朝的表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回忆往事，曾不无愤然地说到：
“合肥（李鸿章）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壬午事件）攘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袁世凯与商谈签订中日1885年《天津条约》的吴大瀓是亲家）无乃太疏！”[45]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末期入都，战后的一天，恭亲王也问及此事，李鸿章的回答耐人寻味。
“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46] 第二章提要
偌大中国何以输给小小岛国——日本，且致如此一败涂地？在故纸堆中认真作一番翻检搜求，还真能找出不少线索。碍于财政，北洋海军的规模及装备在战前已远逊于对手；陆军相形之下，更为没落，募集、训练、装备、后勤，一无所长，且国内所谓“北洋精兵”仅赖地方维系，竟被划归在国家财政体系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洋一脉搏倾巢而出的日本，欲求一胜，真可得乎？！
提及清朝后期中国的军力，留给今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还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诅咒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僚，仿佛将这些“奸臣”们统统予以更换，或许整个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将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战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