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问
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交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阴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交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们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显得如此退缩？他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在奏章最后他得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作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1]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1）
其实对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敌我实力判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折上递几天前，就已经表示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当7月1日时，清廷上谕李鸿章，认为中日局势“将有决裂之势”，要求李鸿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后，我方该如何应对，预作准备。[2]李鸿章接旨后随即奏复，其内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迥异于舆论普遍的军力估计，李鸿章报告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仅仅只有8艘，陆军方面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称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先筹饷二、三百万两，增募士兵，显示出现有兵力并不充足。这种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接报后，清政府吃惊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谕，由驿站用500里加急这种特殊的报信形式，快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
“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3]
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凭空分析清军优于日军，不解为何对日示弱时，李鸿章的详细报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内。这份文件，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
李鸿章首先报告海军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资海战。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4]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2）
清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兴起了创办近代化西式海军的浪潮。在清政府建设海防的布署图上，原计划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北洋水师负责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沿海防务，而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南洋水师负责余下的从江苏直至南海诸岛的防务。实际操作中，因为经费有限，该项规划逐渐调整成优先发展防御京畿门户的北洋水师，而南洋水师因为辖区内福建船政上奏将部分造成的舰只编组为船政水师，分解了福建、台湾海峡的防务，两广总督又独自在绿营广东水师的基础上，改换蒸汽舰船，分解了广东、南海诸岛的防务，至使南洋水师的防区缩水到只有江苏、浙江两省，重要性也随之降低。
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全力建设北洋水师，紧追世界潮流，陆续从英、德等国购买了一批先进舰船装备，并且聘请国外海军军官，模仿英国海军模式，严格训练。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带有确定部队编制意义的重要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将北洋水师正式更名为北洋海军，虽然名为北洋，实际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国家海军。此时的北洋海军，是一支拥有25艘舰船，旅顺、威海、大沽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因为舰队中有“定远”、“镇远”2艘称雄亚洲的一等铁甲舰，北洋海军当时也被誉为亚洲第一。
然而，那已是1888年的往事。从1888年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建设已经一劳永逸，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反而紧缩开支，甚至在户部尚书翁同 的主张下，严令禁止再添购新的舰、炮、军火。正如李鸿章在报告中所说，除去不能出远海作战的鱼雷艇、蚊子船、练习舰、运输舰，以及舰龄过老，随着岁月的剥蚀，已经从购买时的概念舰沦为落后老舰的“超勇”、“扬威”外，北洋海军的主力的确仅仅只有8艘军舰。至于其他
3支非经制的舰队，除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两广将广东水师3艘主力军舰借调给北洋外，南洋和船政水师或是军力不济，或是训练不足，根本无从支援北洋海军。囿于种种原因，在奏折上李鸿章只说了军舰的数量，没有交待这些所谓的主力舰当时的技术状况。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的舰龄都将近10年，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的舰龄接近7年，舰队中最新加入的福建船政造军舰“平远”舰龄也已5年。北洋海军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每年都要执行从北到南、沿中国海岸线巡逻和宣示主权的行动，其巡防区域最北端到海参崴，中经朝鲜、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达南海诸岛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动力系统产生了极大的损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但均没有下文。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3）
比军舰老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军舰样式的落伍。蒸汽化军舰兴起于19世纪40、50年代，进入
90年代，随着舰船技术、海军战术的不断更新，舰船设计处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军舰设计推陈出新，一日千里，往往一些建造时还被认为属于个中翘楚的军舰，等到下水服役时就已被新的设计、技术所淘汰。可以说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军的军舰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在设计建造时，几乎每一艘都是同时段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然而只过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已被宣布落伍．
19世纪90年代左右，舰船设计领域内名为“新学派”的势力异军突起，专门针对既往的军舰，提出了依托于新式高射速火炮的全新理念，即不再一味追捧军舰火炮口径的大小，而采用大量的高射速的新式火炮，以密集的弹雨来击溃对手。
1891年琵琶湖事件后，北洋海军应邀访问日本，提督丁汝昌在访问过程中已感觉到日本海军不同寻常的发展速度，归国后就向李鸿章提出购买快船、快炮的呼吁。1894年，北洋海军再度访问日本，短短几年间日本海军迅速扩张的势头，更令人吃惊，归国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添购新式装备。就在这一年年初，李鸿章上奏清廷要求为北洋海军更新装备，所得到的回应则仅仅只是光绪皇帝“该衙门知道”几个红字批注。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仅有8艘主力军舰的说法，已经让清政府内的很多人吃惊，可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日本海军此时的实力，恐怕就要毛骨悚然了。
日本的近代海军几乎和中国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期间因为琉球事件、朝鲜壬午和甲申事件，始终呈现着一种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的形势。早期，两国争先恐后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国购买了“超勇”级，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筑紫”，旋即又购买从“超勇”级改良而来的“浪速”级，看到日本购买了“浪速”，中国则立刻购买从“浪速”改良而成的“致远”，然而到了北洋海军成军后，这种竞赛就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琵琶湖事件发生，日本立定要入侵朝鲜、中国的谋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李鸿章可怜兮兮的8艘军舰相比，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31艘（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
11艘、炮舰17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
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5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9艘，其中有2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这些军舰身上，充满了对付既往旧式军舰的杀手锏。[5]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4）
1894年时亚洲第一海军的桂冠已经属于日本，北洋海军无论在舰只数量，还是先进程度上都望尘莫及，唯有的一点可弈之资，就是训练。视北洋海军为假想敌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这一点，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孤本日本海军情报书籍《清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评估。
“（北洋海军）军纪、训练全部学习英国……从舰上官兵的活动观察，纪律极为严肃，武器保养、舰内配置非常到位……舰队内号令均用英语，舰内的布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英双文，舰上的各种训练虽然难免喧嘈杂扰，但极为迅速活泼，从持枪练习来看，姿势标准、动作敏捷。北洋舰队跨国远航活动不多，但在本国沿海的航行非常频繁，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1889年旅顺演习时，舰队出港动作迅速、运动中阵型保持良好，这绝对不是可以轻侮的进步。”[6]
但是在技术较量几乎占据决定因素的近代战争中，人是否就一定能胜天呢？这不
由得不让李鸿章为之担忧。还是在李鸿章上奏的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电李鸿章，申请率领战舰深入日本军舰密布的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讥讽“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7]
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1）
甲午战争爆发前，对海军实力的估计还有少数国人保持清醒，认识到中国弱于日本，但在陆军方面，则几乎是众口一声，包括总理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内，都估计中国陆军最终将凭借人数优势战胜日本。可在李鸿章7月4日的奏折里，并得不到这种乐观的印象。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较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8]
清代入关以后，以八旗和绿营军队为经制（有国家正式编制）常备军。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八旗兵力为250078人（其中驻防北京和直隶148200人，驻防东三省45117人），绿营兵力440413人（直隶40805人、山东17667人），总计全国常备军69万余人，直接在甲午战争前线各省的兵力超过20万人。但在李鸿章计算的北洋边海防军队数字里，却出现了八旗、绿营根本不在其内的咄咄怪事。
这种怪事的缘由，是清政府官场内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又说不得的秘密。自从入主中原以来，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缺乏更新，更重要的是吏制的腐化和训练的废弛。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被西洋列强打得疲于奔命，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更是全无一用。甲午战争前，这支清政府的常备军战斗力早已尽丧，只能勉强充当维持社会治安的角色。可就是这么一支腐烂到极点的“军队”，因为是曾经帮助打下江山社稷的皇朝子弟兵，属于赖以维系政权存在的“祖宗旧制”，改革之刀无法触及，每年清政府并不宽裕的财政要为这支吃闲饭的队伍支付2000万两银上下的粮饷开支，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可谓是清政府机体内的毒瘤。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鸿章在奏折里点算出来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军队，大都来源自民兵，并不算在清政府的国家编制内。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八旗、绿营一败涂地，万般无奈的清王朝被迫起用汉族大臣回籍练兵，以名为勇营的地方自募民兵力挽狂澜。战争中，出现了几支战斗力旺盛的著名勇营部队，其中包括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张曜的河南子弟兵嵩武军，由皖军演变出的宋庆毅军，还有脱胎于湘军而自立的左宗棠楚军，其中尤以湘军、淮军最为出众。
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2）
这些勇营军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内战硝烟中被迫努力获取近代武器来装备自己，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后，它们已然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装备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并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通过捐税自筹的军队，滑稽颠倒地以民兵的待遇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
甲午战争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勇营部队，以及模仿勇营的制度挑选绿营精锐改编训练成的练军，总数为459367人。如果算上八旗、绿营，全国军队的规模看似非常庞大，达到
114万人以上。在这上百万的大军中，勇营、练军是骨干，而在勇营、练军中始终保持练军习武，装备较为精良，战斗力较高的，其实只有驻扎在北洋沿线的一部，亦即清政府责令直接担当对日战守的军队，其余大都战斗力低下，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向北方集结调动十分困难。
根据李鸿章的报告，结合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等勇营军队，计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642人。另加上驻在奉天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共14639人，总计北洋沿线的清军主力53281人，这也就是清政府全国精锐陆军的总数。[9]由于这些军队中，很多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调动，其中真正能够用作机动的兵力仅有驻扎天津的卫汝贵部淮系盛军11384人，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357人、以及驻扎奉天等地的左宝贵奉军3879人，总计只有2万5千余人。
在此后的实战中，北洋陆军机动兵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应对颓势，李鸿章不得已又把大量留驻炮台要塞的守军也投入野战场，结果仍然无法在战力上超过对手。同时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被迫招募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军根本无法发挥先进武器的作用，导致重镇接连失守。随着五万余陆军精锐的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抽调各省的勇营、练军应付，却更加不是日军对手。
而在同一时代，日本陆军已经全面推行义务兵制，普及军事院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参谋部制度，全面实现了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去守卫本土各要港的要塞炮兵等部队外，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编为7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甲午战争中几乎全部投入中国战场作战。[10]日军战时兵团称为“军”，通常由两个野战师团为主组成，总兵力三万人以上，由此可见，日军每个作战兵团的兵力都要超过清政府全国精锐机动陆军兵力的总和。 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3）
在近代化陆军兵力上不敌日本的同时，军队的作战能力相比起日军，差距更大。包括精锐的北洋淮军在内，清军的勇营部队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的制度，最大的建制单位仅为营（步兵一营人数400—800人，骑兵和炮兵一营人数100—300人），又没有近代化的司令部指挥系统，战时大兵团指挥极易出现混乱和失控。至于近代化的后勤供应、医疗卫生，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人员方面，军官阶层大都没有任何近代陆军指挥、作战知识的教育背景，仅仅是因为自己或长辈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立有战功，而逐级晋升，所掌握的战争知识主要依靠以往内战中的自学摸索，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士兵阶层则更没有任何系统的近代军事知识培训，至多学习一些诸如队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队中的统将和兵士还算有一些实战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成凋谢，这一点点经验也早已荡然无存。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20年前，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11]盛军是整个淮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可以想见。
如果说北洋海军虽然硬件战力不如日本，多少还有训练出色的优势外，陆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具备，兵力、战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负了百万雄师的虚名，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兵力弱小、装备了西式武器，但是仍停留在中古状态的军队。 轻于一掷（1）
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各开放口岸和外国交涉的事务，除了在中央设立统一的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清政府还分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处理具体的交涉事务。1875年台湾事件后，清政府又分别赋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办南北洋海防的责任，负责海陆防务。
甲午朝鲜事起，相关外交交涉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职责。朝中有关备倭的主战声音出现后，李鸿章管辖下的北洋沿海驻军责无旁贷地成为战守之军，后人曾称当时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并不为过。
因为明白北洋海陆军的内情，李鸿章从日本介入朝鲜、意图生事开始，就始终不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寄希望于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须要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更何况当时日本已经下定了要和中国开战的决心，因而李鸿章的外交交涉始终不得要领。
看到日军不断增兵朝鲜，剑拔弩张，而担负军事、外交职责的李鸿章仍然忙于争取列强调停。以批评时政、参劾官员为职责，且满脑子天朝上国、统驭万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无法容忍。局势渐渐紧张之际，清流言官针对李鸿章的弹劾也变得越来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鸿章痛陈北洋军力不足的苦衷后，催促李鸿章备战的奏折仿佛不约而同般，在言辞与内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设计。北洋海军之所以发展停滞，是因为清政府以节省支出为名，缩减海军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议者就是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 。所以，言官们对海军的参劾，都避开海军军力本身不谈，只是毫无来由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导致海军士气低落。
陆军方面的情形更加可笑。作为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沿岸驻军，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而是李鸿章左支右挪负责养兵，由于地方财政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旦大敌临头，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先锋，申饬起来并不是很理直气壮。所以当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报告，并没有人敢于指责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指责其不敢使用陆军是畏敌如虎。
从小受师傅翁同 思想熏陶的光绪皇帝，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在对日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
7月16日，朝鲜局势日益恶化，言官们连日来力言主战，抨击李鸿章畏缩的攻势在此背景下获得成功，当天清廷发上谕，严辞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2]清廷已不容许就军力问题再作辩白，而直接催逼着李鸿章快快把北洋的军队全部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捷音变奏曲（1）
提要
丰岛遇袭，济远战舰上以方伯谦为首的官兵先是以功受奖，声震宇内，而随后不久，指责不平之声便纷至沓来。同时遇袭的鱼雷艇“广乙”上的官兵、亲历战场的多名洋人，甚至来自日本一方的证词，都指证方伯谦及济远舰并未如最初所说那般“作战激越，以尾炮退敌”，而是“升日本旗，抱头鼠窜”。更耐人寻味的是，有迹象表明，李鸿章、丁汝昌这两位直接主管的官员，似乎在第一时间就发现此案的疑点，为何他们却又同时选择了三缄其口、不置一评？
捷音变奏曲
1894年7月16日，鉴于日本就朝鲜交涉一事所持的强硬态度，在主战的清流派影响下，清廷做出“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的决定，严辞饬令李鸿章迅速准备对日战守。针对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占据汉城、仁川等朝鲜南部重镇的情势，李鸿章从北洋陆军中抽选精锐，一部从北路进军，意图进扎朝鲜北部重镇平壤，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的制衡局面，另选一部，由海路直接运往朝鲜牙山登陆，增援最初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出的叶志超、聂士成等部，希望以此和北路驻军南北呼应。
7月23日凌晨，日军连日威逼朝鲜政府改革内政不成，悍然出兵占领王宫，建立傀儡政权。取得所谓驱逐在朝清军的授权后，日军又于25日在牙山湾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中国舰船，挑起了丰岛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广乙”号鱼雷巡洋舰力战伤重，被迫在朝鲜西海岸搁浅自焚，租用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被日舰野蛮击沉，运输舰“操江”被俘虏，唯有“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全身而退。
26日早晨5时49分，伤痕累累的“济远”舰回到北洋海军驻泊基地威海。得到战事发生的消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急忙于当晚7时率领“定远”、“镇远”等海军主力舰只出发，前往战地一带搜寻日舰。[1]“原冀截冲寇船，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庶微足雪死士之冤仇，泄臣民之公愤。”[2]有关丰岛海战的具体情况，则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向李鸿章作出直接汇报。
“二十三日，突有倭兵船多只，在牙口外拦截我兵船，彼先开炮聚攻，‘济远’等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济远’中弹三四百个，多打在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致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人，并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处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倭船伤亡亦多。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又运送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倭船击掉。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山寸峻西南，亦被倭船击中三炮，遂停轮而沉。”[3]
捷音变奏曲（2）
方伯谦的这份报告后经李鸿章转奏，是清政府决策层对丰岛海战所获知的最初印象。报告里除去无武装的“操江”、“高升”的损失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济远”远比“广乙”突出的奋战情形，尤其是午时用尾炮击中、击退日舰的情况，则简直是反败为胜的重大战果。
北洋海军效仿英国制度，舰上都有完备的航海日志，定期还需要上缴作为重要文书档案归档备案。“济远”舰在海战当天的日志中对战事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可以视作对上述报告的重要佐证和补充。
“上午四点起锚，同‘广乙’开行。依山而行，方向不定。上午五点半，看见远处有烟。上午七点，见倭船三艘前来。七点一刻站炮位，预备御敌。上午七点四十三分半，倭督船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倭三船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战到十点，彼此停战。十点一刻，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敌船一见‘操江’，即来追赶。行缓故不及追赶也。
十一点，见倭督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敌，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4]
从日志中的描述看，“广乙”开战后就“自行驶去”，给人“济远”独自作战的印象。另外，尾炮击毙日舰提督，以及日舰挂中国龙旗逃跑等记录进一步加深了此战反败为胜的性质。最后“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则圆满地解释了为何击伤日舰后，没有进一步追击获取更大战果的原因。
时隔4天，7月30日回到威海的丁汝昌经过分别询问“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及舰上的官兵，做出正式报告。
“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5]
捷音变奏曲（3）
丁汝昌的报告表面上看是对方伯谦最初报告的补充和细化，所传递出的大致信息相仿。但如果细细推敲，丁汝昌报告里称“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但绝口不提“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并没有直接关系。
丁汝昌为正式具文报告，必然会调查“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而且“济远”的舰员接受询问时，多少也会透露出一些日志所载的重大战场情况。但在丁汝昌的报告里，无论是击毙倭提督，还是日本军舰挂龙旗而奔等战果都没有着重提起，反而只将其定性为风闻，这一情况更显特殊。
中午时分接到丁汝昌的电报后，李鸿章在当天下午回电表达自己的看法，电文中一语道破天机，“‘济远’接仗情形已悉。前已据方伯谦电禀，转电总署代奏。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此即表示对方伯谦电报中的尾炮击退日舰一事有所怀疑。同时李鸿章告诉丁汝昌，根据驻日公使汪凤藻在日本获得的情报，“未言提督亡，‘吉野’沉。”[6]
不过无论是丁汝昌还是李鸿章，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判断上呈清廷，也没有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追查。这种看似纵容的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清流舆论压力。清廷责成李鸿章向朝鲜增兵之前，就已经接连有言官奏参李鸿章，清流一派亦有意争夺李鸿章北洋海防驻军中拥有国家编制、且耗费巨资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
7月17日，礼部右侍郎志锐上奏参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批评叶志超和丁汝昌“铁舰不入仁川，陆军不入汉城”，是“败叶残丁”。[7]2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密奏，参丁汝昌胆怯无能。8月3日志锐上片，“请令丁汝昌来京陛见，即交刑部治罪。”8月6日褚成博参李鸿章、丁汝昌，文廷式参丁汝昌。在这种丁汝昌本人并没有任何过错，仅仅因为清流言官认为丁汝昌是在执行李鸿章的保守策略，为了将海军的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夺出，而奏章不断的情况下，丰岛海上的捷音不管真伪如何，都可以用来暂时为丁汝昌抵挡一阵。倘若此时李鸿章、丁汝昌称丰岛战报有假，清流言官将会发起一场怎样的舆论攻势，则是李鸿章所不敢设想的。
在清流阵营内，7月28日，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翁同 看到了李鸿章转奏的方伯谦报告，给他的感觉是“我船甚单，赖‘济远’，苦战，未至大损”。[8]30日，翁同 的门生张謇给老师写信，建议“‘济远’既能鏖战而回，当时战状其管带方伯谦必能尽悉，宜令李（李鸿章）详问以报，略嘉奖之”。李鸿章可能无法料到，丰岛的捷音实际对保护丁汝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还起了负面作用，张謇在信的末尾暗示翁同 “（丰岛海战）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9]
捷音变奏曲（4）
7月30日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即因此而作，但报告中推功时不提方伯谦的情况，显然引起了清流的不满。8月11日，翁同 参与拟写的电旨寄发给李鸿章，“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10]
至此，丰岛海战在清政府内正式定性。
就在丰岛海战一案定性10天前，上海《申报》上登载出了一篇明显依据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的细节编写出的报道，刻意推出方伯谦的英雄形象。是谁在给报纸投稿制造舆论，则不得而知。
“（‘济远’）驶至高丽海面，遇一日本兵船，即互相战斗，自晨战至午后三四下钟时始止。初时，船上炮兵似有畏怯之状，统带方君怒以手枪击毙四五人，余遂愿为效命，奋勇争先，炮火喧天，精神益奋，弹丸飞去，击死一日本督兵官，日船大受伤夷。忽日人放一开花炮，击中‘济远’船面，毁及船首大炮，司炮之弁及两旁士卒皆及遇难，死者十三人，伤者二十七人，舵轮亦折损。统领乃将轮捩转，仍得行驶自如，船既转，突开后面巨炮以击日船，日船受伤更甚，日兵官知不能敌，急高挂龙旗乞降，并悬白旗以求免击，其时统领正在挥兵夺取此船，忽有日兵船三号冲护而至，此船胆稍壮，将龙旗放下，依然高挂日旗，‘济远’统领乃折回威海。观于此事，是‘济远’船坚炮利，方统领更谋勇兼至，虽在洪涛巨浪之中，仍有我武奋扬之概，彼‘高升’之被击，特处于不及提防耳，否则奋兹罴虎戮彼鲸鲵，区区乌合之师，何足经我扫荡哉。”[11]
揭伪（1）
尽管官方对丰岛海战做了最终评价，但就在方伯谦受到传旨嘉奖前后，一连串证人证言陆续出现，证明方伯谦的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丰岛海战战况存在重大问题。
英国商船“高升”号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野蛮击沉，舰上船员和搭乘的中国陆军官兵死难者众多。极为侥幸的是，该船的船长，以及当时搭乘该船前往朝鲜帮助指导工事营建的德籍洋员汉纳根等人遇救脱险。8月6日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登出了一篇“高升”船长高惠悌和汉纳根等人遇救后对济物浦英国领事所作的证言，详细叙述了他们经历的海战情形。
汉纳根说：“……九点钟，我们看见最前一只船，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地向我们方面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这个情景“高升”的船长也亲眼目睹，不过他判断出那艘挂白旗和日本旗的军舰实际是中国军舰“济远”，“……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12]
在还没有能够确认日本军舰是否挂白旗和龙旗而奔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旗逃跑的消息，已经足够惊人。
很快，又有一则证据出现。“操江”是北洋海军的运输舰，7月24日下午2点离开威海，负责运送叶志超等部陆军的饷银，以及递送丁汝昌的密令给驻防牙山湾的“济远”等军舰。
25日上午，“操江”误入丰岛海战战场，于11时40分被日舰“秋津洲”俘虏。被清政府委派去朝鲜接任电报局总办的丹麦人弥伦斯，当天搭乘“操江”，和舰上官兵一起被俘押解往日本。8月14日弥伦斯在日本长崎拘留地写出了一封长信，详述自己亲历的丰岛海战情况。
“二十三早九点，见‘高升’轮船为日本大铁甲三号拦住。该船等与‘操江’相离约有三英里。‘操江’管驾即行转舵驶回，向西约行一点钟之久，见‘济远’兵船突由一岛之后傍岸驶出而行，与一日本兵船开炮互击。
……至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时，该船驶近‘操江’，突改向西偏北二度由‘操江’船头驶过，相离约半英里。‘济远’悬白旗，白旗之下悬日本兵船旗，舱面水手奔走张皇。
‘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13]
弥伦斯的说法，与“济远”航海日志中“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的记录完全不同。而且“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军舰旗逃跑的情况，和“高升”号幸存者的目击竟然一致。 揭伪（2）
丰岛海战中参加战斗的除“济远”外，还有一艘鱼雷巡洋舰“广乙”。但“广乙”在战斗中失去踪迹，生死未卜。“济远”航海日志称“广乙”一交战就自行驶去，方伯谦说这艘军舰“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使人很容易产生“广乙”作战并不积极的感觉。对此，“广乙”舰因为不知下落，舰上官兵也无法就此对证。
1894年7月底，负责管理电报局、前敌军队后勤等要务的盛宣怀接到一份特殊的英文信，在丰岛海战后首次得到了“广乙”的消息。来信人称“广乙”作战受伤，在朝鲜海滩停泊，10余名舰员到达牙山，可能已搭乘1艘英国船只返回烟台。[14]没过几天，8月4日，9名“广乙”舰水兵乘坐雇佣的朝鲜民船抵达山东荣成成山，告知丰岛当日的情况是“三倭船将‘广乙’打坏，复打‘济远’……幸船主、大副俟船搁沉十八岛，即起岸得生。”[15]8月9日，又有一批54名“广乙”舰官兵由朝鲜地方官雇船送到荣成成山。[16]至9月初，“广乙”舰的管带林国祥终于现身，一行18人被英国军舰“阿察”（Archer）送回烟台。
伴随着管带林国祥等官兵的归队，一篇采自他们在仁川时的访谈新闻稿，在不少报章上公布，而其关于丰岛海战的描述与方伯谦的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完全不同。
“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忽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汽炉，逃遁回华……”
落单之后，林国祥指挥“广乙”与优势日舰搏战，因受伤过重被迫退向朝鲜西海岸的十八家岛搁浅，为免资敌而自焚战舰，率领余部登岸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陆军，到牙山后发现叶部已经转移，此后经历颇多波折才得以辗转回国。[17]
